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28】 @Ent_evo 所以我还是没忍住写了一篇文章吐槽《“大象”的舌尖之一：匮乏的博大》那篇。文字版戳链接。 http://t.cn/RvqMzWN @whigzhou: 有一点教官没表达清楚：食物（尤其是蛋白质）匮乏促使人们开发各种食材，但食材不会自动变成美食，在穷人那里，再丰富的食材也是一锅烩，只有被富裕有闲阶层改造之后才会变成美食，此类转变往往与社会流动相伴随，新贵会把他吃过的东西带进上流社会，并加以精致化。 @whigzhou: Ent说的“另一个麻烦”或许与此有关 @whigzhou: 我觉得，原文观点若限制为：匮乏促进食材拓展，食谱广度与人口压力有关，应该可以成立，但能否将之适用于中国与欧洲的一般比较，我也没把握，选择处于光谱两端的两个更小地域做比较（比如华南对西北欧），可能更安全 @Ent_evo:是的，我还蛮喜欢这个理论，但欧中对比变量实在太多了，也许纵比更好？ @whigzhou: 嗯，康熙到咸丰之间或许是理想时段，看看这期间食材拓展情况可能有点意思，这个时段一般认为是人口压力持续上升的达到极限的时段  

第九章  饕餮经济学 本章收录的是两年前由贪吃这个话题所引出的几篇即兴随笔，形式上近乎于饭后品茶闲聊，未经仔细构思，也没有很鲜明的主题，博客写作的好处正在于，可以随时记录漫无边际的遐思和智力冒险，但愿这些文字在让我自得其乐之余，也能带给你一些乐趣。 在食物已不再匮乏的社会，食欲已成为健康、钱包和财政预算的大敌，甚至是头号敌人（比如在美国）；关于人类为何如此贪吃已有许多讨论，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进化生物学，在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食物总是匮乏的，因而贪吃从未成为进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人类没有发展出控制食欲的机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灵长类的一员，我们一方面继承了灵长类一天到晚吃个不停的习惯，这是因为它们的食谱中多半是低能量素食，必须吃很多才能满足能量和营养需要，不像猫科动物大吃一顿后可以懒洋洋趴上几天，而同时，我们又继承并发扬了人族[1]祖先的肉食习性，发展出了对油脂芳香根深蒂固的嗜好。 然而，生物本能并不能说明人类贪吃习性的全部方面，实际上，饮食习性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文化所塑造的，或者说，它需要在文化结构中表达出来，而反过来，它也是构成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离开这个背景，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它。 通俗的说，食物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用经济学术语说，它是除货币之外的第二大激励工具，货币常被用于不带感情和个人色彩的、通常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而当人们不满于这种交易方式时，食物便是首选替代品；在近代货币经济崛起之前，食物是首要交易和交往媒介，即便今天，它的作用仍难以替代。 许多雇主仍偏爱用食物部分代替现金作为津贴和奖金，在人情往来、商务馈赠乃至小额贿赂中，食物仍占据头等地位（至少不久前还是），无论是朋友小聚、谈生意、异性约会，甚至记者专访，找饭馆吃一顿仍是最容易想到的方式，过节、开派对、筹备婚礼，准备些什么食物也仍是头等大事。 如此看来，将饮食称为建构文化大厦的粘结剂，大概并不为过；本章的几篇随笔，将从食物何以获得这样的地位入手，谈论其背后的一些机制，不过，我的重点倒不在于为该现象本身提供一种解释，或回答人类为何贪吃这样的问题，那不过是引出话题的楔子而已，那些机制才更有意思。 ---------------------- [1]人族（[[Hominini]]）是人亚科（[[Homininae]]）下的一个进化分支，现生物种包括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大约于700多万年前分化形成，它们的共同点之一是食谱中都包含了肉食，而其他灵长类大都是杂事的，详见有关wikipedia词条。

【2012-07-02】 @whigzhou: 写了《文化的起源》的评论《食人俗：仪式vs营养（2011-01-15）》★★★★ “http://t.cn/aWtwbg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 http://t.cn/zWbG3Hy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以为，殉葬制度是官僚制度之前的野蛮制度，包括族刑等等，这些东东反而成就了秦国的绝对君主制，导致其最后消灭了其他国家。 @whigzhou: 可是殷商和齐人也用生殉吧？而且齐比秦用的更久，秦国的君主强权，我看主要还是土地制度的结果 @局外人c的空间: 我们的文化中，鼓励对敌人的极限惩罚，把人做成肉酱。可能可以猜测鼎的作用一开始是否就是煮人肉的东东？