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8】 德州第六区的补选结果再次展示了川毛的反向动员能力，他支持的 Susan Wright 初选排第一，终选输给了初选排第二的 Jake Ellzey（也是GOP）， 这本身是件好事，问题是，只有少数州采用这种不分党派的丛林式初选（[[nonpartisan blanket primary]]），如果用的是分党初选，川毛的影响不利于GOP， 因为虽然川毛动员支持者的能力很强，可是他动员反对者的能力更强，这一点在去年大选、佐治亚两位参议员补选和这次德州第六区补选的结果中，已经反复验证了，佐治亚的例子尤其明确，不存在其他解释， 如此看来，只要川毛还不肯歇，GOP 明年赢回两院的前景仍然不妙，

【2020-11-09】 总结一下我对计票争议的看法， 1）我对此事关注强度很一般，仅限于每天起床后花几分钟刷一下最新进展，还有在TW时间线上随机看到的东西，所以对其中争议我一直没有很强的判断， 2）但作为一个贝叶斯主义者，每条新到达的信息都可能让我建立或调整信念（哪怕是很弱的信念），之前我已解释了，某些信息是如何让我调整信念的，以及这背后的数学原理， 3）甲指出某个疑点，乙对此给出某种貌似说得通的解释，这不叫造谣-辟谣，任何把此类过程叫做造谣-辟谣的人，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假如乙把自己的解释称为辟谣，他在我眼中的可信度立马降至垃圾级， 4）川浦目前还没认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毛病，因为多桩诉讼正在进行中，时间还足够充裕，只要案件未决，且可能改变结果，那么在12月14日electors表决之前，不认输都不是问题，说不上对宪政的危害，当然，同样是不认输，吃相可以更好看一点，但金毛的吃相大家早就知道了，没什么可说， 5）如果12月14日electors得出了一个多数选择，而川浦从那时到1月6日之间仍不认输，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意味着他在谋求至少两个州的elector票被新国会整体作废，这会触发一场很危险的宪政危机，他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么做，但需要非常非常强的理由，任何GOP大佬若想支持他这么做，也需要非常非常强的理由， 6）如果1月6日新国会得出了一个明确决定，而川浦仍不认输，那就可以说是宪政公敌了， 7）我看到比较流行的一类质疑，是基于统计模式的，我不打算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因为要判断这些统计疑点究竟有多可疑，需要太多特定知识，比如每个州的票究竟是怎么清点的，邮件如何拆封，以何种方式送入点票机，点票机的工作逻辑是什么样的（为此可能需要阅读这些机器的说明书，甚至需要阅读其中一些关键源代码），各县的数字如何被汇集起来，对清点和汇集的顺序有什么讲究，点票员的轮班和工作时间节奏是什么样的，对外公布数字如何刷新，故障和异常是如何处理的，整个流程中哪些环节由机器处理，哪些环节有人工介入……因为所有这些细节都可能破坏质疑者所假定的那种随机性， 不仅涉及的细节太多，而且各州甚至各县都有差异，我不想花精力去弄清楚这些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自己没能力做到，其次，这些精力花下去，得到的回报多半是一次性的，这辈子可能再也用不上了，所以除非我立志成为这方面专家，根本不值得， 8）由于个体经验空间的极度有限性，个人作为一部贝叶斯推断机，必须从他获取自文化环境的一组先验概率开始工作，而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文化环境不同，他们持有的先验概率可能大相径庭，因而许多纷争注定是无法通过说理来解决的， 9）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先验概率的重要性，假设疟疾是某地区的流行病，任一个体在任一年份得疟疾的几率是5%，而斑疹伤寒在当地是罕见病，任一个体在任一年份得斑疹伤寒的几率是0.005%，现在，某人生病了，其症状与斑疹伤寒的吻合度为0.8，与疟疾的吻合度为0.6，那么，这一病例是应该优先按斑疹伤寒处理？还是优先按疟疾处理？合理的做法是优先按疟疾处理，因为疟疾的先验概率大太多了，尽管症状吻合度较低，此人得的是疟疾的概率仍远远高出斑疹伤寒， 通俗的说，某类事情发生的先验概率越低，那么，当此类事情的疑似案例出现时，我们就越可能接受一种低概率的牵强解释来试图排除它，因为尽管这一解释就个例而言看起来很牵强，那也不如『认为此事真的会发生』牵强， 10）此次点票的统计疑点若真的十分可疑，它也只能触发调查，而不能成为诉讼案由，要让法官受理案件，你必须具体说明谁做了什么错事，而考虑到调查可能需要的时间长度，以及通往诉讼过程的不确定性，基于此类疑点而预期结果会被及时翻转，要记得打好几轮折扣， 11）有两件事情特别需要分清楚：所有目前正在进行的或未来会发生的调查和诉讼，可归为两类：旨在影响选举结果的案子，和针对特定舞弊行为的刑事案，前一类受选举日程安排的限制，若无望在截止期前了结，或不可能影响结果，可能会不了了之，但后一类不会，所以，对于真正关心美国选举制度健康性而不仅仅是单次结果的人，根本不需要着急，选举舞弊是重罪，果若有过硬证据，必定会得到充分调查和审理，有的是讲理渠道，若常规司法途径得出的结果难以服众，国会和州议会都可以发起调查，可能自己调查，也可能指派特别检察官，只要鱼腥味不散，调查记者，智库学者，大学教授，公缢诉讼组织，都会介入其中，与其现在着急上火，不如等着看说法，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2020-11-07】 对于白灯在多个州的尾翘翻盘，有两个解释：1）作弊，2）晚到邮寄票的高度偏向性（即：Dem更怕死因而更倾向于邮寄，并且邮寄票清点更慢因而更晚进入公布结果）。 随着出现尾翘翻盘的州一个个增加，你会提高对哪种解释的置信度呢？这取决于你相信导致尾翘的哪个假定因素（作弊或邮寄偏向）在各州之间更可能具有联动性。 依我看，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在各州之间协调联动作弊的可能性很小，并且这一可能性随涉入州的数量递增而指数式下降，而邮寄偏向则因其源自内禀特性而具有自然的联动性，即，只要导致邮寄偏向的机制确实存在，那它自然就是联动的，无须人为干预。 佐治亚的逆转让更强化了这一判断，考虑到GOP控制着该州的全部政府分支，你很难相信佐治亚的选举机构会被拉进一个由 Dem 组织的协调联动作弊的行动计划中。 依我看，认识到这一点会让许多 GOP 重量级人物如释重负，他们现在有了充分理由及时跳下很可能把他们拖下悬崖的川浦战车。

【2020-11-05】 眼下看起来最可能的结果是，GOP 52:48 保住参院，一个不太牢靠的多数，同时在众院拿回几个或最多十几个席位，但仍居少数，白灯以 270:268 险胜。 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或决定性的结果，价值对抗（或曰文化战争）仍将继续。 好消息是，GOP 终于可以丢掉川浦这个包袱了。 保守派里常有些耸人听闻的声音，说什么这是拯救美国的最后机会了，别信这些蠢话，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激烈的价值对抗，宪政结构都保存了下来，这次更没有理由担忧，维护宪政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很牢靠。 从价值分布和道德状况看，目前也远没有降低到某种危险的临界水平，依我看，和70年代相比，目前的情况要好得多，里根以来的几十年经历了长足改进，这笔遗产并不会那么快就耗尽。 和56年前那场大溃败相比，这只是一次小输，要知道，那次大溃败发生时，最高法院里坐着的是一批史上最激进的能动主义大法官。  

【2020-09-06】 有关近十几年越拉越大的民调误差，我听到过两种解释： 1）调查接受度偏差，即，被访者接受或拒绝调查的几率，并不独立于其镇痔立场，保守派更可能拒绝，特别是反建制保守派，因为他们把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大学/NGOs等一样）视为建制机构，并且被自由派所控制，所以更倾向于拒绝理睬， 2）投票率偏向，对于受访者，接受主动找上门的调查，成本极低，远低于大选日真正去投票的成本，而这两者间的差距在镇痔光谱上的分布并不均衡，比如，作为保守派重要票基的郊区中产，投票率远高于内城贫民，后者是自由派票基。 @_bear_:还有一个是抽样的比例。调查机构会根据历史数据预估选民的投票热情，然后定一个取样比例，比如40%左派，35右派和25%中间派，但最近选民的热情显然不同以往 @whigzhou: 对，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对偏差2进行矫正，可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每次大选的动员场景都不同 【2020-10-08】 @whigzhou: 还有个因素是，是否接受调查，与教育程度很有关系，读过大学的接受度高得多，比如在密歇根的一次调查中，受访者69%上过大学，而该州选民中上过大学的比例仅为38%，这个偏差若不校正的话，影响就太大了 【2020-10-17】 假如部分误差是因为隐瞒真实想法而造成的，那么，我觉得，这部分误差在女性身上会表现的更大，因为女性更 agreeable，而为附和众意而隐瞒真实想法，是 agreeable 的表现之一。

