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和其他生物一样，我们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漫长的适应过程产生了大量适应器，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存繁殖方案，叫作天性或本能，而其中人类所独有（且人类普遍拥有）的那些，则被称为人性；当然，人性并非永恒，自从智人物种确立，特别是其中一支走出非洲散布全球之后，又发生了许多适应和改变。

假如到此为止，那我们就仅仅是裸猿，但人类还获得了另一组适应器——诸如制造弓箭或渔网的方法——，它们并不存在于个体天性之中，表现为生理或心理特性（尽管它们依赖某些生理或心理机能），而是以口述传统或文字记载之类的形式，存在于群体文化之中，但和生理心理适应器一样，它们也是我们生存方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这些适应器存在于群体文化，个人必须成长于群体之中才能获得全套生存技能；但个人对群体和文化的依赖不止于此，尽管有些技能（比如制造弓箭）一旦习得便可离群单独使用，就像有些手机应用下载安装之后便可离线使用，但还有大量被称为社会性技能的应用——诸如沟通、欺骗、说服、恐吓、劝诫、引诱、煽动、组织、指挥、合谋、圈套……——不仅需要在线安装，也只能在线使用。

这是人之社会性的第一层含义，还有第二层：上面提到的那些适应器，尽管须从社会获得，也必须在社会中实现其功能，但总归是服务于个体利益的，是个体的适应器，但并非所有文化元素都是如此，文化自有其传播途径和变异方式，其复制变异兴衰存灭更多系于群体而非个人，因而许多文化元素——诸如伦理规范、部落认同、战士荣誉、集体纪律、民族主义——可能更多服务于群体利益，或干脆只服务于个别模因的利益。

群体与个体的利益虽多有重合，但并不一致，而文化是成套习得而非随意挑选组合的，于是个人便处于本能和文化两股力量的牵引之下；甚而，组成这两股力量的各种成份，其牵引方向也不尽相同，因为人类在不同进化阶段所获得的适应器，在当前条件下的适应程度各有不同，比如对糖的嗜好在当代富裕社会就有点过头，部落认同在现代城市社会也已过时。

更一般而言，许多适应器（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正是通过对已有适应器进行抑制、修正和调控而起作用的；比如勇气是对恐惧和逃跑本能的抑制，拘谨是在社交场合抑制某些行为以免失态；还有对一阶抑制的二阶抑制：我们可以抑制拘谨而让自己“显得放松些”，或者“故作拘谨”以避免与人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故作失态”以发出轻蔑或挑衅信号。

这样看来，个人的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是我们在进化史上先后获得的种种本能，和在成长经历中依次习得的种种传统、习俗、知识和技能，所有这些力量共同牵引的结果，而所谓人性，便是所有这些元素的复合体。

如此描绘人性，难免会引来这样的质疑：难道我们只是被众多绳索拉扯的木偶？那我们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又在哪里？

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但这不是说，在上面罗列的元素之外，还有一颗独立于它们的心灵，一个不受推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而是说，这些元素相互组合、共同起作用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有序结构，被称为“意识”，它赋予我们对世界（包括自我）进行表征和模拟、并据此而对不同选项的后果作出预测和评估的能力，所谓自由意志，即是指这种能力，当我们充分运用这一能力时，便体会到自己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自由并不意味着超脱于因果关系之外，影响我们行动的诸因素，并不是在竞相说服我们的心灵——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笛卡尔式心灵，相反，这些因素相互竞争和调控的方式，恰恰构成了我们的心灵；它让我们能够斟酌权衡面临的各种选项，但不是因为我们的抉择过程独立于各种影响，而是影响抉择的各股力量偏爱不同选项，它们之间的较量过程恰恰构成了我们的斟酌。

【意识、自由意志、理性，都是复杂而困难的主题，上面这样充满象征和跳跃的简短表述，恐怕会让注重逻辑连贯性的细心读者感到不满，而它们在我对人性的解读中又处于相当关键的位置，所以我决定在本书附录中用一篇稍长的文章来说明这组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对人性意味着什么。】

尽管并无神秘之处，但自由意志在人性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堪称人性之王冠；预见后果并作出选择的能力，赋予我们承担道德责任的资格，让我们成为可以被赞美或谴责的对象（正因此，人类才被称为道德动物），离开这个前提，便谈不上善良、邪恶、荣誉或耻辱，许诺、希望、努力、成就、遗憾、懊悔等等词汇也将丧失其意义。

然而，自由意志的独特性和复杂难懂也造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谬误，每当识别出一种元素（无论来自本能还是文化），它以某种因果链对行为产生影响，有人就会拒绝承认那是组成他的一部分，“那不是我的决定，那不是真正的我”，并声称他被本能控制了，被荷尔蒙操纵了，被传统或习俗奴役了，被时尚潮流裹挟了，被贫困状况或教育背景“锁定”了。

可是如此一来，最终他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用丹内特的话说，“只要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你几乎可以外部化任何东西”；这一谬误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退化主义：随着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对人性认识的加深，行为影响因素被不断识别出来，于是越来越多的行为被解释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不能对此负责”，道德责任也就一项项被撤销。

