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SCMP 原以为血统论，出身论只是某党的杰作，没想到来香港后发现一些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同样持此论调。因为你是大陆人/因为你曾经在大陆官方媒体工作 — 所以你必然是亲某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透着可疑。我等还是见过点世面的，不至于被此聒噪分了心，只觉得好玩。Narrowmindedness，是跨越政治和国界的

@沪港小生: #记者那点事# 想當年，我也曾在解放日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工作過 So what

@徐瑾微博: 诶，铁幕后的人往往要自证没被洗脑。。

@whigzhou: 刻板印象是节省交往成本的方法，对于没有机会或不打算深交的人，贴标签的方法简单易行，在统计意义上也常常是有效的，你能够深交的人毕竟很有限

@whigzhou: 当你需要对人做某种判断，但又不可能或不值得逐一细察时，按标签批量过滤是唯一可行方法，简单粗暴要么是因为面临的人太多，要么是因这个判断无关紧要

@whigzhou: 比如你要招聘10位员工，手里有1万份简历，不可能逐一面试，必须先粗筛，所谓粗筛就是简单粗暴的基于标签的算法。

@whigzhou: 或者你在火车上面临一个选择：在未来5小时内与哪些人坐在同一包厢里，你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都是些标签化的信息，这时你是避免简单粗暴呢？还是想有所选择？

@whigzhou: 当然，一个有用的策略也常常被误用，比如：1）一个以前有统计价值的标签，现在已经没价值了，因为你经验陈旧，又疏于更新自己的知识，还在继续瞎用

@whigzhou: 2）你明明已经与某人有了个人交往和直接经验，却仍让偏见影响你的判断和作为，那就很傻很迂腐了

@whigzhou: 3）在某件事情上你明明是打酱油的，没必要下结论做判断，却仍要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还要大声咋唬，而可资利用的却只有标签信息，那也挺傻的

@whigzhou: 人头票选制最擅长诱惑人们做第三类傻事，选民们明明不关心某人到底如何如何，也懒得去获取非标签化信息，却又总是被要求对此人下判断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比如当今的反腐倡廉。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呵呵。

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