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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2:权贵的上升

上帝的新牧场#2:权贵的上升
辉格
2018年11月9日

平等主义瓦解之后,为个体追逐成就重新打开了天地,作为生物,人类向来不乏自利动机,只是在一段时期,由于安全(包括食物和人身安全)成为压倒性的需要,个体利益只好通过小群体这个集体合伙企业来追求,而一旦安全条件改变,行为模式便开始向个人主义回归。

不过这并未让人类退回黑猩猩的状态,毕竟我们在社会性的进化道路上已走了那么远,已变得如此善于合作与联盟,也有了婚姻与亲属系统,而且,虽然个人已不再被迫分享一切,但互惠原则仍在很长时期内规范着社会行为,所以,重新开启的个体间竞争,将在全新的舞台上进行,其中的布景和道具,都是黑猩猩闻所未闻的,而表演之精彩纷呈,更是它们无从想象的。

土豪与渣男

首先登场的是一些“大人”(Big Man),或者叫土豪可能更贴切,他们并没有制度化的权力(authority),但拥有巨大的权势(power),即,凭其能力、财富与声望而在群体中取得较高地位和较大影响力,乃至吸引一批亲信和追随者,因而能够按其意愿主导公共事务。

土豪获得这一特殊地位的关键,是对互惠关系中对称性的破坏;施受平衡是互惠机制的核心原则,要么(个人主义版本中)在每对两两关系中实现平衡,要么(集体主义版本中)每个人给出和接受的帮助大致上相当,这种平衡未必是实际给出和接受的帮助在价值上完全相等,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预期,人们期待得到帮助的人在未来(当需要出现时或他有富余资源时)作出与所得相称的回报。

然而土豪打破了平衡,他们提供的帮助过于慷慨乃至接受者无以回报,或者他们对群体作出的贡献太大其他人无法与之相比,这可能表现为几种形式:

1)他特别富有,总是在穷困者一出现需要时就给予接济,而后者因为穷往往不能回报,于是便积累了大量人情债,这让他能够在未来某些重大事情上,比如在他所卷入的纠纷中,他所推动的公共事务中,或他竞争首领地位时,要求欠他人情者提供支持、配合或协助;很明显,这种情况只有当财富可大量积累,贫富已显著分化时才可能出现;

2)富有者也可能成为一些公共项目的主要捐助者,甚至独力负担者,比如公共祭祀或庆典,仪式用建筑,道路,水渠,防御设施,招待贵客的宴席等;这一能力很自然让他们成为公共事务的主导者,类似情形在当代的民间协会和俱乐部里也容易观察到,主要赞助者的意愿和取向总是会得到尊重,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撤回赞助来迫使群体顺从;

3)他是杰出的集体行动(围猎或战争)的组织者,若失去其领导,群体将生计堪忧,或战争失败(那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灭顶之灾),想象一群海难后孤岛求生的难民,其中有位受过野外生存训练的前海豹突击队员,他无疑会成为强有力的领袖;在前文明的霍布斯世界,无论食物还是安全境况,都或多或少和灾难求生相似,差别只是,在自然选择的严格约束下,简单社会中多数成年人在狩猎与战争技能上都大同小异,但随着武器技术和战争组织日益复杂化,个体间差异便会拉大,于是为豪杰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

在妇女是重要甚至主要生产者的社会,财富带来的权势可由多妻制而得以强化,此时,多妻实际上成了富人将剩余物资投资于婚姻而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以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从事园艺农业的美拉尼西亚人为例,其村庄头人常拥有十几位妻子,其中特别夸张的一位曾拥有40位妻子,其大家庭的甘薯产量占全村30-50%,而绝大多数男性则只有一位或没有妻子,庞大的甘薯储备让他能够出资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由此拥有巨大权势。[1]

宗族是另一个权势放大器,假如一位土豪同时也是位大家长或族长,能成功的将宗族财富汇聚在一起,控制其使用权,或者能成功说服宗族成员参与他所组织的集体行动(例如盗牛袭击),支持他所推动的公共议题,财富或才能带给他的权威就会成倍放大;只要宗族组织既已存在,这一点不难做到,因为让他在群体中拥有权威的那些条件,同样可以让他在宗族内获得权威,而宗族成员会更乐意接受这一权威,毕竟一位来自本族的首领更可能让自己沾光。

不难看出,在土豪时代,平等虽已瓦解,但互惠规范(而不是强制性权力)仍主导着人际关系,土豪们只是在互惠中额外慷慨,努力胜人一筹,使之难以回报,只好以顺从、支持、协助和追随来恢复平衡;但是群体中有潜力这么做的常不止一个人,于是便会引发一种逐步升级的馈赠竞赛,这一现象在前部落的小型定居社会中十分普遍。[2]

新几内亚哈根山区(Mount Hagen)诸部落中流行的莫卡交换(Moka exchange)是一个著名例子;和许多文化一样,哈根人在婚礼、丧礼、出生礼等宴庆场合会向主人送礼,此时,一位土豪或有志成为土豪者可能会在常规礼物之外附加一份大礼,后者即为莫卡,受礼者被期待回礼,假如他甘于普通人地位,只须回赠等额礼物,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便从此沦为备受蔑视欺辱的渣男(Rubbish man),[3] 假如他想维持或争取土豪地位,则须加额回礼,然后最初送礼者再加额回礼,于是一次轮番升级的莫卡竞赛开始,直到其中一人落败蒙羞。

莫卡风俗中最有意思的是它和战争的关系,从中可看出土豪权势的性质;以往,哈根土豪取得权势的主要途径是充当战争领袖,由于近邻部落众多,[4] 彼此间存在复杂联盟关系,处理这些关系需要声望、技能和财富;哈根人将近邻群体归为三类:宿敌,铁杆盟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可敌可友者,第三种关系让情况变得十分微妙,他们之间时而发生冲突,但通常限于容易妥协媾和的有限战争,停战后会为给对方造成的伤亡支付赔偿金,同时,协助参战的友方战士阵亡时,主战一方也有义务支付抚恤金。

正是在这些复杂性中,土豪的资源派上了用场,首先,土豪更有能力动员盟友共同作战,因为联盟群体间在战争中相互支持并不是一种很强的集体义务,相反,基于家族、婚姻纽带和礼物交换关系所带来的个人义务则要强得多,所以当战争爆发时,盟友群体中首先来应召前来助战的,总是那些对主战方土豪负有个人义务的表兄弟、姻亲和朋友;有时土豪甚至直接花重金雇佣刺客诱杀重点敌人。

其次,由于他们有财力代表群体支付战争赔偿金和抚恤金,因而往往主导着结盟与媾和谈判,财力还可让他们以调解人身份介入其他群体的纠纷,比如当争议双方无法就偿命金数额达成一致时,主动掏钱补足差额以平息冲突,这无疑将带给他们超越群体的更高声望与权势。

