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业需要的是开放 辉格 2012年4月11日 近日，央视记者在专题新闻节目里公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所寄出100封平信中，居然有1/3最终没有到达收信人手里，尽管这不是一个经严格控制的正规实验，未必能体现真实的寄达率，但至少可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个体经验，足以表明邮政服务的质量有多么低劣，作为国营邮政存在理由的所谓普遍服务和普遍通达，是多么靠不住。 对于有过在计划经济下长期生活经验的老一辈，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值得惊讶，国企嘛，何况还是垄断国企，能指望什么服务质量呢？特别是像平信递送这种既缺乏当面验对，也没有事后查证机制的服务，有什么激励会让邮政、它的管理层和邮递员们去努力改善服务呢？又有多少顾虑能让他们谨慎对待信件呢？ 在几十年前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邮递员还是份相当体面的职业，他的服务对象就是其所生活社区的乡邻，他几乎认识其中每户人家，因而算得上社区的一个中心人物，这种身份性质以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关系，都会对服务质量构成一种约束，毕竟，过分恶劣的表现会影响自己在社区中的声誉。 而且当时的住户结构也不如现在那么封闭，没有防盗门，特别是小地方，家里有人时大门通常是敞开的，也没有统一安装在楼下的邮箱，若家中有人，邮递员经常会直接进门投递，要是主人恰好是熟人，还会坐下来寒暄上几句，这种亲密接触关系，如今多半已不复存在，与此相应的质量约束也就随之消逝了。 今天，邮递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许多年轻人甚至压根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邮递员也不再是一份值得羡慕的职业，在有了那么多更便捷的替代品之后，他们恐怕也难以感觉自己的工作有多重要，那些原本将邮递质量维持在尚可接受水平的种种激励和约束，都已消失，这样，邮递质量就只能依靠邮政企业自身的内部激励和质量控制体系了，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国企恰恰是指望不上的。 那怎么办呢？有些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在标题中加上了“监管空白”这样的解读，可实际上，监管哪里空白了？邮政系统在政企分开之后，其行政部分便是其企业部分的监管者，监管对象就在其眼皮底下，莫非他们需要再设立一个“平信寄达率考核监督小组”吗？这样的衙门难道还少吗？哪个真的起到改进服务质量的作用了？ 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开放邮递准入，既然国企做不好，何不让私人企业来做呢？在前网络时代，人们还能找出一些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让政府来经营邮递业，邮政电报系统一度是国家统治和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主权延伸的象征，现在这些价值都已不复存在，已经没有理由再保留国营邮政系统了。 普遍覆盖也不是国营的理由，它完全可以通过项目招标实现，私人企业的竞争可以让普遍服务的质量更容易得到比较和评价；普遍服务更不是国营垄断的理由，政府若决意要由国家邮政来提供普遍平价服务，可以用预算直接补贴邮政，而不必用垄断权来间接补贴，前者由全体纳税人负担，后者由失去享受更好邮递服务机会的消费者和失去市场进入机会的邮递企业负担，看不出任何理由认为后者更公平，而在效率上，由于准入管制扭曲了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垄断权补贴远比直接补贴更低效。

