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 辉格 2018年12月9日 在生命世界中，没有隔离就不会有结构，也不会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当各种生物膜（biomembrane）将有机体区隔成成分不同的多个局部，才有了细胞器，高度分化的细胞，功能各异的器官，并以这些功能性原件搭建出的层层复杂结构；类似的，阶层隔膜在社会不同人群间竖起屏障，令其各自依赖不同生计模式，发展不同的技能与禀赋，形成不同文化特质，也在社会这个“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中扮演不同角色，和生物膜一样，阶层屏障是选择性通透的（selectively permeable），这一特性也是搭建复杂结构的关键。 不过，阶层并非唯一的社会屏障，还有许多限制社会流动和文化交互的选择性渗透膜，它们同样在复杂社会的构造中起着作用；这些屏障决定着哪些群体或个体被困锁在哪些特定的社会局部，而哪些更可能被吸引（或推挤）而进入其他局部，哪些文化元素可能跨越屏障而传播，哪些则局限于本地。

生态

地理生态屏障在整个生物进化史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人类散布全球时，它也是生理和文化多样性的一大来源；不过在文明时代，它有了新的表现和效果，一些屏障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它们挡住了文明——一种经济-文化-制度综合体——的扩张脚步，而对于小群体来说，它们本身并非不可穿透，要点在于它会被谁，以何种方式穿透。 极地  在最简叙事中，美洲于末次冰期晚期被殖民，然后直到哥伦布之前始终与旧大陆隔绝，因而发展了独特的文明；然而细察之下，至少在后冰川时期，美洲其实远非那么隔绝，82公里宽，正中间还有迪奥米德群岛（Diomede Islands）可作跳板的白令海峡，对于早已拥有船只的极地居民并不是很大障碍，海峡南面分别距大陆58和48公里的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 Island）和努尼瓦克岛（Nunivak Island），还有迪奥米德群岛本身，都有着数千年居住历史，其文化也并未孤绝于爱斯基摩-阿留申（Eskimo-Aleut）语系的其他群体。 实际上，从欧亚大陆东端向美洲的殖民发生过多次，其中从遗传和语言上可考的便有至少四次：约16000年前从白令地峡和阿拉斯加南侧一路顺着海岸跳进的移入者，约13000年前穿越落基山脉东麓无冰走廊的移民，约5000年前跨越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约1000年前以迅猛之势横扫北美极地，取代或排挤了大部分古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人（Iniuts，又称新爱斯基摩人），后者的一个分支还向西移回了楚克奇半岛，最后我们还要加上公元986年北欧人向格陵兰的殖民。[1] 真正的障碍是极地生态而非海峡，对于亚热带和温带定居者，近北极地区是令人生畏的死亡之地，晚至十九世纪后期，仍有众多财力充足装备良好的探险者葬身冰原，[2] 然而对于久已适应该生态的群体，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萨米人，涅涅茨人，这是个畅行无阻的世界，问题是，这些群体都是狩猎采集者或游动性的驯鹿放牧者，加上极地条件只能支撑非常低的人口密度，因而其文化十分简陋（虽然比热带采猎者复杂不少，但与定居文明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他们迁移扩散时，较少能在各大文明间扮演传播交流中介的角色。 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古爱斯基摩人为美洲带去了弓箭，如第一章所述，弓箭的引入给北美西部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因纽特人则带去了铁和蒙古式反曲弓，影响同样不小，[3] 但总体上看，这些影响是零星而稀疏的，且局限于远离美洲文明中心的北部边缘，因为极地狩猎者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度都不足以造成更大强度的文化冲击与渗透，也正因此，美洲文明确实被相当有效的隔离于欧亚文明。 热带  非洲是旧大陆，对文明世界向来不陌生，地理大发现也始于葡萄牙人对非洲西海岸的探索，[4] 阿拉伯人则更早就活跃于非洲东岸贸易，可非洲却是欧洲殖民者最后征服的一块大陆，在这里，阻挡文明扩张的是热带屏障，众多热带病原体像死神般令人丧胆，尤以疟疾，黄热病和采采蝇（tsetse fly）为烈，班图人之所以能从西非一隅向东向南扩张至大半个下撒哈拉非洲，正是因为他们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病原体。[5] 热带高度富集的病原体也会影响当地居民的人格特征，降低其外向性（extroversion）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让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外族人交往接触，避免长距离旅行和迁徙，从卫生健康角度看，这是有益的适应，但无疑会加深群体间的疏离，猜忌和隔绝，妨碍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6] 热带屏障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旧世界文明中心与非洲的关系中，文化与人口的流动方向是相反的，旧世界的文化元素，特别是中世纪后的阿拉伯-伊斯兰元素，逐渐向南方渗透，但很少有同向的人口流动（除了东海岸），那里的沙漠、稀疏草原和热带雨林对地中海定居农耕者缺乏吸引力，相反，却不断有非洲人流入旧世界，而基于其文化上的绝对劣势，这种流动主要以奴隶贩卖的方式发生，输入黑奴的活动在近东、北非和印度洋从古代一直盛行到现代，这也激励了许多非洲政权将掳掠售卖人口作为其主要财源。[7] 东亚的情况恰成对照，汉族农民携其文化优势向南拓殖的进程基本没有遭遇生态屏障的阻挡，拓殖速度主要受制于土地开垦和人口增殖的自身节奏，文化与人口的扩散方向完全一致，从黄淮到长江到珠江，又从海上向东南推进，到近古时，华人移民已遍布东南亚，台湾也成为福建农民的乐园，潮州人在泰国开创了一个王朝，客家人在婆罗洲建立了延续百年的兰芳共和国，越南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文化上却变得越来越像中国。[8] 热带屏障也影响了美洲，严重限制了中美洲和安第斯两大文明中心的文化与人口互动；它在印度带来的后果最为独特：印度较为干旱的北部与湿热的中南部形成鲜明反差，前者吸引了一轮又一轮的农牧业入侵者，从近东农民，雅利安畜牧者，波斯人，到马其顿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他们大多来自某个文明中心或优势文化，可是热带屏障妨碍了他们向中南部迅速推进，而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也限制了土著的退路，结果印度形成了独特的多种族混居状态，这是理解其种姓制度和长期政治分裂状态的重要背景（见第4章）。 高山  褶皱地带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高山阻隔造成的交通困难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都高度碎片化，这一点从语言分布上表现的最显著，褶皱地带往往是语言高度混杂多样的地区，残留着许多孑遗小语种，被语言学家称为马赛克区（masaic zone）。[9] 例如新几内亚的几百万人说着一千多种语言，分属60多个语系，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平均只有几千；[10] 整个欧亚大陆的温带区几乎完全被印欧、阿尔泰和汉藏三大语系占据，可是面积不大的高加索却有着三个该地区独有的语系：南高加索，西北高加索，东北高加索，而且那里还散布着印欧、阿尔泰和亚非语系的众多小语种。[11] 另一个文化极度庞杂的褶皱地带是赞米亚（Zomia），又称东南亚断层带（Southeast Asian Massif），仅以中国云南省为例，得到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便有25个，分属汉藏，侗台，苗瑶，南亚和阿尔泰五大语系，其中至少15个民族为当地独有。[12] 除了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褶皱地带阻隔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是其垂直分布生态，即沿海拔梯度而形成的生态差异，河谷，坡地，高山草甸，都有着十分不同的土壤、气候与植被条件，支持着不同的农牧业形态和生计模式，而后者又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不像水平差异，垂直差异意味着各相似生态区无法连成片，每个文化小群体都被一圈异质群体包围着，这就妨碍了群体间的交往和人口流动，以及大型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因为文化差异会在群体之间创造隔膜与恐惧，特别是当这种差异跨越生态边界时，文化屏障尤为坚固。 草原  干旱而广袤的温带欧亚大草原，既是定居农耕者拓殖的屏障，也是沟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而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的，是游动性的畜牧群体；草原畜牧者和沟通亚洲与美洲的极地狩猎者全然不同，马与狗的组合使用让他们得以控制很大规模的畜群，因而可积累起可观的财富，而马匹、驼畜和车辆的载运能力让他们能在保有相当复杂物质文化的同时保持机动性，并且有能力在数百上千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协调行动或维持多级社会组织，草原上激烈的领地竞争和群体间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让畜牧群体之间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这对其战斗力施加了强大选择压力。[13]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畜牧民族相对于定居农耕者的武力优势，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这一优势十分显著，而一旦有一位杰出领袖能设法抑制内部冲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或联合，便可将此优势发扬到国家级层次上，从而给周边定居文明造成巨大冲击，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屡屡上演，青铜时代的印欧语民族扩张和闪族扩张，古典时代冲击文明世界的多支伊朗语族游牧民：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和萨玛提亚人（Sarmatians），然后是阿尔泰语系的匈人（Huns），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轮番登场，中间还穿插了乌拉尔语系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亚非语系的阿拉伯人。[14] 这些冲击既给定居社会造成破坏，也在广阔地域内传播了文化元素，小麦，马，车辆和青铜技术的由西向东传播，便是由东迁的一支印欧畜牧者完成；[15] 蒙古征服导致的文化交流尤为广泛，中亚大批小政权被消灭之后，丝绸之路变得空前畅通（特别是在帝国尚未完全分裂，忽里勒台还在召开，帝国邮驿系统仍在运行的那几十年中），蒙古人虽然在战争中极为凶残，对商人与工匠却十分友好，对各种技术与实用知识持积极开放态度，对各大宗教也非常宽容，所有这些，促成了一个文化大交换的时代。[16] 火药，火器，攻城战术，造纸，印刷术，金融票据，数学、化学、地理和天文历法知识，都在这次大交换中得以广泛传播，瓷器与香料贸易迅速升温，藏传佛教得以向北扩张，波斯和阿拉伯元素被大量引入中国……；其中几项对西欧历史的影响尤为深远：1）蒙古交换打开了西欧人对东方的认识，此前他们常常连印度和埃塞俄比亚都分不清，[17] 也提升了他们对东方的兴趣，特别是香料贸易，推动了日后的地理大发现，2）造纸术的引入为印刷革命准备了条件，3）蒙古人带来了黑死病。[18]

语言

在前文明社会，语言界线大致与同质文化群的边界相当，它（连同其他文化元素）足以区分彼此，却并不构成人口与文化流动的重要障碍，那时的流动要么受阻于生态边界，或交通条件，要么受阻于群体间敌意，除非在向无人区扩散的特殊时期，流动是小幅而缓慢的，大跨度流动只有在数百上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才能观察到，而在频密交流与互动确实发生的局部地区，语言并非大问题，因为在一个语言极度碎片化的世界，人们普遍具有多语能力，足以和邻近部落的人沟通。[19] 进入文明时代，在国家以及国家间的联盟或霸权结构所创造的和平条件下，或在国家权力的直接庇护或支持下，经常性的长途旅行成为可能，于是语言障碍便凸显了出来，因为对于遥远地区的语言，你没有从小接触的机会，而成年人在学习第二语言上的笨拙是臭名昭著的。 那些因职业需要而居住于他乡或奔走于各地的人，诸如长途贸易商人，游动性工匠，异地任职的官员，从不同地区征募的士兵，贵族从各处招揽来的门客，四处游乞或传教的僧侣……，都会面临语言障碍，而正是应对这一困难的努力，催生了各种通用语。[20] 一种通用语往往围绕某个文明中心而形成，并散布于该文明所覆盖和影响的地域，这是因为推动对通用语需求的各种活动——长途贸易，精细分工的专门职业者，多层级行政系统，有组织宗教——本身就是文明产物或因文明而大为兴旺；当某一文明实现政治统一而建立帝国时，其通用语更会得到国家的大力推行；而且文明中心会产生大量语言类的文化产品，特别是书面作品，包括宗教典籍，它们是传播通用语的巨大动力，例如梵语和婆罗米文字在东南亚的传播，并未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而主要依靠贸易和梵文经典。[21] 上述过程将产生若干边界清晰的文明区，有着各自的中心，通用语，围绕经典的知识传统，宗教与价值体系，制度传统，或许还有各自的帝国，尽管仍有一些交汇混杂地带，然而这些方面的系统性差异，将使得来自各文明区腹地的人很难跨越边界而从事有价值的活动，随着时间推移，隔阂会越来越深，甚至在各自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后，曾经横亘于罗马与波斯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东亚与西方之间的无形之墙仍然牢固竖立着。 文明间的屏障也为一些著名的贸易民族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各文明之间扮演了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例如沟通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经营丝绸之路的粟特人（Sogdians），经营环印度洋和南洋贸易的古吉拉特人，连接中亚、波斯、奥斯曼与欧洲的亚美尼亚人。

