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三圃制的意思是，把每块土地分成三份，每年其中两份种植主粮（通常是两种不同主粮），第三份种植牧草用于放牧；问题是，种粮的两份地在收获之前需要圈起来以避免牲口破坏，假如地块分割是随机的，便面临两个问题：1）所需篱笆长度可能非常长，围栏成本高昂，2）牧场被分割得太细，不适合放牧。

假如一大块地统一规划，并在修筑篱笆上协调行动，可找到优化程度很高的方案，比如，将土地分成长宽相等的若干长条，一条作为一个产权单位，每条分三段，这样，各产权单位的三圃中的任何一圃，组合起来恰好构成一个矩形，成为整片土地的三圃中的一圃，于是，只须很少几道篱笆，即可将种植区与放牧区隔离。（将上述矩形换成三个同心环，长条换成细窄扇环，效果相当）

显然，由陆续到达的单户垦荒者自发形成的产权布局，不会恰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只能来自单一大土地主，或者具有某种集体分配和控制机制的村社的刻意规划，比如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庄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

早先我介绍过，封建制中领主住在庄园里或在多个庄园之间轮巡，通过组合套餐式的封建义务收取实物地租，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流通成本过高、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这也是Bloch在《封建社会》中的观点），现在看来，三圃制也需要领主在现场为耕作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这或许是封建制在西欧长期维持的重要基础，因为在此模式下，随机组合的自由农户在土地利用上将是无效率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三圃制足以解释封建制的起源，或认为三圃制是封建制的存在前提，日本这一个反例即可消除这样的念头，日本的主流耕作模式不是多圃轮作制，而是复种轮作。

对于我这种不喜欢热闹的人，浙南山区是度假的好地方，——或许若干年后也会是定居的好地方，——所以，春节和五一这两个相隔不远的长假都在此度过也并未让我感觉乏味。

这两次旅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山区特有的景物之外，就是那里的人口变迁了。一个个已经或即将被遗弃的村庄，一幢幢久无人住的蒙尘老屋，从山谷往高处走，走得越高，便看到越多弃耕的荒田，越少的炊烟，越少的年轻人。山上的往山谷里搬，山谷里的往镇上搬。

据说，近年来官方清退民办教师和合并乡村小学的政策加速了这一趋势，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搬到了镇上甚至县城里住。

仔细观察了仍然存在的那些村子的人口结构，很难找到三十岁以下的人，偶尔见到几个也多半是因为假期才出现在那里。这预示着，几十年后，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村子中的大多数，也将被废弃。

在作出这样的观察和展望之后，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随着人类向城市“退缩”，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将会大大改善，这是工业化和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的结果。想到这里，不禁窃笑——那些环保分子和绿色和平活动家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不知会作何反应？

在环保分子眼里，现代工业无疑是破坏环境的恶魔，可是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农耕生活方式的扩张让人类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而工业化，虽然在其初期加剧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那也主要是通过其新技术和新工具对农业的促进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改善而实现的，一旦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扭转了人口形势和能源结构，工业化对环境的积极作用便立刻显现。

一个大工厂，或一个大城市，固然可能产生和排放大量垃圾和污染物，然而与数百万人分散居住在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相比，其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试以一个200户1000口的中等山村为例，粗略算一笔小帐：按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假设每户每天烧10斤柴禾，每年有10户盖新房，每幢用木50株，20户修缮旧房，每幢用木10株，那么该村每年仅燃料和建筑两项，至少需要砍伐灌木730吨，乔木800株。为了维持生态平衡，这800株乔木须以低于5％的间伐比例采自800亩密度不低于20株／亩的乔木林；而730吨灌木，以每株得柴30斤算，须以低于20％的间伐比例采自2400亩密度不低于50株／亩的灌木林。与此同时，为了产出足够的粮食，该村需要2000亩耕地。

上述估算意味着，要维持传统的农业生活和环境的稳定，每1000亩耕地需要有1600亩林地相配合。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战争和瘟疫等重大人口抑制力量的制约下，人口会迅速增长，新增的人口会把周围可开垦的土地都变成耕地，这样，要维持上面的比例，就需要自然条件将足够比例的土地限制为不可开垦或没有开垦价值，这个条件只能在山区或丘陵地带成立，而在平原地区是不能成立的。结果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自从人类发明了农业技术，经过几千年的开发，所有被农耕民族长期居住过的土地，森林消失了，越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消失得越是彻底：从尼罗河，两河，地中海西岸，印度，黄河，直到长江流域。农业所到之处，环境资源迅速枯竭，森林和野生动物仅仅在山岭地带得以幸存，即使是山区，如果不幸邻近一个大平原，也难免因为旺盛的外部需求而被砍伐殆尽。

是工业化扭转了这一趋势。首先，工业化将大量人口吸引到城市，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育偏好，最终扭转了人口形势；其次，工业化改变了能源结构，煤炭和石油代替了木材；第三，工业化改变了建筑材料，水泥、钢铁和玻璃代替了木料。那些拚了命反对建核电站的环保分子，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即使把一个核电站所产生的废料不加处理倾倒在一座荒山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比一座同等功率的火力发电站要小得多，更不要说和用木材做燃料相比了。

环保分子常说一句话：“回归自然”。而依我看，如果真心想对环境好，人类还是“退缩到城市”为妙，说实话，“回归自然”听起来浪漫，真做起来，恐怕会是环境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