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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文#P5: 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日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来已难以扭转;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失控的警告也不绝于耳,但财税系统的专家们却仍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他们列举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没算上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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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膨胀后患无穷 辉格 2011年1月21日 日前,统计局和财政部同时发布了2010年度经济和财政数据,财政收入增速两倍于GDP增长率,已持续多年的财政扩张大幅超出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来已难以扭转;尽管工薪群体和民营企业对日益沉重的税费已苦不堪言,经济学界对财政膨胀失控的警告也不绝于耳,但财税系统的专家们却仍继续宣称中国的税负水平偏低,然而,他们列举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社科院财贸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和学者的测算,都显示税负水平已超过1/3,这还没算上国企凭借行政性垄断每年获取的数万亿垄断租金;退一步讲,即便我们采信财政部学者的1/4这个数字,拿它与发达国家的数字直接对比,从而得出税负不高的结论,也是根本错误的。 首先,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福利支出,而在中国财政中这一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其次,这些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出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最后,进入国库的税收只是政府给国民所带来负担的一部分,还有大量寻租收入和交易费用在账面上是看不到的,而这些负担的高低取决于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 高税负和相应的财政膨胀,不仅带来直接的痛苦,弱化劳动、生产和投资激励,更糟糕的是,它和大规模国有化一样,将恶化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激励机制和价值氛围,而一旦它为自己创造出庞大的受益群体之后,便很难再逆转。 近些年来,改革开放前期那种鄙弃铁饭碗、崇尚自主自立、以开拓和创业为荣的潮流,正在迅速消退,政府机关和垄断国企的职位再度成为众人争抢的金饭碗,这是社会激励机制上的大倒退,而随着财政不断膨胀,财政供养的人口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将继续上升,旧的国有分配机制将再度成为资源分配、身份地位和价值评估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趋势与市场化进程是水火不容的。 中国财政历来具有“养人财政”的特性,即它的大部分开支都被用来维持人员和机构本身的存在和支付他们的耗费,只有少部分用于机构的法定公共服务目标,这一特点在地方政府表现尤为突出;养人财政的出现是因为对预算缺乏立法约束,而正因为缺乏约束,它会自动膨胀直至将可用预算耗尽,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近年来财政收入始终以20%以上的年率高速增长,但预算依然年年赤字。 当然,财政膨胀总有一天会停下来,但那是在税基开始萎缩之时;当人才都在排队抢金饭碗,民企在税负重压下失去投资兴趣之后,那么,在下一个经济下行期中,财政将发现萎缩了的税基不再能供养已高度膨胀了人员;此时,国企将面临巨大压力来提供更多的岗位,而条件只能是放任它们进入原本已经退出的那些行业,但这样一来税基便会继续萎缩,这一循环最终将导致全面的再国有化。 如果养人财政仅仅是把钱发给财政所供养的人群,那倒还好些,实际上,机构为了获得合法性和体现存在价值,必须为自己找些事做,而最能显示重要性并令人难以忽视其存在的,就是审批、检查和处罚了,换句话说,就是为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设置障碍,由此而给国民和企业带来的成本,以及它所压抑的生产、投资和创新,代价远远高出它直接收取的税费。 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中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在法治成熟度、程序透明度、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上,都没有多大吸引力,是低廉的劳动与土地价格和优惠的税赋补偿了这些方面的不足,才会导致过去十几年的投资热潮和民企扩张;现在看来,这两项补偿都已经或正在消失,而迅速膨胀的财政和行政机构规模又会进一步扩大原先的劣势,近来业界对投资环境的恶化前景所暴露出的担忧和非议,并非空穴来风。 各国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财政膨胀是条单行道,金饭碗给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人员精简吃力不讨好且少有成功案例;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发育经历几百年,随着政府日益变大,司法系统和市场制度也逐渐完善,财政扩张和国家发育是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政府体系现代化才刚刚开了个头,但财政扩张的空间却已早早耗尽,这将使得日后的制度建设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
饭文#M0: 税收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税收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辉格
2010年6月10日

继打压房价之后,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似乎已成为另一个政策焦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无论是《通知》正文的第一句,还是该局负责人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段话,都明确表示了,这一措施所针对的,是收入差距问题;而舆论中也确实有一些希望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声音。

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确实已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但这一罕见的状况,是由许多早已暴露无遗的制度性弊端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缺乏保障,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平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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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辉格
2010年6月10日