或许是为了表达友好,偿命金的支付也以赠礼形式进行,于是便成了一种启动莫卡竞争的机会,实际上多数莫卡是由此发起的,所以研究者认为,莫卡之所以在当代变得那么流行和夸张,正是因为战争被禁止后,土豪们失去了竞争权势主要手段,但纠纷冲突仍会发生,于是竞相以大笔掏钱安抚的方式来平息纠纷,让莫卡成了新的竞争舞台。[5]

类似的赠礼竞赛也以夸富宴(potlatch)的形式广泛流行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中,土豪们竞相在宴席上向宾客大肆分发贵重礼物,差别在于,莫卡是一对一的决斗,而夸富宴则更像是由评委打分的体操比赛,并非巧合的是,同样是在欧洲殖民者压制了战争之后,夸富宴才变得盛行狂热起来,成为地位竞争的主要手段,最终发展到当众烧毁大堆值钱物品的地步。[6]

追逐声望

当土豪地位逐渐稳固,其角色便开始向头人(headman)和酋长(chief)转变,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动员战争资源和主导战争事务与结盟关系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选择战争的对象与时机,以及与谁为敌,与谁结盟,比如哈根土豪能在一位友邻被杀时按自己意愿认定是否值得为此发起一次报复行动;[7]

2)这一点构成了一种威慑,使得别人不敢挑战其地位,或侵犯其利益,也构成了一种强制力,迫使群体成员跟从他的选择并接受其后果;

3)对战争的支配权让他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资源优势,包括获取战利品和更多妻子;

这些转变的结果是,虽然他们仍时常大宴宾客,慷慨散财,但其动机不再是互惠,而是提高自己的声望(prestige),同时也是对群体内追随出力者支付报酬,只有在与群体外与他地位相当者的交往中,才仍然保持着传统互惠关系。

追逐声望是一种博弈策略,它基于权势争夺中的一种集体信念自我实现机制:如果你能设法让更多人相信你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大权势,那么你就会因此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结果真的拥有了更大权势,这继而让更多人相信你确实拥有更大权势,继而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如此循环,最终你将以压倒性权势胜出,即便你和竞争对手之间起初并没有显著的实力差距。

这一机制能生效,是因为,当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时,会倾向于挑选他们相信会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当然,他们这么做的前提是:不存在多方权力制衡与共存机制,因而合理的预期是必定有一方会最终胜出,成为霸主,而且届时他很可能秋后算账,打击那些曾拒绝支持他的人;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个容易满足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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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2:权贵的上升 辉格 2018年11月9日 平等主义瓦解之后,为个体追逐成就重新打开了天地,作为生物,人类向来不乏自利动机,只是在一段时期,由于安全(包括食物和人身安全)成为压倒性的需要,个体利益只好通过小群体这个集体合伙企业来追求,而一旦安全条件改变,行为模式便开始向个人主义回归。 不过这并未让人类退回黑猩猩的状态,毕竟我们在社会性的进化道路上已走了那么远,已变得如此善于合作与联盟,也有了婚姻与亲属系统,而且,虽然个人已不再被迫分享一切,但互惠原则仍在很长时期内规范着社会行为,所以,重新开启的个体间竞争,将在全新的舞台上进行,其中的布景和道具,都是黑猩猩闻所未闻的,而表演之精彩纷呈,更是它们无从想象的。

土豪与渣男

首先登场的是一些“大人”(Big Man),或者叫土豪可能更贴切,他们并没有制度化的权力(authority),但拥有巨大的权势(power),即,凭其能力、财富与声望而在群体中取得较高地位和较大影响力,乃至吸引一批亲信和追随者,因而能够按其意愿主导公共事务。 土豪获得这一特殊地位的关键,是对互惠关系中对称性的破坏;施受平衡是互惠机制的核心原则,要么(个人主义版本中)在每对两两关系中实现平衡,要么(集体主义版本中)每个人给出和接受的帮助大致上相当,这种平衡未必是实际给出和接受的帮助在价值上完全相等,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预期,人们期待得到帮助的人在未来(当需要出现时或他有富余资源时)作出与所得相称的回报。 