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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 vs NASA

【2022-01-07】

听了个 podcast,嘉宾对比了 DARPA 和 NASA 的工作效率,非常有意思,

NASA 17000 多员工,每年200多亿美元预算,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可是自从近些年民营航天兴起之后,对比之下就很容易看出,NASA 的效率是很低的,以前只是没对比大家不知道,

最近送上去的 James Webb 望远镜,进度晚了14年,预算超支了19倍,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DARPA 只有200多员工,年预算30多亿,在美国的国防预算里只能算是零花钱,而它的工作绩效可谓耀眼夺目,几十年来的各种重大技术突破里,你总是能看到 DARPA 的身影,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DARPA 曾主动向国会提出,别给我们这么多钱,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可能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机构会主动提出削减自己预算的,其中道理,说到后面你就明白了,

(下面是我听完之后的一些想法)

这一效率差异的原因在于,两者虽然都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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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7】 听了个 podcast,嘉宾对比了 DARPA 和 NASA 的工作效率,非常有意思, NASA 17000 多员工,每年200多亿美元预算,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可是自从近些年民营航天兴起之后,对比之下就很容易看出,NASA 的效率是很低的,以前只是没对比大家不知道, 最近送上去的 James Webb 望远镜,进度晚了14年,预算超支了19倍,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DARPA 只有200多员工,年预算30多亿,在美国的国防预算里只能算是零花钱,而它的工作绩效可谓耀眼夺目,几十年来的各种重大技术突破里,你总是能看到 DARPA 的身影,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DARPA 曾主动向国会提出,别给我们这么多钱,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可能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机构会主动提出削减自己预算的,其中道理,说到后面你就明白了, (下面是我听完之后的一些想法) 这一效率差异的原因在于,两者虽然都是国营机构,但它们的使命设定,以及完成使命的方式,都十分不同, 首先,NASA会有一些有上级所赋予的明确使命,比如某年之前把人送上月球,把某种性能指标的望远镜送上轨道,或者更一般的指标,每年往轨道载运多少人和物资,诸如此类, 其次,NASA 还会自己动手设计为达成这些目标而需要的装备,设计执行完成使命的项目与行动,运营这些项目所用到的众多设施, 虽然它也会尽可能将更多的制造和研发任务分包给私人企业,或者通过招标采购获取,但仍然承担了大量企业的常规功能(研发,设计,制造,运营,管理),所以 NASA 就是一家典型的国企,而国企的低效率是众所周知的, 相比之下,DARPA 不会做所有这些事情,它其实是一群天使投资人,DARPA 员工的日常工作就是兜里揣着支票本,到处看别人在干啥,看到有意思有前途有价值的,就给他们撒钱,其重点当然是跟国防和安全有关的,但这种关系可以很远,也可以没什么关系,只要是*对美国好*就行,比如 DARPA 早在2010年就给 Mordena 撒了2500万美元,那时候还很少有人看好 mRNA 疫苗的前景,(疫苗怎么跟国防扯上关系了?不愁,只要因果链足够长,什么都能扯上关系,美军士兵不是也得防疫吗?美军还可能部署到疫区呢是吧?) DARPA 之所以效率高,就是因为它除了看项目撒钱之外不做具体的事情,就不需要养一堆人,正是在*管一堆人让他们持续高效工作*这一点上,国企是远远不如私企有效率的, 一旦养了一堆人,这堆人就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头就成了对一帮兄弟饭碗负责的大哥,他会拼了命保住这堆饭碗,而且一有机会就会把团队扩大,因为团队越大,大哥的级别就越高, 私企也有这个问题,但私企有很强的预算约束和收益率反馈,国企就不同了,国会拨款委员会虽然也施加了一种约束和反馈,但远不如股东的直接和灵敏, 这也解释了为何 DARPA 没有国营机构中普遍的自我膨胀倾向,会主动要求削减预算,正是因为没养一堆人,其行动是高度个人化的,每个项目,撒出去的每笔钱,都直接对应一个具体的决策者,这笔钱撒的效果是好是坏,他完全没办法推卸责任,因为事情太单纯了,根本不存在其他工作环节可以成为他的失败借口,所以,他有充分的激励克制自己的撒钱手脚,看不到好项目就别动, 反之,你看看 James Webb 望远镜的事情,拖了十几年,预算翻了二十倍,你能把责任落到具体某个人吗?根本不可能,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借口,证明不是自己的错, 当然,NASA 可能采用 DARPA 模式吗?考虑到它向来的使命性质,不可能,政策制定者给它下了很具体的任务,有时间限制,为此需要的东西不可能通过撒钱在明确时限中培育出来, 问题是,凭什么要给 NASA 赋予那么明确的使命?五年内把人送上月球对美国真的那么重要? 成立 NASA 的初衷其实是让美国取得太空优势,而不是具体做出什么东西或完成什么任务,所以完全可以采用 DARPA 模式,前提是改变其使命性质,从具体任务改成开放式目标,这需要政策思维的根本转变, 而 DARPA 的使命性质一开始就是开发式的:让美国在与国防有关的技术领域保持优势, 这个问题还可以更一般化,国营机构为追求国家目标,可以不同的深度参与整个实现过程,从深到浅依次是: 1)弄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然后自己组织人设计开发,自己建厂制造, 2)把制造外包出去, 3)只提出需求和规格要求,让竞争私企拿出设计方案来竞标, 4)未来是开放的,所以我不想说死我究竟想要什么,你们放开试,我看中的就撒钱, 考虑到国企注定的低效率,参与深度越浅越好, 美军的大部分装备需求是以第三种方式满足的,但这还不够,因为未来究竟需要什么没法知道,所以才有了 DARPA,其使命是在一个开放未来中尽可能保持优势, 【2022-01-07】 说到 DARPA,让我想起一件事情,Napoleon Chagnon 对 Yanomamo人的研究现在已经很出名了,他的田野研究前后持续了30多年,这是非常罕见的,这种人类学田野调查如果由大学资助的话,一般顶多也就是读一个博士学位的时间, 那他当年的资助是从哪儿来的呢?NIH,美国的又一个官方撒钱机构,NIH 的腰包可比 DARPA 鼓多了,年预算400亿,Chagnon 的资助具体说来自NIH的下属机构 NIMH,(见 Napoleon Chagnon (2013) Noble Savages), 问题是,一个以亲属关系为研究主题的人类学项目怎么能得到 NIH 的资助? 名头是:这是比较遗传学研究的一部分,旨在弄清各人类群体的遗传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医学含义,而亚马逊土著显然是一个足够独特的群体,被挑出来也算合理, 我之前说了,只要因果链足够长,没什么是扯不上关系的,这就是个生动例子,可以说明: 1)美国官方撒钱机构的宗旨可以被解释到多远, 2)具体负责撒钱的决策者的自由裁量余地可以有多大, 当然,这种宽松度之所以可行,是以高廉洁水平为保障的,否则不难想象,钱全都撒进小舅子们兜里了,最起码也是被记者扒出一堆大粪,鸡飞狗跳,国会震怒,把你预算一刀砍了,
学术门户

