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Johnson Administration 的认识就很到位，表达的也很清晰

@谢佩德骨头:博主对于平托车案的看法是？从本质上说，bj的方案和福特对平托车的方案一样，就是给人命标价，然后做一道计算题，得出结论——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更划算。

@whigzhou: 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但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对

@whigzhou: 这是老话题了，不过既然被提起，我就再多说几句吧

1）人命当然可以被估价，而且随时随地都在被估价，

2）作为主观价值论者，我认为任何价值都是个人的判断，不同人对同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评估，

3）所以当我们谈论生命价值时，必须明确价值判断主体，即，谁在对谁的生命估价？『人命价值几何？』不是个完整的问题，因为首先，同一条人命在不同人眼里价值不同，其次，不同人的命，在同一个人眼里价值不同，我愿意掏10万买某甲的人头，就说明甲命在我眼里的价值低于负10万，我愿意掏10万救某乙的命，就说明乙命在我眼里的价值高于10万，

4）『生命无价』是一种修辞，没人当真，否则每家医院门口都会排满送钱人的队伍，只要世上还存在任何一个花10万便可挽救却没钱医治的病人，而你手里有10万以上却没有掏给他，就说明你对这条人命的估价低于10万，

5）对生命估价跟高不高尚有没有爱心没关系，一位愿意为孩子牺牲一切的母亲也会对生命估价，比如她有两个女儿和10万块钱，一个得了重病，送进医院，花钱如流水，此时她决定设置一个上限，当医疗费超过8万就放弃，否则另一个女儿会饿死，她缺爱心吗？

6）当我们以金钱为指标对生命或任何其他东西估价时，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拿这些东西跟钱比，金钱只是我们为不同东西排定价值序列的媒介物，真正的比较发生在这些东西之间，而不是它们和金钱之间，

7）只要资源量存在局限，这种比较永远存在，时时存在，不可避免，

8）再说你举的例子，当一家汽车制造商在考虑了成本、定价和预期销量之后，在两种设计方案中选择了安全性较低的那种，这一决定并不是在对消费者的生命估价，而是在对『消费者将如何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估价』做预测，这一预测让他相信，不会有足够多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高到愿意为安全性较高的那款车型支付足够高的溢价，高到超出两款车型的成本差异，这一预测可能错，也可能对，但无论对错，都不是在对生命估价，

9）只要消费者对自己的生命估价足够高，供应商有的是办法提供安全性，重型装甲车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10）有一种特殊语境下，我们确实可以在缺失主语的情况下谈论生命价值，那就是市场价格，这是众多个体价值判断经由市场议价过程而达致一种均衡价，它并不代表人们对生命价格的共识，而只是体现了处于边际上的那些交易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一款车因其额外安全性而获得的市场溢价，等于这款车的边际买家愿意为这一额外安全性支付的价格，所谓边际买家是指实际掏钱买了的人中支付意愿最低（也就是对自己生命估价最低）的那位，

11）类似的，有很多情形可以让我们粗略的观察到某一市场领域中参与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比如传统煤矿，雇佣兵，死罪顶包交易，都为观察此类价格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正规军士兵不是适当观察对象，因为他们的激励很大部分来自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但是，再次强调，市场均衡价不代表社会对生命的价值共识，比如，假设死罪顶包的市场价为10万一条命，这意味着所有拿钱顶包者对自己生命的估价都低于10万，而不是等于10万，那些高于10万的人不会作为卖家参与交易，

12）现在回到最初引起这个话题的事情，那么，当一个镇虎在几个不同的防疫方案中做出选择时，它有没有对生命做估价呢？当然有，如果不投入资源，不加干预，会死100万，投入1千亿降至50000，再投入1万亿降至500，那为何不再投入1000万亿降至50，再投入1000000万亿降至5呢？

13）实际上，不光是防疫，只要你把任何涉及人命的职责交给政府（几乎找不出什么职责是不涉及人命的），它就不得不做出估价，因为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预算约束之下，它必须决定为降低人命代价而投入资源的限度是多少，因而必须在某个点停下来，就像那位重病女儿的母亲一样，所以，是否因将防疫责任交给政府，这可以另外讨论，但你只要认可了这一前提，对生命估价就是不可避免的，

