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业重生初露端倪
辉格
2009年4月15日

三聚氰胺事件给国内奶制品业造成的冲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消费者质量信心被击溃，需求已经萎缩，各大奶企被迫实行限量收购政策，并大幅降低收购价；该政策很快给众多华北奶农带来毁灭性打击，大量过剩鲜奶被喷成收益低得多的奶粉，奶农纷纷卖掉甚至杀掉奶牛，不愿放弃的奶农在亏损中苦撑。与散户奶农的困境形成对照的，是规模化牧场迅速涌现，日前，恒天然唐山牧场正式启用，这是该奶业巨头在新西兰以外的首个牧场；好一多在贵州修文的两个大牧场，也在本月开工建设；在危机重灾区河北省，由散户扩大或合并而成的规模化牧场大量涌现，蒙牛也开始尝试用托管方式将散户奶牛集中到大牧场中。

尽管伴随着大量奶牛的不幸，这却是一个有希望的发展，奶业的劫后重生，只能建立在规模化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在这场劫难中，同为生产者的奶农与奶企，命运迥异：对于奶企，错误与惩罚是成比例的，罪行最重的三鹿，企业破产，管理者坐牢，其他被检出三聚氰胺的奶企，遭受程度不等的损失，而许多守住了贞操的地方二线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则乘机扩大了市场份额。相比之下，尽管搀毒的奶农只是一部分，但在规模分散的同质化竞争环境中，全体奶农却不得不因为部分人的错误而遭受集体惩罚。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与规模化的品牌奶企相比，奶农缺乏有效而可信的手段，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通常，一个企业为了免于因同行的错误而遭受牵连，也为了让自己在质量上的额外努力得到奖赏，会建立有效而可验证的质量控制体系，同时，更需要建立一种让消费者很容易将自己和其他企业区分开的识别符号，也就是品牌；如果缺乏识别符号，一切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努力都得不到报酬，于是成本压力会驱使竞争者向最低标准靠拢，此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然而，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和品牌识别系统的代价常常非常昂贵，不是小规模企业所能负担得起，所以，品牌消费品企业总是会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它们凭借大批量生产来摊薄质量控制和品牌维护成本。

并非所有生产者都需要建立品牌，通常越是靠近最终消费者的下游厂商，更需要品牌；比如在服装业，大批小规模且毫无知名度的工厂，在为国际大品牌做代工，那么为什么在奶业，散户奶农就不适合为大型奶企生产原奶呢？原因在于食品生产链的特殊性。对于每一条产业链，在哪一个层次上需要建立品牌，取决于关键的质量辨别最可能发生在哪个环节上；如果关键辨别由消费者自己在实际使用的那一刻进行，那就不需要任何品牌，比如宵夜大排档，如果关键辨别由零售商进行，那么生产者便无需品牌，比如在沃尔玛销售的杂牌和白牌商品，如果关键辨别发生在原料采购环节，需要的就是原料品牌，比如钻石业的De Beers，而在奶业，关键识别不仅发生在最终奶品生产环节，也发生在原奶出产环节。

对于不同产业，关键辨别发生于哪些环节，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质量辨别由谁来做成本更低；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生产链的可追溯性特征，可追溯性是任何质量控制体系的根本，所以，在质量追溯链条的每一个断裂处，都需要建立品牌来维持质量可信度；实际上，品牌是质量监控机制的替代品——当我没有成本合理的手段来检验质量时，我就只能依赖你的信誉了。有了上述分析，再来看奶业就清楚了：在原奶从奶农进入奶企时，不同奶农的原奶被混合在一起，并进入一系列不可逆的生物化学过程，质量追溯链条断裂了；相比之下，在服装业，每件衣服从原料到零售店，被订单、派工单、领料单、装箱单、发票等一连串可追溯单据所跟踪，因而整个服装产业链可以灵活切割和再配置，而继续维持完整有效的质量控制，而这些便利对于奶业显然是不存在的。

散户奶农的一度繁荣，只是奶业高速增长期中规模化牧场来不及发展而造成的过渡性状态，并非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只要奶制品生产的技术手段没有根本变化，对原奶的质量可信度只能建立在品牌之上，规模化和品牌化终将占据主导；近期一些规模化牧场的涌现顺应了这一趋势，而奶农们也应及时调整策略，带牛入股、托管、合并牧场，都是可行的选择，而固守原有模式，只能扩大损失。

破产对三鹿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辉格
2008年12月25日

上周，三鹿集团及其大股东恒天然都已证实，法院已正式受理三鹿债权人的破产申请，三鹿案自此进入破产程序。这一消息，对于三鹿奶粉的至少29万受害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追索赔偿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他们的权利在清偿顺序中将处于什么位置？哪些因素将影响他们获得赔偿的机会？这些问题，相信是所有三鹿受害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正在密切关注和追问的。

