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无论在公款消费、官场应酬、商务宴请，还是私人聚宴中，高档酒的地位越来越受尊崇，其在餐饮账单上所占份额也日见高涨，成为许多酒店的主要利润来源；这也让国内高档白酒的股票广受追捧，经年坚挺；最近，军队里传出要限制喝酒的风气，白酒股闻风应声大跌，也可见白酒在腐败类消费中的领导地位。

除了满足个人偏好之外，喝酒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性消费，是为了实现某些社会性功能而喝，因而总是伴随着某些特定的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在此意义上，酒被称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倒也贴切；酒类消费中的大部分，大概都可归之于这种功能性需求。

不过，同样是社会性消费，具体的喝法却随所需实现的功能不同而迥然相异，最常见的一类是助兴型的，此时喝酒是为了让人进入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适合于他正在参与的社会活动和交往，因为酒精可以解除大脑对某些低级冲动的抑制，让人变得更加放松、兴奋、甚至放纵。

在诸如歌舞、嬉戏、看球之类的群体娱乐中，这样的状态会让参与者表现更好，而许多社交活动也需要参与者比平时更为松弛，不再拘谨，甚至略带兴奋，容易打开话匣子，所以作为社区社交中心的英国乡村小酒馆，或中国茶馆，作为私人社交场的沙龙客厅、鸡尾酒会，都会以酒助兴。

当参与者平时并不十分亲密，只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聚在一起时，或者平时碍于等级身份或社会规范约束而不得亲密时，那么，在此类场合借助酒精来解除拘谨和戒备的需要就会变得更强烈。

沙龙客人可能只与主人熟识，相互间并不亲密，而且不时还有新人被引介进圈子，单位同事平日受等级职务拘束，年终聚餐时则需要营造一种平等参与氛围，分离多年的老同学，文化和价值观上已多有隔膜，却仍想重叙旧情，还有大家族的众多亲戚，平时来往寡浅，家族纽带全赖各种节庆婚丧宴席维系，等等。

以酒助兴的习俗在各大文化中都有，不过中国的酒文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功能性需求，不妨称之为对抗型，表现为以醉倒对方为目的的高强度劝酒，相互轮番劝酒直至大部分参与者都达到承受极限，这种习俗在其他文化中十分罕见，而且过去二十年，无论官场、商务还是私人交往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也正是这一习俗，创造了酒类消费中的极大一部分。

劝酒拼酒习俗中所涉及的心理因素看来相当复杂微妙，其原因颇难究考，不过从某些线索中还是能看出些渊源；在助兴式喝酒时，借助酒精暂时剥夺某些自控和协调能力，是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交活动，所以各人自己喝就行了，而在对抗性劝酒中，酒精的这一作用被用作了武器：剥夺对方的自控与协调能力，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

然后，当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别人在用这一武器对付自己时，也都拿起该武器参战，于是战斗轮番升级，最终，博弈各方达成一个规范：确保所有人都被剥夺自控能力，这成了酒桌上的游戏规则；问题是，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常见的通俗说法是，这能热络感情，拉近关系，更准确的说，酒精能够解除戒备。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横亘于人际关系的种种戒备太多太深，才特别需要通过酒精来解除它；劝酒者在敬酒时，或许是在告诉对方，我同意解除戒备，请你也这样，这类似于握手礼的起源，告诉对方：瞧，我手里没有武器，让我知道你也没有，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劝酒习俗在古代或许真的发挥过确保聚宴各方同时丧失战斗力的作用，因为喝醉酒的人是很难保持格斗能力的。

之所以人际交往中充满了戒备，或许是因为缺乏信任机制和社会规范对行为的约束，社会交往中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此人人都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在这场长期的机会主义攻防战，导致了心理武库的军备竞赛，精明、理智、审慎、诡诈、圆滑、伪装、设套、声东击西、拐弯抹角……等等心理武器都被一一开发出来，装备在身，而真实意图被却包裹在重重伪装之下，难以看透。

果若如此，我们便可预期，越是那些可能被对方设陷欺骗或伤害，因而越需要加以警惕和戒备的社会交往，劝酒风气便越盛行，而那些真正亲密的，或已经建立了充分信任关系的交往，则会表现的较为平和，事实看来正是如此，酒风炽烈的程度，从官场、涉及国企或政府项目的商务交往，到私人企业间交往、半生不熟的圈子，到亲密朋友、核心家庭，依次递减，高档酒的消费量大概也按此坐标呈梯度分布。

过去二十年酒风日盛的趋势，或许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市场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加，各种交往和交易关系大量涌现，但这些关系和交易中所需的规范和信任却未能及时建立，于是传统酒俗被改造而移用过来，为这些交往构造一个可让其顺畅运行的舞台。

可是，尽管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劝酒习俗带给参与者的健康代价却是非常高昂的，很少有人真正乐在其中，更多人出于无奈，并对此苦不堪言，也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逃避，可以相信，此陋俗以当今之炽烈程度的泛滥，只是阶段性的，随着人们对其健康代价的认知加深，价值观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任机制的逐渐成型和成熟，新生代当不至于全盘继承这一陋俗。

【2021-06-26】

斯大林用灌酒来考验手下的忠诚，见Simon Montefiore –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第46章。

食物禁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许多社会都有着『不得吃某些食物』的规范，它们表现为不同形式，有些是自发的习俗，有些是宗教戒律，还有些则是法律或政府禁令，在多元文化交汇碰撞日益频密的现代，食物禁忌在社会生活中的曝光率很高，常常成为酒余饭后的话题，也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一大主题，人们从各种角度尝试理解为何某些食物在特定社会会成为禁忌，然而，迄今被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不能让人完全满意。

效率权衡？

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试图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解释食物禁忌（以及其他饮食习俗），比如闪族（Semites）对猪肉的禁忌，在他看来，是因为，对于闪族这样生活于干旱地区的畜牧民族，养猪是不经济的，因为猪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很弱，作为杂食动物，其食谱与人类的高度重叠（实际上，猪的牙齿和消化系统都跟人类很像），这意味着养猪所用饲料将挤占人类食物来源，这问题在干旱草原地区尤为突出，那里不像温湿地区，有大量根茎、嫩叶、浆果、坚果和各种小动物等可供猪自行取食，因而养猪的成本将高的难以负担。

这是供给面的差异，而在需求面，畜牧民族肉奶来源充分，很少面临蛋白匮乏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负担养猪的高成本，相反，在低纬度地区，农作物产量高，营养瓶颈主要在蛋白质而非卡路里，同时养猪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更愿意负担这一成本，甚至，即便在成本变得很高时，也仍愿意负担，因为他们对蛋白质的迫切需求很难从其他途径得到满足，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新几内亚高地的妇女常常会用自己的乳房给幼年丧母的小猪喂奶（新几内亚也曾是食人俗盛行的地方）。

哈里斯也尝试以类似思路解释印度教徒的牛肉禁忌，认为这是从食肉畜牧向食奶畜牧转变的极端情形，在印度，养牛主要是家庭农耕者作为副业以高度分散的方式进行，因而分别用作奶牛和役畜的母牛公牛搭配比例恰到好处，不像规模化畜牧中必定有很大一部分公牛会成为肉畜，同时，由于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进一步提高牲畜数量从而产生一些肉畜的潜力已不复存在，所以牛肉禁忌其实是一种维持最低数量产奶机器和耕作役畜的文化手段。

这个解释道出了一些真相，印度人确实非常依赖牛奶这一蛋白和脂肪来源，也正因此，他们在高度素食化之后蛋白匮乏问题不至于太过严重，可是单单以此解释牛肉禁忌明显缺乏说服力，首先，像印度这样的低纬度农耕区，特别是季风所及的湿热地带，解决蛋白匮乏问题的常见出路是养猪，外加禽鱼，印度在这一点上的独特性，或许只是雅利安畜牧传统的惯性延续。

其次，小规模分散的家庭蓄养方式，确实可能让奶牛和役畜构成适当比例，但从其他社会的经验看，当人口压力高到一定程度时，役畜也是可以牺牲的，比如在明清的长江三角洲，耕牛和骡马都已被人力所取代，况且，无论奶牛还是役畜，总有退役或自然死亡的时候，此时为何仍然不吃，显然需要更多解释。

依我看，牛肉禁忌只有放在印度自铁器时代以来素食主义日益流行这一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素食主义，这里暂且搁下。

洁净焦虑？

效率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它其实只解释了某些群体的食物偏好，而并未解释禁忌本身，事实上不吃或很少吃某种食物，和把这种食物视为禁忌，并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前者可能是后者出现的前提条件，许多草原畜牧者都极少吃猪肉和鱼虾，但那很少成为禁忌，反之，水稻区很多人不吃面食和羊肉，也并非出于禁忌。

许多研究食物禁忌的学者都把它和洁净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和禁忌奉行者的主观认知是一致的，《利未记》（Leviticus）在详尽罗列可食与不可食物时，毫不含糊的以洁与不洁为区分要点，实际上，如何维持洁净（特别是在祭祀仪式这种与上帝发生关系的场合）是《利未记》的核心主题，该经文中有关洁净的规定不仅关乎食物，也涉及皮肤病，排泄物，尸体，衣物，沐浴，月经，分娩等等与卫生相关的方面。

《可兰经》大致延续了这一传统。印度的众多食物禁忌中，也弥漫着对不洁的焦虑（尽管有时他们会以哲学化的说辞来表达），比如被动物舔食或嗅闻过的食物，吃剩的食物，隔夜饭，非经常规方式屠宰的动物尸体，都会成为禁忌对象，印度厨师做菜时极少品尝，因为厨师的唾液被视为其他食客的污染源，有时甚至会被视为自己的污染源，所以有些人喝饮料时唇不沾杯，直接往嘴里倒。

印度习俗中有关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谁可以接受谁递给的食物，谁可以吃谁吃剩的东西，有着严格而繁琐的规定，大致上，种姓之间尽量避免共食，高种姓尤其避免接受低种姓递给的食物，由于受这些规定的羁绊，印度人对在外就餐有着根深蒂固的抵触（节庆时在神庙的聚餐是个例外），所以现代以前印度餐饮业长期萎靡，仅服务于旅行者，虽然近几十年增长颇为可观，但也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和上班族的壮大，对外出就餐的抵触还催生了一个印度独有的产业——dabbawalas，一群送餐工每天上午骑车从客户家里取来他们家人做好的午餐，送上火车，另一群送餐工将其递送到客户的办公室。

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洁净焦虑。

这个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闪族和印度人有着最繁杂的饮食禁忌，因为闪族和雅利安人都是侵入密集农耕区的畜牧民族，畜牧者人口密度低，环境干燥，其较高的游动性也让他们更少积累垃圾，正因此，他们较少为传染病所困，因而其免疫能力也不如密集农耕者，当他们进入人口密集，环境湿润，垃圾老鼠蟑螂富集的农耕区时，洁净焦虑是很自然的反应。

身败名裂的猪

在近东，至少最近一千多年来，已完全没有猪的立足之地，可是在农业时代早期，猪曾是近东人的重要肉食来源，至少占20%，考古证据显示，在所有降雨量高到无需灌溉即可耕种的区域，农民都养猪，而这样的区域很多，因为那时近东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湿润，此后几千年中，印度洋季风逐渐减弱，季风线后撤，近东日益干旱化，猪的养殖也减少了。

猪肉在农民的肉食构成中的所占比例更高，往往占一大半，因为早期国家在征收实物税时，倾向于征收牛羊而不是猪，因为牛羊可成群长途驱赶，沿路靠吃草为生，对猪却很难这么做（19世纪一些阿巴拉契亚山民曾将猪成群赶往辛辛那提的屠宰场，但这种做法十分罕见，是极为特殊的成本收益结构下的产物），这也表明当时肉类腌制技术还不够成熟，或盐的成本太高。

到青铜时代晚期，随着干旱化日益加重，猪在近东人肉食中的比例降到了5%，更重要的是，猪的饲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那些仍然存在的猪，更多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大城镇，以各种垃圾为食，包括食物加工废料，厨余垃圾，动物尸体，以及粪便，原本在林地、沼泽和灌木丛中觅食的乡村猪，变成了清扫垃圾的城镇猪。

以粪便喂猪的方法在东亚同样流行，古汉语的『溷』字既指猪圈也指茅厕，出土的众多汉代陶溷模型对此有生动演示，类似做法在韩国济州岛一直延续到现代。（电视剧《死木》（Deadwood）中反复出现吴先生用死人喂猪的镜头，或许并非毫无依据）

（有学者甚至认为，猪正是因为爱吃人类留下的垃圾而被驯化：起初它们只是徘徊在人类居住地附近，以被人类捕杀的风险换取觅食垃圾的机会，同时还借助人类帮它们挡开来自食肉动物的危险，只要捕杀率足够低，这一共生关系便可长期持续，而选择性捕杀将导致其温顺化。）

垃圾饲养法虽缓解了哈里斯所指出的干旱地区养猪成本高的问题，却也严重损坏了猪的名声，尤其刺激了原本就有着较高洁净焦虑的闪米特人的敏感神经，所以，猪被他们视为不洁物，列入禁忌，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学家马克·埃希格（Mark Essig）考察了欧洲人对猪态度的转变，发现了类似情况，每当饲养方法转变，人们的消费态度也随之而改变，西欧曾被茂密森林所覆盖，早期农业村庄附近大多有树林和湿地可供养猪，猪经常处于半野生的放养状态，体型也更像野猪而非现代家猪，有时放养者需要用弓箭去林子里射杀才能吃到肉。

在希腊和罗马社会，猪都是最常用的献祭牲畜，猪肉比牛羊肉更受欢迎，价格也更高，罗马本土的农业密集化程度很高，所以养猪成本不低，但罗马人有钱，特别是布匿战争后的征服扩张导致大笔财富流入，猪肉消费比例也随之大幅提高，由于价高也不愁销路，罗马养猪者不仅不给猪喂垃圾粪便，还经常用谷物催肥。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猪肉是贵族食品，价格两倍于羊肉，穷人的肉食则主要来自退役牛羊和家禽，然而到中世纪盛期，人口压力加剧，森林法难以再维持，森林猪迅速减少，吃垃圾的城镇猪增加，猪肉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名声也变臭，几乎沦为穷人食品，贵族则转向野禽和鲜鱼，在英格兰，标志这一转变的是和大宪章同时签署的《森林宪章》，它大幅放松了此前领主对森林资源的垄断。

道德化

无论是效率权衡，还是洁净焦虑，都是功利性理由，两者对我们理解禁忌的起源都颇有启示，但仍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解释，因为许多（虽然不是全部）食物禁忌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禁忌一旦确立为戒律，便道德化了，正因为道德化，即便最初促成它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它仍可被长期奉行，对于信仰坚定的犹太教徒，不吃猪肉的理由不再是成本考量或卫生担忧，而是认为那么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就像《马加比二书》中的犹太经师以利亚撒（Eleazer），宁死也不肯咽下安条克征服者硬塞进他嘴里的猪肉。

为什么饮食这种看起来纯粹私人性的活动会被道德化？这还要从人类道德的心理基础说起。道德规范是个体经由教化过程而习得的行为准则，社会有各种机制确保规范得以执行，比如长辈对晚辈失范行为的指出和矫正，公众舆论对违规者施加的社会压力，对严重违规者实施社交回避和社会孤立……较复杂的社会还有更正式的司法系统和惩戒机制。

但仅有这些外部执行机制是不够的，因为对个体来说，当这些机制被触发时，事态可能已经太过严重，恶果已难以挽回；由于遵循规范对个体通常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在群体中继续生活下去所必需的），所以最好能有一种内部机制来帮助个体约束自身行为，以免频繁招来外部惩罚，乃至被视为反社会分子而遭孤立或驱逐。

人类道德心理的进化过程中，也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对污秽的嫌恶感和恐惧感，对污秽的本能反应原本与道德无关，而只是帮助人类降低中毒与疾病风险的，然而和许多新功能的进化一样，这一旧特性也被改造而扩展于新用途，之所以嫌恶感具有被改造扩展的潜力，是因为，尽管这种反应是本能的，但它所针对的目标集合（即它对之作出反应的污秽物清单）却可以是习得的，只须再跨出一步：将那些不合范行为（经由教化过程）也加入这份清单，一个基于嫌恶感的规范自我执行机制便产生了。

有关污秽反应与道德心理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已有大量论证，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体现这一关系的线索也无处不在：不道德行为是『龌龊』的，令人『恶心』，阴谋陷害是『肮脏』勾当，偷窃所得是『脏』物，私吞公款是贪『污』，放荡者过的是『糜烂』生活，有罪者赢得了『污』名，必须『洗刷』才能恢复『清白』，毁人清誉者泼的是『脏』水，骂人用的是『脏』字。

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基础之后，食物禁忌的道德化就容易理解了，禁忌和道德这两种规范，无论是自我执行，还是针对他人失范行为的反应，借助的是同一个心理机制，其习得过程也完全一样：教化者努力在学习者内心建立起对失范行为的污秽反应，这样一来，习得者便很难将这两类规范区分开，当然，通过理性思辨他或许能够明白这是两码事，可是，在决定人类道德体系如何运行这事情上，理性思辨的作用恐怕是微不足道的。

族群认同

在不同文化交汇杂处的边界地带，或伴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动荡时期，食物禁忌往往会被强化，原本只是简单不吃而已的东西（有些可能根本没见过，因而谈不上禁忌），突然被识别为区分彼此的标志，成为大肆谈论的话题和争议执着的焦点，特别是当交汇双方的关系不那么友好时，便有了充足动机将对方的饮食习俗加以污名化。

犹太人的猪肉禁忌在希腊化时期便得以强化，罗马征服时更甚，因为希腊罗马人都酷爱猪肉，对于大离散后进入欧洲的犹太人，猪肉禁忌是他们最显著的民族符号，犹太人对其禁忌的洁净解释也激怒了欧洲当地人，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民族，他们自然不甘心被置于鄙视链的下游，于是编造了一个流传千年的谣言：犹太人不吃猪肉是因为他们把猪当作祖先来崇拜。

在中国，来自北方的蛮族征服者看到南方人吃青蛙时，也屡作惊恐状，鄙视不已，多次颁布食蛙禁令，这种禁令当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不过是一种文化宣示罢了。

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可能是印度人，印度有着最繁琐的饮食禁忌，不仅关乎食材，也涉及食物的来路，加工方式，食用场合，搭配，以及授受关系，印度独特的种姓制度似乎就是围绕洁净观念建立起来的，而洁净最初针对的便是饮食，所以饮食禁忌和种姓制度是一对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双胞胎，两者都被用于在群体之间树立文化屏障。

造就印度这一独特现象的因素，除了之前所说的雅利安畜牧者侵入低纬度湿热地区后所产生的严重洁净焦虑之外，或许也和该地区的特殊地理结构有关，次大陆就像一只西北角开了个口子的布袋子，历史上一轮轮移民浪潮只进不出，从近东农民，雅利安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到马其顿人，希腊化的波斯人，希腊化的阿富汗人，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德里苏丹国建立者），波斯版伊斯兰化的蒙古/突厥人（莫卧儿王朝建立者）。

而且这个布袋子不够深，不像东亚，阿尔泰牧民向南推挤汉族，汉族继而向南挤压百越，百越被推进越南、缅甸和西南山区，可是在印度，向南推挤的余地不大，于是便形成了百衲衣般的多元文化混居杂处格局，而且印度的政治整合度历来很低，从未有一个王朝有能力像集权官僚帝国那样强力推行单一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

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度有着举世无双的文化多样性：分属四大语系的415种语言，23种官方语言，其中14种拥有千万以上母语人口，四种本土大宗教，外加几大外来宗教和无数中小教派，3000多个种姓，外加1108个表列种姓和740个表列部落（表列种姓与部落即为以前的贱民），所有这些，都被压缩在一个并不算太大的空间里。

将某些食物污名化，将习惯强化为禁忌，对内用作群体认同标志，对外成为群体间文化屏障，在这一文化过程中，古代知识分子起了助推和催化作用，先知，哲人和经师（即编纂、阐释和传授经文者）们努力将对待食物的态度加以体系化和逻辑一致化，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宏大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努力会大幅扩展禁忌清单。

比如犹太经文（《利未记》或《申命记》）将骆驼、野兔和蹄兔也列入禁忌，理由是它们反刍却不是裂蹄（cloven hoofed）动物，所以是怪异因而不洁的，猪则相反，裂蹄却不反刍，鲸鱼、鳗鱼和鲶鱼则因为是鱼却没有鱼鳞而被视为不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同原理：作为其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先知和经师们有一套朴素动物分类系统，每一类别有一个样板物种，当某种动物和任何样板都差别太大，以至引发归类困难时，就会被视为不洁，因为这些怪物冲击了世界体系——很明显，只有知识分子会想这么多。

中产价值

还有一类禁忌晚近才出现，一些动物有幸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合作者角色，久而久之，与之相处的人对它们产生了情感依恋，最终它们成为宠物，或有着类似宠物的地位，其中尤以猫，狗，马最为尊贵，它们的肉因而也成为禁忌，但并非所有工作动物都有相同待遇，驴骡也为人类工作，但吃驴肉引起的反感就没马肉那么强烈，在古代印度和中世纪西欧，孔雀与天鹅既是装点苑囿的观赏动物，也是常见的盘中美餐。

马与狗的幸运之处在于它们和贵族生活的特殊关系，在欧洲，战马是上层武士特有的装备，品种血统讲究，成本极高，价格数十倍于普通役马，其形象与贵族地位紧紧相连，狗则是贵族的狩猎伙伴，而狩猎是贵族专属的休闲运动，后来当骑士精神日渐衰微之后，比武和狩猎活动减少了，或者中产化了，但马与狗并未因此失宠，它们在马术运动和上流社会的客厅里重新找到了位置，甚至比以前更加养尊处优。

贵族在犬马的选育、训练和保养上极其舍得花钱，待遇常比仆人更高，用凡勃伦的话说，这是一种代理性炫耀消费——连我的犬马都这么矜贵，我自己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法国在大革命之后曾掀起一股吃马肉的风潮，很可能就是出于革命群众对贵族文化的敌视，以及翻身做主人后的快感渲泄。

当西欧社会（至少其中未经历大革命的那些）逐渐平民化时，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其实很大程度上通过模仿上层而形成了新的中产文化，他们从贵族那里吸纳了大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元素，其中就包括狩猎、骑马和养宠物，同时他们也加入了自己的新元素，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与温情（贵族家庭则较为冷峻严肃，父亲和孩子难得见面也很少说话），这种情感也延及宠物，因为它们也被视为家庭一员。

现代中产阶级还有个特别之处，在以往的等级社会中，人们默认的相信其他阶级的人和自己是不一样的，当一位贵族看到穷人在吃狗肉时，其反应充其量只是皱眉摇头掩鼻而过，中产阶级则常常满脑子平等主义和普世主义，默认的以为每个人的处境和想法都该一样，如若不然天就要塌。

以往各族人民相互鄙视和污名化对方的特有食物，却很少有人会像现代中产者那样热衷于将自己的禁忌强加给全人类（传教士和一些执行同化政策的政府是例外），特别是一些新富国家的新兴中产者，更是急于要证明自己好不容易挣得的中产地位，不放过任何展示中产价值观的机会，这大概就是近些年猫狗党如此活跃的原因所在吧。

参考资料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Stewart Lee Allen – In the Devil’s Garden (2002)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马文·哈里斯 – 《好吃》（2001）
俞为洁 – 《中国食料史》（2011）
路易·杜蒙 – 《阶序人》（2017）
乔纳森·海特 – 《正义之心》（2014）
Wikipadia: Kashrut
Wikipadia: Book of Leviticus
Wikipadia: Dabbawala

广义上，畜牧也是一种农业，然而除了共享“食物生产”这个抽象定义之外，它和谷物种植、园艺、猪禽鱼养殖等其他农业生计少有相似之处，所以当我们考察各种食物获取方式的文化与社会后果时，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谈论，还是单独拎出来说比较好。

游动性

畜牧和其他农业形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有着强烈的游动倾向，因为让畜群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很快会造成草场退化，特别是羊群，羊吃草时啃食部位很低，所以牧民常会在绵羊群里掺杂一些山羊，因为绵羊过于温顺安静不好动，而山羊较为活跃，更具探索性，会带着羊群边吃边移动。

正是通过持续移动来大范围遍历草场，畜群才得以从草这种有效营养密度极低的原料中生产出了肉奶血这样的高密度优质食物，这一遍历过程涉及五种移动：1）日内吃草时畜群的漫游，2）每天放牧地点围绕中心营地的轮转，3）每隔若干天迁移营地，4）畜群在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草场之间作季节性迁移，5）因人口压力、天灾、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促使牧民寻找新牧场而发生的非常规性迁徙。

任何传统畜牧业都至少包括前两种移动，若只有这两种，那么牧民便是定居的，不妨称为定牧，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定牧很难单独成为一种生计依靠，通常和渔猎采集或谷物种植相搭配，因为若纯以畜牧为生，养活一户家庭所需畜群规模大约相当于两百头羊（不同畜牧者的畜种构成千差万别，这是个极为粗略的估测），按近代内蒙古的数据，这至少需要30平方公里草场，虽然每天往返三五公里也不是不可能，但每个定居点不可能只有一户牧民（那样就丧失了定居的绝大多数好处）。

所以，定牧点的有效放牧半径内，承载不了糊口规模的畜群；通过收割牧草、谷饲、洒水、施肥、草种改良、以部分畜产品交换谷物等手段，可以提高定牧的单位土地供养能力，但至少在近代之前，定牧都无法成为独立生计；而且对最低畜群规模的上述估算还是基于以吃奶为主吃肉为辅的情况，若以吃肉为主的早期畜牧业算，规模还需成倍扩大；事实上，纯畜牧业者的年内游动半径往往长达数百公里。

移牧和农牧混业

所以规模化畜牧和定居生活这两种需求之间总是存在冲突，可是定居又有着诸多好处，可以深度开发本地资源，可以盖房子，积累财富，维持大型和复杂的设施，有动机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发展精细分工与合作……，缓解这一矛盾的一种途径是专业分工，许多定居农牧社会都有牧羊人这个职业，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一些牲畜，但主要是替定居客户放牧，这是个季节性职业，比如春天将畜群带往远处的夏季草场，秋天带回定居地屠宰和繁育，并在其主人的畜栏或村庄附近的冬季草场里过冬。

