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2022-06-26】
@whigzhou: 昨天我贴了《上帝的新牧场》第三章，其中有个难点，就是我的马尔萨斯弹簧理论，我用第一节又把它重新解释了一遍，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遍了，但我估计，多数读者还是无法理解，这很正常，因为依我的阅读经历，这可能是整个经济史领域中最困难的一个理论点，我还从来没见过经济史家中有人真正弄懂过这一道理，
@whigzhou: 又想了想，可能这么表达更容易简洁易懂：剩余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占有出来的，当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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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马尔萨斯〉标签的文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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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6】
@whigzhou: 昨天我贴了《上帝的新牧场》第三章，其中有个难点，就是我的马尔萨斯弹簧理论，我用第一节又把它重新解释了一遍，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遍了，但我估计，多数读者还是无法理解，这很正常，因为依我的阅读经历，这可能是整个经济史领域中最困难的一个理论点，我还从来没见过经济史家中有人真正弄懂过这一道理，
@whigzhou: 又想了想，可能这么表达更容易简洁易懂：剩余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占有出来的，当一些资源被占有并用于生存资料生产以外的用途（因而不会带来额外人口）时，它们便成了剩余。
@whigzhou: 因为不是生产出来的，所以考虑剩余为何出现时，不能从生产技术着手，而要从占有/控制技术着手，正是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经济史家都弄错了
@whigzhou: 占有可以是武力强占，也可以是基于财产权的占有，但后者最终也是以武力（可能是国家的武力）为保障的
【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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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就意味着此时此地的经济状况显著脱离了马尔萨斯均衡。
我对这种说法比较怀疑，它背后的理论当然没错，但适用条件可能比他们想的要狭窄的多，实际上，其逻辑链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推敲：1）奴隶未必需要人身控制，2）生存费用不是常数，大量蓄奴或许会因为规模经济或合作效应而降低人均生存费用，至少可以降低调剂丰缺的风险储备，3）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无技能劳力，对于有技能劳力，蓄奴所节省的技能溢价或许足以抵偿控制成本。
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观察蓄奴与否，以及如何蓄奴，需要考虑几个因素：某种工作所需的激励，所需技能的特性，以及这种人力资本如何形成。
依我的印象，古代最流行的奴隶其实是家务仆佣，传统家务的特定是，它所需要的技能是高度特化的，而且只能在从业过程中形成，一个好的仆人需要对他主人的习惯，口味，偏好，忌讳……了如指掌，而所有这些知识换了主人就全部报废。
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觉得打扫房间是一项无技能工作，实则不然，实际上很多人非常抵触让随便一个人打扫他的房间，因为他对自己房内各种物品的摆放位置有一套难以言说的复杂规则，一旦打乱就很恼火，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衣食住行都是如此。
家务工作的这种特性形成了一种双边垄断：对于已经积累足够经验的仆人，他的知识技能只有一位买家，对主人，他所需要的技能也只有这位仆人能提供，依我看，凡是人力资本存在这种特性的，都倾向于形成奴役或依附关系。
但这种奴役不需要太多人身控制，因为关系终结对双方都是很大损失，主人只须将报酬维持在高于市场无技能工资水平上，便可消除仆人逃跑的诱惑。
另一种容易形成奴役的是需要高技能但不需要特别激励的工作（不需要特别激励是指产出率与激励方式没多大关系），此时奴役可以免除技能溢价，但是，假如这种高技能不是特化的，因而市场价格足够高，那就需要人身控制，许多古代君主都会将一些工匠至于奴役地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工匠职业，比如武器制造。
暂时先想到这些。
@簪美人: 看似是人身依附性的度的问题，度的一端是不自由民（奴隶关系，如奴隶、长工、短工、匠户），往前走是分配制劳工（铁饭碗式劳动关系），其后是聘用制劳工（聘用式劳动关系），另一端是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如主播、艺人）。
@whigzhou: 对[good]，一个相当连续的光谱
【2020-08-30】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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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0】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2019-03-30】
发完上一个帖子突然想到个问题，我写过许多有关人口的文章，其中涉及的逻辑远比前面提到的各种错误所涉及的更复杂，意识到这一点让我菊花一紧，既然那些错误如此常见，我的观点肯定被误解的更多，包括对自洽性的怀疑，特别是有关人口压力的论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理论是我整个达尔萨斯主义的基石，它要是不自洽那就全垮了，所以我还是花点力气澄清一下：
1）人口压力是所有生物与文化适应性的终极来源，也是全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存续前提，
2）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处于生存线附近的边际人口（或曰赤贫人口）的处境会很糟糕(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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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30】
发完上一个帖子突然想到个问题，我写过许多有关人口的文章，其中涉及的逻辑远比前面提到的各种错误所涉及的更复杂，意识到这一点让我菊花一紧，既然那些错误如此常见，我的观点肯定被误解的更多，包括对自洽性的怀疑，特别是有关人口压力的论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理论是我整个达尔萨斯主义的基石，它要是不自洽那就全垮了，所以我还是花点力气澄清一下：
