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

设想一位CDC的员工甲，整日里闲得无聊，某天突然头脑发热，要找点事情做做，于是做了这么件事情：他翻出CDC统计的前一百大死因，然后从排名25-50之间的那些里随机挑了一个，之所以选择这个区间，是因为它们足够常见，但又没常见到已经让人麻木，

接着，他写了个小程序，从CDC从各地医院获得的数据中，统计出每日各州被确诊该病的人数，和因此而住院及死亡的人数，制作成图文并茂的网页，动态的，每天刷新，曲线弄的很漂亮，于是甲挺得意，拿去给领导看，领导说不错啊，允许你把它发布在CDC官网上，

巧的是，甲有个铁哥们是CNN记者乙，于是就拿去跟他显摆，乙一看挺有意思啊，就在CNN节目里报道了，官网上转载了，

结果，报道爆款了，乙也被领导表扬了，于是大为振作，把这弄成了固定栏目，

栏目火了，7/24不停顿实时刷新，

好几位州长夫人都看到了，在枕头边跟老公嘀咕了，

州长们坐不住了，曲线好看的都赶紧去电视上吹牛了，不好看的都在电话里使劲操州卫生主管去了，

每天三五个十几个的往太平间送，几天前还都生龙活虎的，这谁受得住啊，看看那位可爱的小天使，你们就眼睁睁看着让她去死？

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小病种，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突然火了，

火了自然就不差钱了，不惜一切代价了，

与该病有关的医疗机构、医学专家、研究者、制药商，全都眼冒金星了，我他妈窝囊大半辈子这下总算机会来了，扬眉吐气了，

一只疾病界的大熊猫诞生了，

今天我花了几个小时想一个问题，最后得到了一个意外副产品：构思出了一个应用，

用丹内特的话说，人类是一种格列高利造物（Gregorian creature），意思是，我们不仅靠自己的观察和试错来认识世界，而且（经由文化）间接的通过他人的观察和试错来认识世界，实际上，在已变得极其复杂庞大的现代文化环境中，我们从直接经验中活动的认识，在整个认识活动中所占比例已微不足道，若是剥掉所有间接经验，任何个体对世界的认识程度将远远不如一个小型狩猎采集群体中的普通一员，

文化既提升了个体认识世界的能力，也扩展了认识世界的程度，但这也伴随着代价与风险：他人可能误导或欺骗你，传播过程会有失真和扭曲，脱离情境的信息会被误解和误用，抽象化和概念化会带来相应的假象和幻觉，寄生性的meme可能会通过剥夺宿主而完成自身的传播……

与之相应的，人类也发展出了相应的心理机制来控制上述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害，比如：

1）我们只在人生的特定阶段打开特定主题的学习窗口，比如有关各类东西可不可以吃的学习，在四五岁之前就结束了，语言学习窗口则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关闭，学习新技能的兴趣大约在40岁之前就消失了（这是因为个人的生产率高峰一般出现在40多岁，所以35岁之后再学新技能收益不大）……总之，我们对各类事务的好奇心只打开一段时间，然后赶紧关上，以缩短暴露在有害 meme 汤中的时间，

2）我们在挑选认知代理人方面是高度选择性的，有着本能的倾向，知道应该跟谁学，更多留意观察谁的举止，听信谁的言辞，以谁为行为榜样，跟随谁的脚步，接受谁的指导或训诫……在传统小社会，这种选择非常自然而无需操心：在婴儿期，自然是母亲和其他会照顾你的大人，会走路之后，就加上了比你大的大孩子，到青春期，目光开始从家庭投向外部榜样，在家人之外，我们对他人的成就、声望和地位线索都非常敏感，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这群人里的出类拨萃者，

……

现代传媒让文化雪球滚的更大，我们从中获取认识收益的潜力也极大提升，可同时，暴露于这锅大meme汤里，受其损害的风险也增多了，而我们挑选认知代理人、筛选信息、为自己构造恰当信息环境的那些心理机制和认知工具，是在旧环境中塑造的，它可能无法在新环境中为我们最大化认知收益，最小化损害，

现在让我收窄这个话题，具体到消费活动上，是否存在某种机会，可以帮助人们挑选认知代理人，以便在当代信息条件下，最大程度增进认知收益？

不妨把消费品分作两类，一类是你已经大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比如一台电视机，你寻求的信息只是用来帮你决定挑选哪个型号或牌子，对此类需求，已经存在各种信息供给方案：购物网站上的买家评论和排行，产品测评机构，品牌信誉机制……

问题更大的是另一类，你对自己的消费需求只有一点模糊的倾向，比如想找几本书读读，大概愿意花多少时间和金钱，但你说不出自己想读的是什么书，所以也就无法针对性的寻找评价信息，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音乐，电影，旅游，餐馆，酒……

这种时候你需要的是推荐而不是评论，市场上似乎也有不少针对这一需求的产品，随便举几个例子：

1）纽约时报书评版，
2）比尔盖茨的年度书目，
3）许多博客作者时不时开的书单，
4）教授给学生列的参考书目，
5）各种年度评奖，
6）明星直播带货，
……

依我看，这些供给方案都还非常原始粗陋，远未挖掘出当前产业与技术条件所提供的潜力，我设想的应用是这样的：

核心要点是让接受某一推荐的用户对该推荐给出反馈，并基于这些反馈而建立推荐者的声誉，

比如一位博客作者A，想给他的读者开份书单，原先他会直接在自己的帖子里编辑这份书单，现在他跑到 r.com 上编辑一份推荐列表，然后用一段 javascript 把它嵌到自己的帖子里，他的读者B看到这个帖子后，很感兴趣，于是在帖子内所嵌的那个推荐列表上点了*收藏*，列表便收藏到了B的 r.com 账户里，后来B读了其中某本书，并（也在 r.com 上）打了星，

