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本文体现了我的马尔萨斯主义（加上“我的”二字是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在使用马尔萨斯主义一词时的含义都与我不同，而且是误导性的）与经济学主流传统所奉行的边沁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按二：很像听听laoyao对本文的意见，我写它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着他的积极心理学，呵呵。

收入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辉格
2010年6月12日

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山雨欲来之势，从参与其事的部门和机构中所传出的信息也显示，政府的某种矫正方案很可能在年内推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信息让我们判断，将有哪些手段会被用来矫正收入差距，因此对未来的方案也无从评估，不过，仅从把收入差距本身视为症结所在这一点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摸清脉象，更未摸到门道。

当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异常严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反映了其背后的诸多制度弊端和不公正；如果说这是一种危险，那也是导致它的那些因素所带来的危险，即便这些因素并未导致贫富差距，也同样危险，或者，其导致的差距被再分配政策强行扭转了，危险也会同样存在，相反，若这些因素被消除了，即便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也不会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威胁，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通常认为，通过赋予个人以满足各种需要所需的购买力，财富可以带给人适意、快乐和幸福，这是没错的，但是财富给人幸福的方式，是动态和相对的，即，满足感并非来自你拥有某种东西这一事实，而是来自你从不拥有到拥有这一变化，或你意识到身边其他人不拥有而你却拥有这一事实：一个刚刚做砸一笔生意的亿万富翁，未必会比一个刚刚挣到50块工钱的搬运工更快乐。

所以，我们无从知道，更高的财富水平，或者更小的贫富差距，是否会让一个社会更和谐；缩小贫富差距，或许减少了穷困者的痛苦和焦虑，但也降低了较富裕者的快乐和适意；我们只能知道，财富增长的过程可以带来更多快乐；而且，即便我们能够消除由差距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是否值得这么做呢？

如同快乐和满足感一样，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为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它确保了我们以生存和繁衍为目标的行为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焦虑机制被设计的很灵活，其阈值会随条件的改变而升降，要消除它们，需要抹除一切细微的差距和波动，到那时，或许每个人都会过的像唐氏综合征患者那样无欲无求、天真快乐了，但这果真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吗？那时候，支撑我们每日劳作、求知、逐利、争胜、探索、创造的动力还存在吗？整个文明还能维续吗？

作为个人，喜欢宁静淡泊，讨厌紧张、焦虑和富于挑战性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社会整体，任何人是否有权主张它该变得更紧张或者更宁静？谈论总体的幸福水平是无意义的，因为快乐属于个人，不可加总和平均；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焦虑会导致和平合法的努力和竞争，而何种焦虑将导致破坏性甚至反社会的行为？

显然，如果引起我焦虑的种种差距，多数是由个性、天赋、机遇、努力和声誉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将更可能激励我去挖掘天赋、培养能力、寻找机遇、努力工作和建立声誉，相反，如果我所目睹的种种差距，多半来自特权、舞弊、欺诈、暴力侵占、杀人越货、欺行霸市和政治谋略，那么，我当然更可能努力投身于此道；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个法治良好、权利有保障、机会开放的社会，贫富差距不会危及社会秩序；在个人消费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远不如基尼系数所显示的那么大，富人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投资和社会性消费（比如慈善和学术赞助）上，而这些活动多少都能惠及穷人；即便从福利均等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让更多的人来控制这笔投资，除非再分配的程度达到能削减资本家个人消费的程度；实际上，从诺贝尔、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到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只有很小部分变成了其个人和家族的消费。

相反，在一个缺乏法治、机会依赖于特权、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富人们要么及时行乐，在失去权势之前尽快享用财富，要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块资源，去保护财产免受侵夺，去谋求和维持其特权地位，去到种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合纵连横中争得有利位置，而从所有这些开销中，善良的穷人是分不到好处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直被我吹捧为头号经济学经典，而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在第十八章，是极少数我会反复阅读的bible级文献，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极少有人领会了该章的洞见，达尔文是这极少数之一。

人类困苦不堪地生活着，经常处于贫困状态，且几乎毫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人类生活的这样一幅图景，似乎会使人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与此同时，在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人类又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由此而使世界显得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是考验和磨练人的品格与意志的学校，以使人进入较高级的幸福状态。但我希望人们能谅解我，我要对人类在这世界上的处境提出一种与此有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更加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加与我们有关全能的、仁慈的、先知先觉的造物主的观念相一致。