1）人口压力是所有生物与文化适应性的终极来源，也是全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存续前提，
2）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处于生存线附近的边际人口（或曰赤贫人口）的处境会很糟糕，
3）不同制度与社会结构下，人口压力产生的效果十分不同，其中一大差异是边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4）在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没有可靠保障的体制中，中上阶层难以长期维持其地位，难以持续积累资本（和其他文明元素），其规模也较小，因而边际人口比例更大，这意味着在这些社会可观察到更多人口压力作用下的糟糕处境，
5）当我谈论上述糟糕处境，或者使用『马尔萨斯陷阱』之类术语时，所表达的负面评价针对的是某些体制下人口压力造成的结果比其他体制更糟糕，而不是在说『人口压力本身是坏事』，当然不是，
6）现代人口转型是个大题目，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清晰的看法，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短期现象，大概只会持续几代人时间，
7）人口转型在其持续期中会大幅减少甚至消除边际人口，但并非消除人口压力，多数人仍然在为挣得一份生活而努力拼争，这正是人口压力的关键效果，改变的是，这些人如今为自己设定的最低可接受生活标准远高于生存线，通俗的说就是，对中产地位的渴望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将生育率拉到了这样的低水平，而不是：人们不再为挣得生活而奋斗了，
8）然而只要偏好多样性仍然存在，这一状况必定会改变，因为地位期许没那么高的人（比如阿米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持续提高，最终重新拉高生育率，
9）假如这情况最终没发生（虽然我看不出何以如此的任何理由），文明将逐渐瓦解，
10）相对于普遍人口转型，东亚的极低生育率其实更容易理解一点，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极高，而一旦如此庞大的人口突然将理想生活标准调高到美加澳新中产水平时，怎么可能不把生育率压到极低水平？这是盎格鲁价值观全球化的自然结果。
【2016-05-17】
@黄章晋ster 你很难说，猫主席发动史无前例时，到底是因为有运动群众的偏好，还是不得已才如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始皇当年不能像东德苏联一样把所有人都纳入专政机关的监督视线之内，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 °城市化率与清洗模式的选择 http://t.cn/RqDaFh2
@whigzhou: 另一组数字也值得注意，1911年时俄罗斯帝国人口1.67亿，扣掉波兰部分大概1.55亿，此后经历各种杀戮，和1932-33大饥荒，到1936年斯大林开始大清洗时，苏联人口仍不足1.6亿，对比猫国，1948-1966年间，人口约增长50%。
@Liittma是我:说明了什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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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7】
@黄章晋ster 你很难说，猫主席发动史无前例时，到底是因为有运动群众的偏好，还是不得已才如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始皇当年不能像东德苏联一样把所有人都纳入专政机关的监督视线之内，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 °城市化率与清洗模式的选择 http://t.cn/RqDaFh2
@whigzhou: 另一组数字也值得注意，1911年时俄罗斯帝国人口1.67亿，扣掉波兰部分大概1.55亿，此后经历各种杀戮，和1932-33大饥荒，到1936年斯大林开始大清洗时，苏联人口仍不足1.6亿，对比猫国，1948-1966年间，人口约增长50%。
@Liittma是我:说明了什么？
@whigzhou: 说明那段时间苏联的马尔萨斯弹簧压的更低，因而剩余率更高，能够供养更庞大的专政机器
@whigzhou: 实际上，苏联的强行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无论是否故意）就是通过系统性的消灭部分农业人口，提高剩余率，从而供养更多非农人口，这方面猫国的力度远远不及
@whigzhou: 1932-33年的饥饿疗法直接消灭了乌克兰1/5的农民，在马尔萨斯极限边缘，农民主要是吃饭的嘴而不是创造余粮的工具
@黄章晋ster: 如果主席一直活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会跌到10%以下。
@whigzhou: 于是城市果真就被农村包围了～
@黄章晋ster: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官方的说法是，大饥荒消灭了他们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whigzhou: 嗯嗯，那可能还计入了几百万非直接饿死的受害者
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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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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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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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2013-02-14】
@whigzhou: 当人口处于马尔萨斯极限附近时，非技术工人的日工资约等于10磅面粉，是农业时代通例，1975年国内大米价格0.15元/斤，对应月工资40-42，刚好是我父母当时的工资水平，当前米价2.5元/斤，对应赤贫工资是575-675，差不多是柬埔寨的水平 //Iron law of wages http://t.cn/zYio6V8
@whigzhou: 这个赤贫工资率在亚洲普遍压得更低（18世纪末以磅面粉计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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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4】
@whigzhou: 当人口处于马尔萨斯极限附近时，非技术工人的日工资约等于10磅面粉，是农业时代通例，1975年国内大米价格0.15元/斤，对应月工资40-42，刚好是我父母当时的工资水平，当前米价2.5元/斤，对应赤贫工资是575-675，差不多是柬埔寨的水平 //Iron law of wages http://t.cn/zYio6V8
@whigzhou: 这个赤贫工资率在亚洲普遍压得更低（18世纪末以磅面粉计的日工资，江南6.6，朝鲜6.0，南印度5.1，东京4.5），或许是因为亚洲人的体质已经对人口压力作出了更多进化调适，比如缩减了体型、降低了代谢水平？
@吴昊老是重名很无奈:这可以算是社会有没有处于马尔萨斯极限的判据？辉总觉得中国现在的可供养的极限大概是多少？有没有达到？