【2019-05-19】 Liberals-(Turnbull+Bishop)=Conservatives, 从大势看，这个向Conservatives的转变迟早要发生，问题是，Conservatives目前在澳洲还赢不了选举，这局面有点像从Goldwater到里根之间的那十几年，区别是，澳洲是议会制，内斗起来更麻烦。 ​​​​ 我错了，不过很高兴，居然赢了，赢得干净利落。

【2016-07-01】 @whigzhou: 澳洲的强制投票制创造了很多娱乐性政党。 ​​​​ @熊也餐厅:不去登记就可以不用投票。登记了不投以前是罚款五十澳元，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 @whigzhou: 不登记只是让政府可能开不了罚单而已，没有这样的豁免，我查过 @空的发狂WALLE:强制公民履行政治义务，为什么？ @whigzhou: 从实际效果上看，明显的结果是提高左派得票率，比民主党用大巴将本来不会投票的人一车车拉到投票站的效果好5倍，瑞士的一个案例显示，强制投票可将左派得票率提高20% @whigzhou: 澳洲各州中，政治倾向最左的塔斯马尼亚也是执行义务投票法最起劲的州，2010年大选后开出了5000张罚单 @熊也餐厅: 懒惰的右派不会因此而获利吗？ @whigzhou: 总体上不会，投票意愿低的人里总体上左派比例高得多，否则为啥民主党出动大巴共和党不这么做呢  

When Democracy Meets the Ghost of Evolution: Why Short Presidents Have Vanished 当民主遭遇进化的幽灵：矮个总统为何不再有 作者:Lixing Sun @ 2016-03-02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明珠(@老茄爱天一爱亨亨更爱楚楚) 来源:The Evolution Institute,https://evolution-institute.org/article/when-democracy-meets-the-ghost-of-evolution-why-short-presidents-have-vanished/ Size matters in politics: America hasn’t seen a president shorter than 5’7” since William McKinley. A main culprit, unbeknownst to many, comes from voters’ cognitive biases—the work of evolution. And the conundrum took a theatrical turn early this year when Marco Rubio, a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hopeful, was spotted wearing a pair of new boots. 身高在政治中很重要。自威廉·麦金利以后，美国已经没有出现过身高低于5英尺7英寸的总统了。一个不为许多人所知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的认知偏差——这是进化的产物。本年初，这个谜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转变：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强力候选人马克·卢比奥穿出了一双新靴子。 “Marco Rubio’s Republican rivals literally are hot on his heels,” opened a New York Post news article on January 6. Speculations followed as to how expensive the boots were. The Rubio camp wasted no time to clarify that they were nothing more than Men’s Florsheim, costing about $100. “卢比奥的党内对手的热情名副其实地只落后他一个脚跟”，1月6日的《纽约邮报》新闻报道如此开头。随后就有人开始猜测这双靴子有多贵。卢比奥的竞选团队即刻澄清说那只是一双富乐绅男款鞋，价格约100美元。 But the core of Rubio’s “bootgate” brouhaha wasn’t about luxury; it was about the heels—a whole two inches high. “A vote for Marco Rubio” tweeted Rick Tyler, Ted Cruz’s commuatsnications director, “is a vote for Men’s High-Heeled Booties.” 但卢比奥“靴子门”事件喧闹的核心不在于它是不是奢侈品，而在于它的鞋跟——厚达2英寸。“投票支持卢比奥”，泰德·克鲁兹的公关联络主管Rick Tyler在Twitter上说，“就是投票支持男式高跟靴子。” Why would Rubio sport a pair of, as Rand Paul teased, “cute new boots”? As far as we know, tall men have scores of advantages in life, work, and romance. Among CEOs, for example, 90% are taller than the average man, and only 3% are below 5’7”. In fact, for every inch added to their height, men can get an extra 1.8% (about $800) in wages, an amount duly dubbed by economists as a“height premium.” 为什么卢比奥会穿着一双如兰德·保罗所戏称的“可爱小靴靴”出来卖弄呢？据我们所知，高个子男人在生活、工作和爱情方面都有优势。比如，CEO中90%身高高于男性平均水平，只有3%身高不到5英尺7英寸。事实上，身高每增加1英寸，男性可以多拿1.8%的工资（约800美元），经济学家恰如其分地把这个增加额称为“身高溢价”。 Rubio may be aware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nearly 70% of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s between the two major parties have been won by the taller candidate. This wasn’t always the case, though. In fact, of the presidents elected before 1900, eleven were shorter than 5’9”, and only nine were taller (see the chart). 卢比奥可能意识到，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两大党之间70%的总统竞选最终是身材更高的候选人获胜。但是，情况并非从来如此。实际上，在1900年以前获选的总统中，11人身高低于5英尺9英寸，只有9人身材比这高（见下图）。   After that, however, all short candidates have lost to their tall rivals—James M. Cox (5’6”) to Warren G. Harding (6’0”) in 1920, Thomas Dewey (5’8”) to FDR (6’2”) in 1944, then to Harry S. Truman (5’9”) in 1948, and Michael Dukakis (5’8”) to George H. W. Bush (6’2”) in 1988. 但是，自那以后，所有矮个候选人都输给了他们的高个子对手：1920年，詹姆斯·M·考克斯（5英尺6英寸）输给了沃伦·G·哈丁（6英尺）；1944年，托马斯·杜威（5英尺8英寸）输给了F·D·罗斯福（6英尺2英寸），1948年他又输给了哈里·S·杜鲁门（5英尺9英寸）；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5英尺8英寸）输给了老布什（6英尺2英寸）。 At 5’10”, Rubio is taller than the average American man. Still, he is 5” shorter than the front-runner Donald Trump, a difference you can easily see on the screen during Republican primary debates. By adding two inches to his stature, he hoped to up his chance—if only his rivals weren’t paying attention. 