如果我们对人的理解力抱适当的怀疑态度，并正当地感觉到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感激之情为照射进我们心灵的每一道光线而欢呼，而当没有光线时认为黑暗是来自我们心灵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对造物主的最高智慧谦卑地表示敬意，认为他的“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犹如天空高悬于大地之上”，那么我希望人们不要把这看作是对人的智力的无谓滥用，试图“证明上帝为人作出的安排是正当的”。

不过，在我们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发现尽善尽美的上帝”时，我们的推理应该是由自然推论至自然的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论至自然，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一旦我们不是尽力去说明事物现在的这种样子，而只是一味询问为什么某些事物不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的推理就会无所适从，陷入极其荒谬、极其幼稚可笑的境地，我们在了解神意方面的全部进展就会停止，甚至为此而作出的探究也不再是对人脑的有益训练。我们总是单纯而幼稚地想象造物主具有无穷大的力量。这一观念太大，太叫人无法理解了，每当思考它时，人的头脑便被弄得混乱不堪。由于带有这种观念，我们往往想象上帝能创造出无数生存物，其数目之多犹如整个无限的空间所能容纳的点，所有生存物都不会遭受痛苦的折磨，都很完美，都具有出众的美德与智慧，都能享受到最高级的快乐。但当我们的目光离开这种虚无缥缈的梦幻境界，转向我们唯一能看清上帝面目的大自然这本书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绵延不绝的有感觉的生物，它们显然产生于大量的物质微粒，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历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中许多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肯定会具有很高的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从而能处于某种较高级的状态。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根据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存在物纠正我们对万能的上帝所抱的看法吗？除了根据已被创造出来的天地万物之外，我们又能根据什么来品评造物主呢？倘若我们不想贬抑上帝的仁慈而吹捧上帝的力量，我们就应得出结论说，即使是伟大的造物主，尽管其力量无比巨大，也仍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是我们所认为的时间），才能创造出符合其崇高目标、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

如果认为人处于受磨难的境地，那似乎意味着，人在未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就已存在，而这是与婴儿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致的，同时又使人怀疑上帝是否有先见之明，而这是与我们有关上帝的观念相矛盾的。所以，正如我在前面一个注释中所暗示的，我宁愿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看作是上帝安排的一伟大过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人遭受磨难，而是为了创造和形成人的精神。若要唤醒死气沉沉、浑沌无序的物质，使其成为精神，若要使地上的尘埃升华为灵魂，若要使泥土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倘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可以把人在生活中得到各种印象和受到各种刺激看作是造物主的手通过一般法则在起作用，怠惰的存在物通过与上帝接触而被唤醒，具有活力，得以享受较高级的事物。人类所犯的原罪，就是混沌的物质的麻木与腐败，而人可以说正是从混沌的物质中诞生的。

考察精神究竟是与物质不同的实体，抑或仅仅是物质的较为精致的表现形态，是毫无用处的。这一问题最后很可能仅仅是名词之争。精神无论是由物质形成的还是由任何其他实体形成的，从本质上说仍是精神。我们根据经验知道，灵魂与肉体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它们是自从婴儿期起一同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认为，每个婴儿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过在人生的头２０年，身体的各个器官软弱无力、缺少感觉，精神未能起作用。人们都倾向于认为，上帝既是肉体的创造者又是精神的创造者，肉体和精神是同时形成，同时发展的，因而如果设想上帝在不断用物质创造精神，而人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各种印象便是创造精神的过程，如果这种设想是符合自然现象的，那也就不会与理性相悖，不会与天启相悖。从事这样的工作肯定是与造物主的最高属性相称的。

这样来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处境，完全是有理由的，因为根据我们对精神的性质的那少许了解，通过仔细考察会发现，我们周围的现象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似乎都是特意安排来达到那一伟大目标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甚至可以运用我们自身有限的理解力来解释生活中那许多艰难困苦与坎坷不平，爱怨天尤人的人正是为此而经常埋怨自然之神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觉醒，似乎产生于肉体方面的需要。正是肉体方面的需要，最先刺激了婴儿的大脑，使其进行有感觉的活动，而原初物质却具有非常大的惰性，以致如果不通过特定刺激方式产生出同样强有力的其他需要，那就似乎仍要有肉体需要的刺激来保持已唤起的活动不中断。如果不是饥饿和寒冷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会永远躺在树下打盹。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饿和寒冷之苦，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官能，使其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而如果不必为此作出努力，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懒散状态。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了解，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肉体需要，从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则我们与其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拥有闲暇时间而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还不如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缺少刺激而沦为野蛮人。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最敏捷。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人脑进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出于满足肉体的需要。肉体需要常为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使历史学家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为深刻。虽然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优秀人物，其大脑已在各种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即使不复存在肉体刺激，也不会重新陷于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肉体刺激，则会陷于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状态，未来改善的萌芽便会消灭殆尽。