然而土豪打破了平衡,他们提供的帮助过于慷慨乃至接受者无以回报,或者他们对群体作出的贡献太大其他人无法与之相比,这可能表现为几种形式: 1)他特别富有,总是在穷困者一出现需要时就给予接济,而后者因为穷往往不能回报,于是便积累了大量人情债,这让他能够在未来某些重大事情上,比如在他所卷入的纠纷中,他所推动的公共事务中,或他竞争首领地位时,要求欠他人情者提供支持、配合或协助;很明显,这种情况只有当财富可大量积累,贫富已显著分化时才可能出现; 2)富有者也可能成为一些公共项目的主要捐助者,甚至独力负担者,比如公共祭祀或庆典,仪式用建筑,道路,水渠,防御设施,招待贵客的宴席等;这一能力很自然让他们成为公共事务的主导者,类似情形在当代的民间协会和俱乐部里也容易观察到,主要赞助者的意愿和取向总是会得到尊重,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撤回赞助来迫使群体顺从; 3)他是杰出的集体行动(围猎或战争)的组织者,若失去其领导,群体将生计堪忧,或战争失败(那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灭顶之灾),想象一群海难后孤岛求生的难民,其中有位受过野外生存训练的前海豹突击队员,他无疑会成为强有力的领袖;在前文明的霍布斯世界,无论食物还是安全境况,都或多或少和灾难求生相似,差别只是,在自然选择的严格约束下,简单社会中多数成年人在狩猎与战争技能上都大同小异,但随着武器技术和战争组织日益复杂化,个体间差异便会拉大,于是为豪杰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 在妇女是重要甚至主要生产者的社会,财富带来的权势可由多妻制而得以强化,此时,多妻实际上成了富人将剩余物资投资于婚姻而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以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从事园艺农业的美拉尼西亚人为例,其村庄头人常拥有十几位妻子,其中特别夸张的一位曾拥有40位妻子,其大家庭的甘薯产量占全村30-50%,而绝大多数男性则只有一位或没有妻子,庞大的甘薯储备让他能够出资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由此拥有巨大权势。[1] 宗族是另一个权势放大器,假如一位土豪同时也是位大家长或族长,能成功的将宗族财富汇聚在一起,控制其使用权,或者能成功说服宗族成员参与他所组织的集体行动(例如盗牛袭击),支持他所推动的公共议题,财富或才能带给他的权威就会成倍放大;只要宗族组织既已存在,这一点不难做到,因为让他在群体中拥有权威的那些条件,同样可以让他在宗族内获得权威,而宗族成员会更乐意接受这一权威,毕竟一位来自本族的首领更可能让自己沾光。 不难看出,在土豪时代,平等虽已瓦解,但互惠规范(而不是强制性权力)仍主导着人际关系,土豪们只是在互惠中额外慷慨,努力胜人一筹,使之难以回报,只好以顺从、支持、协助和追随来恢复平衡;但是群体中有潜力这么做的常不止一个人,于是便会引发一种逐步升级的馈赠竞赛,这一现象在前部落的小型定居社会中十分普遍。[2] 新几内亚哈根山区(Mount Hagen)诸部落中流行的莫卡交换(Moka exchange)是一个著名例子;和许多文化一样,哈根人在婚礼、丧礼、出生礼等宴庆场合会向主人送礼,此时,一位土豪或有志成为土豪者可能会在常规礼物之外附加一份大礼,后者即为莫卡,受礼者被期待回礼,假如他甘于普通人地位,只须回赠等额礼物,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便从此沦为备受蔑视欺辱的渣男(Rubbish man),[3] 假如他想维持或争取土豪地位,则须加额回礼,然后最初送礼者再加额回礼,于是一次轮番升级的莫卡竞赛开始,直到其中一人落败蒙羞。 莫卡风俗中最有意思的是它和战争的关系,从中可看出土豪权势的性质;以往,哈根土豪取得权势的主要途径是充当战争领袖,由于近邻部落众多,[4] 彼此间存在复杂联盟关系,处理这些关系需要声望、技能和财富;哈根人将近邻群体归为三类:宿敌,铁杆盟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可敌可友者,第三种关系让情况变得十分微妙,他们之间时而发生冲突,但通常限于容易妥协媾和的有限战争,停战后会为给对方造成的伤亡支付赔偿金,同时,协助参战的友方战士阵亡时,主战一方也有义务支付抚恤金。 正是在这些复杂性中,土豪的资源派上了用场,首先,土豪更有能力动员盟友共同作战,因为联盟群体间在战争中相互支持并不是一种很强的集体义务,相反,基于家族、婚姻纽带和礼物交换关系所带来的个人义务则要强得多,所以当战争爆发时,盟友群体中首先来应召前来助战的,总是那些对主战方土豪负有个人义务的表兄弟、姻亲和朋友;有时土豪甚至直接花重金雇佣刺客诱杀重点敌人。 其次,由于他们有财力代表群体支付战争赔偿金和抚恤金,因而往往主导着结盟与媾和谈判,财力还可让他们以调解人身份介入其他群体的纠纷,比如当争议双方无法就偿命金数额达成一致时,主动掏钱补足差额以平息冲突,这无疑将带给他们超越群体的更高声望与权势。 或许是为了表达友好,偿命金的支付也以赠礼形式进行,于是便成了一种启动莫卡竞争的机会,实际上多数莫卡是由此发起的,所以研究者认为,莫卡之所以在当代变得那么流行和夸张,正是因为战争被禁止后,土豪们失去了竞争权势主要手段,但纠纷冲突仍会发生,于是竞相以大笔掏钱安抚的方式来平息纠纷,让莫卡成了新的竞争舞台。[5] 类似的赠礼竞赛也以夸富宴(potlatch)的形式广泛流行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中,土豪们竞相在宴席上向宾客大肆分发贵重礼物,差别在于,莫卡是一对一的决斗,而夸富宴则更像是由评委打分的体操比赛,并非巧合的是,同样是在欧洲殖民者压制了战争之后,夸富宴才变得盛行狂热起来,成为地位竞争的主要手段,最终发展到当众烧毁大堆值钱物品的地步。[6]