@whigzhou: 若非技术工人日薪已普遍数倍于赤贫标准时，“已脱离马尔萨斯极限”这个判断应当是可靠的吧
【2013-01-20】
@Paul郑褚 在我最喜欢的词语当中，“庸俗”至少可以排进前三。庸俗经济学让我明白要想自己幸福，就要先给别人创造幸福的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又富裕又聪明，哪怕我是其中最怂最笨的一个，我的生活也会因他们变得更好。明白这一点以后，我就再也不把出人头地作为目标，人生信条也变成了“满足自己，成全别人”
@驿马星微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幸福感来源于比较优势，并且将这种认知传递给下一代
@Paul郑褚:回复@驿马星微动:出人头地、权力崇拜和超人哲学是农业文明的哲学；庸俗经济学是工商业文明的哲学，也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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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0】
@Paul郑褚 在我最喜欢的词语当中，“庸俗”至少可以排进前三。庸俗经济学让我明白要想自己幸福，就要先给别人创造幸福的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又富裕又聪明，哪怕我是其中最怂最笨的一个，我的生活也会因他们变得更好。明白这一点以后，我就再也不把出人头地作为目标，人生信条也变成了“满足自己，成全别人”
@驿马星微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幸福感来源于比较优势，并且将这种认知传递给下一代
@Paul郑褚:回复@驿马星微动:出人头地、权力崇拜和超人哲学是农业文明的哲学；庸俗经济学是工商业文明的哲学，也是自由的哲学
@whigzhou: 问题是一些人会把另一些人的女神抢走，把女友拐跑
@whigzhou: 再怎么水涨船高，性竞争和性选择市场上，屌丝永远是屌丝，选择压力永远在，此乃文明之幸事
@尚小荣:只要双方信息对称且自愿选择应该允许吧
@whigzhou: 为啥“要双方信息对称”？
@tertio:不仅是没有信息对称,而且,假设真的信息完全对称,交易就几乎不可能发生了
@whigzhou: 要做到最低限度对称，至少要把各自候选对象都交往一遍，其中试过的，也要试一下，可是性别不同试不出相同感觉吧？哎，难
【后记】人类确实学会了许多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存竞争和选择压力的消失，作为基础性的选择力量，性选择总是会适时的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这也是斯密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在认识上的根本区别。
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 （2007-10-15）
饭文#96: 人口争议的误区 （2009-03-25）
关于马尔萨斯，答1133（2009-04-09）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2010-12-01）
饭文#V1: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2011-10-20）
饭文#V2: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2011-10-21）
捐精冠军与后方兄弟（201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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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尔萨斯，答1133（2009-04-09）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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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人口的未来（2012-12-18）
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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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宋代大量涌现并广为使用的节省劳动型工具和机械，在明清都逐渐消失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秧马了；如今，插秧已成为水稻耕作的象征性景象，其实水稻原本无须移栽，它是土地稀缺的产物，为了提高复种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插秧不仅辛苦，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它生动体现了人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贬值。
初见于北宋的秧马，便是为拔秧和插秧而设计的农具，可像小船般滑行于水田之中，让劳作者坐在里面从而避免弯腰；宋元两代秧马曾广泛流行于水稻区，苏轼的《秧马歌》更令其美名远扬，然而到清代，秧马已很少见到[1. 注：我看到的几份材料都说秧马到清后期已很少使用，不过有朋友告诉我，据他所见在江汉平原秧马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反映了江汉平原与江南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程度上的差异。]，人们只能在农书上一窥其风采；秧马的消失，据说是因为水稻种植密度提高，但也可能只是因为人力越来越廉价，便和其它劳动节省型农具一样被遗弃了。
由汉至唐，中国的人口峰值始终被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五六千万，此后的两次农业革命将极限翻了几番，第一次发生在北宋，以引入占城稻为标志，并围绕水稻暴发了一系列创新，包括品种改良、周期缩短、复种率提高、适应性拓展，还有大量新型农具和机械的发明，第二次是在晚明到早清，以引入美洲旱地作物为标志，向丘陵山地大规模拓垦，同时，作物多样化也大幅提高了传统耕作区的抗灾能力。
两次革命初期，都经历了土地单产提高、可垦地增加、劳动力紧缺、农民状况改善的可喜局面，但不出百年，随着人口再次逼近新的极限，土地退化、人均耕地缩减、劳动边际产出递降等马尔萨斯周期后半段的种种特征逐渐浮现，最终当人均耕地减至仅一亩多时，一切昂贵的耕畜、机械和农具，便相继成为不堪负担的奢侈品。
山区的情况也好些，那里总会留下一些难以垦殖的土地可供养牛，同时，山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总是低于冲积平原，因而人口密度不会达到后者的高度，即便最肥沃的山谷土地也不如冲积平原的土地肥沃，因为水流总是不断将营养物质从上游往下游搬运，而且山地拓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越是严重，营养搬运的速度越快。
这样，尽管旱地作物的引入也增加了山区人口密度，但那里人力相对于土地和工具贬值的程度不如平原严重，或许正因此，那里保留下来的耕畜和劳动节省型农具，也相对多一些。