这一方案适合于那些畜牧成分足够显著却又远不如谷物种植重要的农牧混业社会，假如畜牧和种植同等重要或更重要，那就更倾向于采用移牧（transhumance）模式，这是一种双中心定居方案：以靠近农场的村庄为主要定居点，在夏季草场建立次要定居点，后者往往更分散更简陋，在垂直移牧中，它们一般位于高海拔处，在季节性迁移中，部分家庭成员留守村庄，其余则随畜群迁往夏季草场，这一模式包含了上述五种移动中的第1、2、4三种（有些水平移牧的夏季草场也涉及第3种移动），牲畜在迁移途中虽然也会吃点草，但主要是为了赶路。

游牧的兴起

完全放弃定居，在开放大草原上放牧大群牲畜，单纯依靠畜产品为生，使得游牧者在物质文化上常表现的十分简陋，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家已逐渐达成共识：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绝非一种古老原始的生计模式，而是长期技术积累的产物，是畜牧业的高级形态，其出现远远晚于动植物驯化和农牧采猎渔的各种混业形态。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乃直接由狩猎演变而来，即，一些狩猎者选择全程追踪某种成群迁徙的食草动物，并逐渐强化对种群的控制、管理和筛选，最终将其驯化，这也是狩猎者在人口压力渐增的局面下，为避免公地悲剧而对畜群进行私有化的过程。

这一看法包含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洞见，传统狩猎方式确实会导致公地悲剧，贯彻最优觅食策略的结果常常是过度捕杀，大量次优部位的肉食被留给了食腐动物，而且狩猎者在捕杀时是不考虑季节、性别和年龄因素的，因而对种群规模更具破坏性。

相反，假如一群动物已被置于排他性控制之下，那么控制者便有了足够动机维持其规模，有许多办法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保护它们免受食肉动物捕杀，充分利用所有可食用部位，多吃奶少吃肉，尽可能减少繁育和生长高峰期的屠宰量，优先宰杀雄性和已过繁殖高峰期的雌性，阉割部分雄性以减少群内争斗并降低其代谢率从而提高产肉率……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确实可以构想出一条从狩猎到游牧的进化路径，有学者甚至认为，驯化根本不是畜牧的前提，畜牧者只是寄生在畜群之上，充当保护者和宏观管理者（调节畜群的年龄性别组成），未必需要对其习性和生活方式施加太多干预，至少对于北极/亚北极地区的驯鹿放牧者来说，情况似乎确是如此，放牧者经常连续好多天完全不管畜群，任其在远离视野之外的地方自行活动，等到需要宰杀或搬迁营地时才去找回来。

听上去很好，唯一的问题是，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基于何种技术条件，狩猎者是否具备？

主要困难在于移动能力，全程追踪迁徙动物所需的移动范围（数百公里）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狩猎采集者的常规水平，后者的年内游动半径通常只有几十公里，并局限于一块熟悉的地盘，而动物在季节转换时的长途迁徙，速度可达每天数十公里（比如驯鹿是15-20公里），拖家带口连续每天跑几十公里可不容易，而且一旦离开熟悉环境，不仅采猎其他动植物将变得异常困难，还会遭遇充满敌意的当地采猎者。

还有个生理上的障碍：乳糖耐受性是畜牧业长期存在的结果，在此之前，只能以吃肉为主，那就需要大得多的畜群，而大畜群的控制又是个难题。

只有当这些困难通过大量技术创新逐一克服之后——狗在畜群控制上的运用，驮畜、牵引或骑乘役畜的驯化和运用，驮具、辔具、挽具的发明，雪橇、草撬、车辆等运输工具的引入，阉割技术，制酪技术，以及应对游动所带来社会冲突的各种制度安排——，远离农耕区、深入草原腹地、大范围游动的纯游牧业才变得可行。

畜牧之独特性

农耕者的核心资产是土地，而畜牧者的则是牲畜，这一差别引出了意义深远的后果，首先，畜群规模的跨年波动巨大，一个坏年景即可大幅缩减畜群，而土地则较少会永久性灭失（除了大洪水、地震、滑坡等天灾），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由于牲畜既是产品又是主要生产要素，因而其产出波动具有积累性，土地则不是。

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户，某年可能收成很差，但只要没差到饿死或被迫杀耕牛吃种子卖地的程度，明年便可从相同起点重新开始，反过来，即便收成好，也不至于下一年就把地产翻一番，一个勤快聪明运气又好的农民，辛苦节俭一辈子能把地产翻一两倍就不错了，牲畜则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冬季规模为200头的羊群，正常年景中，春季产羔后变成300头，此后陆续吃掉80头，多出的20头就成了资产，下一年的产能提高了10%，碰上好年景，一年扩大20-30%很平常，而且起点越高扩张越快，因为吃掉的比例更低。

当然，假如存在一个高效的土地流通市场，上述差别就没那么显著，因为农民也可以把盈余投资于土地而变成产能，但早期农业社会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实际上，除了一些新拓垦地区，传统农耕社会的土地所有权结构都很僵硬，相反，畜群扩张则很少受非自然因素的阻碍，你的邻居们没法拦着你不许扩大畜群。

结果是，即便从相同起点开始，畜牧者之间也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里便产生极大的财富差距，农耕社会当然也有贫富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来自权力结构，通常是在社会规模变大，结构复杂化之后才出现，很少有人是靠种地种发达的，而畜牧社会却可以在小于邓巴数的规模上，也没有等级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出现程度夸张的贫富分化。

体现这一分化的最显著标志是多妻制，以畜牧为主的社会大多流行多妻制，畜牧成分越高，多妻倾向越强烈，在其他社会，假如你看到一个男人有十几位妻子，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位权贵，可是在畜牧社会，他很可能只是个普通牧民，事业成功，运气也好，但地位并不显赫。

近年来一些遗传学研究发现，人类的Y-DNA大约在6000-8000年前经历了一个异常狭窄的遗传瓶颈，男性的遗传学有效人口规模一度只有女性的十几分之一，也就是说，该时期留下后代的男性数量，只有留下后代的女性数量的十几分之一，除了广泛且高比率的多妻制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能导致这种程度的单性别遗传瓶颈，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导致乳糖耐受的遗传变异也源自同一时期，也正是在该时期，发生了二次农业革命，后者为规模化畜牧业创造了诸多条件。

游牧者的优势

游牧业一经兴起便对与之相邻的各定居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并长期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尽管从人口规模，社会结构复杂度，物质文化繁荣程度，以及代表文明的其他绝大多数因素衡量，游牧社会都无法与定居文明相提并论，可是他们却往往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出显著优势，屡屡渗透、挤压、压服乃至征服定居社会，时而大规模改变广大地域内的政治格局。

甚至在纯游牧模式出现之前，以畜牧为主业的群体也早已展现出明显优势，印欧语的发源群体便是庞蒂克大草原的畜牧者，他们驯化了马，并用于拉车和骑乘，此后各支印欧民族横扫欧洲，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印度河谷，恒河河谷，在美索不达米亚取代苏美尔人的闪族各支，也大多以畜牧为主业，在非洲，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牧民持续向南推进，挤压班图语农民的空间，后者继而向南挤压桑人狩猎采集者，其情形恰如阿尔泰语系各支牧民持续挤压汉族农民，后者继而挤压苗瑶侗傣。

这一优势究竟来自何处？

在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诸如骑兵战术优势之类在历史文献中有着充分描绘的方面，此后的研究逐渐转向人类学视角，着重考察其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由此人们慢慢意识到，游牧者在文化禀赋和社会组织上确有些独到之处，当适宜外部条件出现时，这些特性将帮助他们取得军事和政治成就。

首先是选择压力，畜牧者资产积累和贫富分化的速度非常快，财富差距继而又借助多妻制迅速转变成遗传成就差异，因而其施加于从业者（尤其是男性）的选择压力极高，那些起点高、运气好、善经营的牧民，可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速度扩张畜群，同时以每代翻几倍的速度扩大其家族规模，这种扩张速度也得益于畜牧者的高生育率，因为以牛奶代替母乳可缩短哺乳期，而运输工具则解决了传统游动者无法同时负担两个婴儿的难题，因而生育间隔可缩短至生理极限。

同时，由于放牧空间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边界，虽然相邻牧团之间会就游牧路线进行协调，群体之间也会就牧场使用权形成某种传统权利和习惯法约束，但这些边界和规则都非常模糊且不稳定，而且因为家庭之间和群体之间的财富和实力消长有很大运气成分，力量对比变动不居，一时达成的合作、妥协、均势、联盟关系、霸权支配结构，都很容易被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所打破。

上述财富分化和实力消长很自然的导致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激烈竞争与冲突，因而游牧生计施加于牧民的选择压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有助于在这些竞争冲突中取胜的那些个人和文化禀赋的高强度选择，包括个人战斗力，武器装备，组织战斗团队的能力，维持父系家族团结，经营姻亲网络，处理盟友关系，收集信息，判断局面，运用计谋……

在大型农耕社会，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些能力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和边疆军官才有机会经常运用（而且对于特定个体也是不全面的），而在游牧社会，每个成年人，特别是家长，时刻都在经受考验，所以尽管游牧社会人口规模常比相邻定居社会低两个数量级，却随时保有着优秀战士和低级军官的庞大储备，虽然多数时候这些能力都被消耗在内斗上，可一旦有某种机制将其动员组织起来，威力是惊人的。

此外，游牧者虽然在战争中表现的凶残冷酷，平时却以热情好客著称，这是为了扩展社交网络和获取信息，广袤草原上的游动生活让他们对信息有着永不满足的饥渴，总是努力从每位访客嘴里掏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又因为游牧者物质文化较为朴陋，往往对相邻定居文明充满好奇心，相反，定居者的文化优越感常令他们对蛮族社会缺乏兴趣。

另一项优势涉及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它由游牧业的大范围游动特性所塑造，人类学家威廉·霍尼丘奇（William Honeychurch）将其称为“空间政治”，大意是，从游牧社会中产生的政治家，对大跨度空间的地理与人文背景有着更好的感知，更擅长从大范围、多样化来源中收集信息和汲取资源，对多元文化和多元权力结构更具包容性，也更善于在这种多元背景下经营大跨度的合作与联盟关系（这一点不妨对照集权农业帝国的典型产品叶名琛），当然，在战争中他们也更擅长处理人员与后勤的机动问题（机动能力是许多战术得以运用的前提）。

其实霍尼丘奇的理论还可以挖掘的更深入，比如游牧社会因为缺乏一套压倒性的正统意识形态，因而对各种外来观念、技术、商品和文化元素持更为开放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更善于使用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才，其高度竞争性的分权结构也更能确保持续产生聪明能干的高层领袖，出于和上述类似的理由，他们也更愿意开放贸易、保护商人和维护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主要由中亚商人经营，受游牧者庇护，中原帝国对贸易历来没多大兴趣，偶尔介入和控制是为了阻止游牧者从庇护关系中获利。

另外，这些特质也让游牧者常常扮演跨地区传播文化元素的中介角色，让大草原成为沟通欧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青铜时代的小麦，青铜铸造，马匹马具，二轮战车，乃至畜牧业本身的由西向东传播，皆以游牧者为中介，蒙古征服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则更深入广泛，涉及元素不胜枚举，有些史家甚至将蒙古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相提并论。

寄生与重组

然而，尽管拥有这些优势，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凡叱咤于国际舞台，屡建奇功伟业的游牧民族，都位于定居文明的边缘，而那些远离文明的游牧者，不仅物质文化贫乏，社会结构也都极为简单，每个牧团仅有几户家庭，牧团之间只有松散且不稳定的关系，冬季牧场聚集的群体大一些，但也比邓巴数大不了多少，只有在打仗时才结成更高层次的联盟，但也都是临时性和高度机会主义的，离建立酋邦和国家这样的高层政治结构很遥远，而所谓空间政治，在缺乏高层结构的条件下也根本没有磨练和施展机会。

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指出，文明边缘的游牧者之所以能建立匈奴和蒙古这样的大型政体，是因为他们能够凭借武力和机动优势劫掠或勒索定居者，掌握大笔战利品和贡奉的武装领袖，凭借对这些财富的分配权，赢得众多部落的合作与效忠，因而更加提升了其劫掠勒索能力，如此循环，雪球越滚越大。

所以游牧政权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从定居文明持续汲取资源，包括金钱、奢侈品、技术和人才，从这角度看，它们是寄生性的，但它们不仅仅是寄生，还时常扮演地区政治重组者的角色，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将创建这样一种互为支撑的二元结构：以劫掠勒索从定居社会获取资源，以此在草原建立霸权，凭借霸权动员组织游牧社会的优秀军事力量，以此征服控制定居社会，将其变成更为稳定可靠的财源，从而巩固在草原的霸主地位，草原提供的军事力量既帮助它控制定居社会，也解决了长期困扰后者的防御问题。

贯彻该战略的巅峰之作，是满清所建立的二元帝国，可是这样的重组给定居者带来了什么呢？有人会说，至少带来了和平，可它也带来了专制主义，自汉武以来，正是在与游牧者的长期互动中，中原帝国在专制方向上越走越远，在满清达到了空前程度，不仅如此，游牧统治者还经常把盛行于游牧社会的奴隶制带进农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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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adia: Pastoralism
Wikipadia: Transhumance

捕鱼，以及捕捞或捡拾其他水产品，通常也被人类学家归为采猎行为（foraging），从直接获取野生动植物还是通过驯养动植物在可控环境下自行生产食物这一区分标准看，这样分类自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就其对人类行为、文化，乃至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以捕鱼为生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计模式，值得单独拿出来考察。

游动性

和陆地动物捕猎者相比，渔民有着强烈的定居倾向，捕鱼在食物来源中比例越大，定居倾向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鱼类资源的分布，以及鱼群规模对捕鱼活动的反应模式，使得巡回游动无法带来好处，这一点对于那些洄游鱼群定期造访的海岸河口地带尤其显著，那里的鱼类如此密集而丰富，以至关键不再是如何寻找它们，而是如何牢牢占据一块已知有着充裕资源的地盘。

之前我已讲过，定居所带来的可积累性是推动文化走向复杂化的关键，所以并不出奇的是，我们在一些海岸河口看到了狩猎采集者中最复杂的文化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西北海岸的鲑鱼洄游区，那里的定居者有财富积累，有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经常性贸易，政治联盟，竞争社会地位的夸富散财宴（potlatch）……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第聂伯河下游激流段（Dnieper Rapids），那里的渔民在全新世早期便已形成采猎者中少见的复杂定居社会，在数千年中始终是庞蒂克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上文化革新的主要动力源，比如八千多年前的瑟斯基（Surskii）文化，有陶器，有大型墓葬，一千多年后，该地区居民成为最早引入畜牧业的群体，产生了发达的第聂伯-顿涅茨（Dnieper Donets）文化，在后者的影响刺激下，诞生了后来横扫欧洲的印欧语民族的前身雅穆纳（Yamna）文化。

船

捕鱼的需要促使人们制造水上载具，虽然不是所有捕鱼者都有船筏，但从旧石器晚期以来，渔民大多拥有某种水上载具，竹筏，木筏，独木舟，树皮小艇，木板小舟，都是非常古老的发明，这些载具除了帮助捕鱼之外，还引出了两个重大后果：首先，它扩大了渔民的单日活动范围，这意味着，即便他们需要到离家数十公里的地方捕鱼，也可以每天回到定居点，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其定居倾向，其次，船筏的载重能力使得渔民即便不定居，也可积累和保有相当复杂的物质文化。

人类学家曾做过实验，一只8米长，2.4米宽，0.4米厚的竹筏，便可以50%的吃水率承载3.15吨负重，相当于狩猎采集者搬迁营地时成年人平均负重的250-300倍，而类似中等尺寸的竹筏只需6-8位桨手即可达到3-4节的航速，这让渔民在旅行（无论是出于捕鱼、贸易、作战还是搬迁的需要）时，可携带大量物品，渔具，食物，商品，武器，携带能力数十倍于陆地狩猎者。

拥有船只，使得渔民在积累财富，开发工具和器物，长途旅行，获取信息，开展贸易，建立长距离合作与联盟关系，组织战争等等方面的潜力，远远超出了陆地采猎者，许多方面甚至远超定居农耕者（至少其中的贫穷阶层），因为直到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向来比陆地运输更高效。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疍家，中国东南沿海的疍家和浙江的九姓渔户，都是以船为家、居无定所的渔民，除了捕鱼，也兼营小商品买卖和一些低端服务业，比如常被视为贱业的垃圾粪便处理、殡葬和娼业，虽然和定居者相比，他们大多非常贫穷且社会地位低下，但因为有船，在物质财富方面仍远胜于一般采猎者，东欧吉普赛人是疍家在陆地上的翻版，因为他们有大篷车。

贸易

渔民比一般采猎者甚至农耕者更多从事跨群体商品交易，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定居使得贸易更容易展开，因为许多商品必须先积累到一定数量才值得贩运，而游动者的携带瓶颈让他们很难积累物资，如前所述，渔民更倾向于定居，即便游动，船只也让他们拥有很强的携带能力，同时，定居者之间也更容易发展长期交易关系从而建立相互信任。

其次，水路交通的效率让渔民能够拜访更多更远的潜在交易对象，获取更多市场信息，而船只的载重能力也让他们能运送更多商品。

第三，以鱼类和其他水产品为主食通常会带来较大的营养均衡问题，多数鱼类、贝类和虾蟹的蛋白质含量过高，碳水和脂肪太低，有些渔民会以采集植物或种植谷物作为副业来实现均衡，但也有很多是通过与内陆居民的交易来获得补充，假如他们的内陆邻居是密集农耕者，那么这种交易恰好迎合了后者对蛋白质的强烈需求。

而且密集农耕者往往也缺盐，同时，捕鱼和农耕这两种生计模式在生态位上很少重合，因而更多互补而更少竞争冲突，所以渔民和农民是天然的贸易良伴，而因为拥有船只，渔民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往往扮演主动角色，历史上，渔民兼营贸易，甚至成为推动地区间贸易的主要力量，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青铜及古典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中世纪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近古的南洋贸易，最初可能都是由渔业所推动，通行于东非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是下撒哈拉非洲最流行的通用语，这是一种由东非海岸商人创造的贸易语言，而最初使用并散布它的，便是桑给巴尔（Zanzibar）一带的渔民兼商人。

海岸猿

对海岸生态的适应可能是人类进化史的重要一环，这一观点最极端的表达是伊莲·摩根（Elaine Morgan）提出的水猿假说（aquatic ape hypothesis），认为直立人的诸多生理特性——较厚的皮下脂肪，流线型身材，体毛丧失，残余体毛的生长方向，发达的小汗腺……，都让我们更适宜游泳和潜水，都是对水岸生活的适应。

水猿假说并未被人类学界主流所接受，它所提到的特征，也都已有替代解释，而且基于这些解释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已发展的十分庞大，没有更强证据很难撼动，但这一假说并非一无是处，与猿类近亲相比，人类确实更擅长游泳和潜水，虽然体型体毛汗腺问题完全可以由针对陆地狩猎的长跑假说（endurance running hypothesis）解释，而不是水岸适应的结果，但这些特征既已获得之后，无疑让我们更容易开发利用水岸生态位。

其实支持水猿假说的更强证据是胎儿皮脂（vernix caseosa），这是一个仅见于人类和水生哺乳动物的特征，不过，尽管该特征没有直接的狩猎采集效用，但可能只是体毛退化的间接后果，当然，和这种间接解释相比，水猿解释似乎更符合节俭原则。

无论其内容有多少能成立，水猿假说的最大贡献，是启发了一批人类学家比以往更多关注海岸生态位与人类的关系，这方面的探索在近些年获得了不少成果，目前看来，至少在现代智人的近十万年历史中，海岸生态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

约十万年前（准确时间还有争议）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移民，是一路顺着海岸线向东扩张和迁移的，中途可能在印度受阻于七万多年前的托巴火山喷发，此后大约在六万年前到达澳洲，四万年前到达俾斯麦群岛，近三万年前进入所罗门群岛，而沿巽他大陆（Sundaland）折向北的一支，则经由两条岛链（琉球岛链和南方岛链）之一，于三万多年前到达日本。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条扩张线路上，（尽管冰川期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至少有十来条海洋鸿沟需要跨越，包括分隔巽他大陆和华莱西亚区（Wallacea）的华莱士线（Wallace Line），分隔华莱西亚区和萨胡尔大陆（Sahul）的韦伯线（Weber Line），以及从菲律宾通往日本的两条岛链上的诸多间隔，窄则三五十公里，宽则数百公里。

跨越这些鸿沟需要可靠载具和老练的航海技术，因为据估算，必须在短期内渡过至少20人方能建立可持续的移民群体，偶然的飘荡是做不到的，只能是有充足准备的航行，而这样的能力，暗示了这些移民必定对海岸生态有了充分适应，捕鱼、船只和航行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为对于传统小社会，长久不用的技术元素很快会消失。

水产供养的大脑？

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比如考古学家约翰·帕金顿（John Parkington）认为，现代智人的发源地就在南非海岸，以海产品为重要（甚至主要）食物来源，而海产品提供的丰富DHA为智人大脑发育创造了条件，使得供养如此硕大的大脑成为可能，进化生理学家斯蒂芬·坎南（Stephen Cunnane）系统化的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智人大脑对DHA和碘的旺盛需求很难在缺乏水产品的情况下得到持续可靠的满足，特别是对于大脑发育高峰期的胎儿和幼儿，所以智人（或更早的人属祖先）必定是在有充足水产品供应的环境中进化的。

DHA在大脑发育中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DHA含量特高的食物确实也都是水产品（动物大脑是唯一例外），特别是高脂肪的鱼类，不过坎南的理论仍显得过于激进，发育期对DHA摄入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离开水产品DHA匮乏会有多普遍？匮乏的后果有多严重？DHA低摄入的内陆居民大脑发育受了多大影响？大脑比现代人更大的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吃了多少水产品？这些还都有待更多比较研究才能回答，眼下只能存疑。

技术摇篮

随着农业密集化，人口增长，蛋白匮乏日益加重，因而农耕区对鱼这种不占耕地的蛋白来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这一点在欧洲因基督教会对斋戒期的规定而尤为突出，斋戒制度从公元四世纪教会获得官方地位后即开始推行，此后逐渐强化，斋戒日最终占到全年一半，或许正是因为鱼不占耕地也不吃谷物，所以斋戒规定对它网开一面，同时，欧洲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对鱼的需求推动了和捕鱼有关的诸多知识与技术进步，渔具，造船，导航，定位，帆的运用，有关海潮、季风、天象和地理的知识，之前已提到，渔民的定居倾向和船只的载运能力让他们更有能力积累技术和工具，这一点在农业时代已不算优势，但和定居农耕者相比，他们还有个重要不同：在早期拓垦完成之后，面对进一步的人口压力，农民的反应通常是在给定土地上不断追加劳动投入，结果是马尔萨斯型创新和增长，而渔民在面对人口压力时更倾向于寻找新渔场，因为直到20世纪之前，开发新渔场的潜力始终存在，而可耕地则早已被占满（除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一些例外）。

所以渔业发展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市场分工深化和资本积累，而非提升劳动密集度，这一倾向在从近岸渔业向远洋渔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显著，早期渔民和其他航海者一样，都习惯于贴着海岸线航行，由于缺乏可靠的定位与导航技术，不敢让视线长时间脱离陆地，郑和船队虽规模巨大，航程极长，但始终只是近岸航行，论航海技术，远不及南岛民族的独木舟航海者。

但远洋技术在慢慢积累进步，潮汐，风向，日影，月相，星象，鸟踪，航海者可借以判断航向和陆地方位的一切线索都逐渐被识别和利用，这才敢于探索一些相对遥远的航路，欧洲的地理特征也恰好为这些发展提供了适当的难度阶梯，那里有众多足够宽阔却又不是太辽阔的海域，从适合近岸航行的众多河口峡湾，数十公里宽的海峡，上百公里的岛间航线，以及更遥远的设得兰，法罗，冰岛，加纳利，马德拉，亚速尔，构成了丰满平滑的连续梯度，这意味着，每一步或大或小的技术创新，都有望获得回报。

维京渔民可能是最早探索远洋渔业的，虽然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劫掠、入侵和征服活动，其次是他们的长途贸易，但这些都是一个庞大结构浮在表面上比较惹眼的部分，其底基是渔业，因为从事长途贸易的人口很少，而入侵征服只是间歇性发生，几年或十几年一次，两者都不足以为造船、大量船只保有、大批熟练水手和知识技能的积累传承提供经常性基础，只是因为捕鱼活动过于日常而平凡，很少被萨迦和文献所记录。

渔业为其他航海活动提供船只、技术、知识和人才储备的情况，在西欧各国开始筹建海军时仍未改变，英格兰在1532年脱离罗马教会之后，新教徒希望废除斋戒的呼声强烈，但国王和国会始终不愿意，并屡屡颁布法令以阻止和惩罚日益增多的破戒行为，直到内战期间的清教徒政府最终将其废除，其间一个多世纪政府竭力维持斋戒制度的唯一理由是保护渔业，以便为海军提供资源储备，因为直到近代财政体系建立之前，欧洲各国有能力维持的常备军规模都很小，多数战力只能在需要时临时征募，昂贵的海军尤其如此。

开拓先锋

远洋渔民持续寻找新渔场的需要，也为欧洲人的海上开拓和地理发现提供了最初动力，虽然在历史叙事中，冒险家和征服者占尽了风头，但最初向大洋深处探索的，却是渔民，但渔民对新发现的丰饶渔场往往守口如瓶，不会郑重其事的加以描绘，为其命名，画上地图，更不会不惜血本的建立定居点，所以很少有机会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记录。

