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和伊丽莎白这段姻缘，有个重要背景，就是一战造成的欧洲王族圈大撕裂，一战前，欧洲各国打来打去，但并不影响王室间持续通婚，一战中，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彻底压倒上层的传统婚姻纽带，迫使各王族成员不得不站队表态，

英国王室自汉诺威朝以来就有很深的德意志渊源，为了表态只好将族姓从萨克森-科堡-哥塔改为温莎，

菲利普的爷爷乔治当初被挑出来做希腊国王，是因为当时丹麦足够弱小，由他接位可以避免吞并之嫌，符合1832年《伦敦协议》不许任何强国王族获取希腊王位的原则，而且乔治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很适合平衡需要，

一战中，希腊王族也被迫站队，当时希腊民众强烈亲英（实际上他们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就一直亲英，当时选定乔治之前，希腊民众在公投中95%投给了维多利亚的儿子阿尔伯特），可是乔治的继任者君士坦丁是个亲德分子，但也不敢公开得罪英国，所以选择中立，结果希腊两派就打翻了，

这次站队错误给了希腊沉重打击，在紧接着一战的希土战争中，希腊既没得到英国的实质性支持，也没在国内建立团结一致的力量，惨败之后，王室遭驱逐，菲利普一家便在其中，

可是撕裂并未结束，随着英德关系再次紧张，欧洲王族很快面临另一轮站队，菲利普的四个姐姐全部站到了德方，嫁给了德国贵族，只有菲利普跟着他母亲站到了英国一方，

而他母亲的立场正是上一轮站队的结果，他外公路易是黑森的公子，因为继位无望而跑到英国，加入皇家海军，并且一路腾达，一直做到第一海军大臣，一战期间，也是为了断绝德意志渊源，把族姓从巴登堡改成了蒙巴顿，他儿子路易·蒙巴顿，就是后来的印度末代总督，战后也曾出任第一海军大臣，和帝国参谋总长，

就是在二战前的风云时刻，菲利普步外公和舅舅的后尘，加入了皇家海军，并且采用了蒙巴顿这个娘家姓氏，

就在同一年，乔治六世夫妇前往皇家海军学院巡视，菲利普的舅舅路易·蒙巴顿（当时也在海军服役，而且是宫廷红人）承机让正好在海军学院受训的菲利普陪同公主，这才有了13岁纯情少女向18岁大表哥求爱的千古佳话

最近王室惨遭 Woke，这事我本来兴趣不大，可是看到一些共和分子又趁机煽风点火，鼓动废君，忍不住说几句，

不少人可能会觉得，像当今英王这样毫无实权的立宪君主，不过是个装饰物，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功能，存废无关紧要，

这么想是不对的，之前我讲过，有些制度元素的功能，只有在某些临界条件下才表现出来，平时没有机会起作用（因而人们也没机会观察到），只是因为宪政足够牢固，因而系统状态总是被小心翼翼的控制在远离临界条件的区间内，也就不需要它们起作用，

依我看，王座就是这样一种元素，

和美国不同，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其宪政得以维持，全赖各方对传统和惯例的尊重，这种共同尊重构成了一种被称为 fairplay 或绅士政治的文化，

问题是，没有任何自然律能保证这种文化一直存续下去，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哪些条件在维系着它，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拿掉其中任何一个显著部分，都会让它衰败，

我们尤其有理由担心，王座正是这样一种敏感部件，因为权力舞台上的参与者之所以愿意fairplay，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被同侪和大众认可为合格的绅士，这些有关*如何行事才能赢得声望与地位*的信念，并不是人类固有的，而是一个特殊的价值体系，该体系是在长期的地位竞争中经由逐级向上模仿而形成，而王室恰处于这一价值阶梯的顶端，有关何为体面何为尊贵的观念从那里涓涓而出，向下渗透，

立宪君主尤其适合扮演这一角色，因为他们超脱了现实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而后者常会陷入多少有些肮脏势利的游戏，

在此意义上，君王即便不行使任何权力，不强求任何人遵循某种规范，仅仅她置身现场这一事实，她所散发出的威仪和优雅，本身即可影响舞台上表演者的行为，促使他们表现的绅士一点，

通俗的说，王座是用来镇场子的，其在场可以镇住可能会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些妄人与妄行，而有这效果，是因为有关何为优雅何为体面，她久已成为广受认可的参照标准，（为理解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件类似的事情，当年制宪会议上，华盛顿作为主席坐在那里，并不发表意见，也不干预议程，但他的主持起了关键作用：迫使与会者认真对待此事，努力相互说服妥协，以得出某个结果，而避免谈崩散伙），

