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打破出租车特许模式 辉格 2013年6月11日 最近，纽约州上诉法院解除了对智能手机出租车呼叫应用的临时禁令，该项禁令是今年二月应几家当地出租车公司和行业协会的要求而颁布的；近年兴起的网络叫车业务进入纽约的过程已遭遇几番波折，这次突破得到了该市出租车协会和市长布隆伯格的大力支持，似乎离成功已不太遥远。 网络叫车应用在国内也正方兴未艾，也同样遭遇了抵制，然而，考虑到新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租车市场的信息条件，从而颠覆特许经营权的存在基础，建立在它之上的旧商业模式恐怕将难以为继，向以网络自主撮合机制为基础的新模式转变的趋势，看来已无法阻挡。 供需撮合是租车市场的核心问题，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数量都很庞大，其时间与空间分布也高度随机，必须有一种特殊的信息机制来帮助双方寻找对方，而且打车是一种时效性要求很强的小额交易，因而该机制必须是迅速而又廉价的。 在传统模式下，这一任务主要是由供方完成：借助鲜明的车身、顶灯和状态灯标识，和在需求密集的地点和路线上逗留或漫游的方式，让消费者很容易发现他们，而统一的定价和计价方式则免除了绝大多数议价环节。 这种由供方充分标识和暴露自己的模式，为城市政府实施牌照管制提供了方便，因为自我标识和充分暴露的需要，让躲避管制变得很困难，缺乏标识的黑车除非拥有足够多的熟客，否则只能在需求密集地点“趴活”，而这些地点很容易被管制当局盯上，另外，处于地下状态的黑车很难在随机交易中取信于消费者，所以，只有当牌照管制过于严苛而将出租车稀缺度抬的过高时，黑车才可能大量存在。 现在，智能手机叫车应用改变了上述信息条件，它让供需双方的信息表达和自动撮合都变得十分方便快捷，原先短途业务中极少出现的双向议价也变得很容易，甚至每位司机都可以建立个人信誉，无论在缩短等车时间和空车漫游距离、提高撮合成功率和价格灵活性方面，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进空间。 此前虽然许多城市也有电话叫车业务，但电话叫车的人工服务性质大大限制了其服务容量、处理效率和信息表达精细度，不仅撮合成功率低，往往还要额外加一笔空程费才能成交，因而其影响力远远不及网络叫车。 在商业模式上，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出租车不再需要那么鲜明的自我标识了，也不再需要在需求密集地点就近趴活了，因为消费者不再需要这些条件就能很容易找到他们，借助网络撮合系统，他们很容易为自己找到足够多的业务，并积累自己的信誉。 这样一来，牌照管制这种特许经营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为没有了自我标识的需要，管制的实施已变得不可行，特许经营权这种以政府管制为保障的产权形式因而也丧失了基础，这就好比迄今为止的牲畜产权都是以存在技术和成本上可行的手段——比如廉价的围栏——控制牲畜活动为前提的，当某一天牛羊突然长出翅膀，能轻易飞上天，其原有产权形式也将瓦解。 对于消费者，这一变化当然是好事，便捷高效的撮合系统不仅为他们节省了等车时间，提高了叫车成功率，也将因为能吸引来更多供方而拉低市场价格，这些供给原本会被高额牌照租金、大量无报酬的等待和空驶、因议价不自由而造成的损失、业务随机性和信息不通畅而带来的风险等等障碍阻挡在市场之外，更不用说那些部分时段空闲的车辆资源和顺风车机会了，后者在以往信息条件下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市场。

