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小社会的人总是对新来者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小孩会躲到大人身后，直到从大人的态度中重新获得安全感，新人到来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整个村庄，人们贴在门缝上扒在窗户上，急切捕捉任何有助于弄清其底细的线索，热烈讨论每个细节，主人也会觉得有义务向邻居们说明客人的背景，人们如此积极的获取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就是为了将他做出适当的归类，以便采用适当的策略处理与他的关系（戒备，攻击，示好，漠视）。

可是在更大的社会中，这套方法就不怎么管用了，你没工夫弄清那么多人的背景，就算弄清了也记不住，于是我们转而采用贴标签归大类的省力办法，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同类，即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语言、背景知识、信仰、历史记忆、亲属系统，遵循着同样的习俗、交往礼仪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人类。

当我们将一个人认定为文化同类，那么即便与他未曾谋面，也可相信能够从他的举止中推断其动机和信念，通过交谈了解其意图和需要，即便有分歧冲突也有协商的可能，总之，他们是可以沟通的，可以被我们的理由与愿景打动的，有道理可讲的，可以理喻的。

和蛇探测器一样，我们头脑中也有一个文化同类探测器；当小型社会向部落、酋邦和早期国家发展时，各种身份符号被创造出来，以方便人们将共同体伙伴识别为同类，随着共同体扩大，被归为同类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人们能够感知的整个世界，而异类只存在于遥远的边疆，或那些被征服而未被同化的少数族群之中，多数时候，他们只是一面可以从中照出文化自我的镜子，而不再是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威胁。

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时间上可粗略对应于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Axial Age）——，人类道德心理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一种新的道德情感首先在流动的精英阶层中浮现，随后又因他们的影响力而主导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

这些精英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未能继承家业或权力的王族或贵族子弟，虽然他们在族内的地位有所跌落，但仍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并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因为贵族的通婚和社交圈子都比平民更广泛更有价值），家族的财富和社会资本让他们得以自如的游走于各城邦或小国之间，或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大小君主，或自立门户，招纳门徒，行侠仗义，传道授业，著书立说。

他们于是面临一个问题：在脱离了原有的家族和地方社区之后，如何为自己建立声望，以获得合作伙伴（特别是他们所服务的君主）的尊敬与信任？在以往的低流动社会，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成员身份自动保证的：因为我成长并生活于这样的群体中，必定会被教会遵循这些规范，任何偏离都会立即遭受其他成员的惩罚或孤立，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那么做，是因为我从未被允许那么做，我对这些禁忌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根本不会那么做，这跟我个人的品性关系不大。

对于游走四方的精英士子和工商业者，这些因素（群体所强加的义务和禁忌，对神灵的畏惧，从小沉浸在特定文化中所养成的习惯）仍然起作用，但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为他们各自出身群体的不同习俗和信仰，各自畏惧的不同神灵，对个体行为究竟有多大约束力，在他人眼里都是可疑的，更可疑的是，在脱离原有群体之后，这些约束是否还会延续？那些据说如此偏爱和眷顾特定群体的神灵，其法力真的会超出信奉它的地方吗？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无关特定文化的理由来博取他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们找到的是普遍人性与个人品德，逻辑是这样的：无论来自何方，我们都有着相似的情感，都能理解同情他人的欲望和痛苦，所以只要一个人心地善良，通情达理，便可按一些极为简单、并且从人类同情心可自然引出的原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指导自己该如何行事，才不会伤害到他人。

于是问题转向：如何让人相信你果真拥有这样的品德？为此，人们创造出了各种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系统，向饥民施粥，为乞丐洗脚，替病人吸脓血，以展示自己的同情心，戒断肉食，禁欲独身，衣衫褴褛甚至裸身跣足，以展示自己克制贪欲（这被认为是众多恶行的根源）的能力，主动置身险境，承受痛苦，残毁肢体，以展示自己的坚忍和毅力：我连这样的痛苦都能忍受，还有什么原则不能坚持？什么誓言不能遵守？什么使命会被我辱没？