这里的关键是，B这个打星动作产生了两个效果：
1）他对此书做出了评论，
2）他对A的推荐给出了反馈，这一反馈粗略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他打了四星或五星，这将被视为一次积极反馈，一星或二星则是消极反馈，（当然，还可以做的更精致，比如A开的也可以是一份负面书单，这样B打四星五星就变成消极反馈了，）

这样的反馈至少有三方面利用价值：
1）一次积极反馈提升了B对A的认可度，因而提升了未来A的推荐被B看到的机会，消极反馈同理，
2）一次积极反馈提升了A在推荐市场上的声誉，因而提升了他的推荐被其他人看到的机会，特别是被其他和B有着类似兴趣的人看到的机会，消极反馈同理，
3）基于海量此类反馈的统计结果，可以生成各种推荐榜，包括 r.com 的首页，

我觉得这至少比直播带货靠谱多了，

【2021-06-24】

@科学懒人无痛苦吃饭减肥法:ab认知如果不在大致相同的水准（a高b低），b的反馈价值应该是相反的。

@whigzhou: 确实，好的圈内推荐者，未必是好的大众推荐者，此类问题算法都可以处理

@tertio:需要参与者主动操作的话，很难普及，甚至有被刷数据的漏洞。电商行业的推荐算法是依赖点击和购买行为来判断，可以做得越来越精确

@whigzhou: 被刷榜是肯定的，但我相信有办法控制在可接受程度，豆瓣和烂番茄的评论也没有以购买为前提，但它们还是被很多人在乎，刷榜行为有其模式可供辨认

@whigzhou: 在我所分的第二类消费活动中，参与者按其参与深度可大致分为三类：1）专业级的鉴赏家，2）热衷探索尝试并积极评论的，3）消极参与的，大概每类的规模比前一类大两个数量级，我的方案重点在于让第2类的反馈改进第1类的表现，最终惠及第3类

【2021-07-07】

@whigzhou: 不少人说，像搜索引擎依据用户点击行为这一反馈来改进pagerank的方法，也可以满足我说的这种需求，差得太远了：1）搜索引擎的反馈非常浅，因为它无法跟踪更长的行为链，2）它需要用户事先有一个相当明确的需求意向，才会发起搜索，而我们需要推荐的理由常常正是缺乏意向，3）它的供方是单一的，缺乏竞争，而供方竞争是最重要的改善机制

@tertio:以后就靠搜索引擎+AI吧，不需要什么预设的用户操作，因为预设操作这个门槛对于互联网应用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whigzhou: 操作负担多大程度上构成障碍，要看（1）这些负担在各类参与者中是怎么分配的（2）承受这些负担的参与者有没有足够激励

@whigzhou: 写维基词条肯定算得上很重的操作负担了，但并未妨碍它流行，因为负担分配不是均匀的，十亿计的阅读者，大部分是点链接来的，可能几千万是在搜索框里主动输入词条的，几十万编辑，但其中一千多位编辑贡献了3/4的词条，对于最后这批人，操作负担根本不是问题，关键是分配和激励是否相称

@whigzhou: 所以在我的构想里，推荐者的负担无须顾虑，他们本来就是会写帖子推荐东西的人，不会介意这点小麻烦（其实可能更方便了），关键是，那些记下别人的推荐并事后做出评价的人，需要新增多少操作负担才能让系统记录下这些行为链条，依我看，适当设计下，该负担不会比在豆瓣上点*想看*和*看过*更重

@whigzhou: 重复性消费行为的满意度容易从行为留下的痕迹中得到识别，比如一周内买了三瓶一样的酒，一次性的就很难了，除非你让用户直接佩戴几种传感器，从他在别处留下的痕迹是无法识别的

纸张由东向西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重大改造，否则传播就不会发生，中国纸适合毛笔书写和雕版印刷，但不适合中东的芦管笔和欧洲的鹅毛笔，一是会被刮破，二是墨迹会化开，关键的改造是上胶，先是阿拉伯人用淀粉上胶，后是意大利人施以明胶。（据 John Gaudet《法老的宝藏》） ​​​​

贡布里希的这段话（《艺术的故事》第8章）让我想了很多：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听（比如10首）老曲子，同时他们也不介意时不时可能有一首新曲子，只要它好听就行，我想说的是，即便这种看起来最不鼓励创新的条件下，现代艺术市场也会远比古代市场更鼓励创新。

在古代，哪怕一千年没有新曲子，要满足100万人每人每年听几次的需求，也需要大批音乐家，因为每次表演只能同时服务于几十最多上百人，于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新的音乐产业，也可以让众多音乐家生存，具体养活多少，取决于表演次/欣赏次之间的比例关系。

可是技术进步会改变这一比例，考虑另一个极端：假如所有人都在spotify上听歌，而且全都满足于相同的10首歌来回放，那么，等这些歌的作者死光之后，音乐市场就再也不需要新的音乐家了，可是有志于靠音乐吃饭的人不甘心啊，所以他们必须写新曲子，努力说服至少一部分听众把他们的新歌加入播放列表。

这两个极端之间，一些早先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改变上述比例关系，比如：扩音器，具有专业音响效果的音乐厅，精确的乐谱记录和复现手段（包括指挥），铁路飞机扩大了音乐家服务半径，等等。