【2021-10-24】

法学院的门户偏向还是挺明显的,图中显示了各顶级法学院教授的母校分布(母校指获得法学博士的学校),明显偏向本校博士, ​​FCT7CvVVkAYhw_8

经济学就没那么明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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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4】 法学院的门户偏向还是挺明显的,图中显示了各顶级法学院教授的母校分布(母校指获得法学博士的学校),明显偏向本校博士, ​​FCT7CvVVkAYhw_8 经济学就没那么明显了 ​​​​ FBw3LZFVQAEzc6g
丑脸俱乐部

【2021-09-18】

18-19世纪英国有不少丑脸俱乐部(Ugly Face Club),比如这个 The Most Honourable and Facetious Society of Ugly Faces,入会条件是这样的:

No person whatsoever shall be admitted… that is not a man of honour and a facetious disposition.

That a large mouth, thin jaws, blubber lips, little goggling or squinting eyes shall be esteemed considerable qualifications in a candidate.

That a particular regard shall be had for the prominence of a candidates nose, and the length of his chin.

That a large carbuncle, potato nose [shall] be esteemed the most honourable of an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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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8】 18-19世纪英国有不少丑脸俱乐部(Ugly Face Club),比如这个 The Most Honourable and Facetious Society of Ugly Faces,入会条件是这样的:
No person whatsoever shall be admitted… that is not a man of honour and a facetious disposition. That a large mouth, thin jaws, blubber lips, little goggling or squinting eyes shall be esteemed considerable qualifications in a candidate. That a particular regard shall be had for the prominence of a candidates nose, and the length of his chin. That a large carbuncle, potato nose [shall] be esteemed the most honourable of any.
其中提到的受欢迎的品质有:大嘴,尖下巴,肥嘴唇,大暴眼,眯缝眼,酒糟鼻,旺盛的粉刺…… 我琢磨着,可能长得丑会妨碍社交活动,或让他们在社交中处于不利境地,所以只好抱团取暖, tumblr_odzbh2GEFt1rnseozo1_1280  
共济会

【2021-09-11】

共济会招来那么多阴谋论,其实也可以说是自找的,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联谊互助社团,跟中世纪那个秘密石匠会社没啥关系,可是为了搭上点关系,非要给自己弄些神秘兮兮的仪式,

其实这种以捏造的古老性和神秘感来吸引会员的做法在当时很普遍,有个雄鹿会(Noble Order of Bucks)宣称自己起源于古巴比伦,还有个叫 Ancient Noble Order of the Gormogons 的,宣称自己的创始人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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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1】 共济会招来那么多阴谋论,其实也可以说是自找的,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联谊互助社团,跟中世纪那个秘密石匠会社没啥关系,可是为了搭上点关系,非要给自己弄些神秘兮兮的仪式, 其实这种以捏造的古老性和神秘感来吸引会员的做法在当时很普遍,有个雄鹿会(Noble Order of Bucks)宣称自己起源于古巴比伦,还有个叫 Ancient Noble Order of the Gormogons 的,宣称自己的创始人是Chin-Qua Ky-Po,据说是第一个中国皇帝,比亚当还早几千年, 其实,两者当然都起源于伦敦某个小酒馆,  
难以置信的信条

【2020-08-06】

很多人可能觉得,woke教那些信条那么荒唐(比如否认性别的生物学基础),怎么竟然还有人信,人怎么可以愚蠢到这种程度(不少还是藤校教授),其实,对比一下其他教派,这事情并不算太奇特。

所有教派都会要求信徒相信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这些信条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工具,它们有两个功能:第一是考验和筛选信徒,原理和一些首领以指鹿为马来考验部下的忠诚度一样——如果你觉得那难以置信,说明你还不够忠诚不够服帖,区别只是,在教派形成过程中,这种考验未必需要围绕某位首领进行,而可以以协调博弈的方式在群体中自发的进行。