继打压房价之后,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似乎已成为另一个政策焦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无论是《通知》正文的第一句,还是该局负责人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段话,都明确表示了,这一措施所针对的,是收入差距问题;而舆论中也确实有一些希望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声音。

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确实已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但这一罕见的状况,是由许多早已暴露无遗的制度性弊端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缺乏保障,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平等,国有部门内部私分巨额垄断利润,公务部门不受约束的超水平福利,等等;回避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指望用税收来缩小收入差距,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无法支持,贫富差距可以靠税收调节来解决。

简单的说,每个人的收入是他把他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然后从产出中取得的一份报酬,工人投入人力资源,资本家投入资本,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要素,是给生产过程制造障碍的能力,也可获得相当的报酬;参与生产的各方所得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各种要素在组合的比例,和它们的稀缺性。

低收入阶层通常只有人力资源可供出租,而劳动报酬低则是反映了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太多而资本太少,所以,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的途径,无非是促进投资,让更多的资本来雇佣工人,从而使得市场中资本变得更充裕而人力变得更稀缺,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税收来改变要素收入的分配比例呢?可以考虑两种税收,第一种是对要素收入征税,比如从资本家的资本利得中拿走一块,分给工人,这是流量再分配;该方法在当期是有效的,直接改变了分配比例,但等到下一次劳资双方议价时,议价基础改变了,转移支付会被双方都事先纳入议价考虑之中,最终,分配比例将回归到要素组合和稀缺性所决定的那个均衡水平上;唯一的变化将是,征税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将压低生产规模,并相应的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

比如一家商店,原先店员拿毛利的20%,老板拿80%,现在他知道老板的20%收入会转移给他,为何不接受一份工资为零的雇佣合约呢?把问题扩展到整个经济,结果也类似,如果转移税率低于工人原本所得比例,那么重新议价将使分配比例回归原有水平,如果转移税率高于该比例,则意味着工人必须倒贴钱才能找到工作,这当然不会发生,实际结果将是大量资本退出生产,退出过程将一直继续到将资本稀缺度拉高到资本家再次有利可图为止,在新的均衡点上,工人的收入绝不会比以前更高。

第二种是直接对要素征税,即通过财产税直接从资本家手里拿走一部分非人力要素,分配给工人,这是存量再分配;同样,存量再分配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在长期,一旦财产税成为稳定预期,人们的行为便会随之而改变,积累财富的动力会削弱,奢侈消费得到了鼓励,有条件者更会寻找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总的投资额将会下降,最终减少对劳动的雇佣;这两个效果相抵之后,穷人收入是否增加,将取决于税收的绝对水平,和资本转移的可能性。

在整个经济生态中,越是处于食物链上游的、金融化程度高的资本,越是容易流动和转移,而在从穷人、中产者到食利者、资本家的贫富谱系上,越是富裕者,越容易克服在不同税收领域和辖区之间转移资产所面临的障碍;所以,对于最富裕那些人——比如所谓的达沃斯一族,只要在别处还存在着低税收地区,存量再分配是很难作用到他们头上的,真正被再分配的,将是那些勉强超出平均线的中产阶级。

全球化更削弱了这种可能性,不仅是因为全球化促进了要素和资本流动,更是因为大量新型的合约形式、商业模式和金融工具,以及要素组合中比例越来越高的无形资产,使得产业内的要素再配置变得更容易;在以前,你把资产转移出一个地区,便意味着你要放弃那里的生意,现在不是了,借助外包、租赁、授权和恰当的股权结构安排,跨国企业可以极低的境内净资产运营规模庞大的业务,而把大部分要素留在境外。

即便不考虑资产转移问题,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也是有限的,税收会抑制生产和投资,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其转移支付效果将完全丧失,在越过拉斐尔曲线的最高点之后,甚至税收绝对值也开始下降;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且近年来始终在以四五倍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快速增加,但我们并未看到任何转移支付效果,收入差距仍在快速拉大。

近年来,随着劳动市场、汇率、土地、管制等运营条件的全面恶化,多数中小企业都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除了税负,他们还要面对准入障碍、行政干预、腐败和国企挤压等种种负担,此时对资产存量征税形同釜底抽薪,极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难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再分配将产生正的转移支付,它或许会缩小贫富差距,但那将是通过把富人赶走或让他们变得更穷来达到的。

实际上,有一个现成且无害的要素存量再分配的选择,它不会带来负面激励,那就是把国有资产分给穷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居住在它上面的市民,既然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可供再分配的资产存量,又何必去剥夺那些辛苦挣下一点产业的中产者和小业主们呢?