早期供应欧洲内陆的以鲱鱼为主的咸鱼，主要来自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近岸渔场，后来维京人对鳕鱼的开发让他们逐渐获得远航能力，不过这一能力的进一步运用主要是在劫掠和殖民，从设得兰，奥克尼，赫布里底，到爱尔兰，又从爱尔兰，法罗，冰岛，一直到格陵兰，主要驱动力是维京社会的人口压力导致内部冲突加剧，在内斗中落败或被定罪的大人物带一批追随者出走寻找新家，但能够这么做，技术与物质储备是靠渔业提供的。

黑死病之后对鳕鱼的旺盛需求再度激活了渔民对西北方向的兴趣，渔业重心从波罗的海和北海逐渐向西转移，爱尔兰、法罗、冰岛周边海域成为热点，继而从那里向西延伸，来自英格兰、巴斯克和诺曼底的渔民很可能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之前好几十年就在纽芬兰海域捕鱼了，此后英国人向新斯科舍、缅因和新英格兰的开拓同样由渔民打先锋，毛皮商人和殖民公司跟在后面，北美的最初几批殖民者全靠渔业才生存下来，南边的情况也类似，亚速尔就是渔民发现的，葡萄牙人在马德拉和亚速尔的早期存在高度依赖渔业，从17世纪开始，亚速尔还向南北美洲各国输出了大量渔民。

千百年间，渔民们都在默默无闻中为自己的生计而探索开拓，只留下一些零星而朦胧的线索给历史学家挖掘爬梳，就像南岛人（Austronesian）的惊人航海成就，若没有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努力重建，也会湮没在时间长河之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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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讲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游动性降低，这三个轮番相互强化的因素，推动人类食谱沿质量光谱向下移动，这一过程在冰期过后气温回暖之际骤然加速，而在整个农业时代，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而且随着土地开垦和作物单一化，渔猎和畜牧成分萎缩，食谱在下移之后进而向下收窄，对谷物的依赖日益强化。

只有在某些大瘟疫过后的恢复期中，食谱质量才有所反弹，然后到哥伦布大交换（伴随着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瘟疫）之后在新世界大幅反弹，最后，直到工业革命和人口转型之后，才在中等以上收入地区出现全面反弹。

食谱下移和向下收窄对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所以不乏有人将导致定居农业的新石器革命视为人类遭受的一次诅咒，从饮食与健康角度看，确实如此，对于那些缺乏畜牧和渔猎成分的纯谷物种植群体，这一点尤为真确。

从进化角度看，谷物是特别可疑的一类食物，因为我们的旧石器祖先从未将它们当作重要食物来源，这意味着，如果它们有什么害处，我们的生理系统作出适应性改变的机会极为有限，因为留给进化适应的时间只有几千最多一万年，而事实上，谷物成为主食对健康所带来的损害在考古记录中得到了清晰展示。

龋齿

龋齿是特别典型的农业病，狩猎采集者中很少见；高碳水饮食为细菌创造了良好的口腔环境，典型采猎者的食谱中，碳水化合物贡献的能量只有1/3，高纬度地区更低，而在密集农耕者中则高达2/3到4/5，而且农耕者对淀粉类食物的加工与烹饪更充分，甚至精制成饴（即麦芽糖，一种双糖），因而更容易被口腔细菌所利用，而采猎者能吃到的唯一“精制糖”是蜂蜜，可是蜂蜜本身含有抗菌成分。

【这里我想顺便强调一下，我的读者中大概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蒙古或高加索人种，这两个人种在更新世末期都曾长期生活在接近冰川线或冻原的寒冷地带，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习惯，当我在『最近三四万年』这一时间情境下使用『我们祖先』这个短语时，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而对于他们，食谱中脂肪含量会比典型现代采猎者高得多，碳水则低得多。】

所以考古记录中向谷物的转变总是与龋齿高发联系在一起，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稻米，东南亚稻米种植的出现似乎与龋齿没有确切关系，原因未明。

贫血

贫血在农耕者中很普遍，有些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则是缺铁，谷物不仅本身含铁量低，而且富含植酸（phytic acid），植酸会妨碍肠道对矿物质的吸收，因而提高缺铁缺钙缺锌的风险，所以植酸被营养学家归为反营养素（antinutrients），它在谷物麸皮中含量尤高（有意思的是，全谷食物眼下正广受推崇）。

贫血会迫使身体增加造血骨髓的量，因而在一些骨骼中（特别是颅骨的眼窝上穹处）额外形成大量蜂窝状空腔来容纳红骨髓，于是便留下了化石证据。

目前，全球仍有15亿人处于程度不等的缺铁性贫血状态，其中多数为营养不良所致。

发育不良

和采猎者相比，农耕者骨密度较低，因而骨骼强度较弱，可能是因为缺钙；但更能全面反映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指标是身高，因为身高与整个发育期中诸多营养与卫生条件有关，只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时，遗传基础所给定的身高潜力才能达到。

现代采猎者的身高普遍不高，与传统农耕者不相上下，但需要记住的是，自从农业起源以来，绝大部分生态位都已被农牧者占据，采猎者面对农牧民的扩张排挤毫无抵御能力（因为他们的群体太小也太缺乏组织），所以现存采猎者占据的都是边缘生态位，处境逼仄，如我在第五篇里所介绍，卡拉哈里昆桑人的营养状况极差。

但旧石器时代的采猎者并非如此，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末次冰期中生活于欧洲的克罗马农人平均身高1.79米，其中末次盛冰期的格拉维特人超过1.80米，然而经历了光谱革命之后的欧洲人平均身高降至1.66米，农业时代再降至1.65米，这其中当然可能有气温变化的影响（寒冷地区的动物倾向于大体型），以及新石器革命后历次移民造成的遗传成分改变，但主要不是，有两个证据：首先，在近代营养状况反弹之后，多数欧洲国家身高都回升至了1.80米以上，其中荷兰最突出，从19世纪中期的1.65米升至1990年代的1.84米，其次，农业时代身高下降的趋势在东欧表现的更缓和，平均身高始终维持在1.70以上，而我们知道，东欧的农业密集化程度长期落后于西欧，气候与土壤条件也让他们保留了更多畜牧成分，这些证据表明，欧洲人基因组给定的潜在身高就是1.80米以上。

来自其他地区的考古记录也显示了同样趋势，中国和日本的稻米种植者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初几千年里平均身高下降了8厘米，中美洲的玉米种植者，男性身高下降5.5厘米，女性8厘米；两个事实清楚的揭示了传统农耕者的身高被营养条件所压制：任何农业穷国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平均身高都大幅提高，任何从农业穷国向富裕国家的移民从第二代开始身高都大幅提高。

关节损伤

化石证据显示的另一个健康问题是，农耕者的关节损伤率普遍比采猎者高，包括骨性关节炎，这既是因为营养不良，也是因为农耕者劳动负担更重，劳动时间更长，正如我在上一篇里所讲，食谱下移本身就是马尔萨斯型创新的后果，此类创新让人类能够以不断加大的劳动投入从给定资源中榨出更多一滴营养。

而且农业劳动（包括农业生活特有的那些家务）所涉及的身体姿态，肢体动作和负荷分布，都与狩猎采集活动大异其趣，而我们的身体是为后者而塑造的，所以，即便劳动强度相当，农活也更不益于健康，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与农活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体育或健身项目（我能想到的只有举重与拔河），却能在众多项目中发现狩猎和捕鱼的影子。

大脑

人类大脑的体积在过去两万多年里缩小了10%，对此有许多种猜测，尚无定论，有人认为DHA（一种在神经发育中起重要作用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缺乏在其中起了作用，脂肪曾占人类食物的1/3，密集农业却将它降到了10%甚至更低；DHA虽然可以在体内合成，但所需材料EPA也是一种脂肪酸，而且体内合成效率可能跟不上大脑发育高峰期的需求。

这是一种供方解释，可能需要与某种需方解释搭配才能成立，因为大脑体积并未像身高那样在近代营养改善后普遍反弹，所以看起来并非单纯被营养条件所压制，或许，出于某些原因（比如体型缩小，肌肉量减少，温顺化，分工细化，神经元密度提高或布线合理化……），我们不再那么需要这么大的大脑了，而同时营养匮乏（特别是DHA匮乏）使得供养这颗高能耗大脑的负担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于是基因组便作出了向下调整的反应。

麸质过敏

麦类谷物（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等）所特有的麸质蛋白（gluten）引发了众多健康问题（至少在对它敏感的人群中），包括乳糜泻，非腹泻性麸质过敏，平衡机能失调，和过敏性皮疹或溃疡，尽管没有留下化石证据，但这些症状与谷物和农业的关系如此直接以至无需考古证据即可确定。

由麸质蛋白引起的问题虽然表现多样，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机制：免疫系统对这种陌生蛋白作出了过度反应，这不难理解，从进化史的尺度看，麦类谷物对人类确实很陌生。

麸质问题究竟有多普遍，眼下还不得而知，虽然目前的流行病学统计中被识别为麸质过敏的人口比例不到10%，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麸质过敏症状多样因而诊断不容易，其次，麸质问题最近才开始被医学界关注，所以患者和医生还很少朝这个方向考虑问题，第三，从政治上看，你很难指望农业大国（比如美国）的政府会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而政府拨款在当今医学与营养研究的预算中占了绝大部分。

传染病

定居恶化了卫生状况，定居点积累的垃圾和囤积的食物养活了大量老鼠、蟑螂和苍蝇等人类伴生动物，也为诸多病菌提供了温床，还会污染附近的水源，定居者无法像游动采猎者那样可以通过不断搬迁营地而摆脱它们，同时，人畜共生的环境也大幅增加了有害微生物的种类，比如导致肺结核、流感、天花和麻疹的那些。

更重要的是，定居农业将人口密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并且通过商人，流动性工匠，流浪艺人和乞丐，军队，行政官吏，在庞大人群中形成经常性人口流动，而集市与城镇又为这张流动网络提供了中心集散节点，这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创造了极佳条件，特别是那些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在稀疏分布的小群体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病原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宿主群体消灭殆尽，于是自己也失去了存身之所。

诚然，大规模定居群体因为长期接触各种病原体，其免疫系统积累的武器储备更为丰富，因而更可能在各种瘟疫中幸存下来，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免疫系统与病原体的长期搏斗不仅消耗能量，也会抑制其他生理机能的工作，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当遭遇饥荒而营养状况恶化时，这个持续高负荷工作的系统可能全线崩溃，所以瘟疫往往紧随饥荒而来。

蛋白匮乏

食谱向下收窄，对主粮的依赖日益加重，也带来了严重的营养均衡问题，这一点在中低纬度的水稻和玉米种植区尤为严重，因为水稻生长期短，一年可种多季，因而供养人口密度高，在有了水田、灌溉和梯田技术之后，几乎排挤了所有其他粮食作物，中低纬度季风带的充沛降雨使得留给牲畜的土地极少，而玉米不仅高产，而且对土壤要求低，因而也很容易挤掉其他作物。

精制米的维生素B1含量极低，导致东南亚稻米区普遍流行脚气病，玉米的维生素B3和色氨酸含量太低，因而以玉米为主食者的美洲人多患糙皮病，然而，更普遍更严重的营养失衡是蛋白质匮乏，谷物的蛋白含量普遍较低，尽管以豆类为辅食可有所弥补，但与采猎者和畜牧者食谱中高比例的肉鱼奶相比，蛋白量仍差得远。

而且植物蛋白有很多问题，要么氨基酸不全，要么氨基酸组成比例不佳，要么吸收效果不好，要么有其他附带缺陷（比如过敏），营养学家用蛋白质质量（PDCAAS或DIAAS）和生物价值（biological value, BV）两个指标来衡量各种蛋白源的营养价值，前者度量蛋白源的氨基酸齐全性和搭配比例，后者度量吸收并用于机体结构（而非用作能量来源）的比率，两项测量中，得分最高的都是禽蛋，其次是奶制品，然后是肉类，植源蛋白得分普遍偏低，谷物尤其低，豆类稍高。

总体上看，植物蛋白的质量得分大概只有动物蛋白的一半，唯一质量得分与动物蛋白相当的植物是大豆（DIAAS=0.9，与牛肉接近，鸡蛋为满分1.0），但大豆的BV得分就只有74，还是植物蛋白里最高的，而鸡蛋、牛奶和牛肉的BV分别为100、91和80，其他豆类就差很多，谷物更差。

植物蛋白源中质量最高的大豆，古代只分布于东亚，直到近代才传播到其他大洲，而且它和其他种子类食物一样，富含植酸，也和其他豆类一样，嘌呤过高，容易导致痛风，而且其蛋白质也会让许多人过敏。

密集农耕造就的蛋白匮乏，迫使人们挖空心思的搜罗开发一切蛋白来源，鱼虾，青蛙，泥鳅，螺蛳，田鼠，黄鼠狼，麻雀，知了，蚱蜢，毛虫，蛾子……，当农耕者将土地开发殆尽，生态被全面改造之后，能找到的就只有这些小动物了，辛苦搜罗一年得到的蛋白量，还不如一头猪。

这些努力的最极端表现是吃人，食人俗的地理分布明显和蛋白匮乏有关，将食人俗推向极致的是美洲人，在中美洲玉米高产区，人肉成了系统性和经常性的肉食来源，玛雅和阿兹特克城邦常常在祭奠仪式上杀死成千上万的俘虏，用作人牲献祭，随后尸体被分给贵族和武士拿回家吃掉，俘虏被推上祭坛之前的等待期中会得到充足食物，以便催肥。

在阿兹特克，获取俘虏甚至成了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因而战术策略也向尽可能多抓俘虏倾斜，抓获俘虏的数量（而不是杀敌数量）成为考核战功的主要指标，这一倾向最清楚的体现在阿兹特克晚期的所谓荣冠战争（xochiyaoyotl）中，这是一种仪式性战争，和扩张领地，争夺霸权，压服对手等常见战争理由无关，双方约定日期和地点，派出相同数量战士，只能使用短兵器做近身搏斗，唯一的动机就是获取战俘。

蛋白匮乏在美洲如此严重，是因为他们缺乏肉畜，也没大豆，美洲人驯化的唯一大动物是羊驼，数量很少，主要用于取毛和驮运，中美洲农民驯养用来吃肉的动物只有豚鼠，每只豚鼠仅能提供小几百克肉食，但他们也珍之如宝。

文明之暗面

可能有不少读者读到这里时会提出疑问：既然定居、农业和谷物带来了这么多问题，如此恶化了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为何你在第五篇里还表现的那么欣快，将食物存储、食谱下拓、定居、农业，特别是谷物的开发，视为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甚至将谷物称为文明试金石，难道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要我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农业确实恶化了人类营养与健康，但我不会像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那样宣称“从事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我相信这只是他为强调上述事实而采用的一种修辞术，而并未从字面上当真，如若不然，他就大错特错了。

向农业的转变是一系列分散个体抉择在漫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后果，事后拉远镜头看，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但没有任何个体预见、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革命，因而根本谈不上谁犯了什么错误（此类评判只有当你把自己想象成引领全人类航向的伟大舵手时才有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个体抉择，完全可能都是理性的，并给当事个体带来了切实好处。

比如开发谷物，最初可能只是作为季节性补充，帮人熬过猎物低产期，当初这么做的人当然得到了好处，可是当这一做法流行开之后，其长期效果是拓宽了生态条件所施加的人口瓶颈，于是人口增加，摊掉了最初的好处，而同时食谱却下移了，但这是好多代人之后的情况，和最初开发谷物的人没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他们比没有这么做的人留下了更多后代，这算个错误吗？）

有人会接着问：就算没有人犯错，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呢？不如将问题表述的更明确：此时此刻的我，是否希望转向定居农业这件事情压根没发生过？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无须一秒钟迟疑，因为若没有定居文明，所有我珍爱与痴迷的一切，艺术，文学，电影，历史，哲学，桥牌，图书馆，显微镜，汽车，飞机，计算机，MP3，互联网，维基百科，科学，法律……全都不会存在，连影子都没有。

只有像《人类简史》作者那样的轻浮蠢蛋，才会宣称狩猎采集者也可以拥有同样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也“可能经历过战争与革命，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运动，拥有过深奥的哲学理论，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所向披靡的拿破仑，以及他所统治的半个卢森堡大小的帝国；有着他们自己的天才贝多芬，只是没有交响乐团，唯以竹笛声催人落泪……”

醒醒吧，多数采猎者只有三个数词：one, two, many，能数到5以上已经算了不起，他们的语言缺乏最基本的抽象概念，历史记忆只有两三代，曾祖辈以上的事情便已汇入毫无纵深与细节的神话，仿佛世界一两百年前才被创造，一两百公里之外便只是未知洪荒，道德体系也极为简陋，缺乏自轴心时代以来所涌现的全部道德情感和价值元素，你能指望什么哲学思考？

你果真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精神世界里吗？那里没有小说戏剧中的动人情节，没有历史长河中的波澜沧桑，战争中的运筹谋略，政治中的合纵连横勾心斗角，竞技场上的欢呼雀跃，曲折迂回的幽默感，面对难题时的苦思冥想，价值默契带来的深切慰籍，胜利与成就的荣耀，以及宗教虔诚，专业执着，侠风义骨，自由精神……所有让你觉得除生存繁衍之外生活还有更多意义的东西，全都没有。

文明确有其暗面，但那遮掩不了其灿烂精彩。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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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re of early Europ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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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Modern Humans Are So Smart, Why Are Our Brains Shrinking?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0/sep/25-modern-humans-smart-why-brain-shrinking

人类是顶级捕食者，意思是没有其他生物将人类作为经常性捕食对象和重要食物来源[1]，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规模仅受食物资源的限制，相比之下，那些既捕食其他生物，也被其他生物捕食的动物，其种群规模就既可能受食物资源限制，也可能被捕食者的种群规模所压制，究竟哪个限制构成了人口瓶颈，随具体条件而异。

人类不仅在食物链上处于顶级，还常常有能力系统性的清除同生态位下的竞争者，比如狩猎者和畜牧者常猎杀狮子和狼，主要不是为了吃它们的肉，而是要消除竞争，这就进一步将人口瓶颈转向了食物资源的稀缺性（而不是天敌或竞争者）。

而且人类还是高度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当人口增长导致一种食物过度稀缺时，我们就转而开发新的食物源，从而不断突破环境条件施加于人口的限制，直至所有资源都已充分利用，人口才在均衡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当然，由瘟疫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中短期波动在所难免。

可是，假如食物与人口的故事就这么简单，那么人口规模应该早就达到均衡水平了，而不是像过去几万年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登上新台阶；因为指数式增长的威力极为惊人，当食物资源不构成限制时，只须小几千年，暴增的人口即可填满任何大陆，一万七千年前跨过白令地峡的移民最多不过百来人，但两三千年后便已铺满整个美洲大陆。

人类人口之所以能够持续数万年的阶梯式增长，是因为，得益于强大的认知能力和保存与传承知识的文化系统，我们始终在开发新的觅食技术，这些新技术要么让我们得以利用此前无法利用的新食源，要么提升了对旧食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从旧石器晚期的认知革命以来，技术创新骤然加速，人类食谱也随之而大幅改变，而每次改变都将人口极限推上一个新台阶。

人口极简史

智人在其20万年历史的前80%中，人口都徘徊在十几二十万左右，其间也没有特别重大的技术创新，7万年前的托巴（Toba）火山喷发一度将人口缩减至两三万，三四万年前以弓箭、鱼叉和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2]将人口极限推至数十万（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环境条件严酷的末次冰期，这是不小的成就），一万多年前导致众多动植物驯化的新石器革命（也是第一次农业革命）将极限拉高到百万级，六七千年前以牛奶、羊毛、役畜和（稍晚的）车辆为代表的二次农业革命再次推高极限至千万级，铁器时代以重犁、轮作和（稍早的）灌溉为代表的众多农业创新，以及（或许更重要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广泛确立，将极限拉至亿级，最后，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又一次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以及更晚的化肥和农药，将人口极限推到了10亿级。

这里有两个要点需要强调，首先，这些所谓革命，只是为叙述方便而采用的简化表达，尽管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技术创新相对密集的时期，但多数创新是在漫长时间中陆续出现并逐渐成熟的，因而人口极限也是沿众多小台阶和少数大台阶而被逐渐抬高的。

其次，从一次革命或重大创新到人口真正增长到新的极限之间，有时会间隔几百甚至几千年，比不受资源限制的指数式增长所预示的更漫长，这是因为创新总是从某一群体开始，其传播需要时间，比如土豆，据估算凭一己之力便将欧洲人口极限推高了1/4，它在16世纪中期就被带回欧洲，但半个世纪后才开始零星种植，此后一个多世纪主要被当作园艺作物，直到18世纪中期才开始大规模种植而成为主粮之一。

还有些创新是帮助人类开拓新领地，而开拓（特别是农业拓垦）需要大量劳动和漫长时间，比如从原始状态的冲击三角洲到江南水乡这样的成熟水田系统，开发过程少说也有一千多年，从水道疏通，河流约束，沼泽排干，土地平整……都是耗时耗力的大工程，直到明代，江南才变成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样子。

所以，尽管世界总人口呈现为一条相对平滑的指数增长曲线，但在重大创新所及的每个局部，人口增长是跃迁式的，几代人便可填满新技术所创造的额外人口承载空间，然后就停滞在那里。

向下开拓

根据最优觅食理论（见第二篇），其他条件相同时，动物总是优先选择那些营养密度高，容易消化和毒性低的食物，德内（Dene）印第安人若有机会便会射杀整群驯鹿，无论他们吃得下多少，若射杀的足够多，就只吃骨髓和舌头，类似做法其实很普遍，当狩猎者猎杀了多头大动物却无力搬运或无法保存时，就只吃易处理、易嚼、易消化的部位：内脏（特别是肝脏），骨髓，大脑，舌头，血液……，骨骼肌，筋腱和皮肤则排在最后。

同样原则也体现在对猎物和采集物的挑选上，猎物体型越大，油脂越丰厚，就越受偏爱，采集物中，蜂蜜，鸟蛋，贝类，水果，浆果，某些昆虫的幼虫，总是最受欢迎的，其次才是坚果，菌菇，根茎，小颗粒种子，蔬菜；不同动植物，同一动植物的不同部位，都可排进这一从优到劣的质量光谱之中。

所以很自然，当人口增长而食物变得紧缺时，首先紧缺的总是那些最受偏爱的优质食物，于是人们被迫拓宽食谱，纳入次一等食物，但新食谱提高了人口极限，容许人口再次增长，于是次等食物也开始紧缺，然后继续向下开拓……这一循环持续进行，直至所有潜在食物源都得到充分开发，而在此过程中，人类食谱将沿着质量光谱不断向下拓展。

不仅是拓展，随着食谱拓宽，质量光谱上端的最优质食物常会萎缩甚至彻底消失，因为原本当它们还是主食时，其种群规模与人类人口之间以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Lotka-Volterra equations）所描绘的方式形成动态均衡，但随着劣质食物不断加入，它们从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均衡被打破，其种群规模不再对人口构成重要制约，因而很可能被吃个精光，所以，食谱向下拓展最终往往变成向下移动。

重要的是，人类拓展食谱，开发新食源的过程，并不像其他杂食动物那样仅仅是在贯彻机会主义觅食策略，否则我们的食谱无论多宽也早已稳定下来，而不会像过去几万年那样持续拓展，实际上，至少在这几万年中，我们的每次开拓都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比如许多小型动物，若没有适当工具和技巧，凭人类先天禀赋是根本无望捕获的，许多植物毒性过高，不经浸泡烹饪无法食用，若没有筛选技术，小颗粒种子也只能当零食，有些动物组织，像皮肤、筋腱和骨头，根本嚼不动，以往只能丢弃，但有了水煮技术，却可通过长时间熬制提取其中的脂肪和胶原蛋白。

这些创新的普遍特征是，让人类能够在给定资源条件下，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以便从有限食物源中榨出最后一滴营养，最后一个卡路里，与此同时，食物的质量构成则持续下移，而单位劳动的卡路里回报不断下降，套用经济史家的术语，它们大多是马尔萨斯型创新（Malthusian innovations）。

当然也有些例外，当我们的直立人祖先[3]转向肉食时，当一些群体从热带走向高纬度地区时，许多帮助他们获取肉食的技术，敲开骨头的手斧，削尖木棍的刮削器，驱退食肉动物以夺取尸体的技术，陷阱，绝境驱赶技术，还有鱼叉和独木舟，都是有助于向上拓展食谱的，然而，绝大多数技术，特别是与食材处理有关的那些，都是马尔萨斯型的。

尤其是在末次盛冰期过后，冰川后退，中高纬度地区大片草原和苔原变成森林，大型动物减少，植物食源增加，更极大加速了这一过程，人类学家肯特·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将此过程称为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并视之为农业起源的前兆，但实际上，如前所述，食谱并非单纯拓宽，而是先向下拓宽再从顶部收缩，最终效果是向下移动。

下面我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弓箭

之前我讲过（见第四篇），最初的狩猎技术是近身穿刺，用的是一根削尖的木棍，或者叫穿刺矛（thrusting spear），这要求猎手必须接近到猎物一两米之内，要做到这一点，要么静卧伏击，要么长途追逐拖垮猎物，或挖开猎物的藏身洞，或将猎物诱入陷阱或绝境，但许多动物难以靠近，难以寻踪，无法诱陷，也没有藏身洞，那就只能放弃，而它所适用的猎物，通常体型都较大。

投掷矛是一大进步，可在十几二十米开外击杀大型猎物，多人配合效果更好，它需要两个创新：一个锋利的石制矛头以补偿相对于穿刺矛的冲击力弱势，需仔细调整重心以获得稳定的飞行轨迹。

然而更重要的创新是掷矛器，它可以一条低平的轨迹，以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大的冲击力投出矛镖（dart，即迷你版的投掷矛）；掷矛器和矛镖的这些特性，让猎手能在二三十米开外击杀中小型猎物，而且因为矛镖更轻巧，可携带多支，一击不中可以再击，现代实验发现，对一个直径20英寸的目标，掷矛器在20码外的两击命中率可达95%，40码外为53%。

下一步创新是弓箭，弓箭不仅精度更高，轨迹更可控，可指向任意方向，而且在发射时动静很小，因而更易创造多次击打机会，在上述同一实验中，弓箭20码外一击命中率即高达97%，40码外为59%，与掷矛器相比，同等距离同等命中率下，弓箭的目标直径可缩小1/3，或者同等尺寸同等命中率下，距离拉大一半。