第二个功能是剥离信徒的常规社会关系,以强化教派成员的相互依赖,正因为信条极其荒谬而难以置信,宣称相信它,会让那些忠诚的信徒被旁人另眼(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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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6】 很多人可能觉得,woke教那些信条那么荒唐(比如否认性别的生物学基础),怎么竟然还有人信,人怎么可以愚蠢到这种程度(不少还是藤校教授),其实,对比一下其他教派,这事情并不算太奇特。 所有教派都会要求信徒相信一些难以置信的东西,这些信条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工具,它们有两个功能:第一是考验和筛选信徒,原理和一些首领以指鹿为马来考验部下的忠诚度一样——如果你觉得那难以置信,说明你还不够忠诚不够服帖,区别只是,在教派形成过程中,这种考验未必需要围绕某位首领进行,而可以以协调博弈的方式在群体中自发的进行。 第二个功能是剥离信徒的常规社会关系,以强化教派成员的相互依赖,正因为信条极其荒谬而难以置信,宣称相信它,会让那些忠诚的信徒被旁人另眼相看,视为异类怪人,敬而远之,从而迫使他们转向教内兄弟抱团取暖,建立起一种强排他性的组织,并在组织内部实现强互惠和高合作性。 有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二点,北美有一些摩托车帮派,入伙者必须在臂膀上纹上纳粹图案,所以经常被视为新纳粹组织,可是有人研究发现,他们对纳粹的意识形态,镇痔诉求,或反犹主义,其实毫无兴趣,他们的活动也跟这些完全没关系,要求成员纹上这些图案,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符号是主流文化所不容的,所以,一旦纹上,你在主流社会就很难混了(交朋友找工作租房子都难),你的主要社会关系都被限定在帮派内部了,社交需求/情感需求/安全需求等等只能在那里寻求满足,这就极大提升了帮派的凝聚力。 当然,并非所有信条都能产生如此强的排他性和凝聚力,教条的考验与筛选强度,信条的难以置信的程度,都存在一个从弱到强的连续梯度,相应的,教派从松散到紧密也有一个连续梯度。 【2021-06-26】 @whigzhou:  新西兰有个摩托帮的资格审查更严格,新入伙者必须先实施一次强奸才被允许加入,见 [[Kim Sterelny]]: The Evolved Apprentice, sect.5.6 @whigzhou: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种入会仪式跟破釜沉舟策略一样,都是以断绝后路提高承诺之可信度,这道理谢林在《承诺的策略》里讲过 @whigzhou: 土改效果类似
哄领导的好办法

【2021-06-05】

林登·约翰逊有个臭毛病,对室内温度非常挑剔,在空军一号上老是一会儿让手下去把温度调高一点,一会儿又让调低一点,手下被烦透了,于是弄了个带数码显示的旋钮式室温控制台,让他自己调,约翰逊非常开心,时不时去转一下旋钮,数码显示器也非常配合的随旋钮而改变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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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控制台完全是个安慰剂,根本没和空调系统连上,

这玩意儿目前陈列在西雅图的航空博物馆,所以应该不是瞎编的故事,

@whigzhou: 非常有象征意义,操纵领导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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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5】 林登·约翰逊有个臭毛病,对室内温度非常挑剔,在空军一号上老是一会儿让手下去把温度调高一点,一会儿又让调低一点,手下被烦透了,于是弄了个带数码显示的旋钮式室温控制台,让他自己调,约翰逊非常开心,时不时去转一下旋钮,数码显示器也非常配合的随旋钮而改变数值, 6489334499_b43044ef8f_b 当然,这个控制台完全是个安慰剂,根本没和空调系统连上, 这玩意儿目前陈列在西雅图的航空博物馆,所以应该不是瞎编的故事, @whigzhou: 非常有象征意义,操纵领导的一种常见办法就是让他拥有虚假的操控感 @大象爸爸2020:据说一些路口的红绿灯按钮也是这样的,其实完全没用,但给了行人一种掌控感 @whigzhou: 我觉得电梯里的关门按钮应该分成两个:1)关门,2)加速关门,这样第一个的寿命可以延长好几倍  
事情已经是的那个样子

【2021-04-20】

除了已经说过的那些之外,保守主义还有个好处:让一群人容易达成合作或建立组织,

设想一个组织,从一个人开始,他先按自己的想法做了一段时间的事,然后第二个人加入,后者可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很强烈,如果事情不能按他的想法进行,就会很不舒服,变得难以合作,最后他要么退出,要么把合作关系弄得一团糟,

另一种是,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可是他懂得保留自己的想法,优先考虑先把事情做起来再说,为此他愿意暂且接受前一个人的套路,等到进入状态,事情变得顺手之后,再慢慢试探能否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假如这些想法此时仍未被放弃的话),

依我看,如果一群人普遍持前一种态度,是很难建立持久有效的组织的,正如我们常看到的,100个激进分子凑在一起,会分裂成108派,最后总是会有一位像斯大林这样的实用主义专断者出来收拾局面,

最简单的说,保守-激进的分野,就在于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事情已经是的那个样子*,哪怕它不是你最满意的,最欣赏的,最想要的,