【2012-08-12】 @勿怪幸 肖哪有美国行医资格啊。他没有执照。他这样的工农兵学员，咱不是歧视，让他考board肯定考不过 @whigzhou: 许多信徒都相信被教皇或特蕾莎修女摸头是可以治病的，法律并不禁止圣徒给信徒摸头的活动，却禁止无执照行医，真是荒唐 @班加西玫瑰: 不，两者并不一样，我相信教皇并没有declare摸头可以治病，但肖显然对他的手术的治病功能是declare的。FDA的管制则和“教皇和肖的行为是不同的”是另一个话题，另说 @whigzhou: 1）教皇或许没宣称过（待考），类似宗教活动中如此宣称的可不少；2）显式宣称并非构成责任的必要条件 @whigzhou: 你把一篮假鸡蛋摆在菜场卖，即便你未宣称那是鸡蛋，也是欺诈 @whigzhou: 许多寺院都宣称他们的圣器香灰和法事服务可以祛病消灾，有些还为因病求签者提供药方签 @threent: 圣徒给信徒开颅、开胸不知米国法律禁止否？ @whigzhou: 可不会禁止对信徒不用去开颅开胸的劝告，而有时不开比开更危险 @班加西玫瑰 这个对比不知道能说明什么，典型的中国式对比，中国式对话 @whigzhou: 这个对比的意思很清楚，假如你言语没这么轻佻的话，我会考虑再给你解释一下，现在来不及了 @公园狮: 他们不以诈骗罪被追诉是因为他们是统战的对象 @whigzhou: 我认为寺庙宣称香灰治病未必构成欺诈，因为：1）僧侣和信徒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对等的信息条件，他们有同样多的时间和案例来判断其有效性；2）僧侣自己可能也相信那是有效的 @whigzhou: 但出售香灰者若是虚构一些治愈的案例而让信徒受骗，就是欺诈了 @threent: 查了一把，貌似无证行医并不犯法 Due to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and law of consent there is no legislative restriction on who can treat patients or provide medical or health-related services. In other words, @whigzhou: 这倒出乎我意料，我记得美国有个案例护士帮人接生都被起诉了 @threent：英国的。没查美国，因为一开始觉得应该是源起于英国，搜了些英国的东东。 @whigzhou: 回复@threent: 哈，不过美国不许英国许确实让我吃惊，按理说行会遗迹在英国遗留的更多，律师分工这么细致刻板也是行会遗迹 @threent 行医执照起源：http://t.cn/zWjiOBa 有趣 @whigzhou: 我记得，和其他职业特许权一样，都是中世纪行会垄断权的遗迹吧 @threent：一开始是教会特权 @threent：前段时间某本书里看到说：英国专利制度是国会为防止国王滥发特许权搞出来的。 @旁观用：我觉得让患者自己判断医生有没有可靠的文凭、私营年审机构的执照什么的可能更好，但想知道辉格sir会怎么反驳这样的说法：绝大多数看得起医生的患者不会把希望都寄托在香灰上，故香灰祸害小；而不禁止无照行医的话，光是乱吃处方药就已经很危害健康了 @whigzhou: 我会回答：香灰类比针对的是为医疗准入管制辩护的常见理由：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合格治疗服务的伤害；假如你愿意放弃这个前提，转而将管制的基础建立在对伤害可能性和程度的数量评估上，那我也可以放弃这个类比，用其它方式回答你  