掷矛器和弓箭为人类向下拓展食谱开辟了巨大空间，许多原本难以捕捉的小型动物被大批纳入食谱，小型鹿和羚羊，猴子，狐狸，兔子，松鼠，鼬类，鸟类，当然，猎网、圈套和毒箭吹射器也起了类似效果，而且如我在第四篇里已提到，猎物小型化也降低了流动性，因为小型动物更丰富，支撑一个游团所需土地面积更小，这意味着每年搬迁营地的次数更少，因而更有可能开发利用当地植物资源，于是食谱进一步向下拓展。

所以不难理解，掷矛器与弓箭的出现和广谱革命在时间上完全吻合，它们与人类食谱的上述关系在北美的考古研究中得到了最详尽的验证，弓箭可能是五千多年前跨越白令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是纳-德内语系印第安人的祖先）带进美洲的，公元前四世纪传入大平原，此后一千多年陆续传遍美国西部，所到之处，食谱皆向下移动。

肉、奶、鱼

再看农业时代，农业本身就是食谱向下开拓的结果，谷物驯化是非常典型的马尔萨斯型创新，相比其他采集物，谷物处理极为麻烦，需投入大量劳动，而种植就更麻烦。

动物驯化起初倒并未降低食物质量，因为最初的驯养动物都是用来吃肉的，可是到二次农业革命时，吃肉比例已大幅下降，牛羊被更多用来产奶和剪毛，谷物成为主食，牛羊奶成为补充蛋白质的辅食，只有退役役畜，退役奶牛，不打算留做种牛或役畜的年轻公牛，以及冬季草场无力承载的牲畜才被屠宰（往往在入冬前），而随着牧草储备方法的出现，秋季屠宰量也逐渐降低。

早期农民都是农牧混业者，并且保留了大量狩猎采集活动，因为以当时的技术，只有少数土地适宜种植，往往在地势较高的台地和较松软的土壤（比如风积黄土）上，后来最受欢迎的冲击三角洲和厚积腐殖质的黑土地反而无法利用，前者排水问题没解决，后者太粘重，戳棍和刮犁对付不了，而且，如何在连续耕种的同时保持肥力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量宜耕土地也处于抛荒休耕状态，所以每个农业社区周围都有大量空间可供狩猎和放牧，这让农民至少能每天喝上奶，时不时还能吃顿肉。

可是随着排水，防洪，灌溉，施肥，犁耕（特别是重犁深耕），轮作，复种，梯田……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土地变成耕地，狩猎放牧空间不断压缩，有些地区（比如唐以后的华北平原）休耕地几近消失，长江三角洲到清代甚至连役畜都已很少用，担夫、轿夫、纤夫、独轮车夫取代了骡马，耕牛换成了铁鎝。

公元前2550年代修建吉萨金字塔的埃及工人享受着充足的牛羊肉，青铜和古典时代各大帝国也用大量牛羊供应军队，可是到中世纪盛期（High Medieval，11-13世纪），西欧农民和士兵已很少吃肉，主要荤食[4]变成了咸鱼；与此同时，教会的斋戒规定日益严格，斋戒日逐渐增加到全年的一半，从最初的四旬斋（Lent）和星期五，扩延到待临斋（Advent）和星期三，于是，连中上阶层的吃肉量也大幅降低了。

荤食来源从大牲畜向家禽和鱼类的转变（也就是从红肉转向白肉）在成熟农业社会十分普遍，日本向鱼的转变比西欧更彻底，而几乎完全素食化的印度，只有靠家禽偶尔开点小荤，只须算一下海岸线长度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就不难理解这一差别，西欧离海最远运输又最不便的瑞士，连猫肉都不放过。

禽鱼提供的肉量与大牲畜不可同日而语，脂肪也往往太低，而且处理麻烦，劳动回报率很低，唯一的好处是几乎不占耕地，在人口压力推动的向下拓展中，它们是很自然的选择；然而向鱼转变需要很多创新，特别是保存技术，鱼出了名的难保存，尤其是脂肪含量高的（提纯的油脂很耐放，但未提纯的肥肉和脂肪组织是坏的最快的部位），波罗的海和北海盛产的鲱鱼，出水后几小时内就开始腐烂，比尸僵都开始的早。

在保存技术粗陋的中世纪早期，内陆西欧人吃的是淡水鱼，主要是鳗鱼，数量仅够供应中上阶层，新鲜海鱼一般只能到达海岸十几公里以内的城镇，差不多就是牛车半天能拉到的地方，只有大贵族才负担得起用快马驮运，可那也顶多将供应半径向内陆延伸至150公里，直到中世纪盛期，两步腌制法成熟，并且盐变得足够便宜，鲱鱼才走上所有西欧人的餐桌，成为穷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向上反弹

那么，推动上述食谱变迁的力量，果真是人口压力，而不是口味和风尚的转变？或者宗教虔诚度的提升？美食家可能会举证说：腌鲱鱼非常难吃，口感就像盐水泡过的烂木头，连最穷的人都嫌弃，他们说的大概没错，不过依我看，最佳证据来自一个让人口压力突然放松的事件——黑死病，1347年开始的这场大瘟疫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一夜之间改变了欧洲经济生活的面貌，它对食谱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

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工资率急升，食品价格下降，西欧穷人终于又能经常吃肉了，虽然斋戒日仍只能吃鱼，但鱼的构成发生了显著改变，便宜而难吃的鲱鱼大幅减少，被口味更好也更昂贵的鳕鱼干（stockfish）取代，同时，内陆地区大量开挖鱼塘养殖淡水鱼（主要是欧洲鲤），鱼塘造成的泛滥会侵袭耕地和牧场，因而以往受到抑制，黑死病后却四处开花，让大量普通人也都吃上了鲜鱼。

另一次食谱向上反弹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携带的病原体消灭了美洲80-90%的人口，而且他们带往新大陆的农业技术所对应的人口极限比原住民的高得多（个别玉米种植区可能是例外），一旦挺过最初的不适应之后，人口便处于自由增长状态，此后数世纪中，和旧大陆亲戚相比，他们的饮食大幅改善，身高高出一大截，经常肉多的吃不完，潘帕斯草原的早期放牧者根本不打理牲畜，需要时拿杆枪射杀一批，把牛皮割走，肉就烂在那里，即便是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奴，吃的肉也比法国工人多几倍。

下一次反弹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首先，哥伦布大交换，17世纪的农业革命，科学革命所推动的良种选育和农艺改良，到19世纪都已开花结果，之后又加上化肥农药，其次，冷藏技术和大规模廉价运输手段，将新大陆的庞大食物供应能力传导进了旧大陆（有了铁路、冷藏车和蒸汽巨轮，牛肉终于不再烂在草原上了），结果，旧世界居民也开始分享这一系列创新和发现所带来的盛宴。

最后，对于当代人更重要的事情是，20世纪普遍发生的人口转型（生育率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急速下降），使得哥伦布以来释放出的巨大食物生产潜力至今尚未被人口增长所耗尽，这才让当今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低收入者也仍有机会大块吃肉。

注释

[1] 若考虑寄生虫和微生物，情况会不同，不过，直到大规模高密度定居社会出现之前，忽略这一点对我们的故事影响不大，可参考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2] 文化大跃进和认知革命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关注角度不同，前者着重于技术与物质文化，后者关注这些物质创造背后的心理能力发展。
[3] 直立人（Homo erectus）这个词有两种用法，一种专指亚洲的直立人（比如北京人和爪哇人），另一种包括非洲的匠人（Homo ergaster），并认为匠人就是直立人的一个亚种，我采用的是后一种用法。
[4] 我用『肉食』一词专指来自大动物的红肉，而『荤食』包括了禽肉和鱼肉。

参考资料

Robert L. Bettinger – Orderly Anarchy (2015)
Robert McGhee –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2005)
Brian Fagan – Fish on Friday (2006)
Mark Essig – Lesser Beasts (2015)
斯波义信 –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1968)

Wikipadia: Lotka–Volterra equations
Wikipadia: Paleodemography
Wikipadia: World population estimates
Wikipadia: Behavioral modernity
Wikipadi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Wikipadia: Columbian Exchange
Wikipadia: Black Death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https://www.thoughtco.com/broad-spectrum-revolution-170272

上一篇我讲到，食物存储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拓展了生态位，提升了人口密度，降低了游动性，加大了对中心营地的依赖，削弱了基于肉食分享的集体主义，强化了领地性，催生了最初的私人财产权，继而深化了对本地资源（特别是植物和小型动物食源）的开发，而这进一步提升了人口密度，如此循环——循此路径，存储构成了人类最终走向定居文明的关键一环。

然而这些发展远非平滑顺畅，更不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在定居农业出现后的一万多年里，许多族群并未步入这条轨道，比如澳洲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哈扎人和因纽特人，有些走出了一大截，然后就停在那里，比如努米克人，还有些曾经走的很远，却又退了回去，比如美国西南部的一些普韦布洛人（Puebloans）。

这是因为，食物存储（更一般而言，资源存储）对人类心理与行为模式，社会规范与组织，乃至政治结构和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只有当选择压力长时间持续朝这一方向施加，并且至少部分群体产生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种种改变之后，一些社会才最终滑向文明轨道。

抵御诱惑

首先是心理上的，以存储应对季节性波动的策略，要求实践者具有较高的延迟满足能力（delayed gratification），即克制立即满足欲望的冲动，抵御眼前诱惑，忍耐漫长回报期的心理能力，它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明知劳动回报要等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能获得，也愿意在当下辛苦工作，其次，在饥饿或嘴馋时不过早吃掉已经积累的食物储备，或用来保障未来食物供给的其他东西（比如种子、种牛、奶牛、耕牛）。

衡量延迟满足的一个常用指标是未来折现率（discount rate），即为了提前拿到一笔未来（比如一周后的）收入，你愿意接受的最大折扣是多少；尽管影响折现率的因素很多，特别是不确定性：未来收入可能泡汤，许诺可能背弃，我可能没来得及拿到它就死了，或者届时我已不需要或不怎么需要它了（比如我发了笔大财以至让它变得微不足道）……但即便排除所有这些因素，折现率仍然存在显著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黑猩猩或未满四岁的幼儿几乎完全无力抵御眼前诱惑，哪怕只是几分钟，成年人的表现当然好得多，因为我们早已远离了现摘现吃的觅食方式，两性分工，将食物带回营地的需要，食物加工与烹饪，肉食分享机制，以及因烹饪与分享而形成的有固定饭顿（meal）的聚餐模式（家庭聚餐和集体宴飨），都在拉大着食物获取与摄入之间的时空距离。

然而，这些因素所涉及的延迟只有几小时或几天，这对于应付季节性波动的存储策略是远远不够的，为下一季的收获而耕耘土地，为下一季的耕种而除草施肥，为几年后的收获而开垦荒地，为提高未来十几年的工作效率而精心改良一件工具，以及需要在当前投入巨大劳动而成果却只能在未来数十年慢慢收获的挖沟筑坝引水等大工程，都要求着也训练着农耕者的延迟满足能力。

所以和农牧业者相比，狩猎采集者（特别是热带的）在延迟满足上普遍表现较弱，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丛林中的米基亚人（Midea）在狩猎采集之余也种植一些玉米，但他们的种植业极为粗放，烧出一块空地，撒下或埋下一些种子，然后再也不管，直到几个月后回来收获，第二年再种时有些人会把杂草烧掉，另一些连这活儿都省了。

这样产量自然很低，庄稼干死，涝死，被虫吃，被羊吃，被附近农民偷，都司空见惯，研究者发现，只要他们稍稍多投入一点劳动，无论花在除草，犁耕，筑篱，排水，灌溉等任何方面，产量都可成倍提高，超过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狩猎采集的回报，而且他们并不缺乏这些工作所需知识技能，唯一阻止他们加大种植业投入的，就是他们的高折现率：为几个月之后的收获费那么大劲，在他们看来太不划算了。

文化障碍

除了延迟满足的心理禀赋，文化特性也可成为囤积策略的障碍，在哈扎人和昆桑人中，食物分享习俗和平均主义文化使得任何食物囤积都难以发生，昆桑人的营养状况十分窘迫，他们是所有被调查过的人类群体中最瘦的一个，永远都在喊饿，数据也显示他们并未瞎喊：体重指数（BMI）分布低于美国人2.5个标准差，体脂率始终徘徊在生存和生育所需最低限度附近。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个现象：1）和当代温饱国家居民人过中年就发福相反，昆桑妇女一过更年期体脂率就掉的更低（19%以下），2）凡是被发现BMI显著高出平均水平（比如一两个标准差）的个体，都有某种机会获得畜牧产品（主要是牛奶），要么是给邻近畜牧者打工，要么是跟他们有亲属关系，这清楚的揭示了他们始终处于营养匮乏状态——有趣的是，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当初正是在读过有关昆桑人的调查报告后才提出了他的“原始丰裕论”。

可是，他们有着改善其营养状况的明显出路：转向畜牧业；和哈扎人一样，昆桑人几个世纪以来就身处班图族（Bantu）农牧民的包围挤迫之中，并与之频密接触，有充分机会转业，而且他们完全明白畜牧的好处，许多昆桑女孩嫁给了班图牧民，但没有班图女孩嫁给昆桑男人，也有不少昆桑男人替班图人放牧，但向畜牧的转变仅以婚姻、收养、依附等关系在个体层次上零星发生，整个群体的转变很少成功，主要障碍是：在一个食物分享压力极大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社会中，维持必要数量的繁育种畜不被吃掉，实在太难做到了，类似情况也会发生在为种植而必须保留的种子上。

平均主义和蹭讨压力还只是问题之一，食物存储的更多麻烦来自群体外部，食物储备的存在，对偷窃、侵占、抢劫、勒索等行为构成了很大诱惑，假如囤积储备的情况足够普遍，甚至会催生出专门以抢劫勒索他人储备为生的专业团伙，面临这些威胁，如何以成本可行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储备，需要在技术、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结构，乃至制度与法律上发生大量适应性改变，这将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是所有群体找到了解决方案。

在近东、东亚和中美洲等几大农业起源地，在其农业最终走向成熟形态之前，像米基亚人那样三心两意的粗放农业可能持续了三五千年，其间不乏进退反复，而在其他地区，定居农业在尚未成熟之前就被放弃了（当然也有环境变动的因素），或者始终停留在狩猎采集加园艺农业这样的原始状态，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除了偶然性（即众多条件在一时一地的特定搭配），也有一些容易分辨的因素，比如食物类型。

可侵夺性

不同类型食物的保护成本不同，对侵夺者的诱惑强度也不同，人类学家识别出的第一组对比，是种子和块根块茎，前者季节性强且易于存储，后者季节性弱且不易存储，像根茎或香蕉（它是许多热带民族的主食）这样的连续可收获作物，抢劫的诱惑不大，因为每次只能抢到仅供几天消费的库存，其他都还长在土里或树上，得自己动手挖掘采摘。

既如此，还不如在自己地里挖呢，毕竟抢劫的成本也不低，更何况打家劫舍这样的激烈场面中也容不下这种慢活儿，你能想象一群劫掠者趁战斗间隙腾出手去地里挖番薯吗？而且就算真的抢到一大堆扛回家，怎么保存呢？相比之下，种子类作物（特别是谷物）却对侵夺者构成了很大诱惑，收获季过后，一次便可抢到全年的口粮，囤着慢慢吃。

政治学家用“可侵夺性”（appropriability）这个指标来衡量不同食物对侵夺者的诱惑强度，除了谷物，腌肉、奶酪和家畜显然也有着很高的可侵夺性，不难想象，任何将生计建立在高可侵夺性食物之上的群体，必定发展出了某些办法将侵夺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如若不然，他们早就此类食物而另谋他途了。

这些办法可以是技术性的，比如建立隐秘仓窖，这是动物惯用的手段，在有着窖藏习性的动物中，个体之间也常相互偷抢，渡鸦会花很多心思窥探他鸦将食物藏在哪儿，以及防止他鸦窥见自己把食物藏在哪儿，在其他手段不太靠得住的社会（比如许多古代社会），在隐秘位置挖掘地窖以囤积食物也是常见的做法。

防范措施也可以是组织上的，比如建立警戒巡逻机制，新几内亚高地从事园艺农业的达尼人（Dani）会在村庄边缘清理出一条无人区，并设置一串十来米高的瞭望塔，轮流派人警戒，东非的畜牧民族马赛人（Maasai）将部落男性组织成若干年龄组（age set），其中青年组居住在部落领地外围的营地里，承担守卫牧场和反击盗牛团伙的任务（他们也会伺机对其他部落发动盗牛突袭），当然，类似防御措施所保卫的不仅是食物储备，也包括领地权和人身安全。

不过，最重要，对人类命运影响最为深远的防范措施，来自相关文化元素的涌现：承认和尊重财产权的文化气质与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种权利所需要的政治结构与制度安排，诸如与足够强大的职业劫掠团伙达成纳贡-庇护关系，以贡赋换取安全保障，或者基于血缘关系创建紧密合作的家族组织，通过长期联姻结成攻守同盟，以税赋供养武士阶层……正是沿此方向的发展，让长回报周期的迂回生产得以维系，让训练个人抵御眼前诱惑的种种条件持续存在，让高度依赖存储的定居生活得以稳固下来，让社会结构走向复杂化，最终导致文明社会的诞生。

一项基于海量民族志数据的研究发现，农作物的可侵夺性与社会复杂度存在明确的相关性，而对哥伦布大交换之后数百年演变的历时性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发现也呼应了早期学者对热带地区文化普遍欠发达的直觉观察，只是当时人们提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解释。

前载与后载

然而，并非所有季节性强且易于保存的种子类食物都对会文化施加同样的选择压力，如我在前几篇里所谈到，橡实、松子和其他许多坚果都是被广泛利用的易存储食物，许多北美族群甚至以之为主食，而且确实也大量囤积储备，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复杂性，可是，这些坚果却并未像小麦、水稻和玉米等谷物那样，促成其采食者向定居农业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是，坚果和谷物在整个觅食周期上的劳动负担分布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不妨以水稻和松子为例，看看差别在哪里，先考虑采集，水稻觅食流程包括这些环节：收割，捆扎，搬运，脱粒，扬筛，曝晒，包装，储存，（需要吃时）舂捣，扬筛，蒸煮，而松子的流程是：敲落或捡拾松果球，搬运，储存，（需要吃时）脱粒，烘烤松子，扬筛去壳，烘烤松仁，杵捣或研磨，水煮成糊或烘培成饼。

差别在于，水稻的工作大部分发生在储存之前，松子的大部分发生在储存之后，人类学家将前一类称为前载食物（front-loaded food），后一类称为后载食物（back-loaded food），谷物多属前载，坚果都是后载，若考虑人工种植的情况，差距还要成倍拉大，因为谷物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小而矮，而坚果多来自多年生木本植物，植株大，后者不仅种植工作量小，一旦种成，可收获许多年。

这一差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侵夺者，前载食物的价值远超出后载食物，后载食物就算抢到手，其实也没省掉多少麻烦（对于松果球，只省掉了9%工作量，对于橡实，只省掉5%），换言之，同为易保存食物，前载型的可侵夺性远高于后载型，因而两者就食物储备的安全性而施加于文化的选择压力截然不同。

值得玩味的是，决定某种食物前载程度的，不仅是食物本身的特性，也包括处理者的策略选择，松子采集者完全可以把松子加工成糕饼之后再储存，这样不仅节省存储空间，或许还能获得某种规模效益，因为每次只处理几顿或几天的口粮，效率不会太高，可是，除非保障储备安全的文化元素都已到位，没人会这么做，那无异于招引侵夺者，相反，人们会尽可能把食物变成后载型。

多数传统农业社会都会以带壳谷粒的形式保存谷物，但也有例外，吕宋山区的伊戈洛特人（Igorot）收割稻谷的方式就很特别，谷穗是用手掐下来的，连着一截6英寸长的秸秆，掐满一把之后，交给另一人，后者用竹丝将其捆作一扎，每扎直径约一英寸（以秸秆部分计），随后这些稻扎被直接存进仓库，直到吃之前再脱粒和舂捣。

这种做法的效率明显低于先脱粒再储存的常规方法，收割过程中捆扎者与掐穗者的配比约为1:4，这就徒增了25%的收割工作量（虽然常规方法在搬运到脱粒场地之前也会捆扎，但通常都是临时性的大捆，工作量小得多），此外还要加上制备竹丝的工作量，所需仓储空间也数倍于常规方法，唯一的好处是：它降低了稻谷库存的前载率。

这一点对伊戈洛特人可能十分重要，因为尽管他们是定居农耕者，但和其他许多生活在褶皱地带——高加索、比利牛斯、巴尔干、赞米亚（Zomia）、新几内亚高地——的族群一样，直到十分晚近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离开自己村庄就毫无安全保障，他们尤以猎头（head hunting）习俗而闻名，将猎获的人头挂在村口杆子上，以此树立自己的凶悍声誉，吓退潜在的入侵者，不难想象，在如此缺乏安全感的境况下，降低食物储备之可侵夺性的需求有多迫切。

文明试金石

基于前载率和可侵夺性的分析，同样可运用于食物之外的资源，所谓资源诅咒，涉及的都是可侵夺性极高的资源，特别是质量高度标准化的大宗物资，这是因为，发达的现代商品市场已将此类商品变的极度前载，有了标准化合约、第三方仓储和高流动性的大宗现货市场，像石油、棉花和铁矿石这样的商品随时可以脱手，侵夺劫掠者无须再负担位于存储之后那些工作环节，试想，假如存在一个高流动性的松果球市场，那么劫掠松果球就会和劫掠稻米一样诱人。

高度前载化的资源或商品，堪称一块文明的试金石，它考验着一个社会是否已在心理上、文化上和制度上为现代文明生活准备了适宜条件，石油诅咒了委内瑞拉，却并未诅咒美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这块试金石也曾考验过无数社会，那些经受住了历次考验的社会，最终走向了文明，未来，它仍将反复考验迄今还幸存着的社会。

我之所以将存储问题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我看来，文明的全部要义，一言以蔽之，便在于“可积累性”（accumulability），假如每一代人在离世之际除了即将入土的骸骨之外留不下什么东西，那么物质文化便无从增长，假如他们的全部经验与技能都随其肉体而消亡，那么知识积累也无从谈起，假如文化/社会结构总是在周期性动荡中被反复摧毁，而每次重建都无缘从历史记忆中得到任何滋养，那么复杂性提升也难以出现，总之，离开可积累性，所谓文化棘轮（cultural ratchet）就只是在空转。

狩猎采集者迁移营地时，每位成年人携带的物品通常少于10公斤，15-18公斤已是极限，他们不可能积累起多少东西，雪橇、草撬、独木舟让搬运能力有所提高，因而其拥有者的文化也更复杂，但这些工具只适用于部分地区，中心营地的发展提升了积累倾向，但无人留守期间的安全问题使得这一提升极为有限。

只有当人们定居下来，有了定居点这个外部存储器，代复一代的资产积累才得以启动：改变地貌，改造植被，建造永久性居所，作坊，仓库，神庙，排水引水系统，防御设施，道路……所有这些工作，对于一个临时营地都是毫无意义的；定居，而不是动植物驯化，才是走向文明的关键转折点，而最初推动这一转折的，正是储存食物（特别是前载食物）的需要所施加的选择压力。

不妨对照游牧民族的历史，蓄养牲畜其实也是一种储备食物的方式，而且牲畜是高度前载化的，相互偷盗牲畜和防范偷盗始终是游牧生活的一大主题，正因此，游牧者的文化与社会复杂度远高于游动性狩猎采集者，借助马匹、骆驼和牛车的驮载与牵引能力，他们积累物质财富的能力也相对较强。

然而，牲畜这一食物储备有个独特之处：它们长着脚，可以自己走路，因而这一储备物并未像谷物那样对定居产生强烈需求，相反，草场的负载能力和冬季转场的需要使得游动放牧更有优势，于是他们始终没有定居下来，长期停留在半开化状态下，并时常成为游荡于定居文明边缘的一股寄生性和破坏性力量，尽管这股力量所引发的反应或许促进了定居文明的某些发展，但那不是他们自身的成就。

或许未来某一天，当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艘千吨级游艇时，可积累性将不再那么依赖定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文化棘轮的持续转动完全归功于定居。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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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gatherers doomed to fail marshmallow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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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als, appropriability, and hierarchy
http://www.voxeu.org/article/neolithic-roots-economic-institutions

Wikipadia: Delayed gratification
Wikipadia: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上一篇我讲到，为应对狩猎的高风险，人类发展了男狩猎女采集的双重觅食策略，但这不是控制风险的唯一方案，另一种安排是集体分享机制，根据大数定律，群体内所有猎手同时连续狩猎失败的几率，远小于单个猎手连续失败的几率，所以假如把多位猎手的狩猎所获加总起来，其时间分布就更为连续而确定，因而成为更稳定可期的食源。

肉食的分享

美洲的一种吸血蝙蝠中便存在这样的分享机制：那些吸饱了血的蝙蝠，常将部分血液回哺给没吸到血的群内伙伴；绝大多数狩猎采集群体都会分享他们的猎获物，而且猎物体型越大，分享倾向越强烈，这是容易理解的，首先，大型猎物的狩猎不确定性更高，其次，像野牛，野马，驯鹿，猛犸象，毛犀牛，鲸鱼这样每头可提供数百乃至上千公斤肉食的大型猎物，个体家庭是无法在其腐烂变质之前消费掉的，因而分享的机会成本很低。

所以被系统性分享的，主要是来自中型以上猎物的肉食，当捕获特别大型的动物，比如野牛，长颈鹿，大象时，肉食分享会扩大到友邻群体，后者往往和他们有着大量血缘和联姻关系，这种群体间分享也构成了他们相互频繁拜访的重要理由；相比之下，采集所获和野兔松鼠水鸟之类的小型猎物就较少分享，即便分享，也是基于特定的需求情境和人际关系，并没有严格的社会规范要求它们必须被分享。

