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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兴起

【2020-12-18】

上礼拜读了《想象的共同体》,此书名气很大,我却觉得写得很差,感觉就是那种一根烂萝卜占了个好坑,后来者要想进这坑就不得不提到他,于是名气就起来了,(btw,这个主题我推荐 Azar Gat 的 Nations)

不过也不是没收获,阅读过程让我重新思考了民族国家兴起这件近代大事,发现以前的一些零碎想法好像串起来了,

下面这组变量可能是观察这件事情的要点:

1)个体的社会活动半径,就是每年至少能去上几次(或那里的社交对象来几次)的地方能有多远(Ra),

2)维持一种同质文化的最低交往强度(C),当一个文化群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交往强度长期低于C时,便会分化为两个相异文化群,

3)完成这一分化的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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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8】 上礼拜读了《想象的共同体》,此书名气很大,我却觉得写得很差,感觉就是那种一根烂萝卜占了个好坑,后来者要想进这坑就不得不提到他,于是名气就起来了,(btw,这个主题我推荐 Azar Gat 的 Nations) 不过也不是没收获,阅读过程让我重新思考了民族国家兴起这件近代大事,发现以前的一些零碎想法好像串起来了, 下面这组变量可能是观察这件事情的要点: 1)个体的社会活动半径,就是每年至少能去上几次(或那里的社交对象来几次)的地方能有多远(Ra), 2)维持一种同质文化的最低交往强度(C),当一个文化群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交往强度长期低于C时,便会分化为两个相异文化群, 3)完成这一分化的最短时间(T),比如,若以语言是否相通来界定文化群,T约为500年,即,一个语言群的两个子群若分开500年以上,相互就听不懂了, 4)在某种特定交通/通信/传播条件下,一种同质文化的最大覆盖半径(Rc), 5)一个政权所能控制领地的最大半径(Rs),(这个因素我在《权力积木》前两篇里仔细讨论过) 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同阶层的 Ra 不同,阶层越高, Ra 越大,所以相应的,他们能够进入的文化圈的半径也不同,越是上层精英文化,覆盖半径越大,形成一个多层的行星-卫星系统, 从青铜时代开始,这些古代社会中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大型帝国,它们未必像现代国家那样对其权力辐射半径内的社会都拥有持久而严密的控制,但只要它们能建立起一个高度繁荣的核心区(特别是帝都),并且构造出一部层次足够丰厚的等级阶梯,让辐射半径内的地方权贵们相信,与之建立关系,沿此阶梯往上爬,是提升自身权势和声望的必经之途,那么,这个帝国便能培育出一种覆盖半径(Rc)极大的上层精英文化,Rc 往往比帝国的Rs还要大一圈(大致相当于汤因比所列出的那些文明), 上面两点使得古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大不一样,下层是高度分异的地方文化,上层则是以共同文字、书面语、经典和价值体系构成的精英文化,很难画出一条像现代民族那样清晰且一切到底的文化边界,每条边界只能往下切一两层,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一系列技术变革和民族建构活动的结果,其中每项都以改变上述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而实现,比如: A)火车轮船改变了个体活动半径,并且缩小了该半径的阶层间差异, B)印刷术,高识字率,廉价书籍,大众媒体,扩大了同质文化(特别是中下层大众文化)的覆盖半径,因而缩小了上下层文化之间的覆盖面差异, C)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推行的全民教育,语言文字改革,教科书编纂,进一步对齐了各阶层之间的文化边界, D)战争形态的改变,要求国家拥有高比例的动员能力,这就需要一种贯通到底的民族热情,而不像传统国家那样可以仅仅依靠权贵精英的效忠,于是,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旧帝国,便崩溃了, …… 民族国家的兴起确实是一股巨大浪潮,但它远非国家演变的终极形态,它远远没有将所有国家都变成像当今欧洲多数国家那样清晰分明的民族国家,民族也并未完全取代其他文化边界,非洲就不说了,依我看,按欧洲标准,拉美国家就很难算得上民族国家(这一点上我觉得安德森根本没自圆其说),而另一方面,盎格鲁世界在文化上正日益表现出一体化倾向,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当初促成民族国家的那些技术条件,仍在不断演变之中,未来自然还会继续改变文化的结构与边界。 @日日用功有常:辉总。请问同为超多元文化国家,为啥奥匈帝国崩溃而印度龙精虎猛? @whigzhou: 印度诞生于二战后,没经历过奥匈曾经历的那种全面战争,几次印巴战争的规模都不算大,试想,假如战争强度达到需要1/4或更多成年男性上战场,全体中上阶层交出90%的家当,这个共同体能维持下来吗?我很怀疑  
扇出系数和控制强度