卢比奥身高5英尺10英寸，高于美国男性平均水平。但是，他还是比领跑者唐纳德·特朗普矮5英寸。这一差别在共和党初选辩论的屏幕上看得很清楚。他想通过给自己身高增加2英寸来提高机会——只盼对手不要注意。 Do tall men make good leaders—presidents in particular? I pulled out data from Wikipedia.com and did some statistics (such as the Mann-Whitney U test and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I found no relationship whatsoever between height and performance ranking for all elected presidents before 1900. (Obviously, I can’t do so for the period after 1900 because no short presidents have been elected.) 高个子就能当好领袖吗？特别是，高个子就能当好总统吗？我从维基百科上找数据做了一些统计工作 （比如曼—惠特尼U检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我发现，1900年前获选上任的所有总统的身高和他们的任职表现排名之间找不出任何关系。（1900年以后显然无法做这种分析，因为这段时间没有矮个总统获选。） Why have short American presidents suddenly vanished since 1900? 为什么美国在1900年后突然就没有矮个总统了呢？ The answer, apparently, lies in the use of images in the media. In fact, the advent of the televised debate in 1960 has ushered in even more public scrutiny on candidates’ looks. As a result, no short or bald candidates have made it into the White House since Dwight Eisenhower. (Perhaps, that’s why Trump is careful about his hair—in case people think he is bald.) 答案显然在于媒体对照片的大量使用。实际上，1960年出现的电视辩论使公众对候选人的外貌审查进一步增加。于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再没有任何矮个或秃顶候选人入主白宫了。（这也许就是特朗普特别在意发型的缘故，他担心人们以为他秃顶。） How can a candidate’s physical appearance hold such a strong sway on voters’ choices? Psychologists and behavioral economists will point to the halo effect, where a perceived strength—here, the height of a candidate—eclipses all weaknesses. Why, then, are our cognitive systems so naïve as to swoon for something utterly irrelevant (namely, the body size) of a potential leader? 为什么候选人的身体外形如此强烈地左右选民的选择呢？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存在光环效应：人们感知到的某一力量（此处就是候选人的身高）会遮蔽所有弱点。那么，我们的认知系统为什么如此幼稚，竟会被准领导人完全无关的某些特征（即体型大小）迷住心神呢？ The answer lies in our evolutionary past. Research shows that in a vast number of animals, from insects to mammals, body size can robustly predict winners when resources and mates are at stake. In primates, alpha males are usually large and assuming. (That’s why, even for a novice, it often takes just a glance to spot them in a bunch.) Not only do they win more fights, but females also fall for them. 答案就是我们的进化史。研究表明，对于从昆虫到哺乳类的大量动物而言，在资源和配偶成问题的情况下，体型大小能牢靠的预测谁会胜出。灵长类的雄性领袖通常都高大专横。（因此即便是新手也能从一群动物中一眼认出它们。）它们不但能赢取更多战斗，而且能收获雌性的喜爱。 This process favoring large body size is known as sexual selection, and apparently, it also worked for our Stone-Age ancestors. Even in modern tribal societies, from the Amazons to Papua New Guinea, tall, husky men are still widely preferred as chiefs—or “Big Men,” in Polynesia and other Pacific islands. No wonder our cognitive systems are tuned to looking for tall guys as leaders or mates—the hunks, in our colloquial lingo. 这一偏爱大块头体格的进程叫作性选择，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显然也受到了影响。即便在现存的部落社会中，从亚马逊丛林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们依然普遍更喜欢接受高大魁梧的男性当首领——或者“大人”，波利尼西亚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上就用这种称呼。因此，我们的认知系统会调整到找高个男人（——就是俗话说的hunk）做领袖或配偶，这毫不奇怪。 Since 1900, apparently, our liking for hunks hadn’t hit a major hitch until Harding was elected. In appearance, Harding was tall, virile, and gracious with thick eyebrows, wide shoulders, and a deep voice—features that can provoke a feeling of being macho, resolute, and competent. 显然自1900年以来，我们对大个头肌肉男的喜爱直到哈丁当选都没有遭遇什么大挫败。哈丁眉毛浓密、肩膀宽阔、声音低沉，身材高大雄壮且和蔼可亲。这些特征让人觉得他富于男性气概、做事果断干练。 Indeed, he rose from being a small town newspaper editor to an Ohio state senator, a US senator, and finally the president. But just after two years in the Oval Office, Harding’s impressive suite of manly features turned out to be all fake. They did nothing but make him a womanizer. 实际上，他最早只是一个小镇的报纸编辑，后来当上俄亥俄州参议员，然后是国会参议员，最后成为总统。但入主白宫椭圆办公室才2年，哈丁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套男性气质完全变成了假相。它们没有什么用处，只是让他风流成性而已。 He is called, according to the U.S. News, “an ineffectual leader who played poker while his friends plundered the U.S. treasury.” Even Harding himself confessed, “I am not fit for this office and should never have been here.” When he died, rumors had it that his wife had poisoned him, not out of jealousy but to salvage his reputation from the charges of corruption in his administration. 