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中文网络社区的元老，到科普作家，又到职业打假斗士，方舟子的社会角色已历经几番嬗变，没有改变的是他高昂的劲头和不依不饶的性情；不过，自从他妻子学位论文的抄袭丑闻被揭露之后，他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举止失态，打假对象也已从学术界和权力层转向了与他有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名人。

特别是之前针对罗永浩的行动，纯粹起于私人恩怨，而且在毫无事实线索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结果也没抓到对方把柄，只好不了了之；本来这件事情已将他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幸好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个目标，而韩寒又恰好是罗永浩的朋友，符合他近来选择目标的口味，于是焦点很快就被转移了。

像方舟子这样的打假行动，对于公众究竟有没有价值，历来争议不休，一方面，他确实揭露了许多抄袭、剽窃、虚构夸大学术经历或研究成果的造假丑闻，对净化学术界起了正面作用，也为关心某些领域真相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信息来源。

而另一方面，许多人也指出，他在进行质疑时，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采信常常是片面的，推理过程经常是草率的，甚至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判断经常是基于预设立场的，并且常把不可靠的判断当作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信条而加以无限制演绎，而同时很少顾及相反证据，也不愿听取基于相同证据而做出的替代分析，反而将一切反对意见斥为伪科学或帮凶之类。

其实，这两方面的观感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因为两者并不矛盾，这也是另一个例子，表明推进了某项公共事业、为公众带来某些好处的人，未必是一个在智慧、品质和能力等方面符合他们所期望水平的人，甚至不必是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他可能很偏狭，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也没有造福公众的理想，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某些可欲事态的出现，果若如此，我们何必要求更多呢？

诚然，由于缺乏听取反面证据的开放心态，缺少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因果分析能力，以及对既有信念保持审慎怀疑和进行自我反思的习惯，等等这些常被概括于所谓科学精神之中的品质，方舟子的打假行动很难说是遵循科学界标准的，如同他的科普写作一样，对于示范和传播科学精神恐怕不会有多大益处。

但是，传播科学精神只是诸多公共事业之一，他做不到做不好，别人不妨来做，揭露造假作弊同样有其公共价值，他在证据选择、因果分析和逻辑上的缺陷，尽管会妨碍其打假的质量、效果和命中率，但这不是什么值得紧张的事情，他的行动价值主要在于花力气收集早期线索，并且有勇气将问题推上台面，而最终结果，要么在法庭上解决，要么更多的由听众自己做出判断。

只要讨论空间是开放的，在他发动案例之后，自然会引来许多质量更高的分析，也会刺激相反的证据浮出水面，当事人也有机会做出辩解，这些都是听众据以判断的信息，当然有些人会因为偏听他这一方而被误导，但容易偏听偏信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会被误导，有没有方舟子都一样。

实际上，像打假这种充满对抗性、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吃官司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要冒点生命危险的事情，反倒需要方舟子这样认死理、有些偏执和狂热、并且精力旺盛的人，才能长期坚持下来，而那些拥有良好科学精神的人，通常不会具有这些品质，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公开质疑其学术同行；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

当然，指出其价值所在，并不意味着他是免受批评和指责的，假如他的打假行动因其拙劣草率而误伤无辜，无论是无意的误伤还是故意的错伤，旁人都有理由做出批驳并加以谴责；不过这里仍需指出一条界线，可以被谴责的行为未必是有罪的或者构成了对既有权利的侵犯，因而需要加以司法矫正或施以惩罚的。

对他人品行的错误陈述确实可能减损后者的利益，但未必构成侵权，因为利益未必是权利，也可能只是一个不受保护的随机事态，比如我家附近有一家我特别喜欢的餐馆，它的消失将减损我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权阻止老板关门，类似的，方舟子的言论只要没有逾越其自身权利的边界而构成辱骂、诽谤或侵犯隐私等言语侵权，即便损及他人利益，也只是可以被谴责而无须接受司法系统的矫正或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