职业

当代人可能不容易体会职业壁垒的森严，上大学时有那么多专业可选，毕业时又有众多职业可挑，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似乎正将机会之门向所有人洞开，跳槽，改行，听起来都是稀松平常之事，唯一的约束好像只是你自己的能力和对回报（包括金钱，声望和地位，或许还有乐趣）的期望，现实远非如此美妙，而在前现代社会，这种海阔天空任我行的洒脱更是天方夜谭。 职业屏障由众多因素交织而成，首先是知识与技能的性质，许多专业知识是无法脱离具体的工作场景而传授的，它们难以（甚至不可能）用语言加以描绘和记录，用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话说，这些是高度个人化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只能通过在事情发生的现场亲身观察和参与，通过与有经验者长期互动，不断接受其演示和反馈，方可习得（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尝试和探索，但那要慢得多，个体的短暂一生中积累不起多少）。[22] 默会知识的这一特点使得个体从业者成为职业知识的主要存储器，而师傅带徒弟是唯一可行的传授方式，所以在工业革命以前，学徒制（apprenticeship）是几乎所有技能性职业的组织基础，新入行者必须首先找到一位愿意收其为徒的师傅，在经历多年学徒生涯之后，才能独立从业，这一状况直到现代工厂化生产和职业培训机构发育之后才有所改变，现代工厂通过机械化、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化，将大部分默会知识显性化而变成企业资产，同时大幅降低一线工人的技能要求，而基础性的显性知识则由学校教育提供。 现代企业以规模化生产来实现资产价值，而在以前，规模化生产的条件并不存在，[23] 个体工匠和家庭企业因而将重点放在如何小心维护其资产，令其永续存在，持续产生收入流，以成为家庭的长期生计依靠，这份资产除了知识技能，也包括客户关系，专业声誉和从业资格，他们会像自耕农或土地绅士对待地产一样精心呵护它，尽可能将关键技艺传给儿子，或者女婿。 有些师傅会像挑女婿一样挑徒弟，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学徒最后成了女婿，当不得不从家族以外招收学徒时，会与学徒建立一种模拟父子关系，以强化学徒对师傅的义务，并将师徒关系长期化，至少不让学徒在短期内成为竞争对手，为此，学徒期被尽可能延长，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遍标准是七年，有些行业长达十几年，而且学徒在最初几年里往往只能打杂，学不到重要技能。[24] 另一个入行门槛的是高额拜师费，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通学徒入门费为2-3英镑，大约相当于低技能雇工一两年的现金收入，但那些涉及贵重材料或高贵客户的行业，例如金银器加工，高端布料皮毛服饰业，入门费则高达数十甚至上百英镑，这是穷人家一辈子都攒不起的钱，而出得起钱的贵族和绅士阶层又往往不屑于这些行当，于是它们的学徒来源就高度局限于同行子弟或地位相当的类似行业之中。[25] 为保护资产价值，工商业者还会努力维护其垄断地位，近代以前，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普遍处于行会垄断之下，君主为征税方便也倾向于支持这种垄断，许多行会还会动用私刑来执行其垄断权，在人口密集，闲散劳力充裕的地方，那些低技能的苦力行业（例如搬运）则往往由帮派组织控制，此类行当除了垄断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产。[26] 强化行业壁垒的另一个因素是信用，许多行业都需要行内合作/交易伙伴之间，以及他们与客户之间，建立相当程度的信任，现代企业的信任主要基于品牌和企业声誉，会计与审计制度，以及抵押担保等风险控制机制，而在过去，它主要来自个人和家族间的私人关系史，通过长期交往而逐渐积累。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维持很多这样的长期信任关系，所以为控制风险，不得不将交易对象限制在一个相互熟识、任何信誉问题都会被迅速而充分传播的小圈子里，对风险越是敏感的行业，越是如此；尽管程度有所减弱，但这一现象在近现代仍然清晰可见，例如投资银行业，很长时期内局限于一个极小圈子，从业者之间完全信任，一笔笔巨额交易常在电话中口头达成，完全无需书面文档。[27] 上述壁垒的存在，使得许多行业成为高度封闭的圈子，个人很难跨行流动，一个小男孩拜师入门的那一刻，往往决定了他终身乃至几代子孙的职业空间，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将居住在城镇的哪个区域（甚至哪条街），和哪些人经常交往，以及可能的结婚对象，而即便在那一关键时刻之前，他也未必有多少选择。

人造藩篱

还有一类屏障是由政府人为设置的，出于治安、征税、征兵和预防叛乱等需要，政府历来有着实施人口控制的倾向，因为对于个人，躲到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总是逃避各种义务的最好办法，然而人口控制对行政能力的要求很高，能否实现，或做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权力触手深入私人生活的程度，早期国家的这方面能力十分有限。 也正因此，那时封建制（或效果类似的其他体制）更为流行，在封建制中，税收和兵役是以武士贵族向领主承担契约义务的方式提供，数量取决于封地大小，因而领主无需关注各领地的人口细节，治安则是各采邑保有者自己的事情，而预防叛乱的主要手段则是不间断的领地巡视和对贵族动向的监视，在一个以武士阶层为骨架的社会，平民大众是没有多少机会发动叛乱的。 户籍  在人口控制上，中国可能是最早熟的，那里很早便已发展起羽翼丰满的集权官僚系统，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瓦解，各国纷纷建立编户齐民的郡县制，实行以什伍制为基础的户籍控制和连坐机制，行政机器从县令，亭长，乡佐，里魁，直接通达最底层的村庄和城市街区，户籍登记详细到包括体貌特征，人口流动被严密控制。[28] 这套制度在秦汉已臻于完善，此后时松时紧，全赖中央政府的集权强度，这一关系也表现在官方人口数字的巨幅波动上，尽管战乱饥荒瘟疫确会消灭大量人口，但数字波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调查、统计和控制有效纳税人口的能力。[29] 因为户籍控制的存在，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迁移流离者，有时还以庞大规模在大跨度上发生，但除非是官方组织的移民（例如屯垦实边），迁移者很难在当地获得合法身份，而非法状态让他们随时面临被驱逐的风险，只有当一些特定机会来临，比如改朝换代，或政府决心整顿当地户政时，才有机会改变。[30] 和普遍的户籍控制不同，西欧封建制中，被限制流动的主要是农奴、流浪乞讨者（对该群体的管制，第17章会有更多叙述）和个别特殊群体，例如犹太人和麻风病人，自由民是可以随意旅行迁徙的，包括自由出入国境（除了战争期间），外国商人也出入自由，在英格兰，后两点还被写进了1215年的大宪章第42条。[31] 城墙  对于远离故土者，寻找安身之所的最佳机会总是在城市，但古代城市并不像当代都市那么自由，欧洲城市多由工商业者自治，因而对外人较为开放，他们需要吸引客商、消费者和劳动力以繁荣本地工商业，也需要旅客和租户来提升地产价值；但欧洲城市也有不少限制，例如市民资格就不是每位城市居民自动拥有的，在许多城市，这一资格被称为城市自由（Freedom of the City），只有自由市民（通常是该市某个行会的成员）才被允许在该市独立执业和拥有地产。 伦敦市民的一项特权是可以将牲口赶进城，所以在现代，当城市自由已只剩下荣誉性质时，时而仍有人举行将羊群赶过伦敦桥的仪式，以表达身为自由市民的骄傲；中世纪城市出于治安需要多会在夜晚关闭城门并实行宵禁，夜间在外游荡者若被巡逻者发现会受处罚（但拥有市民资格者可以提灯夜行），这就消除了流浪者在城市的立足之地。[32] 中国城市是行政层级网络上的节点，即各级政区的治所，城市规模与其行政层级大致对应（只有苏州，汉口，泉州等少数例外），直到宋代才出现一些非治所城市（一般以“镇”为名）；这一特点使得城市的设计和管理完全围绕行政需要（有时还有军事需要），工商业只是其副产品，所以很自然，它们对流动者更为封闭。[33] 宋代以前的大城市多实行坊市制，居住区与商业区被严格分离，各居住区（坊）有各自独立的门禁，坊内不得沿街开店，夜晚实行宵禁，工商各业被限制在各自的指定区域（市）内，这样的城市能够容纳的工商业者数量自然十分有限，留给其他流动人口的空间则更少，直到唐末宋初之际，坊市屏障才告瓦解，开放后的街巷提供了更多店铺空间，工商业还向城郭之外延伸，出现了各种草市，城市规模大幅扩张，在经历这场城市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也变得更具流动性。[34] 国界  在当代世界，妨碍人口流动的最显著屏障，大概就是国境线了，然而在过去，它并不是重要的人为障碍，在没有通电铁丝网，地雷，雷达，探照灯，侦察机和机动巡逻队的年代，控制漫长国界是一种难以负担的奢望，所以即便跨越国界的流动果真较少，真正构成妨碍的，也都是些天然屏障，大河，高山，丛林，荒漠，海洋。 古代边境控制更多依靠点状设卡，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可大幅提高越境成本，虽不能杜绝绕道而行者，却可将流动规模限制在可接受水平；在这方面，东方帝国又一次走在了前面，汉代政府在北方边境建立了一系列关卡，出入皆需通行证，往返人货均有登记与核对，类似通行限制也施行于出入京师所在关中平原的四个关口。[35] 点状控制对海上往来更加有效，适合大船靠泊的港口本来就不多，适合长途贸易的就更少，那需要便利的内陆交通，接近消费市场，友善且易于沟通的当地人，以及获得补给的便利性，所以，控制主要港口以收取关税，是非常古老的做法（四千年前的乌尔第三王朝就已实行），而一旦海关机构建立，它同样可用于控制人员流动。[36] 唐代设置市舶使一职以管制海上贸易，并在港口城市划出蕃坊作为外国人指定居住区，宋代大幅提升了对海上贸易的控制力度，将市舶司变成了一个国营外贸垄断机构，将其视为重要税源，每艘到港船只必须登记，外商需持关防才能在境内活动；明代更在其多数时期实行严厉海禁，市舶司时废时开，而此时正值东亚海上贸易黄金时代，明帝国却成功锁上了国门，清代延续了海禁政策，海上贸易基本上被局限于广州一港，清初一度还颁布迁界令，试图以焦土政策将点控制升级为线控制。[37] 欧洲国家对边境控制的强化始于大航海之后的重商主义时代，各国出于贸易保护考虑，加强海关控制，大力打击走私，不过这些主要针对商品，对人员跨国流动的限制则要晚至一战之后才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出于全面战争带来的安全焦虑，同时也是因为铁路和轮船极大降低了长途旅行成本，而此时可供选择的边境控制手段也已足够丰富。[38] 19世纪后期由铁路轮船推动的空前规模的跨国流动引发了广泛担忧，主要移民目的国开始考虑对移民进行控制和筛选，美国的1875年《佩奇法案》开此先河，禁止女性华人移入，1882年《排华法案》更禁止所有华人劳工进入，此后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移民法案，逐步收紧移民政策，1882年法案要求鉴定移民精神健康并征收人头税，1907年法案要求控制移民总量，1917年法案排除所有亚太移民，并实行读写测试，1924年法案按民族或国别设置移民配额，至此，现代西方国家的移民控制模式基本确立，以往主要依靠自然屏障的国境线，如今已彻底转变成一种树立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屏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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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David Reich (2018) ch.7. [2] Robert McGhee (2005)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ch.7-13. [3] Robert McGhee (2005) ch.3. [4] Daniel J. Boorstin (1983) The Discoverers, ch.21. [5] Jared Diamond (1999) ch.19. [6] Geoffrey Miller (2009) Spent, ch.12. [7] Finn Fuglestad (2018) Slave Traders by Invitation; Wikipedia: Slavery in Africa, Arab slave trade. [8] Nicholas Tarling (1992.ed) 第1卷，第6，8章；Anthony Reid (1993)《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2卷，第4章。 [9] Nicholas Wade (2014) 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ch.4. [10] Jared Diamond (2012) ch.10. [11] Wikipedia: Languages of the Caucasus. [12] Wikipedia: Southeast Asian Massif, 云南省#民族. [13] 有关马匹与车辆对草原畜牧生计中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对战斗力的贡献，见David W. Anthony (2007) ch.10-16；有关畜牧者战斗力的更多讨论，见我的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9篇（HS:7961）。 [14] René Grousset (1939)《草原帝国》；有关印欧人扩张，见David W. Anthony (2007) ch.11-16, David Reich (2018) ch.5. [15] David W. Anthony (2007) ch.16; Wikipedia: Seima-Turbino phenomenon. [16] René Grousset (1939) 第6-7章；Timothy May (2012)《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第2部分各章。 [17] Ian Mortimer (2010) ch.3. [18] Ronald Findlay & Kevin H. O'Rourke (2009) Power and Plenty, ch.3; 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ch.4. [19] Jared Diamond (2012) ch.10. [20] 有关通用语的形成，以及哪些条件有助于一种语言成为通用语，可参考Nicholas Ostler (2005) Empires of the Word；我在《群居的艺术》第II.2章里也有讨论。 [21] 东非沿岸的通用语斯瓦西里语可能是个例外，它没有一个相应的文明中心，不过它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吸收了大量元素，也采用了阿拉伯文字为其书写系统。 [22] Wikipedia: Tacit knowledge. [23] 规模化连续生产须以大规模低成本运输系统为条件，而且需要一系列组织与管理创新，参见Alfred D. Chandler Jr. (1977)《看得见的手》。 [24] Joan Lane (1996) Apprenticeship In England, 1600-1914, ch.1-3. [25] Joan Lane (1996) ch.1-3; Christopher Dyer (1998) ch.8. [26] 有关行会垄断的材料很多，欧洲的情况可见M. M. Postan, E. E. Rich & Edward Miller (1963.ed)《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4-5章，清代中国的情况可见G. William Skinner (1977.ed)《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编第2章，彭凯翔 (2015) 《从交易到市场》第11章，William T. Rowe (1984) 《汉口》第2，6，8，9，10章。 [27] Peter F. Drucker (1978)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ch.10-11. [28] 池田雄一 (2002) 《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第1编第5章，第2编第2-6章。 [29] 葛剑雄 (2002) 《中国人口史·第1卷》第3章。 [30]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1卷》第1章。 [31] Wikipedia: Magna Carta#Clauses. [32] Wikipedia: Freedom of the City, Ian Mortimer (2010) ch.4. [33] G. William Skinner (1977.ed) 第1编导言，赵冈 (2006)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章。 [34] 加藤繁 (1952)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14-17章，G. William Skinner (1977.ed) 第1编导言，斯波义信 (1988)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篇第4章。 [35] 富谷至 (2010)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第3编第2章，Denis Twitchett & Michael Loewe (1986.ed)《剑桥中国秦汉史》第6章。 [36] 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ch.1. [37] 宋代情况见李剑农 (1957) 《宋元明经济史稿》，第6章，明代海禁见Frederick W. Mote & Denis C. Twitchett (1988.ed)《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8章。 [38] Wikipedia: Border control#History. [39] Wikipedia: Page Act of 1875, Chinese Exclusion Act, Immigration Act of 1882, Immigration Act of 1907, Immigration Act of 1917,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2021-07-28】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还是很高的，下图的样本来自1979年的青少年，他们20年后的收入等级与其父母当时的收入等级的关系

【2021-01-17】 @缸中之nao:我记得大伯之前的文章分析过，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恰恰是社会阶层流动性剧增的结果。现在阶层结构近乎固化的情况为什么人们还是如此焦虑。 @whigzhou: 固化了吗？空口无凭，给我数据 @whigzhou: 很多人说固化的时候，真正的意思可能只是：我这么优秀，竟然挤不进 @whigzhou: 而且他的挤不进可能只是*未能从Top 10%挤进Top 1%* 我还没弄明白流行中的*固化*一词究竟什么意思，两种可能：1）金字塔形状的转变（当代语境中即为中层膨胀）已经完成，2）塔内流动已基本停止， 无论哪种意思，固化的判断都不成立，形状转变或许已经减速，但还没完成，下层依然很庞大，同时，塔内流动也远未停止，首先，没有数据支持流动停止的判断，其次，读一下Gregory Clark的 The Son Also Rises 你就会知道，要阻止这种流动是多么困难，和想要加速这种流动一样困难， 【摘自评论：膨胀的中层一起下划算吗，比如南京服务员3000起步算底层不，然后通次下水三百，开个锁一百，住家保姆八千起步，类比有些手艺的普工八千应该没问题，但是税前开一万五在南京已经非常高了算top10绝对没有问题，到手也就12k-,然后他们都属于一种状态，吃喝不愁，买房无望，他们算南京的中层还是底层呢？】 听这意思，好像是部分白领中产愤懑于部分蓝领下层的正在逼近甚至眼看着就要被超越？ 【通次下水三百，开个锁一百，住家保姆八千起步】——这些显然是部分下层正在迅速上升的证据，而不是固化的证据 如果这种想法具有代表性的话，那我大概明白固化论者在说什么了，其实就是一种期望的落空，落空的原因可能有几种： 1）阶层结构转型初期的大流动将后来者的预期抬的过高，当90后发现自己面临的上升机会已远不如70后那么宽裕时，难免失落，这是注定的时代问题，转型必将终结，开闸放水期也就那么长，不可能持久， 2）许多以为自己已经实现地位提升的人，却发现其实根本无望如预期中那样过上足够体面的生活，比如无望买房，于是也难免失落，还有其他种种，这当然存在， 3）许多以为自己已经实现地位提升的人，基于以往的经验，以为会和蓝领下层继续拉开很大的距离，可是却吃惊的发现，【通次下水三百，开个锁一百，住家保姆八千起步】，于是也难免失落，可以理解，但他们的期望不对，这种期望立基于旧经验，看看已经完成转型的发达社会就知道，不是这样，勤勉自律的蓝领可以过的很好， 总之，这些失落都事出有因且可以理解，但把它们说成*固化*，实在是漂的太远了， @whigzhou: 我琢磨着，把这些失落叫做*固化*的唯一功能是可以安慰自己：挤不进不是我的错！  

【2019-10-20】 我觉得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会降低阶层流动性，因为假如男性预期未来妻子是家庭妇女，择偶时就不会太在意其教育程度和潜在工资水平，反之，则会在这方面更assortative，从而提高阶层内婚比例，如图所示，工资收入Top10%的男性的配偶的工资收入也在Top10%里的比例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上升，同期女性劳动参与率也在提高，来源：How Assortative Mating Is Driving Income Inequality by Branko Milanovic  

Class, Caste, and Genes 阶级、种姓和基因 作者:Henry Harpending @ 2012-01-13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West Hunter,https://westhunt.wordpress.com/2012/01/13/class-caste-and-genes/ An article by Sabrina Tavernise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a few days ago describing increasing perceptions of class conflict in America, and there is a lot of recent commentary in the press about this report from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 that claims there is less class mobility here than in several other northern countries.   It is not very clear to me what the complaints really are or what alternatives exist. If there is any substantial heritability of merit, where merit is whatever leads to class mobility, then mobility ought to turn classes into hereditary castes surprisingly rapidly. 几天前，Sabrina Tavernise一篇描写美国阶级矛盾越发明显的文章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这份来自皮尤慈善信托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的报告宣称美国的阶级流动性少于其他几个北方国家，最近的新闻对此有很多评论。但是我并没有搞清楚他们究竟在抱怨什么或者存在什么可行的替代选项。假设存在实质性的个体优势遗传，同时个体优势总会导致阶级流动，那流动性应该会迅速地把阶层转化为世袭的种姓式分化。 A start at looking into genetic consequences of meritocracy is to create the simplest possible model and follow its implications. Consider free meritocracy in a two class system, meaning that each generation anyone in the lower class who has greater merit than someone in the upper class immediately swaps class with them. Mating then occurs at random within class. There are no fitness differences, no selection at all, everything is neutral. 要开始调查精英制度的遗传后果，应该建立尽可能简单的模型并遵循其推论。设想有两个阶级系统的自由精英制度，这意味着每一代中任何身处较低阶级的人，都可立刻与更高阶级中能力弱于自身的人互换阶级。然后阶级内随机通婚。这里没有健康程度的不同，也完全没有自然或人工选择，所有都保持中性。 It is convenient to discuss what happens in terms of IQ because IQ is familiar and, in northern industrial nations, closely related to meri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our focus on IQ is like that of the drunk searching for his keys under the lamppost: we can measure IQ but have no good way to measure honesty nor time preference nor conscientiousness and so on. 