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当你学习（特别是使用）一门新语言时，最难的部分恐怕是：客套，隐晦，婉转，幽默（某些类型的），与地位/等级差距和社会距离（比如亲密程度）有关的表达差异，这些难点的难处在于需要习得整套文化习俗，而不仅是语言本身，

最近我在想，或许正是这些困难，解释了为何移民社会的语言和老旧社会的许多显著差异，客套较少，隐晦和婉转表达较少，幽默感比较直接（不像英式幽默），表达方式对地位差距和社会距离不那么敏感……，——因为新移民往往弄不懂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元素在文化再习得过程中就丢失了，他们需要被重新建立起来，而那需要时间和代际更替，

当然，这可能只是部分原因，与地位差距有关的元素丢失更与移民社会的高流动性有关

@whigzhou: 有个问题开始上班后才意识到，就是找个合适的理发时间颇为不易，本市所有理发店周日都不营业，周六仅上午营业，平时一般也只营业到下午六点，如果你五点半去，几乎肯定轮不到了，所以也不难想象，周六上午都非常忙碌，我昨天去了一家，果然，等了两小时才轮上，

不只是理发店，大部分非连锁的零售/服务业都是如此，

这显然是安息日传统的惯性延续，我打听过，几十年前，守安息日远比现在更严格，一到周日什么都买不到，商业娱乐场所就更别提了，当今澳洲人的宗教意识已很淡薄，但这个传统看来依然牢固，至少在我们这种小城市是这样，

昨天我又打听了一下，想弄明白商家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是否完全是自愿的，还是有什么立法或行会管制在起作用，因为我的直觉是，如果没有管制，总会有一两个商家会捕捉其中的商机，需求显然是足够旺盛的，

打听到的结果是，没有管制，都是自愿的，实际上，确实有少数理发师会在周末提供服务，但都不是在街上开店的，而是在facebook上揽客，在自己家里营业的那种，他们被称为private trader，不过，他们的灵活性显然并未影响到理发店的营业习惯，估计是其规模不足以对后者的生意构成明显的冲击，

欧美大胸脯的女人比较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有个现象以前我没见识过，甚至影视剧里似乎也没出现过，至少我没注意到，就是有些大胸脯女人会把乳沟当口袋用，我见过她们从里面掏出过各种东西，包括手绢，钞票，圆珠笔，润唇膏，纸巾，手机……

当然，有这习惯的女人比例并不高，我只见过三个，都是大大咧咧不太注重仪表的那种，

之前也没太把这当回事，不过今天发生的情况让我不得不把它当回事了，下午打牌的时候，有位牌友大妈，在轮间休息时，从乳沟里掏出了一个三明治，吃了一半，饱了，然后把另一半又塞了回去，当时我坐在邻桌，没看见，是一位震惊了的男牌友跑过来悄悄告诉我的，

当然，从这事情也不能过度推论，毕竟这位大妈是我见过最大大咧咧的一位，

@whigzhou: 搜到一张图片，是一家澳洲餐馆贴出的告示，哈~ ​​​​

@whigzhou: 看来美国也不少见，这个网页收集了一大堆此类告示

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在庭上素以沉默寡言著称，在口头辩论中极少提问，大家也早就认为他不爱提问，他自己也附和这种说法，

可是，自从去年开始将面对面的口头辩论改成远程会议之后，大家发现他的提问次数明显增加了，而且问的都很到位，他的问题往往引发其他法官的后续追问，

原因很简单，以往最高法院口头辩论中，大法官的提问是完全即兴的，每位大法官都可以在律师陈述时随时打断，插入问题，改成远程会议后，提问规则也改了，除了陈述期间的自由提问之外，每个陈述结束后，各位法官从首席开始依资历依次有一个提问机会，

过去对 Thomas 为何不爱提问有各种猜测，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其实他就是客气，讲礼貌，不喜欢打断律师的陈述（其实他在别处说过这一点，只是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这就是症结所在），

依我看，这种待人风格很可能因为他是南方人，而且是老派南方人，特别讲究礼貌（因为在南方，不讲礼貌、冒犯人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结果，最高法院在认清这一点之后，为口头辩论中的提问制定了新规则，从下月开始恢复面对面辩论时，讲延续远程会议中的那种规则，

由此可见，南方那种老派礼貌如今已经很少人理解了，

@whigzhou: 对Thomas在庭上的寡言，著名机场八卦书《九人》的作者Jeffrey Toobin called Thomas’s silence “disgraceful” behavior that had “gone from curious to bizarre to downright embarrassing, for himself and for the institution he represents.”——多么恶毒且愚蠢！

今天了解到一个习俗，这边餐馆允许顾客自带酒水，收开瓶费（corkage），但啤酒除外，我问为什么，得到的解释是，顾客对啤酒一般不怎么挑剔，有几种可以选就行了，但对葡萄酒和其他酒就比较挑，通常想喝自己喜欢的或者特别一点的，而餐馆不可能备那么多种以满足食客千差万别的需求，逼着客人从餐馆酒水单上挑会让他们很不爽，

感觉挺有道理

多年来，无论在公款消费、官场应酬、商务宴请，还是私人聚宴中，高档酒的地位越来越受尊崇，其在餐饮账单上所占份额也日见高涨，成为许多酒店的主要利润来源；这也让国内高档白酒的股票广受追捧，经年坚挺；最近，军队里传出要限制喝酒的风气，白酒股闻风应声大跌，也可见白酒在腐败类消费中的领导地位。

除了满足个人偏好之外，喝酒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性消费，是为了实现某些社会性功能而喝，因而总是伴随着某些特定的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在此意义上，酒被称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倒也贴切；酒类消费中的大部分，大概都可归之于这种功能性需求。

