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届世界杯我们怎么看球？
辉格
2010年6月17日

过去28年里，每隔四年，就会有一群痴汉在那个月里把生活切换到另一种状态，这期间，除了电视机变得更大更清晰之外，一切似乎都在轮回中重复，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今年或许将是人们最后一次以如此方式来享受世界杯了，我说的可不是3D，3D电视固然好看，但也不过是更好的电视而已。

我说的是网络，正如它已改变了我们阅读新闻的方式，网络也即将改变我们观赏体育比赛的方式；那些电视运营商们，在目睹了他们报业同行在过去几年所遭遇的厄运之后，若仍然高枕无忧，那么下一个厄运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以目前技术进步的速度看，真正的改变将在下一届杯赛前到来，而乐意尝试新媒体的年轻球迷将会首先拥抱它。

下一次，不会再有人抱怨解说员是个话痨、外行、白痴、老鸭嗓、娘娘腔和定律制造者，甚至为此愤而关掉音量，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解说员，或者干脆不要解说；下一次，解说员也不必再喋喋不休的报背景资料和技术统计数字了，这些都将由转播软件代劳，你用遥控器随时可以调出来看，当然，射门和犯规的慢镜头重放也是如此；解说员将只是一个陪你一起看球人而已，他只是比别人更会嘀咕，常常还能嘀咕出点道道。

下一次，他们也不必为了寻找看球气氛而去球迷酒吧了，宅男照样可以把球看的很热闹，只要从社交网络里找群朋友一起看就行了，他们的喝彩叫骂声和啤酒瓶破裂声，将汇集到你的电视机喇叭里；下一次，你将可以在八路甚至更多路现场视频中随意切换，以便获得你最想要的观赏角度，当然，日本女球迷可以选择专盯贝克汉姆的那一路视频，如果有运营商愿意提供的话（好吧，小贝是该退休了，不过球场上还会有帅哥）。

所有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一条：运营商不再能控制我们看到和听到什么了，它不能为我们指定解说员和嘉宾——那是我自己挑的，不能决定是否或何时显示背景资料和技术统计——我用遥控器来控制，不能决定滚动字幕上显示些什么——将是我follow的tweets，更无法控制中场休息时我们去哪里、看谁的评论——或许我会去某个山寨评论员的个人频道上看分析；总之，我们将有机会自己挑选和搭建一个看球的信息环境。

正是上述挑选与组合信息源的地位，使得电视台作为内容运营商，在目前体育转播产业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未来，在信号提供商、内容与社交网站、山寨评论员和球迷之间将出现更直接、更多样化的互动方式，若电视台不能对此作出及时反应，他们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将被边缘化；而同时，一批具备社会化特征的专业直播网站将会涌现，他们将在汇集各种信息源的基础上，为观众定制不同风格的套餐。

对于观众，内容源的多样化和选择的灵活性，既是机会与自由，也是负担与困惑，最佳的用户体验，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这也正是运营商未来机会之所在；偶尔看几场的、到世界杯才看的、专业级球迷、山寨评论员、偶像追逐者、机械恐惧者、数码发烧友，他们对信息的偏好、自我表达的需要、参与感和集体认同感，都会大不相同，为他们定制不同的直播套餐，构建不同的观赏和参与环境，无疑会大幅提升他们的观赏体验。

这是块很大的蛋糕，去现场看一次球，开销在万元级，而有机会且有能力去现场的，人数也不过在百万级，而对于时间或预算不足的大多数观众，如果未来的网络直播能提供一个最佳观赏体验，愿意花上几百块钱的人，将数以亿计；以现有的商业模式，这其中的市场潜力远远未被充分挖掘，今后，不仅这块蛋糕将被做大数倍，其切割方式也将彻底改变。

目前的区域排他性转播权，或许会被非排他性网络转播权所取代；解说和评论专家将有机会向多家竞争媒体同时销售其解说评论服务，甚至直接面向观众销售；由于网络直播使得信息组成的颗粒度变得更细，广告插入方式也将更灵活，广告商将有更多手段避免广告费被中场哨声冲进马桶，而同时，市场细分和差异化服务，将为无广告的收费直播创造空间。