展示信号的成本必须足够高才显得可信，和动物的禀赋展示信号（比如羚羊通过炫耀性跳跃告诉捕食者：看，我身手这么敏捷，劝你还是去追别人吧）一样，美德展示也会引发军备竞赛，竞相攀比令其变得越来越极端，当然，绝大部分人无法负担那些极端的形式，但他们可以将其作为代理展示手段，通过赞美、追随、资助、膜拜践行这些极端方式的僧侣和圣徒，可以在众人心目中营造一种自己和他们共享着同样价值与美德的印象。

美德展示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或夸大的，但无论它是否真实，都会推动舆论氛围的转变，被颂扬的美德成为新的评价标准，通过社会压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最终将其确立为社会规范。

从习惯性的循规蹈矩到自觉的善行义举，从群体强加的义务到个人的品德展示，从基于恐惧的顺服到主动的原则坚守，从功利性的泛灵信仰到非功利性的道德神崇拜，从不同文化孕育的多样习俗到基于一般原则的普遍伦理，从亲疏有别的部落主义到一视同仁的一般正义感，这一系列转变导致了人类道德体系的升级，变得更为普世化，这一体系（连同国家所维持的法律秩序）让文化各异的地方社区得以结成大型共同体。

普世化转变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从各大文明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希腊哲学的兴起于学者在各城邦间的流动，儒家学说形成的时间也与士人阶层开始周游列国相契合，基督教向普世宗教的转变正是基于散布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社区摆脱旧习俗的需要，这些犹太人都聚居于高流动性的大城市，并以流动性职业为生，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普世主义的再度兴起，与商业繁荣、城市扩张、印刷术，以及知识精英经由旅行、沙龙和通信所结成的交流网络（所谓Republic of Letters）脱不了关系，当今西方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较量中，前者在大都市赢得了最多的支持者。

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例证，是文明地区残酷行为的普遍减少和慈善活动的普遍增加，早期国家极为盛行的人牲献祭和人殉，到古典时代已基本废止，肉刑也逐渐减少直至销声匿迹，各大宗教都倡导慈善义举，无论是否真心诚意，统治者们也都努力将自己装扮成普世道德的守护者，早期宗教中那些暴戾乖张的神灵逐渐被改造得面目和善。

然而，尽管有这些好处，普世主义往往会走过头，裹进一些不切实际乃至有害的想法；诚然，人类有着许多共同天性，这些共性让有着不同族群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可能在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上达成一致，进而基于这些原则发展出让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伦理与法律体系，或者将既已存在的体系变得相互兼容，假如普世主义的含义到此为止，那是可以成立的，并且恰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

但事实上它已被赋予了更多内涵，首先是性善论：人类天性是善良的，一些社会之所以陷于罪恶与黑暗之中，只是因为良心被无知所蒙蔽，所以，只要多一些教育，长一些见识，多一些理性与科学，去除一些蒙昧，让人类天性充分发展，那么个体良心就会自动汇集成公共之善，实现普遍正义。

其次是自然权利论：一些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与法律规则（包括上述自然权利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这两者都不是任何人类制度所创造的，而是依自然与人类的本性而自动确立，有些地方权利遭受践踏，道德原则被破坏，只是因为世间（不知何故）还有一些坏蛋恶棍、暴君、邪恶势力，以及善良人的无知与软弱，所以，只要除掉一些恶人，推翻几个暴君，增加一些理性，权利便可得到保护，正义即可得以伸张。

从以上两点，又顺理成章的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体人类，无论源自哪个种族或民族，有着何种文化背景，身处何种社会，都拥有同样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样的天赋权利，认可并乐意遵守同样的基本规则，赞赏同样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要给他们机会（这通常意味着只须解除殖民者或专制暴君的压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些权利与规则。

