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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执行机制

【2019-05-26】

@whigzhou: Robin Hanson描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众在许多问题上都反复表现出同一倾向:反对将规则执行交给一个行动准则明确的非人的自动执行机制,而偏爱由拥有相当大自由裁量权的肉人来执行,他列举了许多案例,其中有些看起来确实有点奇特(虽然总的来说我对这些现象之奇特性的评价远低于他)

@whigzhou: Hanson的解释是,人们在『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能否从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中得到好处』这一点上,表现的过度自信。依我看,这种情况或许在某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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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6】 @whigzhou: Robin Hanson描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众在许多问题上都反复表现出同一倾向:反对将规则执行交给一个行动准则明确的非人的自动执行机制,而偏爱由拥有相当大自由裁量权的肉人来执行,他列举了许多案例,其中有些看起来确实有点奇特(虽然总的来说我对这些现象之奇特性的评价远低于他) @whigzhou: Hanson的解释是,人们在『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能否从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中得到好处』这一点上,表现的过度自信。依我看,这种情况或许在某些例子中存在,但作为一个普遍解释可能是不成立的,我想到的一个(可能)雷同的例子是自动武器,对自动武器的抵制好像同样强烈,但显然跟过度自信无关。 @whigzhou: 我想到的一个(可能)雷同的例子是自动武器,对自动武器的抵制好像同样强烈,但显然跟过度自信无关。 @whigzhou: 实际上,无论关切的是本方伤亡还是平民伤亡,明确内置了作战规范的自动武器都优于肉人,它至少可以避免恐慌性误杀和基于个人偏见的恶意滥杀,抵制只能基于其他理由 @whigzhou: 假如这一类比成立的话,那么此类抵制便可归为人类对『将命运交给一个非人装置』的普遍恐惧(或反感) @研二公知苗:通用的解释可能就不存在?比如自动武器和无人驾驶都是自动,但反对者并不见得是基于相同逻辑的同一批人。 @whigzhou: 嗯,那完全可能,但如果要我找一个共同解释的话,我倾向的答案不是Hanson那个  
走蛙

【2019-05-23】

抱歉,作者已设置仅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 ​​​​

连我这个川黑都受不了你们这么瞎说,疯狂换血?奥巴马第二任期留出的空缺,换作任何共和党人当选总统,且本党控制着参院,哪个不会努力填上?

指望通过换法官来为『以行政令治国路线』开绿灯,脑筋搭错的川普或许会这么想,跟着这么信就好笑了,Gorsuch上座没多久就在Sessions v. Dimaya里做出了让川普失望的判决,你们也太小看美国法官的独立性了

走蛙们常常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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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3】 抱歉,作者已设置仅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 ​​​​ 连我这个川黑都受不了你们这么瞎说,疯狂换血?奥巴马第二任期留出的空缺,换作任何共和党人当选总统,且本党控制着参院,哪个不会努力填上? 指望通过换法官来为『以行政令治国路线』开绿灯,脑筋搭错的川普或许会这么想,跟着这么信就好笑了,Gorsuch上座没多久就在Sessions v. Dimaya里做出了让川普失望的判决,你们也太小看美国法官的独立性了 走蛙们常常基于他们所熟知的走井环境来假想美国的政治机制,然后做出各种非常离谱的评论,我提名的法官一定会听我的,和我同党的参议员一定会批准我的提名,我都当上大总统了,还有啥事干不成,州长比总统小,全得乖乖听我的……,诸如此类, 靠换法官来为以行政令治国之道开绿灯,这种念头恐怕川普都想不出, 不过在另一件事情上,他倒确实有类似念头,那就是美联储,联储现在正好有两个空缺,川普是很想往里塞亲信来推行低利率高通胀政策的,可惜参院共和党不是应声虫啊,川普早先提名的两位候选人Marvin Goodfriend和Nellie Liang一直被晾着,既没听证也不表决, 后来提名的两位Stephen Moore和Herman Cain更是太离谱,而保守派智库也不是应声虫啊,一片嘘,AEI连发五六篇文章说Moore和Cain太不靠谱,结果这两位也都自打退堂鼓,所以这两个位置到现在还空着,已经分别空了9个和17个月了,这是走蛙理解不了的美国。 话说,提名Stephen Moore进联储这事情有多不靠谱呢,且不论他没有任何货币/银行专业背景,问题在于,他原本是个金本位主义者,晚至2014年还在提倡金本位,可是,自从变身川普狗之后,却使劲应和川普的通胀政策,施压联储降息,参院要是连这样的投机分子都接受,那还真是应声虫了
普遍服务义务

【2019-04-05】

@whigzhou: bear问:『对Google, Facebook, Twitter甚至airbnb这些公司封保守派活动家的账号,你怎么看?这些已经类似于水电那样的公共服务公司有权拒绝向特定人提供服务吗?』,说几点看法:

1)我不赞成立法者向水电等基础设施服务商施加普遍服务义务(即不得拒绝向接受并遵守服务契约的特定个体提供服务),这是对自由选择的无端干涉,

2)一个看起来相似但其实不同的问题是:超市有权拒绝特定个体进店购物吗?我认为没有,因为依习俗,超市饭馆之类设立于开放公共区域的商家,其开门营业这一事实本身已构成了一种要约((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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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5】 @whigzhou: bear问:『对Google, Facebook, Twitter甚至airbnb这些公司封保守派活动家的账号,你怎么看?这些已经类似于水电那样的公共服务公司有权拒绝向特定人提供服务吗?』,说几点看法: 1)我不赞成立法者向水电等基础设施服务商施加普遍服务义务(即不得拒绝向接受并遵守服务契约的特定个体提供服务),这是对自由选择的无端干涉, 2)一个看起来相似但其实不同的问题是:超市有权拒绝特定个体进店购物吗?我认为没有,因为依习俗,超市饭馆之类设立于开放公共区域的商家,其开门营业这一事实本身已构成了一种要约(offer),我们不能合理期待每位顾客进店前都要先跟商家谈判确定契约条款,所以必须默认上述要约的存在,除非店家明示了符合某些条件的个人不受欢迎,或者顾客违反习俗为购物契约施加的默认条款,比如裸体进入, 3)但是水电服务与此不同,它们有着明确的书面签约过程,因而无需依习俗认定要约和契约的存在与否, 4)即便从(我并不赞同的)福利主义立场看,也没有向水电服务商施加普遍服务义务的必要,因为这类问题完全可以在社区(通过物业公司或city council之类代理者)与服务商订立的契约中解决,在允许该服务商接入时便要求他承诺为社区居民提供普遍服务,这是很自然的要求,也很自然会被接受, 5)但有个例外,假如服务商是国营的,或被政府授予了特许垄断权,那么普遍服务就是很正当的要求,当然,这种情况最好不存在, 6)我不认为Google等公司提供的服务已达到了水电这样的基础程度,所以即便我不情愿的接受了水电公司负有普遍服务义务这一现实,也反对将此义务如此扩大延伸,这是欧盟的做派, 7)Google们的这些做法是非常恶劣无齿的,结果也令人厌恶,但我不能因此就放弃比这事情重要的多的原则,所以我只会骂他们下溅,不会赞成限制他们的自由, 8)Google们的压制固然会让保守派处境不利,可是,一旦将这些服务认定为『公共基础服务』,立刻会引来洪水般的管制,这些管制只会让美国(在这方面)变得更像欧洲,那么,保守派在欧洲是什么处境呢? 9)这些压制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自己培育竞争对手,目前培育成果还不明显,假如未来某天,压制强度达到众多保守派重量级人物都被封杀的程度,却仍然培育不出像样的竞争对手,那我只能说,保守派实在太弱太无能太无关紧要没人搭理了,果真如此,我也只能认命,而不会赞成通过改变基本游戏规则来扶助弱小无能者,否则我岂不是变成另一个SJW了? @_bear_:2)在公共互联网上设置网站,允许任何人注册使用,并且要求用户同意预设用户条款。我觉得这比商店拒客的情况更恶劣,因为用户条款相当于契约,在用户没有违约的情况下禁用是毁约 @whigzhou: 我的意见都是基于Google们依据用户协议封账号这个前提的,否则当然是毁约 @whigzhou: 若把问题转变成『这些封账号行动是否违反了当初他们要求认可的使用协议』,那我就无力下判断了  
内置自我强化机制的规则

【2019-03-09】

@whigzhou: 禁枪法一旦实施就很难逆转,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事实:守法良民都没枪,有枪的都是坏人,于是公众心目中便建立了一种枪支与恶的牢固关联:持枪总是与坏人联系在一起,枪支的出现总是与坏事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提到枪的反应自然就是嫌恶与躲避,最好躲的远远的,堵的严严的,在人类的经验形成机制中,显然不会存在一个实时提醒装置,反复唠叨着『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何持枪权如此珍稀而可贵,如此需要努力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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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9】 @whigzhou: 禁枪法一旦实施就很难逆转,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事实:守法良民都没枪,有枪的都是坏人,于是公众心目中便建立了一种枪支与恶的牢固关联:持枪总是与坏人联系在一起,枪支的出现总是与坏事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提到枪的反应自然就是嫌恶与躲避,最好躲的远远的,堵的严严的,在人类的经验形成机制中,显然不会存在一个实时提醒装置,反复唠叨着『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何持枪权如此珍稀而可贵,如此需要努力捍卫。 @whigzhou: 此类立法不妨称为『内置自我强化机制的规则』。 @庄生晓梦喜马拉雅: 枪这种东西还能跟好事连在一起?就算你打死的是坏人,照样是件坏事、麻烦事。更别说传说中的抵抗暴政功能了,这算什么破好事[允悲]? @whigzhou: 女儿5岁时,Rob靠一把短枪从歹徒刀下挽救了女儿,此后数十年,每当可爱的女儿准备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时,Rob就会将那把老枪掏出来端详一番,并感谢上帝当时他把它带在身上……我相信你不能理解这种情感,这可以理解,也完全在预料之中
精英与传统

【2019-02-22】

@ 抱歉,作者已设置仅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 ​​​​

@whigzhou: 错的特别离谱乃至完全丧失常识感的,往往是精英,但优秀传统的维护者,也是精英,原帖说要『相信传统与经典』,可是你怎么从贩夫走卒那里得到传统与经典呢?从他用来包烧饼的那张纸上?

