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早上刷牙听歌的时候，又想起一个我上中学时就想过但还从来没跟人讨论过的陈年老问题，就是，我能理解一些人对地狱的恐惧，却从未能理解对天堂的向往，

当我头一次听到有关天堂的说法时，我花了几分钟想象住在天堂会是什么样，得到的唯一感受就是无聊，空寂，虚无，然后我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设定，实在想不出一个非无聊版本的天堂，

于是我暗自得出结论，那些向往天堂的人，是不是都没有仔细想过天堂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而只是停留于一种模糊空洞的意象？

比如说危险，

天堂里应该不存在什么能让你丧命或至少重伤致残或痛苦不堪的危险情境，对吧？

可是没有了危险，也就不存在勇气，胆魄，惊险，刺激，灵巧规避危险的身手妙技，幸存后的喜悦……，没有危险，审慎，敏锐，警觉也都失去了意义，这些美德与鲁莽迟钝之间已无从区分，

同样的道理可以从物理上的危险扩及至任何与风险有关的事情，因为没有了伤痛和悲剧，没有什么举动是鲁莽迟钝的，或审慎敏锐的，根本无法谈论这样的差别，

天堂里应该也没有匮乏，对吧？

可是既然啥都不缺，那么努力，勤勉，节俭，珍惜，收获的喜悦，都丧失了存在前提，分享不再能表达友情，馈赠也不再能引出感激，慈善则根本找不到帮助对象，

天堂里应该也没有恶人恶行，对吧？

可是既然没有恶行，道德情感还有什么用处？在一个人人都是天使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值得赞赏，嘉奖和鼓励的？

……

无须再一一列举，你大概已经明白我的意思，所有那些我们珍视的美好和赞赏的美德，都只有在我们试图摆脱与之相对的负面情形的努力与成就中才显出价值，而一旦这些努力不再需要，相应的美好与美德也就失去了意义，

当时我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并未细究我们的价值系统为何会如此，

后来当我读到了达尔文之后，才明白，事情只能如此，我们的价值系统是在长期生存竞争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永恒的匮乏（以及与之相伴的苦难与罪恶），是进化的基本驱动力，所有美好与美德皆在其推动下涌现，而非在消灭它们后取而代之，

@yiqin_fu 收到邮件说英文博客今天多了小几百访问。我去搜了一下来源，发现是德国公共电视做的视频链接到我之前写的一篇讲 SheIn 的文章。我写的内容没什么值得说的。我主要感触的是英文世界的“内容发现”机制：这篇文章写于半年前写，但半年后它仍然能被发现，有另一家机构用里面的信息进行再创作。我相信五年后、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愿意，他们还是会找到这篇文章。

这种信念对创作者带来的驱动是巨大的。创作者因为知道自己的内容五年、五十年后可能还会被人读到，所以就有动力写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东西。而如果一个生态里的内容只能通过信息流展现，那么写作者必定只有最大化短期浏览量的动力，不会想去创造长期价值。长此以往，生态里不会有任何的知识积淀，和创作者有创造长期动力的生态相比，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whigzhou: 这是 Web 2.0 和 3.0 区别，只是在2.0的遗产在英语世界仍然存续，而在有些地方完全消灭了

@whigzhou: Web2.0 曾经创造了一种假象，似乎真的有很多人在乎持久价值，3.0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幻象：很多之前表现的好像在乎持久价值的人，其实只是没别的地方可去，没别的乐子可寻而已，

这也挺好，

@tertio:是web1.0吧，web2.0的代表是社交网络

@whigzhou: 不知道别人怎么分，我的区分标准是（1）用户内容自生产力，2）挥发性，1.0=低生产力+低挥发性，代表是传统网站，2.0=高生产力+低挥发性，代表是博客/论坛/维基，3.0=高生产力+高挥发性，代表是TW/TikT

昨天晚上本来想写个有关*社达*的帖子，因为我最近又好几次看到这个词，可是写到一半时却发现，我必须先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话才说的下去，

这个问题是：一种科学理论，能否被用作道德辩护的工具？

或者更强的版本：积极提倡一种科学理论，这一做法本身是否构成了对某些行为（或状况/习俗/传统/制度/文化）的道德辩护？

具体到*社达*问题就是：倡导达尔文理论，并积极将其运用于人类与社会，是不是在为弱肉强食主义做道德辩护？

有些人，包括十年前的我，可能会说，根据休谟断头台原则，从经验认识得不出价值判断或道德法则，所以，无论达尔文主义是否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某些行为（或状况/习俗/传统/制度/文化），都不会构成对它们的道德辩护，

逻辑上，这么说没错，

可是我们不是按逻辑来生活的，经验认识确实可能影响我们的价值与道德系统，这种影响可能以几种方式发生：

1）特定经验认识会改变我们对特定道德规范的乐观度，比如，当你用达尔文眼光重新考察了人类历史之后，你对某一特定道德规范的乐观程度可能就会改变，这里的乐观/悲观有两层意思：A）对该规范得到普遍遵循之可能性的评估，B）对遵循该规范的那些个体与社会之命运的评估，

假如你借助达尔文主义所获得的经验认识让你对某种道德规范变得极度悲观，你发现，这种规范要么没多少人会遵循，要么遵循它的人下场会很悲惨，那你就很可能抛弃这种道德观了，当然，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逻辑关系，逻辑上，你完全可以继续坚守那种道德观并坐等噩运降临或黑暗时代到来，

2）个人的道德系统是个庞杂的东西，其中包括很多相互独立的价值函数和道德法则，而不是由单一函数/法则计算演绎而成，这些组成元素以不同的优先级被组织在一个层次结构中，而它们之所以能被组织起来，是因为某些经验认识把它们关联了起来，所以，每当你获得一项新的经验认识时，这个结构便可能遭受冲击，此时会触发一个反思再平衡过程，各元素的关系被重新协调，其中某些可能被迫修正或抛弃，最终达致一个新的（罗尔斯所称的）反思平衡状态（reflective equilibrium），