汽油地区差价中的奥妙 辉格 2010年10月27日 近日，价格管制当局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于是，燃油价格浮动机制的合理性这个陈年话题，又被拖出了水面；然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却早已在起点上就被带歪了；国内燃油市场，是基于行政法令所赋予的进口专营权，由国企所垄断的，而创设该垄断的理由，是保障“国计民生”，所以，该专营制度乃至具体的定价政策，都应被证明或多或少的达成了这一目标，否则，要么定价方法需要修改，要么整个专营制度应被废除。 依常识，若上述制度果真保障了“国计民生”，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油价，如果不是低于那些由政府巨额补贴燃油的国家，也至少应明显低于那些价格和流通都放开的国家，但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该目标显然已被遗忘，于是在有关价格机制的讨论中，计算的基础竟变成了“该为油企留出多少利润空间”，而不是相比无专营制度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得到多少价格优惠。 以利润为考量来讨论国企定价毫无意义，因为国企没有追求利润的激励，再高的销售价格（因而再高的垄断租金），都可以化为诸如数万元一次的过节费之类而进入成本项，国企永远能摆出足够多的数字来证明它的确在亏损或“勉强维持”；因此，在行政性垄断前提下，讨论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必须换个角度来问：如果它失去垄断地位，价格是会上升还是下降？ 答案可以从一些边际条件中找到；只须浏览一下各省汽油零售价对照表，不难看出，油价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这是典型的[[Price discrimination|价格歧视]]，是厂商用来榨取[[consumer's surplus|消费者剩余]]的手段；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中石化在全国都按北京价格卖油，销量就会降低，特别是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低收入省份，但要是都按长春的价格卖（此时北京消费者就获得了大量消费者剩余），毛利又降低了，所以，最好是能用高价在北京卖，用低价在长春卖。 普通商家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竞争者马上可以在北京降价抢走你的生意，甚至只需要从长春买你的油运到北京赚差价你就撑不住了，最终价格将被拉回到均衡水平；但背靠政府的垄断者却可以轻易做到，首先，专营权使它可以限制甚至断绝竞争者的燃油来源，其次，它可以说服政府来禁止地区间燃油流通；毫不奇怪，这两种手段都不止一次的被使用过。 地区差别定价只是垄断国企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之一，另一种同样常见的手段是时序差价，即，先定一个很高的价格，等支付意愿最高的那批消费者买完之后，把价格降低一点，卖给支付意愿稍低者，如此阶梯式进行，可以把消费者剩余充分榨干，这种策略多用于那些较少重复购买的大件耐用消费品，比如早先的电话，垄断电信公司就采用了逐级降价策略。 乍一看，逐级降价好像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规模经济效应是可以预见的，而在竞争条件下，如果未来成本降低可以预见，它就会被提前纳入价格策略，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在一个新兴领域抢先占据市场地位，许多商家都愿意在早期亏本销售，以尽快获取市场份额，并指望这些亏损能被未来的规模经济所弥补，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计较成本，就会被竞争者抢先；但垄断国企就不同了，它无须担心竞争者。 除了地区和时序差价，垄断者用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价格歧视手段还有许多，我能想到的那些可用来识别支付意愿和实施流通隔离的信号，几乎都被开发过了；比如许多垄断国企都有学生优惠价，须凭学生证才能享受，听上去很温馨，实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价格底线，如果放开竞争，市场均衡价很可能比学生价还低，90年代原垄断产业一个接一个开放时，已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 垄断油企精心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努力表明了，专营制度或许能实现“国计”，但显然无益于“民生”，政府果若体谅百姓高油价之苦，不如放开市场，容许竞争，甚或减免加诸燃油生产流通环节之上的各种税收，若非要保留专营制，便应规定一个显著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限价。

（按：我不赞成政府对粮食做任何事，这里说的，是假设人们都同意，政府粮食政策所宣称的目标是可取的，那么在市场化条件下，达成这些目标的合理方式是什么）

粮改的政策目标分析
辉格
2008年12月15日

近日，关于产粮大省吉林加速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制的报道，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粮食体制改革的关注。正如吉林有关政府人员所承认的，加速改制，是国有粮企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下，无奈的选择。实际上，2004年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基层国有粮企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盈利模式和生存基础，改制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延续。同样的变化已经或即将在其他省份发生，只是各省所面临的困境和政策推进速度与深度有所不同。通过深化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来化解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正确的做法，值得赞赏。

粮食体制改革，始于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经过1988年取消粮票，1993年取消购粮本，实现了零售环节的市场化，然后在1998年启动了以国企主导和高度管制（所谓“四不一保”）为特征的半市场化改革，最终在2004年启动了全面市场化改革。应该说，目前尚处于2004年改革的推进过程之中，由于这一轮改革涉及到大量地方国企的改制、功能转变和人员安置，遭遇困难和阻力是难免的。