最近了解到两件小事,从中可一窥英国人的保守倾向,

英国官方直到1829年才第一次正式用澳大利亚这个名字来称呼澳洲大陆,之前一直叫它新荷兰(New Holland),虽然他们始终防备着荷兰人和法国人对这个新大陆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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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0】 除了已经说过的那些之外,保守主义还有个好处:让一群人容易达成合作或建立组织, 设想一个组织,从一个人开始,他先按自己的想法做了一段时间的事,然后第二个人加入,后者可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很强烈,如果事情不能按他的想法进行,就会很不舒服,变得难以合作,最后他要么退出,要么把合作关系弄得一团糟, 另一种是,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可是他懂得保留自己的想法,优先考虑先把事情做起来再说,为此他愿意暂且接受前一个人的套路,等到进入状态,事情变得顺手之后,再慢慢试探能否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假如这些想法此时仍未被放弃的话), 依我看,如果一群人普遍持前一种态度,是很难建立持久有效的组织的,正如我们常看到的,100个激进分子凑在一起,会分裂成108派,最后总是会有一位像斯大林这样的实用主义专断者出来收拾局面, 最简单的说,保守-激进的分野,就在于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事情已经是的那个样子*,哪怕它不是你最满意的,最欣赏的,最想要的, 最近了解到两件小事,从中可一窥英国人的保守倾向, 英国官方直到1829年才第一次正式用澳大利亚这个名字来称呼澳洲大陆,之前一直叫它新荷兰(New Holland),虽然他们始终防备着荷兰人和法国人对这个新大陆的觊觎(毕竟从巴达维亚到达澳洲西部的航程很短),但并未觉得保留荷兰名字有何不妥,塔斯马尼亚的荷兰名字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直到1855年才改掉,而新西兰这个荷兰名字保留至今, 另一件事跟托德西利亚斯线(Tordesillas line)有关,托德西利亚斯线就是当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的那条著名经线,尽管这条线对此后的两国关系有一些原则性的指导,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国界线是严格按它划出的,全世界唯一一条严格按托德西利亚斯线划的边境线,是分割西澳和澳洲其余部分的那条线,采用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这条线曾经出现在1664年出版的一幅*新荷兰*地图上,这幅地图首次描绘了澳洲大陆的西部轮廓 537956cagy1gpq4pifsagj20vk0p0kjl
路越走越窄

【2021-01-26】

由 unconstrained vision 驱动的 movement 都有个共同点:路越走越窄,

因为既然 unconstrained ,就大可以恣意追求纯粹与彻底,那些正视现实或仅仅碍于现实约束的旧同道,将被视为不够纯粹不够坚决而一个个被清除出去,

想想看,这些年有多少GOP老将被打成了叛徒,懦夫,软蛋,乃至飞蝶,就像当年斯大林同志的亲密战友一个个从合影照片中消失一样,

这里还有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便同一个人,身处不同位置时,unconstrai(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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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6】 由 unconstrained vision 驱动的 movement 都有个共同点:路越走越窄, 因为既然 unconstrained ,就大可以恣意追求纯粹与彻底,那些正视现实或仅仅碍于现实约束的旧同道,将被视为不够纯粹不够坚决而一个个被清除出去, 想想看,这些年有多少GOP老将被打成了叛徒,懦夫,软蛋,乃至飞蝶,就像当年斯大林同志的亲密战友一个个从合影照片中消失一样, 这里还有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便同一个人,身处不同位置时,unconstrained 的程度也会大不一样,越是具体做事的就越是受限,因为做事过程中碰到的种种现实约束迫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愿景, 键盘侠的愿景当然是最不受限的,公知和智库学者虽然也是敲键盘的,但他们如果在意自己声誉的话,会比键盘侠克制一点,至少要努力把话说圆,保持起码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然后是议员,那些侧重于表演的议员,受限程度比键盘侠高不了多少,但那些想要真正推动一些议案的,就不一样了,不得不考虑妥协和现实约束, 更为受限的是行政官,因为他们是要实际做事的,这次最突出的是佐治亚那两位,他们其实都是相当铁的川粉,被打成叛徒也是实在没辙,因为除非你铁了心准备去坐牢,否则根本不可能让川粉放过你, 这轮民粹浪潮的根源就是,键盘侠和表演型政客的声音相互放大,引发大范围共振,场面失控了,  
Music at the Party

【2020-12-27】

基于过去几年对邻居们所办 parties 的观察,似乎存在一个规律,party 规模越大,播放的音乐品位越高,

这或许是因为,那些音乐经验更丰富,对音乐更挑剔的人,倾向于抢占对 party 音乐的控制权,以免忍受那些特别烂俗的东西,而那些音乐经验较少,也不太挑剔的人,不会跟他们抢这控制权,反正放什么他们都无所谓,

一个小观察,不一定有普遍性,而且可能只在某个区间内成立,就是说,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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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7】 基于过去几年对邻居们所办 parties 的观察,似乎存在一个规律,party 规模越大,播放的音乐品位越高, 这或许是因为,那些音乐经验更丰富,对音乐更挑剔的人,倾向于抢占对 party 音乐的控制权,以免忍受那些特别烂俗的东西,而那些音乐经验较少,也不太挑剔的人,不会跟他们抢这控制权,反正放什么他们都无所谓, 一个小观察,不一定有普遍性,而且可能只在某个区间内成立,就是说,这一机制只能剔除那些最烂俗的,但也不足以将品位提到很高,
扇出系数和控制强度

【2020-11-23】

@何不笑 明清时期央地正财政分化及正腐雇员数量/支出:
●图1::16、18世纪,朝廷以牺牲地方财政为代价,大大改善了国库状况。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约一个世纪,国库收入不断扩大,地方支出不断缩小。

●图2:18世纪初,清廷年入大约是16世纪末4-5倍,累计财政盈余达年度预算收入的1-2倍,清廷告别赤字转入“国库充盈”模式。

●图3、4:各地官+吏雇员总数变化情况。“但留给地方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似乎都不足以治理帝国。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雇员总数,还是雇员/千人指标,均自16世纪末开始逐渐下滑。