举个例子：在你的价值体系中，古典音乐和印象派艺术是备受珍爱的，智能手机和摩托艇是激动人心的发明，而私人财产权是受鄙视的，雇佣关系是不道德的，

然后某一天，你认识到，若没有私人财产权和雇佣关系，那些你珍爱的东西，那些让你激动万分的玩意儿，全都不会存在，而假如今天就废除私人财产权和雇佣关系，这些已经存在的东西也很快会消失，

无论你出于何种缘故而获得了这一认识，也无论这一认识是否正确，问题是：获得这一认识之后，你的价值体系仍然会保持原封不动吗？

或许有人会，但依我看，很多人（恐怕绝大部分人）不会，我相信，一般人在此类情况下都会感受到巨大的价值冲击，并因而会做出反思调整，努力达致新平衡，

3）道德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有些道德原则会经由个体间的协调和同意过程而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可能性，促使人们进行道德争辩（而不仅仅是个人反思），因为任何个体都不得不生活在某一共同体中，所以他时不时就会面临这样的需要：努力说服其共同体伙伴接受自己青睐的道德原则，或放弃自己反对的那些原则，特别是当这些原则有望被纳入（或眼看就要被剔除出）社会契约时，

而正因为上述第2点，道德争辩与说服的一种常见方式，便是努力让对方获取某种你希望他获取的经验认识，以期在他头脑中触发一个反思再平衡过程，

所以，基于以上三条，一种用来引导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以及运用这一理论而获得的经验认识，尽管不能从逻辑上引出任何道德法则，却完全可能影响个人的道德观，以及共同体的道德规范，乃至社会契约——在此意义上（且仅仅是*在此意义上*），说一种科学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可以用做道德辩护的工具，确实不算错，

再来看问题的更强版本：倡导一种经验性理论，这一做法本身是否可能构成了一种道德辩护？

依我看，这么说并非在所有可能情况下都完全没道理，

设想存在这样一种理论（T），一旦人们接受它的引导，运用它来认识世界，便有极大的可能获得这样一种经验认识（P）：任何奉行特定道德规范（M）的群体，都会遭受这样的命运（D）：在三代人之内灭绝，若多数人类群体奉行M，文明将在三代人之内毁灭，

同时，由于你可以安全的假定，你的绝大多数共同体伙伴都无法在价值上接受D这样的后果，因而你可以安全的预期：假如他们接受理论T，并得出与之相应的经验认识P，便有极高的概率会抛弃M，转而接受另一种道德规范（M’），

当然，上述信念链条的每一环都会打折扣，但至少理论上完全有可能，在打完这些折扣之后，你对你的共同体伙伴在接受T与抛弃M之间的关系，仍然足够确信——在且仅在此意义上，说倡导T就是在攻击M，或是在倡导M’，并非没有道理，

@whigzhou: Johnson Administration 的认识就很到位，表达的也很清晰

@谢佩德骨头:博主对于平托车案的看法是？从本质上说，bj的方案和福特对平托车的方案一样，就是给人命标价，然后做一道计算题，得出结论——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更划算。

@whigzhou: 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但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对

@whigzhou: 这是老话题了，不过既然被提起，我就再多说几句吧

1）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

2）作为主观价值论者，我认为任何价值都是个人的判断，不同人对同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评估，

3）所以当我们谈论生命价值时，必须明确价值判断主体，即，谁在对谁的生命估价？『人命价值几何？』不是个完整的问题，因为首先，同一条人命在不同人眼里价值不同，其次，不同人的命，在同一个人眼里价值不同，我愿意掏10万买某甲的人头，就说明甲命在我眼里的价值低于负10万，我愿意掏10万救某乙的命，就说明乙命在我眼里的价值高于10万，

4）『生命无价』是一种修辞，没人当真，否则每家医院门口都会排满送钱人的队伍，只要世上还存在任何一个花10万便可挽救却没钱医治的病人，而你手里有10万以上却没有掏给他，就说明你对这条人命的估价低于10万，

5）对生命估价跟高不高尚有没有爱心没关系，一位愿意为孩子牺牲一切的母亲也会对生命估价，比如她有两个女儿和10万块钱，一个得了重病，送进医院，花钱如流水，此时她决定设置一个上限，当医疗费超过8万就放弃，否则另一个女儿会饿死，她缺爱心吗？

6）当我们以金钱为指标对生命或任何其他东西估价时，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拿这些东西跟钱比，金钱只是我们为不同东西排定价值序列的媒介物，真正的比较发生在这些东西之间，而不是它们和金钱之间，

7）只要资源量存在局限，这种比较永远存在，时时存在，不可避免，

8）再说你举的例子，当一家汽车制造商在考虑了成本、定价和预期销量之后，在两种设计方案中选择了安全性较低的那种，这一决定并不是在对消费者的生命估价，而是在对『消费者将如何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估价』做预测，这一预测让他相信，不会有足够多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高到愿意为安全性较高的那款车型支付足够高的溢价，高到超出两款车型的成本差异，这一预测可能错，也可能对，但无论对错，都不是在对生命估价，

9）只要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足够高，供应商有的是办法提供安全性，重型装甲车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10）有一种特殊语境下，我们确实可以在缺失主语的情况下谈论生命价值，那就是市场价格，这是众多个体价值判断经由市场议价过程而达致一种均衡价，它并不代表人们对生命价格的共识，而只是体现了处于边际上的那些交易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一款车因其额外安全性而获得的市场溢价，等于这款车的边际买家愿意为这一额外安全性支付的价格，所谓边际买家是指实际掏钱买了的人中支付意愿最低（也就是对自己生命估价最低）的那位，

11）类似的，有很多情形可以让我们粗略的观察到某一市场领域中参与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传统煤矿，雇佣兵，死罪顶包交易，都为观察此类价格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正规军士兵不是适当观察对象，因为他们的激励很大部分来自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但是，再次强调，市场均衡价不代表社会对生命的价值共识，比如，假设死罪顶包的市场价为10万一条命，这意味着所有拿钱顶包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都低于10万，而不是等于10万，那些高于10万的人不会作为卖家参与交易，