除了音乐，类似的机制或许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存在，不过我还没想清楚。

互联网和social media带来的一个改变是，盎格鲁世界的文化同步性越来越强了，至少在一些层面上，越来越多的议题正在成为盎格鲁世界的共同议题。 ​​​​

Quillette可以说是这一同步性的代表，这份新媒体无论是编辑/作者群，还是读者群，都是属于整个盎格鲁世界的，我关注的许多博客作者，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他们的读者群，也是如此，今后类似的媒体会越来越多。

@whigzhou: 吃饭时听了会儿收音机，主持人在跟一位社会学家谈论个人私密这个话题，突然产生一个疑问：有些社交高手会不会像反间谍机构那样，对交往对象进行钡餐测试（barium meal test）？比如故意将一些或真或假的私密透露给某人，然后看看这事情是否会在圈内传开，以此测量该人的舌头长度？要是真有这种策略的话，我肯定用不上，根本记不住那么多事情。

@孤胆鹰雄芯：这种策略实际上很难测出来舌头长度，只能测出来话题传播度。比如你测试甲，但是甲只跟自己老婆私下里说了，甲并不是测试他老婆，而仅仅是枕边话，但是其实是他老婆舌头长，把话题对你们三个共同认识的人都说了出去。但你并不清楚是甲传播的还是他老婆传播的，这样仅凭这个策略是无法测试出舌头长度的。

@whigzhou: 这不是测出了甲的舌头至少不短于半个枕头嘛

@孤胆鹰雄芯:但甲万一是只跟好基友用他长于半个枕头的舌头说了枕边话，但是他基友却是守口如瓶，对别人一个字没提过，这样你反而测出来甲的舌头很短，但其实他至少长于半个枕头。

@whigzhou: 所以钡餐需要设计啊，在CIA上班也是需要动脑筋的

@whigzhou: 想到一种特别的著作权保护机制，可以为文字作品的用益建立一种特别的排他性，比如你是位园艺高手，有很多经验想分享给同好，于是写了本书，可是正要出版之际，你突然想，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让小粪烘享受啊，哪怕多挣钱也不行，于是你在序言或导言了植入了几个愤怒点火器，小粪烘万一买了书，刚翻开第一页，爱国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了，狂怒之下，后面的好东西怎么还看得进去呢？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各种易于被特定点火器点燃的群体。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个改变是，双面戏很难唱了，当年阿拉法特唱的就很熟稔，刚刚用英语对西方记者畅谈完和平理想，转身就用阿拉伯语喊打喊杀，反正西方记者都是useful idiots，不会把这些翻译给西方人听，要搁在今天，这戏就不好唱了，推上多得是会阿拉伯语的，你一喊打喊杀，视频瞬间传遍天下。（今日刷推的一点小感想）

所以脱钩应该是没悬念了

@tertio:谷歌翻译可能作用不小

@whigzhou: 不是，有一群非常起劲的跨墙搬运工（兼翻译），我的TW时间线上平时没有中文内容，最近却时不时冒出来一些

设想你是一位媒体编辑，手上有两篇稿子，标题分别为『妙龄少女在阿塞拜疆背包徒步惨遭奸杀』和『白领丽人打Uber下班惨遭奸杀』，你会选哪篇上头版？当然是第二篇，因为绝大部分人看到第一个标题后都会想：我既不会去阿塞拜疆也不会徒步旅行，这事儿跟我没屁关系，懒得点开看更不会转发，第二篇就不同了，恐吓面积巨大无比，所有白领丽人（或不那么丽的人）以及她们的父母姐妹男友老公都会想：这让我还怎么躲？

这就是为何他们要竭尽一切可能将任何个案悲剧扯大成『结构性问题』，非如此不足以获得强力传播所需的恐吓面积。

最近读了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腹中五味杂陈，麦氏极富才气，直觉上佳，抓住了不少要点，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惊叹他如此痛快淋漓的表达了盎格鲁特殊主义的要旨，可我的主要感觉却是难过，看到自己偏爱的观点被以如此粗劣的方式倾泻张扬，就像目睹上好三文鱼肉被扔进麻辣烫大锅，粗劣到何种程度呢，这么说吧，对于很多很多段落，我很容易相应的在同书内找到不下三个段落来反驳它，绝大部分材料都是只言片语且夸大其词的轶闻，年代线索混乱暧昧……，或许有人会说，这种粗糙感性的叙述虽有失严谨，在观念传播上却更有效，读起来也更痛快，也许吧，可是依我看，这样的写作只会让他疏远理智者，吸引蠢人，一种观念或许可以通过吸引和动员蠢人而得以广播，但这种结果是你想看到的吗？这些传播在被吸引的蠢人中引出的反应和行动，和这些观念会有丝毫相似性吗？我不觉得。（预测：本帖会为豆瓣增加十个『想读』，anyway）

一群马其顿学生玩营销号逗川普粉的故事，有趣～

几点观察：

1）这种东西大概不会改变个体的投票选择，但可能会略微提高川普粉投票率，

2）主要功能是心理按摩，没人在意从中得到什么信息，

3）类似游戏对左派玩不动，因为主流媒体已经为他们提供足够多按摩师了，而川普粉的饥渴恰好是个生态空档，

4）facebook看来也是养营销号的好地方，

5）社交网让模因学终于有了可施展的地方，貌似，

我在想，人类对某些形式的内容（书面文本、巫师咒语、韵文、学术黑话、新闻联播……）似乎有着本能的迷信倾向，其心理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相对于其他来源的信息，以某些介质记录或以某些形式表现的信息，总是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这是各种宣传术和骗术的基础），好像很奇怪。

