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只是利用这一心理和文化基础，将其引向了新的身份符号和认同范围。

我在两篇旧文里曾谈到过这一问题：
世界杯: 民族激情的焚烧炉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720.html
各种集体主义是否有共同的心理基础？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715.html

后晋等五代政权，第一代上层固然是少文武夫，但第二代都是明显汉化（可见唐明宗之子李从荣好作诗），而且人数太少，不足以改变整个国家汉人居多，主导民风的格局（如安叔千不识字，被耻笑为没字碑。如新五代史晋家人传，废帝与太后被迁入北方一路之遭遇，是典型的汉人。最重要明证是语言仍是古语，足见汉人居多。元初盖因蒙古无差别的大屠杀，北方人大减，致使古语消失。）。

举更草根化的例子。
《北梦琐言》“唐大中初,卢携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彗,盖短舌也。”现携彗两字北音完全不同，粤语正同韵（闽语、客家语也应是），声母也正是文中所说短舌，现代北方人要说此两字，正与卢携相反，读携音更容易，彗音入声浓，北人难说准。

《资治通鉴》宋纪十二
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帝入庙，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数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恶，但末年不免儿斫去头。”指世祖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画工令齄之。
《北梦琐言》卷四
梁祖以其有庄墅，必藉牛，乃问曰：“庄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识得有牛。”意是无牛，以时俗语“不识得有”对之。梁祖大怒，曰：“岂有人不识牛，谓我是村夫即识牛，渠则不识。如此轻薄，何由可奈！”几至不测。
渠正是粤语佢，宋元笔记仍保留，例太多，即千年不变。

语言是最常用最易被忽视的例子，兹举较明显的物质层面的例子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三十九
“古人精神之活泼，远过后人； 其魄力之伟大，尤非后春所可比。即如上元灯火，其布景之奇丽、高远、宏大，在唐代固绝后人，即宋时亦非今人所能办。……”详文就不再列举，以日本各地的灯火祭为参考，将之规模放大一倍以上，庶几可现唐宋风范。

又如建筑目前国内山西芮城之永乐宫，可见唐宋之雍容典雅。但与日本建筑一比，例如东大寺比，规模就不在一个档次。东大寺为宋人援建，与唐宫殿多筑台相比，规模又不在一档次了。汉唐之宫殿之壮伟，除了金字塔外，估计没什么建筑比得上，西方教堂之类大概只能从高度比一比，但宏大、美观、功能应无法相提并论。明清建筑与前代比，属不入流。

精神层面，如契丹灭后晋，叹中国人难治，即当时民风强悍，不是今天事不关凡的弱鸡待宰样。服饰衣冠明末清初人已感伤过了，就不提了。

总之，汉文化不是一块铁板，因时代而不同，今天所说的古文化其实多是明清余烬，不足为汉文化之代表。

创造傲于世界汉文化的汉人与现代汉人是两码事。君臣之道失于东晋末，武勇失于宋初，古汉语失于元初，物质文明失于明初，以战国一百分计，现今中国人只能打五分，未失的是汉字与典籍，还有枯木逢春的机会。

古汉语方言的差异应远小于现代，两晋南北朝隔绝几百年后，隋唐初编韵书综参南北，仍偏于南方，以南方为正统，且韵书与史籍所载用词用音多与粤语类以。唐代宦官多闽人，也未见记其语言特别之处，只见朱温灭宦官后不令福建再上贡闽人所嗜之橄榄子。以粤闽两地之偏，长达千年时间不见其与中原交流的大障碍，可见古汉语音之差别小于现代，稳定性也强于现代。盖类于现日本国内的方言差异，以日本人听来的方言差异，还不如中国一个方言区内的差别大。

美国的共同认同似乎更依赖于本身历史上地理上的扩张是逐步的，由原有地区的居民拓展到新的地区。更接近于模式的横向复制。这和欧元区产生的方式太不同了。
那些在已经文化认同成型的地区建立新的认同，可能英联邦是个更好的例子