追逐声望

当土豪地位逐渐稳固,其角色便开始向头人(headman)和酋长(chief)转变,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动员战争资源和主导战争事务与结盟关系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选择战争的对象与时机,以及与谁为敌,与谁结盟,比如哈根土豪能在一位友邻被杀时按自己意愿认定是否值得为此发起一次报复行动;[7] 2)这一点构成了一种威慑,使得别人不敢挑战其地位,或侵犯其利益,也构成了一种强制力,迫使群体成员跟从他的选择并接受其后果; 3)对战争的支配权让他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资源优势,包括获取战利品和更多妻子; 这些转变的结果是,虽然他们仍时常大宴宾客,慷慨散财,但其动机不再是互惠,而是提高自己的声望(prestige),同时也是对群体内追随出力者支付报酬,只有在与群体外与他地位相当者的交往中,才仍然保持着传统互惠关系。 追逐声望是一种博弈策略,它基于权势争夺中的一种集体信念自我实现机制:如果你能设法让更多人相信你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大权势,那么你就会因此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结果真的拥有了更大权势,这继而让更多人相信你确实拥有更大权势,继而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如此循环,最终你将以压倒性权势胜出,即便你和竞争对手之间起初并没有显著的实力差距。 这一机制能生效,是因为,当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时,会倾向于挑选他们相信会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当然,他们这么做的前提是:不存在多方权力制衡与共存机制,因而合理的预期是必定有一方会最终胜出,成为霸主,而且届时他很可能秋后算账,打击那些曾拒绝支持他的人;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个容易满足的前提。 博取声望的手段很多,下面是政治功能较为显著的几种: 宴飨  将设宴聚餐变成一项经常性活动,可实现多项政治功能:展示财力;展示慷慨,这意味着为他提供支持与服务有望获得丰厚回报;将自家厅堂变成公共事务的集中处理场所,从而更好的加以掌控;通过差别化待遇来操纵群体内等级结构;迫使人们对是否接受主人通过席位安排所认定的等级秩序作出表态:假如你出席宴会并乐享酒肉,就表示至少默认了这一秩序,反之,若拒绝出席,或拒绝在主人安排的位置就坐,你的反对立场也就公开化了。 宴席也被用来招待来自其他群体的贵客,将主人厅堂变成超越本群体的地区社交中心,从而让主人能够主导外交事务,也将在更大范围内给他带来声望。 因为有着这些功能,宴飨广泛流行于前国家等级社会,[8] 和门客制(patronage)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早期政权的主要政治平台;对照另一项传统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许多政治组织已开始发育(以便协调集体行动)但仍维持着平等主义的小型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被人类学家称为男人屋(men’s house)的场所,通常只有已通过成人礼考验的合格战士才被允许进入,公共活动主要在那里展开,包括祭祀,成人礼和集体议事,然而随着等级分化和实权首领的产生,男人屋消失了,神庙成为主要仪式场所,而政治活动的重心则移到了首领的厅堂和宴席上。[9] 头领间为角逐声望而进行的豪宴攀比常发展到极度铺张奢侈的地步,现代婚礼上的巨型蛋糕和香槟塔颇具奢华感,但在毛利(Maoli)酋长眼里简直不名一文,他们在盛宴上常搭起30多米高的木塔,层层堆放食物和礼品,1862年在一位汤加(Tonga)酋长的豪宴上杀掉了7000多只猪;[10] 豪宴传统也延续到了早期国家,迈锡尼国王定期举办大型宴会,数千人聚集在王宫与海滩之间的坡地上,按地位高低排定座次,享用巨量酒肉。[11] 工程  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可显示一位头领大规模动员人力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在互惠原则尚在的土豪时代,他可能选择惠及群体的道路、引水渠、拦水坝等基础设施,然而在等级地位确立,竞争焦点转向豪强寡头间权势较量之后,更受青睐的是那些高大醒目,引人仰视、赞叹和敬畏的东西,而且最好和某种神圣仪式联系在一起,诸如神庙,神像,高碑巨柱,或像中美洲的金字塔形大土台。 以工程博取声望的要点在于难度和工作量,复活节岛上的数百个摩艾石像(moai)中,最大的几个高10米,重80多吨(一个未完工石像更重达270吨),竖立之前须移动几英里,需要出动几百人搬运,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部族的全体成年男性(复活节岛民以宗族组织社会),对照类似案例,这明显是岛上几大部族首领之间声望竞争的产物。[12] 搬运和树立巨石的活动在古代十分流行,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西欧,可能这是容易想到的大挑战,那里已发现了5万多个此类样本,[13] 布列塔尼的一块巨石高达20米,重330吨;[14] 威塞克斯的著名巨石阵(Stonehenge)每块重数十吨,多数从几十公里外运来,其中第三期的82块大青石更是从210公里外的威尔士运来,有些巨石作为横梁架在其他竖石上,难度又提高了一等;除了巨型竖石和巨石阵,还有巨石冢,流行范围相似。[15] 这些倾巢而动的艰巨工程显然没什么实用价值,有些甚至连审美和仪式上的考虑都没有,就像比特币挖矿一样,是纯粹的工作量证明;阿萨姆的安嘎米·那加族(Angami Naga)头领有多种途径赢得声誉,包括猎头袭击和摆设豪宴,但最高声誉却来自搬石头,发起人需要动员合族男性从数十公里外拖来数十吨重的巨石,为此他要花费12头公牛,8只猪和上千斤大米酿的米酒来设宴招待他们。[16] 战利品  将战争中获取的重要战利品展示在显眼场所,是提高声望的另一常见做法,在后来的国家间战争中,受欢迎的武功纪念品是敌人军旗、王冠、权杖等仪式性器物,例如爱德华一世征服苏格兰后将象征苏格兰王权的斯昆石(Stone of Scone)带回威斯敏斯特用作其御座座垫,然而在早期,更受青睐的纪念品是敌人的身体部位。 在猎头风俗盛行的地区,人们常将猎得的人头挂在村口显眼处,或仪式性场所,比如男人屋或公共长屋(longhouse),[17] 毛利战士则喜欢将最近赢得的敌人首级挂在独木舟两侧;[18] 当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战争规模扩大,人头多的挂不下,还可堆成骷髅山,砌成骷髅墙,或串成中美洲那种骷髅架(Tzompantli);[19] 对于游动性群体,携带一堆骷髅就太累赘了,但可以像斯基泰人(Scythians)那样做成饮器;[20] 最便携的形式则是文身,伊戈洛特男人只有在成功猎获人头后才有资格在胸前纹上特定图样,[21] 和俄罗斯黑手党那一大套文身图样中的骷髅纹类似。