我想到一种解释，不妨称为“可信度乐观主义”假说，假设初始状态下，所有个体对不同介质/形式的信息没有偏见，但他们对任何信息的可信度都采取乐观主义态度，即，当没有其他信息可帮助他判断某信息之可信度时，他便将置信度赋值为C，C>0.5，为了说起来方便，接下去就假设C=0.7吧。

好，现在引入第二个前提：某条信息被越多的别人相信，那么你像相信它那么行动，你的净收益就会越高，即：如果你信对了，得到的好处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多，如果你信错了，蒙受的损失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少。——这一前提，不妨称为“信念协同收益”，至少在许多事情上，貌似是成立的。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解释：当你对你妈说“中医是垃圾”时，这条口语信息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听到，因而不会产生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对它的置信度C便是默认值0.7，相反，假如这句话来自新闻联播，那她便可以安全的预期，大批人会听到这条信息，其中大部分会以高于0.7的置信度相信它，于是，相信它就可获得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便将置信度从0.7提高到0.9，于是你就输给了新闻联播。

总结：任何看上去可能会被很多其他人看到的信息，都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

所以占领媒体的好处不仅是让信息得到更多受众，也包括提高受众对它的置信度。

实际上，当存在信念协同收益时，比“跟着大伙信”更好的策略是“保持怀疑同时像真信了那么行动”，许多人可能还真是这么做的，于是便有了深层信念和指导当前行动的“工作信念”之间的区别，Trivers所研究的自欺，大概就属此类。

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发表文章“谷歌把我们变傻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告诫世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泛滥，正在剥夺我们的专注力，变得浮躁而浅薄，不再有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逐渐丧失记忆力，最终将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此文轰动一时，2010年作者又将其观点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以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

也常听媒体业者说，微博时代，阅读碎片化了，媒体快餐化了，没人看书了，写长文章没意义了；然而，这些耸人听闻的哀叹毫无事实依据，就在卡尔文章发表之后的四年里，尽管手持终端迅猛普及，网络媒体渗透率不断提高，但图书出版、销售和阅读量也在快速增长，美国图书销量增长了14%；读者对长内容的热情并未消减，连抗拒多年的微博也终于接受了长文章。

诚然，对于个人，卡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过于丰富的信息源确实容易让人分心，也可能占用过多时间；但人是善于调整适应的动物，每个人反应也不同，新媒体的总体效果，远非个别观察和体验所能把握；实际上，传播介质的每次重大革新，总会引来像卡尔这样貌似深刻的警世之语，却无不在事实面前化为其自身浅薄和缺乏想象力的证据。

出现此类认知偏差，是因为这些观察者只盯着某个局部，缺乏系统性视野和统计头脑；常有人说50年代的小学生毕业生如何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手好账，他没意识到，这只是说明，那时最有天份最好学的孩子也只有机会读到小学；那些哀叹电视挤掉了图书的人也没意识到，今天整天沉迷于电视的人，若没电视，八成是在搓麻将，蹲在墙根晒太阳，或围着火炉子搓手。

新媒体确实产生了大量肤浅和碎片化的信息，但不是因为它挤掉了长篇深度内容，而是因为它成倍扩大了受众面，要满足这么多受众，其多数内容必定是肤浅和碎片化的，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深度阅读只能是也从来都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且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新媒体，或许有些人会多翻几本书，但那未必是深度阅读，因为不是所有被钉进书籍里的都是深度内容。

图书业的规模经济对篇幅有特定要求，无论一个主题的适当篇幅是多少，要出版就得迎合这个要求，太短的拼凑成文集，太长的切割为多卷；顾炎武《日知录》煌煌32卷，其内容之碎片化与微博无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才六万多字，全部组织在一句话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不足百页，但通篇只谈论一个主题，两者的深度和对阅读专注性的要求，皆非普通长卷所能比；新媒体只是解除了对篇幅的无谓束缚而已。

很多人大概想象不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可以让阅读达到何等深度，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你可以在一晚上读几十条维基，做上百次搜索，下载查阅十几篇论文，核实几十个数据来源，在过去，即便你能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过程也要几周时间，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去做，而在今天，只要有足够好奇心和专注力，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如此深度的阅读。

很可能，在篇幅束缚解除之后，媒体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分化：鸡汤手和段子手们在新媒体中找到更有利生态位之后，将退出图书市场，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读书了，书籍本来就不是鸡汤和段子的好容器，原先只是没有其他选择才用，而这一变化根本不会减少深度阅读，因为鸡汤书和段子书再厚不会有什么深度。

从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网，新型传播媒介始终在拓展大众的信息来源，开阔其眼界，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有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人因为信息来源更多而变得更愚蠢、更不自由，只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才会像比皇帝还着急的太监，每次都跳出来惊呼太多信息会让民众迷失堕落变蠢乃至丧失自由。

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最近，正当微信公共号热火朝天之际，突然封杀了大批公共号，其中包括不少颇受欢迎的媒体类帐号，这次封杀看来并非迫于政府指示或压力，也看不出与这些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渠道上都未受影响，看起来，这更像是腾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它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公共媒体平台。

