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gzhou: 历史学（按年代和文明而分的）各领域，方法论差异极大，乃至形成不同学派，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依我看，是可得材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材料少的可怜时，研究者必须放宽视野，从更一般原理做推断，拟构出最合理的假说，材料多而难懂时，则侧重于解码，材料多而质量差时，则重考据，至于量化研究……

@whigzhou: 那些在特定领域选定或创造了适当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便有机会成为该领域之宗师，与其方法论所对应的禀赋、旨趣、特长、技术，塑造了这门学科的气质，一旦确立，与之不合者便不为其所容，于是一个学派便固化了下来，革新力量只能来自外部。

【2020-10-11】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个学科之可用材料的性质，可能也对研究者的认知倾向构成了一种选择机制，进而对其理论的可能性构成了局限，比如，一个愿意把瓦特和博尔顿留下的两万多封信从头到底读一遍，或者把某个时代的小说全部读一遍，或者把各民族神话故事全部撸一遍，的人，其认知结构必定有些相当特别之处，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最终得出的理论，将只可能是如此这般的，而非如彼那般的。

这也是人工智能将给一些学科带来割命性改变的理由之一。

【2021-07-15】

@whigzhou: 职业特性对从业者可能也有着类似的选择效应，比如，至少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教师工作的特性，吸引了某些特定的人从事教师职业，而这一筛选机制决定了这些人做不好教育工作，至少做不好某些重要的教育工作，

@whigzhou: 理论上完全可能：做的好某类事情的人，都不会喜欢做这类事情

@茶博未:学校、家长、学生不掌握按质量付钱的能力，于是格雷欣法则就适用了

@whigzhou: 格雷欣法则是一方面，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些职业本身的特性，注定会让有能力做好它的那些人远离它

【2023-11-26】

@whigzhou: 感觉历史学大概会是受此轮AI突破影响很最大的学科之一，个体裸智力大约在20岁前后达到巅峰，可是像历史学这样需要大量知识积累的学科，以往在40岁之前几乎不可能做好准备，等储备足够了，荷尔蒙和智力都已经严重下降了

@whigzhou: 其他社会学科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类似冲击，期待~

@whigzhou: 在许多社会学科，比如历史学，较高层次上的研究，需要大量下层研究结果做支撑，而下层研究往往由枯燥乏味而艰辛的材料阅读、爬梳、汇编工作构成，这种工作，只有当你熬成博导，手下有了一大批研究生给你打杂做苦力之后，才可能展开，可是已经熬成博导的人，智力与荷尔蒙都早已过了巅峰期，没有太多创造力了，此其一，

其二，也更重要的是，熬成博导过程的枯燥乏味艰辛，很可能已经把最有才华的人过滤掉了，早早就打消了进入该学科的念头，因为他们的才华让他们可以在其他学科不必经过漫长的苦力阶段即可开始高层次研究，因为这些学科的高层研究不需要那么漫长和海量的积累，不需要大批苦力为他打杂，

不久的未来，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将可以让AI给他打杂，很早便可开始较高层次的研究，

由此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许多研究不再需要资金雄厚的机构支持，绅士科学家的时代将会复临

@whigzhou: 素食，反狩猎，反枪，反核，反帝反殖民，和平主义，支持同性婚姻，福利主义，奶嘴化教育……所有这些看似完全没关系的政治诉求，在现实中却是高度内聚的，能把这些串起来的因素，我能想到的只有阴柔化，这一点在绿党身上表现的最清楚。

@江南孤影月:漏了女权。

@whigzhou: 嗯，还有反死刑和反工业

@tuxt520:阴柔和同性恋婚姻的关系是什么？

@whigzhou: 阴柔化根本出发点就是反对传统男性角色，然后也延伸到各种让人联想到雄性力量的东西，比如枪支、核能和大型机械

@人格显示器: 阴柔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城市生活让人远离了耕作、狩猎、以及战争？

@whigzhou: 依我看，首要原因是社会的和平化，降低了战士禀赋的社会需求，其次是机械化降低了对肌肉的需求，总之，阳刚和雄性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值钱了

