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种族灭绝当然是胡扯，极左分子新近编造的“人民历史”，不值一驳；

2）殖民者与土著确实有不少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定居者与非定居者对土地权利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3）殖民早期这个问题并不太严重，因为相对于北美的广阔地域，殖民者人数极少，他们与土著所偏爱的生态位也十分不同；

4）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因美国独立而大幅恶化，后来的西进运动（特别是铁路开始向西延伸后）更加剧了冲突，时而发展成战争；

5）这一转折的原因之一是人口增长，第二个原因也很重要：殖民者不再受英国政府的约束，在此之前，帝国的北美政策是，保障殖民者福祉的同时，尽可能拉拢印第安人，将其视为对抗法国和西班牙的盟友，所以需要约束殖民者过度向阿巴拉契亚以西扩张，至少扩张势头不要那么猛烈；

6）独立之后，在对待土著的态度上也分成两派，大致上，越是偏向精英主义的，越倾向温和友善政策，越是平民主义的，越倾向强硬敌对扩张政策，后者的代表是民主党之父安德鲁·杰克逊，其主要名声、成就和政治资本，就是打印第安人（顺便一提，联邦政府的系统性腐败也是从他开始的）；

7）这两派的分歧让人想起罗马故事，格拉古兄弟也是民粹主义者，哥哥提比略想用土地改革（没收大地产分给失业穷人）讨好贫民，结果被打死了，十年后，弟弟想出了更好的办法：去掠夺新近归附小亚细亚属国的财富来给穷人发福利，这样既讨好了穷人，也不得罪贵族；

8）一般来说，一个强国，若民粹分子得势或上台，其邻国、友邦、属国的平民往往没好果子吃，希特勒和查韦斯就不说了，美国工会得势的年代，亚洲工人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多工作机会，美国工会的残余势力至今还在喊着要把就业机会夺回来；

阿博特在周一的晚宴上说，“我之前从未听过一位中国领导人宣布，这个国家将在2050年之前彻底实现民主，”他随后感谢习近平发表了一份“历史性，历史性的声明”。

阿博特的这番话似乎指的是习近平周一早些时候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对该国议会的演讲内容。在演讲中，习近平还寻求让该地区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习近平重复了一句常用的表态，称中国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此类装傻早已是西方政客得心应手的老套路，每回来中国，照例都会要匪首表示一下，“快来哄我呀，快来呀～”，说句好听的，我回去就能向选民交差了：我施加过压力啦，把这个事情放在优先位置哦，口气很强硬哦，而且获得了成效哦……

实在不给面子，只好自己“误读”了。

当不当真反正没人关心，要真关心你们又想怎么办，授权我打过去？

说几点我的看法：

1）除非是为了换取或维护更重要的自由，开放贸易总是好事，而服贸协议并未以牺牲其他自由为代价；

2）既然服贸协议每年都可以暂停，反对派为何要拼死反对？因为一旦协议开始实施，受益者尝到甜头，再反对就难了，到时候民进党自己也得支持；

3）逐条表决没什么道理，既不是一条普遍确立的宪政原则，也不是自贸协议的通行做法，

4）当然，作为一种在特定事项上的临时安排，如果双方愿意，试一下逐条表决也没什么不可以；

5）有关逐条表决的所谓“朝野协商”其实没什么代表性，只有少数议员参与和签署，并未得到两党决策机构或议会党团的认可；

6）此类议员之间就某一立法事项达成的协议或联盟，只有政治博弈策略上的意义，没有法律或道义上的约束力，参与者背弃协议只是损害了他在今后政治博弈中的可信度，这跟法律或宪政规则没关系；

7）实际上反对派已经得到了逐条审议表决的机会，但他们没有也根本无意使用这个机会，他们所做的只是拖延和笼统的表达反对姿态；

8）如果少数方认为多数方违反了法律或宪政规则，恰当的反应是寻求司法矫正，如果你有诚意推进和维护宪政体制，就应该将司法途径作为解决纠纷的优先选择，只有当司法程序不存在，或司法途径受阻时，才考虑其他途径；

9）是台湾不是没有法律可讲的地方，从近年来做出的一些重要裁决看，司法院正在变成具有独立性的最高法院；

10）有表决机制不服，有协商审查机会不用，有司法途径不走，偏偏把民众和学生叫上街，这是耍无赖；

11）有人把这事情跟内地反PX运动类比，说关键是马英九政府已经丧失公信，你说得再好听我们也不信，我就是反对。这个类比太离谱，艹，你把马主席当毛主席了？把今天的国民党当布尔什维克了？