12）现在回到最初引起这个话题的事情，那么，当一个镇虎在几个不同的防疫方案中做出选择时，它有没有对生命做估价呢？当然有，如果不投入资源，不加干预，会死100万，投入1千亿降至50000，再投入1万亿降至500，那为何不再投入1000万亿降至50，再投入1000000万亿降至5呢？

13）实际上，不光是防疫，只要你把任何涉及人命的职责交给政府（几乎找不出什么职责是不涉及人命的），它就不得不做出估价，因为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预算约束之下，它必须决定为降低人命代价而投入资源的限度是多少，因而必须在某个点停下来，就像那位重病女儿的母亲一样，所以，是否因将防疫责任交给政府，这可以另外讨论，但你只要认可了这一前提，对生命估价就是不可避免的，

14）于是剩下的问题是：会如何定价？和市场议价不同，公共政策的价格形成是通过朕痔议价过程完成的，当局从历史经验中估测公众对死亡数的承受度，以及不同死亡数带给自己的朕痔成本，不同体制的议价机制和达成的均衡水平自然会不同，这就不展开说了，

@whigzhou: 如果真有什么普世价值的话，香烟肯定得排在前面，它是人类学家初次拜访陌生群体时最受欢迎的礼物和最管用的硬通货，所以很多田野调查者都会在包里塞上几条，无论受访群体多么隔绝孤立，文化上多么奇异独特，都被发现（不知何故）早就学会了享用这一妙物。 ​​​​

@whigzhou: 任何一位对自己的前途还心怀一丝珍惜的艺术家/文学家，都不会大胆到悍然赞美一种竟然能让普通人的生活也稍许好过一点的东西，无论是大众媒体、大规模制造、迪斯尼、麦当劳、速溶咖啡、真维斯、宜家、易拉罐、塑料袋……那就太市侩了，太庸俗了，太不性感了，赞美它简直是审美声誉的自杀～

@Paul郑褚: 说的都对，但是为什么普通人也跟着装这个逼呢？

@whigzhou: 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看上去不普通啊，而且尽管动机类似，实际做法还是很不一样

@whigzhou: 粗略说，装器大约分这样几种等级：1）炫耀器：直接告诉穷人你买不起，比如比手指粗的金项链，2）暗器：让新来的尴尬出丑露馅的东西，为用户创造鄙视俗人的机会，比如苹果鼠标，没右键多不方便啊，土了吧，

@whigzhou: 3）仁波切器：号称唾弃浮华富贵，回归田园朴素，宣称我们这个才是普通人/穷人本来该用的东西，他们不用只是受了资本家蛊惑，但（除了最蠢的那些之外）其实心里明白，穷人才买不起这个呢，例：素色亚麻七分裤，有机蔬菜，

@whigzhou: 4）第四种比较高级，不动声色，表现出对前面三类东西缺乏兴趣，而且绝不谈论，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不知何故他们恰好都避开了让自己看起来庸俗的雷区，就好象在林子里随意漫步却从不湿鞋，‘随便翻翻’的一本书‘恰好’都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欧洲小国作家

@whigzhou: 被戳到的朋友别着急，纯观察，没有批斗的意思，这是文明发展的几大线索之一，我看挺好，我只是提醒一下，当这些倾向影响到我们的伦理、法律、政策、市场制度时，对背后的心理/文化动力清醒一点，别被蒙到了，你们鄙视塑料袋大可接着鄙视，只要不试图剥夺我们继续用它的自由，

@岑原2019: 简直是声誉的自杀说得太严重了，也不是非要装这个逼，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乏味，人人都知的体验，也是省去废话的需要。厕所太方便了，你居然不赞美？

@岑原2019: 这恰恰是人类值得称颂的一种心理，拒绝平庸，亮亮自己的好东西，没什么不好啊

@whigzhou: 没说不好啊，好的狠

这一情景与维多利亚时代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所有已经接触西方的传统社会，无不仰慕西方文化，这些社会中禀赋优秀、志向高远、不安现状的青年，都清楚的知道，通往西方价值的阶梯在哪里，可以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而一级级爬升，从而获得个人成就。

在晚清最后三十年，有点志向的青年都知道，学英语、接受西式教育、在铁路局、电报局、工厂等西式产业谋得一份差事、留学，都是令人艳羡的社会晋身之途，按西方模式创办现代企业、组织自治社区，甚至改革政治制度，这些成就可以为个人带来新的荣耀，赢得西方式的尊严和体面，甚至被女王封爵。

这就像之前科举阶梯，即便对不识字的人也是一目了然。

即便禀赋较差、地位较低的青年，无望获得这样的成就，也同样会受这一价值阶梯的影响，因为他身边总会有一些成功者、高地位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他：什么才是更值得追求的价值，如何行事才显得更体面；这就好比，尽管科举体系仅仅容纳了社会极小部分成员（最多几十万），但其价值吸引力却影响了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

上述价值阶梯之所以那么清晰可见，是因为西方元素的现场存在，其优势亲眼可见，不容否认，并且对个人可以伸手触及，而不像如今许多落后国家，可以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却遥不可及。

优势文化的现场存在所带来的价值引导作用，被社会学家称为橱窗效应，研究发现，晚清大量商业和政治制度创新，比如新式企业、商业行会、慈善机构的组织模式，都是橱窗效应的表现，许多都是照抄香港同类。

可是现如今，西方橱窗里只剩下商品和娱乐，制度元素都不见了。

这部价值阶梯的断裂，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从殖民地和保护国全面撤离；与此同时，一战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运动，也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九十年代，这一趋势因苏联崩溃而有所回潮，但很快又重新掀起，特别是在08年之后。