@tuxt520:传统男性角色也可以是同性恋啊

@whigzhou: 将古代男风等同于现代同性文化的说法很流行，但那是错误的，前者并不对婚姻和家庭构成冲击，并不挑战男性角色和雄性力量

@abada张宏兵:这些在ISIS国很推崇很值钱

@whigzhou: 没错，坏就坏在这里，当今西方物质实力如此强大，只因文化之阴柔，意志之虚弱，连几只臭虫都踩不死

@whigzhou: 1）认为某件事E不好，并认为其原因是C，不等于反对C，我当然不会反对和平化和机械化，2）指出某邪恶人群也拥有特性P，并不能驳斥『特性P是可贵的』这一论点，假如恐怖分子都爱吃肉，我们就不吃了？强奸犯都还长着鸡鸡呢不是？要反强奸就先自己割了？【这么简单的道路都需要解释，实在令人失望】

【2021-09-30】

@whigzhou: 反核果然主要是女性事业

@格林黑风:辉总更喜欢大英帝国？可我觉得大英帝国治下的全球GDP增长率和财富增长率远低于大美帝国治下的时代啊。
穷国弱国的发展限制也是大美帝国时代更加宽松。

@whigzhou: 我看不能这么比，首先金本位时代和纸币时代增长很难通过GDP之类指标进行，更一般的说，GDP这种指标只适合于短期局部比较

@whigzhou: 其次，我更关注那些影响文化/制度有机体长期健康发展的因素，而不是阶段性增长速度之类的指标。

@whigzhou: 有关如何在大跨度上比较经济水平和评估发展速度，我曾提出过一种类似于恩格尔系数的思路：算算T1时刻的中等收入者需要花掉收入的多大比例才能过上与T0时刻中等收入者相当水平的生活

@whigzhou: 比较长期发展时，有一点值得注意：从长期看，币值似乎更多的锚定于必需品，这意味着，当发展主要体现为“非必需品的交易量增加”时，以货币度量的增长率会显得更低，这样，即便全要素生产率以恒定速率提高，GDP增长也会越来越慢

@whigzhou: 就是说，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吃了更多食物、盖了更多房子、买了更多汽车时，在统计上常会表现为价格恒定、GDP提高，而当增长主要体现为人们享受了更多优质服务、去更多地方旅行、享受更方便的通信、玩了更多游戏时，在统计上更可能表现为价格降低、GDP不变

@Stimmung:那意味着旅行社、通信服务供应商、游戏制作发行etc. 的收入并没有增长，但却增加了供给。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

@whigzhou: 对啊，不然怎么会有摩尔定律

@Stimmung: （接上）ceteris paribus, 技术进步使MC曲线下移，厂商相应增加供给，直到重新达到均衡。在此过程中真实收入增加

@whigzhou: 对，但是价格指数的加权方式会自动拉低那些价格下降快的产品的权重，因而低估这些产品带来的消费增长，至于GDP绝对值是否随此过程而提高或下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无法判定

@whigzhou: 其实我们最好换个角度来看这问题：能否找出一种价格指数，使得按该指数调整的GDP能够反映“真实”消费水平？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无论如何设计价格指数，都会扭曲“真实”消费，它要么无法反映成本下降带来的消费增加，要么不得不扭曲消费者对不同消费品的价值排序，后者同样是对“真实”的偏离。

@whigzhou: 也正因此，我提倡另一种比较方法

【2021-04-08】

终于看到有人表达了和我类似的看法，下面两段摘自Robert Gordon《美国增长的起落》第一章：

本书表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人均实际GDP大大低估了任意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特殊世纪中所取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GDP遗漏了生活质量的很多方面，这些对人们十分重要。这种遗漏的产生源于GDP指标的设计而非其理论缺陷，因为GDP测度的是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包括那些对人们非常重要的非市场活动的价值。第二，即使作为衡量市场活动的指标，GDP增长也会被系统地低估，因为用于将当前货币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的不变价值美元的价格指数会高估价格增长。这一部分我们将超越实际GDP的界限拓展生活水平的概念，下一节讨论价格指数偏误的来源，最后用相关例子进行总结，说明人类活动中容易被GDP遗漏……

……因此，价格指数忽略了新产品的福利收益以及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价格降低的福利提高效应。此外，在测度已有商品的质量方面还存在“质量偏误”。在任意给定月份，大部分电视机的型号都与前一个月的相同，价格指数测度的是已有型号任意月份环比价格的变动。但是，这将忽视能够以较小价格变动提供更大屏幕或更高清晰度图像的新型号的不断引入。消费者成群地停止购买旧型号而转向新型号，但是价格指数并没有考虑到质量价格比的提高。汽车燃油效率和家电能源效率的提高，如室内空调机和烘干机等，是官方价格指数中特别显著的质量偏误来源。