与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同时推动的，也是作为该项改革的重要目标的，是政府的粮食安全政策。过去，政府通过国有化和统购统销来控制粮食，现在既然全面市场化的方向已定，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确定和实施粮食安全政策。所谓粮食安全，是指即使在灾难、贸易封锁和战争等极端条件下，仍可确保国内市场粮食供给基本充足。从历来的政策宣示中不难看出，政府已将这一大目标分解为这样几个子目标：任何时候，境内都有足够多（比如半年）粮食存量；在短期，种植者不会受过低粮食价格之伤害，消费者不会因过高粮食价格而造成生活困难；在长期，种植者有足够激励维持现有种植总面积，以便维持现有的粮食自给率。

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当前使用了三个政策工具：供方补贴，国家储备和土地用途管制，具体是，以补贴价限量收购种植者的粮食产出，建立以政策性国企为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由国土局管制耕地转为其他用途。这一政策组合中，政府主要扮演了业主、经营者和管制者的角色，相比计划体制下，政府直接扮演生产者和销售商的角色，有了很大进步；但这仍然不是一个真正面向市场化的政策组合。经验表明，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同时，若要保持市场按其自身的逻辑运行，发挥其供需调剂和资源配置功能，最佳的选择是，政府以市场平等参与者的身份从事买卖，而不是用干预和管制去制造扭曲和价格信号传导障碍。

分析上述经过分解的目标可以发现，关键的变量是价格和存量，政策目标实际上是让这个变量始终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内。在充分发育的市场里，要做到这一点，有比现在更简便清晰、更市场化的工具。要维持粮食价格区间，政府可以在公开市场（现货和期货市场）上进行买卖，大宗市场上的标准合约交易，在效果验证、信息透明度和实施费用上，都比直接补贴种植者好得多，大宗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即期和远期价格信号，可以为种植者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和指导；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放在鼓励和培育基于标准合约的大宗市场。

要维持粮食存量区间，政府可以建立储备体系，但不必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和库存粮。一方面，政府可以保有一个覆盖未来若干年并滚动更新的期货合约序列，来确保其未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境内粮食库存监测系统，并结合合约交易来确保境内库存量维持在目标区间内；政府可以按库存量向粮食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换取其接受库存监测和定期抽查，这样做比直接拥有和管理粮库，效率更高；这样的储备体系是自动滚动更新的，避免了国有储备粮的损耗。作为头号粮食生产国的美国，建立了庞大的联邦粮食储备体系，但联邦政府并不拥有任何粮库。实际上，只要境内有足够的粮食存量，谁拥有它并不重要，因为政府并未放弃在紧急情况下征用粮食用于救灾和战争的权力。

一帮打着技术民族主义幌子的官僚，楞把现成的技术压制了N年，弄出了TD这个死胎，还要供在那里，可怜一群运营商、系统商、设备商，被拉来陪哭不算，还要掏钱给它修坟。今天中国移动副总裁沙跃家总算说出了心里话：

中国是国际上最后发布3G牌照的国家之一，从这点来说，3G技术本身在国内的生命周期可以预见到不会很长。沙跃家非常看好未来的4G技术(TD-LTE)：“如果说，从2G到3G没有看到革命性的变化，但可以预期从3G到LTE的带宽是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是真正可以同固定接入相竞争的技术。”

