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环球企业家》发表了三一重工决定迁离湖南的重磅新闻，这篇长篇报道中，三一领导层大吐苦水，揭出了大量令人乍舌的内幕，也让我们局外人终于理解了梁稳根之前“甘愿将企业献给国家”的宣示的真正含义；尽管报道因未能采访到另一方当事人而囿于一面之词，不可尽信，但它已足以让我们窥见三一身处其中的那个险恶境地的大致面貌。

这也是国内私人企业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为了能够在这个市场制度远未完善，多数关键资源还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生死存亡仍严重依赖于其与权力的关系的制度背景下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私人企业不得不与政府和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寻求其庇护和支持，但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巨大的风险，像一个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定时地雷，可以让你一夜之间陷入绝境。

特别是重型机械行业，由于很大一块市场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上，而这些项目多半由政府包揽，即便由私人公司承建和运营，政府作为甲方也对招标、分包和选型等环节拥有干预权，因而这些行业的私企无时无刻不处于权力的阴影之下；三一高层在接受采访时，对其早先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从中所获得的照顾和扶持也是如数家珍，多年来，梁稳根在参与政治活动、与党靠拢方面也表现的非常积极。

所以，尽管三一今天的困境值得同情，但实际上他也是造就这个困境的制度环境的巨大受益者，而那些更独立、更相信市场法则、更不屑与权力周旋的私企，连进入这个舞台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正是因为像三一这样的企业对权力法则的领会、迎合、适应、利用和开发，才让这一法则更为牢固不破，让制度环境更难以向市场法则主导的方向发展，他们参与建造了一个体系，并最终成为受害者。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打破一个长期以来广泛流传的幻想，以为私人企业是天然的亲市场的，企业家怎么会不支持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舞台的制度基础呢？可实际上，市场制度只是企业成就的大背景和远因，具体的成功还依赖于许多近因，很少有企业家会在制度层面上理解其获得的机会和成就，而要将这种认识转变为对市场制度的真正支持，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历史学家发现，在上世纪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中，最积极的煽动民粹主义、号召把美国资本家赶出去的主力军，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与美国商人构成竞争关系的本国商人和企业家，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满以为赶走美国佬再树起关税壁垒，市场就是他们的了，殊不料把民粹政府捧上台，意味着整个市场基础会被摧毁，当然也有少数钻营成功者傍上了权力大款而发达了，但这种发达既不道德也不安全。

在过去十几年的高增长期中，由于市场容量在不断扩大，权力依附关系中所潜伏的危险多半没有爆发出来，给各方造成了一种暂时的和谐欣快感，但如今宏观局势正在逆转，而产能则在经历多年持续扩张之后已呈饱和，特别是数十万亿财政刺激所造就的基础建设泡沫消退之后，围绕权力关系网而展开的切分蛋糕之争将日益惨烈，争宠失败者将横尸疆场，如此前景自然会让原先同门兄弟间的嫡庶之争变得白热化，比起铁本、日照钢铁、顾雏军和众多小煤矿主来，三一已经算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