决定某一时代某社会之学术活动整体面貌的首要因素是，最具天赋的万分之一人口，都被吸引到哪些学科去了，更一般而言，决定某一社会之文化面貌的首要因素是，最具天赋的万分之一人口，都被吸引到哪些领域的智力活动中去了。

【2020-06-14】

隐约感觉，各学科之间的发展可能存在某些联动关系，比如：1）一些对智力要求极高的学科，比如理论物理，若遭遇平台期，看不到取得卓著成就的前景，就会提升其他学科产生巨匠的机会，2）某些产业的一时兴旺，会将大批高人吸引到该产业和相关学科，比如金融证券业，所以当这些产业出现一段较长的萧条期时，可能也会产生类似效果。总之，虽然全球人口已70多亿，可是像冯诺伊曼这样的高人，每代也不会有多少，所以这些人的流向就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研究。

@whigzhou: 吃饭时听了会儿收音机，主持人在跟一位社会学家谈论个人私密这个话题，突然产生一个疑问：有些社交高手会不会像反间谍机构那样，对交往对象进行钡餐测试（barium meal test）？比如故意将一些或真或假的私密透露给某人，然后看看这事情是否会在圈内传开，以此测量该人的舌头长度？要是真有这种策略的话，我肯定用不上，根本记不住那么多事情。

@孤胆鹰雄芯：这种策略实际上很难测出来舌头长度，只能测出来话题传播度。比如你测试甲，但是甲只跟自己老婆私下里说了，甲并不是测试他老婆，而仅仅是枕边话，但是其实是他老婆舌头长，把话题对你们三个共同认识的人都说了出去。但你并不清楚是甲传播的还是他老婆传播的，这样仅凭这个策略是无法测试出舌头长度的。

@whigzhou: 这不是测出了甲的舌头至少不短于半个枕头嘛

@孤胆鹰雄芯:但甲万一是只跟好基友用他长于半个枕头的舌头说了枕边话，但是他基友却是守口如瓶，对别人一个字没提过，这样你反而测出来甲的舌头很短，但其实他至少长于半个枕头。

@whigzhou: 所以钡餐需要设计啊，在CIA上班也是需要动脑筋的

之前讲到的形容词问题，今天又想了一下，为何我们会那么经常的在不给出比较对象，甚至没有比较意味的情况下使用形容词呢？我想到几个理由：

1）有时当我们使用形容词时，是在跟一个默认参照物比较，这个参照物可能是事先的预期，比如当我跟饭馆招待说要一碗米饭，随后她用一只口径25厘米的碗给我端来一碗时，我自然会惊叹：好大！这种用法的问题是，不同人在不同场合的预期并不相同，差异程度取决于经历，文化背景，场所，等等，所以日常用用没问题，但需要严格性的场合就会出问题；

2）默认参照物也可能是某个类别的模式样本，比如提到鸟类，我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麻雀喜鹊鸽子之类的东西，这些是我们头脑中对鸟这个类别建立的模式样本，所以当提及的对象具体化为某个明显比它们大的东西，比如金雕或鸸鹋，就会用上『大』这个形容词，而不必显式给出比较对象，当然，这种用法同样会带来歧义，虽然模式样本的人际差异和情境依赖性可能比个人预期小一点；

3）形容词的另一项功能是表达情绪，可是情绪并不是一个连续谱，而是两极化的，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分别由不同神经/化学机制激活，虽然各自都有强弱梯度，但两者之间并没有连续过渡带，这一二分结构意味着，用来表达情绪的形容词不需要参照对象，只要激活的是正面情绪，就用好词，反之则用坏词，和上面两种情况不同，这是真正没有也不需要比较对象的用法，问题是，许多形容词并不能明确的被归入专用于事实描述还是专用于情绪表达，所以当你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火锅，而且我觉得它难吃透顶』这句逻辑上毫无毛病的话时，有人就会觉得你脑子有病；

总结：其实前两种问题都不大，最大最多的问题往往来自第三种，以及它和前两种的混淆。

@whigzhou: 最近发现越来越多自称libertarian的人在赞同universal basic income，捉急，且不论UBI在伦理上能否站住脚，也不论其长期的文化/社会后果是否可接受（这些以后有空再说），政策构想本身就幼稚的可笑。

不像福利主义者，libertarian们支持UBI的前提是它必须取代其他福利项目，而不是在福利清单上新添一项，因为他们的主要支持理由是效率，和其他有条件专项福利相比，直接发钱既方便，又很少负面激励、寻租机会和中间损耗，这些都没错。