制药业是诸侯经济的活化石 辉格 2012年4月25日 制药业出现像毒胶囊这样混入有害成份的质量事故，是十分骇人的，与食品相比，药品的成份要单纯的多，其制造过程的透明度和可控性也高得多，并不存在多少可以浑水摸鱼和推卸责任的余地，可一些药厂仍如此悍然行事，可见其所面临的安全与质量约束，是多么薄弱无力。 缺乏质量约束的首要原因是市场集中度过低，厂商太多，过度分散一方面造成消费者品牌认知困难，特别是药品这样并非连续重复消费的商品，品牌认知更难以形成；同时，分散化和小规模也使得质量事故的机会成本过低，因为消费者很快就会忘记出事的是哪家药厂，而且，这些不知名的小品牌也并不是什么值得珍视的宝贵资产，大不了换块牌子继续经营。 之前的文章中我已指出，制药业的高度分散化，是改革初期诸侯经济的遗迹，假如该行业像家电和日化等消费品行业一样经历了充分市场化，那么今天就不会处于这种格局，规模化和品牌集中必定会发生，并且由于药品的特殊性，集中度会高于日用消费品；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遗留至今而成为活化石，无疑是因为严苛的准入管制。 这一点对照其它幸存的活化石便很容易看清，实行专卖管制的烟草业是最典型的，其次是医院和学校，形形色色的行业都发展出了连锁品牌：连锁超市、连锁酒店、连锁美容院、连锁中介、连锁餐馆，为何很少见到连锁学校和连锁医院？因为准入管制。 类似局面也出现在汽车业，虽然程度不同，造汽车需要审批，新车厂进目录难如登天，大批毫无效率和优势可言的地方小厂，仅凭准入资格即可坐吃需求爆发性增长带来的厚利，这些身无长技的小厂居然可以在通用、丰田、大众面前享有大爷级的谈判地位，一堆形同废铁的破流水线能换来半数合资股权，除了准入管制，还能有什么力量创造如此奇迹？ 近年来，制药业的分散局面正在改变，政策当局也屡屡号召要提高市场集中度，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90年代中期之后的市场化改革中，可以清晰的辨认出两种模式，一种是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国退民进，另一种是国企脱离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化改造、垂直化集中、“做大做强、打造超级航母”，同时建立准入壁垒来维持其垄断地位。 幸运的是，大部分消费品产业和许多日常生活类服务业都走了第一条路，而且迅速出现了激烈竞争、产业格局高速重组演变、商业模式不断创新、质量和服务水平持续改进的可喜局面，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今天回顾起来，那些过去20年在品牌建设和质量改进上最富成效、不断给消费者带来惊喜的产业，无一不是走上了这条轨道的，它们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充分的开放，外资和民企可以进出自如，那里的企业整天考虑的是如何取悦于消费者；相反，那些航母们整天想的则是如何做大做强，何时挤进Top500，如何在同伙之间瓜分势力范围。 从目前的趋势看，制药业显然正在走向第二条道路，也就是三桶油的道路，以这种方式提高市场集中度，并不能改善质量激励机制，将大批地方国企合并成央企垄断寡头，虽便利了消费者的品牌识别，同时也压缩了他们的选择空间，这样，品牌认知便无法转变为对厂商的质量约束。 从竞争中涌现的大品牌，是消费者用钞票选出来的，尽管也拥有一些垄断地位，但随时要保持警惕，一次严重质量事故足以让大品牌一夜间声誉扫地，多年苦心经营的巨额品牌资源化为乌有；相反，由行政力量所拼凑的大型控股央企，并未经历市场淘汰机制的严酷筛选，并未在消费者面前证明过它们的信誉，未必拥有需要加以珍惜、因而构成质量约束的品牌资源。 准入壁垒所带来丰厚利润和安全感，让它们可以无视消费者的评价，也无须忌惮公众的恶评，即便它们拥有一些品牌资源，那也是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国有资产，人们没有理由期待它的部门和员工会为珍惜它而约束自己的行为，相反，关于国企的大量经验告诉我们，如同其它国有资产一样，这些部门更可能为了自身短期利益而牺牲它。 人们时常被告知，准入管制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不负责任的生产者的伤害，可是，从上述两种改革模式的对照中不难看出：商业信誉、优质品牌和可靠质量的发展，所需要的恰恰是开放和竞争，而不是管制和壁垒。

邮政业需要的是开放 辉格 2012年4月11日 近日，央视记者在专题新闻节目里公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所寄出100封平信中，居然有1/3最终没有到达收信人手里，尽管这不是一个经严格控制的正规实验，未必能体现真实的寄达率，但至少可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个体经验，足以表明邮政服务的质量有多么低劣，作为国营邮政存在理由的所谓普遍服务和普遍通达，是多么靠不住。 对于有过在计划经济下长期生活经验的老一辈，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值得惊讶，国企嘛，何况还是垄断国企，能指望什么服务质量呢？特别是像平信递送这种既缺乏当面验对，也没有事后查证机制的服务，有什么激励会让邮政、它的管理层和邮递员们去努力改善服务呢？又有多少顾虑能让他们谨慎对待信件呢？ 在几十年前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邮递员还是份相当体面的职业，他的服务对象就是其所生活社区的乡邻，他几乎认识其中每户人家，因而算得上社区的一个中心人物，这种身份性质以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关系，都会对服务质量构成一种约束，毕竟，过分恶劣的表现会影响自己在社区中的声誉。 而且当时的住户结构也不如现在那么封闭，没有防盗门，特别是小地方，家里有人时大门通常是敞开的，也没有统一安装在楼下的邮箱，若家中有人，邮递员经常会直接进门投递，要是主人恰好是熟人，还会坐下来寒暄上几句，这种亲密接触关系，如今多半已不复存在，与此相应的质量约束也就随之消逝了。 今天，邮递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许多年轻人甚至压根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邮递员也不再是一份值得羡慕的职业，在有了那么多更便捷的替代品之后，他们恐怕也难以感觉自己的工作有多重要，那些原本将邮递质量维持在尚可接受水平的种种激励和约束，都已消失，这样，邮递质量就只能依靠邮政企业自身的内部激励和质量控制体系了，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国企恰恰是指望不上的。 那怎么办呢？有些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在标题中加上了“监管空白”这样的解读，可实际上，监管哪里空白了？邮政系统在政企分开之后，其行政部分便是其企业部分的监管者，监管对象就在其眼皮底下，莫非他们需要再设立一个“平信寄达率考核监督小组”吗？这样的衙门难道还少吗？哪个真的起到改进服务质量的作用了？ 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开放邮递准入，既然国企做不好，何不让私人企业来做呢？在前网络时代，人们还能找出一些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让政府来经营邮递业，邮政电报系统一度是国家统治和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主权延伸的象征，现在这些价值都已不复存在，已经没有理由再保留国营邮政系统了。 普遍覆盖也不是国营的理由，它完全可以通过项目招标实现，私人企业的竞争可以让普遍服务的质量更容易得到比较和评价；普遍服务更不是国营垄断的理由，政府若决意要由国家邮政来提供普遍平价服务，可以用预算直接补贴邮政，而不必用垄断权来间接补贴，前者由全体纳税人负担，后者由失去享受更好邮递服务机会的消费者和失去市场进入机会的邮递企业负担，看不出任何理由认为后者更公平，而在效率上，由于准入管制扭曲了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垄断权补贴远比直接补贴更低效。

