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er @whigzhou 辉总对不同学科之间有时会互相鄙视的现象怎么看？你有瞧不太上的学科，或者说是对某学科有偏见吗？

@whigzhou: 我用“专业价值观”来解释这种现象，专业价值观是工具价值终极化的一种，它既让从业者降低对其专业工作的货币报酬的要求，也在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了价值隔阂，表现为相互鄙视

@whigzhou: 这方面我自己好像也未能免俗，不过我对学科一般没什么歧视，只对某些学科的从业者有所歧视。

@whigzhou: 比如历史专业者通常对阅读量、记忆力、语言文字能力、材料把握的全面精准等等赋予特殊价值地位，因而对戴蒙德之类跨界进入其领域的异类分子会特别鄙视，而实际上跨界者往往带来一些史学界几辈子也摸不着的洞见。

年轻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让我激动过一回，但读过之后留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直到后来Daniel J. Boorstin重新恢复了我对历史学的信心，然后是Fernand Braudel，还有黄宗智，历史学有他们才算上了正轨。

《枪炮》前两部分（即前十章）写的非常好，但从第三部分开始，就明显看得出作者的功力不足之处了，当然，此书主题之设定对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任何作者力有不逮都是可以体谅的，而Diamond宽广过人的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上显然暴露了缺口。

简单说，Diamond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导致如今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的、生态的、生计模式的、医学的，到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他那条长长的解释链条中，定居农业的出现显然是最关键的一个分岔点，对此，我完全赞同，估计多数人也都会赞同。

可是，在定居农业如何导致后续变化这一点上，Diamond却犯了错误，尤其令我不满的是，他错的很俗套；在他看来，定居农业导致的最大后果是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阶级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向现代国家的演变，而原因在于：定居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因而带来了食物的剩余，使得供养不从事（至少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和统治阶层成为可能。

专业化和组织进化的启动当然是关键所在，正是它们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而定居农业的出现也确实为它们创造了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定居农业是如何导致专业化的？是因为剩余吗？还是别的什么？

生产率提高带来剩余，听上去很有道理（马克思也提出过类似的解释：生产力提高->剩余->剥削成为可能），但在马尔萨斯主义看来，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剩余是非常状况，且与生产率无关，而在均衡点上永无剩余。

首先，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曾多次取得技术进步，火的控制/石器的发明/标枪和弓箭的发明/狗的驯化/语言，等等，并带来了相应的生产率飞跃，但并未导致专业化和阶级分化，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额外产出也总是被人口增长迅速耗尽。

其次，生产率不提高同样可以有让一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狩猎采集社会的劳动投入强度普遍低于农业社会，所以，假如1/10的人能成功的迫使其它9/10的人增加劳动强度并将部分产品分给他们，而自己闲着干别的，不是能与定居农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注意：因为总劳动投入并未增加，因而边际产出率不会下降，故总产出可保持不变）那为何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出现专业化和阶级分化？

可见，剩余假说无法成立，必须另找解释。

依我看，定居农业最关键之处是“定”，形成了无法移动但又很值钱的生产要素——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等，还有两个收获季节之间的粮食储备，这些无法移动的要素，对占有行为构成了激励；而同时，当时的技术条件也已令这种占有的收益/成本比变得合理。

理论上，狩猎采集社会也可以产生对占有的激励，比如你可以组织一个团伙，控制一大块地盘，向其中的狩猎采集者收取保护费，但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场合，这在成本上是不可行的，按历史经验，狩猎采集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只能供养一个人，假如你的团伙有10人，向100人收取保护费，就得控制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除非你有直升机、望远镜和步枪，否则不可能做到。

狩猎采集社会的关键特点是游动性，它让占有地盘收取保护费的商业模式不可行，所以，类似的，那些采用刀耕火种的游耕社会，尽管学会了农业，但游动性同样阻止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的出现。

不过，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确实可能存在例外，比如美国西北海岸的几个河口，以定期洄游鱼群为生的几个部落，尽管没有农业，但因为河口不可移动，也出现了专业化和阶级分化，并建立了狩猎采集社会所罕见的酋邦（chiefdom）。

其实在动物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非洲狮，雄狮几乎不事生产，靠它所控制的母狮群供养，这也是因为狮子群是群居且地盘性动物，一头雄狮在技术上能够控制七八头一群的母狮，而收取保护费够养活他；虽未探究过，但我猜雄性大猩猩（gorilla）大概也有条件采用此种商业模式。