据《美国新闻杂志》，他被称为“当同伙们洗劫美国国库时还在玩扑克牌的无能领袖。”连哈丁本人都承认，“我不适合这个职位，一开始就不应该到这来。”他死后，有传言说他是被妻子毒害的，原因不是嫉妒，而是为了补救他被控任内腐败的名声。 As the ghost of our evolutionary past lingers on, there is no reason why hunks with Harding’s physique won’t be elected again. If you have any doubt, think about Arnold Schwarzenegger. How much of a halo did he draw from his muscles as a body builder and his fame as an action movie star to win the Californian gubernatorial race in 2002? 进化史的幽灵一直在徘徊，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拥有哈丁那种体格的大个头肌肉男不会再次被选上。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想想阿诺德·施瓦辛格。他那身健身运动员的肌肉和作为动作电影巨星的名气到底为他赢得2002年加州州长竞选贡献了多少光环？ It’s disconcerting for all concerned citizens to realize that in our age of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hare much with pageants for Mr. America. If our guts are all we rely on in the process, even the 5’7” John Adams or the 5’4” James Madison may not stand a chance to be elected today. 在电视和互联网时代，总统选举和美国先生选美有很多共同点。所有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因意识到这一点而心神不安。如果我们只依赖本能的话，那么5英尺7英寸的约翰·亚当斯或者5英尺4英寸的詹姆斯·麦迪逊今天若参选可能就没有机会胜出。 By forgoing a vast pool of talents from women, short men, and minority citizens (except Obama), how can we find the most capable person to lead our nation? In this sense, putting a woman in the White House will mark a new milestone in American democracy: it can break the entrenched spell—our cognitive biases for hunks—imposed by the ghost of evolution. 把妇女、矮个子、少数族裔（奥巴马除外）中的大量天才排除在考虑之外，我们怎么找出最有能力领导我们国家的人呢？从这个角度来说，选出一位女性入主白宫将成为美国民主新的里程碑：它将破除进化幽灵加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的魔咒，即我们钟情大个头肌肉男的认知偏差。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Political Animals by Rick Shenkman: why we shoot our democracies in the foot Rick Shenkman新书《政治动物》：为什么我们会搬起石头砸民主的脚 作者:Olivia Archdeacon @ 2016-01-22 译者:babyface_claire(@许你疯不许你傻)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CapX,http://capx.co/political-animals/ Best-selling historian and Emmy award-winning investigative reporter Rick Shenkman is back. He explains in the latest of his seven books, Political Animals – How our Stone-Age Brain Gets in the Way of Smart Politics, that despite our species’ pride of rational thinking, our world is anything but rational. 畅销历史书作家和艾美奖调查记者获得者Rick Shenkman回来了。他在最新的第七本书《政治动物：石器时代的大脑如何妨碍政治精明》里解释到，尽管我们人类以理性思考为傲，但是世界却一点也不合理。 Like economists, political scientists base their models on rational choice, and do not want to think that a one off event like a shark attack ca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voting. Yet it has been proven time and again that when times are bad, people vote against the incumbents. If a meteor hit Arizona, they’d vote against the incumbents. Extraneous forces ha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Unfortunately for politician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hen the effect is negative. 像经济学者一样，政治学者以理性选择为基础建构其模型，并且不愿意认为一件像鲨鱼攻击这样的一次性事件可以对投票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一旦碰上光景不好，人们就会投票反对当权者。如果有陨石击中亚利桑那州，他们会投票反对当权者。外来力量能够造成政治后果。 不幸的是，对政治家而言，如果这种影响是负面的，情况更是如此。 Readers of Shenkman’s previous book, ‘Just How Stupid Are We? Facing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voter’ may be reluctant to pick up another anthology of painfully embarrassing truths about the general public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economy. But they should be reassured that Political Animals is a forgiving, empathetic and motivational read. 读过Shenkman上本书《我们是多么愚蠢？正视美国选民的真相》的人，可能不愿再读一本关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一般公众的痛苦尴尬真相的汇编。但是我可以向他们保证，《政治动物》是一本宽容、体贴且激励人心的读物。 It is tough love, however. Shenkman points out that despite the human brain being packed with eighty-six billion neurons – making human beings smarter than the smartest computer that ever existed (yet) –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the public is very easily fooled. What is more alarming is that we’re fooling ourselves. We cannot blame the politicians or the Illuminati. 然而，这是严厉的爱。Shenkman指出，尽管人类的大脑挤满了860亿个神经细胞（使人类比迄今为止最聪明的电脑更加聪明），可是一旦涉及政治，公众却非常容易被欺骗。更令人担忧的是，是我们自己在欺骗自己。