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世纪末美国反托拉斯运动[1]兴起以来，垄断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它又往往与大型国营企业联系在一起，因而无论何处，它都名声不佳。

不幸的是，人们在谈论垄断时，常常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某些厂商凭借竞争优势排挤了其他厂商而取得的垄断地位，而另一种是法律或行政规定赋予某个厂商的垄断权利，即，在前一种情况下，垄断者以外的厂商不进入市场是因为这样做无利可图，而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们进入。

前一种又叫自然垄断，反托拉斯反的就是这种，名义上这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实际上纯属庸人自扰，因为假如有其他厂商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产品，那早就有人这么做了，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它。

对于自然垄断者，尽管垄断地位确实可以让他们通过差别定价等手段榨取消费者剩余，但这么做的上限是：不能让价格高到足以吸引潜在竞争者进入；所以，无论垄断者如何绞尽脑汁压榨消费者，它实际上总是当时的技术和商业条件下消费者所可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卖家，这是因为每个垄断者身边，随时有着无数潜在竞争者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正因此，反垄断法唯一能做到的，只是恶化垄断者的处境，这或许能满足某些人的嫉妒心，但对消费者却不可能有丝毫帮助（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15篇详细讨论）。

反垄断法由于其理论的内在混乱和矛盾，常常会引出一些荒谬的结果，比如我们在第6篇讨论规模化所带来的产能投资风险时已提到，许多时候，厂商在做出扩产决定时，必须确信从此刻到新增产能投产之间，价格不会被竞争者同样的扩产行动大幅拉低，而这一信心只能来自其足够强大的垄断地位。

所以，假如一个市场中全是没有垄断力的无差别厂商，那么，任何扩产决定都不可能做出，因为那么做明摆着是找死，因为产能一旦形成，投资就成了沉没成本，而充分竞争条件下市价将由边际成本决定；如此一来，反垄断法旨在禁止生产者凭借垄断地位谋求价格优势的干预，实际上等同于阻止一切产能投资。

对此，罗纳德·科斯有个简单漂亮的总结：

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法官就说是垄断定价，价格跌了，就说是掠夺定价，价格不变，就说是勾结定价。[2]

———————-

[1]见wikipedia: anti-trust和United States antitrust law。

[2]源自William Landes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口头转述，译文引自薛兆丰博客：http://xuezhaofeng.com/blog/?p=406

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
辉格
2011年1月6日

新年之际，发改委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用以代替2003年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旧规定是在原《价格法》基础上发布的，篇幅不足一页纸，而新规定的成文法依据则是08年的《反垄断法》，它基本上全盘采纳了欧美主流反垄断理论，对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格策略与价格协调机制作出了全面限制，其篇幅也数倍于旧规定。

值此通胀蔓延、物价腾涌之际，这份规定或许可以体现管制当局对民众所受通胀之苦的体察和关切，而新规定发布与生效间隔的异常短暂，似乎也透露着某种急切；但遗憾的是，源自美国的整个反垄断法律和政策体系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中，反垄断法对改进市场制度从未起过正面作用，它只不过为管制官员、律师和经济学家等行业创造了大量职位。

具体而言，反垄断法的理论出发点是完全竞争模型，而所谓完全竞争在逻辑上就是无法成立的（即便是近似的成立），它只是早期经济学家为绕过某些数学困难而做出的随意简化，不幸的是，这一简化对人们理解市场的真实运行机制造成了严重误导。

在所谓完全竞争状态下，每种商品都有无数无差别的卖家，他们出售的商品质量上毫无差别，其产量决定也无法影响价格，因而也无法实施独特的价格策略；然而，对商业史稍有了解便会知道，大量无差别厂商的市场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没有独特之处的小厂商会迅速被吞并，即，任何一种商品，如果没有实施差异化的空间，其市场很快会被极少数厂商所垄断，中小厂商得以立足的诀窍便是实施差异化和寻找特殊生态位，也就是为自己构筑垄断地位，这是产业界尽人皆知的常识。