问题是，有了UBI，其他福利项目真的能取消吗？根本不可能，你想想，比如一个人每月领2000美元，吃喝嫖赌吸花个干净，家里孩子还是营养不良，生了病照样没钱看，到时候奶妈们能看着不管？议员们会袖手不do something？岂不被良心媒体骂死？这种时候，当初推动福利制度的那些力量照样全部释放出来，一切重来一遍。

指望UBI成功取代其他福利的前提假设是，福利领取者会对自己和孩子的福利持一种负责任的建设性态度，可是，这种人在美国会怎么会成为领福利者呢？到最后你还是发现必须替他们管着钱，控制怎么花，那就和专项福利没差别。

@慕容飞宇gg:Yang 的提议并不取代其它福利项目。其实各种福利项目的开销总和与 UBI 相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UBI 取代其它福利的确是完全不可行的。

@whigzhou: 所以Yang不是libertarian啊

@whigzhou: Robin Hanson描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公众在许多问题上都反复表现出同一倾向：反对将规则执行交给一个行动准则明确的非人的自动执行机制，而偏爱由拥有相当大自由裁量权的肉人来执行，他列举了许多案例，其中有些看起来确实有点奇特（虽然总的来说我对这些现象之奇特性的评价远低于他）

@whigzhou: Hanson的解释是，人们在『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能否从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中得到好处』这一点上，表现的过度自信。依我看，这种情况或许在某些例子中存在，但作为一个普遍解释可能是不成立的，我想到的一个（可能）雷同的例子是自动武器，对自动武器的抵制好像同样强烈，但显然跟过度自信无关。

@whigzhou: 我想到的一个（可能）雷同的例子是自动武器，对自动武器的抵制好像同样强烈，但显然跟过度自信无关。

@whigzhou: 实际上，无论关切的是本方伤亡还是平民伤亡，明确内置了作战规范的自动武器都优于肉人，它至少可以避免恐慌性误杀和基于个人偏见的恶意滥杀，抵制只能基于其他理由

@whigzhou: 假如这一类比成立的话，那么此类抵制便可归为人类对『将命运交给一个非人装置』的普遍恐惧（或反感）

@研二公知苗:通用的解释可能就不存在？比如自动武器和无人驾驶都是自动，但反对者并不见得是基于相同逻辑的同一批人。

@whigzhou: 嗯，那完全可能，但如果要我找一个共同解释的话，我倾向的答案不是Hanson那个

@whigzhou: 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作者是位以各种低端体力活为生的业余作家，已经做爷爷了，三十多年来经常给媒体写文章，大多发表在地方性报纸上，他也很多次尝试给全国性大报投稿，但总是不被接受，直到2007年突然投成了两篇（分别发在纽约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上），于是信心倍增，重新努力给大报投稿，可是又连连受挫，然后他仔细琢磨投成的两篇和其他有何区别，终于发现，原来悲伤/痛苦元素是关键，于是再度抖擞精神，努力挖掘自己生活中的悲苦经历，恰好那几年金融危机也真给他添了不少烦恼，由此大发神威，连发多篇热稿，然而不幸的是，作者是个本性十分乐观、自我幸福感也挺强的人，没多久便发现再也挖不出什么悲情料了，而且他也不喜欢装/卖悲情。

当然，你可能觉得他琢磨出的要点只是个无从验证的猜测，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戏剧性的从相反方向印证了他的猜测，上个月他在Quillette上发了篇文章写自己在一个亚马逊仓库做搬运工的经历，说这份工作给他的感觉很好，很愉快很满足，于是就炸锅了，媒体和社交网评论中一片咒骂嘲讽声讨，说他舔资本家屁股。

这件事情很好的揭示了当代进步主义者看待穷人的真实心态：你们这批下等人竟然敢说自己过得挺好？竟然宣称不需要我们的拯救？这还让我们怎么做菩萨？

@自立军人士:同理，艺术片似乎总是跟惨相联系

@whigzhou: 问题是，这条对中上阶层并不成立，正如作者在文章开头列举的，各种上等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如何有趣有意义有成就感的文章多的是，唯独工人阶级不能这么说，工人阶级必须等待拯救，不许擅自幸福