司法介入救不了中国足球
辉格
2010年1月21日

日前，国内足球联赛的假球丑闻有了突破性发展，警方专案组的侦讯对象，从裁判、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扩大到了足协高层官员，包括两位足协副主席和前裁判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此前一直在喊着抓贼的那些人。

对此，许多长久以来为足坛之肮脏黑暗而痛心、失望和疾呼的人士，都拍手称快甚至举杯相庆，在他们看来，期盼已久的司法介入终于有了实质性动作，而这样的介入对于打击黑幕、清理足坛，是必须的，而每一只黑手或脏手被抓住，当然都是值得庆幸的。

然而依我看，这杯庆功酒不仅喝的太早，而且喝错了；在导致腐化的激励机制改变之前，在保障透明诚信的行业自律机制建立之前，外部司法介入丝毫无助于净化足坛；曾几何时，人们也为大贪官的落网而欢呼过，现在还有人会为此而兴奋吗？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对行政腐败的介入不可谓不深，力度不可谓不大，行政腐败因此而减少了吗？

足球联赛如同其他市场组织一样，是各方在某些规则之下参与构建的合作体系，这一体系无论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必须为参与者提供遵守规则的激励，和各方都愿意服从的约束和仲裁机制；这样的组织才是可以自我维系的，而非时时处处靠外力强行支撑和推动的。

外力充其量只能对某些偶发的、局部的障碍做些调节、干预和修补；这就像一个人能活着，他的几大生理系统必须有起码的维持自我运转的能力，否则，再高明的医生也没办法把一堆火腿肉捏成个大活人；遗憾的是，国内联赛正是这样一堆火腿肉。

源自西方的俱乐部和联赛体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俱乐部是联赛的真正主人，他们有着平等的机会参与规则制订、重大决策和利益分配，而联赛组织运营方充其量只是俱乐部合作组织所雇佣的经理团队而已，其人选、绩效和收支都受组织成员的控制和监督。

在公司里，若想让一位核心员工克制短期行为，最大程度的将个人目标与企业利益相一致，主动遵守组织规则，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成为股东，拥有对决策有影响力的股份；这不仅是分红激励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动性激励问题。

一个人对于他能够影响的组织，和他只能被动接受其规则、条件和结果的组织，其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后者，他只会考虑“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对前者，他还会考虑“我能把它做成什么？”，要知道，许多人为了把某个东西做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是甘愿倒贴钱的。

相反，若组织成员没有机会影响规则和决策，他便会倾向于短期利益和机会主义；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公司以外的组织，也正是该原理，使得大规模组织难以建立，拥有海量员工的大公司，要么其大部分岗位只需要短期激励和简易控制机制，要么采用多层次松散组织，每个分支拥有独立的规则体系和发展目标。

俱乐部联合会这种基于共同价值偏好的合作组织，对于为成员提供能动性激励，提出了高得多的要求，因而也普遍采用均分股份的方式，并将规模限制得很小，以确保成员的主人感。

然而，国内联赛体制仅仅模仿了形式和符号，作为组织运营者的足协，不是各俱乐部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而是一个外部官方机构，是一把无法被其成员所撼动的铁交椅，并对整个组织的规则、决策和运营拥有不受任何内部制约和审查的权力。

而同时，甚至许多俱乐部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或受控于当地体委的附庸机构，许多投资者只是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而投资足球，并没有长期投身足球事业的理想和意愿；如吉利等真正具有足球热情的企业早就不堪肮脏而退出了。

这一点，从足球黑幕的发展过程也很容易看出，我们只听到足协官员在一次次严肃宣示、厉声责问、高喊抓贼，却从来没听说过那些本应是主人的俱乐部追问足协官员的责任，更看不到这些官员被传唤到各俱乐部所召集的听证会上回答质疑，相反，这些俱乐部只有点头哈腰噤若寒蝉的份。

现在，对他们的质问和审查终于来了，可惜，那只是来自比他们更大的官而已，这完全于事无补，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问责监督会有什么结果，人们都已经见过了。

开放足球博彩有益净化足坛
辉格
2009年12月17日

随着青岛海利丰和成都谢菲联多位高层因涉嫌操纵比赛而被警方拘押，公安部的足球反赌打假行动正不断深入和扩大，越来越多的俱乐部、球员、教练和官员被牵入案中；接二连三的案件和大量的丑闻，给了本已声名狼藉的国内足球业又一次沉重打击；有人说，执法部门的介入或许会给病入膏肓的足坛带来一次涅磐重生的机会，但此类集中打击行动，是否能为建立可持续的干净比赛体系，则令人怀疑。