近日，中国移动已表示，未来60%的投资将用于LTE的演进，并期望在明年年底之前进入试商用。

（按：斧头帮现在不光不让人批评，连马屁都不让拍了，靠，这个月还没挣到过饭钱） 电力改革初现曙光 辉格 2008年11月25日 近期，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了面向多边交易机制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几天后，内蒙古电力公司与包头铝业签订了首份电力多边交易协议，很快，又有乌海市三家用电企业签订了类似协议。根据改革方案，自治区将通过三个阶段的改革，逐步实现在电力市场的批发和零售领域都引入多边参与的竞争性议价和交易机制。方案还提到了第三阶段将实现电力市场金融化，我的理解是届时可能引入期货交易和相关的金融衍生品。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有望突破电力这个广受诟病的垄断堡垒。 经过前些年的改革，实现了电网公司和发电企业的分离和电力竞价上网，电力一级市场的供方已经实现充分竞争。结果是，电网公司作为一级市场的需方和二级市场的供方，处于完全垄断地位。这一地位使他一方面能够充分挤压发电企业的收益，同时却对用电企业和消费者保持强大的议价能力。人们发现，当邮政、电信、银行这些昔日垄断老虎一只只被市场所驯服时，电老虎却益发凶猛了。这显然不是市场化改革所期望的结果，要实现电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突破电网垄断是必须的。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电网垄断经营在经济上并不具有传说中的合理性。在诸多为电网垄断经营辩护的理由中，最常见的是，电网是一种由其规模经济所决定的自然垄断，意思是，为了实现电网的连通性和普遍覆盖，垄断经营是唯一成本合理的模式，竞争将造成重复建设和连通障碍。这是个神话，既缺乏理论依据，也与事实不符，同样的神话曾在关于邮政业、电信业和银行卡结算网络的讨论中流传，但它们都被事实所一一击破。 这些神话得以流传，首先是因为混淆了物理上的可分割性和产权上的可分割性，我们需要一张统一的电网，并不意味着必须由一家企业来单独拥有这张电网。今天，我们的三大电信公司运营着至少六张全国性电信网络，所有电话都能互通。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交错而互通的多张全国性电网，分属于多家电网公司。2002年的改革虽然分拆出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公司，却没有开放它们进入对方区域发展业务，因此它们在各自区域内仍然是绝对的垄断者。 实际上，电力系统对于网络化和互通性的要求远远低于电信服务和银行卡结算：一个企业可以自己发电自己用，一个城市也可以有孤立的发配电系统，离开大电网，虽然效率和灵活性上可能差一点，至少还能用，但一部电话如果只能打给自己，便毫无用处。用电企业是否应该自备电厂，城市和社区如何采购和输配电力，这些问题本应由市场来回答，而行政性垄断剥夺了市场寻找资源最优配置与合理价格的机会，因而也无法证明其经济合理性。垄断者总是竭力剥夺消费者剩余，集中输配即使有其规模效应，用电者也享受不到，对自备电厂的限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集中输配是成本最优的，又何必禁止自备电厂？ 集中输配的成本优势，源自电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在规模和地理分布上的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并非永恒，而会随发电技术的演变而变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迅速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微型核电站等新型发电技术层出不穷，未来电力格局将更趋于小型化、分散化和本地化，目前这种僵化的集中输配和垄断经营模式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和消费形态，市场化改革将难以绕过。 为电力垄断经营辩护的第二个理由是，它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所以要由政府来垄断经营。这一理由更为荒谬。单一垄断企业集中运营和管理的网络，比起多家公司独立运营而又交错互通的网络，哪个更安全，更抗击打？美国国防部为了保证其计算机网络中遭受打击时维持最大限度的可用性和互通性，设计了分散自治式的ARPAnet，它演变成了今天的互联网。历史证明，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具有最好的鲁棒性，是最安全的。 市场化最简单易行的一步是取消对自备电厂的限制，其次是允许发电企业向用电者直接销售电力和铺设线路，然后，逐步扩大企业、城市和社区选择电力来源的自主权，最终，电网公司应继续分拆并允许进入各自区域。内蒙的改革能够迅速推出，是因为电力需求突然下降给电力企业带来的困境，这又一次印证了困境往往是推动改革的良机，但愿这一轮经济周期能促成新一轮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如此，经济将在更开放和成熟的制度基础上迎来更健康而可持续的繁荣。

4万亿大派果最新动向：神农架机场要修机场：

湖北神农架林区机场将建于神农架林区西北木鱼镇16公里处的大草坪(海拔2585米)上，机场按4C标准设计，将是我国除西藏机场外海拔最高的支线机场。据参与设计的相关专家介绍，湖北神农架机场3年后建成，初始设计旅客年吞吐量为21万人次，货运年吞吐量为1500吨，飞机年起降2917架次。

算算：年收入=( (起降费)2917*1500 + (旅客服务费) 210000*50 ) / 80% = 1860万

假设毛利率50%（比最NB的深圳机场高6个点），年930万，不吃不喝，不计利息，108年收回老本。

实际上，国内机场大部分亏损，

2003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中国机场进行调查。结果是：在12个重点机场中，9个亏损，其中6个严重亏损；在38个支线机场中，37个亏损。同年，联合证券的研究也显示，中国机场80%以上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是持续亏损。