方便起见，不妨从IQ的角度来讨论由此引出的结果，因为IQ广为人知，而且在北方工业国家中，IQ跟个人优势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谨记，我们对于IQ的关注就像醉汉在路灯下找寻钥匙：我们可以测量IQ，却没有好方法来测量诚实、时间偏好或者尽责性等特质。 This figure shows an initial population with normally distributed merit. A new merit based class system is imposed such that the two new classes are of equal size. In this free meritocracy everyone with merit exceeding the population mean moves into the upper class and everyone with merit less than the average moves into the lower class. The second panel of the figure shows the resulting merit distributions by class before reproduction and the bottom panel shows the distributions after endogamous reproduction. This model assumes that the reshuffling of genes during reproduction leads to normal distribution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in classes. 上图的顶层显示了个体优势呈正态分布的初始人口。一种基于阶级系统的新优势被引入进来，据此划分的两个新阶级的人口数量相当。在这种自由精英制度中，每个能力超过人口平均值的人都进入上层阶级，每个能力达不到平均值的人都进入下层阶级。上图的中层表示在生育前所处阶级导致的个体优势分布，底层则表示在同阶级通婚生育后的个体优势分布。这个模型假设生育过程中的基因重组会导致同阶级的下一代在个体优势上的正态分布。 The process continues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By analogy with IQ the additive heritability of merit is set to 0.6 so there are substantial random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second figure shows the evolution of class differences over four generations or about 100 years in human terms.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代的时间。通过类比IQ，个体优势的可加性遗传率设为0.6，所以这就有了大量随机的环境影响。下图展示了四代（人类角度的大约100年）时间内阶级差异的演化。 Class mobility after the first generation is 30% while after four generations it has declined to 10% and continues to decline after that.  The average merit in the two classes is about -1SD in the lower and +1SD in the upper on the original scale, corresponding to IQs of 85 and 115. 第一代之后的阶级流动性是30%，而四代之后这个数字就已跌至10%并且之后继续下降。相较于原始水平，较低阶级的平均个体优势降低了一个标准差，较高阶级的平均个体优势增加了一个标准差， 对应的IQ数值为较低阶级的85和较高阶级的115。 Recall that there are no fitness differences in this model. Still, after four generations, about 70% of the variance is between classes, which can be compared to  about 35% of the variance among continental human groups for random genetic markers, i.e. colloquially class differences are twice neutral race differences. (The familiar among-population figure of 15% made famous by Lewontin refers to gene differences while here we are comparing genotype differences of diploids, h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5 and 35.) 回想下这模型中是没有健康水平的差异的。但在四代之后，阶级之间的方差仍到达了70%，这都可以与随机遗传标记的跨大陆种群间35%的方差相比了，例如，通俗语境中的阶级差异是纯粹种族差异的两倍。（Lewontin提出的著名的种群间15%的差异数据是指基因差异，而这里我们是比较二倍体的基因型差异，因此差别在15到35之间。） A surprise to me from this model was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classes turn into castes: most of the action is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r so. In retrospect this seems so obvious that it is hardly worth saying but it wasn’t so obvious to me when I started toying with it. 这模型让我吃惊的地方在于阶级转化为世袭种姓的速度之快：大部分转变在第一代左右就已发生。回想起来，这过程看起来如此明显以致于都不值得谈论，但是一开始我很随意地思考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Even though everything here is selectively neutral, I wonder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free meritocracy mimics selection. Any mutant that boosts merit in carriers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the upper class and vice versa. Greg and I discuss in our book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 initially selects for dinged genes that are “quick fixes” in carriers but detrimental in homozygotes, citing sickle cell in humans, broken myostatin in beef cattle, and numerous others. Does this social system mimic selection? 即使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有选择地设为中性，我很想知道这个自由的精英制度与选拔制相似到什么程度。任何让携带者具有个体优势的基因突变都会聚集在较高阶级，反之亦然。Greg和我在我们的书【编注：Greg是Gregory Cochran，作者与他合著了《万年大爆炸》一书，West Hunter是这两位作者的合作博客】中讨论环境改变最初如何选择出了那些丧钟般的“临时补丁”基因，他们能为携带者快速解决一些问题，但对纯合子有害，造成人体内的镰状细胞，菜牛内残缺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和很多其他坏处。这个社会系统也模仿选择机制吗？ A correlate of IQ in humans is myopia, one idea being that IQ boosters relax early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 on CNS growth resulting in eyeballs too big for the socket, leading to myopia. I have read somewhere that myopia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come in the US. Time to try to find that literature. 跟人类IQ相关的是近视，一种观点认为IQ超群者放松了对中枢神经系统生长的早期发展限制，导致了眼球相比于眼窝过大，于是成了近视。我在某处读到，近视在美国跟收入是正相关的。该去试着找到那篇文献去了。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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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lantic: Denmark Isn't Magic 《大西洋月刊》：丹麦并不神奇 作者:DEREK THOMPSON @ 2016-08-02 译者:明珠(@老茄爱天一爱亨亨更爱楚楚) 校对: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来源:The Atlantic,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8/the-american-dream-isnt-alive-in-denmark/494141/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American dream isn’t alive in Scandinavia—but generous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n’t a terrible consolation prize. 新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在斯堪的纳维亚没市场，但慷慨大方的财富再分配并非糟糕的安慰奖。 Danophilia is alive and well in America. Bernie Sanders and other liberals have lauded Denmark’s social democratic dream state, with its free college tuition, nearly universal pre-K, and plentiful child care. 倒是丹麦迷在美国大受欢迎且很滋润。伯尼·桑德斯和其他自由派盛赞丹麦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梦想国度，因其免费的大学教育，几乎无所不包的学前教育和对孩童的充分关照。 Whil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both praise the virtues of what economists cal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the chance for a poor young child to become at least a middle-class adult—America doesn’t lead the world in th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赞美经济学家所谓的“代际流动性”——一个贫穷孩子长大至少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的优点，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并未在对美国梦的追求中身先士卒。 The standard social mobility statistic measures how much each generation's income is determined by its parents' income. By that measure, northern Europe and Scandinavia have the highest social mobility in the advanced world, and Denmark tops the list. 标准的社会流动性统计衡量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上由其父母收入所决定。按照这种衡量方式，欧洲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流动性在发达世界排名最高，其中丹麦名列第一。 