2）无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人口总体上都在下降，除了包括鞑靼在内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

3）鞑靼人口增长迅猛，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在克里米亚不少行政区占多数；

4）按俄罗斯对待少数民族的瞒旰做法，克里米亚要是真并入俄罗斯，很可能变成另一个车臣；

5）对于乌克兰，这反倒是甩掉了一个未来的民族包袱和潜在的火药桶，有益无害；

6）但是，眼睁睁看着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对美国是件坏事，因为这背弃了《布达佩斯备忘录》，这种背弃将有损其信用、声誉和权威；

7）对美国霸权是坏事，所以对世界人民也是坏事，除了乌克兰；

所以，今夜我愿是乌克兰人。【咦，这句话倒底是啥意思？】

在英国，则是王权不断被贵族制衡削弱的历史，其演进的自然结果，便是宪政。

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如果说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受到制衡，这是对的，但说王权不断被削弱，就很难成立了。

要评价王权在宪政发展中的角色，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宪政，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宪政就是光荣革命后所确立的那个制度结构，而另一种则认为，宪政的基本要件——权利不被王权任意剥夺（大宪章和陪审制）、对人身与财产权和契约的普遍司法保护（普通法）、征税须获得纳税人同意（国会）——在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 dynasty）便已确立，我本人持后一种观点。

按第一种宪政观，王权确实随宪政发展而削弱，但不是被贵族，而是被国会，特别是下院，在此过程中贵族被削弱的更厉害，他们残存的封建性特权被剥夺殆尽，政治特权也所剩无几；而按第二种宪政观，王权则恰恰是随宪政发育而不断扩张，所以无论从哪种观点出发，都无法得出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被贵族削弱的判断。

王权孱弱、国王只是个大贵族，这是中世纪早期封建制度下的典型状况，而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是从诺曼王朝开始）向近代宪政发展的历史恰好相反，是王权不断扩张的历史，贵族无力阻止国王将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但成功抗衡了其专断权力对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抗衡了任意征税权力。

封建体系下，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是契约性的，单纯而明确，无须宪政抗衡机制，只有当王权延伸至贵族领地之内时，才产生了抗衡的需要，这一过程沿两条路线展开：

1）国王通过推行普通法将其司法管辖权延伸至贵族领地内，逐渐代替封建法和领主司法权，这点他做到了，但他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对贵族予取予夺、生杀一念的程度，结果，国王的司法权是扩张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接受陪审制和抗辩程序以安抚贵族的担忧，接受法律专业群体作为法律的解释者。

2）规模越来越大，费用日益高昂的对外战争，常常迫使国王突破封建契约而征税，实际上他的要求常常能得到满足，但代价是接受了国会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

可以看出，这两条路线的发展结果都是非常微妙的平衡，而不是力量对比的某种单方面变化。

不过今天又想了想，感觉这事情其实还有更多可寻味之处。

刘瑜的观察是对的，在中国，陌生人之间确实习惯于回避目光交流，也不会轻易笑脸相向，但由此得出“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早就超越了伪善，走向了赤裸裸的冷漠，赤裸裸的恶意”，却是草率的。

随便切换几个场景，你就可以找到完全相反的证据，说明国人是多么热情似火，甚至可能觉得热得过火，都有点烫手了，在这些场景中，国人花在考虑他人的看法和感受上的心思、精力、时间和金钱，恐怕全球少有匹敌，也因此，他们常被鄙视为活得太累。

不对陌生人笑脸相迎，未必表示他内心冷漠，更可能的解释是，这笑容是重要的交往信号，须留给特定的社会关系，轻易使用会减损其信号价值。

这些社会关系是不能随便建立了，因为它们包含了很多人际责任，或者叫社会性义务，一旦你向陌生人投出笑容，便可能构成了一个建立这种关系的邀请，假如得到积极回应，你就负上了许多相应的义务，假如得到消极或否定性回应，那将是对你的极大羞辱，两者成本都很高。

在传统熟人社会，这些义务的内容庞杂而持久，每个人能够负担的数量有限，因而每次建立这样的关系都须谨慎从事，而既已建立的关系，也需要在各种交往互动中不断加以确认，见面时的笑容便是确认信号之一。

在我家乡的方言里有“点头朋友”一词，指关系一般，相互不承担什么义务的熟人关系，点头朋友相遇时的笑容是微弱浮浅的，打招呼的声音也含糊而短促，与真正的朋友关系很容易区分。

当然，笑容信号也可以用于其他场合，比如你向一位不太亲密的熟人寻求帮助时，也会笑脸相迎，但这种情况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缘由”，才能与偶遇时的笑容做区分，否则信号就会混乱。