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政治家或“光照派”。 “We often lie about out reasons for doing what we do in politics. We don’t just lie to others, we lie to ourselves. Therefore we can only detect what people are thinking when we study patterns of behaviour in groups.” “我们经常会在我们政治行为的缘由方面撒谎。我们不止对别人撒谎，我们对自己也撒谎。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研究群体的行为模式来检测人们在想什么。” Shenkman’s genuine passion for his subject matter shines through. As much as we rationalise our actions in hindsight, we’re not in a position to truly know ourselves seeing as so much of what happens in our brain happens outside of conscious awareness. So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why people vote the way they do simply by asking them will get us nowhere. We need science. Shenkman 对他的研究主题闪耀着真正的热情。我们会在事后尽力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鉴于大脑中发生的大量事情处于我们的自觉意识之外，我们就处在一个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境地。所以，只是追问人们为什么如此这般投票，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毫无益处。我们需要科学。 Political Animals does this. It uses breakthroughs in neuroscience, genetic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thropology, behavioural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game theory to give new insights into political behaviour. 《政治动物》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它利用了神经科学、遗传学、进化心理学、人类学、行为经济学、政治科学、政治心理学和博弈论等学科的新突破，寻求对于政治行为的新见解。 The basic premise of the book is that our brain evolved roughly 1.8 million years ago and so the instincts that were baked into human DNA then are now often not the most appropriate or efficient response to our environment: “In politics, [instincts] often don’t work: they malfunction, misfire and lead us astray.” Shenkman even goes as far as to argue that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the times when we can unquestioningly go with our instincts is almost nil.” 这本书的基本前提是：我们的大脑大约在180万年前进化形成，因此那些整合到人类DNA中的本能通常并非我们对环境所能做出的最合适或最有效反应。“在政治中，[直觉]通常不可行，他们会失灵，无法奏效，还会带我们误入歧途。” Shenkman走得很远，他甚至认为，“当谈到政治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跟随直觉走的时候基本为零”。 In essence: we frequently sabotage ourselves, upending democracy in ways none of us intended. 从本质上说，我们经常会在没有人刻意如此的情况下伤害自己、颠覆民主。 Shenkman focuses on four problems that we continually make: political apathy; failure to correctly size up our political leaders; a habit of punishing politicians who tell us the hard truths we don’t want to hear; and our failure to show empathy in situations that clearly demand it. Shenkman关注我们经常犯的四个错误：政治冷漠，不能正确地认识政治领袖，习惯性地惩罚跟我们讲述我们不愿意听的残酷事实的政治家，在明确需要的情况下不能表示同情。 Hearing all of this, it is sorely tempting to conclude that democracy is hopeless. But all is not lost. 听到这一切，让人很容易得出结论，民主是无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 Throughout the book we are reminded that the way our brain is constructed does not mean we are fated to behave as cavemen, even though we might b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based on the morning’s headlines. He shows us with numerous thought experiments (that readers can conduct on themselves) that is better to think of our brains as being pre-wired rather than hard-wired. We have certain innate traits but whether they determine how we behave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depends on a range of factors. This shouldn’t be so surprising – think how easily and dramatically our energy levels can affect our decision making and self-control. 这本书从头到尾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脑如此构造，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像穴居人那样行动，尽管根据早上的头条新闻我们可能倾向于这样认为。他通过许多思想实验（读者可以自己进行）向我们表明，我们最好将大脑看作是预设的而并非是固设的。我们有某些天生的特质, 但这些特质是否会决定我们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这并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想想我们的精力水平能如何容易、如何显著地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自控能力吧。 What is more controversial is Shenkman’s challenge to the convention that the main political problem society faces is a lack of information: “Modern Platos raise a huge cry over the problem ignorance poses to democracy, turning alarmism about ignorance into a virtual cottage industry” 更有争议的是Shenkman对社会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乃是缺乏信息这一传统观念的挑战，“现代柏拉图们大声疾呼，宣称无知威胁民主。