这进而意味着，保护自然权利与普世规则的宪政与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们在一些国家首先建立，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处，只不过各民族在走向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后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大可听任其人口之种族与文化构成被任意替换，而不必担心现有制度会因此而被侵蚀垮塌。

这一切听上去很美好，却是完全错误的；孤立的看，人人都爱权利与自由，列出一份权利清单去问他们喜不喜欢，或许会听到异口同声一片亚克西，但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人类相互杀戮了几十万年之后，说他们突然变得如此善良，以至出于本性（而非制度约束）就愿意尊重他人权利了，这断难让人相信。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由一整套制度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如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有能力抵御外敌，维持和平，执行法律的国家，同时又将其随时可能伸进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并确保其巨大权力不落入独夫或帮派之手？

国家起源之后的数千年中，这问题始终未被解决，直到宪政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得以建立；近代以来，钦羡或震惊于英美的成就，各国群起效仿，但在英语国家之外，复制成功者只是少数，有些仿制品在现实中达到了近似的效果，但并未证明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们始终寄生于先由英国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旦这一秩序瓦解，其宪政能否延续，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维持宪政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达成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二是因为制衡结构必须长期存在才能成为各方的可靠预期，才能制度化为宪政，才能培养出温和保守、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以及珍视并积极捍卫这些传统的舆论氛围和公民美德——特别是在社会精英中间。

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宪政与法治之土壤的美德，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觉上相互冲突；劫富济贫的佐罗，支持穷人赖账的法官，绕过司法程序惩治贪官的明君，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广受赞誉，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务破坏其自治权，动用强权的废除鄙俗陋习，不顾议事程序雷厉风行的推进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也同样备受称颂。

同情弱者，温和谦让，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痛恨贪腐，这些能直接带来可欲结果的一阶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赞赏的，因而不难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推动和维护宪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阶美德，它们首先为良好的制度创造条件，然后由这些制度产生可欲结果，这一间接迂回的关系不容易凭常识得到理解或为直觉所接受，只有长期沉浸于孕育它们的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才能加以赞赏和珍视，并内化为信仰和价值观。

就算能帮穷人摆脱困苦，也不能支持他赖账，就算法官做出了被众人视为不公的裁决，也要支持司法独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无能，也要支持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着错误荒唐庸俗乏味的无稽之谈，也要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就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未经州长请求也不能把军队开进灾区，就算你相信强迫制药厂低价卖药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对政府剥夺私人财产权，就算你认为阿米绪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持宗教自由，也要反对政府将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夺走……

正因为需要这些远非普世的特殊美德，宪政体制并不是文化中性的，许多守护着美国人自由的美德——比如对持枪权的热爱与执着——，在美国以外很少得到同情，世人对宪政这棵果树结出的果实大流口水（在这一点上，普世主义确实没错），却常常对果树之根和它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无知甚或嗤之以鼻，这样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自己也同样能把果树种活养好。

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让许多人产生了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感觉，可不是嘛，跨越数万公里的远洋运输成本甚至已低于数十公里的陆地运送，高速互联网完全消除了通信的距离差异，来自千百个民族的数十亿人，有史以来首次真切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全球社会中的感觉，呼吸着同一片自由空气，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谁会不喜欢？谁又肯放弃这样的美好？

也许不会放弃，但可能会丢失，与澳洲大陆隔绝之后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渐丢失了几乎所有工具制作技能，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放弃的，他们只是不具备保有这些文化元素的条件，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真心诚意的努力维护也未必成功，高举《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政府很快变成了一部恐怖专政机器，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与权利的热情、真诚，其个人品格的廉正无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罗伯斯庇尔在年轻时还为坚守反对死刑原则而辞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职务，可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实现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发展成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杀，短短一年内将四万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当今全球市场的运行，端赖于美国霸权所保障的世界和平秩序，只有宪政国家才会将霸权用于支持市场秩序，而非用于掠夺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无视或遗忘这一基础的存在，因为掠夺征服是看得见的，对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支持则不容易看见，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见，或许只有当这一支持被撤回时，人们才会在一片惊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静静躺在大洋深处的海底光缆，只有当它断掉时才会引起世人注意。

