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购是个好东西，但那只是消费者和商家的好东西，前者血拼的很爽，后者多了个实施价格歧视的简易工具，但对于运营商，它并不是很好的商业模式，因为你很难用它来构筑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很难建立排他性，至少我现在还没看出来，这种排他性会如何建立。 这样看来，团购可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它会推动消费者和商家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团购风潮刮过之后，整个零售/服务业的面貌或许会大为改观，但它本身却未必能发展成一个诱人而富有想象空间的产业。 依我看，更有意思的东西，是团练，我用这个词来命名这样一种未来的商业模式：一群人通过SNS或者其他网络途径凑在一起，不仅仅是购买一种已经存在的商品/服务，而是提出一种需求，进而触发一个经由设计/参与/组织/生产/分享、最终满足这一需求的过程，显然，团购只是它的一个很初级的特例。 在此过程中，运营商可以起这样的作用： 1）把一群有着共同偏好的人凑在一起，比如他们都对家居用品很在意； 2）提供一种机制让需求在互动中涌现出来，容易想到的是，新需求的涌现往往是出于对旧产品的共同不满，比如许多人都觉得现在的电源插座有许多不便之处； 3）提供一种机制让有想法的人提供产品创意和改良设计，或许很多人都有改良插座的想法，但很少有人会真的动手，因为他很难指望找到厂家来生产它，规模经济门槛和信息障碍会杀死绝大部分创新念头，而团练的机会就在这里； 4）一旦某种设计获得足够多的预订者，就开始招募制造商来生产，当然，从概念设计到最终工艺可能会有多个角色参与；这个环节上你或许瞥见了些众包的影子？ 5）运营商需要为上述整个过程中，利益如何分配，权利/责任如何分割，提供一个清晰易懂的机制，特别是激励回路的设计是关键； 这才是真正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它将彻底改变整条整条的产业链，淘宝的发展已经培植了一大批淘宝工厂，团练也同样会培植出一大批团练设计师和团练作坊。

如此热门的话题，本不想多嘴，不过既然提起了，还是说说透吧。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做避免租值耗散的同时，剥夺国企的垄断利润。 所谓租值耗散，是指某人原本可获得的资源租金，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获得，而同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获益，即，有人付出了代价（排队），但这一代价并未以对价支付给任何人，经济学家将这种代价叫做“无谓成本”；按定义，这是帕累托退化，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无效率，因而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火车票限价剥夺了铁道部在自由定价条件下本可获得的部分垄断租金，但消费者并未因此获益，因为低票价的好处被限价所带来的排队成本抵消了。 所以，取消限价即可避免租值耗散，因而是帕累托改进。（当然，仅当不考虑黄牛时，放开价格才是常规定义的帕累托改进，因为放开价格至少减损了黄牛们的利益，但是，一般认为，黄牛并不拥有倒卖车票的合法权利，其利益不值得考虑，因而，按我的修正定义，考虑黄牛存在的情况下，放开价格也是帕累托改进。） 问题是，若简单开放价格，如此避免的租值耗散，全部转变成了铁道部的垄断利润，有朋友问，这有啥不好吗？当然，我不主张反垄断，也不主张剥夺垄断利润，更不觉得价格歧视和剥夺消费者剩余是什么坏事（参见《垄断是竞争的同义词》），我唯一反对的垄断是基于行政权力的垄断。 我承认，在这里我引入了自己的价值观，未加说明，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读者大概都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即：国企赚钱让我不爽，若这份钱假如它不赚就能让我和与我处境相同者获益的话，那么它赚这份钱就更让我不爽，用姜文句式说就是：不让它赚到这样的钱对我很重要。 这样，题目的就有了另一个目标：如何剥夺国企利润并让消费者因此获益，因而问题可以转变为：如何将那些正在耗散的租值打捞出来并分给消费者？ 昨天我提出了一个方案，之所以认为该方案优于简单开放价格，是因为它可以剥夺铁道部实施价格歧视的能力，从而部分剥夺它的垄断租金，当然，仍有部分租金以零售权拍卖所得的形式落到了政府手里，所以，我又附近了一个摸奖条款。 刚刚又想了想，可以再改进一下，不妨把摸奖移到零售权分配环节，直接按身份证号摇奖，或者随体育/福利彩票配奖，每个中奖者获得比如1%的零售权，为预防漏领，可以多摇两倍名额做候补。 哈哈，这个方案不仅在技术上很好，而且很有娱乐性，全民同乐，可给过年增添节日气氛。

