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操守只能靠媒体自律 辉格 2012年5月15日 按上月发出的通知，从本月15日起，新闻出版总署等三个政府机构将展开一场为期三个月的整治行动，旨在清除有偿新闻和新闻敲诈等新闻界的腐败现象；新闻腐败已泛滥多年，广为诟病，记者曾是一份体面而令人羡慕的职业，也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如今却早已鱼龙混杂、面目暧昧，甚至有点声名狼藉了。 人们都期待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不过由政府机构发动的治理整顿是否管用，却着实让人怀疑，类似的治理行动已有过多次，比如2000年和2003年，在中宣部号召下，也曾大张旗鼓整顿了一番，可是新闻腐败因这些行动而减少的迹象，却很难找到；毕竟，多数新闻腐败行为尽管违背了新闻业界的职业伦理，却并不违法，其边界也难以界定。 每家媒体的采编团队和版面空间都是有限的，相对于近乎无限的潜在新闻题材，这些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因而，在决定赋予哪些课题以优先地位，最终让哪些报道上版面时，都将面临取舍；按职业伦理，取舍的唯一标准是新闻价值，可是，如果一家报纸的主编将涉及其广告大客户的负面报道优先级拉低，正面报道优先级拉高，这么做实际上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也不可能被任何法律规则所约束。 有人说这么做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这当然是荒谬的，没人有义务为公众提供他所掌握的信息，所谓知情权须以契约义务为前提，比如你雇佣的私人侦探或情报顾问，就有义务将他所获知且在契约条款涵盖范围之内的信息告诉你，或者你的医生和律师，也有义务告知你与病情或案件有关的信息，而媒体与读者之间显然没有这样的契约关系。 显然，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契约雇佣的私人情报顾问来为他常年提供新闻服务，公众只能依靠广播式的大众媒体来获得资讯，而这些媒体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广告基础之上的，这样，当采访报道题材与广告客户发生关系时，利益与伦理的冲突就难以避免。 这时就只能依靠媒体的自律了，想象不出任何可行的抽象规则来界定和制约媒体在新闻选题上对其广告客户的照顾，难道规定每家媒体必须每年报道两次其前三大广告客户的负面新闻？或者其正面新闻不得超过三次？ 假如此类行为不能以简单抽象的规则来界定和约束，“治理整顿”就只能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了，必须赋予政府官员直接介入媒体的新闻选题过程，可如此一来，新闻自由、舆论开放性、公众可获得信息的多样性，将遭受严重损害，直接违背了治理此类现象的初衷，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断难容忍的。 媒体自律能达到何种水平，将取决于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和对新闻伦理的恪守，能给从业者带来多少成就和荣誉，足以补偿他们为此而放弃的金钱利益，而这又需要一个开放的新闻业环境为创造这样的成就和荣誉提供机会。 不过，对此我们也不必期望太高，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和对金钱诱惑的抵制，未必意味着新闻的客观、真实和全面；那些对专业价值有着执着追求、对金钱诱惑有着强大抵抗力的从业者，往往拥有某种坚定而独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加上新闻价值往往与传播学规律而非客观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即便在独立性和廉洁度上毫无瑕疵的记者，同样可以因其意识形态立场而对事实进行剪裁、曲解和夸大，而他们这么做时不容置疑的底气、干劲和高调姿态，远胜于那些拿了好处的腐败记者。 公众对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的需求，最终将由新闻来源的开放和多样性来满足，或许任何一位记者、任何一家媒体在某些时候都是靠不住的，但好在我们有无数家媒体，并且日益兴旺的互联网和自媒体正在提供越来越开阔的信息渠道，再也没有什么火能被纸包住了，对此，我们大可乐观。