后一类非正式分享常以蹭讨（scrounging）的方式进行：在最近收获颇丰的群体成员面前反复倾诉自己（或家人）吃不饱的苦衷，在他们享用美餐时出现在他们面前并表现出饥渴的样子，以此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对方分享，这很像黑猩猩分享猎获物（或人类儿童之间分享零食）的情景，而黑猩猩的猎物都较小，最多十几二十公斤肉，和黑猩猩不同的是，合作狩猎与肉食分享的长期传统已将我们的心理特性塑造的很容易对此类压力作出反应，因而蹭讨十分有效，我想强调的要点是：中大型猎物根本不需要蹭讨。

实际上，合作狩猎与肉食分享的需要可能是早期人类组成群体的主要理由，也是影响群体规模的重要因素，高纬度地区的猎物体型更大，因而狩猎游团的规模更接近邓巴数所允许的上限（150），而低纬度地区通常只有30-50人，阿拉斯加北岸弓头鲸（bowhead）捕猎者的群体规模更高达邓巴数的两三倍，因为一头弓头鲸可提供50吨肉食和油脂，其捕杀和屠宰都需要大量人手合作进行，捕猎鲸鱼为生的海岸楚克奇人（Chukchi）的典型群体规模也在130-150之间。

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以跳槽的方式动态调节着游团规模，令其大致维持在这样的水平：群体常能捕获到的较大猎物能让每个人分到可观一份（至少够吃上一两顿），假如一位成员长时间对分到的肉量不满意，就会跳槽，或另组游团，所以那些能捕获更多大猎物的群体会自动扩张，反之就自动缩小，而那些好猎手总是受欢迎的跳槽者（也是受欢迎的好女婿）。

和人类学家有机会观察到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相比，早期人类可能更依赖大型猎物，因而分享的需要更强烈，并且在更大规模的群体中进行，因为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之前，人类狩猎技术一直十分简陋，主要武器是一根削尖了的木棍（尖端经火烤而硬化），主要方法是偷偷靠近后手持木棍近身穿刺，这种方法只对大型猎物才有效（你不可能近身穿刺一直兔子），投掷和弹射型武器是后来的发展，而且最初的投掷武器也不具备猎杀小型动物所需要的精度。

季节的挑战

然而，尽管肉食分享机制让狩猎生计变得更稳定可期，但也有其局限：它只能在几天到几周的跨度上调剂因个体间运气差异而造成的丰缺不均，却无法应对更长时间跨度上的产出不稳定，包括年内波动，即季节性，以及跨年波动，比如厄尔尼诺周期，这些波动同向作用于整个群体以及和他们有着互惠关系的友邻，因而不可能由分享机制而得到调剂。

在中高纬度地区，季节性多表现为因回归周期导致的日照时长与强度变化而形成的春夏秋冬轮替，低纬度地区则更多表现为因季风变换而形成的雨季旱季之分；多数人类食源都有着强弱不等的季节性，从季节性极强的水果，种子，定期成群迁徙的食草动物和候鸟，定期洄游的鱼群，到季节性较弱的家禽和块根块茎类，如何熬过每年的食物低产期，始终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条出路是拓宽食谱，选择高产期相互错开的食源，人类在这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哈扎人的食谱中包括38种哺乳动物，19种鸟类，11种浆果，10种块茎，8种水果，7种蜂蜜，2种坚果，还有爬行动物、蜗牛、昆虫、蔬菜各一种，但该策略有其限度，能够提供足以覆盖全年的多样化食源的生态位并不多，特别是高纬度地区，一到冬季，万物萧索，多样化的余地很小，而且，一个数十人小群体能够掌握、保存、传承的有关食物获取与处理的知识与技能也严格受限，特别是在除了性别之间没有分工的条件下。

另一条出路是囤积脂肪，和猿类近亲相比，人类也确实善于囤积脂肪，当代富裕国家体脂率约为男性25%，女性38%，而根据运动生理学家推荐的理想身材，男性体脂率应为15%，女性27%，传统狩猎采集者更接近这一理想身材（热带偏低，温带和寒带偏高），相比之下，雌性倭黑猩猩体脂率仅为3.6%，雄性则接近零。

而且基本水平的体脂对人类绝非奢侈品，男性体脂率若降至5%以下，许多生理机能将无法正常工作，低至3%将危及生命，女性对体脂的依赖度更高的多，月经初潮时的最低体脂率为19%（否则初潮将推迟），平均而言，育龄妇女维持正常排卵的最低体脂率为22%，这清楚表明了，人类进化史上，体脂存储曾在应对周期性食物短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我们对它产生了依赖。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脂肪臀（steatopygia），这是多见于科伊桑人（Khoisan），俾格米人（Pygmies）和安达曼人（Andamanese）——都是狩猎采集者——中的一个性状，大量脂肪堆积于臀部、大腿前侧和小腹，以至臀部上方与后背的夹角小至90度，之所以堆在这些部位，可能是为了在尽可能多囤积的情况下不影响四肢活动，同时尽量少增加皮肤面积。

然而，脂肪臀仅限于女性，即便不考虑脂肪臀，对体脂的严重依赖也主要表现在女性，这一性别差异或许暗示了，体脂囤积方案所应对的，主要不是规律性的季节波动，而是更不规则的跨年波动，此类波动的短缺期中，食物来源并不像高纬度地区的冬季那样完全中断，而只是显著下降，此时两性靠普通水平（比如20%）的体脂率都能熬过去，但女性需要更多体脂才能维持怀孕和哺乳所需的额外开销。

实际上，对于人类这样的绝对恒温动物，单纯依靠体脂来熬过整个冬季（或旱季，或其他荒季）是不现实的，它只适用于变温动物或不那么恒温的动物，比如棕熊，在半年冬眠期中，可将体温降低3-5度，代谢率降低1/3，饶是如此，为熬过冬天，它需要在体内囤上180公斤脂肪，从而在冬眠前将体重增至春季的两倍，这一方案对人类来说太过极端了。

食物保存

剩下的出路只有食物储存了，对于我们这个善于将众多消化任务（和一般意义上的能量均衡任务）外部化的物种，选择在体外存储能量，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许多拥有巢穴的动物都会囤积食物，鸟类，啮齿类和蚂蚁中尤为常见，食物或简单囤在巢内，或专设仓窖，有些动物还会设置多个仓窖，实施分散投资以应对偷窃风险。

人类的食材中，种子比较容易保存，但也需要一个阴凉干燥的环境，以及某种密封措施以防止昆虫和啮齿类的窃取，并阻止它们过早发芽；存储种子的需要很可能是发明制造陶器的最初动力，然后才被用于烹饪，因为很少有天然物品能替代陶器的密封储藏功能，可用作炊具的却很多：大型贝壳，鸵鸟蛋壳，椰壳，竹节，带凹面的石板（也用作臼）……甚至头盖骨，若无需水煮，选择就更多。

生活在肯塔基山区岩洞里的狩猎采集者采食草莓、蓝莓、向日葵、藜麦、臭椿、核桃、板栗等，也会在洞穴附近的冲击坡地上种植一些作物，主要是臭椿和板栗，尽管他们的食谱已非常宽，但早在公元前1200年时，他们就懂得在窖穴中存储大量种子以应对季节波动，窖穴以松树橡树皮和檫树叶作铺垫（这些材料释放的化学物质具有抗菌防霉功效）；大约从公元150年开始的几个世纪里，该群体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剧烈改变，草莓之类不易保存的食物显著减少，种子类和种植作物大幅增加，食物存储量提高，游动范围缩减——促成这一系列变化的起始因素，便是陶器这一新型存储工具的引入。

和种子相比，块根块茎类水分高，更难保存，安第斯高原的农民以踩踏和曝晒交替多次的方法保存马铃薯，晒制番薯干的做法也很多见，但总的来看，人类在根茎保存方面做的并不出色，这大概也是因为根茎类的季节性没那么强，特别是在热带，多属“连续可收获作物”，所以对存储的需求并不强烈。

最难保存的是肉类，人类在食物保存上所做的大部分努力，开发的大多数技术，都是针对肉类的，古老的方法是烟熏和切片风干，其它技术都是农业起源之后的发明，比如腌制，论效率，腌制比烟熏和风干高得多（想想给整条猪腿或半个猪身撒上盐和将同等肉量切片风干或熏干所需劳动量的差距有多大），能大批处理肉类，可是盐的地理分布很不均匀，尽管狩猎采集群体之间也存在少量长途贸易，比如制作工具的石料，装饰身体用的贝壳、珠玉以及矿物颜料，但盐却不在其中。

将糖分转换为酒精（后者更易存储）的酿造技术也是农业革命的产物，用于保存牛羊马奶的发酵和制酪技术则出现的更晚，只有三千多年历史。

存储革命

食物保存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命运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最直接的效果，是大幅拓宽了由食物季节性所造成的资源瓶颈，从而打开了众多人类原本无法生存的生态位，同时提升了原有生态位的人口密度。

在欧亚大陆的北方，当成群食草动物季节性迁徙时，会给沿途狩猎者带来极其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在他们掌握了绝境驱赶这种高效捕猎方法之后，大群野马或驯鹿被赶下悬崖，逼入或诱入死胡同（有时他们会人为改造地貌或设置障碍来构造死胡同），考古学家从骨骼上留下的屠宰痕迹判断，此类大型围猎的猎获物中，许多根本没有被食用，或者只取走了一小部分，这在一些人眼里造成了假象，以为他们食物充沛，并未承受人口压力，而实际上，由于缺乏高效的肉食运输和保存手段，他们受着冬季瓶颈的严格束缚，烟熏和风干的效率太低，不足以在腐坏之前处理如此多肉食。

类似的瓶颈也可在畜牧业中看到，传统游牧者会在入冬之前大量屠宰牲畜，因为冬季草场所能支撑的畜群规模远小于夏季草场，但畜牧者可借助两种存储手段来拓宽这一瓶颈：首先，收割牧草并晒干储藏，用作冬季草料，农牧混业者还可部分借助谷物饲料过冬，以此减少入冬前屠宰量，从而拓宽草场生产力的季节波动施加于畜群的冬季瓶颈，其次，制作腌肉、肉干和奶酪，以拓宽畜群规模的季节波动施加于人类的冬季瓶颈。

为理解这场存储革命的力度，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公路运输系统没有储油罐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公路只能沿可抽出原油的油井铺设，路线上任何一点必须处于某个油井几百公里之内，若要拓宽这一限制，汽车油箱必须加大（体脂方案），若想穿越两千公里的无油区，必须拖上一个大型副油箱（脂肪臀），其次，每辆汽车要么自备炼油系统，要么在油井前排队等炼油厂现抽现炼现卖，很明显，这样的公路系统只能以非常低效的形式零星存在于像波斯湾或委内瑞拉这样的地方。

食物保存的发展进而引发了众多技术和生计策略上的创新，比如存储容器和仓储设施，西伯利亚汉特人（Khanty）用来支撑其干栏式库房的脚柱被切割成“甲”字形，以防御鼠患，猫大概也是有了仓库之后才被驯养的；库存的出现也强化了狩猎采集者对中心营地的依赖，迁移营地的路线由漫游式转向中心辐射式，出于安全考虑，留在中心营地的时间尽量延长，若有可能就安排部分成员留守……

更重要的是，存储使得众多食品的长距离大宗贸易成为可能，这既推动了食物获取的专业化，也拓宽了每个群体的食谱，因为你无须再自己获取食谱中的全部食物了，这不仅让他们更容易实现营养均衡，也增强了应对季节波动甚至跨年波动的能力，因为货币比什么食物都更耐存放、更节省空间和容易搬运，在鱼群洄游季过后卖掉鱼干换来的几小罐钱，就能在荒年让全家人活下去。

囤积与分享

食物保存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首先是集体主义的瓦解，因为它让肉食分享的两大理由同时消失了：保存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了分享的机会成本，食物储备所提供的风险抵御能力使得分享不再必要；而且集体分享机制有着高昂的效率成本，它鼓励搭便车行为，削弱个人的生产和创新激励，所以一旦条件允许，人们总是尽快逃离集体主义。

有许多例子表明，存储与分享是两种相互替代的保险机制，Yora和Shiwiar是亚马逊丛林里两个以狩猎和园艺农业（horticulture）为生的群体，他们在各方面都十分相似，但有个重要差别：Yora人分享全部肉食，大型猎物在全村范围内分配，小型猎物（包括鱼）在部分家庭间分配，而Shiwiar人从不在家庭以外分享小型猎物，大型猎物（包括100-300公斤的美洲貘）也仅在关系亲近的若干家庭内分配，原因很明显：1）Shiwiar人已经掌握了肉类烟熏技术，2）他们拥有枪支和毒箭吹射器，因而狩猎更多面向中小型动物，成功率高达73%，而Yora人只有55%。

随着集体主义瓦解，核心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上升，相对于群体归属，婚姻和血缘关系变得更重要，私人财产权开始出现，个人主义伦理在社会规范中占据上风，让我们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生活在加州东北部欧文谷地的早期努米克人（Numic）曾经是典型的高游动性狩猎采集者，主要猎物是体型颇大的岩羊，而采集的主要是加工负担低的高价值食物，然而大约从公元450年起，由于弓箭的引入，中小型猎物的比例急剧上升，鹿和羚羊从2%增至20%，野兔从27%增至44%，与此同时，群体规模缩减，游动性降低，临时营地的比例从87%降至42%。

游动性降低继而引发另一串后果：食谱中植物比例大幅提升，因为较少迁移营地使得他们更有能力开发当地植源食物，特别是松子，由于松子的处理负担极重，而处理之前体积庞大，你很难扛着一大堆还连着树枝的松果球搬迁营地；松子处理技术的发展，继而催生了对食物存储的需求和手段。

食物存储连同狩猎风险的降低，最终瓦解了大型集体主义游团和食物分享机制，使得努米克社会变得高度个人主义，个人对其狩猎采集所获拥有所有权，私人财产权继而又带来了兴旺的市场化交易，这一切都让努米克社会在狩猎采集者中显得极为独特，也成就了其繁荣：在此后一千多年里，人口密度提升五倍多，推动该族群从欧文谷地扩张至整个大盆地，壮大为努米克语族，其中一个分支科曼奇人（Comanche）还进入了大平原。

当然，努米克只是个特例，食物存储也可能让社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存储能力可能导致剩余积累并催生阶层分化，掌握大量库存的大人物获得政治权力，正如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中发生的情况，或者，游动性降低和人口密度上升，使得资源竞争变得更激烈，日益频繁和加剧的战争将促使另一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它面向战争而非食物共享）在部落或更高层次上得以重建，这也是我们更熟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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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讲到，动物在做出觅食选择时面临一个权衡：是勤勤恳恳的专注于营养密度低但回报确定可靠的食源，还是冒险一搏去求逐高价值食物？对于食草或纯食肉动物，这问题不重要，它们已在食性特化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已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然而对我们杂食动物，这常常是个艰难抉择，因为冒险的回报有时会非常高，花费同样时间，（如果成功的话）捕猎大型动物的每小时营养回报率可高出低密度食物三个数量级。

人类学家对美国大盆地（Great Basin）狩猎采集者常见食源的劳动回报率做了仔细测算，采集种子和根茎的每小时回报大多在小几百卡路里，只有少数像松子榛子橡实这样的大种子才勉强超过一千，而即便像松鼠野兔之类小动物也可达五千到一万，至于鹿、岩羊、羚羊等中型动物，可高达两到三万，假如我们考虑营养密度更高的驯鹿、海豹、鲸鱼，或设陷驱赶等效率更高的捕猎技术，回报率还可提高一个数量级；而且，上述数字都没有考虑获取之后的加工与消化成本，否则差距还要拉大。

打工和创业的差距也不过如此：或者稳妥的挣十万美元年薪，或者创业，十年后成功上市，拿到十亿美元，差三个数量级，再考虑利息和创业者的超强度工作，就只剩几百倍了；可是每个成功创业者身后都躺着一大批失败乃至破产者，所以尽管回报极高，其风险也让人望而却步。

策略互补的可能性

控制风险的一个办法是混合投资：优先贯彻稳妥方案，假如境况不错，体内囤积了较多脂肪，就出去赌一把，这样就算失败了，也可以靠脂肪存货维持一阵，在一定程度上，杂食动物奉行的就是此类（或效果相当的）混合策略；可是，混合策略严重限制了专项技能的发展，杂食动物尽管一般认知能力较强，但专项捕猎技能都较为平庸，消化能力也一般，俗话叫“三脚猫”。

但是还有控制风险的另一种可能：假如一种动物是群居的，有没有可能让其中一部分走稳妥路线而另一部分走激进路线，冒险得到的高回报在群体内分享，而稳妥策略则为冒险活动提供一种保险机制？这样，物种便拥有两套各自平行进化的禀赋与技能，分别适应两种觅食策略，再经由合作形成策略互补。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实现种内遗传隔离，我们知道，有性生物的基因组在产生配子的减数分裂过程中会发生重组，来自父母的两套染色体被剪碎了，搅一搅，再拼接起来，既如此，怎么保证分别与两套策略相对应的两组遗传编码不会被搅乱？当然一个答案是特化适应仅限于后天技能因而无需遗传分化，可这样适应潜力就受到太大限制。

另一条出路是将群体分为两组，各自实行内婚（endogamy），可是久而久之两个内婚群就分化成两个物种了，当然，两个物种仍可能继续维持合作互补关系，但希望极其渺茫，因为近亲物种在太多方面过于相似因而更可能相互竞争而非合作，而共生互惠往往发生在亲缘极远的两个物种之间。

通过物种间共生互惠倒确实可能实现策略互补，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就全靠寄生在其消化道内的微生物，狗也是因为其祖先在狩猎活动上与人类达成互惠合作关系而被驯化，热带非洲有一种叫向蜜䴕（honeyguide）的鸟，善于发现隐藏在树洞里的蜂巢，却不擅长将其琢开拖出，它们会（借助鸣叫、蹦跳和身体姿态）引导人类（或蜜獾）一路走到有蜂巢的那棵树下，等人类打开树洞取走蜂蜜后，享用剩下的幼虫和蜂蜡。

然而，尽管存在遗传隔离上的困难，种内分化与互补并非完全不可能，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冗余编码：在每一个体的基因组里保存与两套（或更多套）备选策略相对应的全部遗传编码，然后在发育阶段的某个时刻按需要决定打开其中哪一套，社会性昆虫就是这么做的，一窝蚂蚁的众多个体分属于不同品级（caste），比如工蚁、兵蚁、守卫蚁等，特定个体发育成哪个品级，由其发育早期所吃食物以及蚁后所分泌外激素这两个因素决定。

不过，虽然社会性昆虫通过品级分化实现了巢群内的分工合作，但并未将该设计思路用于支持多套平行且互补的觅食策略，后者似乎只有人类做到了。

基于性别分化的双重觅食策略

人类是通过性别分化来实现双重觅食策略的，简单说就是男人狩猎，女人采集，与两套策略相关的遗传编码可冗余存储在每一个体的基因组里，然后让性别决定机制来开启其中某一套即可，实际上，这只是将极为普遍的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延伸到与觅食策略相关的众多特性上而已，生物学机制上并不奇特，但其后果却是非同寻常的。

和食肉动物一样，人类狩猎也是高风险营生，即便是一位好猎手，也常常连续几天空手而归，甚至连续几周一无所获，当狩猎失败时，他们会在返回营地途中做些采集，但这一后备方案是远不充分的，真正让他们能在狩猎连续失败时免于饿死的，是他们家里女人（特别是妻子）的采集收获，后者远比狩猎更稳定可期。

至少从我们的直立人祖先开始，狩猎采集这一性别分工模式便已形成，直到转向农业之前的一百多万年漫长历史中，这一双重觅食策略始终构成了人类生理、心理与文化进化的基本背景；不过，和食草/食肉这组对比一样，狩猎/采集也只是个高度简单化的说法，这一对比的实质在于两性的工作内容在风险光谱上的分布差异：男性活动总是居于高风险一侧，而女性活动则居于另一侧。

为叙述方便，不妨将光谱两端分别称为男性化工作和女性化工作，用经济学术语（考虑到这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不得不澄清，所以请容我插入一点较为抽象的内容），可以这样定义男性化工作：它们有着一条脉冲状的边际收益曲线，脉冲峰值极高，谷值近乎于零，并且脉冲之间间隔距离不规则。

所谓边际收益，是指每追加一单位劳动所获得的收益增量，脉冲状意味着：假如你每周只工作一两个小时，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大赚一票，50万卡路里扛回家，现在你增加每周工作时间，三小时，四小时，五小时……完全徒劳，总收益不变，继续增加，增加，增加……突然幸运降临，又30万卡路里扛回家……

相反，女性化工作有着一条低而平坦的边际收益曲线，单位劳动回报低，尽管回报率随劳动追加而有所降低，但降幅不大，俗话说就是一份汗水一份收获，付出与回报的关系非常明确，而且激励周期短，最典型的女性化工作是制造业里的低技能计件制工种。（抽象内容结束）

另外，人类学家朱迪斯·布朗（Judith K. Brown）曾提出女性化工作的另一个特征：为了不耽误照顾孩子，女性倾向于在两性分工中挑选那些单调重复，无需长时间高度专注，可随时中断，中断后很容易重新捡起的工作，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范例就是打毛衣，不难看出，此类工作在风险与边际收益特征上和我的定义吻合，只是范围更窄。

尽管捕猎大型动物是典型的男性化工作，而采集是典型的女性化工作，然而特定群体中，处于光谱两端的未必是狩猎与采集，这是因为，随资源条件不同，各群体中，狩猎与采集各自在觅食活动中所占份额也大为不同，而两性的工作负担需要得到平衡；在有记录的热带和亚热带狩猎采集群体中，男性平均贡献了54%食物热量，但群体间差异极大，从25%-89%不等，若剔除其中的采集收获而只算狩猎收获（男性也会采集），差距会更大。

当男性狩猎机会太少时，他们通常会分担部分采集任务，但即便此时，他们也会倾向于更男性化的采集活动，挑选那些更像猎物的采集对象，比如蜂蜜、鸟蛋和大型果实，反过来，当女性采集工作不饱满时，也会去狩猎，但倾向于更女性化的捕猎活动：设陷下套捕野兔老鼠，捞鱼虾，网鸟，等等。

在有些社会，甚至当男性很少狩猎时也不去采集，而是把精力转向非生产性的高风险活动，比如战争、政治和性竞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澳洲的提维人（Tiwi），提维男性狩猎收获很少，其食物贡献率处于上述光谱的低端，特别是已婚中老年男人，很少狩猎，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设法娶尽可能多的妻子，努力防止她们出轨，压制年轻男性，并防止他们靠近自己妻子。

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做的很成功，老男人对性资源的垄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她的未来女儿们就被预先许配给某个男人了，结果，40岁以上男人霸占了几乎全部初婚机会，30多岁的男人可能娶到中老年寡妇，更年轻的完全没机会，老男人拥有十几位妻子很平常，不仅占有她们的性资源，还靠她们获取食物，不过可以想象，这种局面下，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严加防范，出轨率也不会太低。

能量均衡图景下的双重策略

扯远了，回到我们的主题。

在澄清了双重策略的含义之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到能量均衡的大图景下，看看它能带来什么新启示，正如我在第一篇所讲，对能量均衡作出贡献的，不仅是食物获取，还有食物加工，烹饪，衣服，房屋和燃料，以及为提升这些工作的效率而准备的设施器具，两性分工将在所有这些方面展开。

让我从一个极端例子说起，生活在北极的因纽特人食谱非常特殊，几乎完全来自狩猎，主要是驯鹿、海豹和鲸鱼，女性的食物贡献率近乎于零，因为那里没有什么有食用价值的植物可供采集，可是一旦我们转换到能量均衡的角度，便发现，因纽特女人的贡献率不亚于她们的丈夫。

首先是保温，这在北极是个时刻攸关性命的大问题，因纽特女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处理皮革和肌腱，缝制衣服、皮靴和帐篷，制备绳索（用皮革或肌腱纤维），熬制油脂，照顾油灯（添油，拨弄灯芯以调节火焰），烘干换下的衣靴，调节天窗以便将室温和空气清新度控制在适当水平（在高密封的半地下小屋里保温和氧气充足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

其次是烹饪和食物加工，由于因纽特人没有稳定可期的采集食物作为保险，其风险抵御能力高度依赖于食物储备，而多数食物（尤其是肉食）只有在适当加工之后才能长期保存，脂肪需熬制提纯，肉类切片风干，容易变质的内脏须尽快吃掉，鸟类则压在石堆下任其发酵熟成……在北极，连水都需要动手加工（且消耗燃料）才能得到。

在低纬度地区，保温工作没这么繁重，但食物处理负担却重的多，因为那里的食谱中植物性食材比例更高，而植食更难消化，毒素更多，因而需要更多处理，特别是那些小颗粒种子，种子是植物最不希望被吃掉的部分，所以防范也最严密，裹上坚韧外皮，套个硬壳，壳上加刺，注入毒素，都是常见手段，使得种子处理变得很麻烦。

之前我曾提及木薯和橡实处理之麻烦，这里再以松子为例，北美西南部曾有许多狩猎采集群体以它为主食，松子颗粒倒不算小，毒性也不高，但包裹很严密，首先要反复敲打松果球将其脱粒，得到松子，接着烘烤，令外壳爆裂，去壳，再烘烤，然后磨碎，整个工作量9-10倍于采集本身（橡实的这一比率更高，18-20倍）。

性别分工与婚姻纽带

随着人类技术日益复杂化，需要处理且有能力处理的材料种类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些是食材，但更多的是用于工具、衣物、建筑、器皿的原料，同时，随着人口压力提升，人们的食谱沿着营养价值的坐标逐渐从高向低移动和拓展，而越是低价值食材，处理负担越重，于是，与能量均衡相关的工作清单不断延长。

一个重要事实是，新添入这份清单的工作，大部分由女性承担（这个大部分，指的是工作种类的数量，而不是能量贡献率），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按前述定义）大多具有女性化特征，只有少数例外：一类是专由男性使用的武器和工具的制作，这些活不仅由男性独揽，而且常有禁忌确保不让女性染指，另一类是重体力活，比如盖房子。

