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篇前牧场主写的文章，不错，

其中讲到北美肉牛养殖业的分工，大致四个环节：

1）breeding ranch，育种牧场，按需提供各种特性的种牛，他们维护着一套有关每头种牛遗传特性的数据库，供顾客挑选，

2）cow-calf ranch，这种牧场维持一群育龄母牛，每年夏天从育种牧场补充一些公牛，配种，次年春天生下牛犊后，养到秋天断奶，此时体重约500-600磅，卖给下家，

3）下家叫stocker ranch，他们的工作最简单，买来断奶后的小牛，养一段时间，体重增加200-300磅后，卖给下家，

4）下家叫 feedlot，好像可以译作催肥站，这个阶段是圈养的，喂饲料，最后送去屠宰，

@铬天青S:3的意义是啥？

@whigzhou: 因为（3）需要的专业技能和资本最少，把这个环节分离出去，可以提高那些专业技能和资本的利用率

上一篇我讲到，动物在做出觅食选择时面临一个权衡：是勤勤恳恳的专注于营养密度低但回报确定可靠的食源，还是冒险一搏去求逐高价值食物？对于食草或纯食肉动物，这问题不重要，它们已在食性特化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已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然而对我们杂食动物，这常常是个艰难抉择，因为冒险的回报有时会非常高，花费同样时间，（如果成功的话）捕猎大型动物的每小时营养回报率可高出低密度食物三个数量级。

人类学家对美国大盆地（Great Basin）狩猎采集者常见食源的劳动回报率做了仔细测算，采集种子和根茎的每小时回报大多在小几百卡路里，只有少数像松子榛子橡实这样的大种子才勉强超过一千，而即便像松鼠野兔之类小动物也可达五千到一万，至于鹿、岩羊、羚羊等中型动物，可高达两到三万，假如我们考虑营养密度更高的驯鹿、海豹、鲸鱼，或设陷驱赶等效率更高的捕猎技术，回报率还可提高一个数量级；而且，上述数字都没有考虑获取之后的加工与消化成本，否则差距还要拉大。

打工和创业的差距也不过如此：或者稳妥的挣十万美元年薪，或者创业，十年后成功上市，拿到十亿美元，差三个数量级，再考虑利息和创业者的超强度工作，就只剩几百倍了；可是每个成功创业者身后都躺着一大批失败乃至破产者，所以尽管回报极高，其风险也让人望而却步。

策略互补的可能性

控制风险的一个办法是混合投资：优先贯彻稳妥方案，假如境况不错，体内囤积了较多脂肪，就出去赌一把，这样就算失败了，也可以靠脂肪存货维持一阵，在一定程度上，杂食动物奉行的就是此类（或效果相当的）混合策略；可是，混合策略严重限制了专项技能的发展，杂食动物尽管一般认知能力较强，但专项捕猎技能都较为平庸，消化能力也一般，俗话叫“三脚猫”。

但是还有控制风险的另一种可能：假如一种动物是群居的，有没有可能让其中一部分走稳妥路线而另一部分走激进路线，冒险得到的高回报在群体内分享，而稳妥策略则为冒险活动提供一种保险机制？这样，物种便拥有两套各自平行进化的禀赋与技能，分别适应两种觅食策略，再经由合作形成策略互补。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实现种内遗传隔离，我们知道，有性生物的基因组在产生配子的减数分裂过程中会发生重组，来自父母的两套染色体被剪碎了，搅一搅，再拼接起来，既如此，怎么保证分别与两套策略相对应的两组遗传编码不会被搅乱？当然一个答案是特化适应仅限于后天技能因而无需遗传分化，可这样适应潜力就受到太大限制。

另一条出路是将群体分为两组，各自实行内婚（endogamy），可是久而久之两个内婚群就分化成两个物种了，当然，两个物种仍可能继续维持合作互补关系，但希望极其渺茫，因为近亲物种在太多方面过于相似因而更可能相互竞争而非合作，而共生互惠往往发生在亲缘极远的两个物种之间。

通过物种间共生互惠倒确实可能实现策略互补，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就全靠寄生在其消化道内的微生物，狗也是因为其祖先在狩猎活动上与人类达成互惠合作关系而被驯化，热带非洲有一种叫向蜜䴕（honeyguide）的鸟，善于发现隐藏在树洞里的蜂巢，却不擅长将其琢开拖出，它们会（借助鸣叫、蹦跳和身体姿态）引导人类（或蜜獾）一路走到有蜂巢的那棵树下，等人类打开树洞取走蜂蜜后，享用剩下的幼虫和蜂蜡。