【2020-11-23】

@何不笑 明清时期央地正财政分化及正腐雇员数量/支出:
●图1::16、18世纪,朝廷以牺牲地方财政为代价,大大改善了国库状况。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约一个世纪,国库收入不断扩大,地方支出不断缩小。

●图2:18世纪初,清廷年入大约是16世纪末4-5倍,累计财政盈余达年度预算收入的1-2倍,清廷告别赤字转入“国库充盈”模式。

●图3、4:各地官+吏雇员总数变化情况。“但留给地方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似乎都不足以治理帝国。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雇员总数,还是雇员/千人指标,均自16世纪末开始逐渐下滑。

“考虑到人口从17世纪初的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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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3】 @何不笑 明清时期央地正财政分化及正腐雇员数量/支出: ●图1::16、18世纪,朝廷以牺牲地方财政为代价,大大改善了国库状况。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约一个世纪,国库收入不断扩大,地方支出不断缩小。 ●图2:18世纪初,清廷年入大约是16世纪末4-5倍,累计财政盈余达年度预算收入的1-2倍,清廷告别赤字转入“国库充盈”模式。 ●图3、4:各地官+吏雇员总数变化情况。“但留给地方的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似乎都不足以治理帝国。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雇员总数,还是雇员/千人指标,均自16世纪末开始逐渐下滑。 “考虑到人口从17世纪初的一亿人增长到19世纪初的三亿多人,地方正腐的规模很难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加之地方财政的减少,从17世纪末开始,地方上还不得不雇佣了更多的人员用于帝国后勤和通讯网络,因而教育和地方治安等地方公共服务不断减少。” ( By Ziang Liu (LSE) via.EHS 2020.09.10) @whigzhou: 地方政府萎缩是集泉帝国趋于成熟稳定之后的惯常表现,这也是它集权成功的表征之一 @whigzhou: 以县的数量为例,1)长波段看,从汉至清,人口规模增加7倍,县数略同,2)越是乱世,县越多,3)每个寿命较长的王朝,开国时县多,越成熟越少,大致从1500降至1200 @whigzhou: 同理,越是乱世,控制层级之间的扇出系数越小,因而同等规模下层级越多,因为越严密的控制需要越小的扇出系数 @whigzhou: 扇出系数和控制强度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观察到,比如军队,平时的扇出系数约为9,1个师9个团,1个团9个连,一上战场,扇出系数就降到3,否则很难指挥,再比如,1949-54年间,某政权的行政层级有六级:中央-大区-省-行署-县-乡镇,扇出系数小于10,稳定下来后去掉了大区和行署,扇出系数升至20-30 @whigzhou: 再如罗马帝国,从屋大维到图拉真,行省从13个增至33个,但罗马和各省之间并未插入新层级,因而扇出系数提高两倍,可是在所谓三世纪危机期间,提高控制强度的需求大增,于是有了戴克里先改革,47个行省拆小为104个,组织进12个dioceses,再归入4个大区,由4个皇帝每人管一个,扇出系数降回10以下 @windflower1874:地方政府萎缩不是正有利于民间自治力量崛起。宗族不就是南宋时被目中无人的中下层文人重新发明出来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 @whigzhou: 宋以后地方的乡绅治理确实有很大发展,但这很难说是自治,缙绅的权威完全取决于他在科举/官僚阶梯上爬的多高,其自主性还不如奥斯曼的 millet @whigzhou: 绅权更像是皇权自上而下扎进地方的末梢神经,而不是自下而上长出来的自主机构 @whigzhou: 实际上科举制的最大妙处就在这里,一个开放的上升通道,吸引千万地方才俊营营其中,将其对地位的追求和对皇权的效忠捆绑在一起,退休后还充当免费的居委会大妈  
读史笔记#24:声望与权力

声望与权力
辉格
2016年12月24日

建立与维护自己的声望(prestige)是人类行为的一大动机,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动机是许多消费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它构成了某些门类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基础,而且看来有着牢固的心理基础和古老的渊源。

考古学家发现,用于此类目的的物品——被称为声望品(prestige goods)——在远古人类遗存中占了很大比例,是识别社会复杂程度的重要线索;对声望品的追逐也是推动早期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主要动力,甚至像青铜器制造这样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最初也是由声望追逐者的需求所促成。

