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礼拜读了《想象的共同体》，此书名气很大，我却觉得写得很差，感觉就是那种一根烂萝卜占了个好坑，后来者要想进这坑就不得不提到他，于是名气就起来了，（btw，这个主题我推荐 Azar Gat 的 Nations）

不过也不是没收获，阅读过程让我重新思考了民族国家兴起这件近代大事，发现以前的一些零碎想法好像串起来了，

下面这组变量可能是观察这件事情的要点：

1）个体的社会活动半径，就是每年至少能去上几次（或那里的社交对象来几次）的地方能有多远（Ra），

2）维持一种同质文化的最低交往强度（C），当一个文化群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交往强度长期低于C时，便会分化为两个相异文化群，

3）完成这一分化的最短时间（T），比如，若以语言是否相通来界定文化群，T约为500年，即，一个语言群的两个子群若分开500年以上，相互就听不懂了，

4）在某种特定交通/通信/传播条件下，一种同质文化的最大覆盖半径（Rc），

5）一个政权所能控制领地的最大半径（Rs），（这个因素我在《权力积木》前两篇里仔细讨论过）

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同阶层的 Ra 不同，阶层越高， Ra 越大，所以相应的，他们能够进入的文化圈的半径也不同，越是上层精英文化，覆盖半径越大，形成一个多层的行星-卫星系统，

从青铜时代开始，这些古代社会中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大型帝国，它们未必像现代国家那样对其权力辐射半径内的社会都拥有持久而严密的控制，但只要它们能建立起一个高度繁荣的核心区（特别是帝都），并且构造出一部层次足够丰厚的等级阶梯，让辐射半径内的地方权贵们相信，与之建立关系，沿此阶梯往上爬，是提升自身权势和声望的必经之途，那么，这个帝国便能培育出一种覆盖半径（Rc）极大的上层精英文化，Rc 往往比帝国的Rs还要大一圈（大致相当于汤因比所列出的那些文明），

上面两点使得古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不一样，下层是高度分异的地方文化，上层则是以共同文字、书面语、经典和价值体系构成的精英文化，很难画出一条像现代民族那样清晰且一切到底的文化边界，每条边界只能往下切一两层，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一系列技术变革和民族建构活动的结果，其中每项都以改变上述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而实现，比如：

A）火车轮船改变了个体活动半径，并且缩小了该半径的阶层间差异，

B）印刷术，高识字率，廉价书籍，大众媒体，扩大了同质文化（特别是中下层大众文化）的覆盖半径，因而缩小了上下层文化之间的覆盖面差异，

C）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推行的全民教育，语言文字改革，教科书编纂，进一步对齐了各阶层之间的文化边界，

D）战争形态的改变，要求国家拥有高比例的动员能力，这就需要一种贯通到底的民族热情，而不像传统国家那样可以仅仅依靠权贵精英的效忠，于是，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旧帝国，便崩溃了，

……

民族国家的兴起确实是一股巨大浪潮，但它远非国家演变的终极形态，它远远没有将所有国家都变成像当今欧洲多数国家那样清晰分明的民族国家，民族也并未完全取代其他文化边界，非洲就不说了，依我看，按欧洲标准，拉美国家就很难算得上民族国家（这一点上我觉得安德森根本没自圆其说），而另一方面，盎格鲁世界在文化上正日益表现出一体化倾向，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当初促成民族国家的那些技术条件，仍在不断演变之中，未来自然还会继续改变文化的结构与边界。

@日日用功有常:辉总。请问同为超多元文化国家，为啥奥匈帝国崩溃而印度龙精虎猛？

@whigzhou: 印度诞生于二战后，没经历过奥匈曾经历的那种全面战争，几次印巴战争的规模都不算大，试想，假如战争强度达到需要1/4或更多成年男性上战场，全体中上阶层交出90%的家当，这个共同体能维持下来吗？我很怀疑

对于我们旁观者，这次大选最凸显的一点是，它提醒我们，社会终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即，共同体成员将一组道德原则作为他们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我在《群居的艺术》里曾花了不少篇幅说明这一点（见第II-6，II-8，III-5章）。

从历史演变进程看，社会越富裕，个体自由度越高，共同体就越趋向于以道德原则为其构建基础，而传统上界定共同体边界的那些因素——血缘，族裔，随生态/资源/技术限制而划定的地缘政治边界——则逐渐弱化，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迄今朝此方向走的最远的一个。

在古代，构成共同体道德基础的诸原则，通常被封装成某种形式的宗教，而在美国，它们逐渐（虽然并非全部）被移入宪法之中，并由一套制度基础设施加以维护，由此，共同体的立约过程和契约内容，都变得更为正式和显明。

传统上基于宗教的共同体往往是强共同体，其成员在生活/行动的所有方面都受其严格约束，而基于宪法而构建的，则可以是弱共同体，所谓弱，是指构成社会契约的道德原则是一个极小的集合，只约束个人生活/行动的少数几个方面，个人在其余所有事情上都保有自由。

一个道德共同体若要继续存在，其成员必须就一组最低限度的共同原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合意，可是，个体价值观分布始终在随文化演变的漂移，并没有任何法则能保障这种合意总是会达成，所以，历史上总有这样一些时刻，争执不下的各方不得不摊牌、决斗，以分出胜负。