然而，尽管存在遗传隔离上的困难，种内分化与互补并非完全不可能，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冗余编码：在每一个体的基因组里保存与两套（或更多套）备选策略相对应的全部遗传编码，然后在发育阶段的某个时刻按需要决定打开其中哪一套，社会性昆虫就是这么做的，一窝蚂蚁的众多个体分属于不同品级（caste），比如工蚁、兵蚁、守卫蚁等，特定个体发育成哪个品级，由其发育早期所吃食物以及蚁后所分泌外激素这两个因素决定。

不过，虽然社会性昆虫通过品级分化实现了巢群内的分工合作，但并未将该设计思路用于支持多套平行且互补的觅食策略，后者似乎只有人类做到了。

基于性别分化的双重觅食策略

人类是通过性别分化来实现双重觅食策略的，简单说就是男人狩猎，女人采集，与两套策略相关的遗传编码可冗余存储在每一个体的基因组里，然后让性别决定机制来开启其中某一套即可，实际上，这只是将极为普遍的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延伸到与觅食策略相关的众多特性上而已，生物学机制上并不奇特，但其后果却是非同寻常的。

和食肉动物一样，人类狩猎也是高风险营生，即便是一位好猎手，也常常连续几天空手而归，甚至连续几周一无所获，当狩猎失败时，他们会在返回营地途中做些采集，但这一后备方案是远不充分的，真正让他们能在狩猎连续失败时免于饿死的，是他们家里女人（特别是妻子）的采集收获，后者远比狩猎更稳定可期。

至少从我们的直立人祖先开始，狩猎采集这一性别分工模式便已形成，直到转向农业之前的一百多万年漫长历史中，这一双重觅食策略始终构成了人类生理、心理与文化进化的基本背景；不过，和食草/食肉这组对比一样，狩猎/采集也只是个高度简单化的说法，这一对比的实质在于两性的工作内容在风险光谱上的分布差异：男性活动总是居于高风险一侧，而女性活动则居于另一侧。

为叙述方便，不妨将光谱两端分别称为男性化工作和女性化工作，用经济学术语（考虑到这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不得不澄清，所以请容我插入一点较为抽象的内容），可以这样定义男性化工作：它们有着一条脉冲状的边际收益曲线，脉冲峰值极高，谷值近乎于零，并且脉冲之间间隔距离不规则。

所谓边际收益，是指每追加一单位劳动所获得的收益增量，脉冲状意味着：假如你每周只工作一两个小时，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大赚一票，50万卡路里扛回家，现在你增加每周工作时间，三小时，四小时，五小时……完全徒劳，总收益不变，继续增加，增加，增加……突然幸运降临，又30万卡路里扛回家……

相反，女性化工作有着一条低而平坦的边际收益曲线，单位劳动回报低，尽管回报率随劳动追加而有所降低，但降幅不大，俗话说就是一份汗水一份收获，付出与回报的关系非常明确，而且激励周期短，最典型的女性化工作是制造业里的低技能计件制工种。（抽象内容结束）

另外，人类学家朱迪斯·布朗（Judith K. Brown）曾提出女性化工作的另一个特征：为了不耽误照顾孩子，女性倾向于在两性分工中挑选那些单调重复，无需长时间高度专注，可随时中断，中断后很容易重新捡起的工作，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范例就是打毛衣，不难看出，此类工作在风险与边际收益特征上和我的定义吻合，只是范围更窄。

尽管捕猎大型动物是典型的男性化工作，而采集是典型的女性化工作，然而特定群体中，处于光谱两端的未必是狩猎与采集，这是因为，随资源条件不同，各群体中，狩猎与采集各自在觅食活动中所占份额也大为不同，而两性的工作负担需要得到平衡；在有记录的热带和亚热带狩猎采集群体中，男性平均贡献了54%食物热量，但群体间差异极大，从25%-89%不等，若剔除其中的采集收获而只算狩猎收获（男性也会采集），差距会更大。

当男性狩猎机会太少时，他们通常会分担部分采集任务，但即便此时，他们也会倾向于更男性化的采集活动，挑选那些更像猎物的采集对象，比如蜂蜜、鸟蛋和大型果实，反过来，当女性采集工作不饱满时，也会去狩猎，但倾向于更女性化的捕猎活动：设陷下套捕野兔老鼠，捞鱼虾，网鸟，等等。