这样一来事情便很奇妙了：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无差别，但果真无差别了结果就是高度垄断，而真正热闹非凡层出不穷的竞争，却总是存在于那些能不断出现差异化的产业之中，换句话说，一个高度竞争市场的存在前提是，其中每个厂商都必须拥有相当强的垄断地位，这是多么矛盾啊；但这一矛盾仅对书呆子经济学家才是矛盾，因为他们把垄断看作竞争的对立面，而没有理解在真实市场中，垄断恰恰就是厂商展开竞争的一种方式，且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

有人或许会问，那能不能把每个厂商的垄断力限制在某个水平，从而确保任何一两家厂商都不会占据大半市场份额呢？确实可以做到，代价是压制创新并阻止规模经济发挥作用，而实施的手段就是不断的摧毁那些最成功的企业，简单说，就是打击乃至摧毁市场机制中最积极而有益的那些方面。

当你开发出一种成本更低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后，或者寻找出一种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组合服务的商业模式后，并购常是实现这些创新之价值的唯一可行途径，而有机扩张在资本开支和推行速度上都将大为不利；产业史上，无论技术、管理还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其实现扩散和替代的各种途径中，并购历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而反垄断法将压制这一过程，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规模经济才能发挥作用的创新。

反垄断与创新在根本上就是相抵触的；不妨把创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已有商品的局部改进，即所谓的微创新，第二类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满足此前由其他商品来满足的需求，比如汽车相对于铁路，第三类是挖掘出一种全新的需求并加以满足，比如太空旅行；对于后两类，创新者实际上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新市场，他当然是对之拥有“支配地位”的垄断者，即，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全民公敌。

实际上，每个创新者从他构思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那一刻起，最关切的事情莫过于如何确保其创新价值不被大批模仿者迅速淹没，如果他不能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他很可能早就打消了动手的念头；创新者愿意在初期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冒巨大风险，推广期中赔本销售，全赖于对未来规模经济和垄断地位所能带来回报的期望，这也是为何前辈们会想出用专利法去保护创新者，而反垄断法的作用直接相反，将把无数创新掐灭在最初闪念之中，有趣的是，这两套法律居然能共存于同一个体系。

那么，能不能通过恰当的甄别，既打击阻碍创新的老垄断者，又保护乃至鼓励创新垄断者呢？显然，管制当局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能做到，但再一次，这只是理性的僭妄，经济学家确实煞有介事的通过替代性分析和弹性分析之类的工具去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但所有这些分析的前提都是：商品集合和生产/商业模式集合是给定的，然而顾名思义，创新就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潜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注定不可能被纳入经济学家的分析范围之内，而反垄断最大的伤害，恰在于妨碍潜在的创新得以实现。

因此，除非你压根否认有创新这码事，或者自认为上帝因而能窥见未来的创新并将其纳入商品和生产模式集合加以分析，否则你注定不可能甄别好的和坏的垄断，不可能知晓打击英特尔的定价策略究竟是保护了创新还是保护了落后；所以，假如我们和波普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是开放的，创新是可能的，那就让我们抛弃那套陈腐谬误的完全竞争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反垄断法吧，别以为它来自美国就代表着先进。

上周，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至于消费者的利益，从未成为争端的焦点。

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也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该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也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因而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同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也都认可：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价中获得最高租金，不仅理所当然，也恰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所在；法律甚至帮助资源所有者捍卫其垄断权：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所保护的，无一不是垄断资源；并且，越是原创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越具有垄断性的，得到的保护越多。然而，一方面我们用诸多法律来保护资源的垄断权，而同时，当生产者运用这些垄断权销售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收益和战胜竞争者时，却要用反垄断法来惩罚他们；这一悖谬凸显了反垄断法在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传统中的不和谐地位，它显然有悖于广受认可的基本道德和法理原则。

第三种自然垄断，通常被叫做“赢家通吃”，其基础是：某些商品，其对买家的价值，随使用者增加而自动提升，即越流行越值钱；比如一门电话的价值，极度依赖于其可能通话对象的数量，因而当若干各自封闭的电话网相互竞争时，用户数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上述原理导致了竞争地位变化的正反馈特征：用的人多，会自动导致更多人用，于是最初的些微优势会被循环放大，最终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生产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通吃之后的垄断者，凭借功能互通性、兼容性、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平台依赖性等等门槛，对潜在竞争者构成了很难逾越的壁垒，也的确常常令消费者感到憋屈和无奈；但问题是，反垄断法能否帮助消费者摆脱这种困境？

