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就意味着此时此地的经济状况显著脱离了马尔萨斯均衡。

我对这种说法比较怀疑，它背后的理论当然没错，但适用条件可能比他们想的要狭窄的多，实际上，其逻辑链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推敲：1）奴隶未必需要人身控制，2）生存费用不是常数，大量蓄奴或许会因为规模经济或合作效应而降低人均生存费用，至少可以降低调剂丰缺的风险储备，3）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无技能劳力，对于有技能劳力，蓄奴所节省的技能溢价或许足以抵偿控制成本。

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观察蓄奴与否，以及如何蓄奴，需要考虑几个因素：某种工作所需的激励，所需技能的特性，以及这种人力资本如何形成。

依我的印象，古代最流行的奴隶其实是家务仆佣，传统家务的特定是，它所需要的技能是高度特化的，而且只能在从业过程中形成，一个好的仆人需要对他主人的习惯，口味，偏好，忌讳……了如指掌，而所有这些知识换了主人就全部报废。

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觉得打扫房间是一项无技能工作，实则不然，实际上很多人非常抵触让随便一个人打扫他的房间，因为他对自己房内各种物品的摆放位置有一套难以言说的复杂规则，一旦打乱就很恼火，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家务工作的这种特性形成了一种双边垄断：对于已经积累足够经验的仆人，他的知识技能只有一位买家，对主人，他所需要的技能也只有这位仆人能提供，依我看，凡是人力资本存在这种特性的，都倾向于形成奴役或依附关系。

但这种奴役不需要太多人身控制，因为关系终结对双方都是很大损失，主人只须将报酬维持在高于市场无技能工资水平上，便可消除仆人逃跑的诱惑。

另一种容易形成奴役的是需要高技能但不需要特别激励的工作（不需要特别激励是指产出率与激励方式没多大关系），此时奴役可以免除技能溢价，但是，假如这种高技能不是特化的，因而市场价格足够高，那就需要人身控制，许多古代君主都会将一些工匠至于奴役地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匠职业，比如武器制造。

暂时先想到这些。

@簪美人: 看似是人身依附性的度的问题，度的一端是不自由民（奴隶关系，如奴隶、长工、短工、匠户），往前走是分配制劳工（铁饭碗式劳动关系），其后是聘用制劳工（聘用式劳动关系），另一端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如主播、艺人）。

@whigzhou: 对[good]，一个相当连续的光谱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发完上一个帖子突然想到个问题，我写过许多有关人口的文章，其中涉及的逻辑远比前面提到的各种错误所涉及的更复杂，意识到这一点让我菊花一紧，既然那些错误如此常见，我的观点肯定被误解的更多，包括对自洽性的怀疑，特别是有关人口压力的论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理论是我整个达尔萨斯主义的基石，它要是不自洽那就全垮了，所以我还是花点力气澄清一下：

1）人口压力是所有生物与文化适应性的终极来源，也是全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存续前提，

2）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处于生存线附近的边际人口（或曰赤贫人口）的处境会很糟糕，

3）不同制度与社会结构下，人口压力产生的效果十分不同，其中一大差异是边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4）在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没有可靠保障的体制中，中上阶层难以长期维持其地位，难以持续积累资本（和其他文明元素），其规模也较小，因而边际人口比例更大，这意味着在这些社会可观察到更多人口压力作用下的糟糕处境，

5）当我谈论上述糟糕处境，或者使用『马尔萨斯陷阱』之类术语时，所表达的负面评价针对的是某些体制下人口压力造成的结果比其他体制更糟糕，而不是在说『人口压力本身是坏事』，当然不是，

6）现代人口转型是个大题目，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清晰的看法，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短期现象，大概只会持续几代人时间，

7）人口转型在其持续期中会大幅减少甚至消除边际人口，但并非消除人口压力，多数人仍然在为挣得一份生活而努力拼争，这正是人口压力的关键效果，改变的是，这些人如今为自己设定的最低可接受生活标准远高于生存线，通俗的说就是，对中产地位的渴望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将生育率拉到了这样的低水平，而不是：人们不再为挣得生活而奋斗了，

8）然而只要偏好多样性仍然存在，这一状况必定会改变，因为地位期许没那么高的人（比如阿米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持续提高，最终重新拉高生育率，

9）假如这情况最终没发生（虽然我看不出何以如此的任何理由），文明将逐渐瓦解，

10）相对于普遍人口转型，东亚的极低生育率其实更容易理解一点，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极高，而一旦如此庞大的人口突然将理想生活标准调高到美加澳新中产水平时，怎么可能不把生育率压到极低水平？这是盎格鲁价值观全球化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