“考虑到人口从17世纪初的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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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3】 @何不笑 明清时期央地正财政分化及正腐雇员数量/支出: ●图1::16、18世纪,朝廷以牺牲地方财政为代价,大大改善了国库状况。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约一个世纪,国库收入不断扩大,地方支出不断缩小。 ●图2:18世纪初,清廷年入大约是16世纪末4-5倍,累计财政盈余达年度预算收入的1-2倍,清廷告别赤字转入“国库充盈”模式。 ●图3、4:各地官+吏雇员总数变化情况。“但留给地方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似乎都不足以治理帝国。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雇员总数,还是雇员/千人指标,均自16世纪末开始逐渐下滑。 “考虑到人口从17世纪初的一亿人增长到19世纪初的三亿多人,地方正腐的规模很难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加之地方财政的减少,从17世纪末开始,地方上还不得不雇佣了更多的人员用于帝国后勤和通讯网络,因而教育和地方治安等地方公共服务不断减少。” ( By Ziang Liu (LSE) via.EHS 2020.09.10) @whigzhou: 地方政府萎缩是集泉帝国趋于成熟稳定之后的惯常表现,这也是它集权成功的表征之一 @whigzhou: 以县的数量为例,1)长波段看,从汉至清,人口规模增加7倍,县数略同,2)越是乱世,县越多,3)每个寿命较长的王朝,开国时县多,越成熟越少,大致从1500降至1200 @whigzhou: 同理,越是乱世,控制层级之间的扇出系数越小,因而同等规模下层级越多,因为越严密的控制需要越小的扇出系数 @whigzhou: 扇出系数和控制强度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观察到,比如军队,平时的扇出系数约为9,1个师9个团,1个团9个连,一上战场,扇出系数就降到3,否则很难指挥,再比如,1949-54年间,某政权的行政层级有六级:中央-大区-省-行署-县-乡镇,扇出系数小于10,稳定下来后去掉了大区和行署,扇出系数升至20-30 @whigzhou: 再如罗马帝国,从屋大维到图拉真,行省从13个增至33个,但罗马和各省之间并未插入新层级,因而扇出系数提高两倍,可是在所谓三世纪危机期间,提高控制强度的需求大增,于是有了戴克里先改革,47个行省拆小为104个,组织进12个dioceses,再归入4个大区,由4个皇帝每人管一个,扇出系数降回10以下 @windflower1874:地方政府萎缩不是正有利于民间自治力量崛起。宗族不就是南宋时被目中无人的中下层文人重新发明出来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 @whigzhou: 宋以后地方的乡绅治理确实有很大发展,但这很难说是自治,缙绅的权威完全取决于他在科举/官僚阶梯上爬的多高,其自主性还不如奥斯曼的 millet @whigzhou: 绅权更像是皇权自上而下扎进地方的末梢神经,而不是自下而上长出来的自主机构 @whigzhou: 实际上科举制的最大妙处就在这里,一个开放的上升通道,吸引千万地方才俊营营其中,将其对地位的追求和对皇权的效忠捆绑在一起,退休后还充当免费的居委会大妈  
去中心化组织

【2020-09-01】

最近没牌打,所以花了更多时间摆弄花草,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研究组织结构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植物,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去中心化的组织,有机体的各部分虽有复杂的分化与合作,却并没有(像动物那样)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棵植物其实并不能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为个体,实际上,你甚至常常很难定义怎么才算『一棵植物』。

造成动植物这一区别的要害是,植物的各部分并不共享同一条繁殖通道,对于动物个体(至少对高级动物),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一根脚趾头从身(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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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1】 最近没牌打,所以花了更多时间摆弄花草,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研究组织结构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植物,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去中心化的组织,有机体的各部分虽有复杂的分化与合作,却并没有(像动物那样)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棵植物其实并不能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为个体,实际上,你甚至常常很难定义怎么才算『一棵植物』。 造成动植物这一区别的要害是,植物的各部分并不共享同一条繁殖通道,对于动物个体(至少对高级动物),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一根脚趾头从身体脱落,长成了一个新个体,耳朵上突然鼓起一个包,从中发育出了卵巢和子宫,就地受孕产仔,额头上长出几个痘痘,向四周同类胡乱喷射精子……,可是在植物世界,此类事情却时刻都在发生。 @迎来全新的:越是低等生物,细胞功能分化低,一胞多能,高等生物,细胞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人类社会也一样,越是发达社会,分工越细化,越离不开体系 @whigzhou: 不,有花植物是很高级的生物,分工也足够精细,繁殖通道单一性才是关键 @一片琉璃瓦: 读过一本《失敬,植物先生》,里面就提到过植物演化的先进性,跟区块链有相通之处。 @whigzhou: 嗯,看上去是本好书  
第一代革命者

【2020-07-22】

看The World At War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Nazi和其他革命党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是经由选举而突然掌权的,因而没有像其他革命裆那样经历过严酷的内部炼蛊过程(唯一例外是长刀之夜清除了冲锋队),结果是,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掌舵的都是狂热、纯粹、决然、充满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者,而这种人在炼蛊过程中通常都会被淘汰,由老练、世故、狡诈的实用主义者取而代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势力的历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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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2】 看The World At War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Nazi和其他革命党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是经由选举而突然掌权的,因而没有像其他革命裆那样经历过严酷的内部炼蛊过程(唯一例外是长刀之夜清除了冲锋队),结果是,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掌舵的都是狂热、纯粹、决然、充满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者,而这种人在炼蛊过程中通常都会被淘汰,由老练、世故、狡诈的实用主义者取而代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势力的历史走向。  
去中心化组织