这一撤离之所以导致阶梯断裂，是因为，价值阶梯要起作用，必须和权力结构相对应，否则即便还有大批传教士、慈善组织、教师、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现场，橱窗效应也会大大削弱，因为在价值吸引和文化仿效方面，多数人尤其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人，都是很势利很低俗的，谁发财谁有权势，就仰慕和效仿谁，村里首富开奔驰，就觉得奔驰是天下最好的车，当地土豪军阀以砍头剁手展示权力，大家就都觉得这才是赢得尊严和体面的可行方式，无论外人觉得金三胖多丑陋，在朝鲜那都是时尚先锋。

细说起来话就太长……

总之，只要西方不在文化和价值观重建其自信心，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就不会有出路，更糟糕的是，西方世界本身也会因此而继续颓废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徐轶青 规范到个体的价值观之间比较难过渡，现在基本上用博弈论的信念和多重均衡来处理。把规范设想成状态变量也比较容易操作，不过问题是谁在选那个状态

@whigzhou: 这种方案我完全同意，我在“从博弈论角度理解法律”  中也表达过，不过形式上的过渡还没想清楚，比如如何避免成为万能膏药

@whigzhou: 从聚点/策略向价值观的过渡中，存在一个策略和规范内化为个人价值的过程，它类似于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当在某种博弈格局中采用某种策略总是具有优势，那么个体预先便持有倾向该策略的偏好、或预先持有导出该策略的信念，便是有优势的，由此内化便发生了。

@whigzhou: 比如：若博弈环境足够稳定，因而遵循某条规则总是有利的，那么鲍德温效应便倾向于让个体本能的偏爱这条规则，就像遵守它本身就能带来价值一样

@whigzhou: 教育或文化驯化中存在更强的鲍德温效应：父母或社会向孩子灌输规范时，不会用博弈论计算结果来说服它，而是直接将规范塑造成他的价值观

@whigzhou: 因为人类头脑里没有博弈论运算器，其价值函数只能以本能和文化价值的形式在特定的文化结构（或曰范式）中表达

@whigzhou: 表达的结果是将遗传收益这一终极性价值分解成了一组工具性价值，把单目标决策变成了多目标决策，这尽管导致了价值冲突的问题，却让算法可以在大脑上实现了，大脑的大规模并行特征和达尔文机制让它善于同时实现N多个小而简单算法，而不善于实现单个大而复杂的算法

@紫艺铭诚：【一个在北欧生活10年的MM，告诉你为什么北欧全球幸福指数第一！】太透彻了，看完顿时觉得我们弱爆了！钱是可以储存的，而时间是不能储存的。这才叫生活，我们只能叫做活着…每个辛勤劳碌都来看看！

@whigzhou: 有人喜欢劳碌，有人喜欢承担重负，有人喜欢看着别人来享用他的汗水成果，有人喜欢体验痛苦和孤独，有人喜欢经历苦难和折磨，有人喜欢探索荒诞和黑暗，只有理解不了别人价值观的人，才会整天想着告诉别人什么才是幸福 @赵昱鲲

@赵昱鲲：所以我把书名取成《你的幸福你做主》，因为幸福不由别人、神做主，但也不由科学做主，而只能由你自己做主（不过被编辑改成《写给你的幸福心理学》了）。我的意思是，假设你想提高幸福感，那么有以下研究可供参考，不过你最终如何从中采撅，那就是你的选择了。

@whigzhou: 嗯，这是我喜欢的姿态

@0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0：体验过各种选项后作出的选择应当尊重，这无可非议。但，若更多的人只是因为只有A可选才选A，那就有问题了。“有人喜欢劳碌”，我们这或许很多人也认可和喜欢当下的管制和极权，他们当然可能是真心喜欢，但原因会不会是他们根本就从没体验过悠闲、自由以及民主？唯一选项，无从比较和真正选择。

@whigzhou: 所有价值观都产生自特定经历，按“体验过各种选项后作出的选择”才算真正的选择，那就没有什么选择是真正的，任何一个实际的备选集合都遗漏了无数选项

@whigzhou: 就算备选集合不太大，体验顺序、和谁一起体验，也会影响结果

@赵昱鲲 回复@whigzhou:辉总点名了。有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幸福是什么，这个显然众说纷纭，没有也不应该有统一答案。另一个是幸福感的测量和研究，这个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做的。但这里面也隐含了心理学家对“幸福是什么”的答案，比如塞利格曼认为幸福是积极情

@whigzhou: 哈，想顺手打击你一下而已

最近，世行发表了一份针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报告，同时也是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政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份报告体现了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良好把握和深刻领悟，也呼应了多年来在国内持续存在的一种呼声，而它所提议的措施，也相当温和与务实。

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近20年来的高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改变，假如不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加速完善市场的制度条件，未来不仅经济增长会停滞，甚至社会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经济增不增长其实并不重要（或许某些跟踪宏观指标的投资者需要关心它），重要的是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在这一点上，市场的自由与开放本身有其直接而根本的价值，不必由增长率来加以论证，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为何要避免它。

假如我们同意主观价值论，即：价值只能由个人为自己规定，那就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宏观指标能够度量社会总价值（或总福利），GDP只是个勉强可以参考的度量，它度量了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总交易量，而根据主观价值论，凡自愿交易都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总福利，因而交易越多，总福利越高。

但GDP度量的有效性需要两个前提：交易都是自愿的，货币是价值的有效尺度；而实际上两者都不成立；首先，GDP所统计到的许多产值都不是自愿交易，前苏联GDP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产值，与个体价值几无关系；其次，货币也不是有效尺度，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盖茨花一亿美元买一幅画，比某小女孩花一分钱买一朵花，带来了更多的个体价值，假如今年与去年相比，盖茨多买了一幅画，而一万个小女孩少买了一万朵花，GDP显然是增长了，但这个社会的生活是否总体上比去年好？无人能回答。

不过话说回来，在一个十分贫困的社会，像GDP这样的宏观度量却常常是有效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半饥饿状态，那就可以安全的假定：获取食物在大部分人的价值序列中都处于优先地位，因而粮食总产量便是一个度量社会总福利的有效指标，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指标。

