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关键在于，应该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刑讯逼供，其目的是获得呈堂证供，认定刑讯逼供的前提应该是：犯罪行为已经结束，其可能造成的伤害已经造成，因而刑讯的实施无法以避免继续加害为理由，而只是为了警方成功起诉获取口供。如此认定的刑讯逼供，当然是非法的。

刑讯逼供所获口供是不能被法庭接受的，因为刑讯使得口供失去了可信度，不过在这一点上现在好像做过了头，法庭不光拒绝刑讯所得口供，也拒绝以这些口供为线索而发现的其它证据，法庭这么做好像没有道理，当然，法官可能有其它考虑，我不知道。

第二种刑求是刑求情报，这种刑求未必是非法的，要看情况，区分的标准是：犯罪行为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能造成进一步伤害，刑求获得的情报是否能够避免继续这种伤害；如果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否-是-是”，那么刑求便是合法的；相反，无具体针对性的刑求情报，比如不管怎样先打一顿，看看能套出点什么，这是非法的；当然，上述标准的认定并不容易，好在我们有陪审团，他们在充分听证之后，依直觉和常识理性可以作出判断。

传说中发生在关塔纳摩的酷刑，如果符合上述判断标准，就是合法的。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战俘问题，但推理过程略有不同：拷打战俘是非法的，但并非任何被抓获的敌方士官，都可以从被抓获那一刻起被认定为战俘，按日内瓦公约，只有已放下武器的士官，才能被认定为战俘，从而享受战俘待遇；假如你在军火库安放了定时炸弹，然后被抓住了，但炸弹未被解除，这时你算不算放下了武器？我认为不算，而且你的战斗行动尚未结束；假如我知道你安放了定时炸弹，且未爆炸或解除，我就可以合法的拷打你，要求你说出炸弹的位置。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基于普通法传统的分析，如今某些法官似乎已被诸如大赦国际这种假人权组织搞昏了头，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混淆了，结果保卫公共安全的职能机构被严重束缚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