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微信获得更好传播效果并增加一个收入来源的媒体，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一些将其生存发展希望寄托在微信上的自媒体，更是个灾难；不过，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更健康的新型传播生态的旁观者，我倒不觉得这是件坏事，在我看来，微信不是个好的媒体平台，而一个由类似微信这样的平台主导的传播环境，将比目前的更糟糕。

互联网为媒体提供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新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很大程度上分离解耦了有关媒体的几大环节：内容生产、内容间的关联、阅读体验、互动和传播，在传统模式中，这些环节通常被捆绑在同一家媒体同一种介质中，而在网络新媒体中，各环节可以选择不同平台和不同介质，同时又保持其互联性而不至于成为孤岛。

从内容生产和管理看，博客是最好的媒体平台，借助门户式的聚合或RSS阅读器，它的阅读体验也不错，尤其对于深度阅读者，但博客的传播性较差，尽管有些具有社交功能的阅读器和曾经的Google Buzz带来过希望，但自从谷歌退出之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支持这方面发展。

也正因为缺乏传播力，尽管博客在小圈子内的互动性可以进行的很好，但这种互动很难延伸扩展，没有持续注入的新鲜血液，很难长期维持活力和人气，这一点，与小众型BBS曾经遭遇的命运颇为相似。

但好在互联网是个开放信息系统，博客本身的传播力不足可以借助其他平台得到弥补，比如与推特和微博的搭配，后者具有空前强大的传播力和互动性，而且这种大范围的互动性带来了一种奇妙的挖掘和纠错能力，让一条起初较简单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诱发更多相关信息，而且不同来源信息的并发，让受众有更好的机会进行独立判断。

不过，微博的长度和格式限制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信息的高度碎片化和挥发性，为了容纳更多文字，多数超链接都被抛弃了，碎片进而沦为孤岛，对于深度阅读者，这是很大的损失，从内容生产与管理上看，这也是对超文本的一种反动，作为弥补手段的长微博更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图片化的内容无法被检索和引用，成了彻底的孤岛。

但无论如何，微博至少还保留了互联网的开放性，每个帐户、每条微博都有独立的URL，微博对搜索引擎和第三方应用也保持着开放姿态；相比之下，微信则完全是个封闭系统，丝毫没有互联网的开放特征，信息没有独立和永久性URL，因而内容之间无法建立链接，也不可能通过浏览器访问，或分享到其他平台而同时保持互联性。

这也难怪，微信本身就是从聊天系统发展来的，更像一种电信增值业务而不是互联网业务，而聊天者对于内容的开放性和互联性本来就没什么需求，碎片化、孤岛化、挥发性，这些对于聊天者当然都不是什么问题，或许封闭一点、曝光度低一点还更好。

但对于一家注重品质和体验而不只是喷喷口水的媒体，这些却是大问题，碎片化和孤岛化的信息很难索引和管理，无法让内容系统成为一个结构化的、可积累的、有机的知识系统，而高度挥发性也难以让互动和传播为内容的丰富和改进提供动力。

微信的传播力虽强，但这种传播是泼水式的，传播链条在信息扩散过程中一次次断裂，不会形成大庭广众之下的大范围互动，只有千万间隔绝密室中熟人间的窃窃私语，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格局，会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它最多只是一条通往那些不怎么需要互动、也不关心内容互联性的受众的单向道，它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窗口和收入渠道，但不足以成为媒体立足之本。

@whigzhou: 哥伦布1493年回到葡萄牙，1494年梅毒出现在那不勒斯，然后被查理八世的军队带回法国，1498年来到印度，1505年到达广州，这传播速度当时很少有东西能超过，可见性关系是联系人类各大文明的坚强纽带，性关系网大概也是个六度或更小度空间，呵呵

为什么资本家会反对资本主义？
辉格
2012年3月7日

关于市场制度的种种争议中，一个有趣的场景是，许多坐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都在不遗余力的为市场制度辩护，反倒是不少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依靠市场取得了巨大个人成就的资本家，却常常从整体和根本上（而不只是某些细节上）指责和攻击市场制度。

比如最近，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这位管理着全球最大基金之一GMO的大资本家，在其致投资者的信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因而必须由政府干预来预防和矫正，否则危机和崩溃难以避免；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不过是马克思观点的凯恩斯版本，多年来，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投机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都在不断宣扬这些观点。

对于反对市场制度，尤其是反对现有货币、资本和金融制度的人来说，大资本家们的言论是个有力的佐证：连市场制度的顶级参与者都说它不好，还能有假？难道书斋里的经济学家比他们更了解真相？确实，这种说法看上去很诱人，但假如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这种说服力只是直觉上的，而直觉并不总是靠得住的。

特别是在社会和市场这样的复杂系统上，特别是在制度这样的复杂问题上，个体经验和直觉多半靠不住，即便是参与范围最广泛、经验最丰富的参与者；在类似的复杂系统中，个体的成功经历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在如何取得个人成功上可能拥有一些正确的知识，而丝毫不能证明他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原理拥有任何可靠的知识。

这一点即便在不那么复杂的系统中同样成立，比如一个顶级球员未必是个好教练，更未必是个合格的足联规则委员会主席，这三者所需要的恰当知识，不在同一层次上；然而在公众的讨论和评价氛围中，却总是有一种以个人成就为取信标准的倾向，该倾向不仅存在于公共话题中，在关于职业、经营、投资、修养、乃至价值观的种种话题中，都可见到它的影子，其最集中表现，便是近年来日益兴旺的成功学。