依我看，本次大选就是这样一次价值决战，双方在基本道德原则上的分歧已到了水火不容，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也就是说，美国人需要一次类似于56年前那样的一边倒大选结果，以便明确分出胜负，让惨败一方要么服气，要么滚蛋，要么被无情压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并不赞同许多老派人士对当前政治两极化的担忧，因为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分歧是必须解决的，摊牌决战是迟早会发生的，晚不如早，四年前川浦上台的刺激效果或许加速了这一过程，但那不是坏事。

历史上，美国至少经历过三次这样的摊牌：内战，新政，伟大社会。

我相信这次美国人会做出正确选择，我也相信，无论哪方胜出，都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热战的方式发生，两个理由：大法官的民望和权威仍非常牢固，迄今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将军们的忠诚和荣誉感。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非常神棍，

3）依我看，他的这一思维特征和他的精神状况很有关系，可以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妄想症边缘的状态，所谓妄想就是模式识别阈值低，总是能从捕风捉影中发现各种预兆、计划、阴谋……支持这一猜测的线索是，他确实在1690年代经历过短期的精神崩溃，

4）而同时，毋庸多言，他当然是个罕见的天才，特别是数学天赋，

5）牛顿在有着上述毛病，却最终能够成就伟业，是因为：当时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而且共同体内已经有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以及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最终将他引上了正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6）共同体对什么东西适合发表，并且值得被讨论和接纳，已经有了一些粗略的标准，这起了一个过滤器的作用，牛顿的那些乱糟糟的念头里只有极小一部分通过了这个滤网，进入讨论圈，为了发表，牛顿被迫把一些念头以可接受的清晰性和严格性表述出来，而被迫这么做时，他的数学天赋恰好派上了用场，

7）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时不时会将牛顿的注意力强行拉到适当的轨道上来，也就是那些得到众多科学家关注，已经有了许多尝试和推进，已被界定和描述的比较清除，已经开发了许多实验手段，收集了大量原始材料的问题，

8）上一点最突出的例子是力学，力学原本在牛顿涉猎极广的研究中只是个小课题，而且他的路子完全走歪了，最初是胡克把他拉上了正轨，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的雏形就是胡克提出并透露给牛顿的，胡克和牛顿是老对头，关系很差，可是胡克自己数学不行，自知没能力从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定律，他知道牛顿数学厉害，所以压下积怨，希望牛顿能解决这问题，后来哈雷又拉了一把，需要求解的问题类似，只是用于彗星而非行星（和胡克相反，哈雷是牛顿的脑残粉），牛顿正是在解决这组别人找上门让他求解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体系，同时抛弃了他原本在歪路上形成的那些念头，

9）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科学活动的组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我想起比牛顿早一百年的另一位天才，John Dee，同样才华横溢，牛顿要是早出生一百年，大概会成为另一个John Dee。

@whigzhou: 以数学论，牛顿在当时可谓傲视群雄，可是若以自然哲学或思辨能力论，我觉得伽利略远在牛顿之上

@研二公知苗: 不是法国变了，法国一直是强制文化同化政策实施最彻底的国家，所有“强制世俗化”论者想过的招法国都对移民用过，德国不给土耳其劳工（甚至在德国出生的后代）公民权也保守诟病。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骂左派解决。

@whigzhou: 对价值认同的要求和强制同化是两码事，虽然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

@whigzhou: 一种态度是：我们现有的共同体有赖于一些基本的价值认同，假如你不接受这些价值，我们就把你拒绝在共同体之外，假如你威胁到共同体，我们就要设法削弱、压制或消灭你，但我们未必有兴趣改造或同化你

@whigzhou: 假如你们像Amish那样表明自己是无害的，那么尽管你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和我们格格不入，也不妨碍我们容忍你存在，总之，这种态度是共同体自我中心的，而非普世主义的，共同体内外适用不同行为规范，对改造和同化他人没有兴趣，当然，假如他人主动追随和归化，那也是好的。

@whigzhou: 另一种态度是：人类拥有一组共同价值，它代表着文明和进步，是普世的，是公共之“善”，国家经由社会契约而具有了推行这些价值的当然合法性，它有义务将这些善推及于全人类，将每个人改造成合格公民

@whigzhou: 法左、马左、进步主义、五四青年，都是后一种倾向，当年的种族改良计划和优生学运动，都是左翼进步主义推动的，直到60年代之前，在美国推动种族主义政策最起劲的，也向来是进步左派

@whigzhou: 归结起来，两种态度的共同点是：都认识到社会制度需要一些价值共识，而根本的分歧点在于普世性，普世主义者认为，这些共同价值是基于共同人性的自然价值，生活在这些价值得到尊重的社会，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因而保护这些权利的规范是普适的自然法，不存在共同体内外之分。

@whigzhou: 回到法国的同化政策，最初，法左的普世主义要求他们去改造殖民地文化，结果只不过是破坏了当地传统，当北非移民大批涌入时，普世主义又让他们无法拒绝，结果只好用国家权力强行同化，当同化政策看起来也不管用时，多元化政策就被提了出来。

@whigzhou: 但欧式多元化其实并非多元文化共存，而是修正原有的价值共识，令其容纳新元素（伊斯兰），排挤旧元素（基督教），最终形成的文化仍是高度单一和排他性的，只是受排挤压制的少数派换了人

@谢小姜:移民难民来的时候有谁会说“我不接受你们的价值”？

@whigzhou: 如果来自某个群体或某种文化的移民（统计上）总是违背入籍誓言并危及共同体，可以停止接纳这一来源的移民啊，共同体不是一定要接纳任何来源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