只有当笑容信号不再有这样的功能时，它才可以被随意使用而不必担心惹出困惑和尴尬，这一条件，恐怕只有在多数人已长期脱离熟人社会之后，才会具备，欧美国家城市化已超过两代人时间，或许有这条件。

在现代都市社会，除家人之外，大部分人际关系都是局部而有限的，甚至也是短暂的，个人的私生活和情感空间很少被这些关系所持续介入，因而交往中的热情不会给双方带来什么负担，人们大可以在街头笑脸相对，错身而过之后却一无牵挂。

专利权或许曾起过正面作用（所激励的创新多于所压制的创新），未可知，但软件专利显然已成大害虫，严重困扰了产业健康发展。

专利这种产权形式的致命缺陷，和象征性占座一样，虽然形式上也是先来先得，但占有成本太低，只是在行为空间里划出边界，但并未实际占有，即，并未真正实施边界内的那些行为，成本太低就鼓励大家不负责任的随意圈占，但占了茅坑又不拉屎，别人想拉又漫天要价。

对此问题，2006年时曾和zhangiii总讨论过，当时讨论的焦点是如何约束专利持有人不漫天要价，iii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不知记忆是否准确）：不妨让专利注册者自己为专利标价，这个价格将成为他未来可能获得的赔偿的上限，同时也是政府征收财产税的基数。

今天又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方案还可以改进，要点如下：

1）注册者自己为专利标价，标价分两部分：最大授权份数（N）和每份授权单价（P），同时说明每份授权的内容（比如，可以是每件产品、每年/每月/每天的使用权，等等）；
2）持有人每年可对N和P作一次修正；
2）当售出授权数为零时，持有人每年可对N和P作一次修正；（28日修改）
3）专利持有人须每年为专利按标价和固定税率（R）缴纳的印花税，税额=N*P*R，税款注入一个创新基金（F）；
4）当有人向持有人购买授权时，专利局从F中向购买者支付补贴每份P*R，假如售价有折扣，补贴同样折扣；
5）当有人在诉讼中被判侵权时，每份侵权赔偿P，其中P*R由专利局从F中代付；
6）当售出的授权数（包括诉讼中被判的份数）达到N时，专利自动作废；

这样，假如没人向你买授权，你就等于是在赞助别人去买另一个别人的专利授权，激励问题解决了。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不大同意。

我对钟表技术发展所知不多，主要得自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的介绍，他花了两编六章的篇幅叙述了计时技术的历史，如此不吝篇幅，有两个原因，1）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这是该书主题）上，时间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方面，2）钟表是最早的被产业化的机器，被他称为“机器之母”，许多机械原理和技巧都可以追溯到钟表，因而在技术和产业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以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计时技术的飞跃之发生在西欧而非其他地方，可用如下逻辑链说明：
1）钟表技术飞跃是因为存在规模化需求；
2）规模化需求来自当时大量涌现的商业市镇；
3）市镇之所以能对钟表形成有效需求，是因为它们具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城镇缺乏这些条件；
4）这些制度条件包括教会、行会和商人自治政府；
5）规模化需求使得钟表制造成为一个成规模的产业，从而为专业化和分工创造了条件；
6）专业化和分工最终导致了创新浪潮和技术进步；

假如只有天文观测需求，需求规模很小，只能支持非专业的孤立建造，无法产业化。

更重要的是，天文观测需求不构成重要的东西差异，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激励制订精确历法，也投入了许多资源，积累了不少知识和专家，但并未导致钟表业的产生和计时技术的飞跃，所以我不能赞同赵行德同学的解释，当然，我的替代解释也只是很没把握的推测。

这句话，一直被翻译为：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被认为是孔子提倡愚民的理论根据。
实际上，这句话是这样断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如果人民的素质高，就给他们自由宽松的环境；如果人民的素质不高，就要教化他们。这和孔子是倡导“有教无类”的思想相吻合。

这种说法好像以前也在哪里见过，不过，我对此类古典名言的本意到底是什么，从来没什么兴趣，只要明白引用者的意思是什么就够了，像这样没有上下文的语录式箴言警句，原本就不可能确定其含义，各取所需就是了，无所谓对错。

对这句话，上面两种解释我都不太喜欢，好像都很牵强，特别是后面那个自称的正宗版，而且让我纳闷的是，有一个显然更新潮更现代化也更适合用来把儒家包装成所谓“古典宪政主义”的解释，怎么就没人想到。

