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去在《萧瀚炮轰牛博:邓玉娇案之后再一次先入为主》一文中又提到了帝国主义问题:
在中国的泱泱评论者中,有一种很醒目:那就是抱定一种框架,一种学理,套尽天下万物,一切皆可解决。前几年我们专门为此造了个词,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那会儿颇有一批人,认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更进一步,经济学措施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个流派被打击得差不多了,现在则比较流行民主帝国主义、宪政帝国主义;拿民主、自由、平等当万用灵药,到处套用,到处开药方。
花君对此次纷争的评论很中肯,但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我却难以苟同。
学科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研究对象为界,比如生物学里有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二是以方法论为界,此时多门学科或许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只是观察角度和方法论基础不同,比如道德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都是研究多人社会如何运作的。
对于以第二种方式划分出的各学科,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上不具有互斥性,因而,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者其实远非经济学,而是逻辑学,其次是语言学,只要你开口说话或动手写字,逻辑学家就有了插嘴的机会,同样,一旦多人社会中发生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上述六个学科的学者都有了插嘴的机会。
即便是以研究对象划界的划分方法,划出的学科之间也未必是互斥的,这取决于划界所用的维度是否相同,比如历史学,以时间为界可划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等,以事件类型为界可划出政治史、生活史、技术史、思想史等,显然,中古史专家和技术史专家大可以对同一组事件发表专业看法。
当然,某些事件虽然落在某学科的研究范围内,但在该学科专家眼里可能案例价值不够高,因而不予理睬,而其中蹩脚学者却视为至宝,唠叨半天也没说出个道道,结果被众大师鄙视,这是学术眼光和分析能力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问题。
我们不会指责我们的眼睛是“光学帝国主义者”,或者我们的鼻子是“化学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指责法医们是“缺乏人性和良知的技术帝国主义者”,却为何无法容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