贫困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个体间价值结构的相似性，因为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所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当一个贫困社会迈向小康时，只要人们手里的票子在增加，货架上的商品在丰富，各种产业在兴旺起来，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满意，每个旁观者也都可轻易断定：那里的生活在好起来；此时，观察与评论者也无须去细察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创新和交易是否自由，只要看GDP是否在增长，便足以评价政策的好坏。

那也是我们首先在80年代的农村，然后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城市所见到的情形；然而近十年来，情况不同了，当温饱已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上的满足，而正是在这些层次上，价值开始急剧分化；假如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日益多样化的价值，那么价值分歧便会导向社会与政治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崩溃，这便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诚然，中等收入陷阱常伴随着增长停滞，但这并非其根本特征，停滞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人口停滞，假如人们真的不想多生孩子，那也没什么，停滞也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本来就不适合生活，所以人们一旦富裕就选择离开，甚至有可能，那地方的人普遍清心寡欲，满足于小康而不再追求更多，那更无须旁人担忧。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社会能否容纳多元价值？能否容许个人按其价值观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自由而开放的市场制度能够做到这一点，而随着我们的社会摆脱赤贫开始走向小康时，这一关系正日益彰显，过去十年的社会经历，无时不在向我们展示：市场制度的欠缺，是如何妨碍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其个体价值的。

当你自己也是个文盲时，你可能会满足于孩子学会认字和算术，而不介意他被送进哪种学校，被置于哪种教育模式下，被灌输了何种价值观，而在自己有了十多年的被教育经历之后，你有了更多的想法，然而制度限制了你，既无法为孩子找到你所期望的学校，也不可能自己动手、联合有共同期望的家长组建自己的学校。

当你和兄妹父母甚至祖父母拥挤在十几平米的陋室中，你可能会觉得无论多丑陋的火柴盒，只要不漏雨、面积大一点，都能满足你的需要，而当你果真拥有了一套大火柴盒之后，你可能厌倦起了城市的喧嚣，向往郊区的甚至乡村的宁静生活，然而还是制度限制了你，无法在乡村买地盖房，更不可能联合一群有共同向往的人一起建设新村镇。

当你还是个农村“富余劳力”或城市下岗工人时，你可能满足于有一份稳定而薪水体面的工作，而并不介意工作内容本身是否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或工作结果是不是在你的理想之内，而现在，当你衣食无忧之后，你可能不想再为薪水而工作，而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再一次，制度限制了你，你会发现许多事业是不被允许的，或者高税率和严苛繁杂的管制条例让它变得根本不可行。

当市场足够自由和开放因而能够容纳这些在个体之间千差万别的理想、抱负、追求和生活方式时，尽管价值观分歧甚至对立，但人们大可以各行其是而相安无事，而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无法容纳它们时，这些个体追求便可能转变为政治力量，因为既然这些价值追求无望在市场规则下实现，不愿放弃这些价值的人们就只能集合起来，以图形成某种政治势力，来为自己在体制内获得某种地位。

而我们知道，集体行动是需要价值共识的，在政治较量中，价值分歧是会导致压制和冲突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政治较量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取胜而另一方的价值主张被压制，不存在各行其是的空间，这样一来，原本可以相安无事的价值分歧和对立，就变成了贴身肉搏的社会与政治对抗，当这种对抗足够剧烈且长期持续时，社会便堕入了陷阱之中。

不妨将价值观视为一种计算装置，它接受某些输入，这些输入描述了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然后它输出一个值域为{好,坏}确定结果，这个结果就叫“价值”，当然价值不必是二值的，其值域也可以是某个有序集，这里姑且简化为二值的。

类似的，科学理论也是一种计算装置，它接受关于世界状态的某些输入，获得关于世界另一些状态的输出；区别在于，科学理论的输出接受事实检验，它（事实判断）会被用来与给定度量方法所获得的结果（经验事实）做比较，从而被判定为真或假，而价值观的输出不存在真假之分，因而无须接受事实检验，这个区别就是常说的“休谟之叉”（Hume’s Fork）（注：对休谟之叉一词的含义有几种认定，这里取其一种，并且我以前和今后都只取这一种）。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小橘子好像一直没从这个混淆里绕出来）：尽管价值观这一计算装置的输出是无所谓真假的，但任何计算装置的逻辑结构如何，本身都是一个事实，因而对此所做的陈述都存在真假之分。（这个区分很微妙，所以容易被混淆，比如，当有人给我一个苹果，我说“好吃”或“我喜欢”，此时我做出的是一个价值判断，但假如你问我“你喜欢苹果吗？”或“你喜欢苹果还是香蕉？”我回答“我喜欢苹果”，此时，我做出的就是事实判断，我在陈述一个有关我的价值观的事实命题。）

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构造一个有最大机会输出真结果的计算装置，为此，科学家需要针对其输出与经验事实不吻合的地方，对装置进行修正，甚至推倒重来，那么当我们研究被认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社会规范——比如道德和法律——时，我们在做什么？

我的回答是：和科学研究一样，我们构造一个计算装置来模拟假定中的现实道德规范，然后比较它的输出是否与现实中人们针对相同输入所做出的价值判断相一致，并针对不一致的地方对计算装置进行修正，甚至推倒重来；道德研究与科学研究的这种相似性并不奇怪，因为既然其研究对象都是某种计算装置存在与否、结构如何这样的事实问题，自然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但这种相似性并未改变这一点：价值观这种计算装置的输出并不表征任何现实状态（除该输出本身之外），它仅仅输出了一个可以识别的东西，而科学理论却必须输出表征了某些现实状态的东西。

另一个更容易混淆的地方是：当我们依据一个从现实中识别出来的道德/法律规范，针对特定事件作出道德/法律判断时，我们到底是不是还在做价值判断？或者仅仅是在做事实判断？

我的回答是：我们先针对道德/法律规范这个计算装置做了一番事实判断，最后操纵这个（我们认定它存在且如此这般工作的）装置输出了一个价值判断，因而一个道德/法律结论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