But this Danish Dream is a “Scandinavian Fantasy,” according to a new paper by Rasmus Landersø at the Rockwool Foundation Research Unit in Copenhagen and James J. Heckma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ow-income Danish kids are not much more likely to earn a middle-class wage than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What’s more, the children of non-college graduates in Denmark are about as unlikely to attend college as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但是，哥本哈根的Rockwool基金会研究部Rasmus Landersø和芝加哥大学James J. Heckman的一项新研究指出，丹麦梦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空想”。相较于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丹麦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会更有可能挣到中产阶级的工资。甚至相较于美国的情况，丹麦无大学文凭者的孩子上大学的希望同样渺茫。 If that’s true, how does Denmark rank number-one among all rich countries in social mobility? It’s all about what happens after wages: The country’s high taxes on the rich and income transfers to the poor “compress” economic inequality within each generation: When the rungs on the economic ladder are closer together, it’s easier to move a little bit up (or down) over the course of a generation. 如果真是这样，为何丹麦的社会流动性在所有富裕国家排名第一？这都源于工资背后的事：国家把从富人和收入里征收的高额税款转移给穷人的做法，“压缩”了代际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当社会上升阶梯的横档靠得更近时，代际之间向上（或下）移动就更容易一点。 “The Scandinavian Fantasy” is a rich, complex paper that is already making waves in the newly popular subj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t makes three major points. “斯堪的纳维亚空想”是一篇丰富而复杂的论文，它推波助澜了代际流动性这一新近的流行主题。论文提出三个主要观点。 The first big idea is that Denmark is not a nation of Horatio Algersens. Its high social mobility is not the result of an economy that is uniquely good at helping poor children earn middle-class salaries. Instead, it is a country much like the U.S., where the children of poor parents who don’t go to college are also unlikely to attend college or earn a high wage. Social mobility in Denmark and the U.S. seem to be remarkably similar when looking exclusively at wages—that is, before including taxes and transfers. 第一个是，丹麦不是Horatio Algersens的国家。其高社会流动性并非来自利于贫穷孩子挣到中产薪水的经济。相反它很像美国，在那里没上大学的穷父母的孩子也不大可能上大学或赚取高薪。只看工资——在不考虑税收和财富转移时——丹麦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非常相似。【译注：Horatio Alger，1832年1月13日出生，是19世纪一位多产的美国作家，以少年小说而闻名。阿尔杰小说的风格大多一致，均描述一个贫穷少年如何通过其正直、努力、少许运气以及坚持不懈最终取得成功。历史学家认为，阿尔杰的作品绝不仅局限于其有趣的故事本身，小说中描述的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主人公，给予了大量当时美国穷人力量、信心及动力，更加刻苦工作换取成功。】 It is only after accounting for Denmark’s high taxes on the rich and large transfers to the poor that its social mobility looks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U.S.’s. America’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economic philosophy is that, with low taxes and little regulation, the market is an open savannah where the most talent will win out. But Denmark’s economic philosophy seems to be that the market is an unfortunate socioeconomic lottery system, and so the country compensates the poor with generous transfers paid by high taxes on the rich. 只有平衡了丹麦对富人征高税收和向穷人大量转移财富的因素以后，其社会流动性看上去比美国好很多。美国（相对保守的）的经济哲学是低税收和少管制，市场如同一片开放的大草原，大多数天才自然脱颖而出。而丹麦的经济理念则是，市场是一个不怎么靠谱的社会经济彩票投注系统，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多征富人税并以慷慨的转移支付补偿穷人。 The second big idea in the paper is that Denmark’s large investment in public education pays off in higher cognitive skills among low-income children, but not in higher-education mobility—i.e., the odds that a child of a non-college grad will go on to finish college. 论文第二个重要观点是，丹麦公共教育的大量投资，在提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认知技能方面有所斩获，但未增加高等教育的流动性，比如，非大学毕业生子女完成大学学业的几率并未提高。 Overall, Denmark spends much more than the U.S. on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a much higher share of its poor young children is enrolled in daycare and preschool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large public investment in kids seems to increase cognitive skills among poor Danish children compared to their American peers. In international math and reading scores, for example, the poorest quartile in Denmark far outperforms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U.S. 总体而言，丹麦在各级教育上的花费比美国多得多。特别是贫困孩子上幼儿园和学前班的比例远高于美国。比起美国的同龄孩子，丹麦对孩子的大量公共投资提高了贫困儿童的认知能力。以国际数学和阅读考试为例，丹麦的最低四分位数的成绩值远优于美国。 But despite this far greater investment in young children and public colleges, Danish children of high-school graduates are still extremely unlikely to go onto college. Put slightly differently, a tiny share of Denmark’s college graduate population comes from homes where neither parent finished high school. The children of college-grads almost always go to college; the children of non-grads often don’t—even in Denmark. 但是，尽管在儿童和公立大学的投资大了很多，丹麦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低。稍有一点不同，极小一部分丹麦大学毕业生来自父母都没读完高中的家庭。大学生的孩子上大学；没上大学的父母，孩子往往也不上大学——即使在丹麦也是这样。 The third big idea is that Denmark’s welfare policies might reduce its citizens’ incentives to go to college. In the early 1990s, when Denmark raised the minimum age of eligibility for social assistance, college enrollment among Danish twenty somethings fell below its trajectory.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 that welfare policies may reduce college enrollment. Denmark makes it more comfortable to be poor and less lucrative to be rich, so many young people decide to end their education after high school. 第三个重要观点是，丹麦的福利政策可能降低了公民上大学的激励。1990年代初，丹麦提高了获得社会援助资格的最低年龄，大学在二十多岁青年人中的招生数随即跌入下行轨迹。基于这项发现，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福利政策会减少高校招生。丹麦让穷人更舒适，富人更无利可图，故而很多年轻人决定高中毕业后不再接受教育。 This final idea may be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fter all, it’s not clear how to frame this finding. Democrats can say: Despite conservative arguments that a welfare state could destroy poor young people’s ambition, Denmark’s educational mobility is no worse than the U.S. But Republicans can say: Despite liberal arguments that Denmark is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U.S. at social mobility, its poor kids are no more likely to go to college. “There is something here for the Republicans and for the Democrats,” Heckman told me. 最后这个观点可能最具争议。毕竟，目前还不清楚如何解释这个发现。民主党人可以说：尽管保守派观点认为福利国家可能毁掉贫穷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可是丹麦的教育流动性并不比美国差。而共和党人可以说：尽管自由派认为丹麦的社会流动性比美国更好，可是其贫穷孩子们同样不太可能进入大学。“这些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说辞”，Heckman告诉我。