不过，同样是社会性消费，具体的喝法却随所需实现的功能不同而迥然相异，最常见的一类是助兴型的，此时喝酒是为了让人进入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适合于他正在参与的社会活动和交往，因为酒精可以解除大脑对某些低级冲动的抑制，让人变得更加放松、兴奋、甚至放纵。

在诸如歌舞、嬉戏、看球之类的群体娱乐中，这样的状态会让参与者表现更好，而许多社交活动也需要参与者比平时更为松弛，不再拘谨，甚至略带兴奋，容易打开话匣子，所以作为社区社交中心的英国乡村小酒馆，或中国茶馆，作为私人社交场的沙龙客厅、鸡尾酒会，都会以酒助兴。

当参与者平时并不十分亲密，只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聚在一起时，或者平时碍于等级身份或社会规范约束而不得亲密时，那么，在此类场合借助酒精来解除拘谨和戒备的需要就会变得更强烈。

沙龙客人可能只与主人熟识，相互间并不亲密，而且不时还有新人被引介进圈子，单位同事平日受等级职务拘束，年终聚餐时则需要营造一种平等参与氛围，分离多年的老同学，文化和价值观上已多有隔膜，却仍想重叙旧情，还有大家族的众多亲戚，平时来往寡浅，家族纽带全赖各种节庆婚丧宴席维系，等等。

以酒助兴的习俗在各大文化中都有，不过中国的酒文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功能性需求，不妨称之为对抗型，表现为以醉倒对方为目的的高强度劝酒，相互轮番劝酒直至大部分参与者都达到承受极限，这种习俗在其他文化中十分罕见，而且过去二十年，无论官场、商务还是私人交往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也正是这一习俗，创造了酒类消费中的极大一部分。

劝酒拼酒习俗中所涉及的心理因素看来相当复杂微妙，其原因颇难究考，不过从某些线索中还是能看出些渊源；在助兴式喝酒时，借助酒精暂时剥夺某些自控和协调能力，是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交活动，所以各人自己喝就行了，而在对抗性劝酒中，酒精的这一作用被用作了武器：剥夺对方的自控与协调能力，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

然后，当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别人在用这一武器对付自己时，也都拿起该武器参战，于是战斗轮番升级，最终，博弈各方达成一个规范：确保所有人都被剥夺自控能力，这成了酒桌上的游戏规则；问题是，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常见的通俗说法是，这能热络感情，拉近关系，更准确的说，酒精能够解除戒备。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横亘于人际关系的种种戒备太多太深，才特别需要通过酒精来解除它；劝酒者在敬酒时，或许是在告诉对方，我同意解除戒备，请你也这样，这类似于握手礼的起源，告诉对方：瞧，我手里没有武器，让我知道你也没有，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劝酒习俗在古代或许真的发挥过确保聚宴各方同时丧失战斗力的作用，因为喝醉酒的人是很难保持格斗能力的。

之所以人际交往中充满了戒备，或许是因为缺乏信任机制和社会规范对行为的约束，社会交往中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此人人都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在这场长期的机会主义攻防战，导致了心理武库的军备竞赛，精明、理智、审慎、诡诈、圆滑、伪装、设套、声东击西、拐弯抹角……等等心理武器都被一一开发出来，装备在身，而真实意图被却包裹在重重伪装之下，难以看透。

果若如此，我们便可预期，越是那些可能被对方设陷欺骗或伤害，因而越需要加以警惕和戒备的社会交往，劝酒风气便越盛行，而那些真正亲密的，或已经建立了充分信任关系的交往，则会表现的较为平和，事实看来正是如此，酒风炽烈的程度，从官场、涉及国企或政府项目的商务交往，到私人企业间交往、半生不熟的圈子，到亲密朋友、核心家庭，依次递减，高档酒的消费量大概也按此坐标呈梯度分布。

过去二十年酒风日盛的趋势，或许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市场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加，各种交往和交易关系大量涌现，但这些关系和交易中所需的规范和信任却未能及时建立，于是传统酒俗被改造而移用过来，为这些交往构造一个可让其顺畅运行的舞台。

可是，尽管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劝酒习俗带给参与者的健康代价却是非常高昂的，很少有人真正乐在其中，更多人出于无奈，并对此苦不堪言，也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逃避，可以相信，此陋俗以当今之炽烈程度的泛滥，只是阶段性的，随着人们对其健康代价的认知加深，价值观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任机制的逐渐成型和成熟，新生代当不至于全盘继承这一陋俗。

【2021-06-26】

斯大林用灌酒来考验手下的忠诚，见Simon Montefiore –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第46章。

Napoleon Chagnon在 Noble Savages（第二章） 里提到，很多社会都有名字避讳（naming taboo），说汉语的对此都不会陌生，而且很容易理解，这种避讳通常是用来处理社会关系的，每个人都会获得很多个称呼，乳名，大名，表字，排行，亲属称谓，绰号，职务，头衔……，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关系与场合，用来表达特定的亲疏尊卑和其他关系属性，而正式的大名只有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才适用，当你在和某人交往时，若突然改换称呼，那就是在宣示或确认一种新关系，这些都容易理解，

不过，在Chagnon研究的Yanomami人中，名字避讳似乎还有其他功能，他们特别刻意的避免让外人知道本群体成员的名字（这一点对他的早期研究构成了很大障碍），据说是因为怕外人知道名字后用对名字的主人施巫术，所以当某人健康状况不佳时，避讳尤其严格，

这让我想到，或许这种理由并不仅仅针对巫术，而是更一般的防范因外人得知个人名字而可能施加的各种伤害，设想，假如本群体的某成员在外面跟陌生人起了冲突或结下了怨仇，然后逃回了家，如果外人知道他名字，就可能针对他个人实施报复，否则，报复只能施加于整个群体，难度和风险当然会高得多，