我承认，理解这一点有些困难，因为它与纯粹个人的价值判断有所不同，当我对着苹果说“好吃”时，这个价值判断是直接作出的，无须依赖其他准备工作，这是因为，输出该判断的那个计算装置，事先已经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而我在道德/法律判断时，则是在操纵一个或许事先并不存在于我头脑之中的计算装置，这个装置可能是一套专用软件，运行在一台电脑上，或者等价的，以口头/文字命题的形式存在于某个知识体系中。

当然，在我对这套规范进行研究、获得认知（其间将经历一系列事实判断）之后，该装置就会被装载进我的头脑，但这未必意味着它就自动成了我的价值观组合的一部分，也可能我只是将自己大脑的一部分计算能力分配给它，让它在里面运行而已，当我这么做时，我就进入了我称之为该社会规范“代言角色”的状态，即，我让它在自己大脑里运行起来，赋予它所需输入，获得其输出结果，最后将结果陈述出来。

当法官或试图以公正面貌出现的道德评论者对特定事件进行评判时，就是这么做的，此时他们所输出的，并不是基于个人价值观的判断，而是在头脑里运行一个被认定实际存在于社会的规范所得出的结果。

之所以这么做是可能的，是因为运行规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计算装置，假如我们愿意，完全可以让它运行在一台电脑上（当然，现实中公众可能不能接受一位电脑法官，但那只表明存在一个不接受电脑法官的规范，而不是因为规范无法运行在电脑上）。

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假如某社会的道德/法律规范复杂到某个程度，任何个人的大脑都没有能力单独运行它，而必须由某个超个人装置来运行，那么，这一规范便可能在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全面理解的情况下却真实存在且有效运行中，我觉得英美的法庭或许已经或正在演变成一种这样的装置。

作为个人，对特定行为（A），既可以基于个人价值观作出直接判断（Vp），也可以将自己代入某个社会规范（N）的代言人角色，作出“按某某规范的”判断（Vn），这样，便出现下面几种可能：

1）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也是好的；并且，我赞同N；（赞同的意思是可以将其纳入个人价值观集合）

2）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也是好的；但我不赞同N，即Vp=Vn只是在此案例上的巧合；

3）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是坏的；可是，我赞同N，所以一定是我哪里搞错了（人脑计算错误是可能的）；

4）我觉得A是好的；而按我认识到的N，A是坏的；但我不赞同N；

5）我觉得A是好的；我认为N根本不存在，无论它会把A判定为好或坏；但假如N存在，我赞同；

6）我觉得A是好的；我认为N根本不存在，无论它会把A判定为好或坏；但假如N存在，我不赞同；

……

要正确区分这6种（或更多）情况确实不容易，每项区别中都已栽进了无数跟头……

1）价值。个人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源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这其中，他对“什么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看法，我称之为“一阶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个人运用资源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我称之为“二阶价值”。

2）自由精神。它认为每个人对其拥有的资源的控制和运用它来追求幸福的机会，应该得到保护。显然，这是一种二阶价值，它未包括任何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判断，因而不是一阶价值。

3）慈善精神。它认为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应该向那些拥有很少资源的人转移部分资源，从而提高后者追求幸福的能力。同样，这也是一种二阶价值。

4）特定利他。你可以帮助某个特定的他人，比如让他开出一张最想要的东西的单子，然后全部或部分地买给他，或者更简单，直接送钱给他。

5）普遍利他。可是，如果你想无偏见的同时帮助所有人，那该怎么办呢？烧钱，躲在家里悄悄烧。钱是除你之外的全世界打给你的欠条，烧了它就无偏见的同时勾销了他们对你义务，换句话说，你克制了自己的欲望，而将运用资源追求幸福的机会无偏见的留给了别人。顺便说一句，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埋入地下并永不挖出来的吝啬鬼的行为，具有同样效果。

6）慈善性利他。根据（3），慈善行为应该几乎是一种普遍利他，它唯一不那么普遍的地方是，他帮助的对象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因而，其唯一可行的实现方式，是将在普遍利他中原本打算烧掉的钱，分给穷人。

7）偏袒效应。特定利他的累加不能构成普遍利他，因而也不能构成慈善性利他，这是因为任何特定利他行为都包含了偏袒效应；偏袒的意思不是帮了甲而没有帮乙，而是：在改善甲的处境的同时，恶化了乙的处境，或：在改善穷人某些处境的同时，恶化了穷人的其他处境。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说来话长，这里不啰嗦了，总之，只有直接发钱，并借助市场机制，才能避免偏袒效应。

不过或许有人会质疑，发钱也会有偏袒，有些人的需求很难用钱满足，发钱就很难真正让他们追求到幸福，这是不能成立的，慈善所关注的是加强穷人追求幸福所需的资源竞争能力，至于实际上能否追求到，不是慈善所能考虑的，假如你一心想着登月旅行，满足不了就痛不欲生，任何其他事情都缓解不了，因此而要求盖茨资助你10亿美元，这种要求虽很正当，却显然不是慈善事业所针对的。

8）再分配效应。我承认，即便无法避免偏袒效应，偏向性的慈善行为还是会使资源配置在总体上更倾向于穷人的需求，这是没错的，问题在于，慈善家是否理解其慈善行为的偏袒效应，如果理解并认为这是值得而必要的代价，那也无话可说，但通常他们并不了解，更何况许多偏袒效应还是十分剧烈的，一旦被揭示恐怕会令人震惊。

9）命名任意性。有人说，慈善精神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慈善行为不过就是慈善家实现自己的一阶价值的途径；当然，命名是无关紧要的，实现自我一阶价值，而不考虑穷人处境是否真的改善，被归类于慈善事业这种行为我称之为“特殊利益事业”，继续叫它慈善事业当然也可以，只要明白其中差别即可；我的重点是，驱动慈善家的最初动机通常是（3）所界定的慈善精神，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更像特殊利益事业，而导致这一悖逆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某方面的洞察力，一旦其中奥妙被揭示，他们的想法或行动，都有可能会改变。