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not a happy on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a fantasy. It does not exist in the U.S., it does not exist in Denmark, and it probably doesn’t exist anywhere. The children of rich college graduates are far more likely to grow up to become rich college graduates, even in the world's social-democratic fantasyland. That is because, everywhere, parents matter. 本文最有意义的推论并不让人开心：机会平等是一种幻想。它在美国不存在，在丹麦不存在，可能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有的大学毕业生的孩子更有可能成长为富有的大学毕业生，即使在这世界的社会民主乐园——丹麦也是这样。这是因为，任何地方，父母都很重要。 And it’s probably a good thing that parents matt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ts singular and absolute policy goal would probably mean breaking up neighborhoods, forcing arranged marriages, enrolling all children in a unified curriculum, and having them all taught by a mass-produced robot; that would eliminate neighborhood effects, assortative mating, peer effects, curricular differences, and the problem of unequal teaching quality. It is unclear that there is a constituency for this policy, even among the most radical of Bernie bros. 当然，父母很重要可能是件好事。对想要实现机会平等的政府来说，其单一而绝对的政策目标，将可能意味着打破邻里关系，强行安排婚姻，统一所有孩子的学习课程，让大批量生产的机器人教授所有孩子；那样将消除邻里影响、选择性的婚配关系【编注：即人们从与自己地位、收入、教育等方面背景相似的人群中选择配偶的倾向】、同侪效应、课程差异和不同教学质量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有选区支持这种政策，即使是最激进的桑德斯支持者。 But just as Denmark’s policy may have its ow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American philosophy of opportunity has its own dark side. For example, high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makes a college degree more valuable in America than in similar countries. This may encourage more poor Americans to enroll in college. 但是，正如丹麦政策有自己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式的自我奋斗争取机会的哲学也有自己的暗面。例如，美国显著的收入不平等使美国大学学位比在同类国家更值钱。这会鼓励更多美国穷人上大学。 For many, college pays off. But the recent rise in college attainment in the U.S. has come at a terrible cost for some. Student debt has exploded, particularly at for-profit colleges serving older, poorer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whom drop out with student loans that aren’t dischargeable in bankruptcy. 对于很多人来说，上大学是值得的。但是对于一些人，近期大学费用已经上涨到了糟糕的程度。学生债务激增，特别是上营利性院校的年纪较大的穷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辍学时仍带着就算破产也必须偿还的学生贷款。 So the social siren of American inequality—join the rich! go to college!—lures many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to put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toward a degree that they never get. If they default on their student loans, they won’t be able to get a loan to buy a house. Which means the housing market is constrained by student debt defaults. Which means other industries that rely on a healthy housing market—furniture, cars, plants, kitchen appliances, apparel—are also affected. 因此，美国社会不公平的刺耳警报——成为富人！考上大学！——诱使许多第一代学生花费上万美元以期获得一张他们得不到的文凭。如果他们拖欠学生贷款，将无法获得贷款买房子。这意味着学生债务违约限制了房地产市场发展。也意味着依赖良好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其他工业，如家具、汽车、种植、厨房电器和服装都会受到影响。 Denmark doesn’t have all the answers, and apparently its leaders know it—that’s why they have such a strong public assistance system in the first place. But the U.S. mythology of social mobility is also self-defeating, in ways that are exceptionally American. 丹麦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显然其领导人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首先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公共援助制度。但是，美国社会流动性的神话，以非常美国的方式，也打了自己的脸。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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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的1%比美国的1%待遇更好 Scandinavia treats its 1% even better than the US 作者：Allison Schrager @ 2016-05-13 译者：Luis Rightcon(@Rightcon)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Quartz,http://qz.com/528594/scandinavia-treats-its-1-even-better-than-the-us/ Young voters in America are growing skeptical of their country’s brand of capitalism. Their enthusiasm for Bernie Sanders suggests they crave something different, a romanticized version of Nordic socialism, with its generous welfare state and high tax rates. 美国的年轻选民们正在逐渐对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招牌产生怀疑。他们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Bernie Sanders的热情暗示了他们渴求某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浪漫化的、慷慨大方的北欧式社会主义高税率福利国家。 It is true that Nordic countries have a more 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They also have more economic mobility than the US. But what we admire about Nordic countries frays when you dig into their wealthiest 1%. 北欧国家确实有着更平均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他们在经济流动性方面也比美国表现得更好。但是当我们深入了解北欧国家的那1%最富有的人群时，我们的上述赞誉便可能遭到严重动摇。 Economists Simon Halphen, Wojciech Kopczuk, and Claus Thustrup Kreiner studied wealth among Danes(pdf). They observed that the extraordinary mobility found at lower levels disappears once you get into the very top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三位经济学家Simon Halphen,Wojciech Kopczuk和Claus Thustrup研究了丹麦人的财富。他们观察到，丹麦较富及以下阶层中能看到的那种极高的经济流动性，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高层是不存在的。 If you are born into a family in the top 1% of wealth, odds are pretty good, you’ll end up there too. They estimate having parents in the 1% makes you 18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in the top 1% yourself; the odds double if y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were also in the 1%. 如果你出生在前1%的最富裕家庭，那么你就很可能一直留在这一阶层直到离世。他们估计，如果你的父母属于最富1%，那你进入最富1%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8倍；如果你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属于最富1%，那么这一可能性会再增加一倍。 Studies also find that if a man’s father was not in the 0.1% he can forget about reaching the 0.1% in Sweden. The very wealthy ranks in Sweden tend to be dominated by the same family dynasties each generation. 研究还发现，对于一个普通瑞典人来说，如果他父亲不在财富积累的前0.1%，那么他自己也就别想着进入这0.1%的群体了。瑞典的财富排行榜往往被同样的豪族世家一代代把持着。 Nordic tax policy protects the wealthiest 1% by placing very high taxes on income and, by American standards, modest taxes on large inheritances. The high income taxes make it harder for a successful Scandinavian entrepreneur to earn his way into the top 1%. The low inheritance taxes make it relatively easy to pass on large estates. In America, income taxes are lower, and estate taxes higher on wealthy fortunes are higher. 北欧的税收政策保护最富有的1%人群，这体现在所得税极高，而大额遗产税与美国标准相比则要轻些。高所得税把斯堪迪纳维亚的成功企业家们拦在了1%的大门外。相对较低的遗产税给巨额遗产继承提供了方便。相较之下，美国的所得税较轻，而越富裕的人群所面对的遗产税也越高。 