几个数字,摘自陈志武文章

摘自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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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饭文#64: 燃油税的利与弊

燃油税的利与弊
辉格
2008年11月21日

据报道,下月将开征燃油税,按传闻中的方案,燃油税只是养路费和运管费等行政收费的费改税替代,并未取代路桥通行费,更未取代商业化营运的封闭公路之收费。该方案与各国的燃油税征收方案相比,是一个涵盖内容很少的最小化方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税率却并不低,据说至少在20%到30%,相当于每升油约1.2~1.8元。看来消费者和企业并不能如期望的那样,通过费改税减轻负担。

虽然都叫燃油税,但各国征收它的法理依据和政策指向却大不相同,相应的,税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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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税的利与弊 辉格 2008年11月21日 据报道,下月将开征燃油税,按传闻中的方案,燃油税只是养路费和运管费等行政收费的费改税替代,并未取代路桥通行费,更未取代商业化营运的封闭公路之收费。该方案与各国的燃油税征收方案相比,是一个涵盖内容很少的最小化方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税率却并不低,据说至少在20%到30%,相当于每升油约1.2~1.8元。看来消费者和企业并不能如期望的那样,通过费改税减轻负担。 虽然都叫燃油税,但各国征收它的法理依据和政策指向却大不相同,相应的,税率也极为悬殊。大致上,燃油税的征收动机及其对应的政府服务内容有三个方面: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建立财政来源;替代商业化收费公路;对汽柴油燃烧产生的排放征收污染税,鼓励节能减排。以各国的现状,当方案只涵盖第一个目标时,税率通常不超过30%,当涵盖多个目标时,税率可高达300%。 道路,因其收益难以内化,自古以来多由政府兴建或采购,以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作为公共产品需方成本内化的方式,燃油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制度安排,它既为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将成本合理分摊到了公共设施的使用者头上,不失为有效而清晰的激励。相比之下,养路费模式既要细致区分各种车型和用途,又要将收入在地区间进行分摊,算法复杂却又不精确,结果常扭曲了激励。但是燃油税并没有解决供方收益内化的问题,因为税是统一征收的,而道路是地方政府各自修建和维护的,地方政府便缺乏激励来改进其道路。 随着机动车的普及和车流量的提高,以及汽车对路况的高要求,收费公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但是收费公路所需要的封闭性,以及收费站的高昂运营成本和它对通行流畅性的影响,也使它有了不少局限。因此,虽然收费高速公路在欧洲和日本很普遍,但德美两个汽车大国却还是选择了用公共产品来替代。美国用燃油税支持的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担了绝大多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全美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8000公里收费路段,而德国也仅从2005年起对12吨以上卡车收费。 燃油税替代收费公路,虽然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但也有缺点:它把全部公路规划任务交给了政府,失去了由价格信号调节供需的机会。政府的反应总是不如市场机制灵活和及时,由此产生了很多代价高昂却流量很低的低效公路,而同时却有很多地方拥挤不堪。近年来,随着基于感应卡的ETC不停车收费系统和基于GPS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出现,收费公路的缺陷已开始消除,美国新的收费公路也已开始出现,相信今后基于新技术的高效收费公路将成为发展趋势。 这样看来,本次燃油税方案未取代收费公路,是正确的选择,但正因为如此,税率就应该低得多。美国以每升0.124美元(合人民币0.85元)的燃油税(包括联邦税和州税)支撑了至少90%的高速公路,美国高速公路的兴建高潮,始于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迄今50多年,即使我们打算只用30年完成同样的任务,也只需要每升1.6元的燃油税。在这一税率下,我国的36万公里高等级公路中,只应保留5.36万公里高速公路的2/3即3.6万公里继续收费,其余收费站应该悉数拆除,但现实却是:中国拥有10万公里收费公路,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0%;相反,如果保留现有公路收费,税率应该在每升0.5元以下。 燃油税的第三个性质是污染税,这构成了欧洲高额燃油税的绝大部分。所谓“污染”有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硫铅等健康有害化合物污染,二是指碳排放。在全球暖化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之前,污染税并不高,所以高达200~300%税率中,大半是针对碳排放的。但是,对气候暖化的全球性恐惧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种对不确定未来的无来由恐慌反倒已经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伤害,包括生物燃料热潮对环境的伤害,经济实力尚属薄弱的中国不应跟随欧洲采行绿党政策,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候,更不应用高昂的燃油税加重消费者和企业负担,那样做是自缚手脚。费改税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税率还须细加斟酌,要与其所支持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相匹配。
认为减税对穷人无意义的朋友,请注意如下事实