放逐默多克改善不了新闻环境 辉格 2011年7月20日 波澜迭起的下院听证会将新闻集团的窃听危机推向了高潮，随着丑闻范围的持续扩大，众多人物相继被牵连，舆论的关注焦点也已逐渐从窃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转向了对新闻集团在新闻传媒业的巨大影响力上。 对这一传媒帝国的担忧、恐惧和羡慕嫉妒恨由来已久，尤以《卫报》和米利班德为代表的工党左翼为甚，这次，乘举国同声谴责之机将其一举打垮，可谓数十年难遇的良机，对于他们适时抛出的“肢解”和“放逐”提议，人们不会感到惊讶。 新闻集团拥有的大量传媒资源赋予它很大的舆论和政治影响力，甚至达到了影响选举结果的程度，默多克本人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政治兴趣，也乐意使用所控制的媒体资源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人们不必为此担忧和恐惧，更不要指望通过政府干预和整肃便能让新闻环境变得更客观中立。 持有政治倾向和偏见、寻求政治和选举影响力，从来都是新闻媒体的基本特性，这些是驱动记者、编辑和作家投身该行业的一大动力，可以说，没有这些就没有现代新闻业；重要的是，默多克并未垄断媒体，更没有法律所赋予的特权，传播环境是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这就够了；客观性只能作为宏观效果通过竞争和多元化而获得，将之要求于单个媒体，则是不切实际的奢求。 实际上，像新闻集团这样更具商业性的媒体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扩张，已经大幅拓展了传播形式和渠道，改变了传统文人办报的单一化格局，而它的保守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和矫正了作家和记者圈内所固有的左翼和进步主义倾向，因而增加了传播和舆论生态的多样性，让受众拥有了更多信息和观点来源。 媒体历来都喜欢标榜自己的使命就是探索和提供真相，他们似乎也假定读者观众所需要的就是真相，事实远非如此，驱动人们花时间精力阅读收看新闻的，是一种十分混杂的需求，寻求真相常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听故事才是头号需求，故事要讲的生动完整而富有戏剧性，动机、手段、善恶对抗、悲欢离合、峰回路转、大结局，一个能不少，最好顺便让我释放无处施展的同情心和母爱。 其次是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把我想说又不会说的话表达的铿锵有力酣畅淋漓，把我看不顺眼的人批的体无完肤，最好再骂个狗血喷头，会是很好的心理按摩；然后是八卦，所谓八卦就是把名人明星的凡俗一面挖掘展示出来，好让观众觉得“哦，原来他们和我们也差不多嘛”，从而对身份地位命运遭际的巨大落差顿感释然，这确属上佳麻醉药。 当然，这些需求在不同人心中的排序不一样，对某些人来说，真相可能是最重要的，但这样的人恐怕只是少数，所以，即便在充分开放和竞争条件下，市场所筛选出的成功媒体，也未必以客观中立、真相至上为宗旨；然而，开放和竞争性仍有其根本性的价值，首先，对于确实想寻求了解真相的人，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总是更便于他进行探索、比较和判断，而封闭和单一条件下即便想这么做也往往无米下炊。 其次，开放和竞争虽不能保证提供真相，却可以避免特别离谱的错误、谎言和歪曲，因为谎言和歪曲若过于明显，便会显得离奇荒诞，从而让它本身具有了趣味性、观赏性和新闻价值，所以，当某家媒体的一条新闻严重失真而具有这样的潜力时，便会被其竞争对手看上，假如后者能够通过调查采访和条分理析揭示其荒诞之处，这本身将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大可在取悦观众的同时，标榜自己的专业和权威，而让对方沦为笑柄。 正是同行间相互揭批和倾轧的可能性，约束着媒体不会过于偏离真相，毕竟对于观众来说，听故事、寻求认同和释放情绪等等需求，尽管是真实而强烈的，但也是隐秘而含蓄的，甚至通常是无意识的，和听戏不同，在意识中，他们也希望听到的新闻故事是真实的，听到的评论是睿智而正确的，换句话说，上述隐秘需求只有在被小心翼翼的包裹在寻求真相的外衣之下时，才能得到恰当的满足，而一旦故事被揭露是虚假荒诞的，评论被揭示是毫无逻辑错谬百出的，满足感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被剥掉外衣裸露出隐秘部位后的难堪和恼怒，显然，作为他们的仆人，媒体需要避免这样的后果。 开放和竞争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闻产业的分化提供了空间，人各有所好，只要存在足够多将寻求真相作为头号需求的人，市场终究会分化出专门满足这些需求的媒体，哪怕只是小众的；在Web2.0之后，这样的小众媒体将更有机会涌现和生存下来，因为支撑一家独立媒体所需的受众数量门槛降低了，而获取和维持受众的单位成本也降低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将推动传媒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层次化，所以，对新闻集团这样的商业性传媒巨头垄断控制舆论的担忧是多余，相反，需要担忧的，倒是他们的钱途和命运。

今天，还有几个人关心二十年前在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有多少记者在全面细致的回溯那段历史？有多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在研究那段历史？假如有，他们的工作有多少人会有兴趣看上一眼？ 据我所知：极少。 但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有无数人屏气凝神，侧耳倾听，抱着收音机躲在被窝里，捕捉着来自东欧的每一丝信息，逐字逐句的读着每一条能找到的报道，似乎他们果真愿意投入极大的精力来弄清其中的状况…… 很明显，今天有着好得多的条件以低得多的成本去看清那段历史并得出一些体会、看法、甚至结论，也许你因此会意识到，当初随着信息的串序涌入而不断调整的认知与评价，与事实之间的偏差是何等巨大，但已经没人关心这些了…… 对于信息处理的这种低效率，没多少人会在乎，他们宁愿在下一次当聚光灯转到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埃及时，继续一头雾水、两眼抓虾、兴致勃勃、狗屁不通的围观呐喊，仿佛自己从来都是白宫危机响应小组的顾问…… 人类真的很可爱

特别是遇到那些气势磅礴的“深度报道”时：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震惊，这与我对新闻行业的印象相符，我只是没想到它会被正儿八经的写下来。 长久以来，新闻界都在宣扬他们的两个使命：报道真相，扮演社会良心；但很明显，这是两个时常会相互冲突的目标。 责任感和良心是好东西，正如红酒也是好东西，但这两样都不能帮助你接近真相，还时常会让你远离或拒绝真相，在我看来，好奇心和鉴别力才更让你接近真相。 不要以为我在谴责什么，或许他们是值得尊重的——这取决于你在何种程度上认同他们所认定的责任和良心——，我只是想说明，当你打算采信被报道的事实时，最好了解书写它的背景，正如在法庭上，对证人背景的了解，将有助于你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采信他的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