14）于是剩下的问题是：会如何定价？和市场议价不同，公共政策的价格形成是通过朕痔议价过程完成的，当局从历史经验中估测公众对死亡数的承受度，以及不同死亡数带给自己的朕痔成本，不同体制的议价机制和达成的均衡水平自然会不同，这就不展开说了，

最近，世行发表了一份针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展望报告，同时也是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政府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份报告体现了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良好把握和深刻领悟，也呼应了多年来在国内持续存在的一种呼声，而它所提议的措施，也相当温和与务实。

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近20年来的高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改变，假如不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加速完善市场的制度条件，未来不仅经济增长会停滞，甚至社会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经济增不增长其实并不重要（或许某些跟踪宏观指标的投资者需要关心它），重要的是更好的生活，以及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而在这一点上，市场的自由与开放本身有其直接而根本的价值，不必由增长率来加以论证，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为何要避免它。

假如我们同意主观价值论，即：价值只能由个人为自己规定，那就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宏观指标能够度量社会总价值（或总福利），GDP只是个勉强可以参考的度量，它度量了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总交易量，而根据主观价值论，凡自愿交易都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总福利，因而交易越多，总福利越高。

但GDP度量的有效性需要两个前提：交易都是自愿的，货币是价值的有效尺度；而实际上两者都不成立；首先，GDP所统计到的许多产值都不是自愿交易，前苏联GDP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产值，与个体价值几无关系；其次，货币也不是有效尺度，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盖茨花一亿美元买一幅画，比某小女孩花一分钱买一朵花，带来了更多的个体价值，假如今年与去年相比，盖茨多买了一幅画，而一万个小女孩少买了一万朵花，GDP显然是增长了，但这个社会的生活是否总体上比去年好？无人能回答。

不过话说回来，在一个十分贫困的社会，像GDP这样的宏观度量却常常是有效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半饥饿状态，那就可以安全的假定：获取食物在大部分人的价值序列中都处于优先地位，因而粮食总产量便是一个度量社会总福利的有效指标，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指标。

贫困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个体间价值结构的相似性，因为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所需要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当一个贫困社会迈向小康时，只要人们手里的票子在增加，货架上的商品在丰富，各种产业在兴旺起来，那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满意，每个旁观者也都可轻易断定：那里的生活在好起来；此时，观察与评论者也无须去细察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创新和交易是否自由，只要看GDP是否在增长，便足以评价政策的好坏。

那也是我们首先在80年代的农村，然后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城市所见到的情形；然而近十年来，情况不同了，当温饱已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上的满足，而正是在这些层次上，价值开始急剧分化；假如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日益多样化的价值，那么价值分歧便会导向社会与政治冲突，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崩溃，这便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诚然，中等收入陷阱常伴随着增长停滞，但这并非其根本特征，停滞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人口停滞，假如人们真的不想多生孩子，那也没什么，停滞也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本来就不适合生活，所以人们一旦富裕就选择离开，甚至有可能，那地方的人普遍清心寡欲，满足于小康而不再追求更多，那更无须旁人担忧。

真正需要担忧的是：社会能否容纳多元价值？能否容许个人按其价值观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自由而开放的市场制度能够做到这一点，而随着我们的社会摆脱赤贫开始走向小康时，这一关系正日益彰显，过去十年的社会经历，无时不在向我们展示：市场制度的欠缺，是如何妨碍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其个体价值的。

当你自己也是个文盲时，你可能会满足于孩子学会认字和算术，而不介意他被送进哪种学校，被置于哪种教育模式下，被灌输了何种价值观，而在自己有了十多年的被教育经历之后，你有了更多的想法，然而制度限制了你，既无法为孩子找到你所期望的学校，也不可能自己动手、联合有共同期望的家长组建自己的学校。

当你和兄妹父母甚至祖父母拥挤在十几平米的陋室中，你可能会觉得无论多丑陋的火柴盒，只要不漏雨、面积大一点，都能满足你的需要，而当你果真拥有了一套大火柴盒之后，你可能厌倦起了城市的喧嚣，向往郊区的甚至乡村的宁静生活，然而还是制度限制了你，无法在乡村买地盖房，更不可能联合一群有共同向往的人一起建设新村镇。