[22] 在这方面最具创造力的是美洲人,割下敌人头皮或耳朵,鞣制后串在仪仗上,或用来装点战服和马鞍,[23] 用敌人牙齿、指节骨、或带指甲的末段指节、甚至熏干的整根手指做成项链,将连带整套牙齿的颚骨做成挂饰,将两块天灵盖缝合后做成响铃,还有将整个头部剔除骨头后用类似木乃伊的技术做成肉干。[24] 战利品收藏与展示的动机首先是夸耀武功,让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次成功战斗记录,在缺乏公共传媒和历史学家的时代,这可能是唯一可信且能见度够高的广告手段,其次也有震慑潜在敌人的意思,旨在建立一种好战、凶狠、残忍、令人畏惧的声望,让别人轻易不敢招惹,也警告合作伙伴小心背叛的后果。 远交  头领要显示其地位与权势,便须广交远朋,不能整天只和本群体成员混在一起,拥有一群远朋可同时传达多个信息:我有一张覆盖广泛的关系网,必要时可从中寻求支持;假如这些远朋中不少也是土豪或头领,那么我与之称兄道弟的事实印证了我本人的高地位;这些远交将带给我灵通信息和贸易机会,因而增强我的权势。 基于这样的动机,早期等级社会的头领表现出几种倾向:1)慷慨好客,其大宅中常留出许多房间留宿客人,有些可能长期化而转变为门客;2)热情垂顾或赞助流浪艺人,吟游诗人,游动工匠,长途商贩等游动性职业者,这些人不仅带来消遣、服务和商品,还有更宝贵的知识和情报;3)对异域风情和舶来品兴趣盎然。 在婚姻上,头领更倾向于外婚(exogamy),因为按他们试图证明的自身地位,群内已经没有般配亲家了,只能在群外寻找地位相当者,而且地位越高结亲对象越远;雅诺马米人以父系宗族组织社会,从夫居,但并不严格外婚,堂兄妹结婚并不少见(尽管交表婚才是他们的理想模式),原因之一是女孩不愿外嫁,因为雅诺马米丈夫特别暴虐,只有当姻亲在场时才有所收敛,可是,雅诺马米头领却总是倾向于将女儿嫁给外村头领。[25] 通过安排政治婚姻而建立广泛的上层姻亲网络,其效果和广交远朋相似,但关系更牢固,相互协助义务更强,假如婚姻联盟长期持续,甚至可以强过宗族,因为血缘不可避免的随代际更替而逐渐疏远,而姻亲却可通过两个家族之间的持续交表婚而不断刷新。 上层关系网络的发展是阶层分化的关键一步,不同地位的人开始形成各自的通婚和交往圈子,并在各自圈子内发展出消费习惯,娱乐趣味,交往礼仪,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不同的亚文化,使得阶层之间的区分变得日益鲜明,等级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 珍异  奇珍异宝首先当然可展示主人的财力,但其声望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至少还可证明:他有着广泛而通达的远途贸易关系,因为奇珍往往是来自远方的舶来品,这种贸易关系对建立权势十分重要,因为不像现代成熟市场,早期商人出于安全和信任的考虑,只和少数长期顾客做交易,而且那时值得长途贩运的也都是贵重商品,买得起的人本来就有限,因而能够建立远途贸易关系本身就是权势的证明。 在许多案例中,从远途贸易中获取某些战略物资,构成了首领的重要权力基础,丹麦青铜时代的日耳曼土豪武士便因控制铜料贸易而上升为酋长,铜料来自不列颠、爱尔兰和中欧,用于制造青铜武器,替代燧石,而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琥珀,则是一种在远离波罗的海琥珀产区的地中海世界广受青睐的声望品(prestige goods);[26] 类似的,玛雅贵族以控制黑曜石贸易增强其权势,他们进口的黑曜石多来自四五百公里之外,有些高产采石场更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墨西哥中部高地。[27] 珍异物品的另一项功能是用于见识竞赛,而见多识广则是上层关系网的一种佐证,设想一位土豪在宴席上夸口自己什么稀罕物没见过,什么珍馐没尝过,此时与之争风头的另一位土豪最有力的反击手段,莫过于掏出一件对方从未见过,说不出名字和来历,也不懂如何把玩欣赏,同时又足够有趣的东西了。 见识竞赛自然不限于有形物,异域风情,新奇娱乐,新式游戏,都可成为争锋焦点,在文化更复杂的社会,还要加上艺术和高雅知识;围绕声望品展开的竞争推动了早期的远途贸易、奢侈品消费和艺术繁荣,并且在所有等级社会始终延续着,花样虽不断翻新,基本动机却从未改变,当今世人对此当不会陌生。 傍大款  当周边存在一个无可置疑的优势文化时,与该文化的特殊关系是取得声望的另一条途径,因为从优势文化中获得帮助(无论是武力、财力还是技术)将大幅提升一位头领在权势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这是上层关系网的非对称版本,有时其影响是压倒性的。 缅甸北部克钦族(Kachin)在高地以游耕为业,邻近低地居住着以水稻为生的掸族(Shan),后者是远更发达的定居社会,已形成一批小土邦,其君主称为召帕(Saopha);[28] 克钦村庄的头人称为督瓦(duwa),拥有向其所辖山民索取贡奉的权力,比如每杀一头猪须贡上一条后腿,所以他们也被称为食腿督瓦。 但克钦督瓦们的地位很不稳固,常丧失权力而令社会退回平等无政府状态;不难想象,这些督瓦势必面临激烈的权势与声望竞争,而他们加强声望的一种办法就是与掸族召帕结亲,至少娶掸邦贵族女性为妻,事实表明,这个办法卓有成效,近代好几位强势督瓦都凭借与掸族贵族缔结婚姻联盟而确立地位。[29] 当年大英帝国如日中天之际,众多小型等级社会的头领们皆以沾上点英国气为荣,1810年夏威夷大酋长卡美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 I)统一夏威夷建立王国之后,将一面大英红船旗(Red Ensign)用作国旗,至今米字旗(Union Jack)仍留在夏威夷州旗的左上角,就像澳洲和新西兰国旗一样,尽管夏威夷和英国从未有过任何从属关系。[30] 汤加大酋长乔治·图普一世(George Topou I)在1831年汤加统一战争正在进行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仿效他所知道的英王乔治三世,自名为乔治,当时汤加与英国也没有从属关系(直到1900年汤加才成为英国保护国,但始终维持自治)。[31] 最激烈的声望竞争往往出现在土豪们竞相谋求垄断性权力而成为头人,相邻村庄的头人们试图控制对方而上升为酋长,进而酋长们角逐霸权而创建酋邦(chiefdom)的过程中,而一旦尘埃落定,强者胜出,权力巩固,竞赛热情便开始冷却,因为对于已建立起多级权力结构,其地位已难以撼动的首领,这种表演已没那么必要,它失去了多数目标观众,因为在普通大众的视野中,已不存在可供比较权势高低的对象,他们也不再有挑边站队的选择,声望竞赛仍将继续,但不再像以往那样以面向公众的狂欢形式进行,而更多发生在权贵圈子内和首领的私家厅堂上。 夏威夷酋长建立声望的方式之一,是建造一种名为海伊阿奥(heiau)的圣殿,其主体是一个由石块砌成的大型平台,非常耗费劳力,其中较大的需要数万个工日,通过分析这些工程的劳动时间分布,考古学家发现毛伊岛上的海伊阿奥建造活动在15世纪曾经历一次爆发性增长,每年投入的工日上升了两个数量级,而此时正是岛上各酋长为争夺全岛统治权而频繁征战的时期,而一旦胜负决出,酋邦建立,工程热潮便开始消退。[32]