Tax policy may make it harder for rich Americans to maintain a spot in the top 1%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It is hard to make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Nordic countries because American tax returns don’t include wealth holdings until people die and taxes are paid on their estates. But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e richest America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self-made entrepreneurs rather than members of family dynasties. 这样的税收政策可能使得富有的美国人难以一代代保持住财富最顶端1%的位置。但我们很难将北欧国家同美国简单地做比较，因为美国的纳税申报表是直到纳税人离世后征收遗产税时才会将持有财富计入征收。不过有一些证据表明最富有的美国人更多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而不是富豪世家的成员。 A study by Kopczuk and Lena Edlund looked at estate tax data and observed that there are fewer women in the top 0.01% than in the 1960s. They argue that this is evidence of more self-made people cracking the 0.01% because heirs are equally likely to be male or female, bu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tend to be male. Kopczuk和Lena Edlund所做的一项针对遗产税数据的研究显示，现在（美国的）财富顶端0.01%的人群中女性比例比1960年代时更少了。他们认为这是许多白手起家的人们挤进0.01%财富榜的表现，因为财富继承人总是男女均衡的，而成功的（白手起家）企业家则往往是男性。 The turnover in America’s top 0.01% comes from some combination of new entrepreneurs accumulating more wealth than established wealthy families, multiple heirs dividing fortunes, and estate taxes eroding family fortunes (though Kopczuk cautions there’s a lot of tax evasion when it comes to inheritances). 美国财富顶端的0.01%的流动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新晋企业家财富积累速度比老牌富豪家族更快、多个继承人分割财富和遗产税对于家族财富的侵蚀等（虽然Kopczuk告诫称美国的遗产税方面有相当程度的漏税逃税情况）。 Since most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outside the 1%, the mobility among the poor and middle class in Scandinavia is enviable and probably more important. But if you think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economy is wealth concentration among the 1% being limited to a few powerful families, Scandinavia is not the utopia people make it out to be. 由于绝大多数人群与1%无关，北欧地区的贫穷和中产阶层的高流动性确实值得羡慕，或许也更为重要。但是如果你认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财富金字塔的顶层被极少数世家豪族霸占，那么北欧国家着实不是人们期盼的乌托邦。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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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3】 1）影响幸福感主要因素是相对社会地位及地位之近期变动，可以几个指标衡量：社会阶梯的级数（N），个体所能感知到的级数（M），个体处于哪一级（P），最近之升降（C）， 2）处于各级的人口比例是不均匀的，至少从中位阶梯（即，站在该级上的人，其地位不低于一半人口）往上，数量呈指数下降， 3）社会大型化和复杂化将增加总的级数N， 4）密集居住、高流动性、发达媒体，将增加个体所能感知到的级数M， 5）增加M会让一些人（X）感觉自己相对地位下降了，同时让另一些人（Y）感觉自己相对地位上升了，因为（2），X的比例远高于Y，所以增加M总是拉低社会总的幸福感水平， 6）城市化、大众媒体和网络社交都会提高M 7）高等教育也会提高个体的M值 8）传统社会的结构较为扁平，同等规模的N值小于现代社会 9）传统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中小社会，城市规模也较小，社会视野和社交范围皆较小，故同等经济条件下M值更小 10）以上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当收入提高到某个水平之后，增加收入不再能提高幸福感 11）以上还可得出几个推断：同等经济条件下，都市人比小城市人幸福感低，博士生比高中生幸福感低，用微信的比不用微信的幸福感低…… 12）我认为『追求幸福』毫无意义  

Social mobility: why does private school give you such a leg up? 社会流动性：为什么私立学校能助你一臂之力？

作者：Matt Dickson @ 2015-8-18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小册子（@昵称被抢的小册子） 来源：The Conversation，https://theconversation.com/social-mobility-why-does-private-school-give-you-such-a-leg-up-45739 Ever since John Major declared his shock at the dominance of the privately educated throughout Britain’s “upper echelons of power”, there has been a brighter spotlight shone on the way top professions in society are dominated by a selective elite. 约翰·梅杰曾对私立学校毕业生在英国“权力梯次上层”的支配地位表示震惊，自此以后，优选精英如何占据社会顶层职业就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Addressing this problem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for UK social mobility. With the re-shaping of the economy towards services, it’s predicted that four out of five future jobs will be in these professions, making them key to the future of social mobility. 对于英国的社会流动性而言，处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由于经济正在向服务业转型，预计未来有五分之四的工作岗位将来自这些顶层职业，因此它们就成为未来社会流动性的关键。 Alan Milburn’s 2012 report into fair access to the professions showed 43% of barristers, 54% of chief executives, 51% of top medics and 54% of leading journalists attended private schools. Nationally, only 7% of children attend private schools. Alan Milburn 2012年关于公平职业机会的报告显示，43%的高级律师、54%的行政总监、51%的高级医生以及54%的新闻行业领袖念过私立学校。而全国范围内，现在只有7%的儿童在私立学校读书。 Research from the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ound that in a raw comparison, graduates who had attended private schools were 32% more likely to gain a “high-status” job – defined as the “higher managerial, administrative or professional” occupations – than state-school graduates from similar family types.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所和剑桥大学的研究发现，以来自相似家庭类型的大学毕业生做粗略比较，曾念过私立学校的比只念过公立学校的毕业生，找到“高等”工作的可能性要高出32%。该项研究将“高等”工作界定为“管理上、行政上或专业性上较高的”职业。 Even when accounting for other factors that could be driving this difference – such as a person’s grades in school, the university they attended, the course and qualification they got, or their age and gender – people who went to private school were still 8% more likely to access a high-status job after leaving university. 有一些其它因素也可能促成这一差异，比如在校成绩、所念大学、所修课程和专业资格、以及年龄与性别等。但即使将这些因素全都考虑在内，念过私立学校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获得高等工作的可能性仍然要高出8%。 A new report from the Sutton Trust and upReach charities has taken the analysis a step further. The report found that six-months after finishing university, private school graduates in high-status jobs are earning £670 per year more than those from the state sector in the same high-status positions, even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any differences in age, gender, university attended and degree obtained. Three years later, this gap has grown such that a private-school graduate is on average earning £2,198 per year more than the comparable state-school graduate. Sutton Trust和upReach两家慈善机构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报告发现，大学毕业6个月后，即使将年龄、性别、所念大学及所获学位的差异都考虑进去，从事高等工作的私立学校毕业生，年收入也比从事同样职业的国立学校毕业生多出670磅。三年之后这种差距拉得更大，相比于国立学校毕业生，私立学校毕业生平均每年收入要多2198磅。 Elite firms look for ‘soft skills’ 精英公司想要“软技能” What is it about private schooling that causes this to happen? When it comes to getting a job and progressing up pay scales, there are always other factors apart from grad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measure, such as self-confidence, assertiveness, ambition, determination or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se may differ between the average private and state school students and may be driving the difference. 