不过想想也是，当初边际革命家们弄了这么多年，才最终抛弃客观价值，以主观价值为起点，搞定了现代经济学的计量基础，这根子上的东西，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大概是不容易理解，何况是听着劳动价值论长大的孩子。

言归正传。我说，自我服务不可估价，可有人坚持认为，自我服务可以参照市价来估价，因而这一“漏记”是可以被补上的。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不是因为统计手段不够高明，它在理论上就不可能。

首先，自我服务者没做交易，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不接受市价：或者他觉得市价太低，所以不卖他的服务，或者他觉得市价太高，所以他不买他要的结果，既然他不接受市价，你凭什么按市价来替他估值？

好，现在我们退一步，先不管这个困难，暂且接受市值估价法，这时，最根本的问题来了，你拿去跟市价相参照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仍以修剪草坪为例，对于旁人，他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你的一小时修剪活动（A）后，你得到了你家草坪的整洁（B），至于你心里想什么，他无从知道，至少有下面几种可能：

1）你享受了你所喜欢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享用你所喜欢的整洁草坪；或，
2）你忍受了你所讨厌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享用你所喜欢的整洁草坪；或，
3）你享受了你所喜欢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忍受你所讨厌的整洁草坪；

他唯一能排除的是这种可能：

4）你忍受了你所讨厌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忍受你所讨厌的整洁草坪；（按经济学的自私定律，人不会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自讨苦吃）

那么，统计员究竟应该用什么去参照市价呢？与上面相对应的三种可能：

1）A的市价+B的市价；
2）B的市价；
3）A的市价；

究竟是这三种里的哪一种呢？答案只能是：不可知，绝望的不可知。

这个谜底，只有当他拿A或B去交易的时候，才会揭晓，比如：

假如他付钱给人来帮他修剪草坪，答案就是（2）；
假如他付钱给人换取对方允许他替人家修剪草坪，答案就是（1）或（3）；
假如他付钱给人换取对方允许他替人家修剪草坪，同时留着自家草坪不修，答案就是（3）；
……

假如有个邋遢家伙，从不换洗衣服、从不收拾房间、从不修剪自家草坪，如果他始终维持这一状态。现在你去跟他说：瞧你这副邋遢样，活得可真够惨的。他或许会回答你：我就喜欢怎么啦？我就爱穿脏衣服、就爱住垃圾堆，就爱被杂草包围。

此时，你无法判定他的回答是否体现了他真实的价值观，也即，你无法知道，与现状相比，整洁的衣服、房间和草坪，对于他是不是福利改进，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爱整洁是你的价值判断，不能强加给他，他或许爱整洁但更爱闲暇，或许他有自认为更重要的事要做，或者他原本就爱邋遢，你无从得知。

那么，有没有办法区分“爱邋遢vs爱整洁但懒得弄”这两种情况呢？有的，向他派遣义工，洗衣工、清洁工、修草工各一名，费用你付，看他接不接受，如果他接受了清洁工修草工而拒绝了洗衣工，那就说明他果真喜欢脏衣服，而爱垃圾堆和杂草的说辞则是假的。

好，现在我们对他的价值观已有所了解，可以说作出了某种“度量”，但这种度量不仅麻烦而且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比如他接受了全部三名义工，这时，你仍然无法知道，在整洁衣服、整洁房间和整洁草坪中，他最喜欢哪一种整洁，其次是哪种；那么，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的，撤回义工，给他钱，每日一张限额100元、有效期一天的支票，并规定支票的支付对象限于洗衣工、清洁工和修草工，看他花不花，怎么花；假设这三种家政服务的市场价都是每日80元，如果他听任支票作废，说明他的确爱邋遢，如果他用它雇洗衣工，你就可以说：他爱整洁衣服胜过爱整洁房间和草坪，依此类推。

现在你将每日支票限额提高100，再看他怎么花，如此循环直至他停止花钱雇人，此时，你就得到了一个排序，你知道了这三种整洁中哪个是他最爱，哪个其次，哪个最末，哪些根本不爱，于是你得到了一个关于此人价值观的“序数度量”。

显然，现实生活中少有你这种热心钻研者，愿意如此花钱花精力来度量每个人的价值观，那么，经济学家如何获知某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是改进了还是恶化了呢？靠观察交易，实际上，正是从日常的交易中，你观察到了上述第三步中试图观察的东西。每一笔交易的存在本身证明了，对于交易者，换进来的那个东西比换出去的那个东西，能给他更大的满足。所以，对于社会而言，越多的交易便意味着越多的福利。

可见，没有市场、没有交易，你无从知晓每个人的需求，更谈不上如何去满足它，这是计划经济的最致命要害，价格体系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还是后话，通往奴役之路从这里就开始了，要计划经济，必须由计划者为每个人规定需求，抹杀个人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听见HDI就想到机关枪的缘由。

言归正传，GDP就是用来统计交易量的，它不是统计什么“产出”的，不要被它的名字迷惑了，没有交易，不形成市价，便只有产量，没有“产值”，而产量是不可加的，一个苹果加两个梨等于什么？

有人引用曼昆说，自我家政服务是被漏记的GDP，这一说法完全错误，因为没有交易，你压根无从知晓你漏记的到底是什么，比如我每天花一小时修剪自家草坪，我可以说：我把修剪过程本身当作一种乐趣，所以，这一小时带给我两个结果：修剪的快乐，和整洁的草坪；我也可以说：我只喜欢修剪的过程，讨厌整洁的草坪，但享受修剪的程度胜过对整洁草坪的讨厌，所以我还是乐此不疲。

现在，作为统计师的你，打算如何估价这笔漏记？与“我不动手，草坪变整洁”相比，我的福利增加还是减少了？既然其价值注定无法评价，把这称为漏记有何意义？

这个笑话想说的无非是：在某些人看来，某些人类的欲望显得十分低下不堪，比如爱看别人吃狗屎，并愿意为此付钱；我要说的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并且真有人拿了钱愿意吃，这样的交易确实提高了这两个人的福利水平（或曰价值实现程度，或曰意愿满足程度，词随你选），是帕累托改进；在这里，GDP数值变动与福利水平变动是同方向的，因而，这一非难并不能成立。

