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巍 日本政府将采取强力措施促进农地集约化经营：对放弃耕种的土地增税；对长期出租的土地减税

@朱世巍:日本所面临的最艰巨问题，1是宪法，2个人口，3是农业。安倍似乎是真心要解决这三大难题——果然不是一个混日子的首相

@李佳苏勒Iridium: 咱大大战后第一相打底儿，千古一相封顶。看能做到哪儿。

@熊也餐厅: 不搞凯恩斯主义更好我得写信提醒他老一下。

@whigzhou: 这条政策比他的凯恩斯主义更蠢～

@whigzhou: 安倍就是个强国家主义者，只不过恰好是右翼国家主义而已

@李佳苏勒Iridium: 在你球村，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一个极权政权之下，没有人是能够独善其身的，你不咬蛇并不会保证蛇不咬你。共产党用黑金炸美国政客，关起门来搞自由主义行吗？门能关上吗？埃及之恶不在压榨费拉，而在腐蚀罗马。先发制人好

@whigzhou: 这些跟他愚蠢的经济政策有啥关系？自削国力以先发制人？

@whigzhou: 要让日本恢复活力，有个（说起来）简单的办法：解除一切与土地和住房有关的用途管制、流通管制、租金管制，卖掉全部非军用国有土地，让房价降下来，等宅男宅女都住上大浩斯，就愿意生孩子了，补贴农业，保护耕地，惩罚弃耕，显然都与此背道而驰

@熊也餐厅:弃用雇佣终身制。弃日语讲英语。

@whigzhou: 终身雇佣、不肯破产之类是文化特性，政府管不了也不该管，但管制、补贴、财政政策是政府一手制订的

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迅猛增长的劳动成本，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人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未来十几年农业劳动力将以每年一千多万的速度减少，并且年龄结构日益老化、体能日益下降，也就是说，隐藏于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市化吸干，此后将开始短缺。

实际上，这一短缺趋势之所以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是因为70年代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口高峰，它以单年龄段的庞大人口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年龄轴上的狭窄分布，这代人现在已接近或超过40岁，这也意味着，接下去的短缺浪潮将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扑来。

假如目前趋势延续，二十几年后就没人种地了，但很明显，这样的趋势不会延续，果若13亿人的粮食自给率从目前的90%下降几十个百分点，全球粮食价格将成倍上涨，很难相信如此暴涨的价格仍不能吸引一些人去生产粮食，真正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报酬涨到多高，才能吸引大批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具体数字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新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高出他们的城市同龄人，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大批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起初是为了寻找工作，但进入目前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后，动机已经改变，即便城市找不到理想工作，即便农村有足够的耕地，他们也不愿留在农村，因为此时农村已经空心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文化上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要将新生代吸引回农村，需要一个很高的溢价，作为对他们忍受文化低落感的补偿，而溢价的高低，取决于城乡文化吸引力的落差，空心化程度、发展事业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获得成就感和建立声誉的机会、基于价值观和兴趣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建设自治社区和重建乡村文化传统的机会，都将是决定文化落差的因素。

在美国，上述溢价超过30%，即农村家庭收入平均比城市高1/3，才为农业吸引到了一百多万个家庭，而且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非农业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的生活和经营都非常丰富和多样化；相比之下，中国农村的前景要差得多，无论是生产经营方面，还是文化精神方面，重建乡村生活都面临更多障碍。

首先面临的是价值多样性的缺乏，中国社会历来没有容纳多元价值的传统，一旦城市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占据主流，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在美国，一方面城市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同时却有大量保守教派几百年来始终避开城市喧嚣，坚持古老简朴的农业生活传统，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在难以想象。

其次是土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假如未来农业能以高额溢价吸引来新农民，它绝不会是传统家庭农业，这样的溢价必须以远高于目前水平的单位劳动产出率为基础，那就意味着更大的农场面积，更高的机械化水平，更复杂更有深度的经营模式，而所有这些，都将对涉及土地流通、用途变更、契约与交易形式创新、投资与经营活动的制度灵活性和市场自由度提出高要求，当前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尤其是土地制度，显然难以容纳未来的经营性农业。

最后，要让新生代农民感觉到新农村是一个值得在那里安身立命和长期生活的地方，不仅自己能发展人际关系和享受各种现代便利与文化产品，也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好的学校，获得足以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成长环境，制度就必须赋予他们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社区公共设施并从中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只有当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组织和建设社区时，才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以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关闭了。

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对2009年毕业生的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农村生源的毕业生比例只比考生比例低2、3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

而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的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有利于将其孩子送进名校的资源和个人禀赋——影响智力和学习热情的遗传因素、看待知识和教育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家教传统、力争上进的劲头和决心、财富和权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也全都有利于将这些父母自己送进城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就是精英。

现在，这些人已差不多都进了城市，其比例远超出城市化率本身；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空心化，但由于我们的农村缺乏土地权利，缺乏地方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机会，没有发展事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使得那里的空心化更加极端和彻底，其结果有目共睹，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粗俗，文化和道德沦丧，治安恶化，也丧失了抵御黑社会和地方官吏欺凌压迫的任何能力。

改善农民和农村的恶劣处境，应着眼于从制度上开放和保障他们更多的发展和上升机会，包括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择业、自由竞争教育机会，也应向市场开放迄今绝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而不应要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平均化分配，这种头痛医头的主张是目光短浅的，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