事实表明它从未能做到，反垄断的终极武器是分拆，但主刀者一旦动刀就发现：若把垄断企业拆成互不竞争的几个公司，结果它们在各自领地内仍然是垄断者，如果拆成相互竞争的，无论你何等费心的均匀分拆，上述正反馈机制决定了其均衡是不稳定的，很快其中一家又会胜出而成为通吃者。在历时十多年的调查和诉讼之后，AT&T被分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七个地区公司，结果消费者发现，他们在七个小贝尔压迫下的日子并未改善；电话用户的最终解脱，来自事先无人料到的创新领域：移动电话。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IBM身上，打了15年官司后，找不出可行分拆方案，垄断困境最终由小型机、Unix工作站和PC的兴起而自动解决；微软案件也一样，司法部一度赢得了判决，但他们迟迟拿不出可行的分拆方案，而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谷歌的崛起、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开放平台和开源软件日益成为潮流，微软的垄断地位越来越不成为发展的障碍和抱怨的焦点，相反，它成了激励众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标杆和靶子；而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始终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在这些案子中，反垄断机构除了给市场带来不安、扰乱和破坏之外，从未给消费者帮上忙，最终解决问题的都是市场本身的创新机制。

从AT&T、IBM和微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只要投资和创新的机会是开放的，垄断者便无法过度压榨消费者，而垄断困境总是会被创新所突破；实际上，垄断一旦建立，便成为寻求创新的最大动力，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它；当垄断使得一个产业日趋封闭时，就有人会尝试绕过它另起炉灶，开辟全新的替代产业，而垄断者若沉溺于旧模式，便会连同他所垄断的产业一起被边缘化。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进化史上，经常有一些物种会走入进化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产业因垄断而缺乏多样性，并走入封闭僵化的死胡同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走进死胡同，常常是因为它们一度在某方面过于成功，因而在自然选择引导下过度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最终对这种能力形成依赖。

树袋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桉树叶因其特殊的化学成分，对于多数动物都是不可食的，但树袋熊却进化出了消化桉树叶的独特能力，于是它垄断了“以食桉树叶为生”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竞争者；结果，树袋熊这个物种便向着提高桉树叶消化能力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发展下去，经过许多代，桉树叶成了它们的唯一食物，它们已丧失了消化其它食物的能力，大熊猫对竹子的特化和依赖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树袋熊和大熊猫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界的进化却没有因此而停顿，树袋熊垄断了桉树林，其他动物可以另辟蹊径；上帝并未从他的天堂里跳下来，责令树袋熊不得控制超过70%的桉树林，或者把它们改造成三个独立物种，上帝知道，这么做既是徒劳的，也是多余的。

历史上，那些在某方面特别强大的生物，很少会因在其强项上遇到正面竞争而遭淘汰，相反，它们总是因为其特殊强大之处为它们营造的那个小生境最终萎缩而被边缘化；类似的，产业史上一度不可一世的垄断巨头们，很少被从正面打败，他们总是随其所在产业被新兴产业排挤而被边缘化；甚至科学发展也是如此，正如库恩所指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旧理论的信奉者被驳倒认输了、心服口服了，然后新理论确立了，而是因为老头们退休了、死了、没人选他们课、看他们书、引用他们观点了，于是旧理论消失了。

几十年来，新兴产业绕过陷入封闭僵化的旧产业的故事，始终在不断上演：移动电话绕过了固定电话，Unix和PC绕过了主机，搜索引擎绕过了门户，而浏览器和云计算正在绕过桌面和操作系统；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唯一绕不过的垄断者，恰恰是政府和它的反垄断刀斧。十年后，微软大可以仍抱着其封闭的桌面系统，悠闲的苟活于信息产业之一角，正如今天树袋熊仍在快乐的独自啃着它的桉树叶，但那时的信息业早已天翻地覆，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微软的名字了；当然，微软显然不甘于此，英特尔和IBM同样不甘于此，它们都是热衷创新者，都在拼尽老命给消费者带去最好的产品，如此，反垄断者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对于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尤其如此；不久之前，谷歌还在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反垄断政策正在收紧，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都在挥舞反垄断斧头，很快，谷歌也将尝到这把斧头的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