当然,拥有声望品更多的是对既已建立的声望的展示,而非声望本身,这一展示所传达的信息大约包括:我具备不俗的才智与鉴别力,据此取得了相当成就,过着一份体面生活,赢得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不乏仰慕与追随者,我对他们慷慨大方,乐于出手相助,总之,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交往对象。

高声望者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禀赋,更重要的是(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正是后者赋予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吸引力,也让他们愿意投入资源去经营和维护社会关系,因为首先,社交魅(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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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与权力 辉格 2016年12月24日 建立与维护自己的声望([[prestige]])是人类行为的一大动机,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动机是许多消费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它构成了某些门类商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基础,而且看来有着牢固的心理基础和古老的渊源。 考古学家发现,用于此类目的的物品——被称为声望品(prestige goods)——在远古人类遗存中占了很大比例,是识别社会复杂程度的重要线索;对声望品的追逐也是推动早期手工业和贸易活动的主要动力,甚至像青铜器制造这样里程碑式的技术进步,最初也是由声望追逐者的需求所促成。 当然,拥有声望品更多的是对既已建立的声望的展示,而非声望本身,这一展示所传达的信息大约包括:我具备不俗的才智与鉴别力,据此取得了相当成就,过着一份体面生活,赢得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不乏仰慕与追随者,我对他们慷慨大方,乐于出手相助,总之,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交往对象。 高声望者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禀赋,更重要的是(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正是后者赋予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吸引力,也让他们愿意投入资源去经营和维护社会关系,因为首先,社交魅力本身对倾向于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构成一种比较优势,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越用越多的东西:今天你动用关系资源帮助了我,我就成了你的互惠网络的一部分,日后你又可以利用这份新增资源办成其他事情。 假如你和很多人建立这样的关系,并且频繁动用这些关系帮助他人,从而成为所在社会的互惠网络的一个中心节点,便可为自己赢得巨大声望;在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看来,如此建立的声望是早期社会政治权力的几大来源之一,也是推动社会从游团向部落继而向酋邦发展的关键组织元素;在诸如社区牧师这样的人物身上,我们至今仍可看到部落中凭借声望而取得权力的『大人物(big man)』的影子。 不过,和其他依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的东西一样,声望的建立也面临着启动障碍:经营社会关系的成本很高,需要经常设宴请客,需要大宅子招待客人,奢华体面的服饰、器具和摆设,频繁送礼,有时还要收留孤弱或供养门客,虽然社会资本最终会带来回报,但在突破盈亏平衡点之前,需要大量前期投入。 问题是,在高度均等化的简单社会中,谁有这样的资源呢?而且,在社会资本经历长久积累终于产生价值之前,谁愿意为这样不确定的远期回报作持续投入呢?所以在有些学者看来,基于声望的权力只有在社会地位已经发生相当程度的分化之后才可能出现,而不是最初引发社会分化的先行元素。 然而,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克([[Joseph Henrich]])在其新书《人类的成功秘诀》(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中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强烈的学习需求为声望建设提供了启动机制,因而声望在人类数百万年文化进化历程的早期便已开始起作用。 由于进化路径的特殊性,我们的绝大部分生活技能需要后天习得,而且与这些技能相关的知识多半是无法言传的know-how,需要在直接的观察、模仿和实践中学会,于是我们发展出了许多心理机制帮助我们高效学习,比如强烈的模仿倾向,领会他人意图从而更有效的模仿,以及挑选最佳模仿对象的能力。 在判断身边的人中谁最值得学习时,我们会利用多种线索:直接观察他运用某种技能时的表现,他以往取得的成就,以及能够证明这些成就的器物或信息;我们也会利用二阶线索:他的言行举止是否得到他人的关注?其见解和意见是否被众人听取?有多少人向他请教或求助? 亨里克指出,即便是蹒跚学步的幼儿,也天生的对这些线索极为敏感,甚至年龄越小对二阶线索的反应越强烈,因为小孩尚缺乏直接评判技能高下所需要的经验(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年轻人更热衷于追星);而同时,这些线索与构成声望的那些元素高度重合;或许正是生活技能,以及让某些人善于且乐于为后生言传身教的那些个人禀赋,为建立声望提供了启动资本。 学习者和他们的家长乐意为这些楷模提供各种互惠性报酬作为学费,比如帮助做家务、照看孩子,充当无偿或低报酬的助手(学徒制的先驱),为宴席提供食物或劳力赞助,在纠纷冲突中站在他一边,在择偶与结亲时给予优先考虑或优惠条件,等等;这些回报进而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社会关系,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无论声望机制是否果真如亨里克所认为那样发端于学习需求(比如,不妨考虑,语言才华和社交技能也完全可能为建立声誉提供启动资本),声誉既经建立,确实可以带来政治权力,个人一旦占据互惠网络中心节点的位置,便会自动吸引更多追随者和拥护者,因为接近中心节点是这些追随者建立自身社会资本的捷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心节点的地位。 对声望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没有世袭制的国家,一些政治家族也可能长期兴旺,而另一些裙带网又因某个中心人物的垮台而树倒猢狲散?为何从几位贵妇的客厅里会涌出一轮轮社会运动甚至革命浪潮?为何学术权威越老越受其门徒推崇,即便其理论早已过时?为何一位气功大师身边会浮动着那么多巨商大贾的身影,即便他们看起来不太像是真信那套拙劣把戏?  
读史笔记#23:封侯拜爵的神仙们