鼎是一种食器，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后来成了铭刻刑法的器物。我这是瞎说啊 @whigzhou: 鼎是烹煮器中容积最大的，通常用于大型宴会，在上古，只有宗室重要祭祀有这需要，所以成了重器 @局外人c的空间 我读的这方面的读物很少，在我的印象里，动物，特别是食肉动物都没有同类相食的事情，他们是靠什么机制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呢？是靠气味吗？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 @whigzhou: 嗯，同类相食很少，原因是均势，风险收益比很差，当对抗主要靠个体肢体和技能时，将对方置于死地而自己无损的机会很小 @whigzhou: 但人类不同，有了工具和组织，均势就破坏了，所持工具、所在组织、在组织内的地位，这些条件在个体间可以有极大差异，同类相食便不再那么需要禁忌了。 @李二公子: 那为什么吃同类死尸的也不多？此时没有风险了 @whigzhou: 有两种可能：忌食尸体本身可能是另一种禁忌，食腐需要很强的免疫能力，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采用的；或者忌食同类尸体只是忌食同类的副产品，动物食谱是按白名单控制的，而白名单的内容在发育早期就确定了，从小没吃过人肉的长大了也不会吃 @王弼正: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whigzhou: 至少有一个证据支持我的说法：非洲鬣狗也会同类相食，而鬣狗的捕猎具有高度团队合作性 @白昼提灯9527: 应该不是这原因，同类生物生物存在一些细菌、病毒寄生，这才是真正原因吧 @whigzhou: 嗯，这是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而且对于发明了烹饪的人类来说，这不是大问题 @王弼正: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越强，吃人的情况才越少了啊。连续性杀人狂吃人的都不多啊。 @whigzhou: 那是后来的事，我说的是起源，而且后来的事也跟“生产力”无关，关键是劳动边际产出率和制度，假如劳动边际产出率够高，那吃人显然不合算，不如吃人生产的肉合算 @whigzhou: 另，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生产力”之类模糊不清的马克思系概念？经济学已经有了精细的多的概念，脱离具体要素谈生产率是没啥意义的，而相对于边际生产率，平均生产率也没多大用处  

【2012-06-19】 @whigzhou: #读史笔记#吃还是不吃 ……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waterise: 闪族食物禁忌是什么意思？ @whigzhou: 比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猪肉的禁忌啊，他们都是闪族，这些禁忌也是文化同源的，详见 http://t.cn/zWZAjta @居貲: 但这些禁忌最初是怎么来的？不吃猪真的是因为认为猪不洁吗？不吃反刍动物也似乎很难理解。 @whigzhou: 不吃反刍动物？没有吧？牛就是反刍动物啊，马文.哈里斯认为不吃猪正是因为猪不能反刍，因而不能消化草，因而其食谱与人较多重合，详见 http://t.cn/Sv7tCM @Ent_evo: 其实这个事情挺奇怪的，很多地区的猪是放养，而中国的大部分猪则是靠日常垃圾为食，这个区别是怎么产生的呢…… @whigzhou: 嗯，我印象中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缺乏闲杂土地的地方，多圈养，少放养，可能放在外面也啃不到什么东西，反而惹来邻居非议 @whigzhou: 在杭嘉湖平原，偶尔有农家养牛羊的，都是长期关在牛棚或围栏里，不放养，而浙南山区，许多农民会把牛放在山林里几十天不管，用得着时再去找回来 @whigzhou: 块根/块茎比谷物缺蛋白质这个好理解，因为种子需要全面营养，但谷物里为何南方的蛋白质更少，原理我也不清楚，不过事实确实如此 @whigzhou: 我猜大概是因为生长期短和日照不充分吧？ @Mysterilham: 请教一下，在古代尚且不知什么是蛋白质的情况之下，中国南方人是为了补充蛋白质而吃狗啊虫这样的逻辑成立么？人类这种智商不会被自然选择逼得去吃蛋白质吧？ @whigzhou: 可以成立，不需要意识到，只要缺乏蛋白质时身体能产生想吃肉的冲动即可，正如血糖降低时会有饥饿感那样 【后记】关于闪族食物禁忌，更贴切的词条是这个：[[Comparison of Islamic and Jewish dietary laws]]