自行车的发明历史好像比汽车更有趣，因为没有一个现成的模仿对象（不像汽车有四轮马车作为原型起点），所以早期设计思路五花八门，而且方向似乎都被马车带歪了（就像飞行器的早期构思都被鸟类的扑翼带歪了），前后二轮结构是个大突破，但最初对其平衡性好像也没信心，所以连踏板都没有，是靠双脚摩擦地面推动的……

@whigzhou: 最近我发现有两对概念真是太有用了，用它们可以贯通许许多多貌似无关的问题，它们是：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vs 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对抗性资源（rivalrous resource） vs 非对抗性资源（non-rivalrous resource），而且这两对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密切但不容易察觉的关系，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察觉这一关系的人。

@会飞是生理缺陷：排他性既与物品本身性质有关，也与法律制度有关。但竞用性只与物品本身属性有关，例：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无线电波总是非竞用的，饼干总是竞用的。由于显性知识是可复制的，所以它是非竞用的；由于默会知识难以复制，所以它是竞用的。（没搜到前人观点，猜测，不知是否对）

@whigzhou: [good]

@whigzhou: 而且竞用性这个译法更好

@慕容飞宇gg:没看懂。为什么默会知识是竞用的？

@whigzhou: 因为默会知识（按定义）无法经语言或其他符号化表达工具在个体间传播，只能在保有者的指导下，在特定情境下，通过交互、参与、练习等方式传授，因而该知识的每一次利用或传授，都需要占用其保有者的时间和精力，故而是竞用的

@whigzhou: 通俗说，看说明书就能学会的技能，包含的是显性知识，只有手把手教才学的会的技能，包含的是默会知识

@倪亦明不是倪匡:那些看说明书学不会，手把手教能学会，通过多媒体教学也能学会的知识/技能应该算哪一类呢？

@whigzhou: 应该还算默会知识，只是新技术消除了其竞用性，不过，默会-显性是一个连续维度，不是截然二分，能通过看视频/多媒体教程而学会的，默会程度不如需要手把手教的那些

@whigzhou: 其实，即便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用文字写下来的知识（这是显性知识的定义），显性程度也极为不同，从含混模糊的日常口语表述，到（人类学里常见的）包含大量数据的相对精确表述，到（经济学里常见的）以数学模型为框架添进大量松散内容，再到可运行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程序，显性化程度是大不一样的

鸡吃东西的方式有三种，1）啄，2）吞，3）甩，第一种用来吃小颗粒食物，后两种用于对付大块食物，第三种比较特别，之所以需要甩，是因为它们既不会像猛禽那样踩住食物，也不会像鹦鹉那样抓住（或叉住）食物，于是只好利用加速度和惯性来撕开大块食物，据我观察，可能地栖性强的鸟类都不会用爪子来辅助进食（无论是踩还是抓），这或许是为获得更适合地面行走的下肢结构而付出的代价，甩法进食比较麻烦，而且会造成丢失，不过鸡找回甩出的每个碎片的能力非常出色，鲜有浪费，实践中，鸡会按如下条件分支来来决定特定情形下执行何种进食策略：

1）若食物都是小颗粒的，啄，啄击频率似乎与颗粒数量有关，

2）若是单一大块，叼起来跑到最无打扰的进食地点，用甩法开吃，此时它常会因不能迅速断定哪个才是最佳地点而纠结不已，慌张乱窜，即便周围其实没有任何潜在对手，

3）若是单一大块加少量小颗粒，同2，

4）若是多个大块，或一个大块加若干中小块或众多不太小的颗粒，则首先尝试吞食大块，再啄食小块和颗粒，问题是吞食并不总是能成功，此时它又会变得极为慌张，既纠结于叼起跑和就地吃这两个选项之间，也纠结于再次尝试吞咽和改成甩法这两个选项之间（我觉得鸡的neuroticism得分应该会很高）。

【2020-07-17】

啄木鸟解决食物分离问题的一种办法是：在树干上啄出一个垂直V型槽，把松果球嵌在槽内，再用喙啄出松子。

@各色人类研究中心 “文字不只是表达想法的介质，更是重塑思想的工具。”如果你也认同这句话，你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各色DNA# 创始人郭婷婷要给你讲的「书写如何改变了她的人生」的故事

@whigzhou: 我的切身体会是，写不清楚其实就是还没想清楚，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次数太多了，许多问题曾经以为已经想的很明白了，一动手写才发现根本还没通嘛