成功学的基本假定是：每项成功经历背后，都隐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探索和学习；如果“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指有助于获得成功的经验或启示，那自然没问题，可实际上，许多人将之等同于“关于世界的正确知识”，那就错了；首先，成功不必以拥有正确知识为前提，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许多成功的必要前提恰恰是拥有错误的知识！

最简单的例子是彩票，许多热衷于买彩票的人，其热情都来自对中奖概率的错误知识，错误的认为按某种方法选择号码会提高自己的中奖率，进而认为自己的预期收益率高于零，而拥有正确知识的人，预期收益率总是负的，因为总奖额总是小于销售额，所以对于后者，仅当其风险偏好很高时，才会买彩票，这样，在全部中奖者中，拥有错误知识者的比例，必定高于普遍水平。

彩票只是个极端案例，但其所揭示的原理适用于许多高风险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更可能是那些对许多风险十分无知的人，越是辉煌而不可思议的成功，所对应的风险无知者比例越高，英特尔前总裁格鲁夫（Andrew Grove）的名言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点：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当然，风险无知在成就极少数成功者的同时，也让大批人获得了负收益，所以尽管前者在传播学上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但至少对于客观的探究者，用统计手段还是可以识别出错误知识的负面价值的，这没错，然而，还有另一类错误知识，它对成功的正面影响甚至在整体上都不会消除，因而其正确性完全不能用成功来衡量。

比如，我错误的认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全知的上帝看到，而他会因我的恶行而惩罚我的子孙，于是我小心谨守道德规范，善待邻居，从不欺诈客户，并因此而成为一名信誉卓著的成功商人；显然，上述错误知识在我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它仍是错误的，并且这一错误不可能从对成败的观察与统计中被识别出来。

实际上，从成功这样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保留某些错误知识，这是因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从正确知识得出有利行动的逻辑链无法在此认知局限之内建立，因为该逻辑链所涉及的知识极度庞大，个人难以获得，或其中逻辑结构高度复杂，人脑难以处理，此时，假如一个简单却错误的知识能以简洁的多的逻辑链导出同样的有利行动，它就是“值得”被保留的。

当然，这个“值得”是基于个体功利性，而当我们以求真的姿态来考察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试图回答市场制度是否具有内在自我毁灭倾向之类的问题时，这些对个体成功有利的知识，假如已被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自然要加以摈弃，不能仅仅因为它出自成功人士之口便甘之如饴。

最近两年，国内互联网产业最显著的变化，大概就是微博的崛起了，从年初开始，局面逐渐明朗，各大门户纷纷将主战场移向微博，而新浪也因其在微博上的成功而一反多年来的颓势；这一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五年前twitter刚推出时，很少被人看好，现在，当初看走眼的人们（包括我自己），该想想从中能学到些什么了。

乍看起来，微博确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是说话的工具，而不是长篇大论的地方，可从我们对“说话”这一行为的一般理解，它又缺乏一些关键元素：它既没有为说话者创造场景感，也难以让他们明确的感知到自己究竟在跟谁说话，它提供的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工具，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种谁愿意听就能听到的自言自语，就像喃喃自语者在嘴边装了个麦克风并连接到广场上的大喇叭一样。

难怪它刚出现时，许多人嘲笑只有极度自恋者才会喜欢这种东西；相比之下，IM、BBS和博客则显得更“自然”，当你在QQ/MSN上跟人聊天时，是很清楚在和一个具体的人说话的，你说的每句话都期望着获得回应，所以假如发现对方其实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或者是个马甲，甚至是个机器人，都会让你恼火，或至少会失望。

BBS也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感，每个成功的论坛都聚集了一群稳定的参与者，相互间的理解随着对话持续的得到积累，所有言论也被组织在各种话题之中，这样的交流和积累会形成集体的记忆、持续的兴趣和话题、乃至某种共同的历史和亚文化；博客虽然比BBS更显孤立化，但通常也有稳定的读者群，它有时候就像私人客厅里的沙龙，只不过每次聚会的话题都由主人来发起。

相反，微博是个去中心化的结构，由于关注与被关注之间缺乏相关性，它缺乏聚集点来吸引言论、兴趣和参与者收敛到某些场景中，因而其信息传播是弥散而飘荡的，尽管少数明星拥有大量关注者，但这种关系是单向的，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互动；然而，这种看似不自然的模式却非常成功，而曾被寄予厚望的BBS和博客却日益失去大型运营商的支持，地位逐渐边缘化了。

从这一反差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启示是，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或许并不是那么需要某个确切的诉说对象，确信他或他们在倾听，并且会作出响应，他们需要的只是“大概总会有人会听到”这样的感觉就够了，也就是说，倾诉和表达的需求，可以独立于对话和交流的需求而单独得到满足；尽管语言显然是被进化设计来实现交流的，但自从它出现以后，看来已经发展出了另一些围绕它而起作用的本能了。

当然，有些微博用户仍放不下交流互动需求所带来的焦虑，仍关心自己的言论是否得到了关注和回应，仍习惯于仔细阅读和回复别人的评论，据说有人还会经常检查自己的粉丝名单，但他们显然不是微博的主力用户，在微博上，这些习惯都是不合时宜的，那里绝非交流对话的地方，保留这些期待和习惯的人，会发现自己玩的很吃力，很不舒服。

一旦人们不再介意自己说的话是否得到倾听和响应，而乐意对着不知被接向了何处的麦克风喃喃自语，一个奇妙的结果便出现了：由这无数个麦克风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效传播环境；正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非收敛的、飘忽而弥散的，一条信息一旦符合某些特征、抓住某个共同敏感点、挠到一个常有的痒处，或者打动某位拥有无数粉丝的明星，便可能在几分钟内铺天盖地。