所谓假球，是那些被期待会努力让所在球队赢球，或对输赢保持中立的人，因受到非正常的反面激励而作出相反了的努力；反面激励通常来自对方球队或下注于对方的赌球者的贿赂，当反面激励高过赢球快感、成就感、荣誉感和商业利益等正面激励，而差额又超出事情败露所带来的损失风险时，打假球便成了理性选择。

因此，清除假球需要一种机制来确保正面激励大于反面激励；集中打击行动提高了假球的败露几率和败露后的损失额，因而确实能在短期内遏制假球；然而打击行动代价高昂且难以长期持续，如果潜在的反面激励在数额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依靠周期性的外部打击不可能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干净体系。

不幸的是，国内足球业的情况正是如此：各俱乐部的年收入在千万元级别，而赌球市场的规模则很可能高达百亿元级别，相差三个数量级，这样，对于一场非关键比赛，俱乐部的正面激励总额大概不过几十万元，分摊到具体的队员教练则只有千元级，单一大赌客的下注额便可轻松压过，何况大赌客之间还可能合谋，那些风险未经轧平的大庄家在一场球上的头寸可高至数百万；如果这场比赛又是对方的关键比赛，反面激励更可能加码。

理想情况下，对阵双方的正面激励水平是相当的，因而造假所需的贿赂额将超过贿赂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这样贿赂便不会发生；但在赛程后半期，随着排名逐渐明朗，对阵双方的激励不对称便会大量出现，从而诱发假球；此问题可通过改进赛制和赛程安排来加以缓解，相对于体育界已发展出的许多更合理的赛制，足球界普遍采用的主客场双循环制显得过于简单原始，大有改进空间。

然而赌球带来的反面激励才是更致命的，从历史和各国经验看，只要有足球，赌球的需求便无法遏制；将赌博置于非法地位，并不能阻止赌博的广泛存在，反而给黑社会创造了巨大财源，地下赌博历来与性交易、毒品和走私同为黑社会的支柱产业；所以，尽管赌博确实腐蚀了足球业，但禁止赌球却并非可行的办法。

恰当的做法是在推动足球博彩合法化的同时，引导赌博机制为参赛者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实际上，足球之所以成为受热烈追捧的赌博题材，正是因其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干预性，这也是一切赌博题材的核心特征；所以，在根本上，维持足球赛事的干净，是足球界和博彩业的共同利益，若比赛果真完全被操纵，那既吸引不了球迷，也吸引不了赌徒。

如果联赛运营商与博彩公司一样受益于足球博彩的繁荣，他们将有同样的动机来建立透明清廉的比赛和投注制度，并通过设计激励机制来遏制操纵行为；比如，博彩公司可以限制个人单场投注额，或对大额投注进行身份登记和披露，以避免单一投注损益压过参赛者正面激励。

更好的办法是，从对比赛一方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直接支付给该方俱乐部、球员和教练，也可从对一场比赛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支付给裁判，这样，球队会奋力争胜以吸引球迷押注于自己，而经常作弊的球队和裁判就会被赌客所抛弃；一旦正面激励额被众多散户投注抬高，贿赂门槛便会高得令潜在贿赂者望而却步。

只有一个合法且开放的博彩业，才可能获得足够的透明度和合约执行保障，来推动这样的交易创新，而地下赌球有时连结账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复杂的多边交易安排；并且，由于合法博彩无须支付高额违约风险溢价，可以用更低的返奖率销售彩票，从而为支付参赛者提成保留足够空间，比如，香港六合彩和国内体彩返奖率都只有60%左右，远低于地下赌球的90%，只须从差额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便足以打消参赛者和大赌客的作弊念头。

欧洲和香港都已开放足球博彩，NBA运营商总裁大卫·斯特恩最近在一次访谈中也主张赌球合法化，并指出NBA与博彩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作为博彩的一种形式，足球彩票在我国也已存在多年，但政府垄断经营阻碍了商业创新，使得更有效的交易安排难以出现，而彩票产品的单一化也无法吸纳地下赌球者的多样需求，合法化和开放，或许才是挽救足球业于水火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