@whigzhou: 这话题让我想起所谓的梦中灵感，传说中的梦中灵感应该是有的，我相信自己也体验过几次，我体验更多的是清晨灵感，就是处于将醒未醒迷迷糊糊状态时出现的灵感，这些状态中思维似乎特别活跃灵动，一些思考已久的问题突然涌出来，然后唤起各种相关事实、线索、理由、论据、论辩，并以一种极为流畅的方式滔滔不绝而出，而且似乎是有声的，朦胧中仿佛在听另一个自己以略带激昂的语调发表演说……

这种体验非常美妙，但真正结出的果实其实很少，当你试图把它写下来时，往往很快就发现它一文不值。（我不否认极个别案例中我确实有所收获）

在梦境中，大脑的逻辑检查装置大概是关闭的，所以才会那么奔涌流畅，铿锵激昂，清晨朦胧中，逻辑检查或许稍稍开启了一点，此时的意识流因而不像梦境那么荒诞，清醒时的思考受逻辑的约束大概更多一点，但是跟写作相比，还是差得太远了。

和语音相比，文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接收端（读者）不受串行性和实时性要求的约束，可任意放慢速度来仔细核查逻辑，还可不顾文本流顺序而左右前后反复交叉核查，还可中途停顿去寻找第三方信息参照，逻辑约束的强度不可同日而语。

@tertio:这个状态的作用可能是：在一片看似无意义的混沌之中建立拼图的大模样，启发灵感，寻找方向，这个功能跟逻辑推理通不通关系不大，更像是模式的涌现过程。当然这种灵感的淘汰率也很高。即使这样，这个过程还是挺重要的，它不止会在做梦的时候发生，平时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伴随这个过程

@whigzhou: 嗯是

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可能存在一些误解，特别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英美人可能因缺乏直接经验而对集体主义有些错误看法，据我观察：

1）集体主义不是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中家族内、亲属间、邻里间互惠义务确实更强，但互惠关系可以是非常功利甚至势利的，充满算计、利用和欺骗，依我看，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更自私，更少利他行为，

2）集体主义不会带来群体成员间和睦友爱，集体主义的要点是阻止形成清晰的个人权利与责任边界，水浑好摸鱼，爬的高的螃蟹要把它拉下来，这种环境当然不会酝酿友爱，

3）集体主义不会加强共同体凝聚力，更强的相互义务不是更好的共同体粘结剂，而只是把众多个体关在一个螃蟹篓里而已，

4）集体主义不是爱国主义，英美人最个人主义，也最爱国。

最近在朋友家里看了一会儿EuroVision，之前竟不知道有这比赛，据说在澳洲还挺受欢迎，不知是不是因为近些年也开始有澳洲歌手参赛的缘故，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我听到的那四五位歌手，全部是用英语演唱的，尽管我对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前景早已确信无疑，但发展这么快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查了一下，我的采样并未偏离常态：

Since the language rule was abolished in 1999, songs in English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2016, all but three out of 36 semi-finalists had songs in English, with only tw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nd Northen Macedonia) performing song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s, as Austria sent a song in French. In the final, all but three out of 26 contestants had songs in English.

而且从主办方多次改变语言规则的情形看，非英语国家的歌手用英语唱是不受鼓励的，曾两度被规则禁止，最终解禁看来是顺应大众需要而迫不得已。

从更详细的数据看，自从1999年规则改变之后，英语几乎一统天下。

@不是倪匡: 突然想起了以前輝總提過的“雪球隱喻”。

@whigzhou: 呵呵，重读右边这帖子，我发现当时并没有真正说清楚雪球隐喻的要点所在（都怪没人进一步追问我）

@whigzhou: 我提出雪球隐喻的宗旨，是为了回应环境决定论、遗传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之类的无谓帽子和错误二分法，该隐喻的要点是，随着行为主体的复杂度提升，行为表现中环境影响的成分逐渐降低，主体本身特性的影响逐渐提高，也就是说，对于好奇的外部观察者，若要理解主体的行为模式，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须更多关注其自身特性，这是个渐变过程，没有二分，也没有固定的影响比例。

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从一颗钢珠开始，当我们考察一颗均质实心刚性浑圆的钢珠的运动规律（无论是自由下落，抛掷，斜坡滑落等）时，所考虑的几乎全部是外部条件（除了钢珠质量），此时，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我们持有一种高度环境决定论的立场。