在生活态度上，该谬误表现为自寻烦恼式的自我排斥，即：对于自己身上任何被发现有着客观来源且并非自己有意识选择的元素，一概加以拒斥；诚然，适当的自我否定是有益的，排除某些元素可能会让剩下的更协调，但扫射式的自我攻击只能带来挫折和痛苦。

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人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了几十年，突然有一天觉得不能这么浑浑噩噩度过一生，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假如他果真去做了，并且过的很开心，便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觉自己掌握了命运，终于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这当然很好。可是，首先，这样的念头不会凭空而来，或许他是被某部电影某篇文章某句歌词触动了，或许是一位亲友的离世让他意识到人生苦短，或者只是某次痛饮之后心理状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次，使得他能够被这些事件激发出如此念头的心理基础，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这一念头之下，具体哪些事情会被他视为“真正想做的”，同样不是毫无缘由，就连说走就走的目的地——无非是西藏大理非洲塔希提之类——，往往也早被流行文化安排好了。

既然这些念头同样源自其意识控制以外的事件，念头的内容也同样由进化史、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加之于他的种种特性和知识所决定（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何人们总是被极为相似的台词所打动，并作出极为相似的反应），那么，何以认为听从这些念头而生活才算是找回了真正的自我？为何这部分念头比其他念头更有资格代表“自我”？

实际上，这些念头的内容及引出的行为，本身并无特别之处，比如有些人的经历看起来刚好相反：起初怀抱鸿鹄大志，意气昂扬要做番事业，经过一番折腾并作出反思之后，觉得还是听从本能与传统的指引，安享平静生活与天伦之乐更加合意；也有人在反思之后，并未改变生活轨道，只是消除了原先的自卑或焦虑，坦然接受自己向来的秉性和状态。

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说走就走的那位就比他们更高明；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都证明了他们拥有被某些事件触发而对自我与生活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能力，正是这一能力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了开来，至于反思之后做了什么，倒在其次；而反思能力在人性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揭示了意识这一心理机能的独特与强大。

意识是一种基于语义表征的模拟系统，由于我们的语言原则上可以做到图灵完备，它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因而意识可以将其表征和模拟能力运用于任何对象，当它指向现实世界时，形成了世界图景（即波普第二世界），当它指向其本身（准确说是它的运行历史）时，形成了自我意识，当它指向其他个体的意识时，便产生了所谓的移情。

随着文化发展，知识系统不断积累膨胀，教育程度提高，意识的模拟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和拓展[1]，同时也将我们的观念世界从早先的蒙昧状态变成文明时代的丰富开放头脑；特别是在文字出现之后，借助书面语的抽象与构造能力，意识的表征和模拟能力也大幅提升了，此后科学方法和形式化程度更高的人工语言，为意识提供了更强大的外部辅助。

这些构成第三世界的知识和表征手段，让个体意识就像配备了一套强大的感知增强系统（谷歌眼镜和战斗机仪表盘是很贴切的类比），正是这一整套装备，让我们登上了灵性之巅，从那里傲视众生，内观自我，谈论我们身处的宇宙和把我们带到这儿的历史；若文明有幸得以延续，我们的子孙会继续堆高这座山峰，令人性变得更丰厚，生命变得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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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部分体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即智商测试的平均得分随社会发展和教育条件改善而提高的现象。

2015年8月23日，上海

我今天被叫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不久前写了本书，叫作《沐猿而冠》，书中一个核心主题是，人类文化是如何与我们的人性共同进化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想法。

我们是谁？你是你所吃？——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文化扮演了何种角色？

据说哲学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我们是谁？

或者——像传说中的北大门卫那样——用第二人称形式问：你是谁？

18世纪的法国美食家萨瓦兰有句名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听上去有点道理。

确实，在古代农业社会，一个人要是天天吃肉，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断定他是个富人，甚至是位贵族；这么说是有历史依据的，最简单的一条证据是，考古学家发现，古代富人的身高明显高于穷人，而身高和营养条件，特别是肉类奶类的摄入量是有明确关系的。

所以古代平民百姓对富贵人物的一个称谓——大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但其实在字面上也是成立的，那时候，富贵者的身材确实普遍比穷人高大；所以工业革命之后，当大众也都吃得起肉了时，平均身高便迅速增长。

我们是谁？——这要看跟谁比，以及“我们”这个圈子画多大

不难看出，萨瓦兰在说那句话时，关注点是放在阶级身份上的，然而，当人们试图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阶级或者阶层身份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具体选择哪个方面，取决于这问题是在何种情境下被提出的，或者说，我们是在跟谁比，以及，“我们”这个圈子画得有多大。

翻开一本百科全书，浏览一下其中的人物词条，你会发现，用来描绘一个人的诸多属性中，排在最前面的通常有性别、职业、民族，以及他所生活的地区、年代，还有他说的语言，信仰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方面，被我们称为文化特性，这些特性组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群体或者个人的文化禀赋。