他们已经把对无知的担忧警惕几乎变成了一种祖传家酿。” And he’s right – critics have been beating the same horse for generations, crying ‘mass man is ignora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rise of Nazism, university professors became consumed with the problem of public ignorance. It is not that simple, unfortunately. Proving that unknowledgeable voters can be turned into knowledgeable ones doesn’t prove much we didn’t already know. We send children to school because we believe they can learn. The truth is more unsettling: it is not an intelligence or information problem. It’s a motivation, environment, social and, above all else, a human being problem. The problem is that voters on their own don’t try to learn. 他是对的——评论家们世世代代都在鞭打同一具尸体，喊叫“大众是无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兴起之后，大学教授们开始全心关注公众无知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不是那么简单。证明了无知的选民可以转变为有知的选民，这并不能证明多少我们事先就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送孩子去学校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有学习的能力。真相是更让人不安的：这不是一个智力或者信息问题。这是激励、环境、社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是人性问题。问题在于选民们自己不尝试去学习。 Perhaps voters need to be motivated, probably financially. But no government has tried this (directly) because voters would find it insulting – anyone who dared suggest that voters need to be paid because they are citizen delinquents would instantly be branded as elitist. 或许选民需要刺激，比如经济刺激。但是没有任何政府（直接地）试图这么做，因为选民们会感到这是侮辱——任何人若胆敢建议给选民支付费用【编注：从上下文看，意思好像是付费让选民接受公民培训，但也可能是指为投票行为付费。】，而且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公民群氓，那他立马就会被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 Equally,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shows culture can be just as effective (75% of Swedes participate in adult civics-study circles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having retained an interest in politics from school-age). But why should it take either money or culture to get people to perform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ies? Shouldn’t people want to be involved? 同样的，北欧的经验表明文化同样奏效 （瑞典人中凡是曾在生活中某一时间参与过成人公民学习圈的，有75%都保留了从学生时代起培养出的政治兴趣）。但是为什么需要钱或者文化的驱使才能让人们履行公民责任呢？难道人们不想参与吗？ So this is not a guidebook for how to be the perfect citizen. Shenkman is far from being an idealist. Instead, he offers un-patronising, concrete steps to ‘do politics’ better: don’t place a lot of confidence in your natural curiosity; don’t delude yourself into believing you can read politics; whenever possible, try to put yourself in a position 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politics directly. 所以这不是一本怎样成为完美公民的指南。Shenkman远非一个理想主义者。相反，他提出的是并不高高在上的、具体的步骤，来更好地“做政治”：不要过分信赖你天生的好奇心上；不要欺骗自己说你可以读懂政治；有可能的话，尝试坐到某个位置上，直接体验政治。 In this engaging, illuminating and often humourous portrait of our political culture, Shenkman probes the depths of the human mind to reveal what we must do to fix our floundering democracy, and to become more political, less animal. 在这幅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且常常带些幽默的政治文化肖像中, Shenkman窥探到人类心灵的深处，告诉我们必须做什么来修复我们挣扎的民主，多一些政治性, 少一些动物性。 Political Animals was first published on the 21st January 2016 by Basic Books, £17.99 RRP, hardback. 《政治动物》由基本图书公司在2016年1月21日首次出版，精装版标价£17.99 。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2016-05-18】 1）纳税额与投票权的分离是近代政治堕落的基础动力之一， 2）没有堕落的更彻底是因为庞大中产阶级的存在， 3）福利制度在不断放大食税阶层， 4）离开其社会结构基础，三权分立并不能自我维持，最高法院的刹车皮并非永远指望得上， 5）州权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坏，但效果也颇为有限， 6）未来政治对立将更多表现为州际差异， 7）所以问题之一是保守派是否能赢得足够多的州从而控制参议院，而这取决于人口分布，食税人口向大城市化聚集或许是好事， 8）总有一天众议院也会拿参院开刀，就像当初下院对上院动手一样， 9）未来保守州会更强硬的抗拒联邦权力， 10）当这种抗拒达到禁止联邦官员入境执法的程度时，分裂便开始了 11）宗教是抵抗国家权力越来越深介入私人生活的另一把保护伞，宗教自由也是近年来能够帮助个人避免政府管制/干预的少数几条还在起效的宪法原则之一，但自由派正在不遗余力地摧毁这把保护伞， 12）好消息是，这一对抗将让更多基督教派站到自由一边，或许libertarians也不得不创个教派才能在法庭赢得对抗国家干预的豁免权 13）从百年以上的长期看，保守派终将凭借生育率而取胜，问题是在此之前文明崩坏到何种程度，制度重建会有多艰难 14）另一个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文明世界还足够大，一处之崩坏会让其他几处觉醒，从人口/社会结构看，比如澳洲在被食税者彻底绑架之前觉醒的机会比较大 15）第三个好消息是，欧洲在不久之后便会经历一次大觉醒，至少其中一些国家会，最快可能会在下届选举中就会表现出来 16）福利制度是食税阶层的创造，而最低工资和智能机器将是其放大器，后两项都正在大跃进之中，未来福利负担的膨胀将非常惊人 17）随着州际差异扩大，财富创造者逃离福利州，福利州财政崩溃，福利负担大规模向联邦政府转移，联邦增税不可避免，此时州与联邦的对抗将迅速加剧，到时候假如保守派能够长期控制参院，自由派可能会推动一场分州运动，比如把加州分成两个，旧金山和洛杉矶各归一州，这样他们在参院就多出两席，无论如何，一场大型宪法对抗不可避免，分州之争也是一种可能方式 @黄章晋ster:如果洲际差异足够大，我想保守派的洲未必有足够大的动力去与联邦权力对抗，至少我目前想不出来，难道会为类似同性恋婚姻这样的事情发生冲突吗？