试图用一些臆想的例子来说明人类在自愿交易中可能会做出何等古怪和不堪的选择，以此来丑化市场，这种做法十分无稽：首先，人类实际上并非如此古怪，现实中我们见不到有人付钱看人吃屎，把人类想象成一旦拥有自由便啥都愿意做，这只是表现了这么想的人自己的低劣和不堪（当然，是在我眼里的低劣和不堪，他自己或许觉得挺高雅，那没人管得着）；其次，假如有一天，人类果真变得如此古怪，那么，你认为你能拯救他们？你是上帝吗？

对自由的另一个类似的非难是：假如政府不承担救济责任，难道你忍心看着那些残疾人饿死吗？注意：说这句话的人，首先假定了多数听众都不会“忍心看着那些残疾人饿死”，否则，他的“难道……吗？”责问便不会如此理直气壮，而与此同时，他却又深信，当一个残疾人饿的快死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会伸出援手，所以必须由政府承担救济责任。——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持有这两个信念。

言归正传，接着说GDP，相比吃屎笑话，对GDP更有力的非难是交换家务的例子：两位邻居，原本各自打扫自家院子，现在改成，各自付钱雇佣对方来打扫自家院子，于是GDP增长了，但福利并未增加。（注意：这个故事与吃屎笑话有个关键差别：吃屎笑话中那两个人的需求是“看别人吃屎”，自己吃是满足不了这种需求的，所以交换是必须的，而家务例子中的打扫服务被假定为是同质的。）

交换家务例子的问题是，交易本身不是无成本的，别的不说，确保服务质量就很麻烦，现实中，因为交易成本，无分工的同质交易不可能发生，能发生的交易必定涉及带来效率改进的分工，比如，我个矮帮你割草，你个高帮我修枝。

有人会问：这种分工和交易带来的改进可能只有一点点，但反映到GDP上却会增加很多，岂不是夸大了？

答：GDP不负责基数度量，分工和交易到底带来了“多大”改进，没人知道，因为价值不可比，不可加，无法做基数度量，只能比大小，我只知道交易之后比交易之前福利改进了，只要GDP和福利水平成正相关，GDP的任务便完成了，基数度量是不可能的任务；8000美元人均GDP的国民比800美元的幸福十倍？这是胡扯，经济学家可没这么说，拿这当稻草人攻击的都是自以为是的外行。

当然，对GDP还有许多更有意思的非难，等以后再说吧。

李华芳先生在讲述了过去几十年带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几次创新浪潮之后，在演讲的后半截把话题转向了中国，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过去三十年在没有重大创新浪潮的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他看来，这是个难题，需要作出解释。

在演讲后的提问中，我问道：按熊彼特的理论（李先生将其用作其演讲的理论基础），资源重配置是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两方面导致了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1）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变，2）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与资本市场和全球分工相融合，因此，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没有重大创新是错误的，所以这一问题本身不能成立。

李先生部分认可了我的说法，但对这种资源重配置的作用的规模持谨慎和保留态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只是观感上的差异，在各自都没有准备数字材料的条件下，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就在这时，雷人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李先生认定中国奇迹是个难题，所以必须给出一个回答，他的答案是：中国压根没发生奇迹，尽管GDP翻了好几倍，但GDP并不是衡量增长的恰当指标，比GDP更好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如果按HDI衡量，中国的增长没有传说中那么惊人。

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HDI可是社会学家搞出来的东东，把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入学率和人均GDP按特定权重加权平均，这可直接违背了主观价值论，而主观价值论迄今为止都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动了它，经济学就被动摇了，所以经济学家是不会用什么HDI之类的东东来度量经济增长的，除非你改行做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

有人或许会问：那为何GDP就能度量增长呢？既然价值是主观的、不可比也不可加的，那怎么就可以被加总成GDP这个总量数字呢？问得好，我的回答是：GDP不是对价值的度量，GDP数字并不是总价值，因为压根不存在什么“总价值”这种东西，GDP只是为我们猜测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原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自愿交易总是带来更多的价值实现；然后，在很粗略的意义上，更高的GDP意味着更多的自愿交易，特别是更多的关于最终消费品的交易，由此，我们大致上可以猜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了，那么这个经济体中更多人的更多意愿得到了满足（或者说更多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GDP起到了某种度量作用。

可是一旦你用HDI来代替GDP，这种度量作用就消失了：假如人均寿命缩短了1年，入学率提高了10%，按HDI的算法，HDI值提高了；但你并不能肯定，这一变化的前后，自愿交易增加了；这样你如何说服人们，10%的入学率提高就优于1年的边际寿命？无疑，要这么做，你必须给放弃主观价值论，而给价值规定一个客观度量方法，这种客观性，便体现在HDI各指标的权重上。

于是我向李先生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用HDI取代GDP来衡量增长，是否动摇了主观价值论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会把他噎住，可是我错了，事实上他用他的回答把我噎住了：制定HDI算法的国际组织（我猜大概是UNDP）可以邀请各国选派代表前往共同商议这个指标体系、权重和算法。

靠！我得承认我被彻底打懵了，感觉大脑瞬间失血……眼前浮现出了斯大林和机关枪……

隐约听到李先生继续说道：比如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人均寿命是衡量幸福的可靠指标……

我立刻站起来反对：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共识，我本人抽烟，一天一包，我不认为寿命是最值得追求的价值……（从事后我得到的反应看，我的这一发言显然被理解成了：我不同意“绝大多数人都热爱生命”，当然，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无法知道生命是否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我大概因此而沦为了笑柄，呵呵）

很明显，我的表现颇为失态，惹来不少嘲笑和白眼，在李先生耐心解释完寿命指标的重要意义和世界代表大会的神奇作用之后，我不顾主持人提问时间已结束的声明，站起来说到：我认为这位先生已经解决了关于增长的所有问题，现在人类的任务已经变得很简单，只需要尽可能多的制造冰柜把人冰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