根据我对现行破产法的理解，三鹿受害者将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破产程序得到补偿，取决于下列因素：他们能否在法院破产受理公告后的债权人登记期内提出诉讼并获得立案；他们是否被认定为某个及时立案的集体诉讼的共同原告；三鹿在上述诉讼中所涉及的义务是否被认定为共益债务；通过上述诉讼他们能否在破产宣告日之前获得实际赔偿。

按破产法第14条，法院应在受理破产申请后25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发出公告，按第45条，申报债权的期限是公告日起30日至三个月，按第47条，诉讼和仲裁未决的债权可以申报。这样，留给受害者提起诉讼的时间是30到115天，考虑到拟定诉状的难度和法院立案程序的迟缓，这一时间十分紧迫。

一旦及时立案，受害者便可以诉讼未决债权人的身份加入破产程序，但这只是第一步，要想获得有意义的补偿，还须争取依第42条第6款获得共益债务的认定，即法院将三鹿的赔偿义务认定为“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首先，在破产程序启动到法院宣告破产清算之前这段时间，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一样，可按第43条免受财产冻结的限制而获得“随时清偿”的优先权；其次，即使在破产宣告之后，按第113条，共益债务仍优先于工资、养老与医疗保险、税款和普通债权。

即使在跨过及时立案和共益债务认定这关键两步之后，受害者仍须面临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次赛跑的终点是破产宣告日。按第107条，这一天将完成一个明确的状态转换：债务人变成破产人，其财产变成破产财产。破产财产分两类：有担保和无担保，按第109条，前者直接由债权人受偿，后者拍卖变现后按法定顺序清偿。这里，法律并未澄清，共益债务的优先权此时是否适用于有担保财产，但从章节结构和条文顺序来看，似乎并不适用，因为规定共益债务相对于雇员权利和普通债务之优先权的第113条，放在第10章第2节，而第109条则在该章第1节。

如果届时法官作出对受害人不利的解释，即把他们的权利放在有担保债权之后，而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通常都会为贷款要求资产担保，那么他们获得的补偿很可能少掉一大半；相反，如果他们的优先权被确认，那么排在后面的雇员和债权人大概就不用指望拿到半分钱了。对于三鹿受害者，有利的一点是，破产法并未规定从债权人登记截止日到破产宣告之间的时间长度，他们可以通过舆论的影响力，尽可能延长这段时间，也尽可能将登记截至期限延长至其上限（115天），同时加快提起诉讼、争取立案和获得赔偿判决的速度。

另外，除了从破产程序中求得补偿——现在看来困难重重——，受害者也可以要求石家庄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为赔偿基金注入资金。作为三鹿集团的间接出资人之一，石家庄市政府对三鹿经营行为的社会后果至少负有道义责任，而代表中央政府履行质量监管责任的质检机构，更负有不可推卸的担保责任。许多消费者对三鹿的信任，实际上建立在这样两个事实之上：它是市政府作为主要出资人之一建立的，它接受并通过了国家质检机构据称十分严格的监管。前者只是隐含担保，而后者就是有书面文件可查的明确担保了。

1）政府建立一个基金来承担该事件的全部民事责任；（这一责任由于质监制度的施行实际上早已存在）
2）按所需金额依次从下列来源获得收入注入基金：
3）国库先行垫付首期资金；
4）向私人拍卖质监局；（这意味着今后政府不再对产品质量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5）向私人拍卖所有奶制品企业的国有股权；
6）向所有曾经获得质监局认证且销售毒奶粉的企业征收特别税，税额按其毒奶粉销量和含毒量两个参数核定。
7）对销售毒奶粉的企业提起民事索赔；
8）若有盈余归入国库，若有短缺由国库补足。

该方案体现的原则用到金融危机上，就是：财政部先吃进问题债券，然后通过立法程序将Fed、FOMC、FDIC、SEC等等机构逐步改造成私人机构，最后政府推出货币体系，并废除一切监管（因而解除政府对货币所负的责任）。

当然，我知道，这在政治上绝无可能通过。

近几年来奶制品业高速增长的繁荣景象，一夜之间被奶粉事件所打破，从事件所揭露出的原奶收购环节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该行业的一度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是何等粗糙和脆弱。一些厂商在短期内的高速扩张，并非建基于其产能、技术、检测和管理能力的对称扩大，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简单的扩大收购范围，和与此相应的降低质量标准。在这样的基础上，繁荣是难以长期为继的，出问题是迟早的事。这次危机以空前的烈度和曝光度暴发，把这一行业所存在的问题一览无余的展现在人们眼前，这或许会成为奶业改造升级的一个契机。

这次出问题较严重的，多数是国内一线品牌，相比之下，地方性二三线品牌问题反而较少，原因是后者没有经历高速扩张。在产业高速增长期，终端厂商总是希望在短期内提高自身品牌的市场覆盖率，往往会全力扩充其终端产品的制造能力，但同时却受制于土地、技术和成本因素而无法同步的提高其在上游环节的产能，而只能加大对中间产品提供者的依赖。这在奶制品行业表现为分散奶农和独立奶站的大量涌现，而自营牧场和奶站的建设速度却远远落后，结果是更多更复杂的中间环节，整个产业链被拉长了。