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不对陌生人暴露自己的名字（即可以直接指向个体的识别符），他就可以躲在群体这个庇护网中求得安全，而假如一个群体将*不对外暴露任何成员的名字*树立为一条共同行动原则，那就意味着他们同意将每个成员的安全视为群体的公共事务，于是，此类名字避讳成了一种强化共同体团结的手段，（当然，这只适用于陌生程度足够高因而很难以名字以外的线索定位到个人的那些群体之间）

事实上，在早期社会，许多严重（特别是致命的）冲突的报复，通常就是针对群体的，比如广泛流行的血仇循环，

澳洲人的圣诞节拖的很长，特别是在乡下，比中国春节还长，而且不像春节是往后延，这边圣诞是往前延，我们镇上的圣诞parade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很多人家也将近一个月就挂上彩灯了。

过去两周我已经被五六次问起圣诞打算怎么过，我的回答『给自己做顿好的吃』收获了不少同情目光。

昨天和今天在俱乐部里打牌的分别只有三桌和两桌，感觉有点像仅剩的几个苦命人在抱团取暖。

另外，这边有个习俗我怀疑大城市可能没有，有些人会用彩灯把自家房子装点的跟宫殿式的，然后大晚上打扮成圣诞老人坐在门廊上向过路者招手，送上祝福，通常同时还会有个小孩，打扮成天使样，站在屋前人行道上向路人说Merry Christmas，我有次晚上将近11点从外面回来，看见这阵势，起先还误以为是两个假人，正要走上前去看个究竟，结果被他们的祝福给吓了一跳。

2）早先只是偶尔吃，因为在我家乡，虽常有人吃狗肉，但那并未成为一项常规供应，或者说一门生意；

3）在从化的那几年经常吃，当地此俗颇盛，且房东恰好是位屠狗烹狗专家，曾以此为业，如今虽赋闲在家，村里友邻买了肉狗仍常找他烹制，每年有三四十条狗在他厨房里变成肉；

4）对此，我从未感到任何道德上的负担，也从未为自己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接纳了这样一种习俗，而感到不安或羞愧；

5）我了解，许多人对此有相当强烈的负面感受，所以在社交场合，我一般不主动谈论我对狗肉的爱好，以免引起不快和尴尬；

6）但这只是出于礼貌，并不意味着我想要隐瞒遮掩我的这一爱好，或因此而感到自己处于道德上较为可疑或低下的地位；

7）本文打破了上述“不谈论”原则，是因为我逐渐意识到，这么做并非总是可取；

8）当我发现周遭正在形成这样一种价值氛围——认为吃狗肉在道德上是较为低下的、在文化上是较为粗野的、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一大指标——时，我就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这一面袒露出来，如此才能让我的社会交往继续保持诚实，假如我继续隐藏这一爱好，那就可能在朋友中间赢得或维持一种依其价值观并不值得给予的尊重，而这不是我想要的。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family honor）”）上。

为此而建立的各种昂贵设施和制度，其实是一种信誉抵押品，相当于品牌厂商所投入的巨额广告费，借此告诉买家：如果我闹出丑闻，这些投资就全部泡汤、甚至会成为我的负资产（一个难以洗刷的坏名声），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昂贵的闺禁系统，只有大户人家才负担得起，穷人就只能求助于其他更廉价的措施，比如早点把女儿嫁出去，把闺禁负担转移给夫家，或者用石刑、火刑和沉潭之类的事后严酷惩罚来威慑女孩守贞[1]，而其中最简单粗暴的做法，莫过于流行于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地区的女性割礼，对生殖器的残毁与缝合使得婚前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有这些措施的重点都在于行为控制，但假如性交会在女性身体上造成某种不可逆的改变，那么童贞便无须依赖对个人历史的了解而可直接由当前状态而得到验证了，就像盖印封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信件在封印之后从未被打开过，曾几何时，人们为童贞也找到（或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封印——处女膜，尽管它实际上和封蜡一样并不那么可靠。

于是，从童贞崇拜衍生出了更专门化的处女膜崇拜。

然而，童贞崇拜以及围绕它而发展出的整套贞操文化，尽管在降低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男性对家庭的投资意愿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对贞操的极端苛求实际上鼓励了强奸。

这种鼓励以两种不同方式发生，首先是强奸受害者经常不敢揭发强奸罪行，因为在贞操文化中失贞（即便是由强奸所导致）被视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失贞者可能因此而遭受严酷惩罚，甚至会被荣誉处决，所以假如强奸是发生在隐秘场合，受害者很可能隐忍不发，而许多男性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才敢大胆施暴。

第二种与传统社会处理强奸案的习俗有关，由于失贞使得强奸受害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大幅跌落，她与强奸者发生过性关系这一事实，在所有潜在配偶看来都是个难以容忍的污点，除了强奸者本人，这样，强奸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单边垄断局面，强奸者通过实施强奸为自己取得了垄断地位：受害者除了嫁个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她愿意接受最差的条件）。

所以在许多传统社会，强奸受害者的家庭，往往会要求强奸者娶受害者，以此了结案件，只有当强奸者拒绝（或不可能）这么做时，受害方才寻求其他惩罚或报复手段；可是这样一来，就为那些因为贫穷、地位低下、丑陋或身体残疾而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正当渠道娶到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额外机会：通过强奸获得妻子，这种做法，不妨称之为掠夺性强奸。

掠夺性强奸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抢婚，实际上，广泛流行于中亚社会的抢婚，真是基于人们对被抢女孩贞操的怀疑而得以流行，所以真正的抢婚行动多半都伴随着强奸，这样即便没有真的发生强奸，女孩的贞操也不再可信，于是女方家庭被迫接受婚姻。（当然，抢婚习俗在某些地方如今已丧失了掠夺性实质，只剩下一个仪式性的外表了。）

