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上台和次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为发端，历经撒切尔-里根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统一，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是个主义横飞的疯狂世纪，人类社会被各种主义者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理论的实验场，而7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无数世界改造方案的蹂躏之后，对于分立产权和市场制度的价值，人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识。

自那以后，除了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和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等少数几个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变革都明确的指向法治和市场制度，都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和推进自由贸易，对此大方向已少有分歧，问题在如何才能建立市场制度。

经过20世纪的纷乱曲折，各国的变革起点不同，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障碍，传统农业/部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有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向开放经济和全球化转型，大企业/银行/工会/政治裙带四位一体的财阀体制，左翼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劫富济贫、财政崩溃和恶性通胀，重度管制、程序不透明和行政腐败所造就的恶劣营商环境，等等。

像捷克和韩国这样成功的变革并不多见，近年来常被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国家变革过程所面临的困境；造成这一陷阱的原因，是法律系统和社会议价机制的演进速度，跟不上社会冲突的迅速增长，结果，冲突与参与的能量未能在宪政框架和法治程序内解决，而被大规模导向权力争夺、再分配和行政干预。

传统社会是低流动的熟人社会，社会规范依靠等级结构或交往伦理维持，现代化打破了传统规范，而同时，大规模市场分工和交易必定带来大量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旧规范所无法处理的冲突和纠纷，市场化过程也涉及大量新权利的创立和旧权利的重新界定，这些将对法律系统提出了严重挑战。

然而，司法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必定是零星、分散且不一致的，诉讼过程总是缓慢的且充满了争议和辩论，还常常有反复，相比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行的行政措施却干脆利落、整齐划一、所向披靡；因此不难理解，当法治进步速度赶不上迅速复杂化的分工、交易和产权形式所带来的冲突与纠纷的剧增时，人们自然容易转向行政权力寻求解决方案。

不幸的是，行政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只是表面的，正如我在前两章里试图说明的，管制和干预只是满足了人们“得有人来管管这些事情”的愿望，但并不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更多，并且自动变得越来越多，最终腐蚀了行政系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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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是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的未流血军事政变，由于得到民众广泛支持，革命进程十分顺利，它结束了统治葡萄牙长达41年的国家主义独裁政权（Estado Novo）；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1991年）里也将该革命视为第三波的起点。

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望通向一条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对此，有些评论将原因归结为人口与经济状况，诸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比例高，中产阶层薄弱，失业率也不低，等等。

这些确实可能为社会与政治动荡提供动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许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并未出现动荡，甚至还成功完成了转型；比如经济状况相似的阿拉伯兄弟约旦，过去30年人口增长了150%，近两倍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未受太大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及和阿拉伯之春初发地突尼斯一样，在革命之前都曾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制度上也伴随着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这暗示了，或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但埃及的社会精英和主要政治势力未能利用这一动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制度转型，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是因为埃及是个大国，而且不幸还是个代表了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文化的大国；在二战以来的阿以关系——从几次战争到戴维营协议——中，埃及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坚力量和首席代言人，是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和谈判的主要对手，达成和平之后，也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受援国；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神学中心。

现代化进程中，凡是代表了一种孕育了法治传统的英美文化以外的主要文化的大国，都会在制度转型上面临严重障碍，因为其精英总是会倾向于将接受已被证明为成功之道的宪政与法治视为文化上的投降和屈辱，因而竭力加以抵制，这些精英接触现代社会越深入，受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越多，其所代表的文化越古老、一度越强盛，这一文化障碍就越难以逾越。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小国的转型总是比大国顺利得多（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方面的极端案例是日本，日本的绝对规模虽也不小，但边上有个比它大得多的文化核心大国，而日本历史上总是在不断的从那里引入文化和制度元素，因而其精英从来不会对这种引入有任何委屈和受辱的感觉，实际上，一旦认定模仿对象是“先进的”或“占优势的”，日本精英在文化改宗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欣然为之，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

在对制度变革的文化抵制方面，精英远比大众更强烈、更主动、更自觉，因为一方面，他们通常更富裕，因而有更多精神和文化需要，所以更介意也更难忍受他们自认的文化“屈辱”，同时，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因而更有能力领会和谈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等非日常层次上的概念，更能对这些文化实体形成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认同。

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海湾和北非石油国家中表现更为奇特，这些国家的精英权贵，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失败的制度和失败的社会，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反思、变革甚至改宗的动力，但他们个人和家族却极为富裕，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保持自信甚至趾高气扬，巨额家族财富甚至能让他们资助一场针对西方的恐怖运动，借此疗治他们的文化自卑症，甚至或许还挣得了一些文化自豪感。

在这样一群精英权贵的主导下，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好的变革，而居于其核心与代表地位埃及，则机会更加渺茫。

农村土地流转已是多年来被讨论、观望和期待的热点话题，在宏观经济前景低迷乏力的当下，许多人更希望这方面的突破能够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新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对这一议题的一个响应和决断，从中可以看出政策当局未来四五年愿意朝在这方面走出多远。

一号文件关于家庭农场和资本下乡的表态，除了使用了一个新名词因而听起来有些新意之外，是相当保守的，对于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自发演变趋势，基本上持一种防卫和阻挡而不是鼓励和推动的姿态，只是对上述趋势中温和且不可避免的部分加以了认可，而对其中更为深刻和激烈的部分表达了担忧和拒斥的态度。

