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13】
@海德沙龙 《自由市场环保主义》 环境问题向来都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本身无法处理像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良好环境是一种“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以管制或庇古税的方式),可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能够处理环境问题
@whigzhou: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益的,像外部性、公共品、帕累托最优等概念,对不同税种之经济性质的分析,等等,但许多自以为是的福利经济学家总(more...)
【2016-05-13】
@海德沙龙 《自由市场环保主义》 环境问题向来都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本身无法处理像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良好环境是一种“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以管制或庇古税的方式),可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能够处理环境问题
@whigzhou: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益的,像外部性、公共品、帕累托最优等概念,对不同税种之经济性质的分析,等等,但许多自以为是的福利经济学家总(more...)
【2016-04-13】
@海德沙龙 《被踢出局的气候学家》 Judith Curry的故事清晰的展示了,气候学术圈不容异己的氛围已恶化到了何种程度,尽管Curry远算不上暖化怀疑派,而且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过大量论文,但仅仅因为对未来暖化速度的主流估算值有所怀疑,就被戴上了“伪科学”的帽子
@whigzhou: 暖球党之所以如此疯狂,盖因暖球问题是他们迄今找到的唯一一个(在他们看来)无法通过基于分立产权的市场化方案解决的外部性问题(more...)
【2016-01-07】
@海德沙龙 《挑三拣四的刺头理应得到感激》 这篇短文讲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常常得不到充分领会的道理:那些总是挑三拣四的刺头,其实是强利他主义者(strong altruism),而那些总是一团和气的旁人,在受惠于他们的同时,自己却可保持温和友善的形象,很有意思的观察
@tertio: 这个我早就知道啦,所以我从来就对过份挑剔的人心怀感激
@whigzhou: 同理,报复心很重(重到他付出的报复成本往往超出报复所(more...)
【2012-12-01】
@吴昊-_-_-_ 辉总怎么看基础科学研究的外部性:有没有外部性?在市场当中可能充分表达么?如果不能,政府投资科研是否就有其正当性?
@whigzhou: 1)有,几乎所有交易都有外部性,包括正的和负的,2)视“充分”的意思而定;3)没有,否则因为(1),政府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就都有了正当性,比如经营Google之类
@whigzhou: 充分可能有两种意思:a)让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多到让人满意,b)增加这种活动直至它不再有正外部性,c)(more...)
【2012-07-20】
@微天下 【“蝙蝠侠”首映枪击案细节曝光】据CNN,嫌犯身高约1米8,20余岁,犯案时身着黑色衣服并戴防毒面具。丹佛奥罗拉一家影院在放映“蝙蝠侠”30分钟左右,该嫌犯从安全出口进入,随后缓缓走上楼梯,随机朝观众开枪并引爆催泪瓦斯,现场有数名儿童,目前枪击已致14人死亡、50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男子。
@猪头非: 我真心觉得禁枪是中国政府最英明的决策之一
@whigzhou: 那是,不禁到只剩土匪有枪怎么收保护费啊
@胡宾的围脖 许多国人又在替美国人的枪支泛滥担忧了,真辛苦他们了
@whigzhou: 为持枪权辩护 http://t.cn/htq0Mi 持枪权与政治权力 http://t.cn/h51WEe
@qwertyuiopmnv 嗯,禁枪之后,土匪仍然有枪,但对于普通的精神病人呢?有些人精神病突然发作,如果此时他有枪就危险了
@whigzhou: 和驾照一样,汽车比枪更危险,不给聋子发驾照,也可以不给精神病人发枪照嘛
@艾里克卡特曼: 枪除了伤人,还有别的用处吗?
@whigzhou: 威慑试图伤人者
@Ent_evo 有研究表明武器在身边时会增加人的攻击性。另外每年死于枪伤最多的是走火和自杀
@whigzhou: 我很怀疑这个研究结果是否有普遍性,特别是,假如持枪者足够多,以致大家都预期对方也很可能持枪时,是否仍然如此
(more...)垃圾进口不必一律禁止
辉格
2012年6月4日
近日,南京海关截获了来自荷兰的30只集装箱走私进口垃圾,央视为此制作了专题节目,揭露一个专门从事洋垃圾走私、分拣、处理和销售的地下产业链;类似的拦截在2005年已有过一次,数量更高达1000多吨,只是那次垃圾船尚未驶离荷兰港口;90年代以来,国际垃圾贸易的规模便迅速增长,也日益引起世人关注。
不过,无论从垃圾处理还是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垃圾能够被以正的价格买卖,原本应被视为一件出人意料的大好事:顾名思义,对于产生并丢弃它的人来说,垃圾的价值要么是零(假如他(more...)