1，书的三部分结构很有意思，它让我推测你写作的过程和思考的过程可能是相反的：你是身在一个秩序解耦的大型社会，再去反推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脚手架是怎么拆除的，是不是？

答：实际上，我所经历的顺序是3-1-2，首先，对现代大型社会和市场体系，我自然有着直接而真切的认识，早些年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写作时，也曾着力写过许多市场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然后，当我读到邓巴的理论时，被他的深刻见解所打动，意识到这是观察早期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也和我的已有知识相容，接着，一个困惑就很自然的冒了出来：如何看待现代大社会与传统小社会的强烈反差？这促使我去关注那些曾被我熟视无睹、却默默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元素，最终，循着这条线索，我发现我对文化与社会的许多认识被串了起来，结果便是这本书。

2，三部分的关系：第一部分是战争史，是暴力建立秩序的过程；第二部分是“软实力”，是暴力之外的共同体的构成因素；第三部分是第一二部分的反过程，就像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样，是不是这样？

答：我选择略过这个问题。

3，书的三部分可以看到你的知识谱系，第三部分让人想起你做过程序员，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大概大学时代对西方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有特别的兴趣；第一部分让人觉得你大概对人类学特别感兴趣；第二部分兼有人类学和世界史的背景。这些专业知识跟你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关联？

答：历史和人类学是我的长期兴趣，这是两个有很多素材和故事却没多少理论的学科，对历史的兴趣在小孩子当中大概是很普遍的，但传统或主流的历史著作有个问题，就是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浮于表面的政治史，很少能告诉你古人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生活在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这就很难满足我的好奇心，年鉴学派也只是稍稍好一点，这方面的不满让我在成年后逐渐更偏爱人类学，其中理由依我看是很明显的。

至于理论方面，我受益最多的是经济学、博弈论和进化论，其中前两者和我的大学教育有关，我的专业虽然是信息系统，但也包含了许多经济学课程，进化理论则主要是靠自己的阅读。

4，你是怎么从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知道分子，现在又变成一个哲学家的？

答：我始终有一种抵抗专业化的倾向，并不是说专业化有什么不好，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当然，这也是一种托辞，用来为自己未能混进专业学术圈作辩解。可是现在，要靠写作谋生就得有个头衔，免得在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张口结舌，又因为我没有专业，就只好为自己挑了哲学家这顶帽子，因为依我看，哲学不是专业，而是一种态度。

5，好奇心从哪里来，你的大学生活，比如说水木清华bbs对你好奇心的养成有哪些帮助？课堂和图书馆呢？以前你在bbs上经常混哪个版？

答：我是1993年毕业的，那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水木清华也是两年后才建立，我没混过。说实话，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质量很烂，除了经济学和产业史方面的一些课程引发了我的持久兴趣之外，在社会科学方面，我长期处于无头苍蝇的状态，没有多少有益的启发和点拨，清华图书馆虽然不小，但在缺乏数字化检索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利用的，况且你根本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完全是瞎蒙瞎撞，回顾起来，我的大学生涯绝大部分是虚度的。

这一状况直到互联网可用之后才开始改变，转折点大概在98年左右，那时我已毕业多年，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电子书，然后又有了亚马逊和当当，我的系统化阅读从那时才开始。

我接触BBS也是在那时，或者稍晚，混得最多的是万科周刊论坛。

6，在1990年代，经管是大学“最好”的专业之一，你是怎么从经管专业出来去做程序员的？当然程序员也是那时候最好的工种。

答：当时的清华基本上是个纯工科学校，经管学院的前身是应用数学系，我的专业是信息系统，所以除了一些经济和产业类课程之外，我受的是标准的工科训练，程序员是我们专业的典型职业方向之一，一点不算出格，呵呵。