假如我是哈耶克，会很乐意见到这样的解释：你可以指望人民遵循某些自然秩序，但别指望他们会理解它。这不就是对自发秩序和非意图后果的简洁表述嘛，多么美妙的包装啊，呵呵。

迄今没人找到这个解释，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把“可”理解成了“应该这么做”（道德理由）或“最好这么做”（策略理由），但其实“可”也可以是“有能力做到”（现实理由，或曰技术理由），“可”确实是个充满了歧义的词，不是词语带来了混乱，而是人们经常本来就分不大清这三种理由。

又回顾了一下利比亚的事件序列，感觉北约在那儿的作用无非是把内战限制在轻武器水平上（当然法英显然是想推翻卡扎菲了事，无奈联合国授权有限，没法做的太明显，而美国则对此缺乏热情），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什么？更少平民伤亡？别逗了。

这样我就很怀疑，假如卢旺达的悲剧发生在今天，北约能做点什么？在卢旺达屠杀上百万人可没用什么重武器，甚至没用多少子弹，绝大部分人受害者死在几毛钱一把的砍刀下面（屠杀开始前，胡图族好斗分子进口了58万把砍刀），这样的群众性砍杀一旦开始，北约若不出地面部队，不实施占领，还有啥手段来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中唯一重要的现代工具是无线电台，这玩意儿靠轰炸让它消声恐怕不容易。

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则/理论/逻辑/说辞，可以让这么多人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同时，支持或默许利比亚战争？反战者都跑哪儿去了？难道是——

1）是因为卡扎菲同学镇压工作做得不够好以至让抗议演变成了内战？
2）还是因为卡扎菲同学眼看不行了得赶紧让法国抢个功劳？
3）是因为卡扎菲同学2003年后投诚的是美国而非欧洲？
4）还是因为卡扎菲同学既已投诚就得老实听话？

不会吧？这些怎么说得出口？

一百多年来，英法就一直在抢着做阿拉伯人民的朋友，海湾战争后，美国收编了海湾六国，反恐战争又搞定伊拉克和利比亚，马格里布是法国人唯一还能露点脸的地方了，假如利比亚完成和平过渡，功劳得记在小布什账上，至少没法国人啥事，可要是新政府是法英保护下建立的，就大不一样了。

靠，奥巴马这蠢蛋被法国人裹挟了还在傻笑。

据我所知：极少。

但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有无数人屏气凝神，侧耳倾听，抱着收音机躲在被窝里，捕捉着来自东欧的每一丝信息，逐字逐句的读着每一条能找到的报道，似乎他们果真愿意投入极大的精力来弄清其中的状况……

很明显，今天有着好得多的条件以低得多的成本去看清那段历史并得出一些体会、看法、甚至结论，也许你因此会意识到，当初随着信息的串序涌入而不断调整的认知与评价，与事实之间的偏差是何等巨大，但已经没人关心这些了……

对于信息处理的这种低效率，没多少人会在乎，他们宁愿在下一次当聚光灯转到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埃及时，继续一头雾水、两眼抓虾、兴致勃勃、狗屁不通的围观呐喊，仿佛自己从来都是白宫危机响应小组的顾问……

人类真的很可爱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

主任：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其他委员：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华民（经济学院教授）

王迅（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绍龙（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教授）

郭慕依（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

林祥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

Second, you seem to think that we might censor a student’s thesis, which is lawful and already in the public domain, simply because a powerful interest finds it inconvenient. This shows a deep misconception of what universities are and how we work. Cambridge is the University of Erasmus, of Newton, and of Darwin; censoring writings that offend the powerful is offensive to our deepest values. Thus even though the decision to put the thesis online was Omar’s,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ack him. That would hold even if we did not agree with the material! Accordingly I have authorised the thesis to be issued as a Computer Laboratory Technical Report. This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people to find and to cite, and will ensure that its presence on our web site is permanent….

……

You complain that our work may undermin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payments system. What will support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payments system is evidence that the banks are frank and honest in admitting its weaknesses when they are exposed, and diligent in effecting the necessary remedies. Your letter shows that, instead, your member banks do their lamentable best to deprecate the work of those outside their cosy club, and indeed to censor it.

