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辉格 2013年12月28日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但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却恰恰是这样；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中产焦虑，城市白领勒紧裤带只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借以彰显身份的消费品牌和时尚元素的追逐近乎狂热，父母乃至祖父母为帮助子女实现中产梦不惜倾囊而出，大学毕业生宁可挤在大城市地下室忍受失业和低薪也不愿接受一份工资高得多的蓝领工作。 中产阶级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就过得很累，比如在谈论一件商品或作品时，特别重视那些符号性的元素：它是属于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够不够纯正和正宗？真的是纯手工制作吗？而不是它们带给自己的直接感受：味道真好，听着真舒服。 因为和直接感受相比，符号更适合用来标示身份；很多人即便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品味、个性和思想深度时，也要借助某个符号化的名人，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没什么品味、个性和思想，这一点，看看每本畅销书上都有的腰封就知道了。 不过，尽管中产阶级被福塞尔贬得一无是处，我倒想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首先，福塞尔的描述显然带着严重的偏见，毒舌并不只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几乎从不把这条毒舌指向他所划分的最上面那两个等级，而他推崇的另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需要很有钱的贵族”。 总体上看，中产阶级确实很焦虑，活得很累，而且这确实是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这未必是坏事，只要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这种焦虑也是文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人有着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可以不依赖外部激励而持续追求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人，努力工作需要一种价值氛围和外部激励。 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勤奋工作，努力维持一个体面生活，才辛苦攒钱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以便未来出人头地或至少也过得体面；也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处处谨慎，精打细算，不去赌博酗酒染上毒瘾，及时归还贷款，不让自己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危险，以免失去好不容易维持着的地位；也正是对体面的需求，才让他们在当今福利社会中保持着对接受施舍和领取福利的羞耻感。 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更尊重社会规范，重视个人声誉，小心处理人际关系，谨守习俗和法律，因为道德规范正是在人们相互注视、评价和对交往对象的选择之中形成并得以维持的，所以福塞尔也承认，中产阶级最守规矩也最重视道德——尽管他不认为那是个优点。 焦虑所带来的压力，就像推动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和选择压力，也推动着文明进步，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是维多利亚时代，从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那时候的身份焦虑同样普遍而强烈，但正是这种焦虑，塑造了极富进取心的维多利亚企业家，积极向上的维多利亚个人主义，严谨的维多利亚道德观，还有理性、克制、富有荣誉感的维多利亚绅士，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繁荣与进步年代。 当然，焦虑不一定带来繁荣，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将其引到不同的方向上，对身份与地位的渴求可能激励人们积极创业、努力工作，也可能促使他们去考公务员、攀附权贵、谋求加官进爵，更多的人会选择哪个努力方向，还要看制度环境所提供的、让人们可以借以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中，哪条更宽阔、更易于接近、更有前途。

（按：这是两个月前为某报的一个“2030年展望”系列写的专稿，不过最后未被采用）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辉格 2012年10月9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思考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甚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的“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得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或者就算听到也很快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的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的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已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诸如自残和嗜粪，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甚至变态的，不会获得赞誉。 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的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Ｘ，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 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的功利性考虑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以及旁人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是对立的选择，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心的人将大量增加，但他们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并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的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相应的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将更多的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因而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渐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所以，我们尚缺乏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除出去，这恐怕是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2012-06-09】 @当时我就震惊了: 这是天涯上一个网友发的帖子，看了之后觉得真的无语！！(转) @章立凡:［高考已成拜物教］试问还有哪个国家 @简直: 云世袭把船票瓜分尽净，底层为最后一根稻草大打出手。问题不在高考，高考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发明中，惟一一个还在为这社会努力减压的。 @黄章晋ster: 云世袭——年度闪光。 @whigzhou: 把高考换成其他某些事也差不多，我看主要还是不把孩子当人 @whigzhou: 船票说根本站不住脚，我们那时候高考独木桥远比现在更狭窄且值钱，也没见过这么紧张的，同学中有父母来给孩子送水的都会被耻笑 @whigzhou: 高考焦虑是子女培养焦虑的一部分，而它们和全家三代凑钱给儿子买房一样，是这个时代身份焦虑的一部分，是社会流动性剧增的后果；假如地位上升的只是极少数幸运儿，就像中头彩的，大家不会有什么焦虑，可要是发现身边原本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一个个都发了，那就紧张了，沉不住气了，要拼命了…… @whigzhou: 这一点上其实和维多利亚时代有点像，当时的人身份焦虑都很严重，在狄更斯作品里表现的很清楚，社会阶层结构动荡期大概都是如此。 @whigzhou: 高焦虑期，也正是各种奢侈品、格调、主义、宗教、偶像的畅销期，各位想兜售点什么的别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