现在我们回到萨瓦兰的立场，所有这些文化特性，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在我们的饮食之中；比如就性别而言，男性对肉食的偏爱明显比女性强烈，而女性对小零食的偏爱则比男性强烈；就在几十年前，从吃不吃面食或者羊肉，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判断一个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而通过对像鱼腥草这种比较特别的食物的偏爱，可以把一个人的家乡所在猜的更精确，至于猪肉禁忌和宗教身份之间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除了“吃”，还可以从哪里窥视我们的文化特性？

除了饮食之外，文化特性也会从其他行为上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萨瓦兰那句话里“吃”这个动词，换成穿、住、行、玩等等其他动词，照样可以成立，当然，有效程度有所不同。

从一个人穿什么衣服、住在什么样的社区、家里有些什么家具、开什么车、周末有哪些娱乐活动，你多少都能看出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收入状况、教育程度，乃至他所特有的个性。当我们把所有这些方面合起来时，就得到了一个比较丰满完整的答案。

在当今时代，假如你想了解一个陌生人，我可以教你一个简单办法，拿过他的智能手机，看看里面装了些什么应用，心里大致就有点数了，效果可能比看简历更好。

谈论这些究竟有何意义？

那么观察和谈论这种种文化特性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有趣吗？就像昆虫爱好者，满世界抓虫子，做成标本，命名归类，描述其特性，贴上标签，然后陈列在博物馆里，好比我们在民俗博物馆里看到的各种所谓文化标本。

当然，做这些事情也可能蛮有乐趣，然而，作为一个对生活和对世界有着较多哲学兴趣的人，停留在这一层次上，是不能让我满意的，我希望，这些观察与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祖先所走过的历史，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以及我们成长于其中、将我们教化成为文明人的那些文化，并且，最终，让我们回过头来，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

生物学家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幸运的是，多年前我阅读了几位生物学家的著作，比如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裸猿》和贾瑞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他们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得以从一个更有利的角度观察这些事情。

生物学家的优势在于，他们会把人类和其他动物，特别是和我们的灵长类近亲放在一起做比较，从而获得一个更宽阔的视野，而且就像得到了一面镜子，通过对比，可以注意到许多以往被熟视无睹的现象，并且，当你从进化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时，便会很自然的将人类所经历的漫长进化历史纳入观察背景之中。

那么，这种视角会带来什么启示呢？我想可以举几个例子。

睾丸透露了什么信息？

比如动物学家会测量雄性的睾丸重量，并据此推测这一物种两性关系的基本模式，原理是，两性关系越混乱，雄性间的精子战争越激烈，就需要越大的睾丸来大量而迅速的制造精子，所谓精子战争，就是来自不同雄性个体的精子，在同一位雌性的身体里竞争到达卵子的机会。

动物学家在这么做时，也没放过人类，而测量结果发现，人类睾丸占体重的比例，在猿类中排在黑猩猩后面，大猩猩前面，这暗示了，人类配偶关系看来有着悠久历史，而且确实降低了性关系的混乱程度，但配偶关系的牢固和忠贞的程度并未达到大猩猩那种水平，这些推测，和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学材料也是吻合的。

那么阴茎呢？

当动物学家将尺子瞄向雄性的另一个性器官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惊人的事实，人类的阴茎是所有灵长类中最硕大的，而硕大的阴茎往往和两性关系中的强迫行为有关，当雌性不配合、或者体型姿态不方便交配时，较为粗长的阴茎可以让雄性更容易完成交配，而人类在形体方面似乎不存在什么障碍，所以原因看来要从前一种去找。

一个有意思的对照是鸭子，雄性鸭子以强奸惯犯而出名，其阴茎长度和整个身体差不多，这就提示我们，人类历史上，强奸或许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这一行为确实让擅于此道的男性留下了更多后代。

还有乳房？

和男性器官相比，女性有一个器官就更让人震惊，那就是常年隆起的乳房，其他动物的乳房只有在哺乳期才会隆起，只有人类女性的乳房常年鼓胀挺拔，里面充塞着对哺乳毫无帮助的脂肪，实际上，半球状的乳房反而不利于哺乳，偶尔还会造成哺乳窒息。

很明显，乳房是个用来吸引男性的器官，这一点从男人的反应便可看出，色情艺术的创作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问题是，女性为何需要吸引男性，要知道，在绝大多数动物中，需要吸引异性的，都是雄性，所以往往雄性更漂亮，用生物学术语说，就是有更发达的第二性征。

女性的乳房迄今还是个谜，各种解释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点：从很早开始，比如几万年甚至十几万年前，男性，至少一部分男性，已经在对配偶进行挑剔了，而动物界通常的法则是，只有雌性挑剔雄性，这暗示了我们远古祖先的择偶策略、家庭模式，乃至社会结构中，隐藏着一些我们迄今尚未探明的秘密。

牙齿，下巴和鼻孔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萨瓦兰的话题，看看当我们采取生物学家的进化视角之后，能否在吃这个话题上发现一些新鲜而有趣的事实；动物学家在了解一种动物吃些什么之后，便可推测它们的牙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反过来也是，若要猜猜一种陌生动物吃些什么，掰开它们的嘴巴看看牙齿，也能猜个大概。