不难想象，这一举动会被许多人视为剑桥言论自由和学术独立精神的一次响亮展示而获得欢呼和羡慕（中文报道在Google Reader上获得了25个喜欢），不过，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位Anderson的火气有点莫名其妙。

我甚至没弄明白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剑桥对其学生/学者公布任何研究内容都没有限制？即便不予限制，连指导意见或准则都没有？而一旦他们公布了就no choice but to back him？否则便辱没了Newton和Darwin？

举个例子，假如这个Omar研究的是性生理学，而他公布了临床志愿者的姓名和临床资料，剑桥管理部门真的没意见？或者他是人类学家，不小心泄露了田野调查对象的敏感隐私，人家来投诉要求做匿名化处理，你也会这么火大？

我不信剑桥在此类问题上完全没有准则，当然Omar的行为可能没有逾越这些准则，但在信用卡安全这么敏感的事情上，外人指望一下存在相关准则，也不为过吧？犯得着为此发飙？

我猜，答案或许隐藏在“a powerful interest finds it inconvenient”这句话里，假如finds it inconvenient的不是银行业协会，而是妇女保护组织，儿童关怀组织，绿色环保组织，回答大概会温柔的多，果若如此，那到底是谁更powerful呢？……

……目标直指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及其基础inclusive fitness理论，称此模型解释力不理想，并提出其替代理论。可以想见此文在生物学界肯定是爆炸性的。事实正是如此，目前此文已引起上百名生物学家大混战，就差拳脚相向了。这里是Nature的报道，和New Scientist的报道。

看到报道时，我也很吃惊，一方面是暗暗抱着九分怀疑的态度，但同时，因为论文第三作者是大名鼎鼎的E. O. Wilson，该文的研究主题又是真社会性（eusociality），而Wilson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和bill一样，急切的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次日bill给我发来了论文全文，读完之后，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至少自以为是），这事儿确实值得写一写，不过后来几天忙于博客搬家，拖到今天才顾得上。

下面是我对论文的解读和评论：

1）对于真社会性的起源，可以想象两条进化路径，直观起见，不妨分别称为“子代合作路径”和“亲代控制路径”；前者的意思是，某些条件下，个体（O）发现，帮助亲代（P）生育和抚养它（O）的姐妹，比自己（O）去生育和抚养子女，在遗传上更有优势，于是物种便发展出了这样的特性。

后者的意思是，某些条件下，个体（P）发现，若能通过某种手段抑制其部分子女（O）的生育能力，并促使它们（O）帮助自己（P）生育和抚养更多的子女，将获得更大的遗传优势，于是物种便发展出了这样的特性。

Wilson在《昆虫的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 1971）一书里，以我理解，似乎为这两种可能性都留有余地，但现在，这篇论文却显然排除了子代合作路径，而认定了现有真社会性物种都是沿着亲代控制路径进化而来的，这意味着，最终导致真社会性的一系列变异，最初是从亲代那边开始的，比如，首先发展出的，应该是诸如抑制子代卵巢发育的外激素，而不是诸如在营养不足时自动停止自身卵巢发育的机制。

这一排除同时也意味着，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理论在解释真社会性起源上，并无用武之地。

子代合作路径的排除，对于汉密尔顿理论，确是件尴尬的事情，因为内含适应性和汉密尔顿法则（Hamilton’s rule）的最初提出，正是基于对膜翅目（Hymenoptera）昆虫的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性别决定模式与真社会性之间关系的分析，而其中的推导过程，是沿着子代合作路径进行的，现在看来，这一分析很可能缺乏事实基础。

考虑到Wilson的学术背景和地位，我姑且采信这一结论，但基于下列阅读印象，仍心存疑虑（当然我相信作者们一定考虑过这些情况了）：

• 真社会性在膜翅目中独立起源的次数，貌似远高于其他类别；
• 膜翅目真社会性物种中，广泛存在多后现象（即多个后虫），而膜翅目以外的真社会性物种，都是单后的；
• 膜翅目真社会性物种的品级决定（caste determining）似乎更多依靠营养决定，而其它类别似乎更多依靠亲代的外激素（pheromone）压制；
• 在后虫死亡后产生新后的过程中，非膜翅目物种的争夺是你死我活的，而膜翅目的似乎较为温和。

2）从亲代控制路径出发，论文认为，解释真社会性起源，无须引入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也即无须按汉密尔顿法则进行基于亲缘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即著名的r*B>C不等式），而只须按经典自然选择理论计算个体适应性即可。

这是完全可能的，在许多情形下，基于内含适应性的计算，和基于个体适应性的计算，会得出近似的结果（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用“自私的个体”去近似“自私的基因”），因而在性状和行为上观察不到显著差异，而在其他一些情形下，即当满足某些条件时，这种差异便足够显著而不得不考虑。

造成两种计算结果近似的最常见条件是信息障碍，听说过道金斯的绿胡须（green-beard ）典故的人应该会了解这种信息障碍，一种性状/行为，要能够基于亲缘关系而区别对待同类，必须基于识别亲缘关系（即估算汉密尔顿不等式中的r参数值）的相应信息手段，否则，产生该性状/行为的基因将无法因此而扩散；如果这样的信息条件不存在，内含适应性和个体适应性就是等价的。