如果不涉及到广泛的经济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whigzhou: 仅仅出于抗拒联邦税的理由也可以让这事情发生 @Helen干杯:第7条不是很明白。大城市多聚集福利人口多倾向所谓自由主义者, 从德州情况看,其城市增长快,流入人口多,我觉得有生之年会看到德州从红州变蓝州的。老师为什么说福利人口向城市聚集对保守派是好事? @whigzhou: 我说的是只有少数一些州才有的超级大都市，向那里聚集占的州就少了嘛 @Helen干杯:目前, 有意加无意, 主动加被动, 北美欧洲都在进行各种风格的种族和文化的融合。福利制度不是这个社会大实验的产品,但其存在至少在欧洲减少了融合过程可能引起的不适症状。如果因"觉醒"而停止, 也会对融合过程有负面影响。甚为遗憾。 @whigzhou: 福利制度不可能有助于种族/文化融合 @whigzhou: 内战后美国的种族融合一直在加速，直到六十年代平权法案和福利大扩张才嘎然而止，参见索维尔的两篇书评：《拜托，别再帮助我们了》 《自由派带给黑人的福利》，还有这篇：《为何伊朗移民成于美国却败于瑞典》 @卫东屯的Porco:纳税额和投票权挂钩不会催生新独裁吗？ @whigzhou: 从1295年模范国会直到1918年，选举权一直和纳税义务关联着，选出了几个独裁者？不负责任的选民才最喜欢独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查韦斯无一不是在暴民无产者欢呼拥戴之下上台的 @書筆雅歌:糠港不就是如此，糠港不能有普选的理论依据找到了。 @whigzhou: 举香港为例实在是太恭维我了，当前香港迫切需要普选权是因为她正在一步步落入熊猫的魔爪，直选是抵抗熊猫的最后防线，不是因为原有的选举制不好，要不然她一个半世纪的自由繁荣是怎么来的？ @whigzhou: 【给大家支个招】支持普选权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军事动员能力，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随着选举权扩展，欧洲各国动员能力越来越强，到二战时已经能把一大半适龄男性拉上战场，所以一旦一个大国开始推行普选，其他只好跟进 @whigzhou: 这一点从德国近代史可以看得最清楚，从普鲁士到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普选权/福利制度/动员能力/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全民战争，妖魔鬼怪相伴而生，普选权和福利制度是俾斯麦改革的两大重点 @whigzhou: 但这个理由现在已经不成立了，战争越来越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蚯蚓爱钩钩:问题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剥夺一部分人的选举权呢？除了咱…… @whigzhou: 嗯嗯没办法，或许未来逃到火星上建新国家时可以考虑一下，反正这事情不归我管～ @蚯蚓爱钩钩:如果是为了防止民众的狂热无知，那么只能说没有根本解决方案。不可能有一个完全避免民众犯错而又不造成灾难的方案，如果民众必然犯错，在制度上能做到的只有设法拖延等待民众清醒。 @whigzhou: 对啊，没有什么根本解决方案，也不需要  

【2016-01-08】 @sonicblue3: 在你国舆论场共和党似乎通过小布什的两场战争就取得了永远的鹰派名声，这是民主党总统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韩战越战都做不到的 @whigzhou: 美国两党制，隔几代就阵营重组，无限往前刨根说民主党祖上也鹰过毫无意义 @whigzhou: 一楼一凤制下形成的两党格局，和比例代表制下的多党格局，虽然都叫“党”，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被选举制度强行压合到一起的大杂烩，后者才是有着明确纲领的主义式政党，甚至可以是单议题或单族群政党，前者的进化逻辑是：找出有望获得简单多数的政策组合，而后者只须越过比例代表最低门槛即可存在。 @whigzhou: 正因此，当原有的某种组合已无望获得简单多数时，党派格局便发生裂变重组，这种重组可以是小幅度的，也可以非常彻底，比如60年代那次，所以，说何种倾向是哪个党的，这种说法只有最多在几代人之内才有意义。  

【2012-11-07】 @whigzhou: 什么叫大政府和既得利益？——奥巴马得票率最高的选区是Washington DC，91%，远远超出第二名夏威夷的71% @whigzhou: 所以很可能，当直接间接吃官饭的人口比例越过某个临界点，社会主义在体制内就无法逆转了，比如希腊  

电视辩论降低了政治承诺的效力 辉格 2012年10月19日 拜网络传媒之赐，如今各国人民都可以实时观赏美国大选这场全球最热闹的政治真人秀了，从火车巡回演讲、全国性大报上登广告，到广播、电视、网络，日益丰富和发达的传播手段也让这场表演变得越来越激烈精彩，1960年起更增添了面对面的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并从1976年开始成为例行节目，俨然已是整个竞选活动的巅峰时刻。 电视辩论这种方式一推出便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尼克松很明显的输在了形象上，福特更是在民调领先的情况下因一句口误而溃败，从本次竞选过程看，电视辩论前后的民调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其他事件带来的波动，足以导致胜负逆转，这一效果反过来也让电视辩论变得更具吸引力。 那么，电视辩论这种更直接的面向公众的竞选方式，会不会让选举过程变得对选民更为有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检查一下选举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选举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交易，选民用选票购买的，也就是候选人所兜售的，首先是候选人自己，他的人格、品行、信仰、经验、政治理念等等，其次是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即他上台后会做些什么，推动那些立法和行政措施。 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是一种先付款后交货的交易，而且遵循的是钱一到手概不负责的原则，既不能退换货，也不能退钱，这样，选民若事后发现用选票所买到的并不是竞选过程中所展示给他们的那样一个人，或者他上台后并未去推动他承诺的那些政策，该怎么办？假如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竞选承诺得到履行，那么关注竞选和投票又有什么意义？ 常规商品交易中，也不乏出门概不退换的做法，但消费者仍可通过信誉机制得到保障，最多吃一两次亏，然后避开那些让他失望的商家和品牌，或者从一开始就避开那些陌生或口碑不佳的商家，可总统选举不像议员选举是无限期重复博弈（尽管实际上重复次数也不会太多），最多是两次博弈，因而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建立信誉机制来保证质量，特别是对连任竞选者，更不存在履行承诺的约束。 当然，对于交易标的的前半部分，即候选人本身的禀赋，卖方隐瞒和欺骗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包装、吹嘘和展示之外，存在大量的第三方信息源帮助选民挖掘和分析候选人的背景，特别是对那些十分珍惜自己那一票的选民，可以在事先尽可能详尽的搜集信息。 但是，在这些信息源中，电视辩论对选民所起的作用却很可能是负面的，其压倒性的传播地位赋予了辩论信息以过高的权重，但这些信息对选民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选择却没有多大帮助，候选人在实时辩论赛中所展现出的辩论能力和取悦于观众的形象品质，和他作为一个团队领导者、政策推动者和决策者的能力，并无多大关系。 再来看交易标的的后半部分，在既没有退货保障又缺乏信誉机制的情况下，奇怪的倒是当选总统们至少还履行了一些政策承诺，为什么呢？容易想到几个原因，首先，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而且很难掩饰，因而选民有不小的机会通过候选人之前的言行和政治经历来判断他上台后的行为。 其次，多数情况下，总统的卸任并不等于其政治生涯的终结，许多卸任总统仍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他们这么做的前提是，避免在任期内将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他们的政治家声誉、与各派系和组织的关系、公众号召力等等——消耗殆尽，为此他们必须最低限度的履行承诺，否则会得罪之前支持过他的那些人，特别是其中组织良好的机构和派系。 第三，总统就算当选上台，即便在美国总统这样拥有几乎独断的行政权力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推动政策，特别是在当代，政府机构已变得极其庞大，制度和组织错综复杂，离开专业团队的帮助，总统将寸步难行，而这些专业政客是要长期在这一行里混饭吃的，他们所在的派系更具有自身的组织逻辑，对他们来说，某届任期中的行为并非一锤子买卖，很大程度上符合重复博弈的特征，这样，即便总统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而违背承诺，他的团队也未必配合。 所以，传统上大部分竞选拉票活动是针对有组织的选民进行的，多数交易实际上分散的发生在各种竞选组织与政治派系和利益团体之间，由于这种组织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具有延续性，因而它们之间的代理和承诺关系远比公共演讲中向全体选民所作的承诺更具约束力，候选人的当选前景高度依赖于这些中间组织的支持，因而他们的政治承诺，实际上是这些分散交易中选择搭配而得到的一个子集。 然而，像电视辩论这种直接面对全体选民的竞选活动，一方面绕开了候选人与有组织利益团体的关系，同时他们对选民所做的承诺却不具备前一种关系所具有的约束力（尽管也算不上很强），这样，电视辩论在选举交易的两方面都削弱了候选人政治承诺的实际效力，而让竞选活动变得更像一场表演。  