人类的牙齿组成和猪很像，因为我们都是杂食动物，切削用的门牙，穿刺撕裂用的犬牙，研磨用的臼齿，一应俱全，就像瑞士军刀，每样都不算突出，但很全面，不像食草动物，只有门牙和臼齿，也不像食肉的猫科动物，撕咬剪切能力超强，研磨能力却几乎没有，食物都是大块吞咽的。

但人类牙齿最显著的特点还不在这里，而是和我们的猿类近亲相比，人类的整个下颚和牙床都大大缩小了，而且排列的非常紧密，以至于最后几颗臼齿很难长出来，变成了所谓的智齿，结果是，我们的口吻部大幅内收，收到与颧骨对齐，嘴巴的开口度也变得很小。

这也导致了另外两个附带后果：我们有了下巴，而他猿类是没有下巴的，我们的鼻子拉长而且鼻孔朝下，而其他猿类的鼻孔是朝前的，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的口吻部没有内收，那么一个朝下的鼻孔就会被挡住，呼吸就会受影响。当然，鼻梁拉长还另有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祖先从热带森林移居到了更寒冷的地带，因而需要更长的鼻道来加热吸入的空气。

对于如此剧烈的改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人类不再那么依赖牙齿的咀嚼功能了，我们祖先一定很早就找到了代替牙齿的手段，人类学家考虑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敲打和研磨，另一种是烹饪，前者意味着我们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而后者意味着我们学会了如何控制和利用火；在结合了其他证据之后，人类学家推测，这一变化大约在170万年前，也就是我们的能人祖先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眼白，眉毛和嘴唇

以上我谈论的一些身体特征，为我们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和两性关系提供了线索，他们生活在何种环境中，吃些什么，如何加工的食物，有没有掌握烹饪技术，如何择偶，两性关系处于什么状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身体特征所提供的线索，我们还可以对历史了解的更多，比如我们知道，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我们的社会性与合作倾向，在灵长类中是最显著的，正因此我们才建立了今天这样结构复杂的社会，而这一点，在我们身体上同样留下了痕迹。

比如我们的眼白，其他猿类是没有眼白的，眼白是一种用于面对面交流的表情工具，通过观察眼白，你很容易了解对方的注视方向，从而推测他正在关注什么，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语言能力非常关键，当我们说话时，会用一个代词或者名词指称某个对象，可是假如仅仅依靠词汇本身，听者其实很难明白对方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点语言哲学家已经有过大量分析。

对于指称意图的领会，必须借助语音之外的其他线索，尤其是在儿童最初学习语言时，以及早期人类刚刚开始使用语言时，更是如此；提供其他线索的辅助手段有好多种，包括以手指物、目光跟随、共同注视，以及最高级也最困难的意图读取，而眼白可能就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外，我们的眉毛和向外翻出的嘴唇，也是猿类中独一无二的，它们大概也都是表情工具，因为作为一种辅助交流手段，表情在语言以及其他社会交往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身体，我们还可以从哪里寻找线索？

到此为止，我谈论的线索都来自身体，但除了身体特征之外，动物学家的这种进化视角，同样可以运用到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上，甚至运用到我们所创造的人工制品和社会制度上，只要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性和文化，理解社会与历史。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为什么有些东西看起来那么萌？

养过宠物、玩过布偶娃娃、或者看过动画片的朋友都知道，有些形象大家都认为很萌很可爱，会激发出非常强烈、难以遏制的怜爱情感，娱乐、传媒和广告业都很清楚如何利用这种心理；为什么会这样？生理学家可能会告诉你，那都是催产素惹的祸，但这实际上并没回答我们真正的疑问，而且，为何我们觉得很萌的东西是这些而不是另一些？

心理学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这事情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几乎所有萌物，都带有一些婴儿特征，大脑袋、短腿、小鼻子小嘴、大而清澈的眼睛，较大的眼距，或者类似于婴儿啼哭的叫声，等等。

大自然为我们设计了对婴儿的怜爱心理，好让我们精心照料他们，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男性对萌物也有强烈反应，这就表明，在怜爱这一心理机制得以塑造的那个年代，男性已经开始承担起和女性共同照料孩子的责任了，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猿类近亲中是不存在的，即便在整个动物界，父爱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这一点，再结合其他线索（比如我前面提到的睾丸和乳房的特征），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婚姻和家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不大可能像过去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农业起源之后才出现的。

邓巴数的历史启示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邓巴数，这个数字所代表的那种理论是说，每个人与之维持持久关系的熟人，数量最多不超过200，通常只有100多。

所谓熟人的意思，不仅仅是说你认识这个人，而是说，你会把他当作一个特殊个体对待，会记住和他的交往历史，以及他和其他你认识的人之间的关系，虽然100多看起来不是很大的数字，但这些两两关系的数量却非常庞大，所以尽管我们的大脑已经比黑猩猩大了三四倍，但也很难处理更庞大的关系网络和交往历史了。

邓巴数理论对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很有帮助，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传统社会基本上都是小型熟人社会，这些社会的内部秩序主要靠熟人之间的合作与信任来维持，而这些人之所以相互熟识并生活在一起，是因为血缘和姻亲关系为合作互惠创造了前提。

在定居文明出现以前，不存在比熟人社会更大的社会结构，而邓巴数理论告诉我们，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人类的认知局限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人类学调查也发现，凡是依靠熟人关系维持的社会，一旦人口接近或超出邓巴数限制，就会发生分裂。