（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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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之前的饭文都是时评，本月开始，我将在《长江日报·读周刊》开设一个专栏，打算从技术、物质和制度层面写一些历史点滴，我把它叫做“辉格读史笔记”，频率大概是每月2到4篇，这里是第0篇，算是试笔，不过写这篇时还没调整好思路和状态——其实现在也还没有——所以我想多听听各位的观感和意见。）
当高晓松遭遇马尔萨斯
辉格
2012年3月30日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某清谈节目里悍然提出了一个让广大爱国青年备受打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汉族人民普遍缺乏音乐天赋，而汉文化也同样缺乏音乐底蕴，他甚至宣称，在能歌善舞方面，汉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堪排倒数第一，这一观感，来自他过去多年游历数十个国家和国内数十个民族地区时所获得的个人体验。
考虑到高晓松的阅历和专业经验，这个观点值得重视，而且汉族不善歌舞的看法并不突兀，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这一点从文化交流的内容和方向上也不难看出，汉唐宋明在文化上一直处于强势，文字、文学、礼教、建筑、器具、服饰乃至茶艺，大多是输出多于输入，唯独音乐和舞蹈却是只进不出，确实是个扎眼的弱项。
如此反差难免让人好奇：这是为什么？或许对照一下我们的艺术强项可以看出点端倪，汉族在各艺术门类中，最登峰造极的，大概是诗词和书法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爱好，其实继诗词书法之后的绘画，最出色的也是文人写意画，近乎于书法了，这些艺术，都可以在保持士人优雅文静正经的状态下，在书房中独自把玩。
音乐舞蹈则不同，它们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早在文字和文明出现之前就有了，并常常表现出某些原始冲动和野性张扬，容易被与前文明状态联系在一起，它们生来就是大众的游戏，与理性、克制、内敛等士大夫们引以自珍的特性有些格格不入，而其中被后者所接纳的部分，也早早的就被高度格式化、礼仪化或文人化了，很快与原本孕育它的土壤断绝了联系，被锁入庙堂，丧失了活力。
由此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一个猜测：在汉民族能够发达的艺术，是那些能在文人圈里能玩的起来的，而像音乐舞蹈这种主要由大众玩的、或至少需要由大众不断输送养分的艺术，就少有机会；果若如此，也无须惊讶，因为在两千年历史中，汉民族拥有开发深度最高的农耕文明，而按照马尔萨斯理论，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农业和贸易越是发达，开发深度越深，劳动边际产出率越低，底层大众的生存压力越大，闲暇也越少。
在前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控制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人口规模和分布直接取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与投入的劳动量没有确切对应关系，这常常意味着他们有着大量的闲暇；假设生活在某个河口的部落，依靠捕捞每年洄游产卵的鱼群，只须在短暂的洄游期内劳作几天，即可囤积够吃一年的鱼干，这样，部落的人口便由洄游鱼群的规模决定，再多的劳动投入都不可能养活更多的人，无疑，他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
随着农业发明和进步，人类将自然资源带来的产出控制的越来越均匀，比如生活在某条大河岸边的部落，以前只能在每年一度的河流泛滥之后种一季小麦，而在发明水利设施之后，可以种两季小麦，人口因此翻番，但现在农民每年需要劳作两季，闲暇减少了。
实际上，直到近现代我们仍可看到，在北方寒冷地带的农民，因为只能种一季谷物，普遍拥有大量的闲暇，而可以种多季水稻的华南，闲暇就很少；回顾几千年农业史，大致上就是一个复种指数不断提高，边缘贫瘠土地不断被开垦，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单位劳动产出不断减少的历史。
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更加拓展了通过追加劳动投入获得产出的潜力，因而也进一步压缩了闲暇，原本东北农民在大半年的农闲期无事可做，但假如海运让他们能够与南方贸易，就可以利用农闲打猎或挖人参而换取粮食，从而养活更多人口。
明清两代，江南和湖广之间经历了一次分工与贸易大发展，江南农民大量改种棉花等商品作物，织成布匹后从湖广换取粮食，结果两地产量和人口都增长了，但单位劳动生产率则下降了，江南农民日耕夜织，被挤干了全部闲暇。
这种劳动生产率随技术进步、分工和贸易发展而降低的增长，被经济史家称为马尔萨斯型增长，也叫内卷化；在汉民族地区稳定持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并且帝国的统一也创造了最佳的长距离贸易条件，其农业内卷化的程度或许是最深的，这一状况在明末引入美洲作物后变得尤其严重。
可以想象，在大众丧失闲暇之后，艺术只能留给士大夫去玩了，然而，帝国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压缩了艺术的空间，与西欧封建制以及五花八门的贵族等级制相比，帝国的官僚专制体系导致了极度扁平的阶层结构，农民占了人口绝大部分，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极低，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少，况且士大夫不像贵族，很少养得起自己的宫廷艺术家，充其量只能自己把玩，这就难怪，他们留下的艺术遗产，只能是一些文人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玩意儿。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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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二，理论背景见第一篇）
人口压力正在消失吗？
辉格
2011年10月21日
2004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司公布了一份世界人口长期展望报告，这份目光远至2300年的报告为未来人口趋势提出了高中低三种预测，其中中低两种展望都预期世界人口将在达到95亿之前开始下降，而高展望则认为增长趋势不会得到遏制；现在，世界人口在今年末或明年初才达到70亿这一事实，似乎让中展望显得更可信了。
对于人口压力终将消失的乐观看法，现实中不乏支持的证据，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普遍降至替代水平附近，有些地区甚至远低于替代水平，而各新兴地区的经历似乎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总是伴随着生育文化和人口趋势的变迁。
所以，一些持朴素历史决定论的人纷纷断言，人口压力已不是问题，亚洲非洲所残留的人口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些地区尚未完成现代化，而那是终究会随历史潮流而完成的，因而今后的焦点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医疗负担，甚至未来真正需要担忧的是能否说服人们继续生孩子；确实，他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
