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价格管制当局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于是，燃油价格浮动机制的合理性这个陈年话题，又被拖出了水面；然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却早已在起点上就被带歪了；国内燃油市场，是基于行政法令所赋予的进口专营权，由国企所垄断的，而创设该垄断的理由，是保障“国计民生”，所以，该专营制度乃至具体的定价政策，都应被证明或多或少的达成了这一目标，否则，要么定价方法需要修改，要么整个专营制度应被废除。

依常识，若上述制度果真保障了“国计民生”，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油价，如果不是低于那些由政府巨额补贴燃油的国家，也至少应明显低于那些价格和流通都放开的国家，但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该目标显然已被遗忘，于是在有关价格机制的讨论中，计算的基础竟变成了“该为油企留出多少利润空间”，而不是相比无专营制度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得到多少价格优惠。

以利润为考量来讨论国企定价毫无意义，因为国企没有追求利润的激励，再高的销售价格（因而再高的垄断租金），都可以化为诸如数万元一次的过节费之类而进入成本项，国企永远能摆出足够多的数字来证明它的确在亏损或“勉强维持”；因此，在行政性垄断前提下，讨论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必须换个角度来问：如果它失去垄断地位，价格是会上升还是下降？

答案可以从一些边际条件中找到；只须浏览一下各省汽油零售价对照表，不难看出，油价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这是典型的价格歧视，是厂商用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中石化在全国都按北京价格卖油，销量就会降低，特别是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低收入省份，但要是都按长春的价格卖（此时北京消费者就获得了大量消费者剩余），毛利又降低了，所以，最好是能用高价在北京卖，用低价在长春卖。

普通商家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竞争者马上可以在北京降价抢走你的生意，甚至只需要从长春买你的油运到北京赚差价你就撑不住了，最终价格将被拉回到均衡水平；但背靠政府的垄断者却可以轻易做到，首先，专营权使它可以限制甚至断绝竞争者的燃油来源，其次，它可以说服政府来禁止地区间燃油流通；毫不奇怪，这两种手段都不止一次的被使用过。

地区差别定价只是垄断国企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之一，另一种同样常见的手段是时序差价，即，先定一个很高的价格，等支付意愿最高的那批消费者买完之后，把价格降低一点，卖给支付意愿稍低者，如此阶梯式进行，可以把消费者剩余充分榨干，这种策略多用于那些较少重复购买的大件耐用消费品，比如早先的电话，垄断电信公司就采用了逐级降价策略。

乍一看，逐级降价好像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规模经济效应是可以预见的，而在竞争条件下，如果未来成本降低可以预见，它就会被提前纳入价格策略，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在一个新兴领域抢先占据市场地位，许多商家都愿意在早期亏本销售，以尽快获取市场份额，并指望这些亏损能被未来的规模经济所弥补，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计较成本，就会被竞争者抢先；但垄断国企就不同了，它无须担心竞争者。

除了地区和时序差价，垄断者用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价格歧视手段还有许多，我能想到的那些可用来识别支付意愿和实施流通隔离的信号，几乎都被开发过了；比如许多垄断国企都有学生优惠价，须凭学生证才能享受，听上去很温馨，实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价格底线，如果放开竞争，市场均衡价很可能比学生价还低，90年代原垄断产业一个接一个开放时，已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

垄断油企精心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努力表明了，专营制度或许能实现“国计”，但显然无益于“民生”，政府果若体谅百姓高油价之苦，不如放开市场，容许竞争，甚或减免加诸燃油生产流通环节之上的各种税收，若非要保留专营制，便应规定一个显著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限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