当然，我的个人兴趣始终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因为前面说到的无头苍蝇状态，我觉得在学院里寻求发展我的这项兴趣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我想补充一句：科学与工程方面的训练和职业经历，对我此后的思考与写作确实很有帮助，这是我从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受益。

7，那天沙龙你说你不像哲学家那样，有个终极问题然后去求解。我觉得你思考的也许不是终极问题，但是是基本问题，比如这本群居的艺术其实就是在思考人类大型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你是何时开始思考这种基本问题的？最初写的文章发在哪里？在给《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还是《经济观察报》写东西之前，你在哪里写东西？你和黄章晋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是关心，在你开始你的类哲学思考的时候，在线上或线下有没有一个“知识共同体”，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评议彼此的想法）？

答：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或者叫宏大问题，从来不是我的思考起点，我的思考通常都是零敲碎打的，这一点你从我的博客和之前的两本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在事后作阶段性回顾时，幸运的话，一个轮廓就会顺着某条线索、某个视角浮现出来，这个轮廓可能会显得比较宏大，结果就会导致一些听上去有点吓人的书名，但书名主要是用来唬人的，呵呵。

我2008年到2012年之间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评论，开始了职业写作，在此之前，我只是偶尔写写文章，主要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另外给《万科周刊》投过几篇稿。

我在网上的互动早先主要发生在万科周刊论坛，后来有一年多是牛博网，再后来是自己的博客，然后是微博。在万科论坛的几年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黄章晋老师，他们都很有见识，也经常讨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不过，那算不上知识共同体，因为大家的兴趣其实非常不同，虽然热门话题会引来不少议论，但很少能深入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每次有饭局，聊天的焦点很快就会自动滑向那少数几个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的老话题上，这是观察交流质量的一个很好指标，说实话，回顾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互动，无论在哪个圈子或平台，无论线上线下，都是乏善可陈的。

当然，话说回来，能认识一些朋友，这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8，为什么人类学成为你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一定要把思考的上限推到那么久以前吗？在书中你援引的人类学成果都是西方的，这固然是因为人类学本来就是西方的学科，但人类学的西方视角会不会形成你思考问题时候的局限呢？比如书中说名字的出现在西方是很晚近的事情，可是据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中国在西周、乃至商代就有了姓、氏（不是一个概念），名字，后代文人还有号和字，中国人的名字在共同体中的作用显然已经不再简单是为称呼和收税的方便。

答：对于想多了解点人类社会的人，人类学是绕不开的，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和政治学，可能有漂亮的理论，简洁的模型，但有关真实社会的素材却很少，这些理论和模型可以成为方便的推演起点，但是假如你不掌握大量素材，很可能会有意无意的把它们当成真实社会的进化起点，误以为某种『自然状态』果真普遍存在，社会契约的订立果真是重大历史转折点，那就太幼稚了，在我看来，大量阅读人类学材料是预防此类幼稚病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一种素材只要扎实可靠，我并不介意它来自哪个学科哪个学术传统，我个人对任何学科都没有情感包袱，这可能也是我们民科的一大优势吧，所以最大的局限倒是我自己的阅读视野，我相信这个局限肯定很严重，不需要具体的例证。

9，1972年作家柳青问他的女儿：“如果说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一直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局面，中国现在会不会成为像欧洲一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战国变成秦国是小型社会变成大型社会的例子吗？上古时代，今天是中国的地方也是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为什么大一统对这个地方的人有那么强的内驱力？就算分裂时代每一个稍有实力的小国做的也还是大一统的梦。

答：假如春秋的封建系统能延续下去（它在战国已经差不多瓦解了），文化无疑会更繁荣，经济或许也会更发达，但即便如此，恐怕也很难指望从中发展出我们在西北欧所见到的宪政、法治，乃至整套市场制度，并由此引发工业革命，封建是宪政的良好土壤，但仅有土壤不够，还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有不少偶然性和运气成分，另外，周式封建和日耳曼封建虽然都被归为封建体系，但差异非常大，特别是在军事组织和财政安排上，这个话题太大，很难在此细讲。