维系价值阶梯，镇场子，这些是王座的日常功能，而当临界状况出现时，它或许还会发挥出更显著的功能，在英国，这样的临界事件已经几百年没有过了，不过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例子，川毛下台前的表现，已经非常接近于临界事件，在最后几周，特别是在召见Sidney Powell等4人开会时，相当认真的考虑了军管选项，

当然，如我之前说过的，基于我对大法官和将军们的道德感和荣誉感的信心，我相当肯定的相信，他实际上做不到，可是，我的这种信心是基于对美国权力精英的当前道德状况的了解，假如三十年后，这一状况大幅恶化，届时再出现一个川毛，那就很难说了，

那么，设想在这样一种时刻，王座的存在会有影响吗？依我看，会有很大影响，我相信，假如未来某天英国面临这种状况，英王若有足够勇气，会表态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很可能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毕竟，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剥夺了英王自大宪章以来曾行使过的任何权力，哪怕实际上已很久没有行使，而没有行使只是因为fairplay的绅士政治仍然维系着，而既然这一游戏规则被打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SoIzhenitsyn:看到博主也在我大土澳，想问一个问题：1999年澳洲曾经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王室，最终共和公投失败。假如目前的英女王逝世后澳洲再举行公投，共和派能否成功？

@whigzhou: 如果此事发生在未来10年以内，我会赌共和派输，再远就不好说了

@whigzhou: #饭文#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http://t.cn/h46YAn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

@平沙_Cong: 辉格总这篇有托利党人的味道啊，我喜欢！

@whigzhou: 拥护立宪君主是我们柏克党人的光荣传统，详见《法国革命论》

@詹万承:疑问：如果君主制真能遏制民族主义情绪，那日本又怎么解释？

@whigzhou: 君主制不是遏制民族主义，而是接管了它，把它政权那里引开；日本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确实被从政府那里引开了，但政府却没控制住军队，军队裹挟君主扛起了民族主义大旗

@whigzhou: 日本的对外战争是军队甩开政府自己打起来的，然后才把政府拖了进来

@whigzhou: 明治后日本宪政结构的致命缺陷是：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但军方却能倒阁

@abada张宏兵: 但是美国独立不就是对英国的政变吗？

@whigzhou: 不是，政变是本国军队（或其一部分）颠覆本国政府，大陆军队是另起炉灶的，算是造反

@whigzhou: 我用政变为例，是想说明：有君主分走部分合法性资源，强人就难以获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所需要的价值感召力，并垄断全部合法性资源，这一点当然不只体现在军队上

君主制的现代意义
辉格
2012年6月6日

继去年的王长孙大婚之后，英国民众又迎来了女王继位60周年钻石大典，各英联邦国家也都遥望同庆，平时隐居深宫的王室一时间频频亮相前台，举世瞩目，风光无限；世人在看热闹之余，也难免提起君主制这个老话题；诚然，多数英国人和英联邦国民都希望延续这一古老传统，然而，君主制在现代政治中究竟有何作用，却很少说的清楚。

对于王室的忠实拥趸，君主制凝聚着他们所珍爱的传统价值和历史荣耀，是英国之所以值得他们去爱的重要理由，而对于更多淡然的大众而言，它至少是个无害而美丽的装饰品，就像一件古董，既然大家喜欢观赏而又无害，何必丢弃它？那么，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已完全放弃其干预权的君主，是否真的完全没有了制度价值，而仅仅是一种装饰？

假如人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近现代史上那些特别激进、顽劣乃至暴虐的军事独裁者，很少能容忍自己头上有一个君主，哪怕这个君主毫无实权，相反，在西北欧那些保留了传统立宪君主的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甚至没出现过丝毫政变的苗头，这又是为什么？

从形式和条文看，现代军队的指挥体系和规章制度都大同小异，可为何一位英国将军压根不会动武力干政的念头，而他的葡萄牙、希腊和泰国同行们却时常会动这样的念头？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看清价值观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权力来自武力，这没错，但常被忽视的是，权力更来自组织，仅凭个人武力，哪怕手持最强悍的枪炮，恐怕连一个村庄都控制不了。

国家机器只是个比喻，每个部件都是由活人而非机械所组成，每个上级指令必须获得各级人员的配合才能被执行，因而，高级将领在采取法外行动之前，必须确信能获得下级军官压倒性多数的配合；可是下级军官为何要配合你呢？假如他持有捍卫现有制度的坚定信仰，并视之为其人格与名誉的基石，就可能宁死不屈，即便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也要评估你成功的可能性，而这又要看他相信你能赢得多少支持配合者。