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的上述关系，从一个特殊案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太平洋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社会，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协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形态，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2]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萨摩亚人极端重视童贞，尤其表现为处女膜崇拜，女孩被兄长们看管的很严；在萨摩亚传统婚礼上，有一项重要仪式：新娘裸体站在众人面前，由新郎（如果新郎是位高级酋长，就由他的首席议事酋长代劳）当众用右手食指加中指刺破新娘的处女膜，然后骄傲的高举手臂展示带血手指，于是众人才开始赞颂与庆贺。

这种情况下，假如经过两次尝试后新郎手指未见沾血，婚礼将被取消，新娘会当即遭受其家人的严厉责罚，在较早年代甚至可能被当众乱棍打死。萨摩亚男人将亲手破贞并沾得处女血视为一项极大荣耀，多次成功破贞（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男人将被奉为英雄，尤其是当对象是其他村庄的高地位处女时；吹嘘曾给某某处女破贞，是男人们私下闲聊的重要主题。

同时，萨摩亚社会中发生的强奸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不同，强奸的主要对象是处女，而强奸的首要目的是破贞而不是完成常规性交，通常做法是，用拳头猛击女孩胸窝令其暂时丧失呼叫能力，然后迅速将一根或两根手指插入，刺破处女膜，一旦得手并沾血，常会狂喜大呼，只有在不到一半的案例中，强奸者会继续完成性交。

类似的强奸方式也会以一种偷偷摸摸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以此方式发生的强奸案比前一种更加普遍，它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强奸行动如果失败（未能完成手指插入），强奸者若被抓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可一旦成功，和上述其他社会的习俗一样，被强奸女孩的家族通常会答应把女孩嫁给他，后者只须支付一笔赔偿；所以很明显，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娶妻的男性，这是一种获得妻子的可行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萨摩亚社会强奸作案者的主要动机。

男人控制运用自己的手指，比控制运用自己的生殖器，显然容易得多，因而完成手指破贞的成功机会也比完成常规性交大得多，所以既然这些强奸的首要动机是掠夺配偶而不是满足性欲，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强奸者会将手指破贞而不是常规性交作为其行动的核心目标了。

童贞乃至处女膜崇拜，最终会孕育出对女性具有如此伤害性的副产品，真是一齣文化悲剧。

注：

[1]这些惩罚措施在一些文化中被称为“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其功能除了震慑女性之外，也有宣示家族守贞决心的作用，类似于品牌厂商的大规模召回或销毁质量可疑产品的行动，借此可以告诉世人，他们在维护族内女性贞操问题上是非常严肃且不惜代价的。

[2]弗里曼此书本意是在反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名著《萨摩亚的成年》中对萨摩亚社会与人格特征的描绘，不过该书对萨摩亚历史背景和一些重要社会特征的阐述相当透彻，完全适合作为一本普通人类学著作阅读。

@大象公会 【包皮手术：敏感地带的牺牲与奖赏】包皮这块敏感的方寸地带，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其功能和象征有着不同理解，割去它可能意味着惩罚或牺牲，也可能是炫耀，而今天传说包皮手术有助于性事，又有了自我奖赏的意味。作者：@I_Issak http://weibo.com/3266326401/ArecyC0Eq

@whigzhou: 割礼/文身/额头皮肤横切/敲门牙/尿道切开等等身体切割仪式的关键特征是不可逆性，难以模仿伪造，因而特别适合作为部族身份标识，或许也正因此，它们难以为奉行普世主义的基督教会所接受，所以尽管耶稣也被割了包皮，教会还是要反对割礼

@杜易桥:新约里并没有反对啊，只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用水洗的方式替代了割礼而已。说基督教教会反对割礼这一说法不准确。

@whigzhou: 教会≠《新约》，教会反对过很多《新约》里没有反对的事情，比如手淫

@whigzhou: 教会反对的多妻制和七代以内近亲通婚，《新约》也不反对

@杜易桥:2 旧约是明确反对手淫的，我的印象中，新约应该没有论及此事，一般教会就按照旧约的传承也反对手淫。新约什么地方写了不反对手淫吗？

@whigzhou: 1）你说的“旧约明确反对手淫”是指Onan中断性交体外射精的典故吧？该典故被歪曲为圣经反对手淫的依据，恰好说明圣经里实在找不出这样的依据；

@whigzhou: 2）“没有反对”——这不需要用“什么地方写了”来证明吧？

@whigzhou: 通过《圣经》观察理解教会，就像通过《资本论》观察理解拱铲挡一样不着边际

@whigzhou: 发现许多朋友难以相信当代社会仍有溺婴行为，那就讲个故事吧，嘉兴西北部与湖州交界一带，以前有个（至少到60年代末仍是）远近闻名的奶妈专业村（我只知道村名吴语发音为“年姆[niem]”），其提供服务的方式，一是输出受雇奶妈，二是接受哺乳期婴儿寄养，奶妈们为有多余奶水出售，就不断怀孕并溺婴……

@whigzhou: 用知情人的话说，她们把孩子直接生在马桶里，我相信这故事是因为一位关系极近的同辈，曾在那里寄养过几个月。

@天下溺援之以道:最近四十年中国农村的变化超过过去四百年，论述当代事情的时候务必要知道这个事实

@whigzhou: 嗯，我相信今天大概不会有人为了做奶妈而溺婴，但我相信有人会为了在计划生育控制下得到男孩而溺婴，他们这么做时的心理/文化障碍或许大于60年代，但恐怕还没大到能完全遏制这种行为

@尚噇:为母者可狠心如斯？

@whigzhou: 母亲为了儿子可以做任何事，包括：为了让更有希望活下去的大儿子活下去而卖掉甚至杀死小儿子

@顾家浜:是严墓吧？现在叫铜罗。

@whigzhou: 嗯，发音吻合，我下次回家再仔细问问

@rjxghg:应该就是了。网上搜得到”严墓奶妈“

@whigzhou: 谢谢。 http://t.cn/z8v7wED

@北京吃货小分队 【星巴克，你让内地屌丝们等的好苦啊】山西首家星巴克店开业 消费者排长队！让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的钱好赚！转