封侯拜爵的神仙们
辉格
2016年12月11日

中国民间信仰以其神仙繁多而著称,宋代仅湖州一地的寺观祠庙里供奉的神祗,有史料可查者即有92个,扣除名号重复者,还有50多个,粗略估算,全国各地的神祗数量大约介于乡镇数和村庄数之间,看来古代中国人『积极造神,见神即拜』的名声并非虚浪。

如此多神仙得到敬拜,还要归功于神仙来源的多样化,和大众在神仙制造方式上的创造性;早期神祗来源大致和其他文化相仿,比如司掌某种自然力的自然神,或者被认定为某一族群共同祖先的始祖神,然而自中古以降,一种新型神祗开始大量涌现。

这些新神都是不久前还生活于人世的真实人物,因某种显赫成就或奇特经历而被认为拥有神力;认定神力的入门标准很低——担任过高官,参加过某次战役,遭受过冤屈,或者离奇死亡——总之,任何在大众眼里有点特别的地方(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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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侯拜爵的神仙们 辉格 2016年12月11日 中国民间信仰以其神仙繁多而著称,宋代仅湖州一地的寺观祠庙里供奉的神祗,有史料可查者即有92个,扣除名号重复者,还有50多个,粗略估算,全国各地的神祗数量大约介于乡镇数和村庄数之间,看来古代中国人『积极造神,见神即拜』的名声并非虚浪。 如此多神仙得到敬拜,还要归功于神仙来源的多样化,和大众在神仙制造方式上的创造性;早期神祗来源大致和其他文化相仿,比如司掌某种自然力的自然神,或者被认定为某一族群共同祖先的始祖神,然而自中古以降,一种新型神祗开始大量涌现。 这些新神都是不久前还生活于人世的真实人物,因某种显赫成就或奇特经历而被认为拥有神力;认定神力的入门标准很低——担任过高官,参加过某次战役,遭受过冤屈,或者离奇死亡——总之,任何在大众眼里有点特别的地方都可以让他们获得候选资格,但真正确立其神灵地位的,是『灵验』事迹,即有人在向他祈求佑助时得偿所愿。 在《变迁之神》一书中,人类学家韩森考察了此类神祗的兴起,发现其数量在宋代经历了爆发性增长,而之所以神界能容得下如此规模的神口增长,是因为他们都是地方性的,其神力作用半径不过数十里,各地若想有神可求,就得自己造一个,而同时,造神逻辑本身确保了新神的供给:灵验的随机性意味着总是不断会有旧神失宠,新神崛起。 有趣的是,帝国朝廷对这场民间造神运动颇为热心,从11世纪初起,宋廷便挑选一些信众认可度较高的地方神祗予以官方承认,编入祀典,许多还授予官爵名号,拨给公款用于立碑修庙;一旦某神获得这样的官方地位,地方官便有责任定期组织祭祀敬拜活动,甚至提供财政和劳役支持。 韩森注意到,从1075年起,为地方神仙封授官爵的做法大面积铺开,并在此后成为政府的一项常规职能,其规模甚大,每年封授数十位神仙,每次封授都要经历一个繁杂的流程,涉及尚书省、礼部和太常寺的众多衙门,还有地方政府的两轮灵验性查证,那么,朝廷为何要花费大量行政与财政资源来做这样一件看起来没有实际功效的事情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最好将它和帝国的另一项重要制度——科举——对照着看;表面上,科举只是为帝国选拔官员的(它也确实有这功能),但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全民提供一部开放、全面覆盖且贯通到底的社会上升阶梯,而在此之前,上升通道往往为数十个门阀豪族所垄断,其他人只能凭借战功、偶然的恩宠、内乱造成的重新洗牌等非经常性机会来谋求晋身。 科举的这一功能对赢取精英阶层的广泛效忠从而强化帝国权力起着极为根本的作用,它让人口中最富有、最有才智、最有野心的那些人将其视为实现抱负的好机会,而假如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很可能去支持其他潜在的权力中心,或者以官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式施展抱负,因而对帝国权力构成威胁。 科举也是推行官方价值体系和历史叙事的工具,求取功名者心甘情愿接受和传播官方说辞,而一旦取得功名便成为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有足够动机去维护它,并将其渗透植入到他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家族传统和地方文化中。 虽然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年男性参与科举,取得功名者更少,但无论是巩固还是颠覆帝国权力基础,这都是最有能量的一群人,而且,科举功名带来的权力、财富、士绅特权,甚至仅仅是读写能力,都会将他们置于家族和地方社区的领袖地位,因而笼络他们就笼络了他们所在的家族和地方。 从唐代起,帝国通过封授土司对未归化地区实施羁縻政策,科举与士绅特权的结合,其实就是对政治结构中帝权难以直接通达的部分实施羁縻,通过士绅羁縻家族与地方,类似的,为地方神仙封授官爵,则是对民间信仰与崇拜活动的羁縻。 之所以神仙也需要羁縻,是因为,对于世俗权力,神是个危险的存在,每个神灵名下都可能凝聚起一套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乃至行动纲领,其中每一样都可能与官方版本相冲突,都有潜力在权力竞争中成为敌方的动员与组织基础,特别是当它们被一个独立的僧侣团体所控制时,就更危险了。 凭借封授制度,朝廷有机会对神祗进行筛选、约束、引导、改造和控制,很明显,他们会竭力排除最危险的那些神,比如有着另一套行为准则的道德神,或一神教中极具动员力的排他性神,或有着现成经典因而其合法性可能被僧侣组织掌握的神,还有附带着行动纲领的弥赛亚,而最合他们胃口的,将是那些不具有全国性动员能力的地方神,以及能够提供现世佑助却又毫无道德要求的功利神,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后两种恰是此后中国最流行的神灵。  
[微言]某件很多人理解但很少人做到的事情