所以，最终决定事态的，是对现行制度和行动目标的众多个人信念在整个组织结构中的分布状态，一项行动若要指望成功，至少要有把握打通关键几条自上而下的命令执行链路，命令在通过每条链路的各环节时都能获得充分配合，这一要求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军队中，是颇为严苛的，所以，除非组织里充斥着见风使舵、信奉成王败寇的机会主义者，即便由最高级将领发动，法外行动的成功率也将会很低，这样就没人会动念头。

而正是在信念与价值观的集体分布上，君主制或许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因为立宪君主制分离了民族价值与政府职能这两大国家元素的载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一方面得益于交通、通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组织力，同时也充分挖掘利用了源自部落时代的对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情感，通过国民教育、历史与经典编纂、英雄与传说的塑造渲染、民族语言的统一等等建构手段，创造了民族这一维系现代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现代国家在拆除地区性贸易壁垒、提供普遍法律保障、创造流动性大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其成功也强化了文化认同，特别是像英国这样成功的国家，其制度保障之下的个人自由、贸易繁荣、生活富裕都有目共睹，人民因此而爱屋及乌的心生民族自豪和爱国热情，当在情理之中。

然而，民族主义也是头极度危险的猛兽，特别是当它与权力机器紧密结合时，其单一化特征与宪政与法治所需的多元权力制衡结构格格不入，当执政者同时成为民族命运的指引者与守护神，成为民族导师和民族光荣的象征，对其权力的种种制约便可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之下完全失效。

幸运的是，英国的君主制分离了两大元素，荣耀归于国王，唾沫归于首相，民族热情与爱国主义无碍于对政府的批评、对政策的反思和对权力的抗衡，首相们永远只能甘居于大管家的身份，没有扮演导师与舵手的机会。

诚然，国王已很久没有实际运用其权力，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王座没有功能，或许他的存在本身就消除了其行使权力的必要性，一项制度构件的真实功能，有时需要在边界事件而非常规状态中考察，世人不了解君主制在宪政结构中的价值，或许只是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边界事件，毕竟，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从未有过任何政变苗头。

1）这只是个命名问题，不是性质认定问题，命名可以是任意的，只要连贯一致，没有对错。

2）命名虽没有对错，却有好坏；我认为我的命名是好的，但我不能声称我的命名是主流的，我注意到了Wikipedia的constitutional monarchy词条也将其限定于光荣革命之后。

3）我认为别的命名不好，是因为：将立宪君主与虚君等同，那么又该如何命名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之间的英格兰君主呢？除非你认为他们不过是日耳曼封建体系里的另一种封建君主（federal monarchy）而已，或者是另一种类似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专制君主（absolute monarchy）而已，但我相信这两种认定都是无法被绝大多数政治学者接受的，显然，采用那种命名的人会在这儿遇到麻烦，他们丢失了一个原本最适合的名称。

4）命名和分类有两种不同的情境：政治学家在对各种政体进行分类时，和一个资料编撰者做分类时，会有十分不同的结果，比如，后者可能会死板的将朝鲜列入共和政体，而这对于前者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大概在于，现代政治学者十分普遍的低估大宪章的地位，而高估光荣革命的地位，这一现象在中国政治学者中尤其显著，几乎无人关注大宪章时代，而在我看来，大宪章和普通法在宪政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之后到乔治三世（George III）期间，英国政体类似于现在法国总统-议会混合制，而从维多利亚朝起，彻底滑向了议会专制，到一战前，国王已彻底靠边站，而上院也已瘫痪，从那时起，宪政的典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

在我看来，爱德华三世是最标准的立宪君主，而他那个年代的英格兰，可以说是君主立宪制的样板。

所谓立宪君主，乃是相对于专制君主，差别在于：君主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宪法制约的，但并不是无权的虚君，在这一点上，我说他像美国总统而不像德国总统。

在英格兰君主立宪中，对君主权力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王必须对贵族履行其封建契约义务，在大宪章（Magna Carta）之前，这些义务由封授仪式和盟誓来约束，而且内容含糊，如何执行也没有程序化和制度化，而大宪章明确了义务内容，同时规定了执行机制——由贵族议会负责判决执行，必要时可以强制国王服从。

2）征税须经征税对象的同意，直接同意或代表同意。

遵守上述两条的前提下，立宪君主保有完整的行政权力，这一状态，直到光荣革命之后，随着党派政治的发展和议会至上主义的兴起，从逐渐改变，最后沦为议会专制，立宪君主变成了如今的虚君。

读一下Edward III of England这个维基词条，特别注意其中Parliament and taxation一节，看看他有没有收到宪法制约，有没有行政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