根据我的记忆，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对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以致没有这种快乐而感到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以得到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而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来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的，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出努力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也许要比肉体或精神的任何其他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在人类尚未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和才智以前，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种子与产生于种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丁点物质，甚或无需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创造物使用。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项劳动，肯定不是帮助上帝来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先决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先决条件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为了经常不断地刺激人类，为了敦促人类精心耕种土地以促使上帝的神圣构想得以实现，上帝已下了这样的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产生了许多局部的恶，但稍稍思考一下，我们也许会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了恶。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而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类具有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一般法则。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或者相同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志（其实，我们在所见到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致使人类不能肯定其努力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那么人体各器官的功能也许很快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态，甚至连人类的肉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积极努力。正是由于自然法则保持不变，农民才勤奋劳作、深谋远虑，工匠才不知疲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熟练地搞研究，自然哲学家才仔细观察和耐心考察。人类运用智力所取得的所有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都仰赖于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

所以，就连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除非被需要所逼迫，人类总是惰性很大的，懒散的，厌恶劳动的（毫无疑问，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这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这轻的刺激是不会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物产丰富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脱离野蛮状态。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流血革命可以把本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荒无人烟。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妨碍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民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不相上下，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部的恶。除非人口原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触，而且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在人类的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劳的帮助下能在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烟稠密，它必然也会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碍达到上帝的一般目的。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上说是有利于精神的发展的。当然，太大的刺激或太小的刺激，太穷或太富，很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对智力的发展最为有利，但想要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的。地球上温带地区似乎最有利于人类发挥其精力与体力，但不可能整个地球都是温带。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照耀着地球，因而在物质法则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远覆盖着冰雪，另一些地方则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块平放的物质，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物质微粒都在中间。对于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树根和树枝对于人们所需要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栎树没有树根或树枝而生长，但是，如果他发明了一种栽种方法，能使树干长得较大，树根和树枝长得较小，那他尽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就没有什么不对。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能借以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制度。不过，正象栎树的情况那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必然会减少输往树干的树液，与此相同，在社会中，减少两极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减弱整个中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中产阶级智力最发达的原因所在。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得不到惩罚，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着眼于全人类，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也应该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无需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作这种努力大都是出于影响许多人的狭隘动机，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就人类现在的这种样子来说，闲暇很可能将给大多数人带来恶而不是善。人们常常发现，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能，但却不能认为弟弟一般说来天生就具有较高的才能。如果说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的话，那也只能是不同的处境所造成的差别。对于弟弟来说，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一般是绝对不可少的，而对于哥哥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生活上的困难有助于使人具有才能，这一点即使从日常经验上看也会使人深信不疑。男人必须为养家糊口而付出努力，由此而唤醒了他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否则这些机能会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发生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

马尔萨斯的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

1）对穷人的救济虽然能提高他们对必需品（主要指食物）的购买力，从而吸引更多资源进入食物生产，从而提高食物产量，但随着投入不断增加，相应的新增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就是马尔萨斯著名的边际产出递减律；对此，我的看法是，尽管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比如在创新扩展期，边际产出可以是递增的——，但在系统边界上，边际产出必定是递减的，实际上，任何稳定系统在边界上都有一个或多个类似于边际产出递减这样的负反馈机制，否则系统就是不稳定的，而对于人口系统，它的边界就是人口极限（或者叫马尔萨斯极限）。

2）只要存在人口极限，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生活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上——暂且称他们为赤贫阶层——，通过转移支付的救济，在长期不可能消除赤贫阶层，而只能将更大比例的人口拉入赤贫阶层。我同意这一观点。