还有一类是需要长时间高度专注的工作，不妨用俗话称为“大活儿”，比如独木舟制造，大活儿往往也是高风险、回报周期长的，很可能因某个环节的失误而前功尽弃，比如西伯利亚汉特人（Khanty）制造独木舟的一道关键工序是将已经掏空并用火烤热的船体向两侧撑开以扩大舱容，这需要很大力量，但用力过猛或速度过快又会撑裂，几天活白干，这是最典型的男性化工作。

发端于双重觅食策略的性别分工，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两性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了，如此改造后的生计模式，离开任何一方都无法维系，这无疑强化了人类配偶关系，尽管婚姻最初可能是出于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而出现（人类婴幼儿特别脆弱），可婚姻一旦产生，便为性别分工创造了条件，后者反过来又强化了它。

纵观各种形态的社会，物质文化越发达，两性分工就越深入，婚姻纽带也就越牢固，同为狩猎采集社会，高纬度地区物质文化更复杂（至少他们更需要厚实衣服和房屋），因而婚姻更牢固，定居农业社会就更进一步，这一情况，直到现代劳动市场充分发展，夫妻分工被市场分工取代之后，才发生改变。

平行特化和无所不在的性别差异

双重策略和性别分工的长期存在，对两性施加了极为不同的选择压力，驱使他们各自朝不同方向特化适应，由此造成的两性差异遍布于人类生理与心理各个方面，俯拾皆是，其中许多是一目了然路人皆知的（除了某些流派的女权主义者），诸如身材、肌肉力量，奔跑速度，冒险与暴力倾向……这里只举一些较少被谈论的例子。

视力：女性识别静物和分辨颜色的能力比男性强，男性红绿色盲比例16倍于女性，但男性感知运动物体、速度与节奏的能力更强，理由大概不用解释；嗅觉：女性强得多，嗅球中的神经元比男性多一半；味觉：35%的女性是所谓超级味觉者（supertaster，他们的舌头上有更多味觉感受器），男性只有15%，嗅闻和品尝是采集的必备技能；痛觉：男性的疼痛耐受力远高于女性，狩猎和“大活儿”都会带来很多伤痛（男性凝血因子浓度也更高）；肌肉：男性肌肉力量总体上比女性强60%，大关节附近肌肉强一倍，握力三倍于女性；供氧能力：男性单位体重肺容量高56%，心脏重量高50%，血红蛋白浓度高14%。

男人更爱吃肉，女人更爱吃小零食，这是因为，虽然两性共享觅食成果，但共享的不是全部，相当比例的收获会在带回营地之前吃掉，采集者常会边采边吃，或在中途休息时吃上一顿，既为解饿，也是出于品尝鉴别的需要，狩猎者在捕获大中型动物时，常会在现场吃掉部分内脏和骨髓，特别是肝脏，这些部位容易消化因而较少需要烹饪，而且新鲜肝脏富含维生素，这对缺乏植物性食源的高纬度群体尤为宝贵。

另一方面，男性更偏爱和倚重肉食，也是因为他们代谢率高，不仅基础代谢高，因活动而带来的额外代谢也高，以卡拉哈里的昆桑人（!Kung San）为例，壮年男性综合代谢率平均比同龄女性高80%，所以他们的能量摄入更容易遭受消化瓶颈的束缚（见第一篇），因而需要营养密度更高、更容易消化的食物。

女性在语言和社会技能上远超男性，也更富同情心，善于体会他人感受并作出适当反应，男性则更能忍受长时间孤独，而且常常着魔般的痴迷专注于某件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游戏），难以自拔，完全不顾回报之遥远和不确定，假如你了解人类的惯用狩猎伎俩，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草原和戈壁地区的常见狩猎形式是清晨伏击（dawn ambush），食草动物会在此时出来喝水，猎人经常需要在水源附近纹丝不动的趴上几个小时，因纽特猎手更会花十几小时静静蹲守在冰窟窿前，在树林里采用偷偷逼近（sneaking）战术时，猎手常几分钟才迈出一步，随时准备恢复雕塑般的静止，当有幸击中猎物时，也很少会一击致命，随后便是数小时的寻踪追击，有些狩猎甚至纯粹由长途追击直至拖垮猎物而完成，在我们的祖先猎手中间，《老人与海》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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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一份报告[1]，该年有12%的美国人更换了住所（这还是60多年来的最低值，40到60年代这个数字高达20%），截至当年，63%的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次居住城市（即只有37%从未在家乡以外居住过），其中43%在两个或更多州居住过，23%出生于美国的人认为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他“心目中的家乡（heart home）”。

中西部农业区流动性最低（54%更换过居住地），西部沿海最高（70%）；上过大学的，这个数字是77%；另一个数字则体现了流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深刻关系：从未离乡的人，距离其住所一小时车程以内，平均有8位扩展家庭成员[2]，而对于离乡者，这个数字大约是3。

这些数字很好的展示了一个城市化高峰已过去两代人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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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 http://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0/10/Movers-and-Stayers.pdf

[2] 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是指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已婚子女（及其核心家庭）所组成的二级家庭。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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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犹太人特别聪明”——这恐怕是最难反驳的一句种族主义言论了。

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在其它顶级科学奖项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综合类：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5%的京都奖，数学：25%的菲尔兹奖、38%的沃尔夫奖，信息科学：25%的图灵奖、37%的香农奖、42%的诺依曼奖；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13%的诺贝尔文学奖，1/3以上的普利策奖，1/3以上的奥斯卡奖，近1/3的国际象棋冠军。

犹太人在科学和艺术上的成就着实令人惊叹，他们以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都拥有1/5到1/3的顶级学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

考虑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就难免想到他们在大流散（The Diaspora）之后所面临的特殊文化处境；丧失故国、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最初在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后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皆处于少数族地位，而且因为拒绝改宗，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不仅文化上受歧视，法律上也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屡屡遭受迫害、驱逐、甚至屠杀。

在中世纪欧洲，经济活动、财产权利和法律地位都与宗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作为异教徒，犹太人不可能与基督徒君主建立领主-附庸关系从而承租土地，无法组织手工业行会（因为行会也须以附庸身份向领主获取特许状），也无法与贵族通婚以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无法由教会法庭来保障自己的遗嘱得到执行……总之，作为封建体系之基础的封建契约关系和教会法，皆与之无缘。

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排斥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部门之外，留给他们的只有少数被封建关系所遗漏的边缘行业，比如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或至少道德上加以贬责）的放贷业，替贵族征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与放贷和收租有关的私人理财业，以及少数未被行会垄断的商业。

这些行当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垄断权保护因而极富竞争性，需要一颗精明的头脑，读写和计算能力很重要；这些特点提示了，犹太父母可能更愿意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提升其读写计算能力，以及一般意义上运用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一投资策略迥异于传统社会的主流策略，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为改善家族长期状况而进行的投资与积累活动，主要集中于土地、上层姻亲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但犹太人没有机会这么做，因而只能集中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且在随时有着被没收和驱逐风险的情况下，投资人力资本大概也是最安全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按古代标准，犹太人确实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比如其宗教传统要求每位父亲都应向儿子传授妥拉（Torah）和塔木德（Talmud）等经典，在识字率很低的古代，仅从经文学习中获得的基本读写能力也相当有价值。

然而这一解释有个问题，假如犹太人的智力优势仅仅来自其教育和文化传统，那就无法说明，为何近代以来，当这一文化差异已不复存在（或不再重要），他们的智力优势却依然显著？实际上，现代杰出犹太科学家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犹太背景已无多大影响，甚至犹太认同本身也已十分淡薄了。

为解开犹太智力之谜，犹他大学的两位学者格里高列·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观点：犹太智力优势是近一千多年中犹太民族在严酷选择压力之下的进化结果，因而有着可遗传的生物学基础；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他们专门用一章介绍了这一理论。

他们认为，犹太人中表现出显著智力优势的，是其中被称为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的一个分支，其祖先是9-11世纪间陆续从南欧和中东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犹太移民，和留在地中海世界的族人相比，他们遭受的排挤和限制更加严厉，职业选择更狭窄，而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这些限制对族群的智力水平构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

如此特殊的社会处境，使得聪明好学、头脑精明的个体有着高得多的机会生存下去，并留下更多后代，经过近千年三四十代的高强度选择，与高智商有关的遗传特性在种群中的频率显著提高；据乔恩·昂蒂纳（Jon Entine）和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等学者综合多种来源的数据估算，阿什肯纳兹人的平均智商约110（科克伦的估算值更高，为112-115)，比美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个点，相当于2/3个标准差。

对个体来说，10个点的智商优势或许不算很大，但对于一个上千万人的大群体，这一差距有着非常惊人的含义，假如智商确如查尔斯·穆瑞的研究所显示，在群体内呈正态分布，那么均值高出2/3个标准差便意味着该群体内智商高于140的个体的比例，大约是基准群体（此处是美国总人口）的6倍。

科克伦和哈本丁的假说还得到了一些遗传学证据的支持，有多种与神经系统相关的遗传病在阿什肯纳兹人中比例奇高，这些疾病涉及一些与神经突触形成有关的基因变异，它们倾向于增加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据两位作者推测，这些变异在恰当组合下会导致高智商，而在不恰当组合下则带来神经疾病。

这意味着，在偏爱高智商的高强度选择作用下，阿什肯纳兹人一方面提升了获得高智商的机会，同时也承担了罹患若干神经疾病的高风险，就像在疟疾肆虐的西非，一些族群获得了一种与血红蛋白相关的变异，在杂合子组合下，该变异将提高疟疾存活率，而不幸的纯合子组合则带来致命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

不过，这一假说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主要的障碍是，将这样一个重大优势归因于短短一千年内的进化过程，很难让人接受，因为通常生物学家在谈论进化改变时，涉及的时间尺度至少几十万年，虽然在理论上，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并且种群基因池里有足够多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遗传多样性，几十代时间足以将一些原本罕见的变异的分布频率成倍提高，从而产生显著的族群间差异。

俄国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列耶夫（Dmitry Konstantinovich Belyaev）从一群野生银狐开始，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便选育得到了非常温顺驯服的品种，它们在性情、毛色、耳朵、颅形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的驯化特征；原则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类似事情发生在人类身上。

实际上，正如两位作者在《万年大爆炸》的其他章节中列举的,以及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2014年出版的《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的更多例子所显示，人类在走出非洲后的几万年里，尤其是农业起源后的一万多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显著且有重大意义的进化改变，其中有涉及乳糖消化，抵抗疟疾或饥荒，抵御寒冷，维生素D代谢，黑色素合成，骨密度等等与生态条件和生活方式有关的改变。

但阿什肯纳兹的分化历史毕竟只有千年，而现有的遗传证据也是间接的，尚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说明究竟何种变异如何提高了智力；所以，一些学者便尝试考虑其他可能性，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R. B. Ferguson）认为，阿什肯纳兹的独特性源自族群形成之初的奠基人效应（founder effect）。

奠基人效应的意思是，基因池毕竟不像充分搅匀的理想溶液，随便舀一勺，其成分构成都和整体一样；最初翻越阿尔卑斯的阿什肯纳兹祖先或许恰好携带了一些与神经系统有关的罕见变异，由于构成奠基人的最初移民人数很少，所以即便只有一个家族携带这些变异，它在未来壮大后的种群里也可能占很高比例。

这是一种诉诸偶然性的解释，假如涉及阿什肯纳兹智力优势的只有一个变异，那么奠基人效应便足以解释，问题是，科克伦列举的阿什肯纳兹中比例奇高的神经系统遗传病有四五种，涉及许多变异，而这些变异恰恰都与神经元突触形成有关，把它们都归之于奠基人效应，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两位经济学家马里斯泰拉·波第西尼（Maristella Botticini）和兹维·埃克斯坦（Zvi Eckstein）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蒙择之民》（The Chosen Few）中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条思路；他们首先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从公元1世纪大流散时期到15世纪末，犹太人口在其所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在快速下降，从公元65年的10%降至1490年的1.1%。

但同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生育率低于其他族群，很明显，不断有大批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或穆斯林；考虑到他们作为少数教派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社会处境，大批改宗也在意料之中；重要的是，哪些犹太人更可能选择改宗，并非随机，据一些早期基督徒作家观察，多数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都是穷人和文盲。

于是两位作者对犹太人的改宗决定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发现这样的选择倾向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作为宗教少数派，流散的犹太人若要维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持身份独特性，就需要花大量精力阅读和向孩子教授宗教经典，然而，对于那些从事农耕等体力劳动的家庭，这些投入没有额外价值，相反，对于那些从事精细手工业、商业、金融和管理类职业的家庭，由读经而获得的读写能力可以带来额外回报。

所以，坚持不改宗的，大多是从事城市的、需要读写能力和精明头脑的非体力职业者，而这些职业都是偏于高端和精英的，这一逻辑反过来也成立：那些天资聪颖，发现自己在读写学习上表现出众，因而有望由读经而获得上述职业机会的孩子，更有可能坚持读经而不改宗，总之，保留犹太身份的，要么是祖上智力较高因而有能力从事精英职业的，要么自己智力较高因而有望并希望从事精英职业的。

这样，个体对是否改宗的权衡，实际上对族群的智力构成了一种选择压力，但这一选择不像自然选择那样，是以影响个体生存机会和繁殖数量而起作用，被“淘汰”的个体并未死亡或绝后，只是离开了群体，但是就塑造族群的遗传特性而言，两种选择机制的效果是等价的。

而且，这一基于自我选择的解释，和科克伦与哈本丁的自然选择解释并不排斥，可以共同起作用；在分工和贸易不发达的中世纪，能够让犹太人发挥智力优势并抵消因社会地位低下而造成的生存劣势的职业机会十分有限，只有优势最显著者才能生存下来并保持犹太身份，而改宗的可能性加速了这一选择过程——这可以部分消除质疑者对“一千年是否足够长”的疑虑。

不过，和科克伦与哈本丁的理论一样，波第西尼与埃克斯坦的理论也仅仅是一种假说，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他们对改宗与职业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只是推测性的，尚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无论它是否能解释犹太智力优势，改宗权衡（或其他自我选择机制）在塑造少数族群文化特性上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众多同类例子可以佐证。

经济史学家格列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便采纳了波第西尼与埃克斯坦的核心论点，并援引穆罕默德·萨利赫（Mohamed Saleh）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残存于伊斯兰世界的各种非伊斯兰小教派，包括犹太人，祆教徒（Zoroastrian），希腊正教徒，亚述基督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其精英化程度全都远高于穆斯林，表现为他们在医生、工程师、机械师、外语教师等精英职业中的比例奇高，而且这些族群的1/2到2/3都居住在汇集着富人和精英的大城市。

萨利赫认为，这一状况是伊斯兰政权统治政策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不强迫被征服者改宗，同时又对非穆斯林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jizya），于是这些群体中付不起人头税的下层成员就只好改宗，只有那些从其宗教与文化传统中获益最多且足以抵偿人头税和其他少数派特有成本的成员，才愿意坚守其传统身份，这样，统治者的歧视性政策实际上是在替这些少数族群不断清除资质禀赋较差，因而难以在精英职业中取得成就的成员。

虽然萨利赫没有提到，但人头税只是少数派生活在多数派中间所需负担的诸多成本中的一项，除了社会地位低下，法定权利缺失，他们还要遭受多数派邻居的歧视、排斥和攻击，这项成本在农村比在城市高得多，和城市流动性社会相比，农村熟人小社会的文化更单一和封闭，更排他，更难以容忍少数派的存在。

从阿什肯纳兹人在基督教欧洲和众多小教派在伊斯兰世界的经历中，都可以看到，基于个人禀赋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给个体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做出的自我选择，在塑造少数族群的文化和遗传特质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选择机制也可通过另一条途径——跨国移民——表现出来，它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产生了两种对比鲜明的结果。

在2015年出版的《儿子照样升起》（The Son Also Rises）第13章里，格列高利·克拉克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少数族群的精英化程度；克拉克使用各族群在医生律师等精英职业中的相对代表率来度量这一指标，所谓相对代表率，是指某群体在某职业中的出现频率与它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比值，基准值为1。（这一度量方法的有效性，在该书其他章节中已得到验证，克拉克用来衡量社会地位的数据来源包括收入与财产水平，遗嘱档案中的出现频率，顶级大学入学率，在大学教授、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中的代表率，获得科举功名的比例，等等，结果显示，基于不同来源的衡量结果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图1】若干精英度偏高的美国少数族群在医生中的相对代表率

上图列出了在医生职业中的相对代表率高于1的16个少数族群，其中有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高居榜首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尤为惹眼，科普特人血缘上属于埃及土著，在罗马帝国后期皈依了基督教，并且直到阿拉伯征服之前，始终构成埃及人口的多数，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科普特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与“精英”二字完全无缘，正是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前述选择机制将它从一个底层多数群体改造成了少数精英族群。

然后，向美国的移民过程又发生了二次筛选，科普特人尽管在埃及有着较高精英度，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是贫穷者，只有其中条件最优越、禀赋最优秀者，才能跨越移民门槛而进入美国，可以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不是所有移民群体都有着较高的精英化程度，如下图所示，拉美人、柬埔寨人、赫蒙人（Hmong，即越南苗族），在医生中的代表率皆远低于基准水平。

【图2】若干精英度偏低的美国族群在医生中的相对代表率

比较两组族群不难看出，造成这一差别的关键在于移民机会从何而来，不同性质的移民通道有着不同的选择偏向；拉丁裔移民大多利用靠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从陆地或海上穿越国境而来，柬埔寨人和赫蒙人则大多是1970年代的战争难民，这两类移民通道，对移民的个人禀赋都不构成正向选择；相比之下，其他移民通道——上大学、工作签证、投资移民、政治避难、杰出人士签证，都有着强烈的选择偏向。

观察这一差别的最佳案例是非洲裔美国人，在上面两张图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图2中的黑人是指其祖先在南北战争前便已生活在美国的黑人，他们在医生中的代表率仅高于美洲原住民，图1中的非洲黑人是指南北战争后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移民，医生代表率4倍于基准水平，5倍于德裔和英裔美国人。

这一差别显然源自不同移民通道的选择偏向，老黑人的祖先是被贩奴船运到美洲的，而新黑人的祖先则是凭借自身优势或个人努力来到美国，往往来自母国的精英阶层，奥巴马便属于后一类，他来自肯尼亚的一个富裕家族，其曾祖父娶了5位妻子，祖父曾为英国军队服役，精通英语和读写，娶了至少3位妻子，父亲6岁便进入教会学校，后来又在夏威夷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位，回国后先后在肯尼亚交通部和财政部担任经济学家，虽然只活了46岁，却娶过4位妻子，生了8个孩子。

一个广域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在前文已讨论过的领地安全问题中，为了对入侵和叛乱做出及时反应，他不仅需要机动优势，还需要以5-10倍于行军的速度传送情报，而即便如此，当疆域非常广阔时，也必须在多个据点驻扎军队，而不能集中于一点；行政系统也是如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广袤领地须划分成若干单元，分别派驻官吏。

更一般而言，当统治团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它本身也受制于邓巴局限，因而只能建立层级组织，假设按每个上级单元控制20个下级单元（1：20已经是非常扁平的结构，只能实现较弱的控制，有关这一点我以后会展开讨论），那么，从一两百人的熟人小社会到数千万人的帝国，就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然而，一旦建立层级组织，就会面临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的激励和控制难题，瞒上欺下，职权滥用，目标偏离，推诿责任，沟通不畅，协调失灵，以及最危险的背叛和分离；最高权力者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些障碍，那些或多或少管用的办法就被延用下来，构成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种种政体结构、制度安排和组织工具。

防止叛乱的一种方法是多线控制，将维持下级单元运行所需职能加以分割，交给不同人掌管，并通过不同的层级系统加以控制，使得其中每个都无法单独行动，从而剥夺下级单元的独立性；例如，由将领掌握军队指挥权，由行政系统负责粮草供给，这样，叛军很快会因失去粮草而陷入瘫痪。

另一种方法是阻止上下级官员之间发展私人效忠关系，缩短任期、频繁调动、任职回避、把奖励和提拔权限保留在高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另外，在重臣身边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维持多个独立情报来源，要求同级官员分头汇报情况以便核查真伪虚实，都是常见的做法。

强化控制的终极手段，是直接发号施令，让官员忙于执行频繁下达的任务而无暇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系统的整体运营机制因而无法打自己的小算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有句名言：（大意）“每天起床都要等着别人告诉他今天要做什么的人，肯定是农奴。”当控制强化到极致时，臣僚便成了君主的奴仆。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有代价的，多线控制削弱了下级单元的独立应变能力，面对突发危机时，协调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在古代的组织条件下，消除个人效忠也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历史上已屡屡得到证明，较近的例子是，湘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曾国藩等人所建立的个人效忠网络，北洋新军相对于绿营清军的一大优势也是个人效忠。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高速通信；多线控制下，军队和粮草都可囤在前线基地，但指令必须由上层发出，平时被刻意隔离的几套体系，离开中央指挥就难以协调行动；同样，有效的监视、巡察、考核、奖惩，也都依赖于快速高效的情报传递，直接遥控指挥更需要近乎于实时的通信能力；正因此，所有帝国都建立了效率远远超出同时代民用水平的通信系统。

自从定居之后，便有了入侵警报机制，发现盗贼时，人们以鸣锣呼喊等方式通知邻居，循声追捕（hue and cry）是中世纪英格兰社区对付盗贼的惯常方法，只要盗贼还没离开视线，所有目击者都有义务追呼，hue的拉丁词源可能是hutesium（号角），和铜锣一样，号角也是用于警报的通信工具。

当部落扩大到多个村寨时，功率更大的鼓就被用于远程警报，流行于百越民族的铜鼓，可将信号传出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经接力传递更可达上百公里，由于铜鼓的覆盖范围大，也被长老和酋长们用于召集民众，因而成为权威和共同体凝聚力的象征，类似于欧洲市镇的钟楼；钟鼓楼也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准配置，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常，鼓只能通过节奏变化编码少量信息，带宽十分有限，但西非人凭借可调音高的沙漏状皮带鼓创造了一种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鼓语（talking drum），用音调变化模拟语音流，效果类似于闭着嘴用鼻音说汉语。

因为班图语和汉语一样也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这样的模拟确实可行，当然，去掉元辅音丢失了大量信息，听者很难猜到在说什么，特别是失去当面对话中的手势体态环境等辅助信息之后，为此，鼓语者会附加大量冗余来帮助听者还原：重复、排比、修饰，把单词拉长成句子，插入固定形式的惯用短语来提示上下文，等等，长度加长到所模拟语音的五六倍。

鼓语不仅被用于在村庄之间传讯，也被大量用于私人生活，召唤家人回家，通知有客来访，谈情说爱，或只是闲聊，在20世纪上半叶鼓语还盛行时，人人都有一个鼓语名；不过，自发形成的鼓语毕竟不够精确，难以满足军事和行政需要，阿散蒂（Ashanti）和约鲁巴（Yoruba）的城邦君主们会供养一批世袭的专业鼓语者，并将短语和句型加以精确化，用于传递情报和指令。

18世纪初建立的阿散蒂帝国（Ashanti Empire），曾是下撒哈拉非洲最强盛的国家，在19世纪与英国的四次战争中表现出强大战斗力，多次挫败英军，而构成其战斗力的一大法宝，正是鼓语通信系统所带来的机动优势和指挥效率，在前电报时代，这大概是最高效的军事通信手段，它不仅传输速度快，带宽也不比电报低，而且是无线的。

欧亚帝国更流行的通信系统是烽燧链和邮驿网，烽燧传讯的速度较快，汉代边地烽燧的间距约1-3公里，假设每个烽燧的响应时间是5分钟，那么信息每小时可以走12-36公里，每天三五百公里；但烽燧的带宽太小，调节烟柱数量和火把离合也只能编码几个比特。

邮驿则是高带宽的，但速度比烽燧慢，罗马帝国的普通驿传速度是每天60-80公里，和唐代的每天160里差不多，紧急情况下，若不断更换最好的马，且不惜将马累死，可以达到每天两三百公里，公元前9年提比略（Tiberius）便是以这种方式在一昼夜内狂奔300公里，赶往日耳曼前线见他临死的弟弟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

在古代，既高速又高带宽的远程通信工具是信鸽，可负重75克（相当于20张A4纸或0.6平米缣帛或0.14平米羊皮纸），以80公里时速一天内将消息传至千里之外；但信鸽也有其缺陷，首先是不可靠，它们经常被敌人打下来，其次，它是定点且单向的，因为信鸽通信利用的是其归巢本能，而每只信鸽只认一个巢；不过，对于最高权力者，第二个缺陷同时也是优点，它限制了属下的通信对象，防止他们用信鸽与敌人或相互间密谋串通。

通信在大型组织运营和控制上的关键作用，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 the Great）的成就中可窥见一斑，格列高利是罗马教会事实上的缔造者，在他之前，教会是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教皇作为罗马主教也只是诸主教中最显要的一位，格列高利将它改造成了严密的层级化组织，他那非凡的组织管理活动有个著名特点：大量写信，在14年任期中，仅留存下来的信件就有854封。

通过与下属之间非常频密的信件往来，他对远在西西里、北非、不列颠的下属的工作进展了如指掌，事无巨细的作出指示，并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不断给予协助和干预；为处理大量信件，他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文书团队。

格列高利能这么做，也得益于教会在读写上的优势，当时统治西欧的蛮族领主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因而这一优势尤为突出，国王们能够得到的文书服务也大多来自教士，结果，集权化之后的罗马教会不仅在各国拥有巨大权力，也成了近千年中唯一一个影响覆盖整个西欧的权力中心，到中世纪后期当贵族也开始掌握文字时，教廷的地位已难以撼动。

通信手段在帝权专制的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历史上那些权力欲特别强的帝王，总是努力绕开常规行政系统，直接从下层获取情报，武则天就特别喜欢让人向她告密，朱元璋更将密疏言事制度化了，不过，他们把告密权放得太宽，反倒容易被信息所淹没。

康熙做得更聪明，他把密折专奏的机会限于少数亲信和60多位省级大员（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邓巴数），从而首度建立起了真正有效的直达皇帝的专属情报系统，康熙还在要地安插亲信作为另一套情报来源，曹雪芹祖上三代所担任的江宁织造，就兼负着为皇帝收罗江南情报的职责；雍正更将密折制度变成了主要施政工具，通过朱批奏折与臣僚直接对话成了常规，留存的朱批奏折共41600本，批语1000多万字，合每天批9本两三千字。