在有些社会，甚至当男性很少狩猎时也不去采集，而是把精力转向非生产性的高风险活动，比如战争、政治和性竞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澳洲的提维人（Tiwi），提维男性狩猎收获很少，其食物贡献率处于上述光谱的低端，特别是已婚中老年男人，很少狩猎，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设法娶尽可能多的妻子，努力防止她们出轨，压制年轻男性，并防止他们靠近自己妻子。

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做的很成功，老男人对性资源的垄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她的未来女儿们就被预先许配给某个男人了，结果，40岁以上男人霸占了几乎全部初婚机会，30多岁的男人可能娶到中老年寡妇，更年轻的完全没机会，老男人拥有十几位妻子很平常，不仅占有她们的性资源，还靠她们获取食物，不过可以想象，这种局面下，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严加防范，出轨率也不会太低。

能量均衡图景下的双重策略

扯远了，回到我们的主题。

在澄清了双重策略的含义之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到能量均衡的大图景下，看看它能带来什么新启示，正如我在第一篇所讲，对能量均衡作出贡献的，不仅是食物获取，还有食物加工，烹饪，衣服，房屋和燃料，以及为提升这些工作的效率而准备的设施器具，两性分工将在所有这些方面展开。

让我从一个极端例子说起，生活在北极的因纽特人食谱非常特殊，几乎完全来自狩猎，主要是驯鹿、海豹和鲸鱼，女性的食物贡献率近乎于零，因为那里没有什么有食用价值的植物可供采集，可是一旦我们转换到能量均衡的角度，便发现，因纽特女人的贡献率不亚于她们的丈夫。

首先是保温，这在北极是个时刻攸关性命的大问题，因纽特女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处理皮革和肌腱，缝制衣服、皮靴和帐篷，制备绳索（用皮革或肌腱纤维），熬制油脂，照顾油灯（添油，拨弄灯芯以调节火焰），烘干换下的衣靴，调节天窗以便将室温和空气清新度控制在适当水平（在高密封的半地下小屋里保温和氧气充足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

其次是烹饪和食物加工，由于因纽特人没有稳定可期的采集食物作为保险，其风险抵御能力高度依赖于食物储备，而多数食物（尤其是肉食）只有在适当加工之后才能长期保存，脂肪需熬制提纯，肉类切片风干，容易变质的内脏须尽快吃掉，鸟类则压在石堆下任其发酵熟成……在北极，连水都需要动手加工（且消耗燃料）才能得到。

在低纬度地区，保温工作没这么繁重，但食物处理负担却重的多，因为那里的食谱中植物性食材比例更高，而植食更难消化，毒素更多，因而需要更多处理，特别是那些小颗粒种子，种子是植物最不希望被吃掉的部分，所以防范也最严密，裹上坚韧外皮，套个硬壳，壳上加刺，注入毒素，都是常见手段，使得种子处理变得很麻烦。

之前我曾提及木薯和橡实处理之麻烦，这里再以松子为例，北美西南部曾有许多狩猎采集群体以它为主食，松子颗粒倒不算小，毒性也不高，但包裹很严密，首先要反复敲打松果球将其脱粒，得到松子，接着烘烤，令外壳爆裂，去壳，再烘烤，然后磨碎，整个工作量9-10倍于采集本身（橡实的这一比率更高，18-20倍）。

性别分工与婚姻纽带

随着人类技术日益复杂化，需要处理且有能力处理的材料种类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些是食材，但更多的是用于工具、衣物、建筑、器皿的原料，同时，随着人口压力提升，人们的食谱沿着营养价值的坐标逐渐从高向低移动和拓展，而越是低价值食材，处理负担越重，于是，与能量均衡相关的工作清单不断延长。

一个重要事实是，新添入这份清单的工作，大部分由女性承担（这个大部分，指的是工作种类的数量，而不是能量贡献率），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按前述定义）大多具有女性化特征，只有少数例外：一类是专由男性使用的武器和工具的制作，这些活不仅由男性独揽，而且常有禁忌确保不让女性染指，另一类是重体力活，比如盖房子。

还有一类是需要长时间高度专注的工作，不妨用俗话称为“大活儿”，比如独木舟制造，大活儿往往也是高风险、回报周期长的，很可能因某个环节的失误而前功尽弃，比如西伯利亚汉特人（Khanty）制造独木舟的一道关键工序是将已经掏空并用火烤热的船体向两侧撑开以扩大舱容，这需要很大力量，但用力过猛或速度过快又会撑裂，几天活白干，这是最典型的男性化工作。