我的更多关于马尔萨斯的观点，可参见<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一文。

（按：读罢此文，你很可能认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赞同者，正如你看到的，我几乎不赞同所有反对计划生育的言论，不，不是几乎，事实上，我认为我听到过的每一条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都是错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出了三条，而且第三条还没有展开说。然而，实际上，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 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练习或者演示如何将屁股和脑袋分开，这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很少人能做到，当一个问题被识别为屁股问题时——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通常如此——再灵光的脑袋也会被迅速塞进裤裆，这一点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鲜能免俗。 一个月前，我曾在《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中尝试挑逗那些无法区分屁股与脑袋的人，我先把屁股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上：主张对同性恋宽容，然后试着用脑袋指出一种可能性：对同性恋宽容或许会导致同性恋群体大幅减少甚至灭绝，如我所预料的，这一挑逗效果极佳，我立刻被当作主张灭绝同性恋的狂人而遭到激烈指责。 我得坦白，我无耻的享受这种效果，这让我有了一个观察人性和所谓理性的良好机会，今后若有机会我会经常尝试这种练习、演示，或者挑逗，好让我自己时时牢记：不要弄混了屁股和脑袋。） 人口争议的误区 辉格 2009年3月24日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 辉格 2007年10月15日 1. 马尔萨斯说了什么？ [[Malthus|马尔萨斯]]说：除非受到抑制，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么，什么东西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呢？马尔萨斯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生活资料，理由是：在边际上，劳动力的进一步投入将带来越来越少的产出增量。所以他又说：人口总是被抑制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水平之下。 当然，马尔萨斯也没有忽视战争、瘟疫、自然灾难等其他抑制因素，但他把这些因素视为偶发的，并且一定程度上是生活资料压力所带来的后果。 在马尔萨斯的模型中，主要变量是土地、劳动、人口、生活资料产出。随着人口增长，土地首先成为不变量，这意味着所有可用的土地都已被开垦；人口继续增长，起初，这可能带来某种规模效益因而增加边际产出（虽然马尔萨斯本人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修正，而这一修正可以回答迄今对马尔萨斯的大多数批评）；随后，当人口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劳动被投入固定量的土地，规模效益最终被耗尽，边际产出开始下降；最后，在均衡态，人口受到抑制而达到极限——马尔萨斯极限。 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推论是：除非均衡被某个偶然事件所打破——比如发现一块新大陆，重大技术创新，一次大规模战争或瘟疫刚刚消灭大量人口，等等——，人口总是处于当时的土地面积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马尔萨斯极限附近。而这又意味着：无论文明如何发展，技术如何进步，在均衡态上，人口最贫困部分的生活水平永远不会高于最低生存标准，任何试图改进底层人口生活水平的努力的唯一结果是将更多的人推向极限边缘，而这将逐步摧毁阶梯状结构的文明社会。——马尔萨斯以此作为反对济贫法的理由。 2. 以往的质疑 对于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图景，对于理解发展的动力和支撑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基础，马尔萨斯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迄今未被充分消化。《人口原理》从发表之初起就面临种种误解和质疑，在经济学界，马尔萨斯被视为斯密传统的对立面而遭受批判和摒弃，特别是在罗马俱乐部那份声名狼藉的报告之后，在某些国家推行的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外界所唾弃之后，马尔萨斯，连同他那曾给予达尔文伟大启示的思想，仿佛已被扫入垃圾堆。 然而，仔细检查你会发现，马尔萨斯理论和斯密传统并没有根本的冲突。首先，马尔萨斯并未否认分工可以带来效率，也没有说边际产出在一开始就下降，或者在投入产出曲线的任何部分都是下降的，他只是说，最终，当接近人口极限时，在边际上，追加劳动带来的产出增量将越来越少；其次，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和斯密的自由竞争殊途同归，都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提供了效果相似的动力学解释，斯密（和他的继承者）用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在竞争中达致均衡来描述经济系统，其中的动力源是欲望这一形而上学概念，而马尔萨斯把动力源落实到了具体的人口数量，用不断趋向于扩张的人口和有限生活资料在压力中达致极限来描述经济系统。 两种模型各有千秋，斯密模型通过价格机制和边际分析可以推导出完美的一般均衡，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微观原理，而马尔萨斯模型可以有效地描绘系统的边界和结构特征。 