排除内含适应性，也意味着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单倍二倍性降低了膜翅目昆虫发展出真社会性的其他条件；对此，我同样略表怀疑，如同人类家庭一样，在真社会性物种的巢群（colony）中，想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亲子冲突（parent-offspring conflict），当冲突过于严重时，社会性巢群是无法维系的，而单倍二倍性应该能降低冲突水平，从而有利于真社会性的进化。

现在看来，论文排除了这一机制的作用，当然，理论上这是可能的，即，现有真社会性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都找到了其他方式来避开或压制了亲子冲突。

如果到此为止，这篇论文就没有什么颠覆性，我可以轻松接受，只是汉密尔顿摆了个小乌龙，歪打正着的从一个错误案例的分析中得出了正确理论，略显讽刺，但无伤大雅，如此而已。

3）但是，论文显然走的更远，基于上述两点，它进而得出结论：内含适应性概念乃至基于它的整个理论都是无用的，不如回归经典自然选择理论——正是这一说法让事情具有了爆炸性和戏剧性。

说实话，对于得出该结论的逻辑，我颇感惊讶，依我看，这一逻辑似乎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内含适应性理论如果是有用的，那么只须知道汉密尔顿不等式中的r值，便可直接推知近亲个体之间的合作模式。

但这一逻辑显然是错误的，首先，如上所述，真正起作用的是可被个体识别的r值，而不是实际的r值，其次，不等式中的B和C值千变万化，仅知道r值是无法做任何具体推断的。

实际上，果若按此逻辑评估内含适应性理论的价值，人们早就该否决它了，首先，非属膜翅目的白蚁和裸鼹（naked mole rat）都不具有单倍二倍性的亲缘优势（即把姐妹亲缘rs/女儿亲缘rd的比值从1:1提升到了3:2），其次，单倍二倍性的亲缘优势仅当雌虫只接受单一雄虫或亲缘极近的雄虫的精子时才存在，而许多真社会性昆虫并不满足该条件。

不过，上述逻辑是否真的暗含了，要看过论文的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才能最终确定，我还没得到这个文本。

4）最后，由这样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颠覆内含适应性理论，在科学方法论上是不合适的，尽管从思想史角度看，该理论源自对单倍二倍性与真社会性之间关系的分析，但在那之后，它们已经成为整个进化生物学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亲缘选择理论的基础，它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话说，是组成纲领之硬核（hard core）的一部分（而亲缘选择、亲代投资和和性选择等理论，都是处于“保护带”的二级理论），抛弃它就需要整个重建进化生物学的理论基础，就主题和范围而言，这篇论文显然远远够不上这个量级。

而且，从下面两段引文可以看出，论文所谓的经典自然选择解释，实际上是以拒绝将职虫（worker）视为有效个体，以其为单位计算个体适应性，而只接受后虫（queen）或巢群（colony）为个体/超个体（superoganism）计算适应性，为前提的：

In other words, the queen and her worker have the same genes that prescribe caste and division of labour, but they may differ freely in other genes.This circumstance lends credence to the viewthat the colony can be viewed as an individual, or ‘superorganism’.

Further, insofar as social behaviour is concerned, descent is fromqueen to queen, with the worker force generat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queen (or cooperating queens) in each generation. Selection acts on the traits of the queen and the extrasomatic projection of her personal genome. This perception opens a new form of theoretical inquiry, which we illustrate in Box 1.

Box1里相应的内容：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always claims to be a ‘gene-centred’ approach, but instead it is ‘worker-centred’: it puts the worker into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and asks why does the worker behave altruistically and raise the offspring of another individual? The claim is tha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requires a theory that goes beyond the standard fitness concept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here we show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By formulating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population genetics and family structure, we see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usocial and the solitary allele is described by a standard selection equation. There is no paradoxical altruism, no payoff matrix, no evolutionary game. A ‘gene-centred’ approach for 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 makes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 unnecessary.