微博的成就便是建立在这一传播效力上，而在其它方面，它并无可取之处；除了新闻快讯之外，它并不是一个生产内容的好地方，实际上，它在内容上高度依赖于其他来源，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强大而高效的转发器，将源自他处的信息迅速而大面积的传播到各个角落，这也是微博的核心价值所在；由此看来，微博与传统的门户新闻、BBS和博客等内容生产平台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一个与它有效连接的内容生产源，将不会被它所淘汰，反而可能因它而壮大。

食品安全话题又起波澜，最近，几家媒体相继“揭露”了知名餐饮企业的“丑闻”，永和豆浆和肯德基的豆浆被“发现”是豆浆粉冲泡而不是现磨的，随后肯德基的炸薯条用油也被“发现”不是每天更换，接着，矛头又转向山西陈醋，许多品牌被“发现”并非100%酿造，而是兑入了醋酸，许多还添加了防腐剂苯甲酸钠。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惊天发现”的口吻叙述的，似乎揭开了一道长期被掩盖的黑幕，于是不明就里的读者们就跟着大惊失色了；其实，这些算不上什么发现，只是揭露者将自己一厢情愿臆测的标准强加于商家，进而将不符合该臆测标准的事实认定为黑幕和丑闻而已，而实际上，永和并未曾宣称他们的豆浆都是现磨的，肯德基也没宣称过他们的油是每日更换的，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这么要求。

甚至，从常识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推断；有人凭经验宣称6度以上的陈醋无需防腐剂即可无限期保质，即便这一缺乏研究和统计支持的说法果真成立，也不能因此认定添加防腐剂是非酿造醋的证据，甚而是无良行为，选择添加的厂商或许是出于审慎考虑，或许是因为食醋未达到6度，毕竟，山西陈醋的行业标准是4.5-6度，而迄今被披露的添加者，都作出了明确标注。

对豆浆粉的指责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翻出了基于材料成本计算“暴利”的陈词滥调，照这么算餐饮服务业遍地是暴利，30多块一杯的咖啡材料成本也不过两三包豆浆粉，更有趣的是，假如材料成本低是一件值得大惊失色而产生被欺骗感的事情，那么指责者们所钟爱的“现磨”才更离谱，它的材料成本更低。

从这一片蛮缠滥打的恬噪之中，有一种人会得到好处，就是那些在食品安全上劣迹斑斑并曾被揭露的厂商，他们或许正在暗处窃笑；这些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控制上缺乏优势，也不愿在信誉和品牌上做长期投入的商家，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市场的食品安全信息一片混沌，消费者缺乏可据以判断的有效信息，这样，他们与那些在质量和安全上表现优秀的企业便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了，甚而他们在安全上的低投入还会带来成本优势。

创造如此混沌状态的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大量不能反映真实安全信息的噪音，来淹没那些有效信息，从而在消费者眼里造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对于消费决策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和一般白是完全等价的，即：颜色将不再是影响选择的因素；这种把水搅浑的手法人们大概不会陌生，某些组织在无法维持自身的高大清白形象时，便会转而一个个抹黑周围的其他人，好让大家相信自己并不比别人更黑，所以你们也就别再挑三拣四了。

当然，这不是说报道上述事件的媒体都是在替黑商家干活，或许他们只是无法区分真正重要的安全信息，这样的话，他们该给自己强化一下自己的辨别力和审慎习惯了，或者他们只是为了博得一点眼球和喝彩，毕竟这是媒体的主要激励来源，但假如明知这么做会恶化社会的食品安全信息环境，却仍不惜以此博眼球，那就很不道德了，至少不能再以“社会良心”自居了，假如他们果真拿了欲搅混水者的好处，那就比乌鸦还黑了。

波澜迭起的下院听证会将新闻集团的窃听危机推向了高潮，随着丑闻范围的持续扩大，众多人物相继被牵连，舆论的关注焦点也已逐渐从窃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转向了对新闻集团在新闻传媒业的巨大影响力上。

对这一传媒帝国的担忧、恐惧和羡慕嫉妒恨由来已久，尤以《卫报》和米利班德为代表的工党左翼为甚，这次，乘举国同声谴责之机将其一举打垮，可谓数十年难遇的良机，对于他们适时抛出的“肢解”和“放逐”提议，人们不会感到惊讶。

新闻集团拥有的大量传媒资源赋予它很大的舆论和政治影响力，甚至达到了影响选举结果的程度，默多克本人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政治兴趣，也乐意使用所控制的媒体资源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人们不必为此担忧和恐惧，更不要指望通过政府干预和整肃便能让新闻环境变得更客观中立。

持有政治倾向和偏见、寻求政治和选举影响力，从来都是新闻媒体的基本特性，这些是驱动记者、编辑和作家投身该行业的一大动力，可以说，没有这些就没有现代新闻业；重要的是，默多克并未垄断媒体，更没有法律所赋予的特权，传播环境是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这就够了；客观性只能作为宏观效果通过竞争和多元化而获得，将之要求于单个媒体，则是不切实际的奢求。

实际上，像新闻集团这样更具商业性的媒体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扩张，已经大幅拓展了传播形式和渠道，改变了传统文人办报的单一化格局，而它的保守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和矫正了作家和记者圈内所固有的左翼和进步主义倾向，因而增加了传播和舆论生态的多样性，让受众拥有了更多信息和观点来源。