国企不应是漏斗
辉格
2008年11月18日

日前，有消息称国资委将动用财政部管理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向三大国有航空公司注入资金，以缓解其因燃料价格高涨和需求低迷所造成的困境，并帮助其应对未来更加困难的局面。传闻涉及的注资金额高达160到300亿元，同时，还有消息称同样因燃料价格问题而遭受巨额亏损的发电企业也在寻求政府注资。上述传闻已得到至少一家航空公司的确认，如果实现，将成为国有航空部分上市以来的首次政府注资，这是否预示着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行的国企改革政策有所转向，值得关注。

国企改革，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漫长历程之后，其焦点已经从最初的摆脱财政和人事包袱、消除产能过剩和要素隐性失业，逐渐转向了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产权和治理结构和培养竞争性市场格局等更高级的目标。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和“有进有退”政策也已开始实施，按照该政策，在已经形成足够竞争性的领域（比如制造和零售业），国企将逐步退出，在仍由国企垄断的领域（比如电信业），将通过分拆、重组和对外开放等措施尽可能创造竞争格局。上述改革方向，虽然还有争议，也时有波折和停顿，但大致上是在向前走。

成立国资委是上述改革进程的重要一环，国资委的职责是代表政府对国企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但这一安排并不彻底。当政府为国企出资或追加投资时，用的是财政预算内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但国企所得利润或分红却不列入相应的预算，实际上国企很少向国资委分红或上缴利润，这样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帐户能够反映出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效果，因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财务约束机制。结果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很可能成为一个单向通道，只流出不流入，像一个漏斗。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当国际市场原料价格低廉而国内市场需求旺盛时，石油、能源和航空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却很少上缴利润，加上国企所特有的扩张冲动和软预算约束（见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所得利润都被投入到常常不够谨慎的新建项目上；一旦景气下降，亏损和现金短缺来临时，他们却又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要追加投资。这样的先例一开，今后便更难控制国企的投资冲动，更难形成有效预算约束，和航空公司同样身处困境的国企不在少数，会不会排着队来要求注资呢？

政府注资未必不好，但必须与深化改革的措施相配套，这方面，国有银行改革是成功的典范，经过不良资产剥离、政府注资充实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造和整体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如今国有银行已不再是预算漏斗，治理结构、约束机制和经营效率都有了大幅提高。

对比其他行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国企股份化改造时，要么整体上市，要么主辅业分离或资产剥离之后各公司彻底脱离，而不能用集团公司控股上市公司这种结构，后者既不利改善公司治理，也不利强化财务约束，更无法保护小股东。集团公司通常是传统国企，与政府部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盈利时，难免受其侵占，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又会赖着它向政府要钱，这样财务漏斗就堵不住。正是认识到这种双层结构的弊端，国资委今年已明确了推动央企整体上市的改革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能运用到眼下迫切需要调整的航空和石油企业，那将是不错的选择。三大航空的集团公司还有大量非主业资产，如果将其出售后注入上市公司，既可缓解其财务困境，又能改善治理结构，而集团公司的出资人职能完全可以移交给国资委。

回顾以往，困境往往是推动改革的契机，三十年来，每次成功的改革都是从突破困境开始，最终都造就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和繁荣发展，但愿这一次航空业也是如此。