近代以来历次技术和产业革命浪潮，经济腾飞，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普通提高，让马尔萨斯理论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首先，城市生活、避孕技术和更长的教育年限，把生育率降到了接近甚至低于替代水平；其次，创新的速度之快似乎超越了马尔萨斯周期，使得每一波创新后的增长还没来得及走入边际产出下降阶段（或者用经济史学家的话，叫内卷化阶段），新一波创新浪潮又开始了，从而使系统长期远离马尔萨斯极限。这两种境况，在有文字记载以来，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所有这些，与其说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失败，毋宁是马尔萨斯当初应用其理论描绘世界时所基于的那些现实条件改变了。 或许，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条件下，对现实和未来作出新的评估，但是从世界范围看，条件并未完全改变，那些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同时也是拥有最多人口的地区，人口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中不小的部分甚至仍然处于马尔萨斯极限边缘。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同时，社会阶梯结构一定程度上也全球化了。 3. 真正的困难 但马尔萨斯模型的确存在致命的缺陷，虽然迄今为止的批评者们并未抓住这些缺陷。自《人口原理》发表以来经济史和人类学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给马尔萨斯理论造成了一些重大困难，我准备讨论其中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学家发现，许多部落种群生活在食物丰富的丛林或湖泊附近，人口却长期稳定在极低水平，很难相信他们的人口受到了基本生活资料的限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生活在一些北美大河流下游的印第安部落，当最初的欧洲移民遇见他们时，惊奇的发现那里的鳟鱼多得吃不完，随手一捞就可供数人饱餐一顿，根本不用费心练习捕鱼技术。诸如此类的发现对马尔萨斯理论是严重打击——在这些部落里，即使最贫困的人，看上去也并未被生活资料所迫。 第二，东西方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给每一位观察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东方，似乎永远和稠密的人口，过度开垦的土地，连年累月的饥荒，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联系在一起。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被这个巨大的差异所困扰，他们为此提出各种假说和理论，最终却发现难以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纳入同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和解释框架中。 看上去，东方的情形更契合马尔萨斯的模型，人口压力显而易见，但问题是，同样经历了长期农耕社会的西方，为什么是另一番景象？ 一种解释是东方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造就了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消除了中间贵族阶层，因而单位土地供养了更多人口，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下层人口，生活在马尔萨斯极限边缘。这一假说似乎能解释中国的情况，马尔萨斯本人似乎也如此认为，但它马上面临一个困难——印度。印度历史上很少有有效的中央政权，社会远非扁平化，相反，那里有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复杂更牢固的层次结构，但那里的人口和经济状况表现出同样典型的东方特征。 看来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为此，要么对马尔萨斯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要么抛弃它另谋他途。 4. 扩展的模型 回到马尔萨斯的核心论点，他认为，抑制人口的决定性因素是生活资料（马尔萨斯将此等同于食物）。但是，为什么？人类生存所需的条件有很多种，其中成为瓶颈的为什么一定是食物？而其他条件，比如生育能力、体质和健康、卫生条件、社会安全等等，一定不会比食物更匮乏以致成为瓶颈，至少不是长期决定性的瓶颈？好像没有特别的理由作如此判断，这看来更像是一种直觉。 受马尔萨斯启迪的达尔文，却并没有拘泥于马尔萨斯的这一判断，相对于生活资料限制，达尔文更多的关注生物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所造成的数量限制，包括食物和空间的争夺，捕食和被捕食，寄生和共生关系，交配机会的竞争，等等。这些关系既有物种内个体间的竞争，也有物种间个体的竞争。 首先，对于一个种群而言，其数量常常既被其捕食对象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限制，也被其捕食者的数量和捕食能力所限制，当然，它自身的捕食和防御能力也是决定性的。 其次，物种的生理构造，发育模式，婚配和生殖模式，甚至社会组织模式，也可能成为种群数量的限制因素。从进化史的时间跨度看，这些内在的限制必定被它们在其他方面带来的更多的增殖优势所补偿，否则物种将难逃灭绝的厄运。但是人类以千年计的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对于进化而言只是一瞬间，所以这些“短期”有效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简言之，种群数量，在长期，由其与食物（捕食对象或寄生宿主）和天敌（捕食者或寄生物）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共同决定。