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如果仅仅产生了有害的后果，那倒简单明了。但是，要把其中有益的个案，与那些有害的个案联系起来，告诉人们，为了避免这些有害案例，必须放弃冒进想法，并付出失去有益个案发生可能性的代价，就很困难了。

权利边界“应该”由博弈而来集体信念划定，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由于集体信念是一个外在对象，这一道德哲学观，给伦理直觉的参与留下的空间很小。

在权利边界已经明确，即集体信念已经形成的领域，我赞同，激进的态度是不恰当的，应为当下的集体信念是比未来的集体信念更可靠的依据。

然而，在权利边界未明确的领域，对于保守者，这一道德哲学观完全不提供依据。既然集体信念还未形成，权利边界“应该”怎样划定，需要另寻伦理依据。
相反，对于激进者，这一道德哲学观提供了最底层的依据：权利边界“应该”按照符合集体信念未来变化方向的方式划定。虽然对未来变化的看法，恐怕不同的人很难达成一致，但它本身提供了一个相当客观化的依据。

实际上，不同的人关于未来的判断，可能已经运用了个人的伦理直觉。例如，如果他认为在大街上敲鼓是合理的，那么他可能会判断集体信念会容忍大街上的鼓手。但是，这个依据提供了具有不同伦理直觉的人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无论认为敲鼓合理或附近居民区的宁静合理，如果他赞同上述底层依据，那么，就可以通过诸如“其他社区有多大比例是这样划定边界的”“在一个类似的问题上人们是那样划定边界的”的理由，这个社区将更有可能这样划定边界。

如果不采用上述依据，具有不同的伦理直觉的人，又凭借什么，去说服对方？或者说，在未定领域，道德哲学的诸多原则之中，最基本的一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