（按：本文的核心部分是第三节，阐述了小股东评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四条原则，其余是用来卖钱的垃圾） 整体上市有望改善国企治理结构 辉格 2008年8月7日 日前，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周放生副局长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条件已经成熟，国企改制应该推进整体改制、整体上市”，此后不久的三峡总公司2008年年中工作会议上，刘东生局长又作了《关于中央企业整体上市》的辅导报告，详细阐述了对于国企整体上市的实施意见。实际上，国企整体上市的进程几年前便已开始，不少国企已将绝大部分主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而这次国资委的表态将加速这一进程，值得引起相关投资者的关注。 改革之初，为了避开那些暗藏在人事安排、财务制度、部门利益和条块关系中的礁石，尽快符合证券市场对产权清晰度、资产质量、收益率和管理制度的要求，采用了将优质资产抽离出来单独上市的改革策略，这一策略加快了国企改革的速度，但也留下了治理结构上的隐患，带来了大量广受诟病的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所谓整体上市，是指这样一些措施：每家国企在主营业务上只保留一家上市公司，然后，控股国企逐步将主营业务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同时辅业资产，最终成为一家非经营性的控股公司。按某些观察者的理解，控股职能和股东身份最终也将移交给国资委。 这一变化，对于已经或将要成为国有上市公司小股东的投资者——现有的国企改革政策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小股东——意味着什么？或者可以这么问：对于缺乏影响能力的小股东们，什么样的控股股东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整体上市是接近还是远离了该目标？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对小股东而言）控股股东应该具备这样一些特征：他的确有足够的控制力，这样企业才不会被经理层绑架；他的股份不要高的比其他所有大股东加起来还多，这样他就无法被反对了，而无视反对的能力是很可怕的；在上市公司的股权应该是他的核心利益，最好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重大利益，假如比尔·盖茨控股一家只有数千万资产的公司，他就不是理想的控股股东，因为这点利益对他来说重要性太低了，再如克林顿也不是理想的控股股东，因为他可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声誉置于股东利益之上；他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方式是可预测的，而不是变幻莫测飘忽不定的，所以，他最好是自然人，如果是法人，那最好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和成熟文化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时常被掰来捏去，缺乏持久性和凝聚力，被人当作发展跳板的组织。 对于国企，第一点不是问题，第二点在短期内会不利，因为随着资产注入，国有股份额会提高，但全流通之后，国有股减持将是大势所趋，而且国资委最近认可了股权多元化的“吉林模式”，长期内应该会像利好方向发展；第三点是主要的利好，以前的集团模式让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出于同业或上下游关系，构成了前者侵占后者利益的很大诱惑，而控股公司剥离主业资产并只保留一家主业上市公司，将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集团向控股公司的转变也将简化组织，优化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第四点则较为复杂，短期内，从生产经营者向投资和控股公司转变对于企业文化的改造是巨大的挑战，其间企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将经历一个动荡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在长期，一个单纯的投资和控股者比起一个承担诸多社会、政治责任和部门利益的庞杂国企集团来，其行为的可预测性要好得多，他将更倾向于从投资和财务的角度考虑问题，因而也将更符合股东利益。 综上分析，总体上，国企集团的整体上市将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配合已经实现的全流通和正在进行的国有股减持，将改善资本市场的总体质量，对投资者是个好消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实际税负在增加 辉格 2008年7月21日 今年以来，在原材料和劳动成本上升、信贷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全球性不景气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条件普遍恶化了。为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政府经济政策可以做出何种调整，来帮助企业纾缓困境，而其中便不乏呼吁政府减税的声音。 确实，过去十几年来，虽然法定税率没有提高，但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税收负担却一直在以较快的速度加重，这表现为政府税收收入的迅猛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中央税收占GDP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15%提高到2007年的20%。这一结果，归因于三个方面：税制改革与征管强化、国企改革与重组和企业规模化。实际上，前两项都是政府经济政策成功实施的结果，而第三项如果不是政策当局推动的结果，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消了税收包干制，改行分成制，同时推行增值税，并开始推动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强化征管措施。就其目标而言，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程度甚至超出了政策制定者当初的预期。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94年税收实际征收率只有50%，2003年提高到70%。此后实征率显然还在继续提高，其中增值税实征率已提高到82%，而个人所得税虽经两次提高起征点，税入仍从2003年的1418亿上升到了2007年的3186亿。 税收实征率的大幅提高，一方面是税制改革和征管强化的直接后果，而另一方面，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我认为，也是因为国企改革和企业普遍规模化创造了更有利的征税条件。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开始了新一轮央企改革与重组，通过合并，央企数量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减少，从03年的196家减少到07年的151家。相应的，通过合并、资产注入和上市融资，央企规模迅速扩大，同时，许多央企被赋予了行业垄断权。 改制后的运营效率提高和被重新赋予的垄断权为央企带来了巨额利润，央企利润总额从03年的3767亿增长到07年的11000亿，相应的纳税额也从3563亿上升到8460亿。央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没有规避税收的激励，相反，往往还有多缴税的激励。避税或逃税对央企没有意义，因为少缴税增加的是业主权益，而央企的业主就是征税人——中央政府。对于央企的经理，创造利税是他作为国家公务员的重要业绩考核指标，而避税对他个人却没有任何好处。 国企垄断权有两个效果，一是将消费者剩余转变为垄断利润，这实际上等同于消费税，二是将经营利润从潜在的民营竞争者那里转移到垄断国企，这种转移使得税收征收更加方便，实征率也更高。这两部分利润最终都以税收和红利的形式变为财政收入，实际结果就是提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二个变化是企业规模化，从03到07年，城镇就业人数从2.56亿增加到了2.94亿，而同时，内资企业户数却从416万户减少到了328万户。与此背景相伴的是三个变化：一、企业主的平均资产存量大幅提高，这提高了他们逃避税收的风险和成本；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的资产存量大幅提高，其中房产、车辆、证券、存款等易于征税的部分比以前多得多了；三、更多的工资收入者受雇于规模化企业，这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扣缴更加容易了。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大大改善了税收征收条件。 结论是，税制与国企改革本身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太成功了，而企业规模化也是市场成熟的可喜表现，但它们在事实上却导致了个人和企业税负的大幅加重，政府若想保持企业税负平稳，便须降低法定税率。