10，西周的分封体系为什么玩不转的？按照你在书中的理论，分封亲友，让每个层级的核心人数都在邓巴数以内，这不应该是一个很稳固的体系吗？

答：应该说是玩转了，转了好几百年，一个转了好几百年的系统，总不能说它是完全无效或失败的，对吧。

当然，最终它还是崩溃了，而且是不可逆的崩溃了。要我说，原因有两个，首先，周式封建缺乏一种成熟的、常规化的机制来维持其成员实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一致行动能力，以便共同对抗外敌和压服内部的秩序破坏者，所谓霸主和会盟都是非常松散和随意的，没有制度化，其次，华夏共同体与北方蛮族之间有着一条漫长而缺乏屏障的边疆，结果是，要么共同体很容易被外力摧毁，要么某些边缘诸侯会在与蛮族的长期对抗中脱颖而出成为压倒性强权，从而打破内部均衡。

11，秦的迅速解体，秦汉之间各路反叛者重以战国时代各国国号为号召，乃至汉重新拾起分封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郡县制这种社会架构方式消化不良吗？

答：秦的成功得益于它利用土地权利和军功晋升这两种强大激励工具而赢得了对平民的大规模动员能力，然而，作为帝国开创者，它在走向极权主义方面野心过大，而同时却不具备像现代极权主义那么高超的社会控制技术，特别是它对士大夫阶层的疏远和排斥，让它丧失了一项重要的组织资源。

相比之下，汉帝国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维持了对平民的动员能力，一方面收编了士大夫，让他们服务于帝国权力，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并运营上层官僚机器，士大夫与权力的这一紧密结合，构成了此后大一统帝国的最重要支柱。

12，经历了大一统的汉代，合久必分的三国时代又说明了什么？人类是否有挣脱过于庞大的共同体本能？

答：创建和维持集权帝国都是非常艰难的任务，能维持几百年已经算很成功了，将其最终失败归于某种人类本能的看法，是我难以赞同的。

除了种种外力打击，帝国权力结构有着内在的腐蚀倾向，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可能是激励资源的耗尽，就是说，随着代际更替，所有可以用作激励诱饵来吸引社会精英效忠权力机器的资源最终都将分配消耗殆尽，因为分配出去的特权如果不能继承，激励效果就太弱，如果可以继承，就会永远被占住，定期清洗也只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清洗和对清洗的担忧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冲突，一不小心就崩盘了。

13，你似乎认为共同体越大越丰富越好？可是有很多小而美的共同体。

答：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多层次共同体，在最低层次上是众多紧密而同质化的小型共同体，相互间和平竞争，最高层次上则是一个类似北约的大型安全共同体，保障内部和平与安全，并维持最低限度的宪法原则和互通性，同时并不要求成员之间高度同质化（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制度上），也不对个人施加强义务。

像瑞士这样的小共同体确实很美好，但她们只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于强权对峙的夹缝之中，或者强权所维持的和平秩序之下，假如国际社会果真是个丛林社会，而大国又有现代级别的武力，瑞士是无法存活的，安全永远是头号问题。

更极端的例子是阿米绪社群，他们本身也足够美好，但你很难想象，像他们这样彻底放弃了自卫权的和平主义者，假如脱离了美国的宪法秩序，来到更险恶的环境中，比如非洲和拉美，如何可能生存下去？事实上我们在盎格鲁世界之外确实见不到这样的美好小共同体。

14，用《群居的艺术》里的思考方法，你怎么看欧盟的成功和不成功？

答：从消除市场壁垒，提升互通性，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这几点看，欧盟都是建立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成功典范，然而，在欧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和天真普世主义的传统，这些祸根正在不断腐蚀着欧盟的宪政、法治和市场制度，扼杀其创造活力，最终也会恶化其内部安全环境，而且这一趋势眼下还看不出有逆转的迹象，所以我对她的前景十分不乐观。