然而，仅仅由某些阶层或地区已经脱离资源极限而享有富裕生活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摆脱了人口压力的结论，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在资源极限边缘的赤贫状态，私人产权和继承制度，总是让一部分人得以通过相对于其供养能力的低生育策略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当财产地位和优裕生活所带来的更多性机会有望补偿早先的低生育率时，该策略是可持续的，而那些没有利用这些条件来寻求补偿的策略，将终究被淘汰。
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地区脱离资源极限的事实，或许只是原先单一社会中富裕阶层脱离资源极限的一种新形式，换句话说，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原本在每个社会分别形成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被全球化了；而这两种结构分化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的富裕阶层很少寻求将其地位财富优势转变为遗传收益，这样一来，除了朴素历史决定论，我们就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这种低生育文化能够长期维系，尽管眼下它还占据着上流和主导地位。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其人口不断萎缩的群体，其文化和价值观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辩护者或许会说，即便一个社群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但其价值吸引力可以将群体外的人口持续卷入其中，从而维持其存在甚至繁荣，但这一设想因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持而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不应忘记的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伴随着其人口的飞速增长。
历史上，间或会出现各种禁欲主义的教派或文化潮流，将一批批出家人和独身主义者从繁衍竞争的战场上拉走，但这些群体及其文化从未对大众的生育倾向和整个社会的人口走势产生任何值得考虑的影响，相反，他们总是被视为例外和异类而处于隔绝于社会主流的边缘状态，尽管同时可能享有某种神圣地位；目前的主流低生育文化，若果真能够长期维持，其前途恐怕也只能是被边缘化为某种新型僧侣文化，或许继续受尊崇，却不再对社会总的人口形势有所影响。
重要的是，对于人口这样以二三十年为单位的代际更替为变化节奏的系统，恰当的观察尺度是百年而不是十年，因而对于刚刚经历了城市化和现代转型的新兴社会，从过去二十年的趋势转变中，切不可轻易得出三十年以上的长期结论。
联合国人口专家对中国过去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大跌眼镜，并匆忙修正自己的预测，这次70亿人口日原本定在10月1日，临时被改到了月末，这表明专家们并未掌握可靠的预测模型，虽然近年的数据支持了中展望方案，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仍然只能相信：未来百年世界人口仍将随技术进步而持续增长，穆斯林、摩门教徒、印度教和儒家传统主义者将为这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而他们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观将日益扩散而占据主流，底层人口仍将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人口规模也仍将对生态构成持续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相信上述前景并不意味着我主张对人口实施国家控制，一方面，这涉及到个人固有的生育权利，同时，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从未像人们误解的那样主张生育控制），我并非人口悲观主义者，相反，正如自然选择压力为整个进化史提供了动力，生命世界的秩序、结构和意义，全赖于选择压力的持续存在，人口压力也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动力，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维系和进化，同样有赖于人口压力的持续存在。
（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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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70亿人口日两篇纪念专文之一）
马尔萨斯幽灵是否已经远去？
辉格
2011年10月20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将本月31日定为70亿人口日（虽然美国统计局认为应定在明年3月），这样一个日子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再度关注，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口专家，甚至包括一些以往对人口爆炸将构成的生态压力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都已转变论调，认为数量增长已不再是焦点，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才是今后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
无疑，有很多证据支持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趋势已彻底扭转，未来人口下降已成定局，印度的生育率也已控制在替代水平附近，城市化继续在延缓发展中国家此前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最高的发达地区生育率已降至略高于1；然而同时，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世界人口仍在延续过去半个世纪所呈现的稳定趋势：每隔12-14年增长10亿。
乐观者说，绝对值的匀速增长反映了增长率的下降，但就人口-生态关系而言，构成生态压力大头和人口增长主力的农村人口，在过去12年中又增加了2.8亿，而在我看来，人口形势的扭转和生态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身处于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农村人口的绝对下降；如此看来，作为本文标题的那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有待回答的。
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人口有着指数式增长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给定技术条件下，将不断增长直至达到资源数量所允许的水平，当人口接近该极限水平时，生存资料的边际劳动产出率将不断下降，最终在均衡点上，追加的劳动投入将不再能换来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而最低收入阶层将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