@黄章晋ster:山西人民真的好淡定。又让我想起湖南加盟共和国娄底斯坦第一家麦当劳开张时，市委书记宣布娄底斯坦从此进入国际化都市序列之后，数百人践踏死伤的故事。

@whigzhou: 另一种朝圣

@只配抬杠:中国人能想象茶馆外面有这么长的队伍排队喝茶吗？

@whigzhou: 阵势比这大，但不是排队，小时候镇上茶馆早晨高峰期不仅里面挤满，门外街道屋檐下的茶客阵列可以向两边延伸五六十米，大部分是附近农民，顺便从家拿点菜出来边喝边卖

@whigzhou: 对许多中年以上农民，每天去镇上喝早茶是生活重要部分，家远的两点多起床，步行两个多小时到，卖菜有时只是象征性的

@whigzhou: 见过一老头，那天家里实在没啥菜可拿出来卖的，就拿了两头蒜和一把小葱，我看见时已卖掉半头蒜

@只配抬杠:回复@whigzhou:阵列不是一团团的吧，应该是面朝一个方向方便卖菜的

@whigzhou: 嗯，贴着屋檐下坐石阶上，面朝街道，店内是长条桌和八仙桌

@小野猪君:想起来了，小时候在乡下我爷爷伯伯他们都是早上四点半去饮茶的，我跟着如果一次，茶楼里人山人海的都是男人，还几乎全都认识

@whigzhou: 嗯，四点半出发那应该是住在镇边上咯

@whigzhou: 这种茶馆的商业模式还挺有意思，早晨完全面向农民，下午有时会有评书或花鼓戏，如果没有就变成了棋牌室，主要观众也是农民，下午三点以后开始面向镇民，晚饭前卖开水，晚饭后上演评弹，资源利用率相当高

@whigzhou: 核心设备叫老虎灶 http://t.cn/zYny9eU 燃料是砻糠，砻糠火力猛但能量密度低，消耗量大，茶馆隔几日即须补给一次，所以都备有专用小码头

@trinity31:为什么不自家喝呢~

@whigzhou: 喝早茶主要是一项社交活动

@高利明 ［“西方尊重女人、东方尊重老人”，为什么？］东西方人均寿命的长短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历史上，西人平均寿命较促，其中男丁的寿命更促，而寡妇对财产的支配力度较大－－对女人的尊重根子上是对财产的崇拜。东方人平均寿命较长，养老压力巨大－－尊老是养老的辅助支架。

@tertio: 美德背后的真相

@whigzhou: 没说通吧？逻辑链没串起来，长寿与尊重怎么发生关系的？假如老人是负资产，越长寿就越讨厌，俗称老不死，所以问题是老人是如何成为正资产的

@whigzhou: 继承制可能是关键，在确定的单子继承制（长子或幼子）下，谁继承是由制度规定的，父亲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理查跟亨利二世闹成这样，结果王位还是他的，若太子可随王意而废立，老人就要尊重了，家产同理

@whigzhou: 分产制和宗族体系下的族产共享制，不仅给了长辈在财产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和偏爱的机会，其本身也是家族合作的需要，而尊长对于家族合作在组织功能上是必须的，因而尊长总是与家族合作并存

@whigzhou: 家族合作的需要，也解释了中国宗族社会为何采用分产制（辅以族产共享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

@whigzhou: 宗族制度既是一种家族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是一种私人社区规范，因而它是对官方法律规范的一种替代，官方法律发育程度越低，对私人规范的需求越强烈

@whigzhou: 总结：尊长既是家族合作的组织功能需要，也是宗族制作为社会规范的执行保障，即：老人既是家族的组织核心，也是宗族内的规范阐释者和执行者

@tertio: 那传统社会的运作方式是否说明了公共管理水平的低下?后者是因,前者是果,而不是倒过来.

@whigzhou: 不是“公共管理水平的低下”，是缺乏可替代血缘团体内私人规范的其他一般性规范，比如欧洲的封建规范，后者也不是什么“公共管理”，只是一种契约规范，但它脱离了传统家族关系的限制

@whigzhou: 在没有法律的丛林社会，要生存下去必须投靠某个组织，而家族/宗族这样的血缘团体是最现成的选择，后来有了教会和帮派，武士集团是另一种，封建制便是诞生于武士集团之中的一种规范，它是武士职业化的结果

@高利明:回复@whigzhou: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是单子继承制呢？上辈多养子嗣，核心功能不是为了养老防老吗？

@whigzhou: 多养子嗣，核心功能是传宗接代，不是养老防老，不是单子继承是为了加强诸子合作，维持家族地位，在封建制下，维持地产和封建义务完整性需要长子继承制

@高利明:回复@whigzhou:家族合作，已经是二阶变量了吧：）

@whigzhou: 尊老才是高阶价值，在丧失生育和生产能力的老人成为正资产，才需要特殊的文化条件

【补记：当时好像没有准确理解高利明的意思，恰当的回答是：养老防老需求才是高阶价值，若不能帮助子孙，老人没必要活下去，至少继续活下去不是一阶价值】

@whigzhou: 封建制下，地位维持依靠封建契约义务的稳定，没有封建制条件下，靠家族成员团结，至于为何会有封建制，是更远的问题，简单说是特定条件下的组织创新

【补记】

当时没说清楚的一点是：封建制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制度创新，在此之前，血缘群体是社会组织常态，所以，恰当的问题是封建制和（适用于王族之外的）长子继承制为何出现，而不是家族合作为何出现。