继承性的诞生

地位分化和权势人物的崛起并未直接导致阶层的产生,阶层结构的持久存在需要权势与地位的可继承性,假如每代权贵大多来自普通家庭,文化就不会随地位高低而分异,土豪就永远是土豪而不会成为贵族。 然而继承并不容易实现,先看财富,虽然私人财产权通常从诞生之时起就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可继承性,但在互惠规范遗风尚存的时代,首领的财力很大部分是由他人因亲属或盟友关系而对他所承担的义务构成,这些是无法传承的,例如特罗布里恩德头人的财富,一部分由其众多妻子所生产,另一部分是由妻方家族按习俗在每季收成后赠送的甘薯,在此习俗下,一个人只要妻子数多于姐妹数,就会占便宜,但这一优势显然无法传给下一代。[33] 类似的,哈根土豪在参与莫卡竞赛时,大部分赠礼并非出自他家的预先囤货,而是从宗族成员中临时募集而来,后者依习俗负有鼎力襄助的义务,所以头人所在宗族人丁越旺就越有权势,当然,其子女可以继承这一优势,但分享该优势的是全体族人,而头人的子女未必仍是头人。[34] 而且早期权贵将大量财力花费在赠礼竞赛和声望角逐上,留不下太多财富给后代,加上他们往往因多妻而生育众多子女,分到每人头上的更少得多,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倾向于将权势直接迅速兑现成当期的遗传收益,而不太考虑如何将权势地位传给后代,假如成功传承的可能性高度不确定,那么选择这样的短期策略便是合理的。 再看地位,早期首领的领袖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个人禀赋,包括强壮体格,知识与经验,人格魅力,可信赖,慷慨大方,口才等等;[35] 尽管这些禀赋相当程度上是可遗传的,[36] 但疾病、感染、事故和早期经历等环境或偶然因素也有很大影响,而且若只考虑父亲一方,遗传影响就要大打折扣,所以,虽然首领的儿子们在竞逐首领地位上有不少优势(包括家族势力,亲属数量,父亲提携,继承自父亲的禀赋),但远非确定可靠。 这些妨碍权势继承的因素是相互强化的:财富越是难以传承,土豪就越热衷于赠礼竞赛和夸富宴,地位越难以传承,首领就越倾向于追求当期遗传收益的短期策略,越少为将权势长期保持在其家系内而努力,于是继承就越发难以实现。 然而继承权毕竟还是出现并稳固了下来,突破上述障碍的关键,是上层关系网的发育,当友邻权贵之间通过持续通婚而构建起一个姻亲同盟,便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博弈格局:其中各方都希望友方地位能在其家系中稳定传承,否则他们通过多代政治婚姻所积累的盟友资源可能毁于一旦。 如此一来,当一位首领去世时,他所选定的儿子继承权位的胜算便大幅提升,因为希望他继位的父亲会一早就帮他安排政治婚姻,以便在日后继位争夺中获得盟友首领的支持,以及必要时的强力干预,这些首领往往是继位者的岳父、妻兄、外公、舅舅、姑父、姐夫或表兄弟,他们不仅因亲属关系而对其负有义务,而且自身也可从其继位中获益,这也是为何习俗总是倾向于承认出身权贵家庭的正妻所生嫡子为优先继承人,因为正妻往往来自门当户对的权贵,她们的儿子有望从母方亲属得到更多支援。 相似但有所不同的情形也发生在群体内,首领为巩固其家系地位,常与群内权势较高的家庭结亲,或娶其女儿为庶妻,或为自己地位稍低的子女(例如次子或次女)安排与这些家庭之间的婚姻,或将禀赋优秀但出身较低的青年招为女婿或养子,这些人虽然未必支持他所选定的继承人,但至少都会倾向于将首领地位保留在他家庭中,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都拥有既得利益。 早期首领(特别是那些靠武力崛起者)常拥有一批亲信随从(retinue),以此增强和施展其权势,基于同样原理,这些随从也会倾向于权位在首领家系中延续,否则就要另找主人投奔,结果是好是坏全然未知。 总之,当一位首领将自身地位安置于一个网络化的权力结构之中,其中多数权贵的地位都依赖于该结构之存续,那么继承权就变得牢靠安全了,因为在多方博弈中要重新达成类似的均衡极为困难,所以该体系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打破它,尽管他们仍有利益纷争,仍会勾心斗角,但轻易不会撕破脸皮掀翻桌子。 这就像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条约体系,一旦瓦解,各方须重新谈判妥协,重新寻找盟友,重新确立效忠关系,这些都并非易事,且结果难料;很多时候,甚至你的敌人也希望他将面临的是一群老对手,好让他继续在熟悉的框架下玩弄他早已捻熟的旧把戏;当然不时仍会出现一些篡位者,可是“篡位”一词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一种权位继承规范已悄然成型。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Bronisllaw Malinowski (1922)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pp.55-60,作者将这些头人称为酋长,但从对其权力的具体描述看,他们更接近于Big Man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酋长。 [2]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6. [3] 渣男不仅丧失了受尊重的资格,还时常在凶手不明的投毒案中被当作替罪羊杀死,见Brian Hayden (2014) The Power of Feasts, ch.7. [4] 部落(tribe)一词有宽窄两种用法,宽义指一个高度同质的语言/文化群,无论是否有任何政治结构将其连结在一起,而窄义需要存在这种(至少二级)政治结构,在本书中,我通常使用窄义,例如“前部落的”(pre-tribal)即指缺乏二级政治结构的状态,但本节是个例外,此类例外只会在引述材料时才会出现。 [5] Andrew Strathern (1971) The Rope of Moka, ch.4-10. [6] Wikipeida: potlatch;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pp.55-56. [7] Andrew Strathern (1971) ch.4. [8] Brian Hayden (2014) ch.7. [9]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7,8,12. [10] Martin Jones (2008) Feast, ch.8. [11] Brian Hayden (2014) pp.245-251. [12] Jared Diamond (2005) Collapse, ch.2; Wikipedia: Moai. [13] Wikipedia: Menhir. [14] Wikipedia: Locmariaquer megaliths. [15] Jane McIntosh (2006) 《探寻史前欧洲文明》,第7章;Wikipedia: Stonehenge. [16]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6. [17] Albert Jenks (1905) ch.3;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7. [18] Richard J. Chacon & David H. Dye (2007.ed) The Taking and Displaying of Human Body Parts as Trophies by Amerindians, p.17. [19] Wikipedia: Tzompantli. [20] Wikipedia: Skull cup. [21] Albert Jenks (1905) ch.6. [22] Wikipedia: Russian criminal tattoos. [23] George B. Grinnell (1915) [24] Richard J. Chacon & David H. Dye (2007ed). [25] Napoleon Chagnon (2013) ch.2,8. [26] Timothy K. Earle (1997)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pp.18-33. [27] Bruce G. Trigger (2003) 第246-257页;Raymond Sidrys, "Mass Distance Measures for the Maya Obsidian Trade", in Timothy K. Earle & Jon Ericson (1977.ed) Exchange Systems in Prehistory. [28] Wikipedia: Shan States. [29] Edmund R. Leach (1954)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5,7章;克钦族和掸族在中国境内的同族者分别被称为景颇族和傣族。 [30] Wikipedia: Flag of Hawaii. [31] Wikipedia: George Tupou I. [32] Timothy K. Earle (1997) pp.169-184. [33] Bronisllaw Malinowski (1922) 第2章。 [34] Andrew Strathern (1971) ch.9-10. [35] Christopher von Rueden et al., "Leadership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in Human Nature, Dec 2014, Volume 25, Issue 4, pp.538-566. [36] Robert Plomin (2018) Blueprint.
英国贵族的美国妻子

【2021-09-05】

一战前的四十年多间,有一百位美国富豪的女儿嫁给了英国贵族(就像唐顿庄园的女主人那样),占同期英国贵族婚姻的10%,带去了大笔嫁妆,

这几十年也是作为贵族主要资产的土地相对于其他资产价值大幅跌落的时期,

附图显示了1700-1900年间英国贵族结婚对象的家庭背景,红线:土地贵族,蓝:外国人,灰:本国商人,绿线是同期小麦实际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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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Mark Taylor – The 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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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5】 一战前的四十年多间,有一百位美国富豪的女儿嫁给了英国贵族(就像唐顿庄园的女主人那样),占同期英国贵族婚姻的10%,带去了大笔嫁妆, 这几十年也是作为贵族主要资产的土地相对于其他资产价值大幅跌落的时期, 附图显示了1700-1900年间英国贵族结婚对象的家庭背景,红线:土地贵族,蓝:外国人,灰:本国商人,绿线是同期小麦实际价格指数, taylor5septfig1 见:Mark Taylor - The Downton Abbey effect: British aristocratic matches with American business heiresse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魏晋风度与九品中正制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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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  
知识界为何那么左

【2021-02-16】

很多人都曾困惑于这个问题:为何知识/学术/技术界那么左?或者更一般而言,为何(统计上)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左?

