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足球博彩有益净化足坛
辉格
2009年12月17日

随着青岛海利丰和成都谢菲联多位高层因涉嫌操纵比赛而被警方拘押，公安部的足球反赌打假行动正不断深入和扩大，越来越多的俱乐部、球员、教练和官员被牵入案中；接二连三的案件和大量的丑闻，给了本已声名狼藉的国内足球业又一次沉重打击；有人说，执法部门的介入或许会给病入膏肓的足坛带来一次涅磐重生的机会，但此类集中打击行动，是否能为建立可持续的干净比赛体系，则令人怀疑。

所谓假球，是那些被期待会努力让所在球队赢球，或对输赢保持中立的人，因受到非正常的反面激励而作出相反了的努力；反面激励通常来自对方球队或下注于对方的赌球者的贿赂，当反面激励高过赢球快感、成就感、荣誉感和商业利益等正面激励，而差额又超出事情败露所带来的损失风险时，打假球便成了理性选择。

因此，清除假球需要一种机制来确保正面激励大于反面激励；集中打击行动提高了假球的败露几率和败露后的损失额，因而确实能在短期内遏制假球；然而打击行动代价高昂且难以长期持续，如果潜在的反面激励在数额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依靠周期性的外部打击不可能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干净体系。

不幸的是，国内足球业的情况正是如此：各俱乐部的年收入在千万元级别，而赌球市场的规模则很可能高达百亿元级别，相差三个数量级，这样，对于一场非关键比赛，俱乐部的正面激励总额大概不过几十万元，分摊到具体的队员教练则只有千元级，单一大赌客的下注额便可轻松压过，何况大赌客之间还可能合谋，那些风险未经轧平的大庄家在一场球上的头寸可高至数百万；如果这场比赛又是对方的关键比赛，反面激励更可能加码。

理想情况下，对阵双方的正面激励水平是相当的，因而造假所需的贿赂额将超过贿赂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这样贿赂便不会发生；但在赛程后半期，随着排名逐渐明朗，对阵双方的激励不对称便会大量出现，从而诱发假球；此问题可通过改进赛制和赛程安排来加以缓解，相对于体育界已发展出的许多更合理的赛制，足球界普遍采用的主客场双循环制显得过于简单原始，大有改进空间。

然而赌球带来的反面激励才是更致命的，从历史和各国经验看，只要有足球，赌球的需求便无法遏制；将赌博置于非法地位，并不能阻止赌博的广泛存在，反而给黑社会创造了巨大财源，地下赌博历来与性交易、毒品和走私同为黑社会的支柱产业；所以，尽管赌博确实腐蚀了足球业，但禁止赌球却并非可行的办法。

恰当的做法是在推动足球博彩合法化的同时，引导赌博机制为参赛者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实际上，足球之所以成为受热烈追捧的赌博题材，正是因其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干预性，这也是一切赌博题材的核心特征；所以，在根本上，维持足球赛事的干净，是足球界和博彩业的共同利益，若比赛果真完全被操纵，那既吸引不了球迷，也吸引不了赌徒。

如果联赛运营商与博彩公司一样受益于足球博彩的繁荣，他们将有同样的动机来建立透明清廉的比赛和投注制度，并通过设计激励机制来遏制操纵行为；比如，博彩公司可以限制个人单场投注额，或对大额投注进行身份登记和披露，以避免单一投注损益压过参赛者正面激励。

更好的办法是，从对比赛一方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直接支付给该方俱乐部、球员和教练，也可从对一场比赛的押注额中提出固定比例支付给裁判，这样，球队会奋力争胜以吸引球迷押注于自己，而经常作弊的球队和裁判就会被赌客所抛弃；一旦正面激励额被众多散户投注抬高，贿赂门槛便会高得令潜在贿赂者望而却步。

只有一个合法且开放的博彩业，才可能获得足够的透明度和合约执行保障，来推动这样的交易创新，而地下赌球有时连结账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复杂的多边交易安排；并且，由于合法博彩无须支付高额违约风险溢价，可以用更低的返奖率销售彩票，从而为支付参赛者提成保留足够空间，比如，香港六合彩和国内体彩返奖率都只有60%左右，远低于地下赌球的90%，只须从差额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便足以打消参赛者和大赌客的作弊念头。