@whigzhou: 写了《文化的起源》的评论《食人俗：仪式vs营养（2011-01-15）》★★★★ “http://t.cn/aWtwbg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 http://t.cn/zWbG3Hy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以为，殉葬制度是官僚制度之前的野蛮制度，包括族刑等等，这些东东反而成就了秦国的绝对君主制，导致其最后消灭了其他国家。

@whigzhou: 可是殷商和齐人也用生殉吧？而且齐比秦用的更久，秦国的君主强权，我看主要还是土地制度的结果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们的文化中，鼓励对敌人的极限惩罚，把人做成肉酱。可能可以猜测鼎的作用一开始是否就是煮人肉的东东？鼎是一种食器，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后来成了铭刻刑法的器物。我这是瞎说啊

@whigzhou: 鼎是烹煮器中容积最大的，通常用于大型宴会，在上古，只有宗室重要祭祀有这需要，所以成了重器

@局外人c的空间 我读的这方面的读物很少，在我的印象里，动物，特别是食肉动物都没有同类相食的事情，他们是靠什么机制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呢？是靠气味吗？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

@whigzhou: 嗯，同类相食很少，原因是均势，风险收益比很差，当对抗主要靠个体肢体和技能时，将对方置于死地而自己无损的机会很小

@whigzhou: 但人类不同，有了工具和组织，均势就破坏了，所持工具、所在组织、在组织内的地位，这些条件在个体间可以有极大差异，同类相食便不再那么需要禁忌了。

@李二公子: 那为什么吃同类死尸的也不多？此时没有风险了

@whigzhou: 有两种可能：忌食尸体本身可能是另一种禁忌，食腐需要很强的免疫能力，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采用的；或者忌食同类尸体只是忌食同类的副产品，动物食谱是按白名单控制的，而白名单的内容在发育早期就确定了，从小没吃过人肉的长大了也不会吃

@王弼正: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whigzhou: 至少有一个证据支持我的说法：非洲鬣狗也会同类相食，而鬣狗的捕猎具有高度团队合作性

@白昼提灯9527: 应该不是这原因，同类生物生物存在一些细菌、病毒寄生，这才是真正原因吧

@whigzhou: 嗯，这是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而且对于发明了烹饪的人类来说，这不是大问题

@王弼正: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越强，吃人的情况才越少了啊。连续性杀人狂吃人的都不多啊。

@whigzhou: 那是后来的事，我说的是起源，而且后来的事也跟“生产力”无关，关键是劳动边际产出率和制度，假如劳动边际产出率够高，那吃人显然不合算，不如吃人生产的肉合算

@whigzhou: 另，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生产力”之类模糊不清的马克思系概念？经济学已经有了精细的多的概念，脱离具体要素谈生产率是没啥意义的，而相对于边际生产率，平均生产率也没多大用处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用一个透明装实例提醒乘客谨慎着装，以防骚扰，结果惹来大批抗议声，几位女性还亲临地铁现场，举牌宣示她们的态度：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不过依我看，上海地铁的提醒基本上还是善意的，错就错在不该在最后拖了句“姑娘，请自重啊”，这就对衣着开发者构成了指责，暗示在骚扰事件中她们是有过错的。

许多批评和抗议者将地铁方的言论视为对骚扰行为的开脱，但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的动机，更可能的是，他们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为地铁运营商，对发生在其经营场所内的骚扰事件通常负有一些责任，即便没有法律上的，也有道义或声誉上的责任，但是该责任的大小应视其对事态的控制能力而定，假如骚扰的潜在受害者自己完全放弃审慎，不采取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使得运营商无论怎样加强防范（比如增加保安和摄像头），都无法控制骚扰频发的情况，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再为这一事态而指责运营商了。

这就好比停车场也对客户车内物品失窃负有某种责任，但假如许多停车者都不锁车门不关车窗，那就很难将失窃归咎于运营商了；法律在划定责任边界时，需要考虑（无论是法官的理性思考还是形成习惯法的自发机制）执行这条边界的可能性和成本，假如成本不合理，那就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因而不会是一条稳定的边界。

所以，无论是财产权还是骚扰所涉及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是：权利的主人首先要承担主要的保护成本，而不能把负担都转嫁给司法系统（也就是间接的转嫁给别人）；这一原则基于这样的假定：权利的主人有最强烈的动机去防范侵权，也拥有最佳的信息条件，知道该如何防范，假如你既不想被骚扰，却又不愿采取最简单易行的防范措施，那就没有理由要求所在场所的主人或司法系统为你提供保护，这并不是说侵权行为是对的，而是说保护是有成本的，寻求保护首先要证明有关权益值得保护，而最起码的证明是你自己的确珍惜它。

除此之外，衣着与骚扰还有另一种关系，上述谈论都假定“什么是骚扰”是清晰而容易界定的，对于身体骚扰，这问题不大，但言语骚扰就没那么清楚了，其界定标准高度依赖于特定社会的习俗和各种圈子的亚文化，同一句话，在不同文化或亚文化中，可能是恭维，可能是骚扰，或者只是中性的搭讪；在某些较为边缘的亚文化中，含有性意味的搭讪或挑逗性言辞是人际交往的常规行为，并不被视为侵犯，甚至可能是受欢迎的，即便对方是陌生人。