发端于双重觅食策略的性别分工，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两性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了，如此改造后的生计模式，离开任何一方都无法维系，这无疑强化了人类配偶关系，尽管婚姻最初可能是出于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而出现（人类婴幼儿特别脆弱），可婚姻一旦产生，便为性别分工创造了条件，后者反过来又强化了它。

纵观各种形态的社会，物质文化越发达，两性分工就越深入，婚姻纽带也就越牢固，同为狩猎采集社会，高纬度地区物质文化更复杂（至少他们更需要厚实衣服和房屋），因而婚姻更牢固，定居农业社会就更进一步，这一情况，直到现代劳动市场充分发展，夫妻分工被市场分工取代之后，才发生改变。

平行特化和无所不在的性别差异

双重策略和性别分工的长期存在，对两性施加了极为不同的选择压力，驱使他们各自朝不同方向特化适应，由此造成的两性差异遍布于人类生理与心理各个方面，俯拾皆是，其中许多是一目了然路人皆知的（除了某些流派的女权主义者），诸如身材、肌肉力量，奔跑速度，冒险与暴力倾向……这里只举一些较少被谈论的例子。

视力：女性识别静物和分辨颜色的能力比男性强，男性红绿色盲比例16倍于女性，但男性感知运动物体、速度与节奏的能力更强，理由大概不用解释；嗅觉：女性强得多，嗅球中的神经元比男性多一半；味觉：35%的女性是所谓超级味觉者（supertaster，他们的舌头上有更多味觉感受器），男性只有15%，嗅闻和品尝是采集的必备技能；痛觉：男性的疼痛耐受力远高于女性，狩猎和“大活儿”都会带来很多伤痛（男性凝血因子浓度也更高）；肌肉：男性肌肉力量总体上比女性强60%，大关节附近肌肉强一倍，握力三倍于女性；供氧能力：男性单位体重肺容量高56%，心脏重量高50%，血红蛋白浓度高14%。

男人更爱吃肉，女人更爱吃小零食，这是因为，虽然两性共享觅食成果，但共享的不是全部，相当比例的收获会在带回营地之前吃掉，采集者常会边采边吃，或在中途休息时吃上一顿，既为解饿，也是出于品尝鉴别的需要，狩猎者在捕获大中型动物时，常会在现场吃掉部分内脏和骨髓，特别是肝脏，这些部位容易消化因而较少需要烹饪，而且新鲜肝脏富含维生素，这对缺乏植物性食源的高纬度群体尤为宝贵。

另一方面，男性更偏爱和倚重肉食，也是因为他们代谢率高，不仅基础代谢高，因活动而带来的额外代谢也高，以卡拉哈里的昆桑人（!Kung San）为例，壮年男性综合代谢率平均比同龄女性高80%，所以他们的能量摄入更容易遭受消化瓶颈的束缚（见第一篇），因而需要营养密度更高、更容易消化的食物。

女性在语言和社会技能上远超男性，也更富同情心，善于体会他人感受并作出适当反应，男性则更能忍受长时间孤独，而且常常着魔般的痴迷专注于某件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游戏），难以自拔，完全不顾回报之遥远和不确定，假如你了解人类的惯用狩猎伎俩，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草原和戈壁地区的常见狩猎形式是清晨伏击（dawn ambush），食草动物会在此时出来喝水，猎人经常需要在水源附近纹丝不动的趴上几个小时，因纽特猎手更会花十几小时静静蹲守在冰窟窿前，在树林里采用偷偷逼近（sneaking）战术时，猎手常几分钟才迈出一步，随时准备恢复雕塑般的静止，当有幸击中猎物时，也很少会一击致命，随后便是数小时的寻踪追击，有些狩猎甚至纯粹由长途追击直至拖垮猎物而完成，在我们的祖先猎手中间，《老人与海》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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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i.nih.gov/health/color_blindness/facts_about

@whigzhou: 能把文学技法掌握到炉火纯青的人，怎么会那么幸运，以至凑巧还有好的思想、见识和故事呢？电影起码还分原作/编剧/导演，不知文学界有没有什么分工。

@穿着红背心:现代性的文学，原创故事是很次要的元素，充其量算是新闻的裁剪。思想见识更无足轻重，马尔克斯和欧洲老左们有什么思想啊。文学技法才是核心，“即讲故事的方法”。