欧盟的例子或许会提醒世人：即便人类能够以完全和平自愿的方式建立起按以往标准衡量相当理想的大型共同体，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确保它会继续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个令人无奈的现实。

15，就你书里呈现的构成大型社会过程，中国似乎绝大部分路都走完了，只差最后临门一脚。而这一脚似乎也不知道往哪里踢，因为普世主义在你看来是虚妄的。

答：这个问题风险太大，我还是不说了。

16，为什么你说推动和维护宪政的是二阶美德？

答：大型社会对个人的美德提出了一些要求，才能确保其成员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合作与互惠关系，其中有些是一阶美德，意思是它们能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相对于对抗性或剥夺性行为），比如诚实无欺的美德，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具合作性，更多互惠和利他，更少欺诈、纠纷和冲突，还有一些是二阶美德，比如对独立司法裁判机构的尊重，对个人自卫权（包括持枪权）的执着，对私人财产权的珍爱，这些美德并不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有时甚至还会引出对抗性行为，然而它们却在维持宪政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宪政以及由宪政所支持的法治与市场体系，却可系统性的引出大量合作性行为，尽管这一因果关系不容易看清，却有着基础性地位。

17，青春的躁动这件事在什么样的群体里最具离心力？

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那些行动能力强又富有野心的年轻人留出足够的上升通道，同时也没有向外输出压力的释放口，那么青春躁动就会形成一股危险的力量。

如果年轻一代的人口大大高出上一代人口，或者经济繁荣度下降，问题就尤为严重，因为上升通道因萧条而变窄，同时却有更多人需要挤进去。

18，在群居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有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比如狂生隐士竹林七贤，今天日本的宅男、食草男、中国的空巢青年。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人类是高度社会性动物，强社会性首先让我们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小共同体，继而又经历漫长过程发展出大型社会，而维系大社会的众多组织和制度元素同样高度依赖于我们的强社会性，但另一方面，当社会扩展到一定程度，分工日益精细化，在一个松耦合的市场体系之中，人际关系也可以变得十分单纯和简洁，结果就为宅男宅女创造了许多生态位，在市场中，一个人只要有一项谋生技能，就能在无须和外界发生很多关系的情况下舒适的生活下去。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态位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虽然过去几百年中这个部分可能扩大了许多，但仍然只是一部分，重要的是，提供这些生态位的那整套市场制度，仍然要求人们积极参与并努力维护它，而这些维护工作需要人们结成各种社团和组织，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因而仍然离不开个人的社会性，简言之，市场为宅男宅女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机会，但只有一群宅男是建立不了市场的，也没有能力维护它。

常有人说，哲学家的工作是思考最基本的问题，或者（听上去更吓人的）所谓终极问题；那些基本问题当然是重要的，甚至重要到值得你花上一辈子去思考，但执着于基本问题的倾向有时也会将人引入歧途，它带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探索就是一个寻宝游戏，那把（或少数几把）可用来解开我们全部困惑的金钥匙，就藏在某个幽深角落里，一旦找到它们，以往困扰我们的种种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事实上，许多被哲学话题所吸引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以为自己能找到这把钥匙。

这一倾向也让人们热衷于作各种单链条的追问：人和动物究竟有何不同？人有语言，动物没有。为何人类会说话？人类大脑新皮层上有个语言区，那里运行着心智的语言模块。这个模块怎么来的？FOXP2，这个基因的新版本让那个脑区升级成了语言模块。Eureka！原来人之为人的奥秘就隐藏在FOXP2里！

人为何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的选择是不可预知的。为何不可预知？因为运行我们心智的神经系统，有着物理上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又是哪儿来的？来自神经工作中的量子效应。Duang！量子神经学挽救了我们的自由意志！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征服美洲？因为欧洲入侵者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哪儿来的？因为欧亚旧大陆文明远比美洲发达。那又是为什么？因为欧亚大陆的地区间多样性更高，交流互动更多，所以文化进化更快。为何欧亚文化更丰富多样？因为欧亚大陆是横的，有着辽阔而畅通的宜农宜牧温带区，而美洲大陆是竖的。Bingo！一个历史大难题就这么简洁漂亮的解决了！