续前文

最吸引我的是晨星公司的例子,有趣但又让人将信将疑,于是我找到了《哈佛商业评论》文章,读完前三分之一时,我还觉得不太靠谱,像是个被夸大了的神话,但读到最后我信了,很有意思的案例。 ​​​​

几个要点消除了我对这种去中心化模式的最初(不是全部)怀疑:1)400多员工分处于23个作为独立成本/收益中心的业务单元,这使得需要紧密合作的人数远低于邓巴数三分之一的水平,2)业务数据的充分透明,3)处理分歧/冲突的陪审制,4)基于虚拟货币的内部模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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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 最吸引我的是晨星公司的例子,有趣但又让人将信将疑,于是我找到了《哈佛商业评论》文章,读完前三分之一时,我还觉得不太靠谱,像是个被夸大了的神话,但读到最后我信了,很有意思的案例。 ​​​​ 几个要点消除了我对这种去中心化模式的最初(不是全部)怀疑:1)400多员工分处于23个作为独立成本/收益中心的业务单元,这使得需要紧密合作的人数远低于邓巴数三分之一的水平,2)业务数据的充分透明,3)处理分歧/冲突的陪审制,4)基于虚拟货币的内部模拟投资机制,5)薪酬评定委员会,6)严格的新人录用标准,7)极为克制的扩张速度 另外一点,作者没说,但我强烈相信,该公司肯定没有任何多元文化政策,这种模式需要高度文化同质性,比如其中一条:它能有效运作要求员工对同事的不佳表现能随时提出坦诚而不带恶意的批评,这一点在许多文化中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去中心化组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制度疲劳

【2016-09-14】

@whigzhou: 有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历史决定论者)喜欢用个体生命周期类比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类似的,组织理论里也有『制度疲劳』的说法,对这种拟人化说辞总是要严加警惕,不过有些类比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年轻』『成熟』『衰老』这组概念,确可运用于政权,至少适用于我们见过的政权类型中的大多数。 ​​​​

@whigzhou: 容易想到的几种导致政体衰老的机制:1)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军备竞赛,多层级组织总是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层级越多越严重,一个成功的新政权必定找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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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whigzhou: 有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历史决定论者)喜欢用个体生命周期类比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类似的,组织理论里也有『制度疲劳』的说法,对这种拟人化说辞总是要严加警惕,不过有些类比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年轻』『成熟』『衰老』这组概念,确可运用于政权,至少适用于我们见过的政权类型中的大多数。 ​​​​ @whigzhou: 容易想到的几种导致政体衰老的机制:1)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军备竞赛,多层级组织总是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层级越多越严重,一个成功的新政权必定找出了某些办法控制这个问题不严重到拖垮整个体制,问题是,委托代理双方的营私/反营私斗争是一场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新制度起初运行良好,但针对它的营私策略逐渐被开发出来之后,便日益朽坏,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官僚系统的腐败 @whigzhou: 2)激励资源耗尽,新政权的领导者手里有着大量资源用于奖励下属和盟友,但这些资源通常两代之内就耗尽了,要维持最初激励效果,要么持续扩张,要么定期清洗 @whigzhou: 3)禀赋稀释,第一代掌权者总是有某些过人之处,否则就不会上台了,这些禀赋随着代际更替会逐渐稀释,无论何种更替制度,这种稀释总会发生,世袭制下,强人的儿子未必是强人,指定继任制,蒙择的可能是马屁精,考试选拔制,胜出的可能是无能学霸,竞争制,上位的是赢不了外敌的内斗高手…… @whigzhou: 4)团队松散化,这是代际更替导致的另一个问题,统治团队的前几代成员之间往往有很近的血缘、姻亲、战友、恩荫关系,除非定期清洗,否则这些关系必定岁代际更替逐渐疏远,从而弱化团队合作 @whigzhou: 5)和平化,长期和平化无论在个体还是组织层面,都将削弱战斗禀赋和战争能力,最终无法抵御外敌 @whigzhou: 6)人口压力,社会剩余率降低,政权可支配资源减少,  
[译文]生锈的联合国

I Love the U.N., but It Is Failing
我爱联合国,但它辜负了我们的期待

作者:ANTHONY BANBURY @ 2016-3-18
译者:Eartha(@王小贰_Eartha)
校对: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nytimes.com/2016/03/20/opinion/sunday/i-love-the-un-but-it-is-failing.html