当你还是个农村“富余劳力”或城市下岗工人时，你可能满足于有一份稳定而薪水体面的工作，而并不介意工作内容本身是否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或工作结果是不是在你的理想之内，而现在，当你衣食无忧之后，你可能不想再为薪水而工作，而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再一次，制度限制了你，你会发现许多事业是不被允许的，或者高税率和严苛繁杂的管制条例让它变得根本不可行。

当市场足够自由和开放因而能够容纳这些在个体之间千差万别的理想、抱负、追求和生活方式时，尽管价值观分歧甚至对立，但人们大可以各行其是而相安无事，而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无法容纳它们时，这些个体追求便可能转变为政治力量，因为既然这些价值追求无望在市场规则下实现，不愿放弃这些价值的人们就只能集合起来，以图形成某种政治势力，来为自己在体制内获得某种地位。

而我们知道，集体行动是需要价值共识的，在政治较量中，价值分歧是会导致压制和冲突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政治较量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取胜而另一方的价值主张被压制，不存在各行其是的空间，这样一来，原本可以相安无事的价值分歧和对立，就变成了贴身肉搏的社会与政治对抗，当这种对抗足够剧烈且长期持续时，社会便堕入了陷阱之中。

李华芳先生在讲述了过去几十年带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几次创新浪潮之后，在演讲的后半截把话题转向了中国，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过去三十年在没有重大创新浪潮的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他看来，这是个难题，需要作出解释。

在演讲后的提问中，我问道：按熊彼特的理论（李先生将其用作其演讲的理论基础），资源重配置是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两方面导致了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1）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变，2）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与资本市场和全球分工相融合，因此，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没有重大创新是错误的，所以这一问题本身不能成立。

李先生部分认可了我的说法，但对这种资源重配置的作用的规模持谨慎和保留态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只是观感上的差异，在各自都没有准备数字材料的条件下，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就在这时，雷人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李先生认定中国奇迹是个难题，所以必须给出一个回答，他的答案是：中国压根没发生奇迹，尽管GDP翻了好几倍，但GDP并不是衡量增长的恰当指标，比GDP更好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如果按HDI衡量，中国的增长没有传说中那么惊人。

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HDI可是社会学家搞出来的东东，把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入学率和人均GDP按特定权重加权平均，这可直接违背了主观价值论，而主观价值论迄今为止都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动了它，经济学就被动摇了，所以经济学家是不会用什么HDI之类的东东来度量经济增长的，除非你改行做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

有人或许会问：那为何GDP就能度量增长呢？既然价值是主观的、不可比也不可加的，那怎么就可以被加总成GDP这个总量数字呢？问得好，我的回答是：GDP不是对价值的度量，GDP数字并不是总价值，因为压根不存在什么“总价值”这种东西，GDP只是为我们猜测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原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自愿交易总是带来更多的价值实现；然后，在很粗略的意义上，更高的GDP意味着更多的自愿交易，特别是更多的关于最终消费品的交易，由此，我们大致上可以猜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了，那么这个经济体中更多人的更多意愿得到了满足（或者说更多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GDP起到了某种度量作用。

可是一旦你用HDI来代替GDP，这种度量作用就消失了：假如人均寿命缩短了1年，入学率提高了10%，按HDI的算法，HDI值提高了；但你并不能肯定，这一变化的前后，自愿交易增加了；这样你如何说服人们，10%的入学率提高就优于1年的边际寿命？无疑，要这么做，你必须给放弃主观价值论，而给价值规定一个客观度量方法，这种客观性，便体现在HDI各指标的权重上。

于是我向李先生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用HDI取代GDP来衡量增长，是否动摇了主观价值论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会把他噎住，可是我错了，事实上他用他的回答把我噎住了：制定HDI算法的国际组织（我猜大概是UNDP）可以邀请各国选派代表前往共同商议这个指标体系、权重和算法。

靠！我得承认我被彻底打懵了，感觉大脑瞬间失血……眼前浮现出了斯大林和机关枪……

隐约听到李先生继续说道：比如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人均寿命是衡量幸福的可靠指标……

我立刻站起来反对：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共识，我本人抽烟，一天一包，我不认为寿命是最值得追求的价值……（从事后我得到的反应看，我的这一发言显然被理解成了：我不同意“绝大多数人都热爱生命”，当然，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无法知道生命是否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我大概因此而沦为了笑柄，呵呵）