【2011-07-18】
(我费老大劲都没能让@picniclin 同学理解机会成本的概念,好失败,不过,我想说的话说了就行)
@whigzhou: 饭文:建立碳排放产权应尊重既得利益 http://t.cn/apk96a
@picniclin:免费配额比拍卖配额效率低,免费配额对后进者不公平,而且在排放权已产生价格的情况下,免费拿到配额的企业等于白白拿到一笔碳资产;另外,欧盟对拍卖款项有具体规定,用在激励低碳技术等领域。当政策目标设定在减缓气候变暖上时,拍卖配额是更有效率的,有不少实证文章。
@whigzhou:回复@picnic_lin:“对后进者不公平”,先来先得原则要的就是这个嘛。免费配额为何效率低?若配额可自由交易,看不出与拍卖所得有啥区别
@picniclin:回复 @whigzh(more...)
在豆瓣上看到小白兔的文章《阿罗不可能定律和外部性》,我很早1就对外部性(externality)这个概念很不感冒了,所以对从这概念出发的研究也是屡翻白眼。
有些概念我不感冒是因为含混不清,不具有操作性,外部性这个概念倒是清楚的很,不感冒是因为我觉得把它引入经济学毫无用处。
所谓外部性,是指一宗交易给未参与交易者所带来的利益增减,如果增进了后者的利益,叫正外部性,反之叫负外部性。
很容易看出,这个概念与我最近刚讨论过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密切相关,因为按定义,帕累托改进的前提是不得减损任何人的利益。
但是,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了,基于利益定义的帕累托改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实的多人世界中几乎找不出符合此等条件的事情,即便是通常认为是帕累托改进的自愿交易其实也会减损第三方的利益。
挽救的办法是,将帕累托改进认定建立在权利界定的基础上,简单说,就是权利先于损害,换句话说,法学先于经济学(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当波斯纳(Richard Posner)为法律建立经济分析基础时,不得不抛弃帕累托概念,转而使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概念,不过那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引入外部性概念,无非是想通过设计某些制度/税收/政策安排,来尽可能消除外部性,以便增进他们所谓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但是,和帕累托改进一样,如果外部性基于利益来定义,则负的外部性无处不在,只要资源是稀缺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利益冲突,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他人的利益有所影响,这也正是需要法律来划定权利边界的缘故所在,也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这世界上的资源都不稀缺,经济学就没啥好研究的了,因为连经济品都没了,同样,法律也没必要存在了,人人按需取用,不会有利益冲突)。
所以,负的外部性只能基于权利来定义,才可能(more...)
禁售并非保护濒危动物之上策
辉格
2010年3月15日
最近,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三个月内连续饿死11头东北虎的事件,震惊了世人,也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园是不是保存濒危动物的恰当方式这一问题的思考;饿死老虎的直接原因,是以观赏门票为主要收入的商业模式无法维系,该动物园多年来处于勉强维持的亏损状态,加上去年因老虎伤人被封园整顿,终于撑不下去,断了动物口粮。
人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桂林熊虎山庄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在历经十几年努力并投入4亿多元资金后,山庄在老虎繁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虎数量达到1000多头,并以每年一两百的速度增加;但与老虎一起增长的却是亏损,门票收入只够买饲料,无法维持运营,死老虎不能出售,相反还要承担每年十几万的冷藏费;如今,那里的众多老虎正被关在棚屋里苟延残喘。
在繁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投资者,所收获的却注定是巨亏甚至破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目前的濒危动物保护体系,在激励机制上出了大问题;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努力,最初所指向的是捕猎行为,但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要对野生动物制品的巨大需求依然存在,就难以阻止猎手们铤而走险;制品禁售法律的主旨,在于通过切断野生制品的流通链,来遏制消费者对供方的激励。
然而,禁售法是否有助于其立法本意&mdash(more...)
垃圾问题是制度创新的契机
辉格
2009年10月30日
近来,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议此起彼伏,随着城市垃圾量的迅速增长和填埋场地的不足,许多大城市都在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江苏吴江市的垃圾发电项目,因周围居民的反对已决定停建,而遭遇周边业主激烈抗议的番禺垃圾发电项目,也于近日召开新闻通报会,业主们不失时机的以各种方式表达诉求,一些社区论坛上更是群情激愤。
垃圾焚烧项目的纷纷上马和酝酿,其背景是近年来城市周边土地价格的暴涨,填埋场加上数百米宽的隔离带,其占用土地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而焚(more...)