I HAVE work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for most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 was a human rights officer in Haiti in the 1990s and serve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during the Srebrenica genocide. I helped lead the response to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and the Haitian earthquake, planned the mission to eliminate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nd most recently led the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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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the U.N., but It Is Failing 我爱联合国,但它辜负了我们的期待 作者:ANTHONY BANBURY @ 2016-3-18 译者:Eartha(@王小贰_Eartha) 校对: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nytimes.com/2016/03/20/opinion/sunday/i-love-the-un-but-it-is-failing.html I HAVE work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for most of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 was a human rights officer in Haiti in the 1990s and served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during the Srebrenica genocide. I helped lead the response to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and the Haitian earthquake, planned the mission to eliminate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nd most recently led the Ebola mission in West Africa. I care deeply for the principles the United Nations is designed to uphold. 我在联合国工作了近三十年。1990年代,我在海地担任人权干事,并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期间在前南斯拉夫工作。我曾帮助应对印度洋海啸和海地地震,策划了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的项目,最近还曾在西非指挥抗击埃博拉病毒。我深切地关心联合国着意维护的准则与理念。 And that’s why I have decided to leave. 这也是我决定离开的原因。 The world faces a range of terrifying crises, from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to terrorist breeding grounds in places like Syria, Iraq and Somalia. The United Nations is uniquely placed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and it is doing invaluable work, like protecting civilians and delivering humanitarian aid in South Sudan and elsewhere. But in terms of its overall mission, thanks to colossal mismanagement, the United Nations is failing. 全球正面临一系列骇人的危机,从气候变化的威胁到叙利亚、伊拉克和索马里不断涌现的恐怖分子。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联合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它所做的工作也极其宝贵,例如在南苏丹及其他地区保护平民与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但是当我们谈及它的全面使命时,由于大范围的管理不善,联合国实则正日渐辜负我们的期待。 Six years ago, I became 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posted to the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I was no stranger to red tape, but I was unprepared for the blur of Orwellian admonitions and Carrollian logic that govern the place. If you locked a team of evil geniuses in a laboratory, they could not design a bureaucracy so maddeningly complex, requiring so much effort but in the end incapable of delivering the intended result. The system is a black hole into which disappear countless tax dollars and human aspirations, never to be seen again. 六年前,我成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前往纽约总部工作。我对繁文缛节并不陌生,但此处盛行的奥威尔式告诫与卡罗尔式逻辑的暧昧含糊,仍是令我措手不及。就算你把一群邪恶天才关在实验室里,他们也设计不出这种官僚体系,繁琐到让人发狂,耗费了大量精力到头来却一事无成。这样的体制就是一个黑洞,大把的税金和人们的抱负全都被吸到里面,有去无回。 The first major problem is a sclerotic personnel system. The United Nations needs to be able to attract and quickly deploy the world’s best talent. And yet, it takes on average 213 days to recruit someone. In January, to the horror of many,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mposed a new recruitment system that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delay to over a year. 第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僵硬的人事制度。联合国需要有能力去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并迅速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但现状是,招募一个新人平均要花掉213天。今年一月份,管理部门施行了新的招募制度,时间花费可能超过一年,让人深感恐怖。 During the Ebola epidemic, I was desperate to get qualified people on the ground, and yet I was told that a staff member working in South Sudan could not travel to our headquarters in Accra, Ghana, until she received a new medical clearance. We were fighting a disease that killed many thousands and riske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and yet we spent weeks waiting for a healthy colleague to get her forms processed. 埃博拉病毒流行期间,我急需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帮手,结果却被告知,一位在南苏丹工作的成员在拿到新的体检合格单之前,无法前来阿克拉的总部。我们正在与杀死数千人的流行病抗争,局面时刻有失控恶化的危险,然而却需要耗费数周时间去等一位健康同事走完表格流程。 Too often, the only way to speed things up is to break the rules. That’s what I did in Accra when I hired an anthropologist a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She turned out to be worth her weight in gold. Unsafe burial practices were responsible for about half of new Ebola cases in some areas. We had to understand these traditions before we could persuade people to change them. As far as I know, no United Nations mission had ever had an anthropologist on staff before; shortly after I left the mission, she was let go. 唯一能加快进度的办法就是打破规则,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我在阿克拉招募一名人类学家作独立合约员工时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证明她真是帮了大忙。在一些地区,近一半的新增病例源于不安全的埋葬措施,我们必须在理解这些习俗传统之后才有办法劝说人们去做出改变。就我所知,在此之前联合国的任务团队里从未有过人类学家;而我离开这个项目后不久,她就被解雇了。 The heads of billion-dollar peace operations, with enormous responsibilities for ending wars, are not able to hire their immediate staff, or to reassign non-performers away from critical roles. It is a sign of how perversely twisted the bureaucracy is that personnel decisions are considered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responsibility to lead a mission on which the fate of a country depends. 维和行动的花费常达数十亿美金,其首长们肩负着结束战争的重大使命,却无法招募到他们的直属部下,或者调离重要职位上的不作为者。这个信号显示了联合国的官僚系统被扭曲至何种无理的程度:比起肩负关乎一国命运的重任,进行人事变动安排对他们来说反而更危险。 One result of this dysfunction is minimal accountability. There is today a chief of staff in a large peacekeeping mission who is manifestly incompetent. Many have tried to get rid of him, but short of a serious crime,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fire someone in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ast six years, I am not aware of a single international field staff member’s being fired, or even sanctioned, for poor performance. 这种机制失灵的结果之一就是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当下,一个大型维和任务的总参谋长明显无法胜任,许多人都想把他赶走。但在联合国的体系内,除非他面临严重的犯罪指控,否则要解雇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我所知,过去的六年间不曾有一名国际部门的职员因为表现糟糕而被解雇,甚至连处罚都没有。 The second serious problem is that too many decisions are driven by political expediency instead of by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太多的决策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而非基于联合国的价值体系或实际需求。 Peacekeeping forces often lumber along for years without clear goals or exit plans, crowding out governments,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deeper socioeconomic problems and cos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My first peacekeeping mission was in Cambodia in 1992. We left after less than two years. Now it’s a rare exception when a mission lasts fewer than 10. 