【2012-05-28】

@孙海峰: 分享图片

@喂羊的月亮熊 这好像是@whigzhou 常引用的,是吧?

@whigzhou: 是的,我配的文字说明:1)不收看任何CCAV节目;2)不转贴任何CCAV/腥哗社新闻,无论是否以批评或和嘲讽的姿态;3)不使用任何该组织所特有的词汇,无论出于何种用途;4)不提及该组织任何头目的名字,无论在何种上下文中……

@whigzhou: 炫耀一下,过去十年中,本某人基本做到了

@vikinglu: 人民拥有的,是力量还是权力?另外,我对“人民”这个集合名词比较反感。

@whigzhou: 嗯,我也讨厌,我喜欢的是图,所以我另配了文字,倒不是因为“人民”是集合名词,而是因为这是个无用的指称,更没资格作为“拥有XX”的主语

【后记】我更喜欢的原图: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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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8】 @孙海峰: 分享图片 @喂羊的月亮熊 这好像是@whigzhou 常引用的,是吧? @whigzhou: 是的,我配的文字说明:1)不收看任何CCAV节目;2)不转贴任何CCAV/腥哗社新闻,无论是否以批评或和嘲讽的姿态;3)不使用任何该组织所特有的词汇,无论出于何种用途;4)不提及该组织任何头目的名字,无论在何种上下文中…… @whigzhou: 炫耀一下,过去十年中,本某人基本做到了 @vikinglu: 人民拥有的,是力量还是权力?另外,我对“人民”这个集合名词比较反感。 @whigzhou: 嗯,我也讨厌,我喜欢的是图,所以我另配了文字,倒不是因为“人民”是集合名词,而是因为这是个无用的指称,更没资格作为“拥有XX”的主语 【后记】我更喜欢的原图:
[微言]中式分权?