@whigzhou: 扯远一点,签署大宪章的,可不是贩夫走卒,反复援引和重申大宪章的,也不是贩夫走卒,贩夫走卒千千万万五花八门,你拿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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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2】 @ 抱歉,作者已设置仅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 ​​​​ @whigzhou: 错的特别离谱乃至完全丧失常识感的,往往是精英,但优秀传统的维护者,也是精英,原帖说要『相信传统与经典』,可是你怎么从贩夫走卒那里得到传统与经典呢?从他用来包烧饼的那张纸上? @whigzhou: 扯远一点,签署大宪章的,可不是贩夫走卒,反复援引和重申大宪章的,也不是贩夫走卒,贩夫走卒千千万万五花八门,你拿任何一条美国宪法原则去问贩夫走卒,都能找到一大群反对者,更多则是茫然/漠然者,可以说,对于任何传统,贩夫走卒只是作为一般行动者而与之发生关系,而所有加以显性表达,努力伸张维护的事情,都是精英做的。  
阿里-巴巴

【2019-01-18】

马来西亚和印尼有一类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它们事实上由华人拥有,但雇了一位土著来充门脸,以便绕过政府基于民族身份而制订的各种歧视性法规(类似当今南非的黑优法),阿里就是充门脸的那位土著,巴巴则是背后那个华人,马云大概不知道这典故,不然的话,谁是阿里谁是巴巴这问题就有点玄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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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8】 马来西亚和印尼有一类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它们事实上由华人拥有,但雇了一位土著来充门脸,以便绕过政府基于民族身份而制订的各种歧视性法规(类似当今南非的黑优法),阿里就是充门脸的那位土著,巴巴则是背后那个华人,马云大概不知道这典故,不然的话,谁是阿里谁是巴巴这问题就有点玄妙了。
两极化

【2018-10-10】

美国政治两极化和对抗性愈演愈烈,许多人对此表达悲观与担忧,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坏事,同质性和强共识往往导向大政府和对小流派的压制,还有中央集权化,相反,联邦层面的政治僵局(或少数派的绝望)会促使人们从另外几条途径推动自己的议题:1)司法路径,2)非政府组织,3)州和地方政治,4)技术和市场机制创新,这些途径的努力至少无害,常常有益,而且无论好坏,效果容易展示和比较,因而选择机制很快会起作用,未来十几年将是最高法院和州级改革的黄金时代。

所以只要维持——军队非政治化,最高法院独立性,州权——的基本宪政框架不动摇,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比如加州的左派,在川普的刺激下已经疯掉了,正在成堆成捆的制造神经病法案,到时候场面会很难看 ​​​​

政治两极化意味着中间派和摇摆选民的减少,这促使两党改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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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0】 美国政治两极化和对抗性愈演愈烈,许多人对此表达悲观与担忧,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坏事,同质性和强共识往往导向大政府和对小流派的压制,还有中央集权化,相反,联邦层面的政治僵局(或少数派的绝望)会促使人们从另外几条途径推动自己的议题:1)司法路径,2)非政府组织,3)州和地方政治,4)技术和市场机制创新,这些途径的努力至少无害,常常有益,而且无论好坏,效果容易展示和比较,因而选择机制很快会起作用,未来十几年将是最高法院和州级改革的黄金时代。 所以只要维持——军队非政治化,最高法院独立性,州权——的基本宪政框架不动摇,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比如加州的左派,在川普的刺激下已经疯掉了,正在成堆成捆的制造神经病法案,到时候场面会很难看 ​​​​ 政治两极化意味着中间派和摇摆选民的减少,这促使两党改变竞选策略,从争取中间选民转向动员本方基本盘,这引出一个新问题:对本方选民具有强动员力的措施,很可能对对方选民也有强动员力,于是,如何找出适当动员手段,能刺激本方基本盘,又尽量不引起对方基本盘的注意,是个难题,这次民主党在 Kavanaugh的事情上玩的过火,好像就蚀了把米 自由派对媒体的控制本来是优势,但在这一点上却成了包袱,他们的动员手段很难做到单侧投放,相反,保守派却有一些定向投放的手段,比如教会布道,自由派是完全看不到的 【2018-11-22】 政治两极化的一个可能好处是减少猪肉桶,我附近几个选区的竞选广告几乎清一色猪肉桶,全都在吹嘘如何能从州和联邦弄钱过来,极少意识形态内容,只见过两个例外,好像来自(从印刷质量看)没什么希望当选的独立候选人(也可能只是议题推动者而不是候选人),都是保守派,不过这情况也可能跟我这边是小地方有关,猪肉桶在小地方或许对选票购买力可能更强些。 【2019-03-06】 不仅越来越多的州在枪支管制、大麻、非法移民等问题上拒绝配合联邦政府执法,现在县政府也开始对抗州政府了,在一些蓝州(特别是近期变蓝的州),大批sheriffs公开声明拒绝执行州议会新近通过的枪支管制法,哪怕蓝的像纽约这样的州,乡村地区也大多很保守 从所有重要方面看,都可发现美国根基牢固的很,没什么可担心的,历史上政治两极化出现过多次,最坏的结果是内战,但如今这一风险小的可以忽略,别的不说,3/4军官是保守派,民间会玩枪的也大多是保守派,这仗怎么打的起来? ​​
那些不太灵光的市场

那些不太灵光的市场——《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导读
辉格
2017年11月26日

【按:这是我应邀为该书写的导读,同时我也获得了该书运营商『聚出版』的友情分销授权,下面是购书链接和二维码,点击链接或长按二维码即可购买该书导读版,每个购买会给我带来若干元人民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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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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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太灵光的市场——《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导读 辉格 2017年11月26日 【按:这是我应邀为该书写的导读,同时我也获得了该书运营商『聚出版』的友情分销授权,下面是购书链接和二维码,点击链接或长按二维码即可购买该书导读版,每个购买会给我带来若干元人民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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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精装《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独家发售 赠送3万字导读