垃圾问题是制度创新的契机
辉格
2009年10月30日
近来,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议此起彼伏,随着城市垃圾量的迅速增长和填埋场地的不足,许多大城市都在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江苏吴江市的垃圾发电项目,因周围居民的反对已决定停建,而遭遇周边业主激烈抗议的番禺垃圾发电项目,也于近日召开新闻通报会,业主们不失时机的以各种方式表达诉求,一些社区论坛上更是群情激愤。
垃圾焚烧项目的纷纷上马和酝酿,其背景是近年来城市周边土地价格的暴涨,填埋场加上数百米宽的隔离带,其占用土地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而焚烧处理可将垃圾体积缩减90%,加上发电收入,成本优势十分显著;在现行制度下,垃圾处理的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土地收益也主要由地方政府获取,因而其降低垃圾占地的冲动自然会很强烈;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土地充裕的美国和澳洲,填埋一直是垃圾的主要去向,美国的焚烧率只有15%左右,并且90年代以来还在不断下降,而在人口稠密的欧盟和日本,焚烧率则高得多。
我们知道,欧盟和日本都是在环境保护上都十分严厉的国家,那么,既然他们都能接受高比例的垃圾焚烧,为何在环保水平还远低于欧日的中国,刚刚起步的垃圾焚烧,反而遭遇了更多的反对和波折呢?一种观点认为,焚烧是过时的垃圾处理方式,欧日的高焚烧率只是反映了其过去的观念和政策,而现在焚烧方式正在被抛弃,焚烧炉也在大量关闭;然而这一说法缺乏事实证据的支持,的确有大量焚烧炉被关闭了,但同时也新建了许多焚烧炉,总炉数的减少其实反映了新建焚烧炉的处理规模更大,因此总的焚烧率并未降低。
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日在垃圾焚烧技术上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新技术和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可以确保不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而在中国则不具备这些条件;可是,技术是可以购买的,别人的技术先行,对于起步较晚的我们,不恰恰是优势吗?我们在一开始便可利用他们花了几十年才获得的经验和技术;实际上,许多筹备中的焚烧项目,也都声称使用了国外先进技术;而二恶英的排放限制,尽管国家标准比欧盟标准高十倍,但环评审批据说也是按欧盟标准实施的;看来,从技术水平和排放标准的角度,还是难以理解垃圾焚烧所遭遇的阻力。
依我看,人们的种种担忧和争议,尽管在表面上都指向处理方式、技术和标准,而实际上,其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对合约、标准和政策之贯彻实施能力的不信任,对事前评审和事后检测中信息真实度的不信任,广而言之,对保障权利不受侵犯的制度的不信任;不错,技术可以购买,标准可以制订,合约可以书写,但谁又能保证,评审过程没有猫腻?焚烧时炉温果真被控制在850度且持续两秒以上?运行代价不菲的各种截污措施不会成为摆设?日常监测的数据不会造假?万一监测结果不佳甚至造成严重伤害,诉讼会被受理吗?
这种制度上的不信任,使得在类似污染排放等外部性问题上,潜在的权利受侵害者对于一切可能的权利重新安排,采取一概抵制的策略,结果原本可能达成的互惠交易安排,由于缺乏信息透明度和互信机制而无法达成;与焚烧相比,尽管填埋方式成本更高,但它在技术上更容易做到成本内化,即造成损害者自我承担代价:污染的代价被预先内化于填埋场和隔离带的土地价格中了,而焚烧的气体排放污染则很难界定(这意味着权利的边界很难划清),因而焚烧这种方式对制度安排提出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显然,我们的公共协商和交易环境,还不足以为此类交易安排提供恰当的制度条件。
垃圾项目在吴江和番禺的遭遇,体现了权利保障上的进步,可惜的是,这仅仅是一概抵制策略的成就,而不是促成更多互惠安排的制度建设上的进步,居民不受污染的权利得到了捍卫,但采用先进焚烧技术改进垃圾处理效率的潜在收益却丧失了;并且,非制度化的抵制策略的盛行,难免会带来更多的纠纷和冲突;当事的利益各方,应把这些争议事件,利用作推进制度创新的契机,比如,通过意见收集和诉求表达的过程,强化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利益的功能,通过政府与业主代表互动将利益协商机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通过诉讼明确洁净空气权利的边界和代价,等等。
昨天房东太太给我送来一罐荔枝蜜,说是养蜂人送的,作为对获许在她家荔枝园放蜂的报答。
我立刻想到张五常的名字,几十年前,他曾对此类交易做过实证研究,从而清除了一个曾广泛流传于经济学界、并往往不假思索的被接受的传言——由于果园主人无法阻止蜜蜂飞进果园,因而无法向养蜂人收取采蜜许可费,同时,因为存在野蜂等免费替代品,养蜂人也无法向果园主收取花粉传播服务费——张五常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两种收费都真实的存在,在不同生态条件(more...)