对马尔萨斯历来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也伴随着大量的误解，而在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早已被视为破产理论而遭鄙弃，不过在现实中，他的阴魂却始终难以被驱除；反对者最初选择的攻击点是他的边际产出递减律，认为边际产出未必是递减的，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持续递增，因而问题就变成技术进步是否足够快从而将资源极限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不断拉高，而马尔萨斯并没有论证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创新浪潮中，技术进步似乎没有上限，但尽管如此，在以百年计的长期，这一反驳是琐碎而无力的，因为马尔萨斯理论并不需要假定边际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下降的，而只须假定它最终会在某个边界附近开始下降，从系统论角度看，指数式增长的系统，必定存在一个负反馈机制来构成其边界，否则它将是爆炸式的，不可能稳定存在，假如技术进步果真能解除对增长的限制，人口以不久前曾有过的3%年率增长（相当于每25年翻番），不到200年便可以每平方公里1万多人的密度铺满整个陆地，再过几百年便可耗尽地球上全部碳原子。
第二个反驳更有效：马尔萨斯没想到会出现避孕套；不过该反驳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马尔萨斯不恰当的将人口内在增长动力建立在人类情欲的基础上，而现代避孕手段让人们在满足性爱需要的同时得以控制生育数量；但达尔文已经为人口增长动力指出了更坚实的基础：整个进化史就是生物个体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的留下后代的历史，今天活着的人得以存在，便是因为他们的历代祖先都继承了足够强烈的生育繁衍意愿，而不仅仅是他们喜欢性爱；实际上，在面临资源压力时，独身和溺婴等生育控制手段始终被广泛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让控制方式变得更人道，而并不会削弱进化所赋予的繁衍本能。
第三个反驳是基于加里·贝克尔的理论，贝克尔指出，生育决策并非简单的数量决策，也会考虑质量，因而生育仅仅是家庭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生育数量将取决于投入产出比；在现代城市文化和就业环境中，若父母期望孩子健康、体面并获得良好地位和前途，需要在抚养和教育等方面做高额投入，假如每个孩子所需投入越来越高，生育数量便相对减少；事实上，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伴随的人口趋势，显然支持了上述理论预见。
可是，迄今我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只有不足两代人的经验，难以预料质量上的投入何时会开始或是否已经开始报酬递减，而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基于投入产出的均衡生育数量会处于替代水平之下，因而城市化在某些地区所导致的极低生育率完全可能只是短期或例外情况。
况且，牺牲数量而追求质量的生育策略要成为优势策略，前提是被牺牲掉的数量必须在第三代之后得到补偿，比如，你为了第一个孩子能有出息而不生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必须给你带来额外的孙子或曾孙或玄孙，否则你在遗传收益上就亏了；而从策略竞争的角度看，亏损策略终究会被遗传收益更好的优势策略所替代，而事实上，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受到更好教育、前途更光明的孩子，果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更多孙辈，事实很可能恰好相反，这就更让人怀疑质量策略能否长期维系。
对此，有人指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不仅是遗传因素，还有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比基因更快捷便利，完全有可能，当支持多生策略的基因在人群中扩散时，文化影响却把其中足够多的人不断拉入少生的队伍中；但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从未有人论证过，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少生策略何以会成为整个人类的长期主流策略？缺乏遗传基础的文化和价值观潮流是飘忽多变的，尽管西方文化目前占据主导，但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程度始终很高，而只要其中一部分支持多生，其影响何以不会随其人群规模而扩大？穆斯林社区在西方的日益壮大，似乎正在为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前景。
实际上，对马尔萨斯真正有力的反驳是：人口有可能被疾病长期压制在资源供养极限水平之下，英格兰在首次黑死病大流行（1348年）之后三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可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但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漏洞被现代医疗和防疫体系补上了，因而它在今天比古代更有说服力。
显然，假如我们将目光放远到两三代人或者更大的时间跨度上，那就很难将马尔萨斯弃之不顾，他的理论仍将是我们观察和思考人口问题时无可替代的指引。
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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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自己的经济学，而放弃早先人类学家将经济学引入人类学分析的努力。
萨林斯列举了许多经验证据来支持其说法，归结起来有下面几条：
A1）狩猎/采集者的营养水平通常高于农耕者，即便按现代标准也不算低；
A2）狩猎/采集者日常用到多数生活资料都非常充裕，有些简直取之不竭，而他们也很少为缺少这些东西而发愁；
A3）狩猎/采集者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劳作时间低于农耕和工业社会，他们有大量闲暇，这表现在他们普遍都很懒散，难以适应现代工业岗位；
A4）在一些细致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建立了用于估算在特定狩猎/采集/游耕方式下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水平，而统计表明，绝大多数原始社会的人口都远低于这些模型所推测的人口极限。
然而，这些论据与稀缺性和马尔萨斯理论之间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基于它们而提出的质疑是出于对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和马尔萨斯均衡的时间尺度缺乏理解，实际上，从马尔萨斯理论出发，这些情况恰在预期之中；恰好，多年来我始终习惯于从马尔萨斯角度看问题，所以上述四点在我看来完全不构成挑战，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回答。