@whigzhou: 对啊，所以我看不下去嘛，如果思想没那么蠢，故事没那么无趣，就会多一些读者啊

@tertio:所以有文体之分

@whigzhou: 嗯，通过不同文体之间的改编好像能解决这问题，不知实际情况如何，未经授权的改编会不会认为是抄袭？

@whigzhou: 马克思在学术界遗毒最深的概念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剩余产品（surplus product）”。

@whigzhou: 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是两码事，后者遗毒限于马教内部，前者遗毒害及整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界。剩余产品理论的意思是：随着生产力提高，产出超过维持生存所需而出现剩余，剩余供养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专业阶层

@whigzhou: 这是对社会分工机制的深刻误解，受害者至今屡屡不绝于人类学界。

@whigzhou: 比如10个人原本各自挖番薯，每天挖8小时然后回家花1小时捡柴煮饭，后来变成1个人给所有人捡柴煮饭，其余9人每天可多挖1小时番薯，结果总产量可能还有所增加，用剩余产品理论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

@whigzhou: 再比如，原本10个人在某块地上靠挖番薯过活，每天挖8小时刚够吃，但边际产出率递减很快：每天前4小时就挖够所需之90%，后四小时只带来10%产量，后来，其中1人掏出枪，杀掉4人，逼迫剩下5人将所挖番薯分1/5给他，所有人仍够吃饱，且其间生产率未发生任何变化，用剩余产品理论同样不能正确理解该过程

@学经济家: http://t.cn/zOkosDI 看到@成一虫 分享的《零售的本质》一文不错，转一下。作者庞小伟

@tertio 有意思

@whigzhou: 很早就听说这家企业了，我觉得这哥们根本没看明白或没说清楚它的独特所在，只强调保质降价的话，京东/当当岂不是更凶？不光自己的钱，连忽悠来的风投钱股民钱都倒贴进去了

@whigzhou: 其实文中提到最重要一点是：他只挑选了500种商品，是沃尔玛的1/400，这才是关键，他把适合自己商业模式的东西给筛了出来，这种商业模式的要点是：以规模和口碑覆盖率为品牌（这不是没品牌），反分工（这说明这些商品之前被其他商品裹挟而过度分工了），销售对地段不敏感，等等，请补充。

@whigzhou: 另外，反分工的可行机会较多我猜与德国的制度有关，交易费用越高，反分工与有机会

@whigzhou: 市场分工细度的合理点始终在变，所以通过反分工实现盈利的机会总是存在，但模式有两种：一是所谓行业垂直整合，一是另起炉灶，ALDI这种零售商出面确实比较特别

@whigzhou: 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越不自由，通过并购实现垂直整合的机会越小，另起炉灶就更有利，这并不说明另起炉灶本身有啥优势，反倒可能说明德国资本/劳动市场不自由

@Feng华君: 辉哥，你怎么看好像ALDI这些品牌除了你说的关键商业模式以外，好像也传递了一种感性的因素，比如我了解了ALDI的故事以后，会对它产生一种信任，他已经帮我选择了500种商品，我信它还免去了选择的烦恼

@whigzhou: 对啊，这就是口碑嘛，但这要以规模和覆盖率为支撑，否则认知度没保障

@喂羊的月亮熊: 我觉得做好质量卖一个超低价是关键。这样才会有口碑。有了口碑，广告什么的都不需要了

@whigzhou: 不同东西不一样，要看消费者用爽了（或不爽了）会不会跟别人说，还有这东西是孤立的还是需要与其他东西搭配/协调的（比如象牙筷），还有消费节奏性，等等

@喂羊的月亮熊 反分工怎么理解？@whigzhou

@whigzhou: 就是把过细的分工逆转回去啊，分工不是越细越好，取决于技术/信息条件和交易费用分布

@学经济家 消费品牌要花大量的费用，把自己与其他品牌区别开来（指纹锁等花哨功能，或明星代言等抽象形象）；与其他品牌争夺信息通路（广告）和实物通路（货架），以及各种衍生费用（调查/设计/营销/管理/激励/试错）。通常能抵产品本身成本，甚至数倍之。但用“过度分工” 形容，似又不妥。@whigzhou

@whigzhou: 这些是品牌策略差异，他的策略不需要这些，但不是没品牌；我说的反分工指的不是这些，比如：他所有商品都用自有品牌，自己扮演品牌制造商角色去与代工厂打交道，这就是反分工的一种；“因为某个环节要花钱就自己做”这种想法，基础就是反分工思想。