在传统小社会，与主流文化相牴牾的亚文化是难以存在的，但现代都市大社会对多元文化具有更大的宽容性，只要遵循自愿和非强制原则，相互间格格不入的亚文化可以相安并行于同一社会，在地理空间上可以交错重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场合，可以在不同亚文化中切换，以不同的人格面貌与不同圈子交往，这种多样性正是现代社会繁荣与自由的体现。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人们会借助各种文化符号来标识各自所属的亚文化，这些符号传递着大量的信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希望被如何对待，原意与哪些人交往……而服饰发型是其中最常用也最重要的一种；所以，假如你明知某种穿着方式容易被与某种文化联系起来，而那种文化中的交往方式是你不能接受的，却又不在选择衣着时加以留意，那么，当别人果真把你当成“那种”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和你说话时，你就没有理由斥之为骚扰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七八十年代美国许多地方的妓女以紧身豹纹装和短皮裤等特定服饰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国内刚刚开放时，许多时髦女性不明就里的加以模仿，试想，假如这些模仿者旅行到美国，而四处遭遇召妓客搭讪，她们是否有理由诉其骚扰呢？同样，假如我们要求法律无视各种非主流亚文化的内部习俗，而无条件的以主流文化标准来界定人际行为的正当与否，那无异于主张消灭文化和价值多样性。

上周，北京市住建委公布了一份有关出租房管理的条令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条令规定房屋出租须以“间”为最小租赁单位，每间最多居住两人，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室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客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五平米；显然，这些规定都是针对近年来屡有争议的群租现象，新规定全面封堵了群租的所有可能方式。

确实存在大量对群租的抱怨，一个原本宁静的小区，在涌入大量群租者之后，难免变得越来越拥挤嘈杂，卫生和安全状况也大不如前，社区的品位也被拉低了，老住户们因此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损害，甚至房产价值也被贬低了，这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群租得以实行，离不开房东的许可，假如房东不愿意，完全可以在契约中加以禁止，而许多房东愿意接受群租，甚至将房间分隔和装修的适合群租，显然是因为群租能带来更高的租金，而按照欧文·费雪的理论，资产价值就是未来租金流的折现，这样，群租不是会让房产增值吗？

假如群租确实提高了租金，那么老住户的抱怨或许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要享受以往的宁静、宽敞、或社区品位，现在比过去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只能搬到更偏僻的地方了，而这让人感觉不爽；如果这位老住户也是租客，那么这一抱怨便与权利无涉，一件他原本享用着的商品变得昂贵了，这种事情再平常不过了。

如果抱怨的老住户是自住的房主，那么群租带来的结果便是：他的房产虽然增值了，却不再是他自己想住的那种，那么，为何他不把房子卖掉或者和其他房东一样群租出去，然后换个地方住呢？这样不是既可获得资产增益，又可满足居住偏好吗？这就涉及到费雪理论所没有考虑的交易费用和资产特化（asset specificity）这两个因素了。

交易有成本，而在现行制度下，房产交易的成本更是比普通商品的高出很多，很可能超出上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老住户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围绕房产而形成的特化资产，特化的意思是：这些资产只对他是有价值的，因而一旦转让就丧失了，或者，即便存在同样认可这些价值的人，也无法以合理的成本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来，并达成交易。

在一个特定社区居住多年的住户，可能在社区内经营着生意，或者在附近找了工作，孩子可能已在附近入学，家人已熟悉、习惯或喜欢上了附近的商店、餐馆或娱乐场所，也在社区内结实了许多友善而易于相处的邻居、牌友、球友、票友，而住宅内的装修和家具也都是按自己的需要和风格来配置的，所有这些都是无法转让、却又很有价值的特化资产。

所以，考虑到交易费用和资产特化，群租尽管能提高租金，却仍可能对一部分老住户造成切实的损害；问题是，损害未必是侵权，我每天都去的那家餐馆关门也会对我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住户是否能合理的预期此类损害不会发生，换句话说：保有所居住社区原有的安宁和宽敞是不是他的权利？他的邻居们是否有义务确保维持这一状态？

假如业主们在最初建立社区时，便已通过订立契约相互施加了约束，或者该社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制止群租行为的固有习俗，那么群租便是对业主既有权利的侵犯；或者，业主契约中虽未明文规定不许群租，但已授予了业主委员会制止群租所必需的干预权，那么群租仍可得到制止；显然，这些条件是否成立，每个社区是不同的，其中大部分恐怕难以成立，所以，对群租行为的约束，应交由每个社区的业主自治机构按其习俗和契约来处理，而不应由政府强行统一规定。

@whigzhou: 刚才坐在马桶上想了一下劝酒和拼酒的问题，略有所得，这种习俗可能是亦敌亦友关系的多方交往中达成的一种均衡，起源可能跟握手礼类似：确保各方都丧失战斗力；其次，有了这个基础之后，酒量便成为一种优势，因为酒量最高者在上述博弈中可保留最多残余战斗力，类似于徒手搏斗高手在握手礼习俗中的优势

@whigzhou: 酒量成为优势之后，酒局便成了一个混合博弈：1）让各方都丧失战斗力，2）各方都试图炫耀自己的酒量（这里可以存在多种策略，有些人倾向于隐藏酒量）；再然后，当酒量炫耀成为一种独立价值之后，导致其起源的第一种价值（剥夺各方战斗力）即便丧失，习俗仍可持续。

@whigzhou: 再然后，该习俗在商业交往中又找回了与第一种价值类似的价值：确保各方都暂时丧失精明、理智、审慎、诡诈、伪装、圆滑……等等商场中那些常用武器，于是，古老的习俗复活了

@whigzhou: 推论：在各方都不需要戒备这些东西的场合，就不容易出现劝酒拼酒的场面

@黄斌: 这应该是类似signaling的一种，潜在的合作者们通过主动喝多表达合作的意愿，通过劝酒让对方喝多来测试对方的credibility。这一过程降低了搜寻合作者的成本。如同job market上求职者通过读一个高学历来发出求职信号是一样的。尽管喝酒本身对合作并无大用，而硕士学位对工作能力也往往帮助不大。

@whigzhou: 嗯，更具体说是放弃戒备的意愿或姿态

@鲥鱼回来了: 哪里啊，狐朋狗友和亲戚们（绝对关系好无利益冲突）劝酒拼酒可厉害了。

@whigzhou: 我觉得那可能是一群爱闹酒的人凑一块儿了，在我解释中的第二阶段，这种爱好可以独立存在；但在商业酒局中，很可能所有参与者其实都没这偏好，却照样劝照样拼，这需要另行解释