维和部队常常在没有清晰的任务目标或退出方案的情况下,就这么四处游荡长达数年,排挤了当地政府,转移了对更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耗费掉数十亿美元。我参与的第一个维和任务是1992年在柬埔寨。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就离开了。而现在,罕有任务会短于10年。 Look at Haiti: There has been no armed conflict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yet a United Nations force of more than 4,500 remains. Meanwhile, we are failing at what should be our most important task: assisting in the creation of stabl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lections have been postponed amid allegations of fraud, and the interim prime minister has said that “the country is facing se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makes no contribution at all to solving these problems. 看看海地吧:那里已经10余年未曾发生过武装冲突,但是仍有超过4,500名联合国士兵驻守在当地。同时,我们却一直没有履行好最重要的任务:帮助当地人民建立稳定、民主的体制。选举因被指控存在欺诈而延期,临时总理也谈及“这个国家正面临严重的社会与经济困难。”然而军事部署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毫无助益。 Our most grievous blunder is in Mali. In early 2013, the United Nations decided to send 10,000 soldiers and police officers to Mali in response to a terrorist takeover of parts of the north. Inexplicably, we sent a force that was unprepared for counterterrorism and explicitly told not to engage in i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force’s resources are spent on logistics and self-protection. Already 56 people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tingent have been killed, and more are certain to die. The United Nations in Mali is day by day marching deeper into its first quagmire. 我们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是在马里。2013年初,恐怖分子夺取了马里北部的部分地区,于是联合国决定派遣10,000士兵与警察前往马里加以应对。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派去的军队并无反恐的准备,并且被明确命令不要与恐怖分子交火。超过80%的部队资源用在了后勤和自卫上。到目前,已有56名联合国士兵牺牲,之后必然会出现更多人员伤亡。联合国将就此日渐深陷于马里的泥潭之中。 BUT the thing that has upset me most is what the United Nations has done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When we took over peacekeeping responsibilities from the African Union there in 2014, we had the choice of which troops to accept. Without appropriate debate, and for cynical political reasons, a decision was made to include soldiers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despite reports of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y these soldiers. Since then, troops from these countries have engaged in a persistent pattern of rape and abuse of the people — often young girls — the United Nations was sent there to protect. 但是,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的所作所为。2014年,当我们从非洲联盟手中接过维和任务时,我们可以选择接收哪些部队。没有经过合理的辩论程序,出于现实的政治原因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刚果共和国的部队也一起被联合国接收,尽管当时已有报告显示这些士兵存在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自此,这些军队强奸和虐待当地人民的情况持续不断出现,受害者通常都是年轻女孩,而这些人原本是联合国应当保护的对象。 Last year, peacekeepers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arrested a group of civilians, with no legal basis whatsoever, and beat them so badly that one died in custody and the other shortly after in a hospital. In response there was hardly a murmur, and certainly no outrage, from the responsible officials in New York. 去年,刚果共和国的维和部队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逮捕了一群平民,对他们实施猛烈的殴打,导致一人死于监禁场所,另一人也随后死于医院。但纽约的负责人对此却毫无回应,更别提去表达愤怒了。 As the abuse cases piled up, impassioned pleas were made to send the troops home. These were ignored, and more cases of child rape came to light. Last month, we finally kicked out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ldiers, but the ones from the Republic of Congo remain. 随着凌虐事件越积越多,当地人民陈情要求遣返这些部队。这些声音被无视了,同时越来越多强奸幼童的案子被曝光。上个月,我们终于赶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部队,但是刚果共和国的士兵现在仍驻留在当地。 In 1988, my first job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was as a human rights officer in Cambodian refugee camps along the Thai-Cambodian border, investigating rapes and murders of the poor and helpless. Never could I have imagined that I would one day have to deal with members of my own organization committing the same crimes or, worse, senior officials tolerating them for reasons of cynical expediency. 1988年,我在联合国的第一份工作是作为人权干事前往泰柬边界的柬埔寨难民营,调查贫苦无助的平民所遭受的强奸和谋杀案件。我从未想到,自己日后竟要处理实施同样犯罪的联合国人员,更有甚者,还要处理那些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容忍放纵他们的长官们。 I am hardly the first to warn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bureaucracy is getting in the way of its peacekeeping efforts. But too often, these criticisms come from people who think the United Nations is doomed to fail. I come at it from a different angle: I believe that for the world’s sake we must make the United Nations succeed. 联合国的官僚体制正在成为它维和努力的障碍,我并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警告的人。但这些批评通常来自对联合国抱持悲观态度的人,而我则选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相信,为了全世界,我们必须让联合国成功。 In the run-up to the election of a new secretary general this year, it is essential that governments, and especially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ink carefully about what they want out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organization is a Remington typewriter in a smartphone world. If it is going to advance the causes of peace,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and the climate, it needs a leader genuinely committed to reform. 面对今年即将到来的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好好想想他们想从联合国得到些什么。这个机构就像一台智能手机时代的雷明顿打字机,如若仍有心继续推进关于和平、人权、发展与气候等议题,它就需要一位真心实意寻求变革的领导人。 The bureaucracy needs to work for the mission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starting point should be the overhaul of our personnel system. We need an outside panel to examine the system and recommend changes. Second, all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should be capped at a fixed percentage of operations costs. Third, decisions on budget allocation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placed in the hands of an independent controller reporting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Finally, we need rigorous performance audits of all parts of headquarters operations. 联合国的官僚体系需要服务于各项任务,而不是反其道行之。第一步应先全面革新人事体制。我们需要一个外部小组来检视这个体制并提供变革建议。第二,所有行政支出都应该控制在任务总费用的某个固定比例内。第三,分配预算的权力应当从管理部门转移至一个直接向秘书长汇报的独立主管人。最后,我们需要对总部行动的各个部分进行严格的绩效审计。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is a man of great integrit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s filled with smart, brave and selfless people. Unfortunately, far too many others lack the moral aptitud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o serve. We need a United Nations led by people for whom “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normal and expected. 潘基文秘书长为人诚实正直,联合国也充满了聪明、勇敢与无私的人。可惜的是,太多的人缺少必要的道德品质与专业能力。我们期望联合国被这样一个人领导:对他/她来说,“做正确的事”是平常且可以期待的。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