【2012-03-24】 （这是该话题讨论的后一半，前一半见上一帖） @学经济家: 一个出租车改革方案：保留最少的管制（准入押金），取消数量管制（牌照自由增减）、价格管制（出租车公司自主定价）。保证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牌照持有者、司机、居民等利益均不受明显伤害，甚或有不小的提升。http://t.cn/hgDPqv @迢书：方案的本质是：一、政府出钱，赎买目前所有出租车牌照；二、政府宣布，在满足基本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大笔押金，就获得牌照，交回牌照可取回本金。三、政府收取押金利息，打击黑车，维持秩序。问题很大：一、凭什么要政府出钱赎买现有牌照？二、政府收取利息，不如收取管理费。 @迢书：假如押金是120万，如果牌照一百年未赎回，这相当于牌照持有人放弃了一百年的利息，也意味着他对牌照的估值是120万——现在的牌照也没那么贵。这种方案的本质是提高牌照价格，根本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巨额押金在政府手里，投资回报率低，很可能出现弊案。还不如让持有人交管理费，以节约资本。 @whigzhou: 哦，是这样，100万这数字吓我一跳，这毫无道理，亏学总想得出，即便采用押金方式，也应按对乘客造成的可能损失算，跟当前份子钱有何关系？再说了，押金完全可以用保险替代 @学经济家：1 押金不是为防止伤害，而是使得改革能对各方有利。自由准入当然好，但用PG也能想的出来，不会有任何一个决策者去推，实现可能几乎为零；2 份子钱大城市目前在每年6万（北京）~18万（深圳）之间的比较多；低于4万的我没听说（包括县城）；10~20倍无息押金可自由退出的，较之房产，肯定很多人投 @whigzhou: 哦，这样的话，有更简单的办法啊，先确认现有牌照权利，放开牌照流通，然后在维持其价格不大幅下降的前提下拍卖尽可能多的新牌照即可 @whigzhou: 在出租车处于满负荷运行的数量区间内，新牌照投放不会降低租金 @迢书: 只要增发出租车拍照，现有的牌照就会贬值，这与增发方式无关，不管是免费增发、拍卖增发还是缴纳押金增发……这是方案的硬伤。 @whigzhou: 不一定啊，因为现在是固定价格嘛，产能饱和区间内牌照租金不会因增发而下降，可以增发牌照直至拍卖额开始下降，然后停发，再放开价格，如此各方无损 @迢书: 不同意。现在的牌照持有者在估值时，已经预期价格会放开 @whigzhou: 这个预期没道理嘛，没有迹象要放开价格啊，如果你是指基于我说的改革方案的预期，那价格放开是在新牌投放之后，他的估值同时要考虑我的投放政策，而该政策就是盯住拍卖价区间前提下的投放最大化，因而估值没有理由超出该区间上限 @迢书：除非政府耍流氓，对现在的持有人说：“只有两个方案，一是永不增发、永不涨价，二是增发一些、放开价格。选一个吧！” @迢书:现在的持有人最想要的方案是：永不增发，放开价格——其它方案他们都不会满意的。一句话总结，只要增发牌照，政府门前就会有上访的，除非政府赎买牌照。 @whigzhou: 我最想要的方案是牌照都归我 @学经济家：你这个才是更难呢。现有牌照权利是哪些？不增发，限价，油价涨给补贴？我那论述的就是，目前的权利极其不明确。另，这几年，一增发就闹事甚至流血（这是最大问题），不管怎么保证这增一点下年不增什么的。我也曾构想过把拍卖收入分给既有者，不过后来还是否了。 @whigzhou: 我说的现有牌照权利仅指准入权，增发和限价安排后面说明了，油价补贴取消 @学经济家: 另，这几年，一增发就闹事甚至流血（这是最大问题），不管怎么保证这增一点下年不增什么的。我也曾构想过把拍卖收入分给既有者，不过后来还是否了。 @whigzhou: 牌照行情一旦形成，增发是否让牌照贬值，贬多少，一目了然，闹事没底气 @学经济家: 回复@whigzhou: 闹是唯一的产权保护。不增发都要经常闹闹，提示不要来宰我。 @whigzhou: “闹是唯一的产权保护”——这正是产权不明确、流动性缺失条件下的情况，不能套用到流动畅通的条件下，况且，拍卖制度下，市政府有激励维持牌照价值，这一利益共同点会被领悟到 @学经济家：糊涂，原文白写了。现有牌照市盈率很低，因为大量的不确定性，举例就像小产权房，或者未流通公司的股票。一旦做实完整产权（完整收益，任意定价，任意进出，做市商随时交易），是会极大幅度上涨的，取其中即可。退出的根本挡不住新进的。 @学经济家：香港牌，年份约20万港币，转让价300万上下，市盈率15倍；纽约牌年收益3~4万美元，转让价60~70万美元，近20倍（从二战前一张没增过，预期好）；深圳牌年份约18万，法院拍卖价不足100万。若从资本角度，持有者实际上损失了2/3的市值。用一半市值设立押金，近乎是阻力最小各方都得益的 @tertio：说个怪招，给每个现有的牌照持有者印发牌照权，让他们自己竞争去吧。 @学经济家:这个我想过，会毁掉资产价值的 @tertio：回复@学经济家:可以对各家发牌速度加以限制嘛。肯定有吃亏的人，他们只好怪自己没眼光了。 @whigzhou: 再重复一下我的方案：宣布现有牌照永久有效-放开牌照转让-拍卖新牌照直至拍卖价开始下降-放开公里价格-当牌照价格上涨至锁定区间上限时拍卖更多牌照直至其降至区间下限（上述安排事先一次性公布） @饼干龟：放开牌照转让可移至宣布现有牌照永久有效之前。并以最初流通价作为拍卖最低价。这样既无损原牌照主，也可避免运费政策性上涨，以获乘客支持。 @whigzhou: 若不先宣布永久有效，卖掉者可能会觉得被骗了；你后半句正是我的意思，首次拍卖之前按之前流通价格设定拍卖价目标区间；没错，增发是必须成分，否则市民为何要支持？你租值耗不耗散、牌照增不增值，关我屁事？ @饼干龟：我觉得你的方案可能会受到市民反对。因为牌照增值部分的大部分由原牌照持有者获得。乘客虽获得了打车更容易的好处，但这一好处不直接。但运费上涨是可以直接体会到的。因而修改方式是将更多确权收益分给消费者。最初转让者虽然后悔，但后悔的只是没有得到新增收益，与损失已预期收益的心理抗拒大不相同 @whigzhou: 反对永远无法避免，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是说了，我还希望所有牌照都归我呢，方案最多只能做到各方实际无损 @饼干龟：在最初流通价保底，运费上涨的条件下，其实只有消费者群体中存在实际受损的个体。这也是我觉得可以把更多利益分给消费者的原因。当然了，也可先确权再流通，只是如果那时再把区间下限定到低于流通价，反对者群体将更增部分运营商。 @whigzhou: 解除价格管制，给了消费者用现金替代排队/等候的机会，不会受损，同时，解除准入管制将提供大量廉价拼车机会，消费者是受益的 @饼干龟: 用现金替代等候，不会有个体受损，这可教条了。有的个体就是时间成本较小的。 @whigzhou: 不要忘记均衡嘛，在价格管制下，需求会一直增长到边际排队/等待成本高的连最愿意等待的那个消费者都不愿再多等的程度，因而现金代替会让之前的边际等待者刚好不亏不赚，而所有比他不耐烦的人都赚了 @学经济家：政府目前难以获取拍卖收入所以不算抠；若开始拍卖，受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影响，（即使不限运价）卖价也极可能会低于押金，即使拍卖算当期收入而押金算做债，但后期拍价越低，到供需平衡时无人竞拍收入会接近零。所以说政府较此前获利。 【后记】我这个方案，是在“尽可能让各方无损”这一前提下构思的，并不表示我认为它在法律上是最合理的，关于后一点，我还没想好。  