具体而言，当局认可了承包地通过流转向种植大户合并集中的事实，但同时暗示了合并的规模应限制在单一家庭以自有劳动力为主能够独立运营的程度，并且希望流转最好发生在同一村集体内、或本地农户之间，至少是有农业背景和农民身份的人之间，而不希望发生在农民与大公司之间。

这种程度的流转，其实从80年代中期承包制确立之初起就是被允许的，此后的规章条例也一再确认，实际上也一直在发生着，只是如今其普遍性已经达到了不得不将其认可为正统和主流模式的程度。

如此不难看出，政策当局心目中未来农业的理想模式是什么样子：随着农民陆续进城，他们愿意留下继续经营农业的邻居，通过流转、转让和承包权再分配，逐渐接管了他们的土地，最终达到每个家庭农场百来亩规模的状态，劳动主要靠家庭成员，同时可以采用一些机械化和集约化手段，从而提高生产率。

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可以在原有结构下就地完成，因而其对制度和社会结构带来冲击有望最小化；问题是，这种转变模式只是一厢情愿，农业生产有其自身规律，对产权结构和资源配置有着相应的要求，很难指望上述结构不变、有限流转、就地转变的模式，恰好与未来农业的制度要求相吻合。

有人以欧美经验断言，家庭农场是未来农业的不二之选，这是难以成立的，欧美确实保留着大量家庭农场，但这首先是政策刻意保护的结果，其次，欧美老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在数百年内以渐进缓慢的节奏进行的，而在此过程中农村始终维持着开放和社会流动性，是一潭活水，没有因空心化而丧失文化与价值吸引力。

这样，传统农户就有着足够的时间和制度空间对农业自身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在此过程中新的人员、技术、资源能够被吸纳进来，比如美国农村虽一直在流失年轻人，但同时不断有来自南方、墨西哥和东欧新移民来接手他们的家庭农场，实际上，当这些来源也开始萎缩之后，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在过去二十年已有了大幅扩张。

相比之下，中国农民则是在城乡壁垒打破之后成批逃离农村的，留下的可能只是因为年老或没有能力与机会，而未必是擅长爱好农业和偏爱农村生活的，更不大可能是在经营农业上有着优秀禀赋、独特想法或创业抱负的人，因为迅猛的城市化过程没有提供将这样的人挑选出来的筛选机制。

这也是为何被列为家庭农场发展典范的几个地区——松江、武汉、宁波——都处于大都市近郊，那里的农场因贴近消费市场，传统的低效率经营也能获利，都市近郊的拆迁预期也吸引了足够多本地农民留下来，同时近郊也比远乡保留了更多文化优越感，相反，在更多已经空心化的农村，未来农业只有在一个全新的基础才可能得以重建。

问题是，什么条件能够吸引人们来参与这一重建？首先要说服他们愿意住到农村就是个极大的障碍，不改变居住结构，不允许自行组织和建设社区，不能自由发展各种娱乐休闲和副业，不改变乡村生活的贫乏单调粗鄙，是没有希望的，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变，都受制于当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流转对象限制。

其次，建设新农业所需要的商业模式、经营理念、组织才能和创业热情又将从何而来？显然不大可能是年过五十的留守老人们，而更可能来自有过城市生活经历、见过世面、受过教育、有着创业精神、想试一试自己经营理念的人，或有着资本和实力来推行新型商业模式的大公司，而这些人，同样会被目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和有限流转模式挡在大门外面。

@whigzhou: #饭文#民企的未来 http://t.cn/h46YAn ……仔细想想会发现，张五常的县级竞争理论很难成立，首先，将地方政府视为拥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人格化主体，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即便地方政府具有这样的特性和能力，其所追求的也不大可能是长期利益，更可疑的是，它能否对自己的许诺承担责任？……

@whigzhou: 有朋友说是不是太悲观了，我说：当然这只是最坏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假如这种局面出现，我也不会惊讶，倒并不是强烈的预期这种局面就要出现。但我特别不能同意一种流行说法：不可能回到过去了。实际上，倒退回去是完全可能的，历史上类似的倒退也并不少见。

@whigzhou: 首先需要放弃的一种幻想是：面对暴政加剧和奴役强化，人民会奋起反抗，局面会爆炸，其实根本不会，暴政都是在它开始松动的时候被打垮的，反抗都是奴役削弱的结果，大致如此

@whigzhou: 特别是贵国这种长期习惯被奴役、常常爱上暴君的舔屁沟民族。

@whigzhou: 另外，移民那么方便，愤懑骚动精英一挤就都出去了，人口萎缩，失败不满小屌丝越来越少…怎么看都不像口会爆炸的锅

@愤怒的破事: 历史当然可能倒退 但在有些条件和要素已发生改变且不可逆的情况下 是退不回去的 所以重点在于 这些要素具备了没有

@whigzhou: 要素可以一样样给你清除掉，只要每次只得罪分散的、不具组织力的一部分人就行，还记得农民的土地权是怎么一点点被夺走的吗？整个工商业和专业阶层是怎么被清除的？

@whigzhou: 当暴君日益强化奴役时，奴隶们通常的反应不是反抗，而是争宠，这很可悲，却是现实

【后记】这些元素又不是在过去三十年第一次出现，被抹掉过好几遍了都，希特勒曾被认为只是个笑话，49年没逃走的人也都觉得贡产党不至于X吧，不至于Y吧，不至于Z吧，结果比XYZ加起来还厉害十倍，超出所有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