现在把均质性这个条件去掉，钢珠各部位比重不同，于是观察者需要了解各部位比重如何不同，才能有效预测其运动轨迹。

再把实心这个条件去掉，空心钢球里套了一颗自由活动的小钢珠，轨迹会如何不同呢？

那么，若是将里面的小钢珠换成一个陀螺仪呢？或一个基于弹簧的储能机构呢？再加上一个指南针呢？

不难看出，随着钢珠内部结构的复杂化，观察者在预测其运动轨迹时所需要关注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来自运动主体的自身特性，用蹩脚的术语说就是，这位观察者越来越倾向于『特性决定论』（在行为科学中的对应物就是基因决定论）了，可是很明显，这种『某某决定论』的说法是很不得要领的，徒增误解和混乱。

@whigzhou: 哦，突然想起来，我好想在某次读者见面会上试图说明这一观点，原话忘了，大意是，当我们比较因纽特人和科伊桑人的行为模式时，生态环境将是重要考虑，可是当我们比较当代澳洲人和阿根廷人的行为模式时，可能很少需要提到生态条件，之所以有这差别，便是因为后一对雪球已滚得非常大，远大于前一对。

@whigzhou: 所以，即便同一位人类学家，在分析这两组文化时，可能首先被指责为环境决定论者，然后又被指责为文化决定论者，可见这两顶帽子都不得要领

@whigzhou: 早先听一位生物学家（忘了是谁）说过威尔逊是他见过最讨厌的人，现在知道原因了，他是南方人，浸礼会教徒，后来虽然宗教热情消退，但始终未放弃基督徒身份，并且认为宗教信仰和科学追求并非不可调和，虽然没明说，但从字里行间看，他在政治上显然也是偏向保守派的，这样的人在波士顿圈子里被讨厌太正常了。

@winternight39:所以说辉总也认可这种教育方式吗？

@whigzhou: 难道我又无意间暗示了什么言下之意？

@whigzhou: 我在这事情上没有强烈的看法，我相信存在许多种好的教养方式，适合不同的孩子，我也相信存在许多种坏的教养方式，而且多数孩子不会被它们害得太惨

@whigzhou: 有一种啰嗦可能是被读者逼出来的，仅仅为了预先澄清你并没有某种言下之意，澄清所需篇幅取决于你能遇见到的可能被揣摩的言下之意有多少种，有时该数值会很大。 ​​​​

@不是倪匡: 喜欢猜测言下之意似乎倒不是从小接受“作者这么说想表达什么观点”训练的某国人所特有的。我猜这大概可以算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共有的一种模因(meme)，最初可能是这样的:善于猜测他人言下之意的人更容易在社交生活中如鱼得水。

@whigzhou: 关键在于特定问题情境下假阴性与假阳性的得失比差异

@whigzhou: 依我看，这一差异是领域特异的，某些问题情境下，人们会降低检测阈值，因为相比误读的代价，错过的代价太高，这有点类似于沃森测试所揭示的那种逻辑敏感度的领域特异性

@whigzhou: 因为是领域特异的，所以也是生态位特异的，因为处于不同生态位的个体所面临的高频或重大问题的领域各不相同

@whigzhou: 进而，因为是生态位特异的，所以也确实有可能会存在一点点文化差异，因为不同文化的平行生态位为此类倾向提供了不同的训练环境

@whigzhou: 举个具体点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比如你是一位A股股民，新闻联播和各种红头文件是你的重要信息源，为了从这些充斥套话的材料中读出一点点 苗头，你必须将揣摩言下之意的阈值调得极低，长期处于这样的训练环境中，你可能会更习惯于采用低阈值策略，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觉得，某些文化确实对个体采用低阈值策略施加了更大压力（或诱惑），至少在某类情境或某些生态位下。

抱歉，作者已设置仅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 ​​​​

连我这个川黑都受不了你们这么瞎说，疯狂换血？奥巴马第二任期留出的空缺，换作任何共和党人当选总统，且本党控制着参院，哪个不会努力填上？

指望通过换法官来为『以行政令治国路线』开绿灯，脑筋搭错的川普或许会这么想，跟着这么信就好笑了，Gorsuch上座没多久就在Sessions v. Dimaya里做出了让川普失望的判决，你们也太小看美国法官的独立性了

走蛙们常常基于他们所熟知的走井环境来假想美国的政治机制，然后做出各种非常离谱的评论，我提名的法官一定会听我的，和我同党的参议员一定会批准我的提名，我都当上大总统了，还有啥事干不成，州长比总统小，全得乖乖听我的……，诸如此类，