多元办医不必拘泥于非营利性
辉格
2010年2月25日

日前，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院”、“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院”。

这是值得赞赏的政策改变，开放和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有助于缓解医疗市场的供给不足，增强供方竞争，改善服务质量；但是，将准入开放、政策鼓励和税收优惠局限于非营利性医院，延续了长期笼罩于医改进程之上的市场化恐惧，既无必要，也将大幅限制开放程度和可能达到的竞争强度。

治病救人是高尚行为，而高尚行为是值得和应予奖励的，但有趣的是，许多人都觉得，用金钱去奖励高尚行为是错误的，而做出高尚行为的人，一旦接受金钱奖励，便沾染了铜臭而不再高尚了；此类标准，不仅被加于医生，也被加于慈善家、学术大师、体育明星、战争英雄和政治领袖。

这是部落时代价值标准的遗迹，那时候，重要的互惠行为是被组织在小社会的长期集体互惠关系中的，即时的现金回报意味着一次性结清人情债并免除了未来的互惠义务，打算在社区安身立命的人，是不屑于此种报酬的，而即时现金回报的流行，也会破坏社区的互惠系统。

这样的价值标准已不适合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作为个人，保有此种价值观无可厚非，但继续将其作为政策和立法的基础，就显得蒙昧落后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广阔得多的范围内，为帮助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更精确、更及时、更自动化的奖励机制。

在市场的均衡价格下，若某个医院能获得高出行业水平的利润，便表明它能用更少的资源来救治更多的病患，这样的医院当然应该奖励；市场的存在意味着这种奖励不需要向公众募捐、不需要政府拨款，只需要企业家被允许获得他的利润。

非营利性医院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医院所获取的利润被重新投资于医疗，从而增加医疗供给，最终降低医疗消费价格；但同时，非营利性对于投资者也意味着，投入的资本永远不能为他带来现金回报，他所能收获的，只有治病救人的善行所带给他的满足。

当然，教会和慈善医院的历史已经表明，善行所带来的慰藉和荣誉，足以激励大批个人和法人社团投身于医疗事业，出钱或者出力；这是值得欣慰的，问题是，此种激励所带来的医疗投资是否足够？即，是否存在足够多的善人和善心，使得调动投入于医疗的资源，和以这些资源所产出的医疗服务，是否达到了存在利润激励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均衡水平？

假设非利润激励是足够的，那么即便政策完全放开营利性医院，后者也没有生存空间，或者被迫与非营利性医院一样行事；因为非营利性医院没有盈利压力，可以把服务价格压得更低，从而将后者挤出市场，后者若要生存，必须接受同样低的价格，实际上也就得不到利润；如果他在这一价格下还是获得了利润，只能说明他的效率更高，而这本来就是应该奖励的；所以，对营利性医院的限制就是多余的。

相反，如果非利润激励是不足的，那就更应该解除对营利性医院的限制，否则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和看病难问题便无法解决；同时，非营利性医院由于不受利润目标约束，其资源配置和组织运营效率上通常不如营利性企业，如果没有后者与其竞争，将达不到充分竞争条件下的配置和组织效率；并且，非营利性组织对于价格信号反应相对迟钝，在医疗需求变化迅速时，较容易忽视那些新生需求。