邓巴数理论带来的一个启示是，当后来我们建立起大型社会的时候，必定是找到了某些特别的组织手段和制度元素，来克服邓巴数局限；一种比较容易想到的可能性，是阶层分化和婚姻联盟，设想这样几个小型社会，它们各自都分化出了两个阶层：少数贵族和多数平民，然后，几个社会的贵族之间通过姻亲关系建立了上层熟人圈，于是，一个双层社会结构便诞生了，上层熟人圈成了其统治阶层，并且为这个较大社会的秩序维持提供了一种关系纽带。

类似的发展也可以以横向扩展的方式进行，前提是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化，多个小型社会中，从事同一职业的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师徒关系或行会组织而建立职业熟人圈，从而将这些社会连结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另外，像宗教组织、同乡会、帮派、商会等等非血缘组织，也可以起着类似的作用。

邓巴数的当代启示

邓巴数理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和当代生活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今天，多数人生活在城市，甚至是上千万人的大都市，与传统熟人社会截然不同，然而我们的基础认知能力却并没有很大改进，所以，当我们有机会接触那么多人，尤其是有了网络社交之后，就不可能像以往对待熟人那样对待遇到的每个人了。

于是我们便倾向于用以往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即便和他们的交往内容看起来不像是陌生人之间发生的那种，这一局面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标签横飞，因为我们无法将每个交往对象当作有血有肉的个体，而只能通过贴标签来加以识别和记忆，这是个浙江佬、理科生、文青、五毛、工业党、波士顿高华、法左、国奥、小粉红……这大概是都市时代和网络时代不可避免的场面，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都将不得不去面对和适应。

这些说法靠谱吗？

我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声明一下，我不是生物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或人类学家，所以我不能担保我在这里说的东西都有着扎实的科学依据，我关心这些话题，更多是出于一种哲学上的兴趣，为了理解人类、理解世界、最终也更好的理解自己，毕竟，不是只有科学家才有探索世界的兴趣，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保持这样的好奇心。

我今天谈论这些，还有之前写作《沐猿而冠》这本书，只是想分享我的心得，激起更多人的好奇心，说服你们也站到我努力呈现的这个视角上来，因为这个视角曾让我受益匪浅，从那个角度观察，相信你会看到一个更精彩更有趣的世界。

谢谢大家。

比如，关于自私和慷慨（此次自私一词的用法是通俗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就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说法，人们总是说偏僻乡村的村民淳朴厚道、慷慨好客，但又经常发现农民很自私，为赡养父母的负担而斤斤计较，常常让兄弟反目，许多老人只好按月到各儿子家轮吃，我小时候也常看到一些农宅因分家谈判失败而拆掉一半，乃至半根大梁悬在外面的情景，乡村和小镇上，为一点点小利之争而跳脚骂街的场面，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城市居民，一方面被认为精明小气，朋友吃饭都要AA，美国人更是邻居之间帮点忙都要按小时付钱，甚至老爸还要掏钱给儿子做家务，而同时，许多证据却又表明，现代市民，特别是发达市场国家的中产市民，在热心公益和乐善好施方面，远超过传统村民。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果从博弈环境的差异去考察，便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现代市场化大社会中，核心小家庭为主，周围多数是陌生人，产权划分更细致精确，而传统小社会，大家庭较多，在家庭、家族、村社等层次上，有着许多共有权利。

河道、水井、池塘、道路、草场、桥梁、宅基地、晒谷场、私塾、祠堂，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共有，在通行、采光、风水等权利上，边界也很模糊，许多大宗消费，比如节宴、唱戏、丧葬、祭祀、求雨、绑票赎金、土匪保护费、官员贿赂，都是集体消费的。

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本可行的手段将财产和权利的边界划分的那么清晰细致，另一方面，如前一篇所分析，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模式，在那种条件下，恰是成本收益比占优的。

然而，小社会居民更多的采用权利（或产权）共有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少私心，与大社会居民相比，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倾向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当权利共有程度越大，个人需要更多的警惕心、算计能力和社交技巧来时刻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大社会中，仅当你面临具体交易时，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算计，而在小社会，你需要时刻提起精神，为自身利益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因为边界是不清晰的，交易也不是笔笔结清的，实际权利和所得之多少全在于你的拼争。

经历过下列任一处境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学生宿舍的集体生活、婆媳妯娌姑嫂关系、妻妾嫡庶关系、机关和国企里的勾心斗角、大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一个就够受了吧？传统小社会还把这些全捏在一个系统里，五四青年在逃离这个系统之后的轻松感，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逃离总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在新的条件下，新的战场总是被重新构建出来。

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在黑猩猩社会就有了，但人类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认知能力、思维模式、价值体系都被塑造得高度适应这种斗争，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洞察力、手腕技巧，都令人叹为观止，女人爱看韩剧里的家庭战场，男人则热衷于谈论宫廷阴谋，都乐此不疲。