很明显，我的表现颇为失态，惹来不少嘲笑和白眼，在李先生耐心解释完寿命指标的重要意义和世界代表大会的神奇作用之后，我不顾主持人提问时间已结束的声明，站起来说到：我认为这位先生已经解决了关于增长的所有问题，现在人类的任务已经变得很简单，只需要尽可能多的制造冰柜把人冰起来就行了。

1）自由意志论：除非被他人所强制，人的每一项行为，是他的自由选择，即：他原本可以在那一刻作出其他选择：不作出那个行为，或作出其他行为。

2）主观价值论：对价值的度量（即对世界各种状态之好与坏的评价），只能由个体自己作出，并且，不同人的度量结果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即：其中任何一个不能以任何比例折算为另一个，因而，价值度量结果之间也不具有可加性。

3）方法论个人主义：行动或选择这个动词的主语必须是具体的个人。

这组命题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很高兴能被如此重视，然而同时，我也遗憾的发现，我对这组命题的态度与这些学者有着根本的分歧；简单说，这些学者如同其他许多学者包括几年前的我一样，认为或暗示了，自由意志论或主观价值论是经验命题；而我却认为：这些命题只能被当作先验命题，这意味着，它们是武断的认定，不接受任何实证检验，也无视任何事实的挑战，不会因为任何事实发现或科学进展而改变。

我认为，一些学科（如道德哲学、伦理学、法学）以这些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因为是起点，本身无须加以论证，而一旦你放弃这一立场，退而将之认定为经验命题，那么这些学科的基础将被动摇。比如翟教授在他的精彩演讲最后，却打开了一个实证后门，他说（大意）：自由意志和个人主义之所以成立且难以动摇，是因为人就是一个一个的，他们的思想原本就是独立的，他们的选择必定也只能是分别作出的。

实证后门一旦打开，魔鬼就跟着来了：我们在团体操上很容易看到一个号令同时引发一群人的相似行为，你可以讨厌这种团体行动，但它们确实存在，你可以说，每个人听到号令后作出了自由选择，听从号令是他的选择，他原本也可以作出其他行为。

是的，“原本也可以”，但“原本也可以如何如何”这句话不可能用任何实证方法来证伪，它在逻辑上就直接与“实证”这个词相矛盾，因而，支持你说出“原本也可以如何如何”的，只能是一个先验而武断的观念，而不可能是经验。

正是在这一点上的混淆，导致了社会科学界对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反感和抵制，这些研究行为的自然科学，把人当作实证研究的对象，试图发现人在何种条件下会作出何种行为，很明显，这些学科不可能引入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因为一旦这样做，会让它们的所有命题立刻失去实证意义，在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看来，“原本也可以”这句话不仅毫无意义，且被禁止提及。

相反，对于道德学家和法学家，自由意志是逻辑起点，假如你从别人家里拿走了一件东西，无论你为这项行为说出多少“原因”，无论你如何用经验科学论证在那种条件下你必定会那么做，法官都不会理睬。

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人只是世界这部运转机器的一个普通部分，所谓个人意志只是因果链的一个环节，而在道德学家和法学家眼里，每个人是世界的一个“奇点”：任何因果链一旦碰上个人，立刻终结，同时，任何来自个人的因果链，此人就被认定为因果链起点，换句话说：不承认存在任何以个人为中间点的因果链。（唯一的例外是枪，只有当你用枪指着另一个人时，你才能得到一条以那个人为中间点的因果链）

这种以人为断点分割因果链的做法是人为的和武断的，用哲学黑话说就是先验的，它不以任何经验为前提，无论科学家作出多少研究，来证明被分割的因果链上的前后事件之间“其实”具有高度可信的因果关系，都不能改变这一武断假定，这就是道德哲学和经验科学的根本差异所在。

一旦你认清两种观念体系下的两个世界的这一差异，许许多多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纷争便迎刃而解，你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轻松切换：在不碰到人的时候，一切相安无事，而一旦碰到人，在经验科学世界里，继续把他当作普通对象看待，在道德哲学世界里，你马上掏出剪刀把因果链剪断，至于形式逻辑，哪个世界都少不了，照用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