1)穷人买的每一件商品,从原料到成品,最终售价中至少包含了17%的税,如果其中经过了若干小规模纳税人之手,则比例更高。注意:增值税占税收总额约45%。

2)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即所谓“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劳动成本,这些企业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劳动者把他们的劳动附加到产品上出售,顺便赚点差价。因此,对它们所征的增值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劳动者出售劳动征税。——这与穷人无关?

3)至于企业所得税和企业家的个人所得税,直接的作用是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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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穷人买的每一件商品,从原料到成品,最终售价中至少包含了17%的税,如果其中经过了若干小规模纳税人之手,则比例更高。注意:增值税占税收总额约45%。 2)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即所谓“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劳动成本,这些企业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劳动者把他们的劳动附加到产品上出售,顺便赚点差价。因此,对它们所征的增值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劳动者出售劳动征税。——这与穷人无关? 3)至于企业所得税和企业家的个人所得税,直接的作用是压抑了生产和投资,但对生产和投资的压抑马上会导致雇佣的减少。——这又与穷人无关? 4)对于小本经营的小业主和车库创业者,因为是小规模纳税人,他们不得不承受至少6-8%的营业税外加个人所得税,平均不少于他们毛利的1/4,这还没算各种税外之费和敲诈勒索。——你认为他们活的很轻松? 不错,的确有一个部门与减税无关,那就是国企,尤其是国企的经理们,对于他们来说,“上缴利税多少”是他们作为公务员的重要业绩考核指标,而减税对他个人却没有任何好处。
饭文#32: 实际税负在增加

实际税负在增加
辉格
2008年7月21日

今年以来,在原材料和劳动成本上升、信贷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全球性不景气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条件普遍恶化了。为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政府经济政策可以做出何种调整,来帮助企业纾缓困境,而其中便不乏呼吁政府减税的声音。

确实,过去十几年来,虽然法定税率没有提高,但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税收负担却一直在以较快的速度加重,这表现为政府税收收入的迅猛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中央税收占GDP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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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在增加 辉格 2008年7月21日 今年以来,在原材料和劳动成本上升、信贷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全球性不景气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条件普遍恶化了。为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政府经济政策可以做出何种调整,来帮助企业纾缓困境,而其中便不乏呼吁政府减税的声音。 确实,过去十几年来,虽然法定税率没有提高,但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税收负担却一直在以较快的速度加重,这表现为政府税收收入的迅猛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中央税收占GDP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15%提高到2007年的20%。这一结果,归因于三个方面:税制改革与征管强化、国企改革与重组和企业规模化。实际上,前两项都是政府经济政策成功实施的结果,而第三项如果不是政策当局推动的结果,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消了税收包干制,改行分成制,同时推行增值税,并开始推动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强化征管措施。就其目标而言,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程度甚至超出了政策制定者当初的预期。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94年税收实际征收率只有50%,2003年提高到70%。此后实征率显然还在继续提高,其中增值税实征率已提高到82%,而个人所得税虽经两次提高起征点,税入仍从2003年的1418亿上升到了2007年的3186亿。 税收实征率的大幅提高,一方面是税制改革和征管强化的直接后果,而另一方面,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我认为,也是因为国企改革和企业普遍规模化创造了更有利的征税条件。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开始了新一轮央企改革与重组,通过合并,央企数量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减少,从03年的196家减少到07年的151家。相应的,通过合并、资产注入和上市融资,央企规模迅速扩大,同时,许多央企被赋予了行业垄断权。 改制后的运营效率提高和被重新赋予的垄断权为央企带来了巨额利润,央企利润总额从03年的3767亿增长到07年的11000亿,相应的纳税额也从3563亿上升到8460亿。央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没有规避税收的激励,相反,往往还有多缴税的激励。避税或逃税对央企没有意义,因为少缴税增加的是业主权益,而央企的业主就是征税人——中央政府。对于央企的经理,创造利税是他作为国家公务员的重要业绩考核指标,而避税对他个人却没有任何好处。 国企垄断权有两个效果,一是将消费者剩余转变为垄断利润,这实际上等同于消费税,二是将经营利润从潜在的民营竞争者那里转移到垄断国企,这种转移使得税收征收更加方便,实征率也更高。这两部分利润最终都以税收和红利的形式变为财政收入,实际结果就是提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二个变化是企业规模化,从03到07年,城镇就业人数从2.56亿增加到了2.94亿,而同时,内资企业户数却从416万户减少到了328万户。与此背景相伴的是三个变化:一、企业主的平均资产存量大幅提高,这提高了他们逃避税收的风险和成本;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的资产存量大幅提高,其中房产、车辆、证券、存款等易于征税的部分比以前多得多了;三、更多的工资收入者受雇于规模化企业,这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扣缴更加容易了。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大大改善了税收征收条件。 结论是,税制与国企改革本身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太成功了,而企业规模化也是市场成熟的可喜表现,但它们在事实上却导致了个人和企业税负的大幅加重,政府若想保持企业税负平稳,便须降低法定税率。
饭文#16: 发钱不如减税

