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是我的政治学启蒙著作，在我的视野内，这是第一次尝试以科学的方法建立政治学的努力。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尽管我对晚期亨廷顿的思想不甚赞同，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引用他的思想（好像是我引用过的唯一政治学家），下面是其中一段，摘录于此，以资纪念：

S.P.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评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他是用两个变量——民众政治动员程度和政治组织化程度，作为分析的基础，并提出（大意如此）：
1）低动员度＋低组织度＝传统社会
2）高动员度＋低组织度＝动荡社会
3）高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民主社会

基于这一框架，他指出传统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组织化过程赶不上社会动员的加速过程，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第四种取值（低动员度＋高组织度）将导致什么？亨廷顿没说，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将导致极权社会。所以，我加上第四个等式：
4）低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现实意义是：在一个动荡社会中，如果一个团体（比如一个列宁式的政党，或罗马天主教会），凭借其发达的组织能力，成功地利用了先前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建立起一个强势政府，随后又利用其强大的组织机器，压制了民众大规模参与（因而降低了动员度），就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政治后果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它由一个在第三等式的政治后果中脱颖而出的强势组织建立的。

我基本上同意亨廷顿的分析框架，但我不太同意他对组织化程度这一变量的现实解释。按他的说法，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程度主要依赖于现代化综合性政党的建立。所谓综合性政党，是指能汇集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和各种专门社团的政治诉求，并具有足够的弹性，能随其所容纳的民众参与的政治倾向的改变而随时修订其政治纲领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是典型的综合性政党，而欧洲的某些国家（比如意大利）中林立的小党则因为代表面狭窄、纲领的目标单一性和缺乏弹性而不符合条件综合性规定，他指出，正是由于政党对政治参与的整合度低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化的要素中，政党只是其中相对次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多层次自治能力。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其各组成部分是否有能力维持其自身稳定。检验一个社会维持其自身稳定的能力，最好的机会是看其在上级结构瓦解时，能否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大社会的建立，因而依赖于其各部分由小到大、自下而上、在自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连续过程。

按照上述标准，一个极权社会可以是稳定的，但它的稳定是脆弱的，它依赖于加在社会顶层的极权机器，一旦这个机器瓦解了，支撑它的自上而下的中间结构将随之迅速崩溃。

在崩溃后的一盘散沙上，将建立起什么？——这取决于下列几个因素：
1）崩溃所引发的民众动员程度；
2）散沙们的自组织能力；
3）自组织力量中，自下而上力量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对比；
4）外部施加的组织化力量及其性质。

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重新建立一个稳定且非极权社会的希望在于，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来得及吸收被迅速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并且胜过其他自上而下进行组织的力量。

如果有决定性的外部力量介入，结果将取决于这一力量的性质，它是鼓励和容纳自下而上的组织？还是相反，把自己的组织机器自上而下的推行？

另一段，来自我在汶川震灾期间的一篇评论：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