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01】 @trustno1v2 牛羊与小麦更为亲和,因小麦需要休耕而水稻不需要。休耕的荒地可以成为天然牧场这种农业适合欧美这类地广人稀的地区。即便如此在诺福克耕作法之前欧洲也无法获得更多食物产出。就中国来说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挤压在江南可能加速了这种农业的淘汰 @whigzhou: 休耕制那就差别大了，但这因素对中国不重要 @whigzhou: 是否休耕，或许土壤比作物关系更大些，中国农业好像早就没有休耕了，小麦在南方不仅不休耕，还和水稻复种，冲积平原和三角洲这种地方，上游不断有营养物质被搬运过来，足以维持连作，复种指数提高后才需要施肥，所以一旦开发就很快形成密集人口 【后记】 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的存在，或许是塑造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因素，它提供了一个大的东西海拔落差，大径流量，巨大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以及最重要的：与此相应的营养输送机制。

这两天在看年鉴派（[[Annales School]]）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冒出一个念头，耕作技术或许在农业社会的制度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多圃轮作制（multi-field rotation）很可能强化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虽然未必是导致了它的起源），而以三圃制（[[three-field rotation]]）的瓦解和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核心内容的农业革命，最终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三圃制的意思是，把每块土地分成三份，每年其中两份种植主粮（通常是两种不同主粮），第三份种植牧草用于放牧；问题是，种粮的两份地在收获之前需要圈起来以避免牲口破坏，假如地块分割是随机的，便面临两个问题：1）所需篱笆长度可能非常长，围栏成本高昂，2）牧场被分割得太细，不适合放牧。 假如一大块地统一规划，并在修筑篱笆上协调行动，可找到优化程度很高的方案，比如，将土地分成长宽相等的若干长条，一条作为一个产权单位，每条分三段，这样，各产权单位的三圃中的任何一圃，组合起来恰好构成一个矩形，成为整片土地的三圃中的一圃，于是，只须很少几道篱笆，即可将种植区与放牧区隔离。（将上述矩形换成三个同心环，长条换成细窄扇环，效果相当） 显然，由陆续到达的单户垦荒者自发形成的产权布局，不会恰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只能来自单一大土地主，或者具有某种集体分配和控制机制的村社的刻意规划，比如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庄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 早先我介绍过，封建制中领主住在庄园里或在多个庄园之间轮巡，通过组合套餐式的封建义务收取实物地租，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流通成本过高、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这也是Bloch在《封建社会》中的观点），现在看来，三圃制也需要领主在现场为耕作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这或许是封建制在西欧长期维持的重要基础，因为在此模式下，随机组合的自由农户在土地利用上将是无效率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三圃制足以解释封建制的起源，或认为三圃制是封建制的存在前提，日本这一个反例即可消除这样的念头，日本的主流耕作模式不是多圃轮作制，而是复种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