话说回来，我的“占有激励”假说，尽管与Diamond的剩余假说大相径庭，但两者却在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我们都认为专业化不是从社会成员分散的个人选择中随机出现的，而是从权力中诞生的，即，先有权力，后有专业化，差别在于，Diamond认为剩余供养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而我认为无法移动的生产要素激励了权力，然后当权者推动了专业化。

历史证据表明，早期的专业化都是围绕当权者进行的，而不是经济学家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基于比较优势而各自选择的结果，即，最初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要么是当权者自己，要么是他们的雇员/门客/奴仆；我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为何非要如此，但普遍的情况貌似就是这样。

占有激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催生了财产权这一历史地位堪比语言和文字的重大文化元素，财产权内化了投资收益，因而激励人们不断投资和积累资本，而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存量的存在也激励了暴力抢夺，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定居农业社会成为其非定居邻居们周期性掠夺的对象，定居社会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战争、动荡和社会兴衰。

这把双刃剑实际上也预示了人类历史的下一次大分岔：是否发展出法治和宪政，从而控制它坏的一面，决定了那次分岔后的走向。

近日盛传碧桂园主席杨国强即将成功收购邵氏兄弟及其所持有的香港TVB电视台26%股权，此前，招商银行也高价竞得永隆银行，这两桩并购案，连同近年来多桩围绕香港老牌家族企业的资产变动，引起了人们对香港富豪及其家族的交接班问题的密切关注。

香港的大批家族企业涌现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前夕，四十多年后，当初的创业者如今多已年逾古稀。据《福布斯》统计，香港最富有的10个家族中有一半当家人都超过了70岁，而在上述两例中，邵逸夫三个月后将满101岁，伍氏兄弟则分别于2005年和今年以104和101的高龄去世。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确实，在古代即便最成功的企业也很少能将其繁荣维持好几代，兄弟阋墙，遗产纠纷，子孙不肖，旨趣转移，政治变故，种种随机因素都可能让一个家族企业分崩离析甚至毁于一旦。值得庆幸的是，拜日益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之赐，今天的家族企业有机会免于昔日的宿命。

创业者的子孙往往养尊处优、不知艰辛，在古代，即使他们不擅长或没有兴趣，也不得不经营家族企业，当长子不堪重任时，家长常会从幼子、女儿、赘婿甚至养子中选择合适的继承者，而这往往造成兄弟阋墙和遗产纠纷。现代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成员可以淡出日常经营而仅保留控股权和股权收益。

在古代，人们通过长子继承制来维持家族企业的完整和连续，一旦这一制度缺失（实际上长子继承制的施行范围十分有限），家族企业便会随兄弟分家而逐渐瓦解。而现代有限公司制和股份制让家产可以在家族成员间任意分割而同时保持企业的完整和连续性。

在古代，家族成员失去企业便意味着失去财富，而拥有财富也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打理这些财富，但是，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让家族继承者可以方便的退出企业而同时保有其财富，同时，发达的私人银行、个人信托和个人理财等金融服务，让那些不善经营或对生意和理财没有兴趣的富家子弟不必为打理其所继承的巨额财产而整日操心。

正是市场制度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演进造就了现代企业，使企业的生存发展不再受累于家族的悲欢离合、勾心斗角和兴衰变故。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只有在经历了至少两次平稳的权力交接之后，才能判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已经成熟了。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如今，占据香港经济大半江山的家族企业们，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跨越的紧要关头，香港深厚的市场传统将帮助他们完成这一跨越，而香港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将在此过程中进一步走向成熟。

对于家族企业的现代化转型所涉及的上述四个领域来说，正在经历的转型浪潮将是一次重大的机遇。职业经理人、行业内的潜在并购者、投资银行和上市中介、私人银行家和信托机构，在未来十年内将从这一过程中发现大量机会，如果他们能及早认识到这一局势，分析和跟踪各家族企业的未来前景和意图，找出自己的机会和优势所在，他们便不至因对事态懵然不觉而错失良机。

内地的经济起飞比香港晚了二十多年，因而内地家族企业们在未来也将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不过家族企业不必都等到创业者年逾古稀之后才开始转型，实际上，在依靠家族凝聚力和关系网度过艰辛的创业阶段而进入成熟期之后，去家族化和现代化转型开始的越早越好。在这方面，香港企业已经和即将取得的经验值得他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