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在冷战时期，美国不缺乏这样的意愿，因为苏联帝国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清晰可见，冷战结束时，政治学家曾担心，支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西方联盟，在缺少一个明确敌人的情况下难以为继，此后反恐战争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好景不长，反恐联盟很快随老欧洲的背弃而瓦解，连美国的最忠实追随者日本都已开始考虑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

所以这次乌克兰危机，将是对美国意愿的关键考验，其行动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各地那些以美国存在作为其国家安全支柱的国家，那些有望借助美国影响而实现国内变革的国家，都将以这次危机的后果为参照，重新评估其外交战略和制度发展方向，而评估结果很可能是悲观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入了一条全面收缩的轨道，金融危机既打击了美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也让进取性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忍受，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是积极主动的迎合了这一退缩倾向，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伊朗、叙利亚等事情上的一系列消极和退缩表现，都让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可疑。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让欧美政坛终于开始认识到退缩战略的严重后果了，面对共和党人的指责，连奥巴马也开始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试图让世人相信他并不像之前所表现出的那么消极和软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适时的到另一条前线东亚走了一圈，通过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以及与菲律宾的新安全协议，安抚那些对美国承诺心生疑虑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