这一系列做法，将集权专制推向了前电报时代的极限，从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叫魂》中所描绘的一个案例可以看出，当皇帝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时，其干预可以细致和深入到何种程度，比如对一个乞丐的审讯中，刑讯逼供的尺度该怎么把握，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和全程遥控，自然离不开高效率的通信系统，在处理叫魂案的那半年里，奏批往来的频密程度，可从孔氏所援引的部分批语中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这些通信系统成本极为高昂，汉代西北边境的居延都尉府（县级军事辖区）沿额济纳河构建的一条270公里烽燧链上，有270座烽燧，敦煌的塞垣烽燧链密度近似，长约100公里，近100座烽燧，每座烽燧少则三五名，多则十几名守卒，为管理数百座烽燧并为其供应粮草，还须建立一个四级官僚结构和三级仓储系统，人员配置近2000，而当时居延县总共才8000户人家。

邮驿网比烽燧链庞大得多，东汉修建的褒斜道，全程258里（107公里）设置了大小64个中继站（所谓邮亭驿置）；假设每县有50公里驿路，每2-3公里一个小型中继站，10-20公里一个大型服务区，就需要数百人为它服务；明清两代，全国8万多公里驿路，2000个驿（服务区），14000个铺（中继站），每驿60-70匹马，总计十几万驿卒铺兵和同等数量的马匹。

维持这样的系统需要雄厚的财政和劳役资源，在古代帝国的常设行政系统中，它占了很大比例，清代一个县级政府的书吏衙役加起来不过一两百人，和驿卒铺兵数量相当，加上马匹，后者财政负担更大，所以万历年间张居正大举裁撤精简行政官僚机构时，邮驿系统是他的裁撤重点。

道路和邮驿系统一旦建立起来，便成为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并且为帝国统一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使得它容易被接管，却很难被割裂，因为这些道路网络的拓扑结构有着强烈的首都中心倾向，将其中一个局部分出来，功效便大打折扣，罗马大道（Roman Roads）被刻意设计成笔直的形状，常不顾地形条件而强行取直，甚至在翻越山岭时也直上直下，这样的道路系统有利于大跨度的战略机动和长途通信，但削弱了连接区域内城镇和局部中心的价值，因为后者的分布通常由河流山脉等自然地貌所决定。

电报的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了通信方式，传统邮驿系统在不到一代人中即遭废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结构；南北战争首度见证了这场革命，凭借4000多英里电报线路，林肯成为首位能够直接向战地指挥官发号施令的总统，在战争部的电报室里实现了对战争近乎实时的遥控。

1879年的祖鲁战争（Zulu war）是个有趣的对照，这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派往南非不久的高级专员亨利·弗里尔（Henry Frere）刚愎自用，背着其殖民部上司擅自行事的结果，在殖民部长希克斯·比奇（Hicks Beach）看来，当时弗里尔若用电报而非信件与伦敦沟通，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可惜的是，就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来自亚丁（Aden）的东线海底电缆刚刚通到德班（Durban），而通往专员驻地开普敦（Cape Town）的西线海底电缆在十年后才铺通。

电报对权力结构的冲击也改变了几大帝国的命运，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热情拥抱这项新技术，1839年，摩尔斯的测试成功后一年多，首部电报机即已出现在伊斯坦布尔，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尚未结束，通往欧洲的线路便已开通，到1869年，急速扩张中的帝国电报网已拥有25137公里线路。

起初，电报强化了帝国对遥远行省的控制，但因为电报线铺设成本远远低于邮驿系统，只须一路竖杆子，且完全不受地形之碍，地方政权也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网，同时民用电报也迅速发展并推动了新闻业繁荣，结果导致地方离心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类似的故事也在东方上演，庚子事变后的东南互保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各地督抚已能相互通电，而此事的牵头者恰恰是当时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更有意思的是，盛宣怀在1911年担任邮传大臣后，试图将各省自建的铁路和电报网收归国有，以便由中央集中控制，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满清帝国的最终崩溃。

国家最初源自若干相邻酋邦中的最强者所建立的霸权，而这些酋邦则由专业武装组织发展而来；霸权当然首先来自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霸主能够轻易击败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对手，并且所有各方都十分确信这一点，因而甘愿向它纳贡称臣，也愿意在自身遭受威胁时向它求助，卷入纠纷时接受其仲裁，发生争霸挑战时站在它那一边。

然而，武力是起落消长多变的，仅凭一时之战斗力而维持的霸权难以长久，要将围绕霸权所建立的多边关系常规化和制度化，需要更多权力要素；要理解这些要素如何起源，以及它们在支撑国家权力中所履行的基础性功能，我们最好从多方博弈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利害权衡。

通常，霸主最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几种情况：1）在属邦遭受攻击时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丧失安全感的属邦可能转而投靠其他霸主，2）当一个属邦反叛并攻击其他属邦时，若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3）当足够多属邦联合协调行动发动叛乱时，霸主的武力优势被联合力量所压过。

无论何种情况，当事方对霸主行动速度的预期都是关键所在，若遭受攻击的弱小属邦预期得不到及时救援，便可能放弃抵抗而选择投降，若邻近敌邦预期能在援兵到达之前得手并及时撤离，便更可能发动攻击，若潜在叛乱者预期自己有能力在霸主赶来镇压之前连克多个属邦并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便更可能发动叛乱，而当叛乱实际发生时，那些骑墙观望的属邦，若预期霸主无力及时平定叛乱，便更可能加入叛军行列，特别是当他们原本就心怀不满，或与反叛者关系亲密，或早有争霸野心时。

所以，对于维持霸权，仅有强大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动性，能够将兵力及时投送到需要的地方，速度要比对手快；设想这样一种简化的情形：霸主甲位于属邦乙的南方60英里，敌邦丙由北向南进攻乙，位于乙之北60英里的边境哨所得到敌情后向甲和乙汇报，假如所有人的行动速度都是每天10英里，那么丙就会早于甲的援军至少6天到达乙地，假如乙预期撑不过6天，就可能早早选择投降。

但是，假如报信者每天能跑60英里，而甲的行军速度是2倍于敌军的每天20英里，加上一天的集结时间，援军仍可与敌军同时到达，换句话说，上述情境中，只要通信速度6倍于敌军行军速度，己方行军速度2倍于敌方，霸主便能有效保护属邦，若机动优势降至1.5倍，也只需要属邦能抵抗一天，或者，即便机动优势只有1.2倍，霸主也完全来得及在敌军得手撤离之前追上它并实施报复，而及时报复能力是对潜在侵犯者的有力威慑。

这虽然是简化虚构，但离现实并不太远，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很慢，晴天陆地行军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天10英里，雨天则几乎走不动，而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城邦霸主，还是铁器时代的大型帝国，机动优势都构成了其霸权的核心要素。

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战神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在其成名之战米吉多战役（Battle of Megiddo）中，在9天内将2万大军投送到250英里之外的加沙，将近3倍于常规速度；从波斯、马其顿到罗马，这些辉煌帝国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能力以2到3倍于对手的速度大规模投送兵力，同时以5至10倍于常规行军的速度传递消息。

古代行军速度慢，不是因为人跑的慢，相反，人类特别擅长超长距离奔跑，大概只有袋鼠、鸵鸟和羚羊等少数动物能与人媲美，长跑也是早期人类狩猎技能的关键，我们的脊柱、骨盆、腿骨、颈部肌肉、脚趾、足弓和汗腺，都已为适应长跑而大幅改造，运动生理学家发现，对于长距离奔跑，两足方式比四足方式更加高效节能，尽管后者能达到更高的瞬间速度。

卡拉哈里的桑族猎人经常在40度高温下连续三四小时奔跑三四十公里直至将猎物累垮，美国西南部的派尤特（Paiute）印第安人逐猎叉角羚时，澳洲土著追逐大袋鼠时，也采用类似方法；当距离超出100公里时，人的速度便可超过马；居住在墨西哥高原奇瓦瓦州的美洲土著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很好的展示了人类的超长跑能力，在他们的一项传统赛跑活动中，参赛者可以在崎岖山路上两天内奔跑300多公里。

拖慢行军速度的，是后勤补给负担，这一负担因国家起源过程中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大幅加重，原因有三个：首先，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成倍拉大了作战距离，在前国家的群体间战争中，作战者通常可以当天往返，无须携带补给品，在酋邦时代，相邻酋邦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军队也最多离家一两天，但广域国家的军队常常需要到数百上千公里外作战，短则几周，长则数月，必须随身携带大量消耗性补给品。

其次，军队的大型化使得就地补给变得不可靠，对于数十上百人的小股部队，只要拥有武力优势，沿路打劫村落便可获得补给，但数千上万人的大部队就很难依靠这种方式，而攻取拥有大量存粮的设防城镇则会大幅拖慢行程，并为任务带来不确定性，所以，尽管古代军队很大程度上利用就地补给（说难听点就是一路抢过去），但在两个可靠补给点之间，不得不携带足够粮草。

据估算，长途行军者粮食补给的最低需求约为每人每天1.5公斤谷物，若穿越水源不足的干旱地区，还需另加2.5公斤水，按携带15天粮食（这是罗马军团的标准配置）和3天饮水算，单兵负重便达30公斤，这还没算上武器装备；因为要在外吃饭过夜，还须携带燃料、灶具、铺盖和帐篷；如此负重之下，奔跑就只能改成行走。

以古代行军效率最高的罗马军团为例，其常规行军模式是，单兵负重20-30公斤，步伐每分钟120步，每步75厘米，每天可走5-6小时（夏天长一些），合计30公里左右；当然，若放弃辎重、不考虑补给，一两天内的短途轻装奔袭可以快得多，然而对于陆地长途行军，每天30公里构成了古代军队机动性的极限，那些强大帝国的优势便在于，它们能够最大程度上接近这一极限。

构成机动障碍的第三个原因是军队的重型化，从青铜时代开始，战争就始终在向重资产方向发展，随着新型武器不断出现，装备也变得越来越重，仍以罗马军团为例，罗马方盾（Scutum）重达10公斤，重标枪（pilum）每支3-5公斤，每人配备1-2支，一套锁子甲（lorica hamata）约16公斤，鳞片甲（lorica segmentata）9公斤，这样，仅单兵基本装备就占满了20-30公斤的行军负重，其他补给品只能另想办法。

对后勤构成更大压力的是消耗性材料和重型装置，由于投射型武器日益增多，且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它们使用的耗材也大幅增加；传统猎人和部落战士虽然也使用弓箭，但通常只携带很少几支箭，重量在30克左右，但在大型阵地战出现后，连续密集齐射成为一种火力压制和近身接战之前的主要杀伤手段，弓箭手在一次战斗中常携带50-100支箭，后勤储备更数倍于此，而随着弩机的使用，箭也增大变重了，出土的秦代青铜弩箭重达100多克。

另一种单兵投射武器是投石索（sling），用于抛掷鹅卵石，每颗重几百克，投掷者背囊里的几十颗弹丸将为他带来近十公斤负重；从手持式轻弩，脚踏式和腰张式重弩，重型床弩，到能够发射几十公斤重箭或石块的大型扭力绞盘投射机（ballista），投射装置和它们所抛掷的耗材都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装备和材料，都无法指望由单兵背负。

解决这一运输难题的最初办法是使用驼畜，主要是驴，后来还有骆驼，驴的问题是负重太小，走的也太慢，一头负重50公斤的驴每天能走25公里，但它每天需要消耗3公斤粮草，所以当行程超出15天时，有效负载就接近零了，而且它驼不了太重的东西，所以只适合于轻装队伍短程行军。

有了轮子后，牵畜逐渐取代了驼畜，牵引力最强的是公牛，据色诺芬（Xenophon）记载，希腊军队中一辆单牛二轮车可以拉650公斤货物，相当于13头驴，而16头公牛合力更可牵引一部6吨多重的攻城塔车；但牛的问题是速度太慢，只能以2英里时速每天走5小时，而且牛的食量很大，约为马的5倍，这就进一步减少了有效负载。

所以大部分古代军队（除了最强大的那些）行军速度难以突破每天10英里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辎重牛车拖了后腿，要突破这个瓶颈，必须用马代替牛，据计算，5匹马牵引的四轮马车，负载相当于两头公牛，而速度可提高至每小时4英里，每天走8小时，且食量只相当于一头公牛，这样，辎重车队的速度便可超过步兵。

马的问题是昂贵，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草场的地方，中世纪西欧流行多圃轮作制，草场较充裕，但据一份中世纪后期的价格资料，一头公牛13先令，牵引马10-20先令，按同等牵引力算，马价约3倍于牛价，骑乘马则更贵，约为牵引马的5-10倍；根据公元前17世纪赫梯帝国的一份文献，公牛价7.5谢克尔（shekel），牵引马10谢克尔，比价与中世纪欧洲相仿。

长途征战的大军对役畜的需求非常大，罗马军团的每个8人小队（contubernium）共享一个帐篷、一套灶具（包括一个石磨）和一头骡子，外加专门的后勤辎重队伍所需；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在改革马其顿军队的后勤系统时，通过清理闲杂人员（家属、仆人、妓女等），并提高单兵负重，将一支5万人军队的役畜削减了6千多头，可见总数之庞大。

因为数量太多价格太贵，只有那些财力最雄厚的军队才能配备足够多马车从而消除牛车瓶颈；同时，为了尽可能避免用牛车，并节约马匹，铁器时代两位著名军事改革家马略（Gaius Marius）和菲利普二世都十分强调提高单兵负重，而且不约而同的将标准设定在30公斤左右，这差不多就是现代化步兵的标准负重，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军步兵负重80磅，登陆诺曼底的美军步兵是82磅；将负重向单兵转移到倾向表明，机动瓶颈不在士兵行走速度，而是后勤辎重车队。

提高机动性也需要在组织训练和强化纪律上下功夫，像罗马军团那样每天数小时负重30公斤齐步行军，需要严格的训练，每天迅速及时安营和拔营，也需要完备的组织，参加过集体旅游的人都可以想象到，一群乌合之众，哪怕只有数十人，要让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有多么困难和耗时，要让五千人的军团趁天黑之前在两小时内井井有条的完成扎营、设岗、侦查、补充燃料和饮用水……，需要很强的纪律性。

克服后勤障碍的另一个手段，是利用水路便利进行快速投送，在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比陆地快得多，而且负载越大水路优势越明显，波斯帝国动辄在几千公里的跨度上投送数十万大军，便是充分利用了地中海的便利，能够运载如此大军的船队也非常庞大，需要雄厚实力才能供养。

然而，对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型帝国，要将其军事控制覆盖境内每个角落，并且对任何要害地点皆可以接近极限的速度投送武力，终极手段是修建高速公路网，这一点只有罗马做到了，在罗马之前，各大帝国也致力于架桥修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但通常只限于开路、平整和压实等初级措施，保证道路勉强可用，但远远达不到全天候全速通行。

在公元前312年第二次萨莫奈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后的数百年间，罗马共修筑了40万公里道路，其中8万公里是精心铺设的硬化路面，有着土基、灰砂和石块三层铺设，以及路肩和排水系统，沿路设有大量路标、哨所、驿站和旅店，旅行者每隔20多英里便可找到休息和补给点地方，还有为通信兵换马的马栈。

正是这一高速公路网，确保了罗马军队可以在任何条件下以极限速度调往帝国任一角落，它构成了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其所带来的陆地机动能力，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才被火车所超越，同时，罗马大道也被商人和平民旅行者所利用，它将帝国疆域内的众多小社会连接成了一个大社会。

按一个社会维持其秩序的不同方式，评论者常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社会：法治的和人治的；在人治社会，当人们采取一项行动，斟酌其可能遭遇的反对、阻挠和制裁时，会重点考虑掌权者个人的态度，以及他与自己的关系，无论那人是皇上、老佛爷、书记还是酋长，而在法治社会，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不依赖特定个人和特定关系而存在的习俗惯例和法律规则。

理论上还有第三种可能：德治社会，在那里，秩序同样由无关特定个人的社会规范维持，但规则的执行不依靠强制力，对不法行为的矫正也不借助人身惩罚或强制剥夺，社会规范靠教化、规诫和关系隔离等和平手段维持，因而也不需要建立政府和司法系统；这样一种和谐而无强制的状态，也正是许多古代哲学家的社会理想。

但这只是个乌托邦理想，在现实中，建立此类乌托邦的努力所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因为总有人无视社会规范，并不惮于使用暴力，而当他们成功建立暴力组织并对他人实施强制时，便可获得巨大利益，所以，那些未在制度上对此根本危险加以防范的社会，最后总是难免沦为人治社会。

不过，建立道德乌托邦的种种努力，确有一些获得了局部成功，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阿米绪人（Amish）在美国建立的自治社区堪称典范，这一教派避世索居，远离政府，极少求助司法系统，从不打官司，其秩序全赖社会成员对教规（Ordnung）的遵守，但因为奉行绝对和平主义，教规的执行并不借助强制手段。

同时，阿米绪的社会秩序近乎完美，无论社区内、社区间，还是他们与其他美国人之间，极少发生暴力冲突，犯罪率几乎为零；而且和再洗礼派另一分支胡特尔人一样，北美阿米绪社会也非常兴旺，人口从1920年的五千增长到了去年的28万，这还没算不断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

假如孔孟再世，恐怕也很难再要求更多了，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国寡民】

阿米绪在许多方面和胡特尔相似，社区（即他们的教区）规模保持在邓巴数之下，因而其互惠关系可由相互熟识而得以维系，同时小规模也避免了等级分化，高度依赖父系家族纽带，因而互惠合作意愿得到亲缘关系的强化；牧师的非专业化和限于初中程度的教育，消除了宗教的理想主义成分，更多注重行为而非观念，因而事实上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非信仰体系。

不同的是，阿米绪不实行共产主义，各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独立的住宅，各自经营自家产业，自己抚养幼儿，自行选择学校。

但同时，每个社区在生活方式和对待外来新事物的态度上，却一致遵循着一套无微不至的规范，从衣着、器具、设施、消费和娱乐，教规都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不得装电话（只能用公共电话亭）和室内管道，不得拥有汽车（一般都用马车），不得接通市电（可以用柴油发电机），等等。

【公共生活】

阿米绪有许多全社区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包括婚礼、葬礼和需要大量人手的工作，比如建造住房和谷仓，这些活动强化了互惠关系和共同体认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两周一次的宗教集会，轮流在各家谷仓内举行，除了例行的礼拜诵经唱诗聚餐之外，该集会的主要功能是作出集体决策和执行社会规范，长老们对违规行为提出告诫，对严重违规作出处罚决定。

集会上也会针对新出现的情况讨论是否制定新规则，或修改既有规则，从而确保规则体系不遗漏生活中任何可能对既有秩序造成冲击的因素。

【监视与压力】

和其他熟人社会一样，阿米绪人也喜欢相互窥视和议论，个人生活毫无隐私可言，而且身为同教区教友这一事实，使得这种做法获得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因而是得到鼓励和赞许的，不会像其他社会那样被指责为多管闲事的长舌妇。

所以任何出轨行为（比如帽子款式或砧板尺寸不合规）都很快会传到长老耳中，于是几位长老就会上门对当事人作出劝诫训导，假如后者不及时悔过和纠正，事情就会被提交到下一次宗教集会上，假如集会上的公开谴责仍未能迫使出轨者悔过改正，长老们就会逐渐增大压力强度，包括惩罚警告和通过家人亲友施压。

【社交排斥】

不过，阿米绪社会规范最强有力的执行手段，是它的忌避（shunning）制度，当出轨者屡教不改时，就可能被（有限期或永久性的）革除教籍（excommunicate），一旦被革除，所有社区成员包括其家人便立即对他实施忌避：不同桌吃饭，不交谈，避免直接授受物品，甚至避免目光接触。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交排斥（social rejection），从博弈论角度看，社交排斥是群体内强化互惠关系的有效策略，这也可以得到进化博弈模型模拟结果的支持；在两两博弈中，简单而有效的策略是一报还一报，但在信息更丰富，参与者不仅能记住双方交往历史，还能从闲谈中获得对方与他人交往历史时，更有效的策略是恶人回避，即不与有过不良记录的人发生互惠关系。

个体的交往选择经过群体内协同聚合之后，会自动产生若干具有内聚倾向的互惠圈，而那些总是采用欺骗背叛策略的声名狼藉者，将被排斥在任何互惠圈之外，丧失潜在的互惠收益，这就构成了对背叛者的有力惩罚，从而维护了互惠群体的社会规范，由此一个道德社会的建立才成为可能。

在常见的熟人社会中，社交排斥是分散自发进行的，但阿米绪将这一机制正规化了，革籍和忌避经由正式程序集体决定和公开宣布，因而其执行效果更加一致而严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交排斥本身便是一种严酷惩罚，人类的社交需求非常强烈，遭严格排斥者会异常痛苦和不安，除非他恰好有社会性心理障碍，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社区生活下去，最终要么悔改，要么离开。

【公德 vs 亲情】

道德社会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亲属袒护，血缘纽带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强化了互惠意愿，但也会给规范执行留出漏洞；以家族为组织基础的社区，常会默许容忍亲属袒护，儒家也推崇亲亲相隐原则，这样一来，遭遇排斥者总是能在家庭和亲族中找到庇护所，这就大大削弱了社交排斥作为惩罚手段的效力。

阿米绪令人惊异的克服了这一困难，成功的让公德压倒了亲情，忌避一旦宣布，通常会得到家人亲友的严格遵守；或许宗教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教友的共同信仰和对规范的认同，胜过了亲缘关系的考虑；同时，阿米绪在随人口增长而分割社区时，会小心避免同姓单一家族的社区，这与华南宗族社会中大量单姓村形成了对照。

【屏蔽外部权威】

道德社会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外部替代规范的竞争，假如社区成员觉得某些外部权威更有智慧、更有人格魅力，其代表的价值体系更有吸引力，就会在争议中加以援引，从而对作为规范维护者的社区长老的权威构成挑战，而一旦冲突引向理念之争，阿米绪长老绝无优势，他们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外部世界，讲不出多少大道理，更无智识优势。

但阿米绪的制度从各方面杜绝了外部权威的影响：孩子的教育多数在只有一间教室的社区小学里进行，教师是初中毕业不久的未婚阿米绪女孩，公立学校里通常会被宣扬的国家历史、民族英雄、主流价值观、科学成就、创业事迹，对阿米绪儿童影响都很小。

因为他们不参与政治、不任公职、不诉讼，外部世界的法律权威、法官的威严、长官的权力、政治鼓动、主流政治观念、战争英雄，对阿米绪人都没什么影响；因为绝大部分现代传媒和流行文艺娱乐活动都被禁止，他们也感受不到文体明星和流行文化的价值号召力。

【向后看】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区别是，它是向前看的，而传统社会是向后看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在传统社会，一个人可能拥有的知识的绝大部分，要么在他出生时便已存在于公共知识体系，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要么是他在个人生活史中积累的私人知识，只有极少数是新近进入公共知识体系的，这意味着，年长者总是比年轻人拥有更完备的知识，正是这一点为长者权威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但工业革命后情况逐渐颠倒了过来，公共知识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新近获得的，因而较晚开始接受教育的事实常常可以为年轻人取得知识优势，这自然会对传统的长者权威造成冲击，因为长者往往弄不清发生了什么状况；阿米绪限制教育、拒绝接受新事物、或至少将接纳时间推迟很久的做法，似乎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事无巨细】

阿米绪教规中的有些规定——诸如马车轮上可否包橡胶轮胎，草帽的平檐可否改成卷檐，厨房案板该多长多宽——看起来极为琐碎，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实际上，这是有现实制度功能的，穿着、仪表和器具这些看似琐碎细节上的一致，可以强化文化认同，并拉开与周围外人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覆盖生活每个细节的规定，让规范执行者有了深度介入私人生活的理由，也让社区的整个规范执行机制有了保持连续运转的机会；在高强度的持续监督和压力之下，严重出轨事件毕竟少见，假如没有这些琐碎规定，规范机器就容易因长期不运转而生锈。

在这一点上，德语民族[1]的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或许也起了作用，荷兰社会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曾用四个维度量化比较各国文化特性，其中一个维度是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德语民族该指数值很高，这样的人比较刻板和守规矩，喜欢有一套明文规则来规定生活的每个细节，如此才觉得安心。

【规则演进】

在一个变化迅猛的环境中维持一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古老传统，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要求其制度有足够的适应能力，以应对不断面临的外部挑战，阿米绪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一个关键机制，是针对教规的派系分化。

每个阿米绪教区都是自治的，可按需要自行修订或增设教规，但近缘教区之间的教规差异通常不大；当差异足够细微时，不同教区就认为是相容的，但假如在某个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且无法弥合，便会发生派系分裂（schism），少数派另立新支派（affiliation），150多年来，这样的分裂已产生了40多个支派。

教规分化和派系分裂所造成的多样性，创造了一种类似于进化寻优算法的并行试错／优化机制，帮助阿米绪人在捍卫传统和适应变化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多样化过程也造成了一个从最保守到最开明的连续谱，可以让各支派分别适应与外部世界的不同接触程度，最保守的教区坚持务农以便最大程度避世索居，而较开明的教区则开始经营小企业，雇佣外人，甚至外出打工，逐渐扩大了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如此也为整个教派拓宽了生存空间。

【自由环境】

和胡特尔一样，阿米绪社会的成功也离不开其所在大社会所提供的安全环境，任何缺乏强制性司法系统而仅以道德规范维持秩序的社会，都将面临安全问题，即便其制度成功的消除了内部的暴力和犯罪（正如阿米绪所做到的），也难免遭受外部侵犯。

在欧洲时，再洗礼派社区都凭借一技之长依附于某位领主而获得庇护，这种寄人篱下的安全从未长久，屡遭迫害与驱逐，只有在迁居北美，进入宽容和法治的大环境之后，才得以长期繁荣兴旺。

阿米绪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儒家理想。
注：
[1]阿米绪人发源于十六世纪的瑞士德语区，他们至今以宾夕法尼亚德语为母语，后者是高地德语（High German）的一种方言。