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相比，垄断企业恰恰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工资，原因是：垄断企业在获得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卖方垄断地位的同时，往往意味着也获得了某些相关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买方垄断地位，而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买方垄断地位来压低工资。 比如，电表修理是门技术活儿，如果电力行业是充分竞争的，那么电表修理工的雇佣市场也将是充分竞争的，一个修理工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企业；相反，如果电力行业由一家企业垄断，那么电表修理工的潜在雇主也就只剩下一个，而修理工却有很多，这大大降低了修理工在雇佣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此处不留爷，便无留爷处了——，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 前几年，何氏家族刚刚结束了其在澳门的赌博业垄断权，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那么可以料想，随着澳门竞争引入赌博业，赌场发牌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可惜我找不到有关数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试试。 分析看上去没错，但供电局和火葬场的高工资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怎么回事？ 莫非我们身边的这些垄断企业并不寻求利润最大化？ 是的，答案就在这里，垄断利润仅仅为高工资提供了可能性，而提高工资的动力则来自别的某种东西。奥妙在于，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垄断企业都是国企，严格的说，国企不是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 那么，为什么垄断的国企会牺牲部分垄断利润来提高工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仔细看看国企到底是什么？ 从物的角度看，国企是被一群人占据的一堆东西，这些人能从他们占据的这些东西里取得收益，收益的大小依各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不同，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成员，没人知道，这样的占据和获益还能持续多久。 从人的角度看，国企是按等级结构组织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等级结构，一方面，他们要利用上面那堆东西去完成上级结构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利用那堆东西自行维持开支和获取报酬。 这样的描述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古代的军队，在现代军事体系和后勤系统发展之前，军队便是如此行事。一支军队同样会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同样受更高的等级结构控制，同样会被赋予一个任务，同样被要求自行利用上级划定的战区资源解决其后勤供应和官兵报酬。注意：战区并非永久性封地，同样，没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呆多久。 有了结构上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就不必为这两种组织（国企和古代军队）拥有相似的激励机制而惊讶了。古代军人沿着内部等级结构而升迁，国企员工也是；古代军官依靠下级的个人忠诚而执行任务，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用战利品犒赏下级来维持这种忠诚，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借助下级拥戴而晋升，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获得战利品就地瓜分，慷慨豪爽，国企经理也是。 改革开放以前，国企们龟缩一隅，死气沉沉，如同在京城闭门操练的御林军，鲜有战利品可分；九十年代改制之际，大批国企奄奄一息，如同在戈壁苟延残喘的驻屯军，粮草堪忧，谈何饷银；如今市面繁荣，垄断国企已将战区瓜分底定，正是论功犒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时光。 Under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