汽油地区差价中的奥妙 辉格 2010年10月27日 近日，价格管制当局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于是，燃油价格浮动机制的合理性这个陈年话题，又被拖出了水面；然而，围绕该问题的争议，却早已在起点上就被带歪了；国内燃油市场，是基于行政法令所赋予的进口专营权，由国企所垄断的，而创设该垄断的理由，是保障“国计民生”，所以，该专营制度乃至具体的定价政策，都应被证明或多或少的达成了这一目标，否则，要么定价方法需要修改，要么整个专营制度应被废除。 依常识，若上述制度果真保障了“国计民生”，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油价，如果不是低于那些由政府巨额补贴燃油的国家，也至少应明显低于那些价格和流通都放开的国家，但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不仅如此，该目标显然已被遗忘，于是在有关价格机制的讨论中，计算的基础竟变成了“该为油企留出多少利润空间”，而不是相比无专营制度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得到多少价格优惠。 以利润为考量来讨论国企定价毫无意义，因为国企没有追求利润的激励，再高的销售价格（因而再高的垄断租金），都可以化为诸如数万元一次的过节费之类而进入成本项，国企永远能摆出足够多的数字来证明它的确在亏损或“勉强维持”；因此，在行政性垄断前提下，讨论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必须换个角度来问：如果它失去垄断地位，价格是会上升还是下降？ 答案可以从一些边际条件中找到；只须浏览一下各省汽油零售价对照表，不难看出，油价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这是典型的[[Price discrimination|价格歧视]]，是厂商用来榨取[[consumer's surplus|消费者剩余]]的手段；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中石化在全国都按北京价格卖油，销量就会降低，特别是那些对价格更敏感的低收入省份，但要是都按长春的价格卖（此时北京消费者就获得了大量消费者剩余），毛利又降低了，所以，最好是能用高价在北京卖，用低价在长春卖。 普通商家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竞争者马上可以在北京降价抢走你的生意，甚至只需要从长春买你的油运到北京赚差价你就撑不住了，最终价格将被拉回到均衡水平；但背靠政府的垄断者却可以轻易做到，首先，专营权使它可以限制甚至断绝竞争者的燃油来源，其次，它可以说服政府来禁止地区间燃油流通；毫不奇怪，这两种手段都不止一次的被使用过。 地区差别定价只是垄断国企榨取消费者剩余的手段之一，另一种同样常见的手段是时序差价，即，先定一个很高的价格，等支付意愿最高的那批消费者买完之后，把价格降低一点，卖给支付意愿稍低者，如此阶梯式进行，可以把消费者剩余充分榨干，这种策略多用于那些较少重复购买的大件耐用消费品，比如早先的电话，垄断电信公司就采用了逐级降价策略。 乍一看，逐级降价好像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规模经济效应是可以预见的，而在竞争条件下，如果未来成本降低可以预见，它就会被提前纳入价格策略，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在一个新兴领域抢先占据市场地位，许多商家都愿意在早期亏本销售，以尽快获取市场份额，并指望这些亏损能被未来的规模经济所弥补，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计较成本，就会被竞争者抢先；但垄断国企就不同了，它无须担心竞争者。 除了地区和时序差价，垄断者用来榨取消费者剩余的价格歧视手段还有许多，我能想到的那些可用来识别支付意愿和实施流通隔离的信号，几乎都被开发过了；比如许多垄断国企都有学生优惠价，须凭学生证才能享受，听上去很温馨，实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价格底线，如果放开竞争，市场均衡价很可能比学生价还低，90年代原垄断产业一个接一个开放时，已为此提供了大量例证。 垄断油企精心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努力表明了，专营制度或许能实现“国计”，但显然无益于“民生”，政府果若体谅百姓高油价之苦，不如放开市场，容许竞争，甚或减免加诸燃油生产流通环节之上的各种税收，若非要保留专营制，便应规定一个显著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限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