mmexport1526210290084 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无论何种视觉系统不灵,或,视觉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灵。比如视觉系统的定向性令它无法像听觉或嗅觉系统那样随时接收处理来自任意方向的信号,而且光信号绕开障碍物的能力也极差。 类似的,当有人说市场不灵时,其言下之意可能是: 1)这个市场本来有着某种功能,但这个市场的这一功能此时此地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或表现不佳,一定是某种缺陷、状况或外力导致了其功能障碍,就像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时,或眼球长时间受压迫之后,出现的视觉障碍; 2)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缺乏某些典型市场都有的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希腊的市场相比美国的市场,表现十分不同,就像色盲患者的视觉障碍; 3)相比其他类型的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有着中央银行、价格管制、福利制度或最低工资法的市场,和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相比,表现十分不同,就像人眼和驴眼或鹰眼的不同,脊椎动物眼睛和乌贼眼睛的不同; 4)相比人类组织协调其经济活动的其他系统(比如熟人互惠,效忠/庇护网络,封建系统,行政管制,中央计划),无论何种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就像眼睛的定向性局限和频宽局限。 重要的不是这些可能性是否存在——对应失灵之不同含义的案例,在现实中或许都可以找到——,而是人们在谈论市场失灵时,总是将这些含义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当所描述的情况只能支持一种含义时,谈论者试图传达的,听众所领会到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看到某个经济体的市场某时某刻在某件事情上有某项功能表现不佳,就轻易得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行,得试试其他系统(往往是指政府)”的结论。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谈论眼睛时也这么做,会有多荒唐:因为某人午休打瞌睡时手臂压迫眼球导致20分钟内无法阅读,就说他是个瞎子,发现有些人是色盲,就说人类视觉系统的颜色分辨力实在糟糕,听说存在盲点、视野局限、定向性问题,就宣称视觉比起嗅觉来简直弱爆了。 还有比这些更狂野的用法,有些人在说市场失灵时,首先暗自为它指派了一项来路不明的任务,然后指责它未能完成:市场没能让所有人脱贫致富,让人人变得积极乐观、心想事成、幸福感十足,让坏人从世间消失,再也没有纠纷、冲突、天灾、事故和疾病,创造出零污染没成本且人人喜爱的梦幻能源……可是凭什么市场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呢?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吧,在下文将谈论的一些事情中[1],对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惊呼者从来没有说清楚,失灵的究竟是某个特定市场,或是某类市场,还是任何或全部市场,更没有讨论过它们各自可能引出的政策含义有何不同。   为何私人企业在某些产业表现如此糟糕?[2] 2011年4月,云南玉溪一家幼儿园,一位儿童因异物阻塞气管窒息,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园主竟伙同雇员偷偷将尸体埋到山上。 此事令舆论一时哗然,如同往常一样,记者们也迅速找出了事件中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 实际上,类似污点在以往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后记】 在上文的情境中,市场确实失败了,它败于政府强制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让它光明正大的发育。一个产业若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就无法指望它会健康发展,因为地下状态妨碍了信息的充分流动,而这正是品质提升所需要的,地下状态也会形成对参与者的逆向淘汰:驱逐良民,吸引恶棍。 娼妓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禁娼制度下的娼业往往被黑帮(还有与之合作的腐败官员)所控制,妓女处境常十分悲惨,有时近乎于奴役状态,然而在娼业合法的经济体中,妓女的处境并不比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差多少,顾客被讹诈勒索的机会也并不更高。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如此肆无忌惮?[3] 2009年初,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2008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同样的危机在2016年以更大规模暴发)。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后记】 市场不是飘在太空中的一团空气,它需要一整套深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财产权要得到保护,契约要能够执行,债务能够追索,责任能够认定,侵权会被矫正,自愿交易不被强行压制,信息被允许传播……这些条件从未完美成立,但有些经济体比另一些要好得多,其市场表现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某些特定市场确实很失败,那是因为它们赖以发育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过于糟糕,这就好比,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硒)会造成视力发育不良,所以某些人确实视觉失灵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视觉比嗅觉弱爆了。 在上文所涉及的场景中,那些发布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厂商,其实很少被起诉和定罪,执法机构所做的,只是在场面变得过于难看时,抡起棍子将整个行业不分良奸痛打一顿,这显然不是市场发育的好环境。   服务业的格雷欣法则[4] 2011年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后记】 有些人将某个产业在某个时期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准下降,或者他苦苦期待的品质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也称为市场失灵,可是,厂商是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真实需求而生产的,假如消费者收入太低,或宁愿将有限预算留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或对某类商品尚缺乏消费经验和鉴别力,尚未养成挑剔口味,那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像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品质列为优先考虑,不愿为之多掏很多钱,为此而痛心疾首,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有时候,某一行业品质普遍下降甚至是市场表现良好的反映,仅仅二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连许多中低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欧洲十日游了,当这一大群低预算、无经验、鉴别力缺乏的消费者迅速涌入该市场时,行业的服务品质当然需要拉低,否则如何能以与其支付愿意相匹配的价格提供服务?   博傻游戏中的失败者[5] 2011年初,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游戏(greater fool),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囤积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后记】 有人好赌,并且赌了,然后输光了,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考虑更纯粹的情形:有人不想活,并为此而行动了——找了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然后死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市场失灵,那只是暗中为市场假设了它本不具备的功能,毕竟没有人宣称“拯救所有不想活的人”是市场之必备功能,市场可以让不想活的人方便的买到价廉物美的绳子,当然,如果他回心转意,也可让他更容易找到一家心理诊所。 市场并不担保所有人都获得成功,相反,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失败者清除出系统,倒是市场的标准功能。 注: [1] 以下内容摘自我2009-2012年间写的几篇评论文章,稍有改动,原文可在我的博客上找到:https://headsalon.org/ [2] 原文《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977.html [3] 原文《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470.html [4] 原文《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616.html [5] 原文《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702.html  
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辉格
2017年3月3日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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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辉格 2017年3月3日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小社会的人总是对新来者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小孩会躲到大人身后,直到从大人的态度中重新获得安全感,新人到来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整个村庄,人们贴在门缝上扒在窗户上,急切捕捉任何有助于弄清其底细的线索,热烈讨论每个细节,主人也会觉得有义务向邻居们说明客人的背景,人们如此积极的获取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就是为了将他做出适当的归类,以便采用适当的策略处理与他的关系(戒备,攻击,示好,漠视)。 可是在更大的社会中,这套方法就不怎么管用了,你没工夫弄清那么多人的背景,就算弄清了也记不住,于是我们转而采用贴标签归大类的省力办法,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同类,即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语言、背景知识、信仰、历史记忆、亲属系统,遵循着同样的习俗、交往礼仪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人类。 当我们将一个人认定为文化同类,那么即便与他未曾谋面,也可相信能够从他的举止中推断其动机和信念,通过交谈了解其意图和需要,即便有分歧冲突也有协商的可能,总之,他们是可以沟通的,可以被我们的理由与愿景打动的,有道理可讲的,可以理喻的。 和蛇探测器一样,我们头脑中也有一个文化同类探测器;当小型社会向部落、酋邦和早期国家发展时,各种身份符号被创造出来,以方便人们将共同体伙伴识别为同类,随着共同体扩大,被归为同类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人们能够感知的整个世界,而异类只存在于遥远的边疆,或那些被征服而未被同化的少数族群之中,多数时候,他们只是一面可以从中照出文化自我的镜子,而不再是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威胁。 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时间上可粗略对应于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Axial Age]])——,人类道德心理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一种新的道德情感首先在流动的精英阶层中浮现,随后又因他们的影响力而主导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 这些精英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未能继承家业或权力的王族或贵族子弟,虽然他们在族内的地位有所跌落,但仍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并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因为贵族的通婚和社交圈子都比平民更广泛更有价值),家族的财富和社会资本让他们得以自如的游走于各城邦或小国之间,或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大小君主,或自立门户,招纳门徒,行侠仗义,传道授业,著书立说。 他们于是面临一个问题:在脱离了原有的家族和地方社区之后,如何为自己建立声望,以获得合作伙伴(特别是他们所服务的君主)的尊敬与信任?在以往的低流动社会,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成员身份自动保证的:因为我成长并生活于这样的群体中,必定会被教会遵循这些规范,任何偏离都会立即遭受其他成员的惩罚或孤立,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那么做,是因为我从未被允许那么做,我对这些禁忌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根本不会那么做,这跟我个人的品性关系不大。 对于游走四方的精英士子和工商业者,这些因素(群体所强加的义务和禁忌,对神灵的畏惧,从小沉浸在特定文化中所养成的习惯)仍然起作用,但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为他们各自出身群体的不同习俗和信仰,各自畏惧的不同神灵,对个体行为究竟有多大约束力,在他人眼里都是可疑的,更可疑的是,在脱离原有群体之后,这些约束是否还会延续?那些据说如此偏爱和眷顾特定群体的神灵,其法力真的会超出信奉它的地方吗?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无关特定文化的理由来博取他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们找到的是普遍人性与个人品德,逻辑是这样的:无论来自何方,我们都有着相似的情感,都能理解同情他人的欲望和痛苦,所以只要一个人心地善良,通情达理,便可按一些极为简单、并且从人类同情心可自然引出的原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指导自己该如何行事,才不会伤害到他人。 于是问题转向:如何让人相信你果真拥有这样的品德?为此,人们创造出了各种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系统,向饥民施粥,为乞丐洗脚,替病人吸脓血,以展示自己的同情心,戒断肉食,禁欲独身,衣衫褴褛甚至裸身跣足,以展示自己克制贪欲(这被认为是众多恶行的根源)的能力,主动置身险境,承受痛苦,残毁肢体,以展示自己的坚忍和毅力:我连这样的痛苦都能忍受,还有什么原则不能坚持?什么誓言不能遵守?什么使命会被我辱没? 展示信号的成本必须足够高才显得可信,和动物的禀赋展示信号(比如羚羊通过炫耀性跳跃告诉捕食者:看,我身手这么敏捷,劝你还是去追别人吧)一样,美德展示也会引发军备竞赛,竞相攀比令其变得越来越极端,当然,绝大部分人无法负担那些极端的形式,但他们可以将其作为代理展示手段,通过赞美、追随、资助、膜拜践行这些极端方式的僧侣和圣徒,可以在众人心目中营造一种自己和他们共享着同样价值与美德的印象。 美德展示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或夸大的,但无论它是否真实,都会推动舆论氛围的转变,被颂扬的美德成为新的评价标准,通过社会压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最终将其确立为社会规范。 从习惯性的循规蹈矩到自觉的善行义举,从群体强加的义务到个人的品德展示,从基于恐惧的顺服到主动的原则坚守,从功利性的泛灵信仰到非功利性的道德神崇拜,从不同文化孕育的多样习俗到基于一般原则的普遍伦理,从亲疏有别的部落主义到一视同仁的一般正义感,这一系列转变导致了人类道德体系的升级,变得更为普世化,这一体系(连同国家所维持的法律秩序)让文化各异的地方社区得以结成大型共同体。 普世化转变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从各大文明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希腊哲学的兴起于学者在各城邦间的流动,儒家学说形成的时间也与士人阶层开始周游列国相契合,基督教向普世宗教的转变正是基于散布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社区摆脱旧习俗的需要,这些犹太人都聚居于高流动性的大城市,并以流动性职业为生,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普世主义的再度兴起,与商业繁荣、城市扩张、印刷术,以及知识精英经由旅行、沙龙和通信所结成的交流网络(所谓[[Republic of Letters]])脱不了关系,当今西方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较量中,前者在大都市赢得了最多的支持者。 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例证,是文明地区残酷行为的普遍减少和慈善活动的普遍增加,早期国家极为盛行的人牲献祭和人殉,到古典时代已基本废止,肉刑也逐渐减少直至销声匿迹,各大宗教都倡导慈善义举,无论是否真心诚意,统治者们也都努力将自己装扮成普世道德的守护者,早期宗教中那些暴戾乖张的神灵逐渐被改造得面目和善。 然而,尽管有这些好处,普世主义往往会走过头,裹进一些不切实际乃至有害的想法;诚然,人类有着许多共同天性,这些共性让有着不同族群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可能在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上达成一致,进而基于这些原则发展出让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伦理与法律体系,或者将既已存在的体系变得相互兼容,假如普世主义的含义到此为止,那是可以成立的,并且恰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 但事实上它已被赋予了更多内涵,首先是性善论:人类天性是善良的,一些社会之所以陷于罪恶与黑暗之中,只是因为良心被无知所蒙蔽,所以,只要多一些教育,长一些见识,多一些理性与科学,去除一些蒙昧,让人类天性充分发展,那么个体良心就会自动汇集成公共之善,实现普遍正义。 其次是自然权利论:一些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与法律规则(包括上述自然权利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这两者都不是任何人类制度所创造的,而是依自然与人类的本性而自动确立,有些地方权利遭受践踏,道德原则被破坏,只是因为世间(不知何故)还有一些坏蛋恶棍、暴君、邪恶势力,以及善良人的无知与软弱,所以,只要除掉一些恶人,推翻几个暴君,增加一些理性,权利便可得到保护,正义即可得以伸张。 从以上两点,又顺理成章的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体人类,无论源自哪个种族或民族,有着何种文化背景,身处何种社会,都拥有同样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样的天赋权利,认可并乐意遵守同样的基本规则,赞赏同样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要给他们机会(这通常意味着只须解除殖民者或专制暴君的压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些权利与规则。 这进而意味着,保护自然权利与普世规则的宪政与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们在一些国家首先建立,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处,只不过各民族在走向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后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大可听任其人口之种族与文化构成被任意替换,而不必担心现有制度会因此而被侵蚀垮塌。 这一切听上去很美好,却是完全错误的;孤立的看,人人都爱权利与自由,列出一份权利清单去问他们喜不喜欢,或许会听到异口同声一片亚克西,但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人类相互杀戮了几十万年之后,说他们突然变得如此善良,以至出于本性(而非制度约束)就愿意尊重他人权利了,这断难让人相信。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由一整套制度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如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有能力抵御外敌,维持和平,执行法律的国家,同时又将其随时可能伸进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并确保其巨大权力不落入独夫或帮派之手? 国家起源之后的数千年中,这问题始终未被解决,直到宪政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得以建立;近代以来,钦羡或震惊于英美的成就,各国群起效仿,但在英语国家之外,复制成功者只是少数,有些仿制品在现实中达到了近似的效果,但并未证明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们始终寄生于先由英国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旦这一秩序瓦解,其宪政能否延续,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维持宪政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达成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二是因为制衡结构必须长期存在才能成为各方的可靠预期,才能制度化为宪政,才能培养出温和保守、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以及珍视并积极捍卫这些传统的舆论氛围和公民美德——特别是在社会精英中间。 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宪政与法治之土壤的美德,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觉上相互冲突;劫富济贫的佐罗,支持穷人赖账的法官,绕过司法程序惩治贪官的明君,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广受赞誉,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务破坏其自治权,动用强权的废除鄙俗陋习,不顾议事程序雷厉风行的推进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也同样备受称颂。 同情弱者,温和谦让,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痛恨贪腐,这些能直接带来可欲结果的一阶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赞赏的,因而不难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推动和维护宪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阶美德,它们首先为良好的制度创造条件,然后由这些制度产生可欲结果,这一间接迂回的关系不容易凭常识得到理解或为直觉所接受,只有长期沉浸于孕育它们的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才能加以赞赏和珍视,并内化为信仰和价值观。 就算能帮穷人摆脱困苦,也不能支持他赖账,就算法官做出了被众人视为不公的裁决,也要支持司法独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无能,也要支持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着错误荒唐庸俗乏味的无稽之谈,也要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就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未经州长请求也不能把军队开进灾区,就算你相信强迫制药厂低价卖药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对政府剥夺私人财产权,就算你认为阿米绪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持宗教自由,也要反对政府将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夺走…… 正因为需要这些远非普世的特殊美德,宪政体制并不是文化中性的,许多守护着美国人自由的美德——比如对持枪权的热爱与执着——,在美国以外很少得到同情,世人对宪政这棵果树结出的果实大流口水(在这一点上,普世主义确实没错),却常常对果树之根和它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无知甚或嗤之以鼻,这样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自己也同样能把果树种活养好。 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让许多人产生了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感觉,可不是嘛,跨越数万公里的远洋运输成本甚至已低于数十公里的陆地运送,高速互联网完全消除了通信的距离差异,来自千百个民族的数十亿人,有史以来首次真切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全球社会中的感觉,呼吸着同一片自由空气,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谁会不喜欢?谁又肯放弃这样的美好? 也许不会放弃,但可能会丢失,与澳洲大陆隔绝之后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渐丢失了几乎所有工具制作技能,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放弃的,他们只是不具备保有这些文化元素的条件,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真心诚意的努力维护也未必成功,高举《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政府很快变成了一部恐怖专政机器,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与权利的热情、真诚,其个人品格的廉正无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罗伯斯庇尔在年轻时还为坚守反对死刑原则而辞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职务,可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实现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发展成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杀,短短一年内将四万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当今全球市场的运行,端赖于美国霸权所保障的世界和平秩序,只有宪政国家才会将霸权用于支持市场秩序,而非用于掠夺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无视或遗忘这一基础的存在,因为掠夺征服是看得见的,对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支持则不容易看见,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见,或许只有当这一支持被撤回时,人们才会在一片惊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静静躺在大洋深处的海底光缆,只有当它断掉时才会引起世人注意。  
铁与民主