这些单链条的追问和探索当然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至少让我们注意到了FOXP2在语言机能中扮演的角色，对神经过程的物理基础也有了更多了解，也提醒我们关注地理条件对文明发展的影响，然而对于最初的问题，它们并未构成有效的解答，因为现实世界并非像弹球游戏或多米诺骨牌那样，由一根根独立的线状因果链组成，而是一张张因果网络。

每当你沿着线状追问链条往前跨出一步，就抛掉了许多相关因素，而专注于你挑中的那个，这样的探索可能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局部认识，却不能产生一幅完整的图景，对改善探索者个人的已有图景也毫无助益，甚至更糟糕，过分高估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常常将一个人在现实事务上的判断力拉低到不可救药的水平，“有些话荒唐得只有哲学家才说得出来”——这绝不仅仅是句笑话。

专业研究可以成为学者据以安身立命的事业，它们本身也可能充满乐趣，但作为俗人的我们，若要从这些探索、洞见和知识中获益，借此更好的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则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完整图景之中，为此我们需要考虑：当我打算接纳一个听上去不错的见解——大至一套理论，小至一个概念或一个数字——时，那对我当前已持有的世界图景将意味着什么。

是稀松平常波澜不惊，还是会引发一场大地震？是照亮了一个此前朦胧晦暗的小角落，还是豁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是解除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还是动摇了你向来以为坚固牢靠的信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保持适度的警惕和敏锐，我们才可能在听取各种不断涌来的新观念时，对自己的世界图景作适当调整，或将其安放到适宜位置，而不是像观赏科幻电影时那样无动于衷，超然事外，或者更糟：在对如何建立新图景尚无头绪之际，过于急切的抛弃常识，拥抱革命。

描绘一幅世界图景，这听起来是件令人生畏的任务，然而在我看来，拒绝它并不是一种谦逊，而只是心智上的顽固或懒惰，因为我们既然能够作为一种波普式造物（Popperian Creatures）而存在并行动于这个世界之中，就必定已经各自拥有了一幅属于自己的图景——无论多么粗略、模糊和残缺——，只是通常人们都懒得加以审视和表述，或者不愿将其袒露在阳光下，接受理性的批判。

所以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在这一点上过于懒惰而已，当然，这也可以视为一个借口，用来回答对我写作方式的一种常见批评：你竟然可以毫无羞耻的跨越如此多学科，谈论如此庞杂广泛的话题，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你的专业，如果只是转述或科普也就算了，竟然还处处夹带自己的私货，却没有做过任何实证研究，请问这么厚的脸皮是怎么磨出来的？

自从为自己戴上“哲学家”这顶安全帽之后，我就有能力抵御这种抨击了：和俗人一样，哲学家历来享有无视专业边界和免于实证研究的特权，一个领域一旦专业化之后，便大可以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人人都有且必须有一个世界图景，哲学家只是在维护这一图景上特别勤快一点，时时审查和调整它，以便容纳和组织不断涌入的新经验，并且愿意多花些功夫将它描绘出来，与人分享。

在这么做时，我会尽可能多的参考相关专业的见解，但如果这些见解无法让我满意，或者它们处于我的阅读视野之外，我就会尝试用“估摸起来大概是那样”的私货将缺口补上，这是无奈之举，就好比一部古装片的导演，无论多么苛求历史真实性，也总不能因为对某个时代某类人物的典型服饰应是何种样子尚不存在专业见解，就让这个角色光着身子吧？

世界很大，可以从不同侧面去描绘它，而我选择将注意力放在人类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与社会上；这项工作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完成，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曾试图勾勒人性与文化的某些局部，在本书中，我将焦点集中在社会结构上，并努力阐明，在我心目中，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大型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是哪些元素在维系着它。

辉格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