欧洲和香港都已开放足球博彩，NBA运营商总裁大卫·斯特恩最近在一次访谈中也主张赌球合法化，并指出NBA与博彩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作为博彩的一种形式，足球彩票在我国也已存在多年，但政府垄断经营阻碍了商业创新，使得更有效的交易安排难以出现，而彩票产品的单一化也无法吸纳地下赌球者的多样需求，合法化和开放，或许才是挽救足球业于水火的可行之道。

钓鱼事件的结局是喜还是忧？
辉格
2009年10月26日

就钓鱼执法事件，浦东政府日前宣布，该区行政执法局先前的调查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责令其终止执法程序，并承认此事执法过程中存在不正当取证手段，为此向公众作出了道歉；从事件发生到责令自查，到自查结论给出，再到组成联合调查组、推翻自查结论、公开道歉，前后不到两周，对这一迅速的反应和180度的转变，许多人感到欣慰甚至拍手称快，认为这是舆论监督的又一成就，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应对公众舆情的意愿和能力有了切实提高。

然而，在欢呼胜利之前，有必要想一想，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一个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政府？还是一个善于应对舆情的政府？钓鱼事件的发展结果，是否降低了对权利的类似侵犯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如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并未在一个常规的司法程序中、以可重复和可信赖的方式得到解决，导致事件发生的行政管制及其执行机制也未被改变，实施侵犯的那双政府之手，更没有被加上有效的束缚，从这个角度看，实在没什么值得乐观的进展。

有人认为，舆论本身构成了一种约束，在法治缺失的条件下，不失为权利保障的次优替代品；这有点道理，但舆论约束是否能导向权利的有效保障，能否导向安全而公正的行为环境，取决于这种约束所处的激励结构；如果舆论能约束法官和陪审团不致做出太过荒唐的枉法裁判，能约束珍惜声誉的个人和组织不恣意妄为，能激励珍惜品牌和商誉的商家诚实守约，此时，舆论的确是社会良俗的保障；然而，在另一种激励结构下，舆论约束也可以激励官员经由向下哗众来向上取宠，或者热衷于面子工程来制造正面新闻事件，甚至动用大量公共资源来影响和干预舆论。

钓鱼时间的发展过程，是后一种情况的范例，事件的关键转折点是人民日报和央视的负面报道，这表明真正起作用的压力来自“上面”，即权力结构中的更高一层，而不是舆论本身，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理解转变之神速；在这一激励结构中，舆论压力无法直接在本地起效，必须绕道经由上层向下施压，而这样一来，舆论约束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压力的向上传递通道是越来越窄的，到最顶层变得极其狭窄，能否通过、通过后得到什么反应，取决于事件的传播学特征、把守层层通道关口的个人或组织的信息过滤特性或偏好，和许多偶然随机因素，而正是后面这些因素才真正规定了舆论约束的导向性，它完全不同于自下而上约束机制的导向性。

很明显，在上述激励结构下，下层官员会竭力避免负面事件向上传播，为此不惜动用大量公共资源，也不惜为此破坏规则和侵犯个人权利，但是当事人一旦设法突破通道障碍，前一天还凶神恶煞的地方官立刻换上一张笑脸，恨不得跪下来求你息事宁人；这让我想起古代的滚钉板拦轿告御状，含冤苦主突破重围冲向钦差轿子的过程中，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希望极为渺茫，但你一旦成功到达轿前，案件立刻变得易如反掌，一个小小民妇可以扳倒上百官员，孙中界断指就是活生生的现代滚钉板，他对传统规则的领会，看来高过许多法学教授。

舆论约束的此种导向机制，吸引了大量资源被投入到这场博弈之中，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和使用强制力的意愿都因此而大为扩展，政府之手更深更硬地伸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恶化了社会的权利保障条件；为了阻止负面信息抵达最上层，地方政府派出大量人员层层阻截上访者，雇佣大批网络评论员影响网络舆论，建立深入每个毛孔的维稳机构避免公共事件上新闻头条，为避免煤矿事故上头条，从封锁新闻到收买记者，最后索性关闭和没收民营小煤矿，为了掩盖一件坏事，常常需要再做十件坏事——否则，杨乃武案怎么会牵连上百官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