【2017-05-02】

@whigzhou: 铁取代青铜可能从两方面削弱了对长距离贸易的需求:1)铁矿分布广泛,2)青铜的两种主原料铜和锡很少共存一地,而冶铁只须一种矿物。这一削弱,加上铁器的廉价易得,或许部分解释了青铜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崩溃,因为铁器普及让旧精英阶层对矿产地和贸易路线的控制变得一文不值,也不再能独占武器优势。 ​​​​

@太文公_96861: 廉价技术普及进而贵族精英阶层遭受打击。步兵取代骑士好像也这样。是不是伴随着政治平民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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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2】 @whigzhou: 铁取代青铜可能从两方面削弱了对长距离贸易的需求:1)铁矿分布广泛,2)青铜的两种主原料铜和锡很少共存一地,而冶铁只须一种矿物。这一削弱,加上铁器的廉价易得,或许部分解释了青铜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崩溃,因为铁器普及让旧精英阶层对矿产地和贸易路线的控制变得一文不值,也不再能独占武器优势。 ​​​​ @太文公_96861: 廉价技术普及进而贵族精英阶层遭受打击。步兵取代骑士好像也这样。是不是伴随着政治平民化的过程?然后海上民族入侵了。 @whigzhou: 对。有人确实认为希腊民主和铁代铜有关系,无论这一点是否成立,对大规模步兵的需求与政治平民化的关系是明确的 @whigzhou: 在考虑人工智能的制度后果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普选权和福利制度曾经是换取大规模动员能力的代价  
强制投票

【2016-07-01】

@whigzhou: 澳洲的强制投票制创造了很多娱乐性政党。 ​​​​

@熊也餐厅:不去登记就可以不用投票。登记了不投以前是罚款五十澳元,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

@whigzhou: 不登记只是让政府可能开不了罚单而已,没有这样的豁免,我查过

@空的发狂WALLE:强制公民履行政治义务,为什么?

@whigzhou: 从实际效果上看,明显的结果是提高左派得票率,比民主党用大巴将本来不会投票的人一车车拉到投票站的效果好5倍,瑞士的一个案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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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1】 @whigzhou: 澳洲的强制投票制创造了很多娱乐性政党。 ​​​​ @熊也餐厅:不去登记就可以不用投票。登记了不投以前是罚款五十澳元,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 @whigzhou: 不登记只是让政府可能开不了罚单而已,没有这样的豁免,我查过 @空的发狂WALLE:强制公民履行政治义务,为什么? @whigzhou: 从实际效果上看,明显的结果是提高左派得票率,比民主党用大巴将本来不会投票的人一车车拉到投票站的效果好5倍,瑞士的一个案例显示,强制投票可将左派得票率提高20% @whigzhou: 澳洲各州中,政治倾向最左的塔斯马尼亚也是执行义务投票法最起劲的州,2010年大选后开出了5000张罚单 @熊也餐厅: 懒惰的右派不会因此而获利吗? @whigzhou: 总体上不会,投票意愿低的人里总体上左派比例高得多,否则为啥民主党出动大巴共和党不这么做呢  
分配效应

【2017-02-23】

@研二公知苗 不少人在讲移民问题时,都忽略社会,文化和政治成本,只讲纯经济收益。讲经济收益时,理论上,无论是受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还是从事低端工作的非法移民带来的纯经济收益理论上都是正的。但是这种收益不是一些人描绘的帕累托改进。相反,这种收益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尤其是考虑到非法移民增加了低端工作岗位的供给,压低了低端岗位的工资,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劫贫济富性质的再分配。

@whigzhou: 你说的是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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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3】 @研二公知苗 不少人在讲移民问题时,都忽略社会,文化和政治成本,只讲纯经济收益。讲经济收益时,理论上,无论是受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还是从事低端工作的非法移民带来的纯经济收益理论上都是正的。但是这种收益不是一些人描绘的帕累托改进。相反,这种收益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尤其是考虑到非法移民增加了低端工作岗位的供给,压低了低端岗位的工资,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劫贫济富性质的再分配。 @whigzhou: 你说的是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不是再分配,后面这个词要难听得多 @whigzhou: 贸易开放、技术进步、资源发现,都有很强的分配效应,但不是再分配,后者是对由市场机制分配的要素报酬通过非市场手段进行人际转移 @whigzhou: 制度和政策上无视分配效应,是自由市场原则的要点之一,否则贸易保护、卢德分子、行会特权、工会垄断,就都有了位置 @研二公知苗: 但现实中,自由市场的运行还是需要政治上的保障。对受损者的补偿就是为了使得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 @whigzhou: 妥协让步当然可以,但让步不能通过修改自己的是非观来进行,『你欠我100,还不起?好吧,那就免掉你30』vs『你欠我100,还不起?好吧,那就算你只借了70』  
让美国成为美国的五件东西

【2017-02-21】

​​​​@whigzhou: 如果让你列出五件东西,没了它们美国(在你眼里)就不再是美国了,你会选哪五件?我的选择:持枪权,stand your ground,陪审团,最高法院,州权。

@都市学派:宪法必须排第一。

@whigzhou: 宪法很难判定怎么算『没了』,我列的五件都很容易判别

@慕容飞宇gg:辉总的意思是没了其中一件还是全部没了?

@whigzhou: 每少一件就更远离一点啊(幸亏我不是本质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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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1】 ​​​​@whigzhou: 如果让你列出五件东西,没了它们美国(在你眼里)就不再是美国了,你会选哪五件?我的选择:持枪权,[[stand your ground]],陪审团,最高法院,州权。 @都市学派:宪法必须排第一。 @whigzhou: 宪法很难判定怎么算『没了』,我列的五件都很容易判别 @慕容飞宇gg:辉总的意思是没了其中一件还是全部没了? @whigzhou: 每少一件就更远离一点啊(幸亏我不是本质主义者) @银色子弹V5: 那不也很好嘛,变成加拿大了 @whigzhou: 说到点子上了,没这些就是加拿大了,我之所以选这几件,不是说其他(比如言论自由、私人财产权)不重要,而是认为这些才是让美国比盎格鲁世界乃至自由世界的其他部分更自由的东西,是特别美国的东西  
[译文]国际援助为非洲带去了什么?

Aid and Politics
援助与政治

作者:Angus Deaton @ 2013-08-16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http://press.princeton.edu/chapters/s2_10054.pdf

To understand how aid works we ne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 and politics.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etting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nurture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aid,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a lot of it, affects how institutions function and how they change. Politics has often choked off economic growth, and even in the world before aid, there were good and bad political systems.