Thomas Sowell 有过很好的分析(见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哈耶克也曾有所论及,他们都说的不错,不过,他们的分析好像只覆盖了以公姿为代表的一小撮知识精英,并不能解释这个庞大(且仍在膨胀)群体中那些藉藉无名的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倾向,

我越来越觉得,这事情跟地位/声望竞赛脱不了干系,我并不是第一个从这个方向考虑此问题的人,Rob Henderson 前年在 Quillette 上发过一篇文章,提出了 Luxury Beliefs 假说,但这(如果成立)似乎只适用于当代的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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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6】 很多人都曾困惑于这个问题:为何知识/学术/技术界那么左?或者更一般而言,为何(统计上)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左? [[Thomas Sowell]] 有过很好的分析(见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哈耶克也曾有所论及,他们都说的不错,不过,他们的分析好像只覆盖了以公姿为代表的一小撮知识精英,并不能解释这个庞大(且仍在膨胀)群体中那些藉藉无名的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倾向, 我越来越觉得,这事情跟地位/声望竞赛脱不了干系,我并不是第一个从这个方向考虑此问题的人,Rob Henderson 前年在 Quillette 上发过一篇文章,提出了 Luxury Beliefs 假说,但这(如果成立)似乎只适用于当代的 ,而不是一般的左倾, 依我看,与此有关的竞争要点是:对暴露自身平庸和无知的恐惧, 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可能将自己在知识/智力上的优势当作地位/声望竞赛的资本,因而比其他人更着意维护和宣示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这就意味着,他将竭力避免在任何事情上表现出无知或平庸, 设想一群年轻父母,都整天面对着自家小孩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追问,其中许多问题他们其实都是没有答案的,那么,其中哪些更可能轻松承认自己不知道呢?我猜,受教育越多的,越可能为自己不得不说不知道而尴尬, 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同侪间的日常对话,每当一个*为什么*冒出来时,谁将是那些坦然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人呢? 在传统社会,当你向孩子或同侪解释为何我们最好遵循某项习俗或传统时,可能会搬出诸如*老祖宗就是这么教我们的*,*祭司/牧师们就是这么训导的*,*经上就是这么说的*……的理由,所有这些说辞,其实都是在委婉的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相信照这么做总没错, 可是在当代社会,你要是搬出这些理由,差不多就相当于直接承认自己的无知, 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搬出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人人能理解的,且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的理由,那你就会显得太平庸了, 这两条合起来,就注定会让你站在习俗和传统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只要你采用了这种声望竞争策略,那就大致上注定了,你不会成为保守派,因为维系一种文化、支撑一个社会的诸多传统,其中多数是人类难以理解的,或尚未得到理解的,而少数其功能已得到解释和理解的,又恰恰是非常浅显易懂因而早已得到承认的那些,而复述这些浅显理由只能让你表现的像一个唠叨不休的老古董, 可是既然如此,为何古代社会的知识精英(统计上)要保守的多呢? 这是因为: 1)在古代,能够清楚讲述传统这一点,本身便足以给你带来声望,因为绝大多数人没受过丁点教育,连一句文绉绉的话都讲不出,更别提大段大段的引经据典,背诵经文了,能给你讲曾祖辈以前的那些老故事,就已经了不得了, 2)在古代,哪怕道理浅显易懂,好处明显可见的传统或社会规范,下层穷人也未必有能力遵循,所谓人穷志短,整天操心填不饱肚子的穷人,总是更难秉持各种传统美德, 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几乎消除了文盲,这两条都不成立了, @Neo_primate:这个有个临界点的,科学思维训练到一定程度,“我不知道”就反而变得容易说出口了。 @whigzhou: 这种临界点是领域特异的,我见过不少人在自己的专业里很乐意说*我不知道*,一跨进他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社会/政治议题,反倒变得自信满满了 @whigzhou: 从这个角度看,Wokeism其实偏离了左派的常规,通过拒绝任何严肃思考,简单奉行教条,击杀一切异端,Wokeists 已经放弃了智力上的优越感,变成了一个教派  
内卷

【2021-01-17】

内卷(involution)原本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传统农业经济中,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不断增加,导致边际产出率递减,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报酬也相应递减,各种人力节省型技术陆续被弃用,要素构成中人力对资产的比例递增,最终表现为文明元素的退化,

很明显,当前的流行用法已漂离了十万八千里,而且最流行的地方,恰恰是它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那些劳动人口正在迅速萎缩的地区,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这个被翻新的旧词,确实有效的指称了一种可辨认的现象,它说的其实是:地位竞争的投资回(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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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7】 内卷(involution)原本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传统农业经济中,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不断增加,导致边际产出率递减,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报酬也相应递减,各种人力节省型技术陆续被弃用,要素构成中人力对资产的比例递增,最终表现为文明元素的退化, 很明显,当前的流行用法已漂离了十万八千里,而且最流行的地方,恰恰是它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那些劳动人口正在迅速萎缩的地区,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这个被翻新的旧词,确实有效的指称了一种可辨认的现象,它说的其实是:地位竞争的投资回报率递减, 地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在任何阶层结构已经稳定下来的社会中,地位竞争都是零和博弈,即,任何一批人成功爬上去,都对应着另一批人掉下来,这很容易理解,你不可能让5%的人口挤进Top 1%,同样不可能让30%的人口挤进Top 10%, 既然是零和博弈,就不存在合作收益,而合作收益是避免回报率递减的必要(但未必充分)前提,所以地位竞争的投资回报是注定会递减的,而且社会整体越富裕,递减的越快, 只有在阶层结构大幅变动的非常规时期,才可能出现例外,比如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中产阶层规模膨胀,为下层创造了大量宽松的上升机会, 历史上另一种更常见的例外,是王朝更迭之后,整个上层被大比例清除,为幸存下来的中层腾出了上升空间,这也是为何我们在新王朝更容易看到朝气与活力的缘故所在, 当然,同样是结构趋于稳定的社会,即便阶层金字塔的结构完全一样,地位竞争的外观表现也可以十分不同,有些社会上升通道足够多样化,而且上升机会和各种事业成就高度关联,因而在行为表现上,地位竞争只是这些事业成就的附带产品,而不是那么赤裸裸的、焦虑万分的地位竞争, 而在另一些社会,虽然各阶层容量和前者一样,但上升通道单一,而且其通过并非直接取决于某种事业成就(否则就不会那么单一了),而是靠堆钱砸钱,靠考试,靠排队,靠加塞,靠直升机……,这当然是一幅十分独特的景象,值得为它专门造一个新词 其中还涉及一些其他因素,不过说起来话太长,我在新书里花了大量篇幅专门讲,这里就不重复了  
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2020-10-24】

高等教育和雇佣需求脱钩的结果是,创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且应得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凭其能力与资源所能挣得的地位,这无疑是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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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高等教育和雇佣需求脱钩的结果是,创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且应得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凭其能力与资源所能挣得的地位,这无疑是革命锅炉的好柴禾。 ​​​​  
地位敏感