@whigzhou: “其实都没这偏好”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在其它场合的表现来验证

春节最壮观之处，便是那惊世骇俗的人肉大挪移了，但这只是宏观景象，对个人来说，过年不仅仅是往返奔波，它也是每年一度的高密度社会活动，走亲访友、故友重聚和各种圈子的聚会欢宴，所以虽然年夜饭只有一顿，但各种团圆饭却可能会吃上好几顿，人们借此机会重新确认各种人际关系，或建立新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圈子之内的。

对于在外做事的年轻人，过年更多了一层含义：这是他向家乡社区展示其身份、事业成就、人格形象和文化面貌的一次良机，通过穿着、举止、谈吐、消费方式，乃至新车，传递出诸如：我长大了、学会做人了、出息了、有志气了，阔了、老板了，有文化了、有品位了、是城里人了，等等信号，这一过程将帮助他在家族和社区内取得身份、确立位置、赢得尊重。

当然，人们平时也一直在这么做，但春节是这些活动最密集的场合，短短十来天承担了上述社会功能的极大份额，因而也是注重这些功能的人们对之最为敏感和认真的场合；这已成为一项极为牢固的习俗，用博弈论术语说，它是一个由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所产生的稳固的聚点（focal point，也叫Schelling point），即，众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个时间（春节）和地点（家乡）从事这些活动。

假如没有达致这样的协调，上述社会活动的效率就没那么高：你想去亲戚家做客，人家却没空，你想和一个老圈子重聚，却很难凑齐人，你衣着光鲜、开着新车、谈吐不俗，想招摇一下，却没引起几个人注意，大家都在各忙各的，自然很没趣；正是传统节日这样的聚点，提供了一个高效率调整社会关系的机会。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发秩序，幸运的是，人类在许多事情上都能达致协调，比如向被分隔在两个房间的两个人分别出示十张卡片，每张卡片由图案区分，让他们各选一张，假如两人选的一样就都有奖励，此时得奖的机会显然很低，但假如十张卡片里只有一张是红色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赢得奖励，即便更微弱的线索也有助于协调成功，比如十张卡片从1到10编号，大概很多人都会选1号。

协调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者都相信其他参与者有着和自己差不多的思考方式、知识背景和动机：都想赢得奖励、都会将颜色视为惹人注目的线索，都认为1是比6更特别的数字，等等；帮助达致协调的共同背景中，有些是普世的，比如人们都相信冷了会抖，乐了会笑，馋了会流口水，但很多（或许更多）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传统。

文化为参与者提供了比普遍人性更丰富的信息背景，帮助他们识别那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协调线索，比如问纽约人：假如和人约会又忘了约定具体地点，会去哪里赴约？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中央车站，但要是问一个非纽约人，他恐怕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同样，假如一个外国债主来传统中国讨债，大概也不容易猜到年关是最佳时机，因为一个人假如在春节还流落在外躲债，其声誉损失将是最高的，此时有关他落魄和欠债不还的坏名声将获得最佳传播机会。

文化不仅为协调创造了条件，其本身（部分的）也是协调的结果，那些由长期重复发生的、涉及整个社区的协调博弈所形成的聚点，以习俗的形式积累下来，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而来自过去的传统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将取决于我们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具体而言：子女及其核心家庭与父母和同胞所组成的大家庭的关系将如何变化？已经定居外地的个人是否仍在意且可能在家乡社区确立其身份和地位？那些源自家乡的社会关系是否仍在个人关系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个方面在可见未来大概不会有多少变化，巨变已经发生过了，几世同堂的大家族早已瓦解，子女组建的核心家庭多半与父母分住，眼下的春节家庭团聚大致发生在父母家庭与子女核心家庭所构成的扩展家庭之内，而很少发生在更大范围内；而在现有扩展家庭范围内，春节团聚的意愿仍十分强烈，看不到弱化的趋势，只是团聚的地点选择可能会变得更灵活。

后两个方面则正在迅速改变，并将随城市化的深入而继续改变；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所面临的文化环境更为层次化和多面化，家族的、同学的、邻里的、工作的、各种兴趣圈子的，在这些不同侧面所面临的文化传统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相互之间可以是且往往是高度隔离的，不像传统社会把它们都捆绑在一个体系之中，要么进入，如鱼得水，要么退出，孤家寡人，相反，在现代城市社会，个人可以很灵活的分别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构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形态。

显然，这些不同侧面的关系所对应的社会活动，并不会恰好与某个共同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而在传统社会，它们恰恰被与“家乡”这个地点捆绑在一起；所以，一个35岁才离开家乡的、因而其主要社会关系结构已在那里建构完毕的人，是很难舍弃春节这样的机会，来重新确认这些关系的，除非他在那里混的很差，想逃避。

相反，一个在青春期尚未结束便离开家乡，随后在大学、职场和繁华多样的都市生活中建立了各方面关系的人，家乡只是个遥远的回忆，可能很美好，但并不是他如鱼得水的地方，或他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地方，或他生活和价值重心所在，随着城市化深入，这样的人显然会越来越多。

同时，随着家庭成员居住分离度的上升，家乡甚至将不再是多数亲戚长辈的居住地；家乡因而不再是过年地点的必然选择，“回家”将越来越多的成为过年的唯一理由，其地点将变得更随机，或许只是扩展家庭中拥有最大房子的那个核心家庭。

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要经历一次高压的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甚至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方法，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出了可行的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其中有些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在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照春运的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经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并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

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的往返人潮，将会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的变得更均衡。

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的被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干线上。

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而且会变得更多的指向大城市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代际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刚刚开始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