1）瓶颈资源
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方式是生存资源匮乏，但在马尔萨斯均衡下，未必所有生存资源都是匮乏的，理论上，只要一种必需资源匮乏了，人口便受到抑制，而此时，其他资源完全可能是充裕的；究竟哪一种资源成为瓶颈，取决于群体所处的生态位、他们的取食模式和生产技术；有些条件下，卡路里成为瓶颈，另一些条件下，蛋白质或维生素成为瓶颈。
在商品流通高度发达的大社会中，处于不同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也叫生态龛、小生境）的各群体之间通过交换调剂丰缺，或许可导致大部分资源的供给都接近于瓶颈，但即便如此，某些低流动性商品在原产地仍可能非常充裕；而对狩猎/采集社会，市场交换只起着很次要的作用，因而人口完全可能被个别瓶颈资源所抑制。
在某些条件下，构成人口瓶颈的，未必是生存资料，也可能是以我们人类为食的捕食者——病菌，这是对马尔萨斯模型的一个修正，在《多彩的瓶腹》一文中，我详细讨论了这种可能性。
2）生态位与边际产出
对于常见于狩猎/采集生活的悠闲懒散，常见的直观解释是，反正再勤快也没活可干，而准确的说法是：某些条件下，边际产出递减的很快，以至于在均衡点上，尽管已投入的劳动很少，但即便投入再多的劳动，增加的产出也不可能养活额外的人口了；因而，闲散懒惰并不能证明一个群体未遭受资源瓶颈对人口的抑制。
想象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在靠近北极的某个荒远之地，是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某种鱼类每年洄游到此产卵，当地居民只须在洄游季节捕捞两天，便足够维持一整年的食物供应，而附近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此时，该群体的人口水平，便由洄游鱼群规模决定，在均衡点上，人均年劳动投入只有两天，任何追加投入（在进化上）都毫无意义。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态位中长期生存的群体，其文化必定是不鼓励勤劳的，但萨林斯似乎把因果关系颠倒了过来，他将文化视为闲散懒惰的原因，他的话听起来就像——狩猎/采集者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而没有看到这只是特定生态位下的边际产出曲线所导致的结果。
在农耕社会，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同生态位下的文化差异，在黑龙江一年只能产一季作物，在零下40度的漫长冬天，你无论如何勤奋也种不出更多的粮食让你多养活一个孩子，而在华南常能产三到四季，两地农民的勤劳程度也因此而有显著差异。
在取食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唯有市场化分工和交换可以突破生态位局限，比如，黑龙江农民可以在农闲时在家缝制兽皮衣服，用来从别处换取食物，对于那个把粮食卖给他们的群体来说，或许保暖衣服恰好是瓶颈资源，而食物却很充裕，这样，通过交换，两个群体的瓶颈都得到放松，人口都将增加。
不难看出，这样的分工与交换未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它确实提高了交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时，它就带来了经济史家所称的“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但斯密型增长只是一种幸运，它在理论上不是必须的，理论上，分工与交换必定导致的，是在边际产出曲线右侧拉出较为平缓的一段，从而使得追加的劳动投入有可能获得足以多养活一个人的产出，但这段曲线完全可能且通常仍是向下的，经济史家将由此带来的增长叫做“马尔萨斯型增长”（[[Malthusian growth]]）。
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马尔萨斯型增长，是发生于明清两代的江南-湖广大分工，在此之前，江南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已达到马尔萨斯极限，再追加劳动已毫无意义，但在湖广，还有许多土地有待开垦或还有精耕细作的潜力，于是（注：这一过程的启动，也得益于政府漕粮征收政策的压力），江南农民开始部分改种经济作物，而从湖广进口粮食。（更多分析参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这是因为，蚕桑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劳动附加在上面卖出去，用黑话说就是，在劳动/边际产出曲线上建立一段下降不那么快的区间；但是，投入于丝绸/棉花纺织的额外劳动的产出率，是低于原先已经投入于稻米的产出率的，因而，大分工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但由于追加投入了大量劳动，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加了，从而供养了更多人口，这种形式的增长，也被有些经济史家称为“内卷化”。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要获得斯密型增长，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必须发生的足够频繁，不断改变边际产出曲线，使得由此而被放松的人口瓶颈来不及被人口增长迅速再次绷紧；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一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即便在当代，恐怕也只有少数社会满足了该条件。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减少，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恰是马尔萨斯理论所预见的结果，而不是反对它的证据。
3）抑制机制与时序瓶颈
当我们解读马尔萨斯“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这句话时，需要意识到他所暗示的时间尺度，即，他并未担保，无论将时间尺度拉近到多小的单位，任意时刻人口水平总是处于极限附近——要达到任意尺度的吻合，要么资源条件是恒定不变的，要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无限快的，而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能成立。
首先，任何群体所处的生态位，其资源条件都不是恒定的，食物的可获得数量在不断变动，尤其对于狩猎/采集这种生计模式，瓶颈资源的产出限制波动幅度常常很大；从动植物驯化/土地改良/施肥/灌溉/水利/病虫害控制/化肥/农药，技术进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各种环境不确定性施加日益强化和精密的控制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环境条件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始终存在。
因而，在长期，对人口数量构成瓶颈的，将是波谷也即荒年的产出水平，尽管在持续的常年和丰年中人口会超出瓶颈水平，但只要持续时间不足以令人口增长至可耗尽常/丰年产出的水平，作为偶然介入的观察者，我们便有很大的概率观察到一个处于丰裕状态的社会，这显然不能作为该群体未遭受人口压力的证据。