然而，如此认定个体适应性的主体，之所以在方法论上是“合法的”，不正是因为内含适应性理论扭转了我们对自然选择的作用单位的认识吗？否则，凭啥职虫的个体适应性就不算适应性、不值得被计算？而巢群又为何可以被当作“超个体”而成为计算适应性的单位？

其次，当我们站在后虫角度计算适应性进而解释真社会性起源时，实际上采用的是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理论的思路和算法，而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亲子冲突、寿命理论等等一样，都是建立在内含适应性之上的二/三级理论，采用它，实际上需要以接受基于内含适应性的科学纲领（或用库恩的话叫“科学范式”）为前提，否则，你的方法论将是自相冲突的。

至于从亲代投资理论出发如何解释真社会性起源，说来话长，另起一篇吧。

1）歌手们在他入住之前就一直在制造噪音了，他们至少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连续维持了重复这些行为的事实状态，他们最初或许没有在此制造噪音的权利，但两年时间足以形成某种“固有的权利”了；

2）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在执行其产权排他性上的代理人——似乎并不认为排除这些噪音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在业主长期未对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也代表了业主的看法；

3）拥有强制力的治安机构对老罗的主张提供了某些支持，但这些支持并不连贯而明确，也未能改变上述事实状态。

老罗或许认为，业主的房屋产权中，已经默认包含了排除噪音干扰的权利，然而，这并非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买的是一栋周围空旷的别墅，我赞同包含了这样的默认权利，若有人把大功率音箱扛到你家门口来制造噪音，显然是侵权。

但现在你的房屋是在拥挤的闹市区，拥挤和闹市本身就意味着各种行为空间存在着先在的、可预见的重叠和冲突，个人的行为边界并非自然可辨的，实际的权利边界须基于对行为的历史和事实状态的考察才能确定，这就需要双方拿出证据来证明他对有关行为空间事实上的“占有”，而已经呈现的证据看上去支持了歌手们的占有状态，而业主——由于其长期不主张和不行动——已经丧失了排除噪音的权利，当然，这只是基于有限信息的初步看法。

这件事与孟买机场周边贫民窟的案例颇为相似，机场当初通过购买确实获得了周边大块土地的所有权，但在许多年中，他对一批批涌入的贫民搭建棚屋并长期居住的行为并未采取恢复占有的行动，直到很多年后当他计划扩建机场时，才想到要清理贫民窟，我认为，此时他已经丧失了无条件赶走入侵者的权利。

在英国普通法中，恢复占有的时效为一年零一天，当然，时效的长度随习俗而异，可以讨论，但我觉得两年显然已经足够长久了。

关于所有权问题的更多讨论，参加我的两篇旧文：

《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车辆按号限行实非上策》

其实，严格地说，这两篇文章所罗列的证据只能说是“未发现燕窝有任何保胎和美容功效”，并不足以结论“燕窝没有这些功效”，因为文章并未举出针对燕窝此类可能功效的实验或统计证据，不过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文章的宗旨，大抵是劝说女人们别再吃燕窝了，这东西没啥鸟用（相对于其高昂价格来说），而且对燕子们实在残忍，就别吃了吧，用心可谓良苦。

不过，依我看，要劝说师奶们放弃吃燕窝，以科学为武器，从营养和功效入手，并不会有什么好效果，要知道，吃燕窝保胎，和吃鹿鞭壮阳、吃人参延寿、用首乌洗发，等等等等一样，并不是出于任何营养学的考虑，说白了，这些都是巫术，只是流传实践久了，实践者未必意识到它们是巫术，而笼统的将其认为是传统经验的组成部分。

所以，说服他们放弃这些做法的最好办法，是把它们的巫术性质揭示出来，再把类似的巫术介绍展示出来，让他们看明白，这些巫术与他们所鄙视的原始部落和蛮荒乡村中流行的巫术，没什么差别，这样一来，LV/Gucci/iPhone满身的小姐/师奶们，脸上恐怕就挂不住鸟。

吃燕窝、吃鹿鞭，按弗雷泽的分类，皆属感应巫术（sympathetic magic）中的模仿巫术（imitative magic），此类巫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若想获得某种结果，就实施该结果形式上存在某种相似之处的行为；比如，燕窝是雌鸟孵育幼儿的，所以吃燕窝就会补胎，人参的形状像人，所以吃人参就有助于维持人体完整（也就延寿了），鹿鞭的相似之处就更直接了当了。

弗雷泽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书里不厌其烦的列举了大量此类巫术，当然，按现代标准，弗雷泽收集的案例质量是可疑的，多半基于来自非专业人士（多为传教士、商人和殖民官员）二三手材料，但他所描述的特征和分类以及背后的思想，是很靠谱的，因为直至今日，我们在身边都很容易反复观察到类似的例子，而其背后可以发现相同的原理。