要理解援助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对援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一番研究。在创造恰当环境以促进繁荣和经济增长方面,政治和法律制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外国援助,特别是大额外国援助,会影响制度的运作及其变迁。政治向来能阻碍经济增长,即便是在援助流行以前,世上也既有好的政治体系,也有坏的。

But large inflows of foreign aid change local politics for the worse and undercut the institutions needed to foster long-run growth. Aid also undermines democrac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a direct loss over and above the losses that come from undermi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harms of aid need to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goo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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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and Politics 援助与政治 作者:Angus Deaton @ 2013-08-16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http://press.princeton.edu/chapters/s2_10054.pdf To understand how aid works we ne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 and politics.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etting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nurture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aid,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a lot of it, affects how institutions function and how they change. Politics has often choked off economic growth, and even in the world before aid, there were good and bad political systems. 要理解援助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对援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一番研究。在创造恰当环境以促进繁荣和经济增长方面,政治和法律制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外国援助,特别是大额外国援助,会影响制度的运作及其变迁。政治向来能阻碍经济增长,即便是在援助流行以前,世上也既有好的政治体系,也有坏的。 But large inflows of foreign aid change local politics for the worse and undercut the institutions needed to foster long-run growth. Aid also undermines democrac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a direct loss over and above the losses that come from undermi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harms of aid need to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good that aid does, whether educating children who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gone to school or saving the lives of those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died. 但是,外国援助的大规模流入恶化了地方政治,损害了促进长期增长所必须的体制。援助还会破坏民主和公民参与,这种直接损失比破坏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损失更为严重。援助的这些危害需要与援助所带来的好处进行平衡考量,不管这些好处是给那些原本无法上学的孩子提供教育,还是挽救原本会死去的生命。 From its beginnings after World War II, development economics saw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s technical problems. Economists would provide the knowledge that would tell the newly independent rulers how to bring prosperity to their people. If development economists thought about politics at all, they saw politicians as the guardians of their people, motivated by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tics as an end in itself, as a means of civic participation, or as a way of managing conflict was not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manual. 自二战结束后发展经济学建立伊始,这门学科就将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视为技术问题。经济学家会向新近获得独立的统治者们提供知识,告诉他们如何为自己的人民带去繁荣。如果说发展经济学家思考过任何政治问题,那就是将政客们看作是人民的守护人,他们的动机是促进社会福利。政治,无论作为目的本身、作为公民参与手段,还是作为冲突管理方式,都不曾体现于他们的操作手册中。 Nor would development experts much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fact that, in many cases, the governments through which they were working had interests of their own that made them improbable partners in a broad-based development effort. There have been dissenting voices over the years, but it is 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that mainstream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focu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 includ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on politics itself. 发展专家们也不太关心这一事实:在许多情形下,他们的工作所需借力的那个政府,自身也拥有利益诉求,因而不太可能在一个牵涉广泛的发展计划中当好合作伙伴。历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但直到相对晚近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才开始集中关注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政治本身。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take place without some sort of contract between those who govern and those who are governed. The government needs resources to carry out its functions—preserving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maintaining its monopoly of violence, at the very least, and beyond that providing a legal system, public safety, national defense, and other public goods—and the resources that these functions require must be raised in taxes from the governed. It is this need to raise tax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doing so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ose who are taxed, that places constraints on the government and to some extent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taxpayers. 如果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某种形式的契约,那么经济就不太可能得到发展。政府需要资源才能执行其功能——至少需要保持领土完整、维持垄断暴力,更进一步则需要提供法律体系、公共安全、国防和其他公共物品。而维持这些功能所需要的资源则必须从被统治者头上以税收形式获得。正是这种征税需求,再加上如果没有征税对象参与,税收很难征得,这就给政府施加了约束,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纳税人的利益。 In a democracy, direct feedback from the electorate evaluates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n effect a sort of project evaluation on the programs that are carried out using taxpayers’ money. While this sort of feedback works best in a democracy, the need to raise funds exists every where, and it will often constrain the ruler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mands of at least some of the population. One of the strongest arguments against large aid flows is that they undermine these constraints, removing the need to raise money with consent and in the limit turning what should be benefici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to toxic ones. 在民主国家,直接来自选民的反馈可以评估政府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对那些用纳税人的钱实施的项目进行评估。虽然这种反馈只在民主国家才运作得最好,但是筹集资金的需要到处都存在,而这通常都会约束统治者,迫使他们关心至少人口中一部分人的需求。反对巨额援助涌入的最强论点之一就是:援助会破坏这种约束,移除征得同意以筹集资金的必要性,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将本来有益的政治制度变成有害的。 Without an adequate capacity to tax, a state denies its citizens many of the protections that are taken for granted in the rich world. They may lack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because the courts do not work or are corrupt, and the police may harass or exploit poor people instead of protecting them. People may be unable to start businesses, because debts are not paid and contracts are not enforced or because civil “servants” extort bribes. They may face threats of violence from gangs or warlords. They may lack clean water or minimal sanitation facilities. There may be local endemic pests that threaten them and especially their children with medically preventable but potentially fatal diseases. They may lack access to electricity, to functioning schools, or to a decent health service. All of these risks are part of what it means to be poor in much of the world, all are causes of poverty, and all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lack of state capacity. Anything that threatens that capacity is inconsistent with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oor people. 如果缺乏足够的征税能力,国家就不会向其国民提供富裕世界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保护措施。他们可能会缺少法律保护,因为法院不起作用或者腐败不堪。警察也可能骚扰或剥削穷苦人群,而不是给他们提供保护。人们可能没法做生意,因为欠债可以不还、契约无法执行,或者因为人民“公仆”会索取贿赂。他们还可能面临黑社会或军阀分子的暴力威胁,可能缺少淡水或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也可能存在地方性的病害虫,给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孩子带来潜在致命的疾病威胁,尽管它们医学上完全可以预防。他们可能得不到电力供应,没有学校,或者适当的医疗服务。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所有这些风险正是贫穷这一词汇的部分内涵所在,也都是贫困的原因所在,并且都可归因于国家能力的缺乏。所有一切损害这一能力的事物,都与改善穷人生活这一目的相悖。 The argument that aid threatens institutions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aid being large. In China, India, or South Africa, where ODA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less than 0.5 perc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only occasionally more than 1 percent of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id is not important in affecting government behavior or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The situ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in much of Africa. Thirty-six (out of forty-nine)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have received at least 10 percent of their national income as ODA for three decades or more. 援助危及制度这一论点能否成立,取决于援助量的大小。在中国、印度或南非,近年来的政府开发援助(ODA)都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不到0.5%,而且只是偶尔才会占到政府财政支出总量的1%以上,因此援助在影响政府行为或者制度变迁方面并不重要。但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撒哈拉以南非洲(49国之中)有36国的国民收入中至少10%来自于ODA,这种情况已延续长达三十年甚至更久。 Given that ODA comes to governments, the ratio of aid to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larger still. Benin, Burkina Faso, the DRC, Ethiopia, Madagascar, Mali, Niger, Sierra Leone, Togo, and Uganda are among the countries where aid has exceeded 75 percen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a run of recent years. In Kenya and Zambia, ODA is a quarter and a half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espectively. 考虑到ODA是流向政府的,因此援助在政府支出中所占比例会更高。贝宁、布基纳法索、刚果(金)、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尼日尔、塞拉利昂、多哥和乌干达等国所接受的援助最近连续多年占到政府开支的75%以上。在肯尼亚和赞比亚,ODA分别是政府开支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Given that muc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pre-committed and almost impossible to change in the short run, for these countries (and others for which the data are not available) 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s by governments are almost entirely dependent on funds from foreign donors. As we shall se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donors are dictating what governments spend—far from it. Yet the behavior of both donors and recipients is fundamentally affected by the existence and magnitude of these aid flows. 考虑到大部分政府开支都有预定用途,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因此这些国家(以及数据尚不可得的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自由开支几乎就全部依赖于外国援助者手中的资金。我们将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援助者能够决定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远非如此。不过,援助者和受援者的行为都从根本上受到这类援助资金的存在与规模的影响。 Aid is not the only way in which rulers can rule without consent. A commodity price boom is another. One famous example comes from Egyp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n, at the heigh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its insatiable demand for cotton, the two main sources were the American South and Egypt, and Egypt’s sales of cotton accounted for most of its trad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Egypt’s ruler, Muhammad Ali Pasha, often described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Egypt, paid only a fraction of the world price to the fellaheen who produced the cotton, and he and his court became fabulously wealthy on the proceeds. 援助并不是统治者不经同意而实现统治的唯一途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也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世纪中期的埃及。在这个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市场对棉花的需求无穷无尽,主要的棉花产地有美国南部和埃及,而埃及的棉花销售占了该国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当时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常被称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只给种植棉花的农民支付世界市场价格的一个零头,自己及朝廷则因棉花收益而富得流油。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ripled the world price in only three years, and under Ali’s successor Isma’il Pasha, this led to what a British report later described as “fantastic extravagance,” while “immense sums were expended on public works in the manner of the East, and on productive works carried out in the wrong way or too soon,” including the Suez Canal. The scale of the spending was so great that it could not be supported even by the wartime cotton price, and Isma’il borrow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When the price of cotton collapsed after the war, there were riots, armed intervention, and ultimately foreign occupation by Britain. 因美国发生内战,世界棉花价格三年内翻了三倍。在阿里的继任者伊斯梅尔帕夏治下,这种价格飙升导致了一份英国报告后来所称的“极端挥霍”,“发挥东方国家风格,公共工程靡费巨资,生产性项目上的巨额开销要么方向错误,要么上马太快”,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开支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连战时棉花价格都难以支撑,伊斯梅尔只能向国际资本市场借款。随着战后棉花价格暴跌,埃及出现暴乱,接受武装调停,最后引来英国的占领。 Cotton prices rose from $9.00 for 112 pounds in 1853 to $14.00 in 1860, to a peak of $33.25 in 1865, and they fell to $15.75 in 1870. One might have thought that the foreign lenders—if not Isma’il—would have understood the trouble that lay ahead, but then, as now, the lenders could rely on another government—Britain—to protect and recover their investments. Yet this story of catastrophe is not without its bright side; the Suez Canal, after all, was a useful investment whose benefits need to be counted. 棉花价格从1853年的每112磅9美元上升到1860年的14美元,再于1865年攀至最高价33.25美元,然后在1870年回落到15.75美元。你也许会想,即便伊斯梅尔想不到,那外国放款人本来总该能认清即将发生的麻烦。但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放款人可以依靠另外一个国家——英国——来保护和收回自己的投资。当然,这场灾难并非全无是处;苏伊士运河毕竟是个有用的投资,其好处需要承认。 There are many parallels between commodity price booms and foreign aid. One is that cash flows come and go in a way that is divorced from domestic needs or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cotton boom, the cause was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 with aid, it i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donor countries, or international events such as the Cold War, or the war on terror. That aid stimulat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as been repeatedly documented, and, as in the Egyptian case, the government is freed of the need to consult or to gain the approval of its people. 