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一发展？两两博弈和市场化交易貌似都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进化心理学的博弈分析，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私、等级量化的亲情、诚实、免遭揭露时的欺诈倾向、欺诈时的心慌脸红，等等，甚至自欺也得到了解释：自欺可以让你更好的掩饰欺诈而不容易被察觉。

我们容易理解为何亲情和诚实得到颂扬，虚伪和欺诈遭受贬斥，却不容易理解，为何无私、慷慨、不计较得失，会得到颂扬，为何吝啬、明算账、斤斤计较，这些会成为贬义词？为何实际上被算得一清二楚的礼尚往来，却要刻意掩饰其交易性质？这样的交易时时刻刻在发生，双方心知肚明，但其交易性质一旦被揭穿，会给双方带来无法遏制的本能尴尬和嫌恶感，这是为什么？

为了掩饰交易性质，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交易费用：发霉的月饼、不实用的奢侈礼物、给烟酒回收店的高额折扣，以及更重要的，大量的负消费者剩余：许多奢侈品如果不是因礼尚往来，受礼者原本是不会消费的，但受礼者因此欠下的人情债却是以市价记账的，所以消费者剩余是负的。

互惠圈模型或许能给出一种解释，如上篇所述，互惠圈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合作社，它的优势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

1）共享池免除了两两互惠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和评估成本；
2）与两两互惠关系相比，共享池在更广的范围内分摊了风险，从而提高了个体风险抵御能力；
3）在收入波动在生存线附近的条件下，上述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是非常大的收益。

但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保险合作社，不像现代合作社那样，可以借助国家司法系统来执行成员义务，互惠圈的成员义务是由内部自发机制来执行的，在互惠圈内，个体的最优策略应包括如下内容：

1）用行动、言语和符号，向其他成员显示和证明自己的成员资格，包括对成员义务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以便维持自己的成员地位；
2）揭露、指责和制止其他成员违背义务的行为，必要时发动驱逐行动；
3）在不影响（1）的条件下，从共享池为自己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上述策略将鼓励对慷慨无私的展示和宣扬，和对自私吝啬的谴责，但同时鼓励个体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尽可能损公肥私，比如，当能够把肥私行为掩盖在公益外衣之下时；在上述模型启发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进一步的观察和推断：

1）如果互惠圈面临瓦解，策略条件（1）迅速撤销，立刻进入对共享池的哄抢状态；
2）如果某个成员被认定未来没有指望拥有履行成员义务的能力，他将被开除，除非他的继承人能替他履行义务，所谓“救急不救穷”原则大概起源于此，一个农民互惠圈不会接纳一个乞丐；
3）互惠圈都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当面对圈外人时，将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对圈内人的兄弟情谊，和对外村人的无情屠杀，这些看似完全对立的情感，可以毫无困难的并存；
4）互惠圈成员严格区分私人事务和涉及共享池的公共事务，严格区分普通交易和集体互惠交易，他们为之分别创造了两套独立的概念、词汇、认知模块、符号体系和伦理法则，如果一种交易被认定为互惠圈交易，成员将强烈的抵制任何使得它看上去像普通交易的行为，即便改变只涉及表面特征。

（越扯越远了，几乎沦为标题党，呵呵，待续）

科学松鼠会最近有文章介绍了Terry Deacon的类似观点（尽管该文作者似乎并未理解的很贴切）：

……接着，农业让食物变得更可口，这降低了自然选择对我们的消化系统提出的要求。随着消化变得更容易，更多的能量可以被用于别的目的，特别是建立和运作一个更大的大脑。我们的祖先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增强了的认知能力发明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又进一步帮助他们抵御了自然选择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放松的选择是包括自然选择在内的更广义的进化动力的一部分。放松的选择允许物种发展出丰富的特征，而随后的自然选择进一步雕琢了这些或其他在新的进化舞台上变得举足轻重的特征。例如，Deacon相信在工具上的每一次创新都放松了对某些特征的要求，又加强了对其他无法预料的特征的选择。……

2005年，我在<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正是这弹性，或者说内部扩张压力受到外部压力抑制时的紧绷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也决定了作为人群行为总和效果的经济系统的特征。紧绷状态使皮球有了确定和可预期的运动特性，一旦你把皮球戳破，泄了气的皮球便会在一个圆球面的各种拓扑变形之间作随机振荡（假设皮球表面材料足够柔软，且无重力作用），确定性大为降低。

一个完全不自私的人就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要让这皮球泄气，一个办法是把他戳破——用刀子捅他的肚皮，结果是死亡，另一个办法是佛教修炼，据说能炼到无欲无求，这叫涅槃。

驯兽师会让要出场表演的动物保持半饥饿状态，这表明他懂得紧绷状态与行为可预期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和人相比，动物的基本生理需要被绷得更紧，因而它们的身体和行为特征具有更大的确定性，这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物种内的个体差异小于人类，而贫困人群的个体差异小于富裕人群。……

2006年，在<人性：策略的遗骸？>一文中，我进一步阐明了人类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选择压力松弛之间的关系：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2007年，在<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一文中，我最终用一个扩展了的马尔萨斯模型，对上述思想进行了形式化：

首先，对于一个种群而言，其数量常常既被其捕食对象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限制，也被其捕食者的数量和捕食能力所限制，当然，它自身的捕食和防御能力也是决定性的。