@喂羊的月亮熊 对@whigzhou 说：怎么样才能做得到消费者用爽了跟别人说呢？

@whigzhou: 这个恐怕与商品类别有关，不太好总结，我知道几种情况：让他觉得发现某个优点是件挺有面子的事情，体现了他的聪明/内行/品味/走在潮流前面/或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占了便宜甚至欠了你的，而夸你一句是很廉价的心理补偿

@whigzhou: 好比有人捡了你钱包送回给你而谢绝报酬，你回家就忍不住发条微博夸奖两句，人之常情，想抑制都难

@whigzhou: 从这个角度看，统一打折的效果不如随机和个别打折，比如每天随机抽1%客户打8折，会创造捡便宜甚至亏欠的感觉，这是统一打折所没有的

@whigzhou: 无理由退货效果类似，别怕有人贪小便宜，让他贪

@ivanlauCOM: 特权感会提升客户满意度，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对整体的折扣作出分解，让客户感觉到这是独特的折扣

@whigzhou: 对，你表达的比我精确

@墨丘利之杖:有些网站上会突然跳出来一个打折机会，让你有捡便宜之感。同时这个机会还是正在倒计时的，催你赶快行动

@whigzhou: 这种伎俩对提升即期销售有用，但没有长久效果，消费者捡完便宜心理账户即清空，没留下任何牵挂

@喂羊的月亮熊: 我觉得长远有效的就是每日最低价，没有噱头

@whigzhou: 那你的传播就很慢，新进商家和名声在外的条件不同，而且，“最低”怎么判断？谁了解？谁相信？

@磨思：一个人这方面强了，另一方面肯定弱。反之，自己这方面弱了，另一方面一定强。在一个互相斗争的社会里，短板就成人们的致命伤；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发挥长处才是修炼金刚钻。所以，相互斗争的社会里人们大多千篇一律，而相互合作的自由社会里人们普遍精彩纷呈。

@whigzhou: 是啊，市场发达导致孤独症患者增加就是这个道理，未来人类的体质和心理多样化程度肯定越来越高，是否会导致物种分化尚待研究

@whigzhou: 假如种群非常庞大，即便没有明显的生殖隔离，物种分化也是可能的，比如一种分布范围从中亚到西班牙的老鼠，相邻个体间都是可育的，但两头的则不可育

@springbottle: 近几百年来人类的全球性人口流动速度也迅速增加了，不同于其他物种不同种群生活区域的相对固定化

@whigzhou: 嗯，但通婚关系是否有某种内聚的倾向呢？这是关键，前述老鼠模型也可以在非地理维度上实现嘛

@springbottle：我理解，您的设想可能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社会区分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内婚制。典型的例子就是种姓制度。不过，我还是怀疑这样的社会在今天是否可能。

@whigzhou: 1）嗯，某些维度上内聚度肯定是下降了，新的内聚如果有也会在其他维度上（比如职业取向？）；2）只要存在对象选择，非婚繁育同样可以内聚，尽管方向会不同，当然克隆和随机采精就不会了

@springbottle：我理解，您的设想可能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社会区分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内婚制。典型的例子就是种姓制度。不过，我还是怀疑这样的社会在今天是否可能。

@whigzhou: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需要预先存在这样一个内婚制，只需要某种能够自我强化的内聚倾向即可，当然自我强化所需的边界条件大概也是极其严苛的，出现几率很低

@whigzhou: 想起Don Ross关于社会性的一个洞见：非社会性动物没有社会性能力，这是显然的，但其实真社会性（eusocial）动物也没有社会性能力，因为它们在分工中的角色和职能都已被固化了，只有那些社会性但又不是真社会性的动物，才会发展出社会性能力

@whigzhou: 类似的，市场分工的日益发达，会减弱对个人的社会性能力的要求，在传统社会，你必须学会与人交往、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护自己才能生存（公子哥除外），而在市场社会，你只要能独自做好某件事就可能生存的很好

@茶博士未遂: 所以有超强的社交意愿和能力的人，有更强的激励去反市场？

@whigzhou: 这倒未必吧，他们也可以通过合作在市场中取得比较优势嘛，市场显然为合作形式和运用社会化能力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只是后者不再是必须的了；当然，通过反市场渔利也是利用上述合作优势的可能性之一

年轻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让我激动过一回，但读过之后留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直到后来Daniel J. Boorstin重新恢复了我对历史学的信心，然后是Fernand Braudel，还有黄宗智，历史学有他们才算上了正轨。