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
辉格
2014年5月26日

共产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社会实验，推动这场实验的人，曾为它披上一件件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外衣，这让它看起来颇为现代，然而，这些外衣所包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平等、互助、分享、财产共有——却远不是现代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它有着古老的渊源，只不过早先它所披戴的，通常是宗教和神学的外衣。

15世纪晚期，印刷机让乡下穷秀才们[1]也能直接读到圣经了，宗教改革随之风起云涌，大小教派遍地开花，其中半数以上都有着共产主义倾向，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许多教派将它们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共产社区，而空旷肥沃且远离世俗旧政权的新大陆，恰好为这些社会实验提供了理想条件。

然而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市场日益发达，特别是铁路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共产社会大都没有经历住现代市场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冲击，到上世纪初已纷纷衰败、瓦解或者变质，比如一度颇成气候的震颤派（Shakers）[2]曾在美国建立了20多个共产社区，但存续至今的只有缅因州的萨巴斯代湖村（Sabbathday Lake village），该村在2009年已只剩三个人。

不过，它们中有一个成功抵御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冲击，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一个分支胡特尔人（Hutterites），在四百多年中始终维持着共产制度，除家具和少量日用品外，一切财产共有，生产由集体安排，生活资料统一分配，吃饭在公共食堂，三岁以上即开始接受集体教育，作息举止服饰发型皆有严格规定，整齐划一。

胡特尔社会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非常兴旺，在过去几代已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社群，从1870年代迁居北美时的四百多人增长到了2010年的四万多人（这还没算上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这是一个难得的实验案例，清晰而纯粹，考察学习一下它的成功经验，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其他实验都失败了，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流社会为何是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排除诱惑】

人类只要保有探索、创造和模仿的自由，其需求便永无止境，因而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所有现代共产实验都从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许诺开始，却无一例外以提倡艰苦朴素、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告终，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平等只能通过向下对齐而实现，供需只能借助对探索和创造的压制而得以平衡。

为此，胡特尔社会禁止一切奢侈消费，采取极端避世的姿态，以种种规定排除外部诱惑：远离外人，集中居住，禁止收音机、电视、唱片和网络，整个社区只有一部公共电话，电脑只能在工作场合使用，教育全部在社区内进行，且到九年级为止，除了极少量零花钱，个人很少有可支配现金，而且消费项目受教规严格限制。

【保持无知】

知识、好奇心和反思是开启潘朵拉之盒的祸首，想得越多，越难以忍受沉闷单调一成不变的朴素生活，所有胡特尔人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现代媒体，几百年的封闭离世生活已让他们习惯于只做不想，连神学思考也早已停止，面对年轻人提问，长老们只会重复教条，从不解释为什么，只告诉你该怎么做。

对外部信息的隔膜也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上，胡特尔人至今仍以其发源地的德语蒂罗尔方言为母语；思想的停止也可从另一点看出：他们所保存的作为其精神指南的宗教典籍，由另一种古老德语写成，如今的胡特尔人已很难读懂，但他们并不介意，只管念诵就行了。

【邓巴数】

财产共有、集体生产和资源共享这些核心特征，决定了共产社会是一种特殊的互惠型社会，而互惠关系的维持，需要一种全面而无孔不入的社会监督机制来执行社会规范，为此，要么建立奥威尔式的警察国家，要么由社会成员相互监督，后者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相互熟识，从而使得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社会舆论的约束之下。

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这样的监督机制只有在规模小于150[3]人的小社会才可能实现，邓巴在说明这一点时，举的一个例子正是胡特尔，胡特尔社区的规模在60-140人，每当人口接近上限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均分为二，这一机制确保了其规模始终维持熟人小社会的水平。

【亲选择】

和一般互惠型社会不同的是，共产社会的平等原则还需要其成员表现出强利他性（strong reciprocity），而不仅仅是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即，要求他们即便在没有预期回报的情况下也愿意为他人做出牺牲；经验表明，没有特殊动机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亲选择（kin selection）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动机：假如帮助对象是近亲，人们就比较容易表现出强利他行为。

胡特尔正是以父系家族为构成基础的亲属社会，每个社区由十来个扩展家庭组成，包含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姓氏；北美胡特尔人一共只有18个姓氏（现存14个），不与外人通婚，所以每个社区都是少数几个有着长期通婚关系的家族的合作群体；亲选择无疑起到了减少冲突强化合作互惠的作用。

相比之下，震颤派过于进步，废除了婚姻与家庭，实行独身禁欲主义，禁止性生活和生育，于是就失去了血缘纽带对社区的凝聚作用。

【避免等级化】

共产制度的一大困境是，既要贯彻平等共享原则，同时其共产和集体性质又需要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组织生产和实施分配，可是权力组织一旦建立，平等就很难维持了，掌权者总是会为革命事业而多啃鸡腿，而一旦出现等级分化，艰苦朴素平等共享的伦理原则就成了空话，游戏重点又回到争权夺利和努力向上爬，于是社会规范也自然会围绕资源与权力竞争而重建。

胡特尔人将社区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的做法，在维系社会规范的同时也避免了等级分化，社区之间没有更高层权力机构，社区内由六位长老组成决策机构，下设十来位奶牛长家禽长之类的业务主管，这就确保了每个父系家族都有几位长老，每个扩展家庭都至少有一位业务主管。

这样一来，地位分化只发生在性别和年龄段之间，每位男性在其盛年期都有望担任某个职位，如果他表现出一些进取心和领导能力，也很可能成为长老，不会出现某个人既有野心又有能力却得不到机会施展的情况，而后者正是社会不满和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

重要的是，在一举一动都处于众人监视之下的熟人社会中，如此轻微的地位分化不会导致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当上主管和长老唯一的好处是少干点体力活，这不足以为争权夺利提供激励。

【压力释放口】

在这种价值观整齐划一，行动上一切听指挥，生活上无处不被注视的社会，必定会有一些不满分子，尤其是年轻人，把他们强留在社会中，只会带来冲突和危险；假如这种社会是奥威尔式的，解决方案便是定期大清洗，但胡特尔不是极权社会，他们是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去留自便。

这与再洗礼派的核心教义有关：他们不承认对未成年人的洗礼，认为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的决定必须由心智成熟健全的成年人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做出[4]，胡特尔人通常在19-22岁之间接受洗礼，从而获得社区完全成员资格，并承担起遵守全部规范的责任，而在次之前，他可以选择推迟入教或者离开，即便在入教之后，他也随时可以退出，只是后者会被视为叛教而遭忌避（shunning），而前者只是被当作普通外人对待。

去留自便的做法，短期效果是让不满者离开从而释放社会压力、消除潜在冲突源，在长期则起着筛选作用，不断剔除其性格与胡特尔社会不相容的成员。

对社会规范的不满和对权威的挑战最集中的表现是青春期躁动，对此胡特尔人也有应对机制，在15岁离开学校到接受洗礼之前这几年，年轻人被视为未成熟不懂事而豁免了遵守某些规范的责任，比如喝酒、抽烟、打牌、去附近镇上玩，只要不太过分就会得到容忍。

【实用主义】

任何社会运动最初都由一群理想主义者领导，而一旦开始真正动手建立组织、展开行动、创建社会，理想主义者就会逐渐被实用主义者所取代，否则运动很快就会失败，但这一替代过程未必顺利，许多教派会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需要保持理想主义色彩以便不断吸纳狂热分子去传教，但同时组织的维系和运营需要它转向实用主义。

一个教派若主要依靠传教和吸纳新教徒而发展壮大，就很难完成实用主义转型，因而组织和制度很难稳定下来，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非常狂热而坚定，很容易争吵不休却拿不出可行方案。

胡特尔人没这问题，因为他们不传教，发展壮大全靠子宫，所以几代人之后，理想主义者便消失殆尽，他们也没有职业教士，牧师由社区长老充任，通常对神学毫无兴趣，也读不懂多少经典，教义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套沿袭已久的行为规范。

【接纳新技术】

胡特尔的实用主义也体现在他们对待现代技术的态度上，尽管在消费、穿着和生活方式上非常简朴而守旧，并尽量杜绝媒体、娱乐、奢侈品等外部诱惑，但他们并不拒绝新技术，只要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会毫不犹豫加以采纳。

积极采纳新技术，加上劳动力成本低，胡特尔人经营的集体农场在北美极具竞争力，也正因此才能让他们维持了极高的生育率（1950-80年代高峰期人口年增长率达4.12%），并不断买入土地建立新社区；他们的高增长率，也得益于对现代医疗技术的接受。

【暂时解除的人口压力】

社会压力最根本的来源是人口压力，但在胡特尔人迁居北美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一压力暂时解除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每18年翻一番的极限增长率，北美大平原广袤空旷肥沃而又廉价的土地，为胡特尔这样勤劳节俭而又自甘寂寞的农场经营者提供了极为理想的环境，那里的自然条件与他们迁往北美前所在的乌克兰也很相似，20世纪的城市化浪潮吸走大量农民更为他们腾出了发展空间。

实际上，直到1950年代现代化大型农场兴起之前，胡特尔集体农场比美国的传统家庭农场更具规模优势，所以在1980年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的人口和社区数量都是在毫无压力的条件下迅速膨胀，避免了资源稀缺性转变为社会内部的压力和冲突，直到80年代，大型农场带来的土地价格上涨才开始让胡特尔人感觉到压力，也正是从那时起，生育率开始显著下降；假如地价继续上扬，人口压力持续提高，胡特尔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还不好说。

【自由环境】

尽管胡特尔人奉行离世隔绝的教条，但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所在大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若没有现代医疗，就算放开了生，也不会有这么高的增长率，若没有现代市场可出售其农产品，他们顶多能够过上勉强自足的生活而无法扩张，若不采纳现代农业设备，他们的农场也不可能盈利从而为获取新土地而积累资金。

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环境，胡特尔奉行的绝对和平主义让他们放弃了自卫能力，若不是身处北美大平原这样文化宽容、社会压力宽松、民风淳朴和善的社会，将难以自保，若没有现代司法体系所提供的普遍安全保障，甚至可能被灭掉。

像再洗礼派这样拒绝融入主流社会、拒服兵役、抵制义务教育、拒绝医保和社会福利的非主流小教派，是绝大多数政府所无法容忍的，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宽容而自由的社会，他们才找到了容身之所，并且兴旺发达。

胡特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注：
[1]许多新教教派的创立者或领袖人物大多是低级教士或粗通文墨的手工业者或小商人。
[2]震颤派（Shakers）是从源自英格兰的贵格派（Quakers）中分化出的一个激进教派，因其信徒在做礼拜时常狂喜至全身颤栗而得名。
[3]150这个数字因而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
[4]所以该教派早期传播时常为入教者的重新施洗，并因此而得名。

童贞崇拜与掠夺性强奸
辉格
2014年5月12日

童贞（virginity）崇拜广泛存在于各大文化中，定居农业社会尤为盛行，时至今日，处女党队伍在某些国家依然庞大，妇产科医生们时而还会遇到男性咨询者请教如何甄别女友是否为处女，为此有人甚至不惜将女友私处照片上传到健康咨询网站上。

对童贞的要求曾经是男性觅偶策略（mating strategy）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人类幼儿特别沉重的养育负担，人类后代抚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亲抚养向双亲合作抚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家庭与子女的情感与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在亲代投资问题上，男性面临一个根本障碍：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对童贞的强调正是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

新娘的童贞可以让丈夫相信至少头胎孩子是自己的，否则他就需要将新娘闺禁小半年以确认其此前未怀孕，更重要的是，婚前守贞的历史，是判断妻子今后出轨风险的重要信号，所以一旦谈判地位（这一地位随男方在家庭中投入资源的比例增加而提高）允许，男性就会对童贞提出要求。

不过童贞并不容易识别，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过某种事情，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传统中国社会的流行做法是，将达到性成熟年龄的女孩置于严密监控的隔离制度之下：多数时间关在与外界隔绝的闺房里，通过缠足削弱其行动能力，外出须由女眷陪伴，且活动时间与地点皆有严格限制，还有一整套社交规范限制其与成年异性的接触。

这么做成本相当高，不仅损失了受控女性的生产力，还要耗费监控者（通常由女性长辈或女佣担任）的大量时间，即便如此，其成效就个案而言也是无从验证的，而只能体现在这套系统在家族历史上的长期执行效果（即所谓的“家风（family honor）”）上。

为此而建立的各种昂贵设施和制度，其实是一种信誉抵押品，相当于品牌厂商所投入的巨额广告费，借此告诉买家：如果我闹出丑闻，这些投资就全部泡汤、甚至会成为我的负资产（一个难以洗刷的坏名声），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昂贵的闺禁系统，只有大户人家才负担得起，穷人就只能求助于其他更廉价的措施，比如早点把女儿嫁出去，把闺禁负担转移给夫家，或者用石刑、火刑和沉潭之类的事后严酷惩罚来威慑女孩守贞[1]，而其中最简单粗暴的做法，莫过于流行于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地区的女性割礼，对生殖器的残毁与缝合使得婚前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有这些措施的重点都在于行为控制，但假如性交会在女性身体上造成某种不可逆的改变，那么童贞便无须依赖对个人历史的了解而可直接由当前状态而得到验证了，就像盖印封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信件在封印之后从未被打开过，曾几何时，人们为童贞也找到（或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封印——处女膜，尽管它实际上和封蜡一样并不那么可靠。

于是，从童贞崇拜衍生出了更专门化的处女膜崇拜。

然而，童贞崇拜以及围绕它而发展出的整套贞操文化，尽管在降低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男性对家庭的投资意愿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对贞操的极端苛求实际上鼓励了强奸。

这种鼓励以两种不同方式发生，首先是强奸受害者经常不敢揭发强奸罪行，因为在贞操文化中失贞（即便是由强奸所导致）被视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失贞者可能因此而遭受严酷惩罚，甚至会被荣誉处决，所以假如强奸是发生在隐秘场合，受害者很可能隐忍不发，而许多男性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才敢大胆施暴。

第二种与传统社会处理强奸案的习俗有关，由于失贞使得强奸受害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大幅跌落，她与强奸者发生过性关系这一事实，在所有潜在配偶看来都是个难以容忍的污点，除了强奸者本人，这样，强奸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单边垄断局面，强奸者通过实施强奸为自己取得了垄断地位：受害者除了嫁个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她愿意接受最差的条件）。

所以在许多传统社会，强奸受害者的家庭，往往会要求强奸者娶受害者，以此了结案件，只有当强奸者拒绝（或不可能）这么做时，受害方才寻求其他惩罚或报复手段；可是这样一来，就为那些因为贫穷、地位低下、丑陋或身体残疾而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正当渠道娶到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额外机会：通过强奸获得妻子，这种做法，不妨称之为掠夺性强奸。

掠夺性强奸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抢婚，实际上，广泛流行于中亚社会的抢婚，真是基于人们对被抢女孩贞操的怀疑而得以流行，所以真正的抢婚行动多半都伴随着强奸，这样即便没有真的发生强奸，女孩的贞操也不再可信，于是女方家庭被迫接受婚姻。（当然，抢婚习俗在某些地方如今已丧失了掠夺性实质，只剩下一个仪式性的外表了。）

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的上述关系，从一个特殊案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太平洋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社会，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协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形态，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2]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萨摩亚人极端重视童贞，尤其表现为处女膜崇拜，女孩被兄长们看管的很严；在萨摩亚传统婚礼上，有一项重要仪式：新娘裸体站在众人面前，由新郎（如果新郎是位高级酋长，就由他的首席议事酋长代劳）当众用右手食指加中指刺破新娘的处女膜，然后骄傲的高举手臂展示带血手指，于是众人才开始赞颂与庆贺。

这种情况下，假如经过两次尝试后新郎手指未见沾血，婚礼将被取消，新娘会当即遭受其家人的严厉责罚，在较早年代甚至可能被当众乱棍打死。萨摩亚男人将亲手破贞并沾得处女血视为一项极大荣耀，多次成功破贞（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男人将被奉为英雄，尤其是当对象是其他村庄的高地位处女时；吹嘘曾给某某处女破贞，是男人们私下闲聊的重要主题。

同时，萨摩亚社会中发生的强奸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不同，强奸的主要对象是处女，而强奸的首要目的是破贞而不是完成常规性交，通常做法是，用拳头猛击女孩胸窝令其暂时丧失呼叫能力，然后迅速将一根或两根手指插入，刺破处女膜，一旦得手并沾血，常会狂喜大呼，只有在不到一半的案例中，强奸者会继续完成性交。

类似的强奸方式也会以一种偷偷摸摸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以此方式发生的强奸案比前一种更加普遍，它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强奸行动如果失败（未能完成手指插入），强奸者若被抓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可一旦成功，和上述其他社会的习俗一样，被强奸女孩的家族通常会答应把女孩嫁给他，后者只须支付一笔赔偿；所以很明显，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娶妻的男性，这是一种获得妻子的可行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萨摩亚社会强奸作案者的主要动机。

男人控制运用自己的手指，比控制运用自己的生殖器，显然容易得多，因而完成手指破贞的成功机会也比完成常规性交大得多，所以既然这些强奸的首要动机是掠夺配偶而不是满足性欲，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强奸者会将手指破贞而不是常规性交作为其行动的核心目标了。

童贞乃至处女膜崇拜，最终会孕育出对女性具有如此伤害性的副产品，真是一齣文化悲剧。

注：

[1]这些惩罚措施在一些文化中被称为“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其功能除了震慑女性之外，也有宣示家族守贞决心的作用，类似于品牌厂商的大规模召回或销毁质量可疑产品的行动，借此可以告诉世人，他们在维护族内女性贞操问题上是非常严肃且不惜代价的。

[2]弗里曼此书本意是在反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名著《萨摩亚的成年》中对萨摩亚社会与人格特征的描绘，不过该书对萨摩亚历史背景和一些重要社会特征的阐述相当透彻，完全适合作为一本普通人类学著作阅读。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在冷战时期，美国不缺乏这样的意愿，因为苏联帝国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清晰可见，冷战结束时，政治学家曾担心，支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西方联盟，在缺少一个明确敌人的情况下难以为继，此后反恐战争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好景不长，反恐联盟很快随老欧洲的背弃而瓦解，连美国的最忠实追随者日本都已开始考虑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

所以这次乌克兰危机，将是对美国意愿的关键考验，其行动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各地那些以美国存在作为其国家安全支柱的国家，那些有望借助美国影响而实现国内变革的国家，都将以这次危机的后果为参照，重新评估其外交战略和制度发展方向，而评估结果很可能是悲观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入了一条全面收缩的轨道，金融危机既打击了美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也让进取性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忍受，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是积极主动的迎合了这一退缩倾向，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伊朗、叙利亚等事情上的一系列消极和退缩表现，都让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可疑。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让欧美政坛终于开始认识到退缩战略的严重后果了，面对共和党人的指责，连奥巴马也开始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试图让世人相信他并不像之前所表现出的那么消极和软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适时的到另一条前线东亚走了一圈，通过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以及与菲律宾的新安全协议，安抚那些对美国承诺心生疑虑的国家。

O2O成了今年的一个新热点，不过和其他电子商务概念相比，它的边界似乎更模糊，或许也正因此，有关它的话题才那么热闹，因为谁都可能觉得跟它沾点边。

在诸多被戴上O2O帽子的商业模式中，能够找出的共同点是：消费者的选择是在线上做出的，而消费过程的某些环节需要一个线下的服务场所，至于消费过程全部环节中有多少是在线上，多少是在线下，则呈现出一个很广的连续光谱；按此界定，携程和服务类团购可谓O2O的先驱。

进入这个光谱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动机，有些是消费性质所必须，比如餐饮团购，有些是在线商家发现实体店在某些环节上的优势难以替代，比如服装零售的试衣环节，还有些则是帮助网络名人将其在网上所建立的知名度在线下转变为收入，因为线上缺乏恰当的实现模式，比如名人开餐馆。

O2O的兴起，体现了电子商务在过去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电商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规模和品牌效应，资本实力，以及构建新型商业模式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让他们已经有能力进入那些最初不适合电子商务的领域，这一态势，将迫使迄今仍保有一席之地的传统产业必须考虑如何在一个被电商全面笼罩的环境中继续生存。

从消费者方面看，这也表明了互联网在他们生活中已变得多么重要，他们的生活和社交重心正不断向线上转移，以至于越来越多的消费决定是在线上做出的；这方面变化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因为网络为文化的进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环境，在其中，消费习惯的形成、时尚与潮流的扩散、风格与品位的分化，都将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发生。

一种可能的前景是，由消费者主动聚合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将更多涌现，在传统零售服务业中，消费者主要处于被动选择和用脚投票的地位，网络让有共同兴趣的消费者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主动表达消费需求，形成意见风向，这也让供方有机会针对特定聚合量身定制俱乐部性质的服务模式。

过去，已经有了地处偏僻、主要依靠驴友会而存在的农家乐，也有依靠车友会的汽车修理店，依靠球迷组织的酒吧，依靠桥牌俱乐部的小宾馆，今后，或许还会有依靠豆瓣影迷圈的电影院，依托某个网络读者群的咖啡馆，可以预料，当这样的机会越来越明显时，许多商家会主动在网络社区中发展此类圈子。

当然，不同消费者在参与这一聚合过程时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多数人有从众和信从权威的倾向，也易受各种光环的影响，况且许多人原本就没有太多消费经验，或者缺乏主见，或不善表达，所以在消费意见和风尚的形成过程中，总是由少数“意见领袖”起着关键作用。

对于实用类消费品，评价焦点通常集中在可以较为客观地衡量的功能和性能指标上，但对许多商品，随着实用色彩的弱化，鉴赏和品味色彩的增强，评价标准变得越来越主观和武断，酒香多浓才不显得俗气，茶色多淡才算清雅，实在没多少道理可讲，起初可能只是某位受公认的雅士一句话，广受追捧并长久因循之后，便成了标准。

风尚与格调的形成，若从协调博弈理论的角度理解，其实也是趣味近似的消费群体中寻找聚点的过程，因为即便高度个性化的小众消费，也不大可能真的为每个人定制，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众口难调的分散需求必须汇聚成若干种风格，而意见领袖恰好可以帮助圈子和群体迅速找到聚点。

网络特别是社交网络，将推动消费人群在不同层次和规模上实现聚合，并从中涌现出大小意见领袖，他们在各自所在圈子内被视为有鉴赏力的、有品位的和值得信赖的，一旦获得这样的认可，那就是一项有价值的资产，而实现其价值的一种方式，便是直接面向这个圈子开店。

最近，正当微信公共号热火朝天之际，突然封杀了大批公共号，其中包括不少颇受欢迎的媒体类帐号，这次封杀看来并非迫于政府指示或压力，也看不出与这些媒体所发布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渠道上都未受影响，看起来，这更像是腾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它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公共媒体平台。

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微信获得更好传播效果并增加一个收入来源的媒体，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一些将其生存发展希望寄托在微信上的自媒体，更是个灾难；不过，作为一个希望看到更健康的新型传播生态的旁观者，我倒不觉得这是件坏事，在我看来，微信不是个好的媒体平台，而一个由类似微信这样的平台主导的传播环境，将比目前的更糟糕。

互联网为媒体提供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新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很大程度上分离解耦了有关媒体的几大环节：内容生产、内容间的关联、阅读体验、互动和传播，在传统模式中，这些环节通常被捆绑在同一家媒体同一种介质中，而在网络新媒体中，各环节可以选择不同平台和不同介质，同时又保持其互联性而不至于成为孤岛。

从内容生产和管理看，博客是最好的媒体平台，借助门户式的聚合或RSS阅读器，它的阅读体验也不错，尤其对于深度阅读者，但博客的传播性较差，尽管有些具有社交功能的阅读器和曾经的Google Buzz带来过希望，但自从谷歌退出之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支持这方面发展。

也正因为缺乏传播力，尽管博客在小圈子内的互动性可以进行的很好，但这种互动很难延伸扩展，没有持续注入的新鲜血液，很难长期维持活力和人气，这一点，与小众型BBS曾经遭遇的命运颇为相似。

但好在互联网是个开放信息系统，博客本身的传播力不足可以借助其他平台得到弥补，比如与推特和微博的搭配，后者具有空前强大的传播力和互动性，而且这种大范围的互动性带来了一种奇妙的挖掘和纠错能力，让一条起初较简单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诱发更多相关信息，而且不同来源信息的并发，让受众有更好的机会进行独立判断。

不过，微博的长度和格式限制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信息的高度碎片化和挥发性，为了容纳更多文字，多数超链接都被抛弃了，碎片进而沦为孤岛，对于深度阅读者，这是很大的损失，从内容生产与管理上看，这也是对超文本的一种反动，作为弥补手段的长微博更是个彻头彻尾的怪胎，图片化的内容无法被检索和引用，成了彻底的孤岛。

但无论如何，微博至少还保留了互联网的开放性，每个帐户、每条微博都有独立的URL，微博对搜索引擎和第三方应用也保持着开放姿态；相比之下，微信则完全是个封闭系统，丝毫没有互联网的开放特征，信息没有独立和永久性URL，因而内容之间无法建立链接，也不可能通过浏览器访问，或分享到其他平台而同时保持互联性。

这也难怪，微信本身就是从聊天系统发展来的，更像一种电信增值业务而不是互联网业务，而聊天者对于内容的开放性和互联性本来就没什么需求，碎片化、孤岛化、挥发性，这些对于聊天者当然都不是什么问题，或许封闭一点、曝光度低一点还更好。

但对于一家注重品质和体验而不只是喷喷口水的媒体，这些却是大问题，碎片化和孤岛化的信息很难索引和管理，无法让内容系统成为一个结构化的、可积累的、有机的知识系统，而高度挥发性也难以让互动和传播为内容的丰富和改进提供动力。

微信的传播力虽强，但这种传播是泼水式的，传播链条在信息扩散过程中一次次断裂，不会形成大庭广众之下的大范围互动，只有千万间隔绝密室中熟人间的窃窃私语，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格局，会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它最多只是一条通往那些不怎么需要互动、也不关心内容互联性的受众的单向道，它可以成为一个传播窗口和收入渠道，但不足以成为媒体立足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