【2011-12-15】

@Mysterilham:钱穆说,汉代实际事权在相不在皇,皇权和政权是分开的。这逻辑,还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特点的

@whigzhou: 如果大将军也算相的话,大致可成

@whigzhou: 帝国的行政制度史就是个宰相不断被秘书代替,秘书又不断变成宰相的历史,类似的,地方行政史是太守(常任官)不断被刺史(巡查官)代替,而刺史又不断变成太守的历史

@whigzhou: 每个强势皇帝上来,就派(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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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5】 @Mysterilham:钱穆说,汉代实际事权在相不在皇,皇权和政权是分开的。这逻辑,还是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特点的 @whigzhou: 如果大将军也算相的话,大致可成 @whigzhou: 帝国的行政制度史就是个宰相不断被秘书代替,秘书又不断变成宰相的历史,类似的,地方行政史是太守(常任官)不断被刺史(巡查官)代替,而刺史又不断变成太守的历史 @whigzhou: 每个强势皇帝上来,就派一圈秘书,但强势帝毕竟少数,于是秘书日久又变宰相 【后记:看来钱穆确实不靠谱】
持枪权与政治权力

在有关持枪权的争议中,焦点常常落在枪支的自卫功能上,即便限枪派也会承认,这是值得考虑的需要,然而,拥枪派所提出的另一个理由——维持民间武力以对抗可能出现的暴政,却常常被嗤之以鼻,许多人都认为,以个人轻武器对抗现代军队和国家机器,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轻武器当然无法对抗现代军队,但未必不能在防止暴政上起作用,因为暴政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在它发育的过程中,不大会从一开始就动用最强大的工具来对付所面临的挑战,假如在暴政苗头刚刚显露时便遭遇轻武器和松散组织的抵抗,完全有可能被吓的缩回去。

假如你对这一分析不以为然,请看下面这个案例,摘自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第一章(故事发生在蒙大拿州):

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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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持枪权的争议中,焦点常常落在枪支的自卫功能上,即便限枪派也会承认,这是值得考虑的需要,然而,拥枪派所提出的另一个理由——维持民间武力以对抗可能出现的暴政,却常常被嗤之以鼻,许多人都认为,以个人轻武器对抗现代军队和国家机器,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轻武器当然无法对抗现代军队,但未必不能在防止暴政上起作用,因为暴政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在它发育的过程中,不大会从一开始就动用最强大的工具来对付所面临的挑战,假如在暴政苗头刚刚显露时便遭遇轻武器和松散组织的抵抗,完全有可能被吓的缩回去。 假如你对这一分析不以为然,请看下面这个案例,摘自[[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第一章(故事发生在蒙大拿州):

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的人组成,配有武器和弹药,拒绝纳税,禁止别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这种政治态度的后果之一就是比特鲁谷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划分或规划,土地所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对私有财产做任何想做的事。……

1993年,斯蒂夫·鲍威尔在拉法利郡担任委员时,曾召开公共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划,并鼓励大众都来思考这一问题,然而,顽固的民间武装组织闯入会场,公然用武器威胁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后来的选举中败北……

前年,在对洪都拉斯宪政危机的评论中,我曾指出,对于支持宪政结构的倒底是哪些东西,或者,某个元素在维持宪政结构中是否有价值,不能仅从它在政治生活的常态中去寻找答案,而更应从那些难得出现的“边界事件”中去观察,许多基础性元素,在平时基础结构未遭遇挑战时,人们常常看不清它们的价值,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似乎连想象它们都是荒谬的,但你不能因此说,它们是没用的。 我想,持枪权的政治意义,大概也属于此类。 我对持枪权的更多评论,参见旧文《美国枪声再起》。
真正的转折点是1994年

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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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而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改革的钟摆目前再次摆回到了意识形态竞争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于中国仍然没有就自由市场改革的价值达成确切共识,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人士正转变为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官僚主义开始重建他们的权威。北京确定了通过改进税收体系,带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达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8%,增幅高达32.4%,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这是意识形态重新转向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领导人将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传达出他们愿意动用公共资源帮助那些被新经济繁荣所抛弃的人群,而不是打算发展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规模较小,不过正在迅速发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可能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段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程度欢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时期后,北京正悄悄改变政策,对海外产品和投资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国政府力促缔造新的龙头企业,它们通过各种所有权结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国有银行提供的慷慨融资。中国新制定的劳动法也远远超过了基本的;劳动保护范围,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与管理层进行抗争。

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真正私有部门的机会,而这个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推动力。随着增长放缓,有政府背景的官员管理者独享最大的发展机会,社会不平等和不满也应运而生。如果这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收买异己,那么经济改革的良性循环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加大干预的恶性循环。

在政治领域,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任何新兴反对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正鼓吹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所谓的“新左翼”思潮是当下最热门的势头。

过去一年,互联网最终开始展现出成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潜力,民众通过网络互相了解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信息,并组织起来寻求补救。但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愤青”的释放渠道,这些20多岁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支持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