在法律上，非营利性医院若要长期存在，须按法人社团或信托基金来组织，社团或基金的章程规定了其组织目标；然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如同其它目的性组织一样，章程本身并不能确保组织的发展长期遵循其预定目标，这更多的依赖于组织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对拥有同样价值观的人的吸引力，这些人被吸引在一起逐渐形成稳定的组织文化，使得组织内的人和资源长期服务于特定目标。

对于医疗事业来说，非营利性组织的好处是低成本，价值观的满足替代了大量现金报酬，比如，决心献身于教会的修女可以接受很低的报酬而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献身精神也是很好的组织润滑剂，有助于降低组织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另外，对收益外流的限制也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给。

然而，非营利性也有许多负面因素，它更倾向于在市场供需变化时，抗拒价格信号的指引而拒绝做出资源配置调整，也更容易抗拒成本压力所带来的效率改进要求；当缺乏营利性医院与其竞争时，这些因素更可能发酵膨胀。

实际上，从企业文化的发展历史看，非营利性组织的那些优势，许多营利性企业也已逐渐具备；许多大公司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亚文化、共同的价值诉求和行为准则，仅仅以利润目标和薪酬水平，已很难解释这些企业的行为和他们对员工和客户的吸引力所在了。

因此，无论社会的慈善意愿是否足够，无论非营利性医院的优势是否存在或是否显著，都没有必要限制营利性医院的发展，它既能补充前者在供给量和覆盖面上的不足，更可为前者提供维持其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所需的竞争压力。

邮递业开放乃大势所趋
辉格
2008年10月31日

近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邮政法》修订草案的初审。与业界的期望相比，草案的关键内容在开放性上未能取得进展，仍表现了强烈的垄断和管制倾向。草案保留了邮政专营制度；回避了在专营范围的重量条件上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为行政管制保留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它分割了快递和包裹业务，并禁止外资进入快递业务；它对跨地区快递业务设立了高额资本门槛。草案的这些特点，引起了快递和物流行业内外资企业的担忧，与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也背道而驰。

邮政专营制度的支持者为其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实现邮政服务的普遍覆盖，因为私人邮递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不愿在贫困或人口稀少的地区设立网点和发展业务。专营制度的宗旨是用垄断租金来补贴专营企业为实现普遍服务所承担的额外成本，以达到政府希望人人享有基本邮递服务的目标。但是，普遍服务并不必然要求专营制度，政府可以直接向签约承诺普遍服务的邮政企业补贴现金。实际上，各国邮政之所以奉行专营制度，并非源自于普遍服务的考虑，而是因为17世纪现代邮政业建立之初，恰好是重商主义鼎盛之际，当时，形形色色特许专营权充斥于各行各业，国王通过出售特许专营权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持其海外扩张，特许垄断企业则需要国王为其殖民和贸易事业提供庇护，双方结成了同盟。

后来，随着自由企业和开放贸易制度的确立，特许权逐渐消失，只残留在少数几个因其规模经济特性而易于形成天然垄断的行业，邮政便是其一。如今，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冲击下，邮政这一专营堡垒已开始坍塌。1997年欧盟通过《邮政指令》，规定到2009年前每个成员国中应存在一家以上的邮政运营商。2006年，英国政府向DHL和TNT等13家物流企业发放长期邮政牌照，拥有350历史的现代邮政鼻祖皇家邮政从此失去垄断权。同时，政府每年向皇家邮政提供数亿英镑以补贴其普遍服务成本。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认为有必要用专营权补贴普遍服务，也不必将专营权赋予国企，尤其是单一的垄断国企，而可以通过招标由私人企业竞争多张特许牌照，这样，既可以通过牌照租金来补贴普遍服务，又保留了竞争和私人企业的效率。印度的电信普遍服务招标是这一做法的典范，政府将各邦的电信牌照与普遍服务义务捆绑招标，并在投标条件中包括了补贴，但竞标的结果各邦的投标补贴额都是负的。显然，在电信企业看来，与牌照价值相比，普遍服务成本并不算高。

近几十年来，现代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模糊了信件、包裹和货物运输之间的界线，物流公司为企业提供从商业信函、单据、文件到产品发送的整套物流服务，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供代理通关、商检、票据结算，甚至按需分包装和贴标、终端客服和维修，等等，覆盖了产品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所有服务需求。一体化服务大大简化了企业的物流和商务工作，让他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这就为那些缺乏国际长途贸易所需的资金、人力和经验的中小企业有机会进入以前只有大企业才敢涉足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供应链。

