近日，一个标题为“Kony 2012”的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观看者过亿，相关信息在推特上的转发次数也过百万，在各大SNS都已成为热点，关注者中不乏名人政要；可以想象，假如这样的传播势头和关注热度能持续上几个月，确实能够加重此事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提高政治家为之采取行动的预期收益，这或许真的能促成在一两年内将Kony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

实际上，Joseph Kony的暴行早已被揭露和广泛报道，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在七年前便已下达，迟迟得不到解决只是暴露了国际社会尚未发展出预防和矫正此类暴行的政治机制，这一点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历史中，早已展露无遗。

这一次的不同在于，“看不见的孩子”（Invisible Children, Inc.）利用了全新的传播手段，把它变成了大众舆论热点，从运作方式看，该组织显然对目前的传播环境和西方大国的政治游戏法则有着深刻的领悟，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不小；不过，即便这件事最后果真做成了，尽管它本身令人欣慰，但世人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对国际社会处理类似悲剧的能力，改持更乐观的看法。

因为妨碍国际社会干预卢旺达或类似悲剧的那些因素，并未因此而消失，假如我们希望未来有所不同，首先需要弄清这些因素，并澄清种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没人关心非洲的事，是因为那里没石油；这是错的，非洲在美国政治日程上排序靠后，是因为那里太穷太落后，买不起大杀伤力武器，养育不出多少具有天然反美倾向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也未能向西方输出大量青年高知移民，因而不大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认识到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何美国积极干预中东、阿富汗和北非，这确实与石油有关，但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方式，若仅仅为了石油供应，独裁者更容易收买，油价也可更低。

第二个误解是：是政治家面对悲剧时的冷漠纵容了暴行；同样错了，政治家或许会很冷漠，但决不会放弃做英雄的任何机会，没人比政治家更爱扮演救世主、更爱出风头、更爱打仗，阻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不外乎：无数血淋淋的惨痛教训告诉他们，实施此类干预不会让你成为英雄，或者顶多做上几天的英雄，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在余下任期中成为过街老鼠、以落水狗的窘态度过余生、以刽子手和战争贩子垂名青史。

面对悲剧，记者和观察评论家与政治家的关键区别是：他们只需要说，不需要动手，因而可以轻易避开那些“脏手”的环节；这一点从他们的惯用句式中便可看出，他们喜欢使用被动语态：这种状况必须“被”改变，这种恶人必须“被”阻止，和平必须得到恢复；可是谁来阻止？需要做什么才能阻止？和平能在不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情况下自动恢复吗？这些疑问，常常都在被动语态中被轻易蒙混过去了，Kony2012也是如此。

LRA问题的有利之处是，乌干达政府接受并配合国际干预，这让干预更容易进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当地政府拒绝干预，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要被阻止的恶棍，或者是它的利益相关者，或者它认为外部干预者是比叛军更大的威胁，或者更糟糕，那里根本没有政府来接受干预，或者这个政府根本缺乏合法性和控制能力。

这种时候，干预者要想改变局面，只能发动一次战争，让自己成为按下战争按钮的那个历史罪人；而战争一旦发动，你又负上了重建当地秩序的责任，这意味着你必须用武力镇压各种破坏秩序者，这些都是没人愿意沾手的脏活；战争和镇压难免有伤亡和误伤，十几万大军派出去，其中也难免有情绪不稳定、精神不健全或品行恶劣的士兵，做出些罪恶的勾当，在和平主义评论家和抗议者眼里，所有这些血债，都是记在你头上的，而那些当初指责你坐视不管的人，早就拍拍屁股走开了，甚至他还站在和平主义抗议队伍里，理直气壮控诉你的战争罪行，而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言行不一之处。

正是舆论氛围中的这种内在不一致，让政治家在面对悲剧时陷于两难境地，加上本国士兵的伤亡所带来的政治成本更高，结果谁都不愿去按下战争按钮；况且，普选制所筛选出的政治家，多半倾向于追随大众伦理，而不会过分坚持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这样，指望他们凭借自身道德勇气而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伦理和历史代价，就更渺茫了。

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上述舆论环境和政治伦理局面会有何改观，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型传播环境显然无法改变它，这从本次事件的传播特征中便可看出；世人在未来恐怕不得不忍受类似的悲剧场面，或许只有当本国公民面临直接威胁时，这种困境才能被突破，因为只有当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会变得言行一致，才能被对危险的本能敏感从以往的自欺欺人中唤醒，并鼓起勇气让那些空话连篇的和平主义者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