靠换法官来为以行政令治国之道开绿灯，这种念头恐怕川普都想不出，

不过在另一件事情上，他倒确实有类似念头，那就是美联储，联储现在正好有两个空缺，川普是很想往里塞亲信来推行低利率高通胀政策的，可惜参院共和党不是应声虫啊，川普早先提名的两位候选人Marvin Goodfriend和Nellie Liang一直被晾着，既没听证也不表决， 后来提名的两位Stephen Moore和Herman Cain更是太离谱，而保守派智库也不是应声虫啊，一片嘘，AEI连发五六篇文章说Moore和Cain太不靠谱，结果这两位也都自打退堂鼓，所以这两个位置到现在还空着，已经分别空了9个和17个月了，这是走蛙理解不了的美国。

话说，提名Stephen Moore进联储这事情有多不靠谱呢，且不论他没有任何货币/银行专业背景，问题在于，他原本是个金本位主义者，晚至2014年还在提倡金本位，可是，自从变身川普狗之后，却使劲应和川普的通胀政策，施压联储降息，参院要是连这样的投机分子都接受，那还真是应声虫了

@密西西比量子猪 贫穷最大的问题是缺钱[喵喵] 女士提问弗里德曼，美国贫穷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怎么办。弗里德曼创造的一套负所得税,已经提上国会。但政客要捆绑上其他福利如住房补贴这些，弗里德曼死活不同意，最后一拍两散撤掉提案，留下一句名言穷人只是缺钱[doge]
弗里德曼强调种种的其他补贴只会导致腐败和低效率，唯一可行的是算清楚要补的钱，越贫穷的人越要有自己选择之权利

@密西西比量子猪：#ECON101# 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比如负所得税率为50%，三口之家年收入保障数为1万美金，一分钱收入都没有的话，政府就补贴（1万-0）*50%=5千。要是实际收入为5千，政府就补你2500，你的总收入就成了7500，依次类推，收入过1万就无补贴。

@whigzhou: 相比其他福利政策，负所得税方案可能是效率最高的，然而其激励效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whigzhou: 1968-80年之间美国曾在相当大规模上做过这样的实验，涉及一万多家庭，在三到五年实验期中，与控制组相比，受助夫妻中丈夫工作小时数降低7%，妻子降低20%，未婚男青年降低43%，且这些降低与受教育无关，与此同时，婚姻破裂率提高36-84%，参见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第11章

@whigzhou: 对就业倾向的激励效果在另一个指标上表现的更直接，与控制组相比，从失业到再就业之间的延迟，丈夫们提高了27%，妻子们42%，单身母亲们60%

@whigzhou: 所以说，福利政策的最大坏处不是它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也不是它创造的官僚机器和腐败机会，而是通过负面激励坑害受援群体。 ​​​​

@细雨润石：不，正因为认识到人群的多样性、经济基础对个人发展的正反馈机制，和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所以福利才成为高中低收入者共同的选项。而反对福利者，要么认识不到，要么缺乏共情能力，要么仅仅是借反福利立场以证明自己不是最弱的弱鸡（实际上是刚刚摆脱贫困的自私鬼）。

@whigzhou: 是啊，共情能力健全者一般都乐见穷人没工作，家庭破裂，16岁怀孕，孩子没爹，课堂骂老师，街头吃枪子

@StimmungtheMad:所以说UBI 就是好

@whigzhou: UBI比NIT激励效果略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UBI避免了『越工作钱越少』的情况，但没避免『不工作照样有吃有喝有妞泡』的情况，而奉行『只要有吃有喝有妞泡就绝不工作』的人并不少，而且其规模会随这一条件的持续成立而增长

对夜猫子的一种解释是，他们的生理节律（表现在体温波动上）的自然周期长于24小时，所以总是倾向于将上床时间往后拖，没拖的更晚只是因外部条件所限，这说法跟我的个人经验相符，我曾很多次把起床时间提早到五点，然后慢慢往后滑，直到被另一个外部需要打断，节律周期长度的个体差异据说还不小，最短只有16小时，最长则达50小时，为何不向24小时趋近呢？我猜，或许和早期人类的战争模式有关，那时最流行的战术是黎明伏击。

【2019-05-15】

原来我这个猜想叫哨兵假说（sentinel hypothesis），相关论文还不少，例：Chronotype variation drives night-time sentinel-like behaviour in hunter–gatherers

可惜这些田野研究的对象都是Hadza人，若换作几十年前的新几内亚高地人会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