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群动物保护者又完成了一项震惊世人的壮举，经过极具效率的侦查、联络、召集和跟踪，在高速公路上成功拦截了一辆长途贩运犬只的大货车，并在长时间僵持和谈判之后，以大约200元一条的价格买下了这500多条狗；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声势浩大、众目睽睽的行动，居然躲过了交警的处罚，足见其组织能量之大。

喜爱动物，特别是喜爱猫狗马兔猴等其形象已深植于我们文化的动物，是许多甚或多数人都会有的情感，也因此，许多人会在家里豢养宠物，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成为上面看到的那种动物保护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对动物的喜爱更加强烈，实际上，驱动他们去拦截运犬车的，是另一种十分不同的情感；这一判断或许有违直觉，但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两者的差别。

我们普通人爱狗，爱的是特定而具体的狗，它有一个名字，它和我在一起是出于特殊的机缘，我们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关系和经历，提起它时，我想到的是它在某片林子里撒欢的样子，和它舔我手掌时的感觉；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而专属的，这种爱是专爱，或者偏爱，我会爱自己的、朋友的、甚至邻居的狗，而一条陌生而讨厌的狗来纠缠和当道时，我会一脚踹开。

然而，动物保护者的爱，已从专爱演变成了对狗这个类别和整体的爱，那是一种抽象和泛化了的博爱；专爱者会因自己的狗痛的嗷嗷直叫而心生怜悯与痛苦，而博爱者则无须这样的感官刺激，他们只需要想象世上还有任何一条狗在受苦挨饿，便足以激发起悲悯之情，佛教徒说的大慈大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许多人都觉得宰杀猫狗的场面是残酷的，心生厌恶，不忍目睹，避之唯恐不及，对肮脏邋遢、浑身是病、常常肢体残缺的流浪狗，也是如此，但博爱者却会四处寻找这样的场面并施加干预，显然，他们的抽象情感已强烈到足以压倒具体的情感了，这也印证了这两种情感是如何的不同。

情感从具体到抽象，在有些人看来，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发展，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从佛教的大慈大悲，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到近代慈善运动，乃至现代福利主义；但依我看，这是个很大的跳跃，不仅两者引出的行动十分不同，其现实意义更是有着根本的差别；博爱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们的宣扬者们，却总是用生动具体的场面，来说服人们接受抽象而飘渺的情感，这样做其实是在误导。

关爱和帮助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个体，和帮助一个整体，是两码事，你可以帮助某支球队提高成绩，但不可能帮助所有球队同时提高成绩，因为正如韩乔生定律所指出，踢球是一种零和博弈，有人赢得多必定有人输得多；当然，生活并不总是零和游戏，但只要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总会存在，帮助某些人就会伤害另一些。

要在整体上改善动物的处境，只有两个手段：将资源从其他用途上转移给它们，或者通过改进市场分工与合作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这些都不是对改善个体处境手段的简单复制；然而，动物保护者通常认识不到这一差异，他们常以为，只要像对待自家宠物那样对待每一只猫狗，世界便美好了。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多一份猫狗粮，就少一份禽畜饲料，多一群猫，就少一大批野鸟，而即便付出了这些代价，猫狗作为整体的处境却未见改善，很可能还恶化了，如今泛滥于城市和社区的流浪猫狗，不是吃狗肉者吃出来的，而是动物保护者喂出来的，这些爱心人士付出的热心和精力，并不能改善猫狗的处境，而只会增加其数量。

无论你有多少爱心，都无法抗拒马尔萨斯原理，最终，当你再也照顾不了那么多流浪猫，而你的邻居们也无法再忍受猫狗充斥的家园时，你就只能承受眼看它们挨饿的痛苦了，或者，你只能推动动物保护团体对全体猫狗实施计划生育，而此时，你就不再是宠物爱好者，而变成猫狗们手握生杀大权的上帝了。

在人类社会，一场由类似的博爱情怀所驱动的福利主义实验也正在许多国家展开，而流浪猫的例子告诉我们，在马尔萨斯原理的作用下，福利主义长期发展的现实后果，必定要求一个掌管资源分配大权并实施计划生育的中央权威。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纪念庆祝与回顾反思铺天盖地；有人说，有形之墙虽已拆除，无形之墙却依然牢固，所谓无形之墙或心中之墙，是说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隔阂与对立，无论是种族的、文化的，还是地域的，在他们看来，无形之墙一日不倒，人类博爱和世界大同便遥遥无期；还有人说，旧墙拆了，新墙却仍在不断建造，比如北约军事边界、导弹防御系统，比如以色列边境隔离墙、美国墨西哥边境墙，等等，他们因此而质疑，冷战结束二十年来，世界是否果真变得更好了？冷战曾把地球分割成两个世界，当今的文明冲突岂不是在人间竖立了更多的屏障？

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完全没有抓住柏林墙问题的关键；把所有隔阂看作博爱与宽容的障碍，呼吁拆除一切阻隔与屏障，听上去很浪漫，却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价值观差异与隔阂无处不在，永难消除，一个良好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价值观之间和平共存，河井不犯，不是什么博爱与大同；阻隔本身并不邪恶，英谚说得好，没有篱笆便没有朋友，适当的边界与屏障，恰恰是不同价值观与不同利益主体和平共存的必要条件。

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价值观冲突，而是因为它象征着政府对待人民之价值分歧的粗暴方式：它不仅将一套人民不愿接受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还用一道高墙阻止他们逃离家园，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柏林墙之邪恶，不是因为它试图阻挡外来威胁和外人进入，它不是一道篱笆，它试图阻挡的决心逃离这个体制的本国人民，这是极其罕见的做法，才是柏林墙区别于其它各种藩篱的独特之处，它是一扇铁窗，昭示着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牢笼；今天我们纪念它的倒塌之时，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价值观的差异，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个人持不同的价值观，按价值取向选择交往相处的对象，组成各自的圈子和社区，甚至另辟家园，与世隔绝，这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而造成的隔阂，并非社会之不幸或冲突之渊薮；相反，把价值取向迥异的人们强行捏合到一起，强求他们接受共同的生活方式，常常造成许多真正的冲突和不幸，西方国家公立义务教育的历史，便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

政府强制实行的种族同校政策，不仅使课堂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还导致了大量学生间冲突和校园暴力，强制种族同校貌似拆除了种族间的藩篱，实则将西方公立学校的校园围墙，变成了一道推行单一价值体系的新柏林墙；在这道墙里面，宗教经典被禁止教授，传统宗教节日被禁止纪念，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服装、头巾、小帽，也被许多学校禁止佩戴；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我们居然是在美国校园里找到了它的相似物，这不仅令人惊讶，也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基于传统或个人选择而生活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有权建造一道篱笆，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外人冲击和侵犯，牧场围栏、导弹防御、边境墙，皆属此类，将这种篱笆类比于柏林墙，是在混淆是非；恰当的防御措施，是防止旁人萌生侵犯意图的必要条件，防御和均势历来是和平的最大保障，没有篱笆就没有和平；把对柏林墙的鄙弃和痛恨，引向所谓“拆除一切围墙”的呼吁，这种充满乌托邦浪漫情调的绥靖主义，将在破坏和平的基础，也误解了柏林墙的性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