发钱不如减税
辉格
2008年4月24日

日前,作为一项“还富于民”的措施,澳门政府决定向每位居民发放五千元现金(澳门元,下同)。的确,澳门政府现在是太富了,2001年何氏家族的赌业垄断权到期之后,澳门政府新发多张赌业牌照,由此引发的赌业大繁荣让政府财政收入暴增。去年,特区政府总收入达407亿,仅博彩税一项就达293亿,而财政支出仅188亿。

无独有偶,今年2月,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特区的政府,相继宣布了退税和分红计划,或是为了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或是为了将财政盈余退还给纳税人。这种取之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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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不如减税 辉格 2008年4月24日 日前,作为一项“还富于民”的措施,澳门政府决定向每位居民发放五千元现金(澳门元,下同)。的确,澳门政府现在是太富了,2001年何氏家族的赌业垄断权到期之后,澳门政府新发多张赌业牌照,由此引发的赌业大繁荣让政府财政收入暴增。去年,特区政府总收入达407亿,仅博彩税一项就达293亿,而财政支出仅188亿。 无独有偶,今年2月,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特区的政府,相继宣布了退税和分红计划,或是为了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或是为了将财政盈余退还给纳税人。这种取之有度,用之审慎,多则退还的财政原则,比起想方设法把钱花光的做法来,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而纳税人意外获得的收入,也的确能起到短期内促进消费的作用,但是,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我认为,无论是为了退还财政盈余还是刺激经济,持久化的减税要比临时性退税或一次性发钱更合理,效果也更好。首先,征税是为了让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实施那些经纳税人同意的公共目标,如果出现巨额或持续盈余,则说明当初的税率定的太高了,应该把税率降下来。 相反,如果用一次性发钱来弥补,则难免起到转移支付的效果,即政府实际上从一部分公民那里收了钱发给另一部分公民。且不论转移支付是否合理,至少当初征税时纳税人并未同意进行此项转移支付,这便与“征税须经纳税人同意”这一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了。其次,按人头派发现金的数额分散,工作量很大,增加了不必要的施政成本。 第三,在消除税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方面,临时退税和一次性发钱的效果比减税差得多。税收的负面作用,不仅是减少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更最重要的是减弱了个人或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个体作出决定的基础是其对未来收益和成本的预期,税收降低了预期收益,从而降低了人们工作和经营生意的意愿。这种影响发生在做决定之前,所以,如果想要减弱税收的负面影响,应该调整的是与个体决定直接相关的期望值和激励信号。 试想,当澳门居民突然收到五千元红利时,他只会将之视为意外幸运之财,而不会视之为对自己先前辛勤工作或苦心经营的奖励。同样,如果美国和香港的退税和减税措施没有转变成持久化的税率降低,就不会影响个人和企业的未来决策,因为受相关税率影响的经济行为早已成为过去,事后天上掉下的馅饼不是有效的激励信号。相反,如果把减税措施持久化,将会改变未来个体做决定时的预期,从而真正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上述分析,应该对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有所启示。过去几年,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一方面,新的税种不断开辟和落实,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加上地方政府大笔土地收益,政府支配的收入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势必会影响个体积极性和经济的整体活力。 今年以来,经济又面临通胀和增长减速的压力,消费者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将缩减开支,而企业在银根紧缩和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也会更加谨小慎微。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考虑一些税收激励措施。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按人头发钱的建议,但我认为,持久化降低税率才是更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