大宗商品价格和外国援助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现金流的进出与国内需求或国内政治脱节。棉花热的原因是美国内战;援助则视乎援助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或如冷战一类的国际事件,或反恐战争。援助会刺激政府开支,此类事例史载不绝,如埃及案例所显示的,此时政府已不再需要征询民众意见或寻求民众认可。 With state-owned mines, a high world price, an unlimited supply of poor workers, or a well-funded army, a ruler can stay in powe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is people. With sufficient foreign aid, the ruler can even do without the mines, as eventually happened in Zaire under Mobutu. Aid from abroad kept the regime in business, and most of the aid went to doing so, so that when the regime eventually fell, there was little left, in Swiss bank accounts or elsewhere. 如果统治者拥有国有矿藏,国际市场价格高企,贫穷工人源源不断,或军队资金充裕,那他就能无需其人民同意而掌握大权。若有充足的外国援助,统治者甚至可以无需占有矿藏,蒙博托治下的扎伊尔最终就是如此。外国援助维持着政权运转,而且绝大多数援助款都被用在这方面,所以最终政权垮台时,不管是瑞士的银行账户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全都所剩无几。 Of course, with aid the governmen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the donors, and, unlike in the Mobutu case, which was driven by Cold War geopolitics, one might hope that the donors hav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mind. But as we shall see, there are good reasons why this does not work in practice; the motivation of the donors helps much less than one might think. 当然,接受援助的政府对援助者负有责任,而且与冷战地缘政治所导致的蒙博托案例不同,你可能觉得,援助者心中会考虑人民的利益。但我们将看到,有很多可信的理由使得实情并非如此。援助者的动机助益不大,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 Aid, like commodity price booms, can have other unhappy effects on local institutions. Without unrestricted inflows, governments not only need taxes, but also need to be able to collect them. The huge oil revenu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partly responsible for po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Africa, presidential systems are common, and an externally funded president can govern through patronage or military repression. Parliaments have limited power; they are rarely consulted by the president; and neither parliaments nor judiciaries have power to rein in the presidency. There are no checks and balances. In extreme cases, large external flows, from aid or commodity sales,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civil war, because rulers have the means to avoid sharing power, and because the value of the inflows gives both sides a prize that is worth fighting over. 跟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一样,援助可能对当地制度造成不幸的影响。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政府不仅仅需要税收,而且需要有能力征税。中东地区产油国缺少民主,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巨额石油收入。总统制在非洲很流行,一个得到外部资金支持的总统能够通过政治分赃或军事镇压维持统治。议会权力有限;总统很少征求其意见;不管是议会还是司法机关都无力约束总统。没有分权制衡。在极端情况下,大额的外部资金流入,不管是来自援助还是来自商品销售,都可能增加内战之危,因为统治者有办法拒绝分享权力,也因为流入资金庞大到值得双方不惜为之一战。 Why does accountability to the donors not replace accountability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Why can’t the donors withhold aid if the president refuses to consult parliament, declines to reform a corrupt police force, or uses aid flows to bolster his own political position? 那么,为什么受援国统治者对本国人民负责的必要性(因外国援助而放松之后)无法由他们对援助者负责的必要性所取代呢?如果总统拒绝与议会磋商,拒不改革腐败的警察机关,或者使用援助资金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为什么援助者不能暂停援助呢? One problem is that the donor governments and their constituents—the ultimate donors—can’t make the right calls because they do not experience the effects of aid on the ground. Even when the crunch comes, and the donors see what is happening, it is rarely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donor countries to withhold aid, even in the face of egregious violations of agreements, however much they may have wished to do so in advance. 困难之一是:援助国政府及其选民——也就是最终的援助者——并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体验援助的影响。即便危机降临,援助者看清了正在发生的事,哪怕恶性违反协议的行为当面发生,暂停援助也很少会符合援助国的利益——无论事前他们是多么渴望这么做。 It is the local people, not the donors, who have direct experience of the projects on which aid is spent and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form a judgment. Such judgments will not always be well informed, and there will always be domestic debate on cause and effect and on the value of specific government activities; but the political process can mediate these normal divergences of views. For foreign donors or their constituents—who do not live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there is no such feedback. They have no direct information on outcomes; they must rely on the reports of the agencies disbursing the aid, and so tend to focus on the volume of aid, not its effectiveness. 只有当地人民,而不是援助者,才能直接体验援助款所支持的那些项目,也才有资格做出判断。这类判断并不总是信息周全的,对于特定政府活动的原因结果及其价值,国内也总是存在争议,但政治进程能够调和这类常规的观点分歧。然而对于外援国或他们的选民而言,由于他们并不生活在受援国,就不存在这种反馈。对于结果,他们没有直接的信息来源,他们必须依赖负责分配援助的各种机构所提供的报告,所以会倾向于更加关注援助的体量,而不是其效力。 The aid agencies, in turn,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ultimate donors, and there is no mechanism that holds them responsible if things go wrong for the recipients. I once asked an official of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non-governmental aid agencies in which part of the world she spent most of her time. “The West Coast”—which turned out not to be Africa, but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several of the agency’s largest donors lived.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World Bank officials have long moved on to other things by the time the effects of their handiwork become visible. There is no responsibility of donors to the recipients of their aid. 而援助机构则是对最终援助者负责,如果受援者那里出了问题,并没有什么机制来追究援助机构的责任。我曾问过某著名非政府援助机构的一个官员,她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呆的时间最长久。答案是“西海岸”——不是非洲西海岸,而是美国西海岸,该机构几位最大的援助者就住在那里。正如我们所见,早在他们的劳动效果显现之前很久,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就已经忙别的事去了。援助者对于受援者并没有负什么责任。 Sometimes the agencies know that aid is going wrong and are alarmed by what they see, but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The director of one national aid agency gave me a bloodcurdling account of how aid funds had gone to gangs of murderers—people who had already carried out one massacre and were training and arming themselves to return to finish the job. I asked him why he continued to supply aid. Because, he replied, the citizens of this country believe that it is their duty to give and will accept no argument that aid is hurting people. The best that he could do was to try to limit the harm. 有时候,援助机构知道援助已出了问题,并且已经对所见所闻感到忧虑,却什么也做不了。某国家援助机构的主任曾向我提供过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援助资金到了谋杀团伙的手里,这些人已经实施过一次大屠杀,现在正在加强训练和武装,准备杀回去把事情做个彻底。我问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提供援助。他回答说,因为本国公民相信提供援助是他们的义务,并且拒不接受任何指出援助正在害人的观点。他能做的,只是尽力减少伤害。 Even when donors know what conditions ought to be imposed, they will often be reluctant to penalize recipient governments who flout them. Donors may threaten punishment to induce good behavior, but when the good behavior is not forthcoming they may be reluctant to take action if the penalties harm themselves or their constituents. 即便援助者知道应该施加何种限制条件,但当受援政府无视这些条件的时候,通常援助者也会对是否惩罚左右迟疑。援助者可能会以惩罚相威胁的方式来诱导良好的行为,但如果好行为迟迟不出现,且如果真正施加惩罚会伤及自身或本国选民,他们可能又会迟疑。 This would hardly apply to the arming of murderers, but it can be a problem in lesser cases. In effect, aid conditionality is “time-inconsistent,” a favorite term of economists: what you want to do in advance is no longer in your interests after the fact. The governments who are receiving aid understand this very well; they can call the donor’s bluff and ignore the conditions with impunity. 在武装谋杀犯问题上,这种情况当然不太可能发生,但在其他没那么严重的事情上,则可能成问题。实际上,援助的限制条款具有“时间不一致性”(这是经济学家爱用的一个词汇):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你原先想做的事已经不再符合你的利益。接受援助的各国政府深知这一点,他们面对援助者的虚张声势,会直接要他们摊牌,从而能无视限制条件而不受任何惩罚。 Why the reluctance to enforce conditionality? 为什么在执行限制条件上产生迟疑? The economist Ravi Kanbur was the World Bank representative in Ghana in 1992. He was called upon to enforce conditionality by withholding a tranche of a previously agreed loan in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 having violated the agreement by awarding an 80 percent pay increase to public-sector workers. The tranche was large, almost an eighth of Ghana’s annual import bill. Opposition to the cut-off came from many sources, not just the government of Ghana. Many innocent bystanders would be hurt, both Ghanaians and foreign contractors, who would likely not be paid. 经济学家Ravi Kanbur曾于1992年担任世界银行驻加纳代表。由于加纳政府违反协定,给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增加了80%的工资,Kanbur接到呼吁,要求他执行限制条款,暂停拨付贷款协议中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数额巨大,大约是加纳年度进口额的八分之一。反对中断贷款的呼声此起彼伏,加纳政府只是其中之一。许多无辜旁人,包括加纳和外国的承包商,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可能将收不到工程款。 More fundamentally, the normal, good relations between the donors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disrupted, threatening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operations of the aid industry itself; “the donors control so much in the way of funds that to stop these, at any rate to stop them sharply, would cause major chaos in the economy.” In effect, it is the aid industry’s job to disburse funds, and its operatives are paid to do so and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 with its client countries. A face-saving compromise was eventually reached, and the loan went ahead. 更为根本的是,援助国与加纳政府的正常友好关系可能受到破坏,不仅会危及加纳政府,而且也会危及援助行业本身的运转。“援助者对资金运作有很大控制,以至于如果停止贷款,至少停贷过于突然,将会给经济造成重大混乱。”实际上,援助行业的任务就是分配资金,从业人员拿着薪水就是要做好这一本职工作,并与客户国维持良好关系。最终,双方保存体面,达成妥协,贷款得以继续发放。 Kenya provide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dance among donors, the president, and parliament. The donors periodically become exasperated by the corrup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his cronies, and they turn off the flow of aid. Parliament meets and starts discussing how to raise the revenue requir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meet its obligations. The donors heave a huge sigh of relief—they too are under threat if the aid ceases to flow—and turn the taps back on; parliament is shuttered until the next time. Government ministers also sigh with relief and order up the latest-model Mercedes from Germany; the locals refer to these wealthy beneficiaries as the “WaBenzi.” 关于援助者、总统和议会之间的这种委蛇周旋游戏,肯尼亚也是个例子。援助者总是会周期性地被总统及其党羽的腐败激怒,然后暂停援助。此时议会就会召开,开始商量如何增加政府收入,以满足政府履行义务的必需用度。援助者会大松一口气,然后又把水龙头打开——因为如果援助真正停止,他们也会面临威胁。于是,议会就可以关门歇业了,直到下次再发生类似事情。政府的部长们也会大松一口气,又开始从德国订购最新型号的奔驰汽车。当地人管这些富裕的受益者叫做“奔驰族”。 The award for sheer creativity might go to Maaouya Ould Sid’Ahmed Taya, president of Mauritania from 1984 to 2005. He adopted a pro-Western stance and in 1991 abandoned his previous support for the Saddam Hussein regime in Iraq. Even so, in the early 1990s, his domestic repression became too much for donors, and aid was withdrawn. Real political reforms were begun—at least until the president had the brilliant idea of becoming one of the few Arab countries to recognize Israel. The aid taps were reopened and the reforms rescinded. 绝对原创奖可能还是要颁给1984至2005年任毛里塔尼亚总统的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塔亚1991年采取了亲西方的立场,放弃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即便如此,90年代初他在国内的镇压行动对援助者来说仍属过分,援助因此而撤销。此时,真正的政治改革拉开大幕,改革至少维持到了总统突发奇想,成为承认以色列的极少数阿拉伯国家之一。援助龙头重新打开,改革又被废止了。 Domestic policies in the donor countries can also make it difficult to turn off aid. Government aid agencies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their domestic constituencies to “do something” about global poverty —a pressure that is stoked by a well-intentioned but necessarily poorly informed domestic population—and this makes it hard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ut back on aid even when their representatives on the ground know that it is doing harm. Politicians in both donor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understand this process. 援助国的国内政策也可能使停止援助面临阻碍。国内选民会向政府援助机构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为全球贫困“做点事”。这些国内民众虽然满怀好意,但在信息掌握上却总是非常缺乏。他们把这压力之火烧得通红,使得政府机构难以切断援助,即便它们在当地的代表知道援助正在害人。 Recipient governments can use their own poor people as “hostages to extract aid from the donors.” In one of the worst such cases,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Sierra Leone held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 fact that UNDP had, once again, classed their country as the worst in the world and thus guaranteed another year’s worth of aid. 受援国政府能把自己的贫困人口当做“从援助国身上索取资金的人质”来使用。塞拉利昂的政府官员是此类案例最糟糕的表现之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再次将该国列为世界最差国家,因此保证了该国下一年度的援金之后,他们居然开了一个派对来庆祝。 On the other side, donor politicians can give aid to buy political credibility at home when they are deeply unpopular for unrelated reasons; they too will oppose the cessation of aid, even when it is clearly being misused. When this happens—as it did with British aid during the Kenyan elections in 2001, when aid was used to subvert the elections and preserve the power of a corrupt elite—Africans suffer to burnish the tarnished reputations of Western politicians. 另一方面,如果援助国的政客因为其他一些无关原因而非常不受欢迎,他们也可能通过提供援助来收买国内政治信用。因此即便援金明显遭到滥用,他们也会反对停止提供。比如英国在肯尼亚2001年大选期间提供的援助就是如此,当时援金就被用于颠覆选举,帮助腐败精英维持大权。此类事情发生时,相当于非洲人民为了擦洗西方政客的声名污点而受苦受难。 Lyndon Johnson helped hype a largely nonexistent famine in India in order to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the Vietnam War, not to mention to gather support from American farmers by buying their crops. The givers and receivers of aid, the governments in both countries, are allied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s. All that has changed from colonial times is the nature of what is being extracted. 