其次，人口增殖是需要时间的，而马尔萨斯所列举的那些抑制机制（或我们能想象的其他机制），并非都是温和而灵敏的微调机制，相反，它们多半是暴烈的，瘟疫、饥荒、战争，常能在短短几年/几十年内消灭1/3甚至一半以上的人口，而即便按2%的极限增长率（相当于35年翻一番），也需要30年左右才能将人口恢复到灾难前水平。
这样，一个马尔萨斯周期的时间跨度就可能上百年，因而检验马尔萨斯模型的恰当方法，是以10年为刻度，在连续几百上千年的跨度上，寻找多个马尔萨斯周期，然后看看这些周期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共同特征。
然而，对狩猎/采集/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只能提供当时和前几年的数据，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正在从上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群体的情况；萨林斯列举的数字似乎正是如此，比如，被深入研究过的巴布亚游耕者钦布人，各部落实际人口与理论极限人口的比值，十分随机的分布于从0.22到0.97之间，这完全在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期范围之内。
4）发展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一再指出，尽管技术会进步，经济会增长，但从长期看，处于生存极限附近的那部分底层人口的生活水平，注定永远不会提高；而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仅不会提高，还会下降，表现在：一方面，闲暇更少，劳动更艰辛，而单位劳动的产出却日益减少，而同时，由于各种资源之丰缺经由分工和交易不断被拉平，所有资源的数量都向瓶颈靠拢，结果，底层人口陷入了所有资源都稀缺的状态，相反，当只有个别瓶颈资源时，非瓶颈资源都是充裕的，因而他们变得更贫困了。
这一理论推断，与萨林斯所描绘的现实情景完全吻合。
尽管在我看来，萨林斯对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质疑并不成立，但这一质疑是十分有益的，如上所见，他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将马尔萨斯模型推向精致化。
（开了几天小差，留下好多坑待填，今天先填一个）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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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几天小差，留下好多坑待填，今天先填一个）
bear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最终会达到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多数人将生活在仅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这个说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根据辉格的消费离散型假说能简单得出这样的推论--个人和家庭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放弃多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人口数量除了受自然资源约束外，还会被家庭的生活层次和收入限制，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不可能达到马尔萨斯极限。
处在上级消费层次的家庭多一个孩子的边际支出比下级的家庭大得多，支出甚至可以是指数级的增加（这点从经验上看没问题，是否确切有待验证）。加上这条，消费离散型假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越富有的家庭（和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
首先需要稍稍修正一下，{{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极限”的意思是，无论生产能力如何进步，均衡状态下（只有战争、瘟疫和自然灾难外部事件会让系统偏离均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永远只能生活在勉强温饱的生存线上。 至于处于或靠近底层的这部分占人口的比例多少，随社会制度而不同，马尔萨斯为我们描绘了两种可能的图景：一种是扁平化社会，绝大部分人生活中生存线附近，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绝对数量就达到了资源极限，另一种是层次化社会，财产权、身份特权、继承权等制度条件，使得部分人得以远离生存线，从而使得社会形成一种复杂多层的等级结构，此时，人口数量并未达到理论极限。 所以，“人口数量仅仅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这句话，只能是在“给定社会结构或制度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典型的扁平化社会，所以他说，如果按同等资源供养人口数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无疑是最成功的社会了，这个国家的制度成功的将绝大多数人拉到了生存线上；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还有待考察，但这两幅图景的对比是很有启发的。 但很明显，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种社会是可取的，相反，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财产权得到保障，西方社会才维持了复杂而繁荣的文明结构。 好，现在就容易看出消费离散性假说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的含义了：等级阶梯的存在，激励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较高地位，或者爬升到较高的地位，通过克制生育数量来确保消费水准，从而在整体上，使得人口的极限水平低于没有这种等级阶梯的情况。 注意：这不是让人口脱离了马尔萨斯极限，而是移动了马尔萨斯极限本身，因为马尔萨斯极限原本就不是指绝对的资源供养极限，而是给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下的极限。 但是，克制生育数量只是确保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是牺牲数量换质量的办法，另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手段：一个是{{嫡庶}}之分，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子女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 第二个是{{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也不牺牲数量，但只确保其中一部分作为主继承人的长子的消费水准和社会地位不低于自己，其他子女则能保障多少就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