分工深化和产业链拉长原本不算坏事，在其他行业常可见到比奶业长得多的产业链，最终的配置将由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的分布决定。然而食品行业的特殊性却使此类分工面临独特的风险。终端制造商的命运依赖于其品牌的认知度和信誉，他们在品牌建设上都投入了巨资，因而有足够的激励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激励传递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迄今为止，工业界想出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质量追溯链条，使得终端产品上所发现的每个质量问题都能追溯到其最初源头。

然而这一方法对于食品业却十分困难，食品从最初的原料开始，就是成分极端复杂、不精确且差异甚大的化学混合物，在制造过程中又会经历一系列不可逆的混合与生化反应，其复杂度与机械和电子制造的切割与装配过程不可同日而语，质量追溯链条在任何环节都可能断裂。质量追溯的困难使得食品业在拉长产业链时面临比其他行业大得多的风险，因而传统知名品牌厂商在调整分工和选择上游供应商时都会慎之又慎，把每个环节都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

离开了可追溯性，要确保质量的激励传递，除了严格可靠的检测手段，更重要的是长期合作形成的信赖关系，然而奶业公司和分散奶农与小规模独立奶站之间，却很难指望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同时分散奶农和奶站的小批量多批次交货也大幅增加了检测负担和成本，使得严格细致的检测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这样看来，基于奶业发达国家长期经验和成熟技术建立规模化牧场，才是国内奶业的出路，只有规模化才能培育起上下游之间稳定的合作与信赖关系，也才能让严格完善的检测在成本上变得可行。

发展规模化牧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在现行地权和征地制度下，开辟大牧场将难免侵犯农民土地权益，挤压个体奶农的生存空间。如果能将土地产权落实到农户，并开放地权自由流通，让奶农可以用土地权和奶牛入股大牧场，就能在规模化的同时保障农户权益。如此，我们的奶业将有望浴火重生。

最近发生的奶粉事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其中遭受最大打击的，无疑是中国六千多万婴儿的母亲们。对国产奶粉的信心被击溃之后，她们要么咬牙转向昂贵的进口奶粉，要么增加和延长母乳喂养，无论作何选择，都将加重她们的生活负担，而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一负担原本就很沉重。

近年来，婴幼儿奶粉市场以近20%的高速度增长，而一些优势品牌的年增长率更高达一到三倍。这一高增长率的基础，是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繁荣和剩余劳动力日渐枯竭的共同结果，劳动供给从过剩到紧缺的转变大幅提高了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了哺乳的机会成本，诱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放弃或缩短母乳喂养而转向婴幼儿奶粉等母乳替代品。据统计，中国婴儿出生四个月以内的纯母乳喂养率从1998年的76%降至2004的64%，而城市更比农村低十几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化相一致，欧美国家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重建年代，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市场，而哺乳率正是从那时开始迅速下降。与身负襁褓忙碌于田间的农妇相比，车间和办公室的环境和作息纪律显然不适合哺乳，对于她们，长时间纯母乳喂养的代价是暂停甚至失去工作，而对于刚刚脱离了自给自足经济而进入什么都要花钱买的城市货币经济的她们来说，失去工资收入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尽管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始终在大力推动母乳喂养，但全球哺乳率仍降到了40%以下，而美国更低至30%。随同哺乳率一起下降的是哺乳期长度，传统社会长至一两年的哺乳期在工业化之后普遍缩短到几个月。

而在中国，城市化正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每年一千多万人进入城市，也就意味着有上百万母亲转用新的方式喂养她们的婴儿。城市的密集居住加深了分工和货币化，人们宁愿用货币收入购买服务而非自己动手，家电的普及和工资的上升更强化了这一趋势，专职家务劳动不再是必须的，而居家主妇已成为一种奢侈，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负担得起。因此，哺乳率不可避免的随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只有当收入水平提高到相当程度之后，在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已变成奢侈品的母乳喂养之后，哺乳率才可能重新上升。这就解释了为何世卫组织大力推行的母乳喂养运动在发达国家成效显著，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难以扭转局面。

这一成本变迁意义重大，正是育儿机会成本的大幅上升从根本上扭转了生育意愿和人口形势，导致发达国家充分工业化之后生育率普遍降至替代水平之下。在工业作息制度消除了妇女零星时间和育儿便利性之后，她们不得不用纸尿裤、奶粉、洗衣机、保姆和托儿所来替代，而她们对孩子未来的期望也受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大幅提升，良好的教育和发展才华的机会从奢望变为必需。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从而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把生育策略从多生粗养转向少生精养。

城市化育儿方式创造了巨大的奶粉需求，无良厂商为抢占迅速扩大的市场不惜将质量和安全标准降低到不堪入目的地步，最终酿成大祸。奶粉事件严重打击了母亲们对婴儿食品的信心，她们做选择时会变得更加谨慎，无论转向价格高出数倍的进口奶粉，还是延长哺乳期，都将是个沉重的负担，足以让未来的父母重新评估育儿成本，对于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这一影响绝非微不足道，它将推动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