【2020-09-23】

@黄章晋ster 六岁的儿子不想让同学看到我骑电动车

九月一日,我们家老大成了小学生。

我不会开车,不能让孩子妈天天早起开车送他,我特意买了一辆电动车。

儿子看了新车很开心,特意让我载着他在外面转了半个小时。…展开全文c

@whigzhou: 儿童对地位线索的敏感让我想起女性对配偶出轨线索的敏感,两者都提示了相应社会关系结构的古老性。

@暗夜残照c: 小小年纪就被熏得如此支味

@whigzhou: 地位敏感是普遍的,跨文化的,文化差异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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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黄章晋ster 六岁的儿子不想让同学看到我骑电动车 九月一日,我们家老大成了小学生。 我不会开车,不能让孩子妈天天早起开车送他,我特意买了一辆电动车。 儿子看了新车很开心,特意让我载着他在外面转了半个小时。...展开全文c @whigzhou: 儿童对地位线索的敏感让我想起女性对配偶出轨线索的敏感,两者都提示了相应社会关系结构的古老性。 @暗夜残照c: 小小年纪就被熏得如此支味 @whigzhou: 地位敏感是普遍的,跨文化的,文化差异在于具体的识别线索,比如维多利亚男孩可能会关注谈吐,自律,勇气,荣誉感等线索,而不是脸上的金粉 @whigzhou: 另一方面,在有些民族,最引人注目的地位线索可能是残留在嘴角的猪油 @慕容飞宇gg:奇怪了,我大儿子五岁了,什么汽车牌子都不知道。估计小朋友们一起玩从来不讨论这个。估计不同文化下小朋友们玩耍讨论的内容也不一样。 @whigzhou: 不奇怪啊,跟他不会在嘴角留猪油同理,小伙伴们不谈论是因为他们父母兄长也都不谈论 @whigzhou: 随着军备竞赛的持续,地位信号日益精妙细微,比如,避免谈论某些主题,甚至假装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也可能成为一种地位信号  
明星的地位传承难题

@whigzhou: 最近的美国藤校申请舞弊案里据说不少好莱坞明星,这和我的预期有所出入,我原以为体育明星会更多,因为我一直觉得,和其他上层精英相比,体育明星在社会地位传承问题上处境比较尴尬,这是因为体育界的禀赋-报酬对应关系十分特殊,(据我粗略观察)报酬随禀赋提高而上升的曲线形状呈反L形,即大部分区段很低平,右侧末尾段突然上翘,意味着只有像乔丹这样的极小一撮成为富人,其他都是普通中产者,这一特点,使得体育明星很难指望下一代保持与自己相近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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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gzhou: 最近的美国藤校申请舞弊案里据说不少好莱坞明星,这和我的预期有所出入,我原以为体育明星会更多,因为我一直觉得,和其他上层精英相比,体育明星在社会地位传承问题上处境比较尴尬,这是因为体育界的禀赋-报酬对应关系十分特殊,(据我粗略观察)报酬随禀赋提高而上升的曲线形状呈反L形,即大部分区段很低平,右侧末尾段突然上翘,意味着只有像乔丹这样的极小一撮成为富人,其他都是普通中产者,这一特点,使得体育明星很难指望下一代保持与自己相近的社会地位。 @whigzhou: 不妨对照智力精英来说明这一点,假设某菲尔茨奖得主,智商160,按均值回归法则,他儿子智商130左右的几率较大,这一智商水平在工程/科技/医生/律师之类行业混个高薪职位大概不难,故仍可保持较高社会地位,体育就大不一样了,假设乔丹禀赋指数160,儿子130,而130只能在业余球队里玩玩,不能靠它挣大钱,这样,在地位保持这件事情上,遗传贡献就小的可以忽略,只有财富能帮上点忙,可是财富能帮上的忙远不如基因,而且是很容易败掉的,不知有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问题,估计会很有意思。 【2019-03-25】 @pkuwd:如果说禀赋-报酬的对应性,演艺明星无疑比体育明星更差。体育禀赋是可遗传的,乔丹的儿子再差,混个校队拿个奖学金还是可以的,何况在美国本身就特别推崇体育的环境内。演艺明星能否成名偶然性太大,光有张好看的脸远远不够。 @whigzhou: 但是演艺界前辈提携的效果十分显著,体育靠硬本身,没法提携
排外与迷外

【2018-01-29】

1)在阶层分化的大型社会中,各阶层的文化边界是不一致的,上层文化的覆盖范围更广,

2)这是因为上层的交往、活动、通信、通婚、利益分布……范围都更广,

3)这意味着上层有着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包括更好的掌握较高层次上的通用语,

4)这使得上层更少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和外族人的恐惧和排斥,

5)上述阶层差异会被人们(至少上层自己和有机会接触上层的下层人)普遍感知到,

6)因而这一差异可能成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识别符号,

7)这一符号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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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9】 1)在阶层分化的大型社会中,各阶层的文化边界是不一致的,上层文化的覆盖范围更广, 2)这是因为上层的交往、活动、通信、通婚、利益分布……范围都更广, 3)这意味着上层有着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包括更好的掌握较高层次上的通用语, 4)这使得上层更少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和外族人的恐惧和排斥, 5)上述阶层差异会被人们(至少上层自己和有机会接触上层的下层人)普遍感知到, 6)因而这一差异可能成为社会地位的一种识别符号, 7)这一符号的存在对一些人(特别是地位焦虑者,比如处于上下分层边界附近的那些人)构成了一种激励,促使他们表现出对异族和异种文化的兴趣、友善、理解与鉴赏能力,等等, 8)高贵野蛮人、东方迷恋、亚裔女友时尚,可能都是这一激励的产物, 9)所以文化多元主义和移民热烈欢迎主义不仅是一种virtue signalling,也是一种status signalling。  
地位探测器

【2016-04-25】

@whigzhou: 1)效仿成功者是人类行动的基本策略(之一),2)成功者探测器是一种心理功能,用来帮助实施这一策略,3)地位探测器是成功者探测器的一种近似替代品,4)地位装扮是效仿成功者策略的衍生策略,5)以上是声望品(prestige product)之市场价值的基础,6)以上是价值阶梯和文化优势起作用的基础,

@whigzhou: 石油财富至少影响了数亿人的地位探测器的探测结果,西方知识界的反西方倾向至少影响了数千万人受教育人口的地位探测结果和对声望品的认定,他们继而又影响了所在社会数十亿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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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5】 @whigzhou: 1)效仿成功者是人类行动的基本策略(之一),2)成功者探测器是一种心理功能,用来帮助实施这一策略,3)地位探测器是成功者探测器的一种近似替代品,4)地位装扮是效仿成功者策略的衍生策略,5)以上是声望品(prestige product)之市场价值的基础,6)以上是价值阶梯和文化优势起作用的基础, @whigzhou: 石油财富至少影响了数亿人的地位探测器的探测结果,西方知识界的反西方倾向至少影响了数千万人受教育人口的地位探测结果和对声望品的认定,他们继而又影响了所在社会数十亿人的价值取向,结果便是价值阶梯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