即时决胜投票法的政治含义 辉格 2010年7月8日 日前，自民党领袖副首相克莱格在下院宣布，将于明年5月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将下院选举制度，由目前的简单多数制改为即时决胜制（IRV）；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尽管公投前景未明，而且目前支持率领先的保守党坚决反对，但由于该投票法将带给选民更充分更精确的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而消除其在简单多数制下常常面临的纠结与两难困境，因而广受选民喜爱，它此前所面临的障碍主要来自现有党派格局及其所控制的立法部门，以及法院的宪法审查机制，而一旦进入公决程序，恐怕已难以阻挡。 所谓即时决胜，就是用一次性的复选排序式投票，来模拟那种逐步缩短候选名单的多轮投票；在理想的多轮投票模型中，尚无人过半数时，每次只应淘汰得票率最低的一名候选人，否则便可能违背该投票法的设计初衷；比如有8名候选人，若第一轮投票淘汰最后两名，而投票给第8名的选民，原本可能准备在第8名被淘汰时投给第7名的，加上第7名自己所得选票，可能大大超过第6名，那么，为何淘汰第7名而保留第6名呢？ 可是如果采用理想多轮投票，选举所用时间和金钱成本可能高的无法接受，根本不可能用于大型选举，所以，除了一些封闭性团体之外，大多数多轮投票都限于两轮；但IRV解决了成本问题，从而使最理想的多轮投票在技术和成本上成为可行，实际上，它要求选民一次性表达如下意愿：我最想选谁，如果他被淘汰，我会转而选谁，如果他又被淘汰……——可以一直这么如果下去直到选民从候选名单中再也找不出次优选择了。 理论上，如果选民的意愿是稳定的，IRV便完全等价于多轮投票，可实际上，许多选民是摇摆的，在两轮投票之间，被淘汰者可建议支持者改投某人，幸存者可作出新的许诺来吸引被淘汰者的支持群体，也可用许诺换取其他幸存者放弃，而选民在看到得票形势、听到新的许诺之后，也可能改变主意；而在IRV中，选民必须事先拿定所有主意，实际效果是很不同的。 IRV最明显的后果，是消除了“被战友击败”的现象，在简单多数制下，当有三名以上候选人时，候选人常常被与其政策主张接近的对手所击败，因为后者更容易拉走自己的基本面选民，分割原本稳固的票仓，而直接对立的那个对手则从中渔利，比如1992年佩罗对共和党，2000年宋楚瑜对国民党，都起了这样的作用；而IRV于上世纪初在澳洲被首度引入政治选举，就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国家党为防止新崛起的农村党分裂保守派票仓，而让工党渔利。 正是因为对“被战友击败”的顾忌，使得选民即便很认同也不大会把票投给小党派，而宁愿选择较有希望胜出的而最不讨厌的大党，尽管这么做让他们很纠结；同时，各大党的内部派系尽管吵得不可开交，却不会轻易另立山头，因为这么做自己很难胜出，反倒帮了魔鬼，结果，简单多数制通常都会导致两党格局。 可以预期，IRV将会让大党更容易分裂，但这种分裂不会导致比例代表制下那种小党林立的格局，而更可能以加速大党演变的形式出现，基本格局仍是大党主导，因为IRV下最终胜出者仍将是那些基础广泛、立场较为中庸的大党；差别在于，今后派系从大党中分裂出来时将更少顾忌，新立小党即便无望胜出，也可在IRV中清晰展示其民意基础，从而激励其继续存在。 比如现在美国的茶党运动，若在IRV下，佩林就很可能从共和党中拉出一大批人，成为真正的参选政党，而不只是共和党的外围运动；结果将是大党的派系分化和势力重组将更加公开化，速度也会更快，最终或许会形成两大阵营分别一个大党加若干小党这样的格局；而对于选民，由于解决了“大党都不喜欢，小党反正没戏”这个问题，参与热情和投票率将会提高。 近百年来，IRV已在澳洲扎下了根，并在澳洲政治文化圈内得以推广，但在大洋洲以外，它很少进入全国性选举，倒是在非政治组织的选举中被广泛采纳，它也被作为排序式投票法的一个范例而为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所推荐。 在提倡者看来，IRV的价值在于能更加准确的反映民意，不过其实它并未解决阿罗悖论（它在逻辑上就是无法解决的）；实际上，{*quote(民主.价值)定期选举的制度价值，并不在于准确反映民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平更换政府的制度化机制，有了它，当一个政府民怨沸腾，或丧失权力基础之后，也不至于导致战争和动乱，愤怒和失望的人们至少可以等待下一次大选。/quote*}

朋友给我推荐了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的《影响力》（Influence: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今天看了一下，还不错，第二章讲人类根深蒂固的互惠传统，提到一些议员之间如何做交易、政客如何用小恩小惠争取选民的八卦，看得兴起时，我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候选人或他的竞选组织，如果向选民派发现金，换取后者的投票，是非法的，而且会遭受公众谴责，如果是派发实物，情况则变得复杂，未必非法和背德，比如为流浪者提供午餐、帐篷，向穷孩子赠送图书和玩具，给病人送药品，不仅合法，而且还会受赞扬，但要是给中产选民送手表，情况就大为不同，可能被视为变相贿选，但是，如果送的是服务，比如职业培训、环境清理、心理辅导等等，那么无论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都不会被视为贿选，相反很可能被视为美德而大获赞扬。 很明显，用实物和服务代替现金，并没有改变其交易的性质，然而得到的道德评价和法律后果却截然相反。——注意：这不仅仅是立法上的不同，公众的感受和评价的确不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选举问题上，公众实际上并不反对交易，他们反对的是赤裸裸的交易，从服务到实物再到现金，赤裸裸的程度越来越大，因而在公众眼里也就越来越讨厌。 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赤裸裸交易的厌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器官交易是另一个例子，我在《器官移植的伦理困境》一文中曾对此加以分析：

>在器官移植问题上，我们的伦理和法律无法容忍自由交易，这是眼下无法改变的事实。自愿的器官交易，尽管并不违背基本法理——我做出牺牲去帮助他人，同时获得报酬，这跟海滨浴场的救生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救生服务是一样的，而多数救生员是拿报酬的。但伦理和法律体系还遵循着另一条原则，即：人的行为不仅要各方自愿、不伤害他人，还不能越过旁观者的审美底线。这条原则，已经体现在近代对肉刑的废除和当代对安乐死的抵制中。

古典时代以来，盛行于上古的肉刑和体罚，便不断废除或缩小范围，与此同时，死刑却有增无减，显然，这并非出于对受刑者的同情，或者认为肉刑太重，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旁观者的审美要求；各国对器官交易的普遍禁止，也是基于同样的法理原则。那么，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下，计划系统是否就不可避免呢？是否能找出某种交换和激励机制，既能为器官捐献提供足够激励，能有效协调供需，同时又不过分冒犯公众的审美取向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审美所针对的是行为的外观而非实质，所以如果能为自愿交易机制披上一件温情美善的外衣，而不是那么赤裸裸，公众是会接受的。

值得探究的是：在哪些类型的交易对象上，赤裸裸的交易会令人厌恶？ 初步名单：性、婚姻、器官、选举、亲戚朋友间的互助、徒弟给师傅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