《枪炮》前两部分（即前十章）写的非常好，但从第三部分开始，就明显看得出作者的功力不足之处了，当然，此书主题之设定对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任何作者力有不逮都是可以体谅的，而Diamond宽广过人的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上显然暴露了缺口。

简单说，Diamond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导致如今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的、生态的、生计模式的、医学的，到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他那条长长的解释链条中，定居农业的出现显然是最关键的一个分岔点，对此，我完全赞同，估计多数人也都会赞同。

可是，在定居农业如何导致后续变化这一点上，Diamond却犯了错误，尤其令我不满的是，他错的很俗套；在他看来，定居农业导致的最大后果是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阶级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向现代国家的演变，而原因在于：定居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因而带来了食物的剩余，使得供养不从事（至少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和统治阶层成为可能。

专业化和组织进化的启动当然是关键所在，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而定居农业的出现也确实为它们创造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定居农业是如何导致专业化的？是因为剩余吗？还是别的什么？

生产率提高带来剩余，听上去很有道理（马克思也提出过类似的解释：生产力提高->剩余->剥削成为可能），但在马尔萨斯主义看来，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剩余是非常状况，且与生产率无关，而在均衡点上永无剩余。

首先，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曾多次取得技术进步，火的控制/石器的发明/标枪和弓箭的发明/狗的驯化/语言，等等，并带来了相应的生产率飞跃，但并未导致专业化和阶级分化，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额外产出也总是被人口增长迅速耗尽。

其次，生产率不提高同样可以有让一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狩猎采集社会的劳动投入强度普遍低于农业社会，所以，假如1/10的人能成功的迫使其它9/10的人增加劳动强度并将部分产品分给他们，而自己闲着干别的，不是能与定居农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注意：因为总劳动投入并未增加，因而边际产出率不会下降，故总产出可保持不变）那为何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出现专业化和阶级分化？

可见，剩余假说无法成立，必须另找解释。

依我看，定居农业最关键之处是“定”，形成了无法移动但又很值钱的生产要素——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等，还有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的粮食储备，这些无法移动的要素，对占有行为构成了激励；而同时，当时的技术条件也已令这种占有的收益/成本比变得合理。

理论上，狩猎采集社会也可以产生对占有的激励，比如你可以组织一个团伙，控制一大块地盘，向其中的狩猎采集者收取保护费，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场合，这在成本上是不可行的，按历史经验，狩猎采集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只能供养一个人，假如你的团伙有10人，向100人收取保护费，就得控制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除非你有直升机、望远镜和步枪，否则不可能做到。

狩猎采集社会的关键特点是游动性，它让占有地盘收取保护费的商业模式不可行，所以，类似的，那些采用刀耕火种的游耕社会，尽管学会了农业，但游动性同样阻止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的出现。

不过，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确实可能存在例外，比如美国西北海岸的几个河口，以定期洄游鱼群为生的几个部落，尽管没有农业，但因为河口不可移动，也出现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并建立了狩猎采集社会所罕见的酋邦（chiefdom）。

其实在动物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非洲狮，雄狮几乎不事生产，靠它所控制的母狮群供养，这也是因为狮子群是群居且地盘性动物，一头雄狮在技术上能够控制七八头一群的母狮，而收取保护费够养活他；虽未探究过，但我猜雄性大猩猩（gorilla）大概也有条件采用此种商业模式。

话说回来，我的“占有激励”假说，尽管与Diamond的剩余假说大相径庭，但两者却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我们都认为专业化不是从社会成员分散的个人选择中随机出现的，而是从权力中诞生的，即，先有权力，后有专业化，差别在于，Diamond认为剩余供养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而我认为无法移动的生产要素激励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

历史证据表明，早期的专业化都是围绕当权者进行的，而不是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基于比较优势而各自选择的结果，即，最初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要么是当权者自己，要么是他们的雇员/门客/奴仆；我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为何非要如此，但普遍的情况貌似就是这样。

占有激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催生了财产权这一历史地位堪比语言和文字的重大文化元素，财产权内化了投资收益，因而激励人们不断投资和积累资本，而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存量的存在也激励了暴力抢夺，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定居农业社会成为其非定居邻居们周期性掠夺的对象，定居社会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战争、动荡和社会兴衰。