为了把民众视线从越南战争上面引开,林登·约翰逊不仅帮助印度虚假宣传了一场基本上并不存在的大饥荒,还通过收购美国农民的农产品来收买支持。援助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即两国政府,联合起来欺瞒自己的人民。与殖民时代相比,唯一的变化只是它们索取的东西性质不同了。 There are also practical reasons that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donors to enforce conditionality. Aid is fungible; a recipient can promise to spend aid on health care and do so with projects that would have been undertaken in any case, freeing up funds for nonapproved purposes.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donors to monitor such diversions. The aid industry is competitive, and if one country refuses to fund another will often step in, with a different set of priorities and conditions. The donor who tries to enforce conditions is then shut out and may lose political influence or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with no compensating gain. 也有一些实践上的原因会限制援助国执行限制条款的能力。援助具有可替代性;比如受援国可以先承诺将援助用于医疗保健,然后用即使没有援助本来就会实施的项目来履行承诺,从而腾挪资金用于未经授权的项目。援助者很难对这类腾挪实施监督。援助行业充满竞争,某国拒绝提供援助,另一国就会带着一套新的政策偏好和限制条款来插手。于是,试图执行限制条款的援助国会被拒之门外,可能会丧失其政治影响力或商业机会,而且得不到补偿。 Aid agencies have recently tried to move away from conditionality, and their language has moved toward an emphasis on partnership. The recipient proposes a plan according to its own needs, and the donor decides what to finance. Of course, none of this disposes of the reality that the donors are responsible to their constituents in the rich world, and that the recipients, knowing this, will design plans that mimic just what they think the donors would have proposed on their own—a process that has been aptly described as “ventriloquism.” It is not clear what sort of partnership is sustainable when one side has all the money. 近来,援助机构已在试图放弃限制条款,转而强调伙伴关系。受援国会根据自身需要提出一份计划,然后由援助国来决定向哪些提供资助。当然,这些都无法绕开援助者需对身处富裕世界的本国选民负责这一现实,受援者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在提出计划时会刻意鹦鹉学舌,提出在他们的心目中援助国自身可能设想出的方案。这一过程已经被人恰当地称为“腹语术”。在一方拥有全部资金的情况下,我们想不出何种伙伴关系才是可持续的。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 doing what they regularly do, undermine aid effectiveness, but it works the other way too: aid flows und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tics. Donors decide matters that should be decided by recipients; even democratic politics in donor countries has no business deciding whether HIV/AIDS should be prioritized over antenatal care in Africa. Conditionality violates national sovereignty. 政治和政治家的惯常行事准则会破坏援助的有效性,但事情也可能在相反方向上发生:援助资金会破坏政治的有效性。本应由受援者决定的事,变得由援助者来决定了。即便是援助国的民主政治也没有理由来决定非洲国家是否应将艾滋病优先于产前保健考虑。限制条款侵犯国家主权。 Imagine a well-funded Swedish aid agency coming to Washington, D.C., and promising to pay off the national debt and fund Medicare for fifty years. The conditions a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bolish capital punishment and fully legalize gay marriage. Perhaps some governments are so dysfunctional that such violations have little cost to their populations. But taking a country into foreign receivership is hardly a good start on building the kind of contract between government and governed that might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long haul.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velop someone else’s country from the outside. 试想,如果瑞典一家资金充裕的援助机构跑到华盛顿来,承诺帮我们清偿所有国家债务,并会援助国家医疗保险五十年,条件是美国废除死刑,并将同性结婚全面合法化。也许有些国家政府确实无能透顶,因而此类侵犯行为并不会对该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但是,一国接受外国的托管,对于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言并不是什么好开头,而这种契约关系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不可能从外部来发展别国。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convincing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aid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ame applies when we look at the effects of aid on democracy or on other institutions. Yet once again, we have the fact that small countries that get a lot of aid also tend to be less democratic; sub-Saharan Africa is the least democratic area of the world, and the one that receives the most aid. Countries that receive aid from their ex-colonists are not the most democratic. Perhaps most interesting is a counterpoint to Figures 1 and 2: there has been an upsurge not only in growth but also in democracy in Africa since the cut in aid that follow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always, there are 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se facts, but they are what we would expect if democracy were undermined by foreign aid.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我们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同样,援助对民主或其他制度的效用也是如此。不过,我们这里又有一个事实:接受大量援助的小国也趋向于更不民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全世界最不民主的地区,同时也是接受援助最多的地区。接受原殖民母国援助的国家并非最民主的。最有意思的可能是图1和图2【译注:原文无图,略】的对比:随着冷战结束后援助的减少,非洲不但出现了经济上升,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民主政体。当然,对于这类事实,总是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但是如果民主会受到外援的破坏,这一事实就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了。 The antidemocratic aspects of foreign aid have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long-held donors’ belief that aid—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elf—is a technical issue, not a political one. In the hydraulic theory (recall, we are just fixing the plumbing), there can be no legitimate dispute over what needs to be done. This belief has led donors and advisers to ignore or be impatient with local politics. 外援的反民主面向还被援助者长期持有的一种信念加剧了:他们相信援助和经济发展本身都只是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在水力学理论(记住,我们不过是在修理水管)看来,关于我们需要做什么,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这一信念导致援助者和建议者都对当地政治置之不理或毫无耐心。 Worse still, the donors have often deeply misunderstood what people needed or wanted. Population control is the worst case; to the donors it was obvious that if there were fewer people each person would be better off, while to the recipients, the opposite was just as obviously (and correctly) true. Western-led population control, oft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nondemocratic or well-rewarded recipient governments, is the most egregious example of antidemocratic and oppressive aid. Effective democracy is the antidote to the tyranny of foreign good intentions. 更糟的是,关于人民需要什么或渴望什么,援助者通常误解甚深。人口控制就是最糟糕的例子:在援助者看来,很显然人口更少则人均状况就会更好,但是在受援者看来,相反的看法【编注:即人口多没坏处】同样显而易见且真确无误。西方人推动的人口控制,通常伴随着非民主或受益丰厚的受援国政府的协助,是援助之反民主和压迫性的最恶劣例证。有效的民主是外国善心暴政的解毒剂。 The anthropologist James Ferguson, i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about a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escribes a large Canadian-funde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Lesotho in the 1980s that was based on a profou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the economy functioned; what in reality was a reservoir of labor for the South African mines was reimagined as a textbook subsistence-farming economy. 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在《反政治机器》这本有关援助和经济发展的杰作中,为我们描绘了1980年代在莱索托实施的一项由加拿大资助的发展项目,该项目从根本上就对经济运转方式存在深刻误解。该国经济模式实际本来应是南非矿业的劳动力储军,却被臆想为一种教科书式的自给农业经济。 Th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projects designed for the imagined economy were about as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as a project to grow flowers on the moon. The project administrators—busily fixing the plumbing—remained unaware of how the project was being manipulated by the ruling party for its own political purposes and against its political opponents. In the end, there was no development or poverty reduction, only an extension of the state’s monopoly of political control, an anti-politics machine that made an extractive elite even less responsive to its people. 为这种想象的经济所设计出来的农业投资项目,其成功的可能性就跟在月球上栽花差不多。该项目被执政党操纵,以实现他们自身的政治意图,压制政治对手,而忙于修水管的项目管理人员自始至终对此毫不知情。最后,项目得到的并不是发展或贫困减少,而只是加强了国家对政治控制的垄断性质,催生了一种反政治的机器,这种机器使得榨取型精英对其人民甚至更加漠视。 The technical, anti-political view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as survived the inconvenient fact that the apparently clear technical solutions kept changing—from industrialization, plan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to macro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health and education, and most recently back to infrastructure. That the ideas kept changing did nothing to imbue the developers with humility or uncertainty, nor di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fashions to first-world politics appear to undercut the technical certainty of the aid industry. The antipoverty rhetoric of the World Bank when Lyndon Johnson was U.S. president was replaced by the “getting prices right” rhetoric when Ronald Reagan was president. “Our” politics seems to be a legitimate part of development thinking, while “their” politics is not. 发展援助问题上的这种技术性、反政治的观点始终存在,尽管我们面临一个尴尬事实:看似显然的技术解决方案经常在变,从工业化、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变成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又变成健康和教育,最近又回到基础设施。想法一直在变,但这并没能促使开发人员保持谦逊或心生犹疑,发生在第一世界政治领域中的潮流敏感似乎也没能减少援助行业的技术自信。林登·约翰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由世界银行提出的反贫困辞藻在罗纳德·里根当政时期被“矫正价格”的辞藻所取代。“我们的”政事似乎在发展思考当中理所应当占据一席之地,而“他们的”政事则并不如此。 Aid and aid-funded projects have undoubtedly done much good; the roads, dams, and clinics exist and would not have existed otherwise. But the negative forces are always present; even in good environments, aid compromises institutions, it contaminates local politics, and it undermines democracy. If poverty and underdevelopment are primarily consequences of poor institutions, then by weakening those institutions or stunting their development, large aid flows do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are intended to do.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en that, in spite of the direct effects of aid that are often positive, the record of aid shows no evidence of any overall beneficial effect. 毫无疑问,援助和由援金所资助的项目助益良多;世上多出了许多公路、大坝和医院,没有援助是不可能的。但援助的负面影响始终存在;即便实施环境友好,援助也会损害制度、污染当地政治,且会破坏民主。如果说贫困和欠发达首先是因为制度糟糕,那么通过削弱此类制度或阻碍其正常发展,大规模援助资金的实际效果确实事与愿违。因此,尽管援助的直接效果通常都是正面的,但援助史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总体上带来了有益效果,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The arguments about foreign aid and poverty reduction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rguments about domestic aid to the poor. Those who oppose welfare benefits often argue that aid to the poor creates incentives for poor behavior that help to perpetuate poverty. These are not the arguments here. The concern with foreign aid is not about what it does to po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indeed it touches them too rarely—but about what it does to governments in poor countries. The argument that foreign aid can make poverty worse is an argument that foreign aid makes governments less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the poor, and thus does them harm. 关于外国援助与减少贫困之间关系的论争,与关于针对穷人的国内援助的论争颇为不同。反对福利津贴的人通常论证说,援助穷人会激励穷人做出使得贫困得以长期维持的行为。我们这里的论证则与此不同。在外国援助问题上,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它们对世上的穷人起到了什么作用——实际上援助极少触及穷人——而是它们对贫穷国家的政府起到了什么作用。外国援助会使得贫困恶化这一论点说的是,外国援助会使得受援国政府更加漠视穷人的需求,从而对他们造成损害。 The harm of aid—even in the presence of some good—poses difficult ethical problems. The philosopher Leif Wenar, criticizing Peter Singer’s vision, with which I began this chapter, notes that “poverty is no pond”; Singer’s analogy is not helpful. Those who advocate more aid need to explain how it can be given in a way that deals with the political constraints. They should also think hard about the parallels with the colonialism that came before the era of aid. 援助的危害——即使也会有某些好处——提出了一些伦理难题。本章开头,我曾引用过哲学家彼得·辛格的设想【译注:本文是作者著作The Great Escape第7章的一小节。第7章开头数页,作者曾提到辛格的著名比喻:由于我们所需要付出都很小,拒绝援助非洲儿童的伦理错误就跟拒绝挽救池塘落水儿童一样。而我们离非洲较远、离落水儿童较近这一事实并不会造成什么伦理上的区别】。莱夫·韦纳对此提出批评,他说“贫困并非池塘”,辛格的比喻并没有什么用。鼓吹加大援助的人需要解释,援助如何以一种能够考虑政治约束的方式分发。他们也应该努力思考,援助与援助时代之前的殖民主义之间的对比。 We now think of colonialism as bad, harming others to benefit ourselves, and aid as good, hurting us (albeit very mildly) to help others. But that view is too simple, too ignorant of history, and too self-congratulatory. The rhetoric of colonialism too was all about helping people, albeit about bringing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to people whose humanity was far from fully recognized. This may have been little more than a cover for theft and exploitation. 我们现在觉得殖民主义是坏的,只是损人利己,而援助则是好的,是损己(尽管很轻微)利人。但这种观点过于简化,对历史过于无知,同时也过分自夸。殖民主义的论调一样说的全是帮助他人,虽然只是要把文明和启蒙带给其人性尊严远远还未被承认的人们。这种说法有可能仅仅只是偷盗或剥削的文过饰非。 The preamble to the charter of the UN, with its ringing and inspiring rhetoric, was written by Jan Smuts, premier of South Africa, who saw the UN as the best hope of preserving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dominance of white “civilization.” Yet at its worst, decolonization installed leaders who differed little from those who preceded them, except for where they were born and the color of their skins. 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部分用语响亮且令人振奋,其作者南非前总理杨·史末资可是将联合国视为维持大英帝国和白人“文明”统治地位的最大希望所在。然而,在最糟糕的情形中,殖民地独立后上台的领导人跟他们的前辈并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在于出生地点和皮肤颜色。 Even today, when our humanitarian rhetoric acts as a cover for our politicians to buy themselves virtue, and when aid is our way of meeting our moral obligations to deal with global poverty, we need to be sure that we are not doing harm. If we are, we are doing it for “us,” not for “them.” 即便是在今天,当人道主义辞藻被我们的政客用来为自己购买德性名声时,当援助被我们当成是履行自己对于全球贫困所负道德义务的手段时,我们也需要明确,我们并没有在害人。如果我们确实在害人,那援助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是为了“帮助他人”。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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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疲劳