媒体历来都喜欢标榜自己的使命就是探索和提供真相，他们似乎也假定读者观众所需要的就是真相，事实远非如此，驱动人们花时间精力阅读收看新闻的，是一种十分混杂的需求，寻求真相常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听故事才是头号需求，故事要讲的生动完整而富有戏剧性，动机、手段、善恶对抗、悲欢离合、峰回路转、大结局，一个能不少，最好顺便让我释放无处施展的同情心和母爱。

其次是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把我想说又不会说的话表达的铿锵有力酣畅淋漓，把我看不顺眼的人批的体无完肤，最好再骂个狗血喷头，会是很好的心理按摩；然后是八卦，所谓八卦就是把名人明星的凡俗一面挖掘展示出来，好让观众觉得“哦，原来他们和我们也差不多嘛”，从而对身份地位命运遭际的巨大落差顿感释然，这确属上佳麻醉药。

当然，这些需求在不同人心中的排序不一样，对某些人来说，真相可能是最重要的，但这样的人恐怕只是少数，所以，即便在充分开放和竞争条件下，市场所筛选出的成功媒体，也未必以客观中立、真相至上为宗旨；然而，开放和竞争性仍有其根本性的价值，首先，对于确实想寻求了解真相的人，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总是更便于他进行探索、比较和判断，而封闭和单一条件下即便想这么做也往往无米下炊。

其次，开放和竞争虽不能保证提供真相，却可以避免特别离谱的错误、谎言和歪曲，因为谎言和歪曲若过于明显，便会显得离奇荒诞，从而让它本身具有了趣味性、观赏性和新闻价值，所以，当某家媒体的一条新闻严重失真而具有这样的潜力时，便会被其竞争对手看上，假如后者能够通过调查采访和条分理析揭示其荒诞之处，这本身将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大可在取悦观众的同时，标榜自己的专业和权威，而让对方沦为笑柄。

正是同行间相互揭批和倾轧的可能性，约束着媒体不会过于偏离真相，毕竟对于观众来说，听故事、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等等需求，尽管是真实而强烈的，但也是隐秘而含蓄的，甚至通常是无意识的，和听戏不同，在意识中，他们也希望听到的新闻故事是真实的，听到的评论是睿智而正确的，换句话说，上述隐秘需求只有在被小心翼翼的包裹在寻求真相的外衣之下时，才能得到恰当的满足，而一旦故事被揭露是虚假荒诞的，评论被揭示是毫无逻辑错谬百出的，满足感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被剥掉外衣裸露出隐秘部位后的难堪和恼怒，显然，作为他们的仆人，媒体需要避免这样的后果。

开放和竞争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闻产业的分化提供了空间，人各有所好，只要存在足够多将寻求真相作为头号需求的人，市场终究会分化出专门满足这些需求的媒体，哪怕只是小众的；在Web2.0之后，这样的小众媒体将更有机会涌现和生存下来，因为支撑一家独立媒体所需的受众数量门槛降低了，而获取和维持受众的单位成本也降低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将推动传媒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层次化，所以，对新闻集团这样的商业性传媒巨头垄断控制舆论的担忧是多余，相反，需要担忧的，倒是他们的钱途和命运。

这件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传播学特征，很精彩，简直是个完美案例。

起初看来只是个孤立事件：一位心脏外科专家在一次儿童泌尿门诊中，厉声质问患儿母亲（P0），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个牌子的奶粉；显然，她相信了“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这一传闻，并基于此而向患者提供了处置意见。

到此为止都很平常，但后面的发展很有意思，我来理理：

1）一个观念（“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下称A）原本只是个普通的传闻，但经专家之口说出，被P0深信，激活了遭受欺骗和侵害的念头，并促使她向记者投诉；

2）同样，因为观念处于专家之口，并包含了商家损害消费者的故事，被认为有新闻价值，上了电视；

3）该电视节目所覆盖的人口、它的收视率、性早熟的患病率、圣元婴儿奶粉的市场份额，这几个变量值的组合，导致n位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Pn）看到或听说了节目内容；

4）Pn们迅速接受观念A，并作出和P0一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同样出现在媒体上；

5）于是，上述节目的观众，看到了n+1个雷同样本，它们都支持观念A；

6）于是，观念A变得更可信，更具震撼力，当然，也更有新闻价值，更具传播力；

7）接着，类似的报道出现在更大范围的媒体，于是从（3）到（6）的循环再次开始，不过是在更大的人口规模上；

8）随着循环继续，传播范围和Pn的值呈指数式增长，直到找出整个人口的全部合格样本（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

归结起来，这个传播模式的工作机制是：一个观念的早期传播，会从听众人群中自动筛选出那些支持该观念的样本，从而造成一个统计假象，该假象强化了观念的说服力和传播力，进而从扩大了的传播范围中筛选出更多的支持样本，如此循环最终使得该观念不仅广为传播，也被广泛接受。

该机制得以运行，需要恰当的条件，比如（3）里几个变量的值要高于某个阈值，我粗算了一下，圣元事件似乎恰好满足了该条件：

武汉人口900万，约300万个家庭，假设其中10万家庭有奶粉期婴儿，单纯性乳房发育的假性性早熟，据说发病率约千分之二，约200个，圣元奶粉市场份额约8-10%，取下限是16个，报道该事件的节目据说收视率很高，算它10%，直接收看加上亲戚朋友告知，假设30%患儿父母及时得知节目内容，大约5个。

而事实上，最终有两位家长决定向媒体投诉，看上去是很合理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