但是，捕食能力所决定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决定的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除非巧合，两者并不相等，因此，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受限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力量对比。当其中一个限制因素起作用时，另一个因素进入松弛状态，比如，当数量受限于天敌时，即使在边际上，食物也是充裕的，反之亦然。 在短期分析中，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一般化为如下形式：假设限制一个种群数量的所有可能因素为集合R，其中有n个元素，每个限制因素r对应一个极限数量q，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Q等于全部q的最小值，此时，q值等于Q的那些因素，叫做紧张因素，而其它则叫松弛因素。在进化史长期，集合R只有两个元素：捕食能力和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对马尔萨斯模型所做的修正和扩展，姑且成为扩展马尔萨斯模型。 你可能会说，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没有天敌，因而扩展模型等价于原有模型。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食物链没有顶端，因为所有的食物链都是封闭回路。无论大型猫科动物，老鹰，还是人类，都难逃寄生物和细菌的猎食，就在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正在与上百、成千、甚至数千亿的线虫、螨虱、原生物和病菌搏斗。这场搏斗从数十亿年前我们的单细胞祖先那时就开始了，迄今从未停歇过。 5. 饥饿与疾病 在近代卫生和医学技术革命之前，人均寿命始终低于40岁，妇女在性成熟之后，绝经或死亡之前，平均有20年多的生育期，每个孩子9个月的孕期加2、3年的哺乳期，扣除两次生育之间的随机间隔和流产，生育率大约在4到7之间，而孩子在性成熟之前的死亡率高于50％，照此推算，即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总和有效生育率（即存活至生育年龄的孩子数）也并不比替代水平高出很多（远低于马尔萨斯所认为的4），因此，在与寄生物和疾病的对抗中，人类的境况十分脆弱，稍有闪失或不测，人口便可能因此受到抑制。 如果上面的估算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猜测，或许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阶段中的某些社会，在与寄生物和疾病的对抗中，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其有效生育率在替代水平附近波动。果若如此，这些社会将表现出与马尔萨斯的预期迥然不同的特征，那里，即使最低阶层也有充裕的生活资料，因为疾病把人口抑制在远低于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姑且把这种社会叫做疾病型社会，而把马尔萨斯所描绘的那种叫做饥饿型社会。 这样的猜测或许显得太过大胆甚至轻浮，但却能逻辑一致的同时解决上面提到的两个困难：吃鳟鱼的印第安部落，可能是重度的疾病型社会（这里的轻重是指人口水平低于食物供养水平的程度），西欧，轻度疾病型社会，印度和中国，饥饿型社会。 上述猜测背后的含义是：在与疾病的对抗中，东方比西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要么是西方所面对的敌人更凶悍，要么是东方在身体免疫系统，或卫生措施，或医疗技术上发展出了更有效的对抗手段。 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古代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世界性流行病传播事件，都是从东方传向西方，并让后者遭受了灾难性后果，一次是14世纪由蒙古入侵者带给欧洲的鼠疫，一次是19世纪殖民者从印度带回欧洲的霍乱，但是，我没有发现重大的方向相反的传播事件（一个小小例外是欧洲人从美洲带回，又带给亚洲人的梅毒，但这种病对人口影响极小）。 如此几个孤例当然算不上是论证，但我们可以期待其他学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有用的证据。目前的考古学技术已经能对骨骼化石进行病理学分析，获得有关健康状况和死因的信息，卫生医学史特别是流行病史的研究也能提供辅助证据，当然，最直接而有力的证据将来自免疫系统和相关基因的比较研究。如果来自这些领域的证据能有力的支持上述猜想，那将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观感。 6. 多彩的瓶腹 在短期（比如几百或几千年），对人口的抑制因素更多，如气候恶化，频繁的战乱，程序化的杀戮制度（如阿兹特克帝国），等等。当其中一个或几个变成紧张因素的同时，可能有更多的因素成为松弛因素。当任何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紧张因素时，生活资料将变得相对丰裕。 生存压力在某些方面的松弛对于行为和文化重大意义，我在另一篇文章《人性：策略的遗骸》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某方面的选择压力减弱时，原先设计用来对付这些压力的那些策略性行为模式，便可能脱离其原先所服务的生存和繁衍总目标，自我膨胀，游离为一些独立的行为模式，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偏好。 人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间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表现的纷繁多样，五彩斑斓。 一方面，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结构或阶层差异，那些处于上层结构的富人或权贵，在获取和保持其地位上面临巨大压力，但在生活资料上，则十分丰裕，这种松弛使行为和文化多样化成为可能；在扩展马尔萨斯模型（如果它是对的）下，如果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瓶颈，那么，在其余松弛部分，我们就有望看到类似的松弛所带来的多样性——一个多彩的瓶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