企业的每一笔业务，会同时涉及到货物、单据和信函的传递，它们应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如果邮政专营迫使他们将之委托给多家企业处理，那将使管理复杂化，企业将不得不重新为物流和信息的同步而操心，这将个很大的负担。正如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是全球供应链的神经系统，现代物流是它的循环系统。得益于全球化和供应链革命，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这离不开现代物流。今后，内需和国内贸易将在经济发展中起更大的作用，这同样需要现代物流的帮助。因此，政府应抛弃邮政专营这一特许权的古老遗产，拆除邮件、快递与货运之间，国际和国内之间过时的藩篱，鼓励内外资企业发展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业，为确立和加强中国的制造大国地位打好基础。

中小银行前途可期 辉格 2008年7月28日 26日，福建建瓯石狮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该省另一家村镇银行永安村镇银行也于近日通过审批，不久将成立。而本月中旬起，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审批注册工作也已全面展开，预计在第一批试点中，浙江将产生上百家小额贷款公司。更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政府明确表示，省金融办将每年会同工商、银监和人行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分类评价，对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向银监部门推荐改制为村镇银行。 2006年底开始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曾被赋予了浓厚的扶贫色彩，因而未被业内人士十分看好。最初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印象：首批6个试点省份都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最初几家村镇银行也都在贫困县。第一个转折点是去年十月，银监会将农村银行业准入试点范围从6个省份扩大到31个省份，这便大大淡化了该政策的扶贫色彩。而本月浙江省的行动将成为第二个转折点，它将把基层金融业开放带出农村和农业的局限。 浙江所拥有的发达的民营经济，充裕的私人资金，深厚的民间信用资源和借贷传统，众多的中小企业，都预示着，即将成立的上百家贷款公司和它们将汇集的巨额资金，将不可能局限于农村和农业，他们必将在二三产业中有活跃表现，其中优秀者将脱颖而出，有望借助村镇银行的跳板，或者利用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升级的机会，发展出未来的民营银行。 随着近五年来银行业改革的推进，国内银行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但银行业的格局却基本没有变化，从2003年到今年二季度，按资产总额算，五大国有银行的份额从58.3%下降到52.2%，股份制银行从10.5%增至14%，城市商业银行从5.3%增至6.2%，这一变化趋势，基本上与银行业改革所遵循的先大后小的原则相吻合。这一策略保障了金融系统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小银行的发展。 如今，以03年建行开始改制上市为发端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近尾声，与此同时，12家股份制银行也有7家陆续上市。07年开始，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商业银行的改制和上市，目前已有114家城商行组建完成，11家引入战略投资，3家成功上市。那么，现在起，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将作为“第四梯队”成为下一轮银行业改革的焦点？从南充、福建和浙江传来的信息看，这是值得期待的。 基层金融机构虽然规模很小，但其总量不可小视，按03年的数字，农村信用社和农商行的资产总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0%，而基层金融业开放将吸引更多民间游资进入银行业，同时之前存在于私人钱庄和民间借贷中的大量资产也将浮出水面。如果上述改革和发展趋势得以继续，未来有望形成五大行、股份行、城商行、村镇行和外资行五足鼎立、且每个类型都拥有两位数份额的理想竞争格局。 在贴近市场和客户方面，在从细微处感知机会和风险方面，在经营的灵活性方面，中小银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之故，所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拥有大量金融机构。美国在80年代初有1万4千多家商业银行，此后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淘汰浪潮，目前仍有7千多家，其中40%资产不足1亿美元，53%资产介于1到10亿美元。可见，小银行即使在竞争和兼并十分激烈的发达市场仍大有可为，而在国内金融业还不发达，大银行还顾不上为小企业服务的情况下，小银行将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今年以来，外部条件的恶化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使国内企业面临很多困境，可以说，这一轮金融改革和开放来的正是时候，一方面可帮助中小企业缓解信贷紧缩带来的经营困难，另一方面也可在中小银行业本身创造出新的增长点。繁荣的基层金融业将给经济带来巨大活力，也将让民间财产在转变为金融资本的过程获得价值倍增，从而造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