其次，物种的生理构造，发育模式，婚配和生殖模式，甚至社会组织模式，也可能成为种群数量的限制因素。从进化史的时间跨度看，这些内在的限制必定被它们在其他方面带来的更多的增殖优势所补偿，否则物种将难逃灭绝的厄运。但是人类以千年计的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对于进化而言只是一瞬间，所以这些“短期”有效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简言之，种群数量，在长期，由其与食物（捕食对象或寄生宿主）和天敌（捕食者或寄生物）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共同决定。但是，捕食能力所决定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决定的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除非巧合，两者并不相等，因此，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受限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力量对比。当其中一个限制因素起作用时，另一个因素进入松弛状态，比如，当数量受限于天敌时，即使在边际上，食物也是充裕的，反之亦然。

在短期分析中，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一般化为如下形式：假设限制一个种群数量的所有可能因素为集合R，其中有n个元素，每个限制因素r对应一个极限数量q，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Q等于全部q的最小值，此时，q值等于Q的那些因素，叫做紧张因素，而其它则叫松弛因素。在进化史长期，集合R只有两个元素：捕食能力和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对马尔萨斯模型所做的修正和扩展，姑且成为扩展马尔萨斯模型。

我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

生存压力在某些方面的松弛对于行为和文化重大意义，我在另一篇文章（《人性：策略的遗骸》）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某方面的选择压力减弱时，原先设计用来对付这些压力的那些策略性行为模式，便可能脱离其原先所服务的生存和繁衍总目标，自我膨胀，游离为一些独立的行为模式，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偏好。

人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间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表现的纷繁多样，五彩斑斓。

一方面，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结构或阶层差异，那些处于上层结构的富人或权贵，在获取和保持其地位上面临巨大压力，但在生活资料上，则十分丰裕，这种松弛使行为和文化多样化成为可能；在扩展马尔萨斯模型（如果它是对的）下，如果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瓶颈，那么，在其余松弛部分，我们就有望看到类似的松弛所带来的多样性——一个多彩的瓶腹。

人性：策略的遗骸？

作者：辉格
2005年12月16日

经济学家以个人的选择作为分析的起点，指出人的行为由个人的偏好、所需付出的代价（价格）和他偿付代价的能力（财富）三个因素共同决定，某个人的某种行为受其代价影响的变动趋势，表现为需求曲线，与某种行为（或物品）相关的那条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被称为偏好。

和其它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如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总是假定偏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并在此前提下，研究外部条件变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总和效果。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把个人作为选择的主体，并假定价格与财富不变时，个人的选择不会变，至于在给定的条件下个人为何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经济学家不感兴趣。

偏好不变假设是经济分析之锚，它使可验证的经济理论成为可能，失去了这个锚，经济学将变成套套逻辑，所以，面对一种经济现象时，凡逻辑上一致的经济学家，绝不会动用“偏好变动”来作出解释，因为他清楚，这是在拔锚，拔了锚的经济学就剩下一堆废话了。

但是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经济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局部市场和短期变动中表现出其强大分析能力的同时，在解释人类的习俗、组织和制度的长期演变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多个领域所向披靡之时，面对漫长而生动的人类历史，经济学家却只能望洋兴叹，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们长期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行为、组织和结构演化方面势如破竹般的进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是偏好不变假设把经济学局限在了短期领域内，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要解释习俗和制度演变这些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就必须放弃偏好不变假设，但要命的是经济学迄今为止以此假设为锚，如何能放弃？

过去的一百年中，古典音乐的听众比例下降了，各种通俗音乐的热爱者急剧增加；二十年前，大量中国青年急切的脱去绿军装，换上喇叭裤；近几年，又有许多当初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扭秧歌、唱长征组歌、吃毛家菜。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经济学家除了说一句“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吗？

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经济学家是不幸的，他们的理论锚泊在一个松软飘忽的基础之上。生物学家则幸运得多，自从道金斯提出自私基因理论之后，进化生物学便有了一个坚硬清晰的内核，有了自私基因这个可靠的锚，生物学家要做的就是构想选择机制和建立数学模型了，可以勇往直前地去解释整个生物进化史。人类学的工作虽没生物学家的那样清晰简洁，然而人类学家眼中的原始人与经济学家的理性人模型大为不同，原始人与其说是在按个人的意志行动，不如说是生活在迷信之中，人的全部行为由几项基本需求所驱动，被程序化的禁忌和巫术牢牢锁定在既定的模式之中。弗雷泽把原始人的需求归结为：风调雨顺、土地丰产、生育能力、人身和财产安全、战争胜利，然后用两条基本信念——顺势感应和传递感应——便解释了原始社会的大量巫术和禁忌。