比如，孕妇难产时，就打开家里所有能打开的东西：门、窗户、拉开所有抽屉、麻袋全部敞开口，等等，这是弗雷泽举的东南亚的例子；类似的，我们的船家忌讳说“箸”，改说“筷”；上乳牙掉了扔井里，下乳牙掉了扔屋顶；照仇人的样子做个小人写上名字用针扎，等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感应巫术里还有一类是传染巫术（contagious magic），背后的信念是：我对曾属于某人一部分的东西做某事，其效果近似于直接对该人做该事；比如把仇人的衣服扔在地上使劲踩，把他掉的头发放在毒药里泡；对名字的避讳或许也是，名字也常被用作施巫的中介。

传统关于食物的功效乃至疗效的说法中，许多都是模仿巫术，而吃啥补啥是其中叫浅显的一类，有些则更迂回一些，中医的许多药物也是这种情况，一样样去验这些“药物”的功效，医学界恐怕既无精力也无兴趣，而且拿这些东西当真的行为本身会显得十分可笑，弄不好遭同行鄙弃。

对于这一类东西，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通过大量相似例子的类比指出其巫术性质，今天，即便最热情的中医拥趸，恐怕也不会系统化的支持巫术吧？

这件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传播学特征，很精彩，简直是个完美案例。

起初看来只是个孤立事件：一位心脏外科专家在一次儿童泌尿门诊中，厉声质问患儿母亲（P0），怎么还在给孩子吃这个牌子的奶粉；显然，她相信了“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这一传闻，并基于此而向患者提供了处置意见。

到此为止都很平常，但后面的发展很有意思，我来理理：

1）一个观念（“圣元奶粉含激素并会导致性早熟”，下称A）原本只是个普通的传闻，但经专家之口说出，被P0深信，激活了遭受欺骗和侵害的念头，并促使她向记者投诉；

2）同样，因为观念处于专家之口，并包含了商家损害消费者的故事，被认为有新闻价值，上了电视；

3）该电视节目所覆盖的人口、它的收视率、性早熟的患病率、圣元婴儿奶粉的市场份额，这几个变量值的组合，导致n位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Pn）看到或听说了节目内容；

4）Pn们迅速接受观念A，并作出和P0一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同样出现在媒体上；

5）于是，上述节目的观众，看到了n+1个雷同样本，它们都支持观念A；

6）于是，观念A变得更可信，更具震撼力，当然，也更有新闻价值，更具传播力；

7）接着，类似的报道出现在更大范围的媒体，于是从（3）到（6）的循环再次开始，不过是在更大的人口规模上；

8）随着循环继续，传播范围和Pn的值呈指数式增长，直到找出整个人口的全部合格样本（性早熟患儿父母兼圣元消费者）。

归结起来，这个传播模式的工作机制是：一个观念的早期传播，会从听众人群中自动筛选出那些支持该观念的样本，从而造成一个统计假象，该假象强化了观念的说服力和传播力，进而从扩大了的传播范围中筛选出更多的支持样本，如此循环最终使得该观念不仅广为传播，也被广泛接受。

该机制得以运行，需要恰当的条件，比如（3）里几个变量的值要高于某个阈值，我粗算了一下，圣元事件似乎恰好满足了该条件：

武汉人口900万，约300万个家庭，假设其中10万家庭有奶粉期婴儿，单纯性乳房发育的假性性早熟，据说发病率约千分之二，约200个，圣元奶粉市场份额约8-10%，取下限是16个，报道该事件的节目据说收视率很高，算它10%，直接收看加上亲戚朋友告知，假设30%患儿父母及时得知节目内容，大约5个。

而事实上，最终有两位家长决定向媒体投诉，看上去是很合理的比例。

以下言论摘自松鼠会最新文章《碘盐争议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与争论焦点》：

这场碘盐之争，人们有没有“选择权”是没有意义的。有了“选择权”，人们依然需要可靠的科学基础才能正确选择，否则就只能被谣言所左右。

科学主义者常无法理解，选择的自由，包括作出愚蠢选择的自由，作出会在事后让自己后悔的选择的自由，听信谣言的自由，拒绝任何权威包括科学权威指导的自由。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震惊，这与我对新闻行业的印象相符，我只是没想到它会被正儿八经的写下来。

长久以来，新闻界都在宣扬他们的两个使命：报道真相，扮演社会良心；但很明显，这是两个时常会相互冲突的目标。

责任感和良心是好东西，正如红酒也是好东西，但这两样都不能帮助你接近真相，还时常会让你远离或拒绝真相，在我看来，好奇心和鉴别力才更让你接近真相。

不要以为我在谴责什么，或许他们是值得尊重的——这取决于你在何种程度上认同他们所认定的责任和良心——，我只是想说明，当你打算采信被报道的事实时，最好了解书写它的背景，正如在法庭上，对证人背景的了解，将有助于你决定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采信他的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