昨天房东太太给我送来一罐荔枝蜜,说是养蜂人送的,作为对获许在她家荔枝园放蜂的报答。
我立刻想到张五常的名字,几十年前,他曾对此类交易做过实证研究,从而清除了一个曾广泛流传于经济学界、并往往不假思索的被接受的传言——由于果园主人无法阻止蜜蜂飞进果园,因而无法向养蜂人收取采蜜许可费,同时,因为存在野蜂等免费替代品,养蜂人也无法向果园主收取花粉传播服务费——张五常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两种收费都真实的存在,在不同生态条件下,有时候采蜜许可费大于花粉传播服务费,因而养蜂人向果园主支付,有时则相反。
这个传言是福利派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用以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由于无法收取采蜜许可费,果园的产出部分的外部化了——即果园主无法所其创造的全部“社会价值”获取收益,而养蜂人则获取收益而无需付出代价,结果是,果园生产由于得不到其“应有的”激励而产量不足,而养蜂人被免费资源过度激励而导致生产过剩。这就是福利派著名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理论,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政府向养蜂人征税,并补贴给果园主,或者相反(如果花粉传播外部性高于采蜜外部性)。
由于福利派为大量干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长期受到政府恩宠,占据主流。然而,他们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遭受大量质疑;奥地利派学者指出:没有价格信号的指引,政府无法利用分散在个体日常行为中的海量信息,既无法度量外部性,也无法得知多数税收和补贴才能“纠正”激励,而政府干预只会扭曲市场信号,破坏交易正常进行。
与坐而论道的奥地利派不同,芝加哥派更关注真实世界里实际发生的事情,他们用大量实证研究,说明了几乎全部干预政策的无效性,同时,也揭露了许多福利派作为论述前提的“现象”根本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作为芝加哥派一员大将,张五常在这方面贡献颇多,除了蜜蜂的故事,他的《卖桔者言》里汇集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灯塔。
所以,我决定将这罐荔枝蜜命名为张五常牌,唯有他值得起这份小小的荣誉,呵呵。
李三白提出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显然是经过了许多思考的,恰好,多年前我也曾为这两个问题发愁,分享一下我的思考过程吧。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资源的市场价格,包含了当下人们对资源价值的评估,也包含了人们对其未来价值的预期,这些预期在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错的,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叫做市场失灵,这没关系,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问题是,这种错误是否可能在事先被避免?市价包含了所以参与者的估值,这并不是说单一的市价意味着全部参与者的估值相同。作为参与者之一,如果你认为除你之外的市场低估了资源的未来价值,你可以囤积或买入看涨期权来寻求获利。当然,如果政府有这能力,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有什么理由认为政府——或者某些特定群体——的眼光会更准确呢?他是上帝吗?相反,倒是有大量例子表明政府常常更愚蠢。
假设大家都相信政府或者某些机构的眼光更准确,那也不必由政(more...)
李三白提出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显然是经过了许多思考的,恰好,多年前我也曾为这两个问题发愁,分享一下我的思考过程吧。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资源的市场价格,包含了当下人们对资源价值的评估,也包含了人们对其未来价值的预期,这些预期在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错的,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叫做市场失灵,这没关系,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问题是,这种错误是否可能在事先被避免?市价包含了所以参与者的估值,这并不是说单一的市价意味着全部参与者的估值相同。作为参与者之一,如果你认为除你之外的市场低估了资源的未来价值,你可以囤积或买入看涨期权来寻求获利。当然,如果政府有这能力,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有什么理由认为政府——或者某些特定群体——的眼光会更准确呢?他是上帝吗?相反,倒是有大量例子表明政府常常更愚蠢。
假设大家都相信政府或者某些机构的眼光更准确,那也不必由政府和这些机构动手去买了,他们只需要发布他们的看法即可。
第二个问题相对困难一点。你的意思是,某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当今人类消耗它们的速度过快,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因此而无法存续。
之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我想到三种情况:
1)某些人预见到了这一危险,而多数人却没有预见到。这样,问题就转变成了上面的问题一。
2)虽然足够多的人已经预见到危险且认为这的确需要避免,但因为外部性、搭便车、或产权无效,没人愿意为避免危险而付出个人代价。鉴于你已搁置了这种情况,我也不打算展开说,如有兴趣,可参阅我的《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3)虽然人们都预见到危险,也解决了外部性问题,但仍不愿付出代价避免这一危险。
好,排除(或搁置)了前两种情况,现在问题可表述为:人们对资源的未来收入流进行折现时,对其死后的那部分收入流所赋予的折现率,在某些人看来,是过低了。对于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为后代考虑,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价值观的一部分,你可以通过1)鄙视2)指责3)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来尝试改变它,但不能用暴力强迫他改变。(注意:当我使用“可以”这个词时,我进入了伦理学语境,这不多见,我尽量不这么做)
顺便问一下:如果人类果真都宁愿不顾后代而尽情挥霍资源,你为什么认为他们值得拥有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