这把双刃剑实际上也预示了人类历史的下一次大分岔：是否发展出法治和宪政，从而控制它坏的一面，决定了那次分岔后的走向。

说到生产分工，一般想到的是效率改进和相应的成本节省，即，每个生产者若专注于某一工序，不断重复，会更加熟练高效；这没错，不过生产分工有另一个常被忽视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效果：它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得许多原本不可能的生产成为可能。

假设一种产品有9道工序，若无分工，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全部9道工序的人，该产品才可能被生产，若彻底分工，则只须每道工序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它的人，产品即可生产；因此，分工深化会使创新和新产品大量涌现，从而抬高经济水平。

类似的，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风险分工的手段，可以把一桩生意中包含的各种风险分配给愿意承担它的人，这样只要为所含每种风险找到冒险者，生意即可开展，否则，必须存在某个愿意承担所有这些风险的人，生意才会发生。

有朋友说，你举的生猪期货之类的例子，其好处容易理解，但我还是想不出那些衍生品有啥意义，比如，高盛案中那笔交易，对赌双方原本都没有什么需要通过此种交易转移出去的风险，安排这样的交易不是无风兴浪吗？有何意义呢？

这里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有些衍生品的意义一下子看不出，但并非没有，因为风险分割、重组、转移可能会经过很多层次，到达很高的层次后，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容易看清。

比如，某钢铁厂在签订若干固定价格销售合约时，便负上了若干风险（用金融界黑话说叫开了敞口），比如一个敞口是对60天后的铁矿石价格，另一个是对90天后的焦炭价格，于是，他用两笔期货交易将其转移出去，他能找到交易对手是因为铁矿石期货市场上有许多投机者。

那么，这些投机者为何有信心在铁矿石上投机呢？或许他对铁矿石的供求有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各大矿山的产能、港口条件、工会关系等等，这些方面他很有把握，但是，他的风险敞口不止在这些地方，实际上他在铁矿石上的头寸，对应着巨大的运费风险，但他对海运市场不熟，怎么办？他就把这部分风险分割出去，办法是买卖波罗的海指数。

同理，那些投机波罗的海指数的家伙，或许对船舶的运力很有研究，甚至跟踪造船厂的生产计划，但他的指数期货合约，还对应了燃油价格风险，而他对柴油市场没有研究，于是再转出去：买卖原油期货或油价指数。

再继续，某些投机原油的家伙，对其他都很有把握，但对沙特王室的情况没底，眼看国王快不行了，而王位不知会传给弟弟还是儿子，而这两位的石油政策截然相反，怎么办？找伦敦的赌博公司去赌国王何时蹬脚，谁会继位，当然，赌的方向要与你原先的敞口相反。

用足球彩票解释更简单，你要猜中全部12场比赛结果才能拿大奖，现在你对其中10场很有把握，怎么办？没把握的两场随便猜，然后找赌博公司按相反方向赌那两场球，前提是他开的赔率你算下来划算，这样，你两边总能赢到一点，当然，要是那10场猜错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这部分风险是你原本就打算冒的，怪不得老天。

所以，整个金融市场是一层层套在一起的，从很抽象到很具体，许多看似无意义的交易其实对实体经济有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第二，摸杠头的价值何在？保尔森这种没买债券却要买该债券的保险的做法，类似于麻将桌上的摸杠头，有些家伙来晚了，四个位置已坐满，又不甘心打酱油，于是发明了这种玩法，属于无风兴浪。

摸杠头的价值在于创造流动性，你想想，你那两场没把握的球，需要去找人对赌，但要不是当时针对这两场球的赔率已经公布，你找谁赌去？那么庄家凭什么公布赔率？全靠他自己神机妙算？不是的，庄家之所以能开赔率，是因为他大致了解两侧分别会有多少人押注，当然，他也会研究和预测，一开始可能开的不准，但随着赌客进场，会随时调整赔率来平衡两侧的押注，否则他自己手里会积累过多头寸，变成自己参赌了，这是开赌场之大忌，投行同理。

所以很明显，赌博公司敢于开出任何品种，其前提都是他能找到足够多的喜欢摸杠头的纯赌客，而不是坐着干等那些买了彩票后有几场没把握需要来对冲的那些家伙，那样是不会有足够流动性的；比如保尔森那笔交易之后，如果又有别人来找高盛，要对冲他的房贷敞口（这个不是摸杠头了），而这个敞口看上去跟保尔森交易的组合差不多，这时高盛就知道大概可以开什么价了，因为ABN和那个德国佬已经证明那个价格是卖得出去的，所谓价格发现过程以及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