大脑的发展使人具有了思维能力，基因们开发出这种能力是“为了”让人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随机应变，以提高生存和繁殖的机会，而人一旦具有了这一能力，便开始摆脱基因的控制，按自己的意图行事，这使人与其他动物有了根本区别，基因如果有灵，得知现代人已经狡猾到在享受性快感的同时用避孕套防止生育，一定会为当初的失策懊恼不已。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需求不再限于几种基本的生存和生殖需求，而变得丰富多样，难以捉摸；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人更多的按理性的判断作出选择，不再牢牢受制于禁忌和巫术，他们更多的说：“我喜欢这样”，“我对此不感兴趣”，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诸如此类，他每天面临各种选择，在选择中表现出他的个性和偏好。而动物没有偏好，没有价值观，在那里，基因是唯一的尺度，生物经济学中，不需要等优曲线，所有行为的价值，都可以折算成基因预期复制率而进行直接的基数度量。

可是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假定人有自由意志，是选择的主体，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至于这些需要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不关心，也不做任何事先的规定，而只是通过人的行为事后推测他的偏好，描绘出需求曲线和等优曲线，并认为在相同的条件下，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微观分析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一条，经济解释和预测将变得不可能。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当我们面临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比如制度演化问题——时，不放弃偏好不变假设，就难以作出良好的解释。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锚，使我们能对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作出科学解释？

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乐观的，我的乐观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文明发展，理性进步，科学和技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精神状态，进步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每个人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而考察我们的社会赖以维系和运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诚实的判断仍然是，（在绝大程度上）人是按习惯而非理性生活，社会是由习俗和传统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构所维系，即使是我们引以为理性之傲的科学，当它离开那个封闭的科学群体，被用于指导日常生活时，也无异于一种新的迷信。

诚然，我们借助科学技术改善生活，然而，当我们省吃俭用去供养孩子上学，当我们不顾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每年中秋都回家与父母团聚，当我们向有困难的朋友伸出援手，我们果真是进行了一番利益得失的算计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如果人是按习惯生活的，那么习惯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那些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指导人作出选择，从而决定人的行为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牢靠的锚泊处，来研究人性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生物学。自私基因理论将生物个体描述为一架生存机器，基因们操纵它达到最大限度自我复制的目的，因此，所有生物性状都被解释为达到上述目的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然而生物，尤其是低等生物，不是一种实时的决策机器，其行为策略在性细胞结合时一次制订并固化在DNA中，此后个体的发育和行为完全按此行事，对同类刺激永远作出相同的反应，而不顾结果如何，如果愿意，可以把这叫做绝对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基因通过随机变异形成各种僵化的行为模式，接受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淘汰后获得适应性，这是生物进化的一般过程，所以，迷信和教条是生物的古老本性，一种性状一旦形成，在种群被淘汰或者有关基因被代替之前，始终不变的代代相传。

应激性、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发展，使情况有所变化，动物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对特定情境作出个别的实时判断的机会和能力，高等动物的许多行为模式（比如捕食技巧）由后天经训练习得，而非全部预先固化在基因里；语言的出现使更多的生存策略通过不是以DNA编码的形式，而通过代代之间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这样，文化便成了基因之外的另一条在时间之河中传递生存策略的途径。虽然技能的训练和习俗的传承不如DNA复制那般精确，然而在人类早期社会，行为模式的代际复制，其稳定性让我们能够以处理基因的类似方式来处理文化和习俗，以文化因素的传播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历史因而成为可能。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从人自身的角度看，价值观本身具有终极的意义，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解释，相反，它就是用来解释其他东西的——比如人的行为、人的选择。一个人喜欢古典音乐或者热爱摇滚乐，喜欢清淡的淮扬菜或者浓烈的川菜，这都不需要理由。另一方面，从观察者的角度看来，人性，是否完全飘忽不定，无章可循？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沿着上面的发展过程思考，就会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是的，人的价值观，多半是先前的某种生存策略，在自然选择的约束松弛后留下的遗骸。这一规律，对于人性中愈是稳定和普遍的元素，就愈是有效。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曾有无数的策略被采用，其中有些（或许是绝大部分）随着竞争条件的改变被抛弃了，而有一些则因为具备独立自足的激励机制，虽然其最初服务的目标已经改变或废弃，策略本身却被保留下来而成为人的价值集合的一个元素。假如我们把某一代人叫做Gi，他们拥有的价值集合叫做Vi，他们为了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叫做Si，那么，他们与若干代之后的另一代人（Gj）的价值集（Vj）之间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

Vj = V’i + S’i     （其中V’i，S’i分别是Vi和Si的子集）

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以采摘果实为生时，发展出了对鲜艳色彩的偏好，这一偏好一直保留到现在，红橙蓝绿带给我们温馨，而灰白色调总是让我们感到沉闷和忧郁；我们对甜食的偏好也是来自那个素食的年代，而对各种脂肪的芳香作出垂涎欲滴的反应，则是被设计来适应草原食肉生活，如今，尽管高糖和高脂肪食物已经危害到许多人的健康，他们对之仍痴心难改。

数百万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蜕变和叠加，我们如今的价值观集合就建立在这累累遗骨之上，每个个人拥有其中的一个子集，不同的子集之间存在着大量共同的元素，那些最普遍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被称作人性。它仍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策略被采用，昨日的武器变成今天的装饰，今朝功成名就的明星明天就被固化为偶像，生存的技巧凝固为生活方式，如同珊瑚虫留下的骸骨，千重万叠，接受漫长岁月的冲刷，终于堆叠起这个灿烂文明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