【2016-09-14】

@whigzhou: 有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历史决定论者)喜欢用个体生命周期类比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类似的,组织理论里也有『制度疲劳』的说法,对这种拟人化说辞总是要严加警惕,不过有些类比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年轻』『成熟』『衰老』这组概念,确可运用于政权,至少适用于我们见过的政权类型中的大多数。 ​​​​

@whigzhou: 容易想到的几种导致政体衰老的机制:1)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军备竞赛,多层级组织总是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层级越多越严重,一个成功的新政权必定找出(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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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whigzhou: 有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历史决定论者)喜欢用个体生命周期类比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类似的,组织理论里也有『制度疲劳』的说法,对这种拟人化说辞总是要严加警惕,不过有些类比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年轻』『成熟』『衰老』这组概念,确可运用于政权,至少适用于我们见过的政权类型中的大多数。 ​​​​ @whigzhou: 容易想到的几种导致政体衰老的机制:1)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军备竞赛,多层级组织总是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层级越多越严重,一个成功的新政权必定找出了某些办法控制这个问题不严重到拖垮整个体制,问题是,委托代理双方的营私/反营私斗争是一场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新制度起初运行良好,但针对它的营私策略逐渐被开发出来之后,便日益朽坏,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官僚系统的腐败 @whigzhou: 2)激励资源耗尽,新政权的领导者手里有着大量资源用于奖励下属和盟友,但这些资源通常两代之内就耗尽了,要维持最初激励效果,要么持续扩张,要么定期清洗 @whigzhou: 3)禀赋稀释,第一代掌权者总是有某些过人之处,否则就不会上台了,这些禀赋随着代际更替会逐渐稀释,无论何种更替制度,这种稀释总会发生,世袭制下,强人的儿子未必是强人,指定继任制,蒙择的可能是马屁精,考试选拔制,胜出的可能是无能学霸,竞争制,上位的是赢不了外敌的内斗高手…… @whigzhou: 4)团队松散化,这是代际更替导致的另一个问题,统治团队的前几代成员之间往往有很近的血缘、姻亲、战友、恩荫关系,除非定期清洗,否则这些关系必定岁代际更替逐渐疏远,从而弱化团队合作 @whigzhou: 5)和平化,长期和平化无论在个体还是组织层面,都将削弱战斗禀赋和战争能力,最终无法抵御外敌 @whigzhou: 6)人口压力,社会剩余率降低,政权可支配资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