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2年6月11日 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受到广大吃货热捧，据说创下了国内纪录片收视纪录，可见这个美食大国确有群众基础，并非浪得虚名；观赏各地美食之余，人们也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饮食习俗差异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为何像英国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当发达和强势的社会，偏偏食物却如此单调乏味？似乎让人费解。 其实，饮食作为与“男女”并列的头号文化元素，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历来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有许多著作谈论这一主题；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或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谈时，“他们吃些什么？”也常常是首先被提出的问题。 文化差异本身只是个事实，但人会赋予其价值含义，当人们抱持欣赏和体验的心态时，它是新鲜、惊喜和异国情调，而当人们需要标榜自己的文化特性、寻找优越感或感到受威胁时，差异便成了歧视和取笑的对象，“广东人什么都吃”也就由对多彩饮食文化的赞美，变成一种异样的目光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在“什么都吃”上面确实表现非凡，而南方尤胜北方，岭南尤胜岭北，也是显而易见的；博大繁复的饮食文化，离不开食材的多样化，从技术上看，多样化食材促使厨师开发出各种材料的加工和烹制方法，积累了更多素材和工艺，而从需求面看，食材多样性也训练丰富了食客的味觉，挖掘培养了更广谱的口味和品尝情趣。 灵长类大多是杂食动物，而随着大型猿类从树栖转向地栖，肉食比例提高了（大猩猩是例外），同时在取食对象上变得高度机会主义，黑猩猩从水果、蠕虫、蚂蚁、蜂蜜、鸟蛋到猴子，什么都吃，灵长类还有个恶名：偶尔会同类相食；人类继承了杂食特性，但自从离开丛林来到草原之后，食谱中包含了更多肉食，加上人类膨胀了好几倍的大脑是个高能耗器官，对肉食的需要更加迫切。 不过，尽管人类是杂食性的，却并非来者不拒、同等对待各种食物，在这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遵循一种由“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所阐述的策略，根据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条件来选择其食谱；该策略的原则是以尽可能小的搜寻与采集/捕猎成本，来获取所需营养，所以，当那些容易获取的食物已能满足所需时，较不易获取的那些将会被忽略，最终投入于每种食源上的精力的边际产出率和边际中毒风险将是相等的。 所以，高度杂食性只是人类作为物种的潜能，对于每个特定种群，食谱宽窄取决于所处生态位的资源条件，像因纽特人这样的极地狩猎部落，食谱是非常狭窄的；而对于个人，饮食偏好和对食材的接受能力多半在童年期便已形成，儿童尝试并接受各种食材的学习窗口在三岁时就关闭了，从小没吃过东西长大了就很难再接受，正因此，社会的食物禁忌才很容易通过家庭影响而一代代延续下去。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食谱选择又多了个重要驱动力，与狩猎者和游牧者相比，农耕者的营养瓶颈从能量转向了蛋白质；在土地开垦率低、保留了较多草地、或采用轮作休耕制的社会，可以实行农牧混业，肉食尚能保证；但那些所有土地都已开垦并常年耕作的社会，就要想尽办法寻找肉食了；尽管在驯化了豆科作物之后，农民获得了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但豆类偏好毕竟很晚才形成，而对肉食的渴望则古老而根深蒂固。 在传统中国，一个十分显著的趋势是，越往南，肉食越稀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越往南越缺少饲养牛羊等反刍动物所需的草地，且土地复种指数高，大型肉畜只有猪，而猪虽然产肉效率高，但有个很大的问题：其食谱与人类重合率高，因而难以大批饲养，否则便与人争食了，鸡鸭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次是越往南，粮食的蛋白质含量越低，番薯土豆芋头等块根块茎类的蛋白质含量远低于谷物，而谷物中大米和玉米又低于小麦，同样是小麦，南方小麦也低于北方小麦；这样，南方人必须在主粮之外寻找更多肉食来补充蛋白质，可他们又缺乏大牲口，所以只好挖掘其他一切可能性了：狗肉、马肉、青蛙、山鼠、蛇、蚕蛹、蚂蚱、蝉、水虱…… 不仅是肉食，南方在素食种类也多过北方，当然，南方植物原本就比北方丰富，不过或许这也与南方的致病寄生物较多有关；在中原民族向南方拓垦的过程中，抵抗丛林沼泽地带特有的疫病始终是个大问题，而寻找草药是这一努力的重要部分，尽管效果很难检验，但尽可能开发和尝试各种可食用植物，总是有益的，即便没有疗效，也丰富了食物来源。 一个社会的食谱一旦稳定下来，便成为一种习俗，社会成员会借助它们来建立文化认同和标识共同体身份，此后，即便生态位和资源条件已经改变，饮食习俗仍将以强大的文化惯性延续下去，特别是食物禁忌，是构建文化鸿沟、区别身份、激发敌意的十分有效的符号；今天，犹太人和穆斯林早已散居全球，却仍坚持着古老的闪族食物禁忌（Semitic dietary la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