念私立学校有什么不同，以至于出现上述差异呢？在找工作和提高收入等级时，除了成绩之外，总还有一些其它难以衡量的影响因素，比如自信、坚定、抱负、决心或沟通能力等。私立和公立学校学生一般在这些方面可能有些不同，并可能因此导致了上述差异。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research from the Sutton Trust which has found that applicants to high-status jobs from less-privileged backgrounds lack self-confidence. Recent research from the Social Mobility and Child Poverty Commission (SMCP) looking at recruitment to elite law, accountanc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firms also identifie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on-academic skills of graduates from different school types played a key role in explaining different access to jobs and career progression. 这与Sutton Trust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出身弱势群体的人在申请高等工作时更加缺乏自信。社会流动性与儿童贫困委员会近期对法律、会计和金融服务等精英公司的招聘进行了研究，他们同样发现，在解释找工作和职业发展机会上的差异时，来自不同类型学校的毕业生在非学术技能上的差异是一个关键因素。 These elite firms look to recruit and promote “talent”. Their definitions incorporate the sort of non-academic skills that are not lacking in private school students, but can be lacking even among the most academically able state-school students. 这些精英公司想要招聘和提拔的是“才干之士”。在他们对“才干之士”的定义中，包含了私立学校学生从不缺乏的那些非学术技能，而在这些方面，即便是学术上最为杰出的公立学校学生也可能存在不足。 Gap in grades remains stark 成绩差距依然显著 There are policies that can help break down these barriers. The first requirement is to close the gap in attainment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 IFS research comparing the pay of state and privately educated people across all professions, found a 12% pay gap, half of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prior attainment and the university subsequently attended. So, much of the gap is down to what happens in school. 有一些政策可以打破上述壁垒。第一个必须要做的，就是缩小不同类型学校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英国财政研究学会对公立和私立学校毕业生在各类行业的薪酬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其间存在12%的差距，该差距有一半源于早前的学业成就及随后所念的大学。因此，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在校经历。 The SMCP research also supports previous work that suggests attending “elite” universities and the course studie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access to top professions and higher pay. If we look at the difference in A-level attainment in the sort of “facilitating” subjects (such as maths, sciences and languages) that are preferred by the elite institutions, there is a suggestion that the gap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school is narrowing. 前引社会流动性和儿童贫困委员会的研究结果也支持早前的一项研究，后者认为，接受“精英”大学教育及所学课程对于进入顶层职业和获得更高报酬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精英机构更为偏爱那些使得进一步学习变得容易的“促进性”科目（比如数学、科学和语言等），如果我们去看中学高级水平考试中这些科目上的成绩差异，似乎有迹象表明，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Among 18-year-olds in 2004, 7.8% of state-school students had A*-B in three or more of these A-level subjects, compared with 21.6% of private school students. By 2010 the gap had closed slightly, largely due to a dip in independent schools' performance, but the proportion of state-school students attaining the grades required to access elite universities remains constant. 2004年的全部18岁学生中，有7.8%的公立学校学生在三门以上的中学高级水平考试“促进性”科目中得到了B或以上成绩，与之相比，私立学校学生则有21.6%。到了2010年，这一差距已略为减小，主要是因为独立学校的表现有所下滑，但取得精英大学最低录取成绩的公立学校学生比例并没有变化。   Unsurprisingly then,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 gap in attendance at elite universities has changed over time for students from comparable family backgrounds who attend state and private schools.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who go to elite universities from the highest income group (which it is assumed includes private school attendees) was approximately 28% in 2010-11, compared to 12% for the next highest income group. However, this 16 percentage point gap is all but eliminated when researchers take into account how students did at A-level. 因此毫不奇怪，现在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家庭背景近似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毕业生之间的精英大学录取差距有什么变化。2010-11年，最高收入群体的子女（假定包括私立学校入读者）就读精英大学的比例约为28%，与之相比，次高收入群体则为12%。不过，一旦研究人员将学生们在高级水平考试中的表现也考虑进来，这个1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More mentoring, earlier 更多、更早的辅导 So, the big question is how to improve the A-level results of students from state schools. After examining what can help predict better performance at A-level for bright but less advantaged students, research from Oxford University has sugges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help boost performance by bright but less advantaged students. 因此，最大问题是如何提高公立学校学生的高级水平考试成绩。牛津大学一项研究考察了哪些因素有助于预测那些聪明但出身弱势的学生在高级水平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提出了帮助这一类学生改善表现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These range from access to high-quality pre-school, daily homework, encouraging reading for pleasure, and educationally enriching activities outside of school, to greater guidance regarding the choice of subjects at GCSE and A-level likely to pay the highest future dividends in university access and beyond. 其中包括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机会、每天做家庭作业、鼓励出于兴趣的阅读、开展具有教育意义的课外活动，还包括在普通中学教育证书和高级水平考试中为学生的科目选择提供更多指导，以帮助学生选择那些在未来的大学经历及以后人生中回报最大的科目。 The need for greater guidance, advice and mentoring for state-school pupils is also endorsed by the Sutton Trust research into recruitment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The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now being implemented in a project that began in 2014 in which four major banks – Barclays, Deutsche Bank, HSBC and Lloyds – are providing “end-to-end” support to young people from state schools. They will get help to develop non-academic skills both at school and university and then receive mentoring while in the job. 公立学校学生需要更多的指导、建议和辅导，这一点也得到了Sutton Trust关于金融服务行业招聘的一项研究的支持。这些政策建议现已在一个始于2014年的项目中得到实施，四家大银行——巴克莱、德意志银行、汇丰以及劳埃德——通过该项目向公立学校的年轻人提供“从头到尾”的支持。这些年轻人在中学和大学时都能得到培养非学术技能方面的帮助，工作以后还能得到辅导。 These closer links between state schools and professions was also identified by Milburn, who suggested that work experience placements, internships and university sandwich-year courses can all be routes to improve the transition for state students from school, through university and into the “upper echelons” of British society. Milburn也发现了这种公立学校和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建议通过工作经验职位、实习期以及带“三明治年”的大学课程【译注：英国大学一种学制，大学期间有一年为实习期，通常为第三年】等途径，来帮助公立学校学生更好地实现从中学到大学最后进入英国社会“梯次上层”的转化。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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